從大戰略上回看，侵華日軍犯了哪些影響全盤的錯誤？
比如佔領宜昌之後是否該直入重慶，不該分兵南洋。比如不改扶植汪偽。
侵華的最高目標是什麼？軍部那幫人到戰敗為止都沒想明白這個問題，連基本的政治目標都沒有明確，那還談什麼大戰略。
第一、如果侵華的目標是徹底滅亡中國，那麼除此以外的任何利益都是可以拿來商談的。滿洲利益是可以蘇日均沾的，在穩定中國局勢前徹底放棄對南洋的野心，一切外交努力都以斷絕中國外援為最高指導方針，軍事上的主要精力投入大陸，大規模訓練和啟用偽軍。
第二、如果侵華的目標是為了保住滿洲和台灣的既有利益或者長期維持中國的分裂狀態，那麼根本就不該爆發全面戰爭，喊出「三月亡華」更是腦殘至極，相當於把中國所有的政治勢力全部推到對立面。正確的作法應該是不斷挑動國民政府新軍閥間的內戰，同時官方層面以「反共」為名保持和國民黨右翼反動勢力某種程度上的合作以維持國共間的長期對立。
第三、如果侵華的目標是為了給南進和北上提供一個安全的後方，那麼不要說全面侵華，連「九一八」是否發動都值得商榷，對於貧乏的、缺乏工業的民國，正常貿易所得比直接明搶對日本來說效率更高。而無論北上攻蘇還是南下功美，以國民政府的膽量，大局未明前都只會維持土耳其似的中立，而出於意思形態和民族情感，中國各方勢力都有不少會選擇對日方維持善意。
那歷史上日本又是怎麼做的呢？它一開始想要擴大在華利益和維持中國的分裂狀態，扶持新軍閥；繼而選擇徹底滅亡中國，把彼此間原本混戰不休的新軍閥、國共兩黨全部推入一個戰壕；然後在大陸戰場面臨一定的僵持後，不是繼續增兵關內，反而在東北挑釁毛子結果被揍得鼻青臉腫；繼而覺得歐戰爆發後南洋似乎有利可圖，意欲從大陸脫身和國民黨和談，卻又不捨得自己搶來的瓶瓶罐罐，於是建立了汪偽政府，結果卻徹底激怒了光頭，和談徹底無望；隨後發覺戰敗後的法國似乎軟弱可欺，又把手伸到越南和泰國，刺激了一向視東南亞為自己勢力範圍的英美。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似乎贏得了一場又一場勝利，搶來了一塊又一塊土地，然而它沒能在任何一個方向取得徹底的勝利，反而激怒和得罪了它身邊全部的勢力，這種拉仇恨的水平連第三帝國都自愧不如。
事實上，日本並非是執著於一個目標太過才失敗，而恰恰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最高目標，僅僅是靠著野狗搶食一般的本能想要謀取自己短期所能看到的所有利益，不懂有舍才有得，靠有限的國力卻想在事實上完成n個大的戰略目標，而這些目標又互相衝突，這種連17世紀的滿族同胞都不如的大局觀和謀略水平，最後又焉能不敗？
歸根結底，大正時代的泡沫破裂以後，千萬小資們既然拿不出埋葬官僚門閥體制的決心，那麼上升的唯一途徑就只剩下選拔體制還算公平的軍隊一途，藤原老爺們也樂見禍水外引。在這種上下一體的集體性軍國主義浪潮中，任何理性的戰略決策都只能為國內的政治需求讓路，最後的結局也在預料之中——生於不義，死於恥辱。
日本的病從明治維新就落下了。
明治維新沒有根除階級，而是弄出了皇族、華族、士族、平民的這種奇怪的分類，階層矛盾擴大，社會分化嚴重，各階層鎖死，很多年輕人只能進軍隊圖升遷。軍隊內部一樣，華族的存在擠壓了平民軍官的生存空間，致使軍隊內部形成了階層分化，許多優秀人才被埋沒在中下級。
且華族作為權貴，家族的影響力超越中樞對他們的影響力，讓這些權貴有了無視中樞的本錢，也就間接導致了日本暴走的關鍵事件：「西鄉大暴走」，西鄉從道敢違抗命令和上面叫板，無非就是因為他背後有西鄉家雄厚的政治資本撐腰，而這種行為直接導致了暴走日本的功利主義，即，只看結果，不看過程。如果當時不是擁有深厚背景的西鄉從道，日本只要處理一下他，就能大大的壓制後來全面暴走的下克上風氣。
石原莞爾這一批被壓制的中下層精英處心積慮的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很難說沒有一種士族對華族挑釁的味道在裡面，參與九一八的軍官中無一華族出身。畢竟許多下層軍官需要用戰功干挺華族才能保護自己的家庭，「為了讓妹妹不要被賣進妓院而戰」絕非危言聳聽，這也是後來日本唯戰功至上思想的源頭。當然他們的行為讓日本的失控完全爆發，如果說西鄉時代的暴走，還是一種「唯結果論」，到了石原莞爾時代，就已經演變成了一種「上面的人都是傻逼，老子比上面的人聰明多了」的錯覺。
不可否認的是，石原莞爾確實是當時日本最牛逼的戰略家，但是他留下的手尾直接摧垮了整個日本的組織力，從九一八開始，日本國內下克上再無顧及，而且不管什麼腦殘都玩這一出，各種「天誅國賊」，把上層試圖干涉的努力全都化為烏有。
這個時候的日本就像是一輛剎車壞了的車，司機已經懵逼了，乘客卻還興奮的大呼小叫，只能沿著路玩命的往前狂飆，什麼戰略都救不了他們了。
這之後，陸軍的馬鹿和海軍的馬鹿互相比戰功，哪裡跑出來的雜碎都想著青史留名，北面陸軍敢七七事變，海軍就不甘落後去搞上海，直接導致了日軍整體大戰略上的被動，本來複制蒙古方式，西取閻錫山，圖四川，夾攻江南這麼打能把中國打的沒脾氣，被逼得不得不變成了從東向西的推進，還一廂情願的想「支那人怎麼還不投降？」
陸軍內部還有各種分歧，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特別聰明，和我想法不一樣的都是傻逼。今天這個說要干挺中國，明天那個說我們打到哪哪就收手，結果四處出擊，毫無重點，戰線拉的老長，中期開始根本沒有推進力，也就是國軍太渣了，才被一直摁著揍。後期不管不顧瘋狂收編偽軍，還沒有系統的管理，一點沒把佔領區的戰爭潛力利用上，反倒是拖累了整體的部署。
李宗仁：八年抗戰敵我優劣之檢討
（一）今先從敵人說起：
日本侵華戰爭的基本錯誤便是「企圖征服中國」，本身便是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侵華一直是它的基本國策。此種國策的奠定，可能有兩種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日本目擊西方列強由於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強，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對中國的錯覺。
日本人一向把中國看成一個無可救藥的古老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是重文輕武，是教育落後，統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長期貧弱，不可與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國被國內的少數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滿洲。滿、蒙二族尚且統治中國，況日本乎？！殊不知日本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時至二十世紀中葉，全球所有被壓迫民族獨立圖存的風氣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國主義且已日益式微，繼起的日本焉能後來居上？所以日本開明之士說，日本侵略中國，無異吞下一顆定時炸彈。再者，日本認為中國是古老文化，不堪一擊，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從中國傳去的，最近才受西風東漸的影響而從事維新。中國也正以同樣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識逐日提高。不過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改革起來沒有日本那樣迅速有效罷了。惡可視為無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華為國策，田中義一併認為征服中國為征服世界的階梯。但是日本究系島國，民族眼光短視，胸襟狹隘，政治、軍事領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無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們侵華的方式，是蠶食而不是鯨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沒勇氣承認對華戰事為「侵略」，卻硬說是「事變」，而且這些「事變」的製造，又是毫無計劃的盲目行動。例如瀋陽「事變」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數中下級軍官搞起來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後關東軍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隨少壯派軍人之後，為其越軌行為作辯護。此實非文明國家應有的現象，然日人行之，不以為怪。
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盧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國地廣人密，日軍一個師團、一個師團地開入中國，正如把醬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醬油滴完，為水吸收於無形而後已。日本人便是這樣一滴滴地，滴進了六、七十個師團在中國大陸，但是還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斃。
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盧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迴，佔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佔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佔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即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佔領中國各重要都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
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只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面貌，恐將完全兩樣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鑄成大錯，而其小規模局部戰略運用錯誤亦復如出一轍。盧溝橋事變後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備，不宣而戰，瞬息即擊破我華北的駐軍。如果乘勝跟蹤窮追，使我政府無喘息的餘暇，佔領東西交通動脈的隴海路，進迫武漢、南京，截斷長江運輸，則京、滬不攻自破。日軍有此天與的良機而不取，竟將其主力軍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曠日持久，作繭自縛。雖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前鋒勉強一度進至黃河北岸，然而南望風陵渡，面對洶洶巨浪，何能飛渡？其後雖把主力軍抽出，南下圍攻徐州，西進攻佔開封，企圖席捲豫、皖產糧區域，卻又被黃河決堤泛濫所阻。逼不得已，乃轉循長江西侵。因兩岸地形複雜，進展甚緩。到佔領武漢，已成強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國歷史上元、清兩代入關，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臨下之勢，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軍的支援，違背傳統戰略有利條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敗固可預卜。
日本之所以在戰爭初期不這樣做的道理，一則或許由於無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以及氣魄雄偉的戰略家，他們相信我們不會長期抵抗，南京、武漢失守之後便要投降了。再則是他們本國之內可能亦有掣肘之處，軍閥未能隨心所欲。關於此點，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們當可提出極詳盡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來侵略，則又何必搞此無結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註定日本必敗的兩項重要因素。
至於日本軍隊的長處，那也確是說不盡的。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級將領之中雖乏出色戰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則上，絕少發生重大錯誤。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這些都是日本軍人的長處。不過如果一個國家的大政方針的出發點已錯，則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況「兵凶戰危」，古有明訓，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憑了一點武士道精神，動輒以窮兵黷武相向，終於玩火自焚，豈不是理所當然嗎？
(二)
我方部隊亦有若干優點足以一述。第一，我們是以哀兵作戰，為著保家衛國，與入侵強寇火拚。所以抗戰初期，士氣的悲壯實亘古所未有。語云「一個拚命，萬人難當」，何況我們全國奮起，和敵人拚命？再者，在本土之內與深入的外族作戰，實具備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條件。同仇敵愾，到處得到人民幫助，隨處可以補給，敵人的情形，適得其反。故我軍裝備雖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鄉村，反可利用游擊戰來困擾敵人，不象敵人的機械化配備，一離開交通線便運用不靈。我軍還有一最大優點便是吃苦耐勞，在任何惡劣條件下，都可繼續作戰。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數優點之外，其缺點亦復不少。例如官兵未受嚴格訓練，軍紀廢弛，戰鬥力薄弱。因軍隊傷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處派員抓兵，闔閭騷然。新兵未經訓練，即倉卒開赴前線應戰，無異驅羊以喂虎口。糧餉待遇既微，致士兵恆苦營養不良，骨瘦如柴。醫生、藥品均極缺乏，受傷患病官兵境遇之慘，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戰前，日人視中國軍隊如無物，亦不為無因。
至於中央政府政治、軍事措施的乖謬，更是數之不荊若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則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說起。
老實說，抗戰前乃至抗戰期中，我們的中央政府實在沒有具備任何足以與外族作戰的條件。
自北伐完成後，中央政府中，事實上是蔣先生一人當國。
由於他蓄意排除異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黨政軍系統，因此引致內戰頻仍，兵連禍結。中央當局為政既不以德，則中國真正統一便永遠不能完成，為應付這一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蔣先生在中央各部門，及其權力能到達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設事。不是用人唯材，勵精圖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來拉攏親蔣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徹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與各項建設，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貫徹的各剩桂、粵、晉、川、滇等省曾與中央有過對立或隔閡，姑且不論，即以與中央比較接近的魯、湘二省為例，亦可見一斑。
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系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行伍出身，僅略識之無，政治觀念的落後更不必言。所以韓氏為一省之長，可說是條件不夠。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鍵，原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軍軍長。為人圓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於粵、桂、黔之間，可作緩衝，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舊，對政治尤屬外行。然韓、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統中人，對中央僅作有限度的服從，平時與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國內有紛爭，他二人的態度均甚模稜。因而中央對湘、魯兩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韓、何二人在抗戰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韓、何雖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無甚更動，黨政軍之間頗少磨擦，因而湘、魯兩省的治安亦差強人意，共產黨無法生根。省內政治、經濟設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觀。因中國積弱太久，當政者不論賢與不肖，只要給以機會，他們總會為國家、人民作點建設事業。所謂「積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進，速度雖慢，猶勝於一曝十寒。
反看對中央政令貫徹最力的豫、鄂、皖、贛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國十八年到抗戰開始，七年之間竟五易主席(計有夏斗寅、何成#F、楊永泰、張群、黃紹竑)。湖北可說是我國各省中先天條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輻輳，物產豐饒。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說是當時政壇上第一流的人物，為蔣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內，湖北省內可說是貪污成風，建設毫無，軍隊雲集，而紅軍仍肆意流竄，成為國內最糟省份之一。抗戰以前，鄂東、鄂北是武漢兩道門戶，甚至連一條公路都沒有，其他建設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治安，則更不必說了。鄂東的豫、鄂、皖邊區早成為共產黨張國燾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則為賀龍、蕭克所盤據。滋長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與鄂省當局均束手無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亂與貪污的盛行，戰前實鮮有其匹。但是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省政的不安定。我國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軌，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長一更動，則廳、處長、行政專員、縣長全盤更動，甚至事務人員也都徹頭徹尾換掉。故一省首長如頻頻調換，則全省上下公務人員，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機會，便大撈一筆，愈速愈妙，以免錯過。從政人員志在貪污，則省政便不可復問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戰前七年之內，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況之糟亦與湖北相埒。蔣先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國事當事做，而把政府職位作酬庸，以市私恩。這樣，國家政治豈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張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蔣先生朝夕諮詢的智囊，他們雖當了省主席，卻經常不在省府辦公，「主席」只是掛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為代理人的，當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蔣先生統治下的「中央集權制」，事實上是「包而不辦制」。如果他肯放手讓地方當局去從事興革，國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蔣先生對地方政府的駕馭，一向是採用「分化統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內的黨、政、軍互相對立，不時傾軋，以免一省首長的權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內的五個省主席中，雖然有四個是職業軍人，但是他們對駐軍卻無絲毫監督和調動之權。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來是借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所謂「中央軍」的主要任務為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不是防禦敵人的。因而一旦與共軍作戰，各軍皆避實就虛，保存實力。共產黨就乘機茁壯了。
我們試一翻閱地圖，便知共產黨當年的根據地多在贛、鄂、豫、皖四省，而該四省正是中央權力徹底到達之區。號稱共產黨老家的湘、粵兩省，中共反無法立足，甚至在省當局統治能力最薄弱的山東、四川、貴州、雲南等省，中共也無法滲透。孰為為之，孰令致之。我們稍一思考，便不難獲得答案。
加以蔣先生為鞏固其獨裁政權，竟不擇手段豢養特務，魚肉人民。知識分子偶有批評蔣先生的，輒遭迫害。其屬下文武官員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槍斃，或因受疑忌而慘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難書。例如暗殺學者楊杏佛，申報主筆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前直魯督辦張宗昌，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前抗日救國軍軍長吉鴻昌，外交界元老唐紹儀，「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及前陸軍大學副校長楊傑。捕殺第三黨領袖鄧演達，第十三軍軍長賴世璜，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又如用綁匪手段劫持民社黨領袖張君勱，拘禁立法院長鬍漢民及廣東省主席李濟深。逮捕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等愛國「七君子」，及重慶大學教授馬寅初等。至於被屠殺的農工群眾與青年學生，尤不知凡幾。更勾結江浙買辦階級，濫發公債以營利，操縱金融以自肥。結納邦會和各種黑社會頭目，公然販賣煙土，製造毒品，貽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場悉為官僚資本所壟斷，皇親國戚，權傾中外。上行下效，貪污之風瀰漫全國。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則我們對外抗戰時政治上的艱難也就可想像了。
(三)
我國軍事上的糟亂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戰開始時，全國軍隊不下數百萬人，但是五花八門，雜亂不堪。就歷史系統來說，有所謂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山西軍、粵軍、桂軍、川軍、滇軍及其他各省地方軍。就訓練方面來說，各軍訓練方法極不一致。就裝備來說，中國軍隊可說是全世界各種武器的陳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應俱全，國內的漢陽、金陵、鞏縣、瀋陽、太原等兵工廠出品也各不同，故軍隊的配備，因軍而異。就地域來說，有北方軍人，有南方軍人，其生活習慣和作戰的適應性也各各不同。就徵募方式來說，廣西是徵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徵募並行的。就思想來說，三民主義之外，還有一支信仰馬列主義的第八路軍。這些軍隊的性能可說完全不同，戰鬥力的強弱也極懸殊。
不過在抗戰初期，由於民族意識濃厚，和對敵人的極端憎恨，所以數百萬人敵愾同讎之心卻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從中央，全力抗戰。中央當局此時如能去其一貫的褊狹心理，大公無私，一視同仁，視各部隊的作戰能力善予運用，則經過八年的抗戰，這數百萬人確可熔於一爐，變成一德一心的國家軍隊，無奈中央當局始終不能開誠相見，無法達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系」和所謂「雜牌」。在武器、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面，中央軍得到無限制的補充，雜牌軍則被剋扣。前章已說過，如中央的對付龐炳勛，當各軍都在擴充之時，龐軍獨奉命裁去一團。又如川軍開到徐州，我竭力請求補充，中央破例補充了每軍步槍二百五十支。這真是「杯水車薪」，何濟於事？因而在大敵當前之時，並肩作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糧良，氣焰凌人，有的卻面有飢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
由這種歧視所產生的惡果，則更是曆數不荊就以「中央軍」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領的「天子門生」。大家唯領袖之命是從，將帥不和，上下傾軋，作戰能力自然無法提高。但是犯起法來，大家都是黃埔同學，又官官相衛，蒙蔽最高當局。茲舉一實例：民國三十年，五戰區第十補充兵訓練處第二團團長何中明(黃埔四期畢業)，其團部駐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將病兵三十餘人衣服剝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見此事太殘酷，乃據情報告長官部。我便派軍法官及有關人員前往查辦，並掘墳檢視，情形確實，慘不忍睹。因將何中明扣留，交軍法處審訊屬實，判處死刑。本擬就地槍決，以申國法。不意中央當局聞訊，電令押解重慶軍法總監部，旋即釋放。因軍法總監部內高級人員多系黃埔畢業生，狼狽為奸，儘管何中明罪無可逭，也可逍遙法外。
可是蔣先生卻最喜歡人家恭維黃埔畢業生是如何如何地好，雜牌部隊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於阿諛的人，於是蔣先生朝夕所聽到的批評，和看到的特務密告，都正如他所想像的。因而成見愈深，欲消滅雜牌部隊之心也愈切。
此種情形發展到抗戰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雜牌」部隊因久無補充，部隊長官不得已向蔣委員長面訴衷曲，委員長表面上故作矜恤，溫語有加，親下手令，囑兵站補充；然後視部隊的系統，親自電話或令侍從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數目撥給，或者打個折扣。若無電話預先交代，軍政部的兵站就以庫存已盡來搪塞。於是，有些部隊長官探知個中內幕情形，為保存部隊實力，免被淘汰失業計，乃勾結侍從室和兵站官員，實行賄賂，則武器彈藥又可源源而來。軍隊為國捐軀，武器損失，彈藥消耗自所難免，尚須向上級機關官員行賄才可得到補充，實為千古未有的怪現象。
當我在老河口的最後兩年，有一新編師奉調受五戰區節制。師長王認曲為黃埔第一期畢業生，深通此道。那時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得了委員長親批手令，仍得不到補充，而王師長後來才得到手令，卻領到了。王鴻韶參謀長便問王師長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鴻韶說：「其中有竅門！」王鴻韶追問其「竅門」何在。王說，他奉批得新槍一千支，他決定賣掉二百支，就以這筆款項向經管倉庫人員行賄，如此他尚可實得八百支，比王纘緒一支也得不到強多了。
後來，傅作義也告訴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員長親批彈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辦事處主任卻無法領到。西安倉庫主任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傅的辦事處主任說，要領武器，一定要出錢。該辦事處主任便發電向傅請示。傅說，錢當然付，不過可否請該倉庫主任給一收據。那倉庫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給傅的辦事處寫了一張收據。傅有證據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員長那裡。果然，委員長一怒之下，把這位倉庫主任撤職了。可是不久之後，他卻又當了另一倉庫的主任。這種賄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們抗戰末期軍事行政的特色！
至於雜牌軍部隊本身呢，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們都知道中央當局欲利用對日抗戰來消滅他們，平時剋扣糧餉，戰時不予補充，等他們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將他們遣散或改編歸併其他部隊，空出的番號，便可以「嫡系」補充了。
所謂雜牌部隊，其中是分等級的。例如我們廣西部隊，雖然自北伐以來，我們實在是國民革命軍的正統，但是在蔣先生的心目中，我們也是「雜牌」。不過由於抗戰初期五戰區的輝煌戰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國諺語說「朝中有人好做官」，我們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總參謀長，嗣兼軍訓部部長，在外有我本人任戰區司令長官。所以廣西部隊總算是承蒙中央優禮有加了。
至於其他部隊，如福建綏靖主任陳儀的部隊，雖然也是「雜牌」，但是陳儀畢竟是浙江人，蔣先生的同鄉，所以也多少受到些優待。最慘的，要算是那毫無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龐炳勛、高樹勛、孫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則為馮玉祥統馭過的西北軍、張學良統馭過的東北軍、陳濟棠統馭過的粵軍、唐生智統馭過的湘軍，以及川、滇、黔、陝、甘等省的軍隊。
中央是蓄意要消滅他們的。糧餉既缺，中央還派了大批黃埔生去作他們的高級參謀和副軍長。這些人事實上都是蔣先生的耳目，對部隊的一言一行，有時甚至無中生有，都報告到蔣先生那裡去。平時在部隊中作威作福，目無餘子。
須知我國將領都是除掉帶兵打仗之外，一無所長的職業軍人，軍隊便是他們的家。我國既沒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們一旦脫離部隊便無法生存。中央既用種種方法去消滅他們，他們也就用種種方法自救圖存。平時在前線，一怕敵人攻擊，二怕被共產黨吃掉，最怕的還是被友軍的中央軍繳械。在這種情況之下，圖存之不暇，哪裡有心思去抗戰呢？狡猾一點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關係。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從室。侍從室路線打通了，以後凡有不利於徐源泉的報告都一概被扣壓下來，留中不報。徐軍因此便可得到補充，然後利用此補充款項的一部去作活動經費，因而形成了一個貪污和行賄的大循環。
關於我國政治、軍事上的各項缺點，我在南京、武漢、重慶曾不斷地向蔣先生坦白進言，請求改正。我說：「這些事，別人不敢對你說，只有我敢向你說，希望你採納。」無奈我言之諄諄，他聽之藐藐，哼了幾聲便算了。這也可說我們的國運是活該走下坡路吧！
佔領區地方官員大量沿用老國民黨官員是最大敗筆。
哪怕就是從本土搞來一些水土不服的人也比他們強。
另外很大的敗筆是掠奪資源尤其是糧食的急功近利。
對國軍聯偽抗共的期待過高，日本費了半天勁非但沒有坐享其成，反而八路刷怪升級。
要是能一股腦消滅所有還沒投偽的國軍，共軍要是在沒有新手禮包的情況下不會那麼快發展到戰術換家和偷礦砸scv的地步。
對於國軍戰鬥力預估不足，追繳殘兵不夠積極，也就是過於擴大土地戰果但沒能快速消滅潰散的國軍。
這些國軍給日本人造成了巨大打擊，因為潰軍東搶搶西吃吃，連地主都給搶窮了，這使得日本難以恢復農村地區的經濟，造成了不穩定因素。
對剛投偽的偽軍管理不善，儘管拿了兩份工資，但這些偽軍依然大抓壯丁。
結果鄉村地區的經濟先受潰軍破壞，抓壯丁又加強重建難度。
這個時候地方的人都希望能擋住抓壯丁的人，於是地方武裝層出不窮。
而且國軍壯丁管理不善死掉太多，日軍到後來找苦力都不得不提高待遇，工事水平也打了折扣，原來四層磚牆削弱到了兩層，直接結果就是原設計碉堡無法被迫擊炮和土炸藥包輕鬆擊破，而偷工減料設計就會三發就塌。
國軍的持續焦土政策的確在客觀上起到了打擊日軍的作用。
所以整體來看，就是日本吃的太快（修改一下，我的意思主要是沒有明確底線和戰爭規模，陸軍馬鹿）導致管理能力底下，等反應過來的時候，偽軍已經把佔領區沒被日本人看好的東西倒騰爛了。
沒有國軍，游擊戰難以快速發展，日本人也會更快的利用起佔領區資源。
所以說八路游擊戰是破壞物質，國軍和偽軍則是破壞佔領區經濟和人口結構
所以從對日本戰爭資源的遏制來看，國軍的敵後抗戰還是頗為成功的。這也是歷史上可能僅有的全軍間諜活動，是戰爭屎上的奇蹟。
還是這個老問題
當戰略目標難以實現的時候，是不惜一切代價地去完成，還是考慮轉換目標，或者放棄目標
歷史已經多次證明第一種辦法基本只能招致失敗，而倭國歷史上採取的就是這條路。
拿破崙說過，戰略目標的變換需要天才，以倭國當時的平均智力水平來看，顯然不夠。
倭國人窮志短，鼠目寸光。屠光武漢、退回黃河這種假設雖然可行，但是不現實。這個代價對於倭國人來講實在太大，沒準要鬧兵變，更別說之後要通過反擊國軍來獲得政治籌碼。
另一方面，歸功於當時一群留洋撿洋垃圾的留學生，倭國受杜黑這個洋垃圾的毒害太深
倭國倒是有明白人，比如石原莞爾，可是倭國軍部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基本是這樣的【石原桑，我們只不過是在重複先輩在滿洲干過的事情，有什麼不對嗎？】
這種只適合出現在辯論賽里的言論，實際上卻代表了倭國軍部的智商
話說侵華日軍還有全盤戰略一說？當初為逼首相承認偽滿洲國的地位，連自己家的首相都砍。陸軍部為擴大戰果，全面侵華基本上是不過腦子的，三千多陸軍趕鴨子一樣追著東北軍打。所謂順風浪成狗就是這種行為。
那邊廂海軍部也不是省油的燈，整個日本政府是被軍部綁在戰車上的，陸軍和海軍為帝國擴張帶來的收益令整個日本都忘乎所以了：從短期來看，中國戰場已經是收割階段，從長期來看，最後必定和美國會有一戰。
所以當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中的時候日本軍部自己是蒙逼的，什麼是侵華全盤戰略？沒有啊，當初的全盤戰略是吃掉全亞洲搞共榮圈啊。
以下文字來自《克里姆林宮的狼人》這個萬年大坑
「……無論是火藥桶還是導線，中國社會都已經具備。」不到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佔據著中國農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而在另外百分之九十的人中，能夠大體自給的中農還不到其中的四分之一——即使是沒有農村經驗的人也能理解這意味著什麼。不過，我本來認為，這個火藥桶應該是在差不多十年之後，在一場國內兩大勢力總決戰中被點燃，畢竟，在第三世界農村喚起農民並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決非在縣城裡貼一張告示宣布新土地法令就可以在衙門或者官署里期待廣大農民踴躍響應的事情，事實上，任何一個農村政策要能夠真正貫徹下去，都需要大量能夠深入農村基層的工作人員。而在30、40年代的中國，怎樣建立起這樣一支隊伍……
「在中國，派出一支擴大了幾倍的『二萬五千大軍』，以日本佔領軍的刺刀為後盾來進行土地改革，非常有想像力的構想。」老實說，莫洛托夫對農村政策近乎一竅不通，但是好在報告的起草者舉出了一個蘇聯領導集團很容易理解的類比——30年代初，聯共（布）從大城市動員了二萬五千名產業工人到農村去推進集體化，實際上，正是這些人才建立起了聯共（布）對農村的基層控制——這才是那一場代價巨大然而影響深遠的集體化運動的實質內涵。
確實是一個很有想像力的構想，一支外國佔領軍試圖在佔領區推行生產關係變革，以便把一場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轉變成一場國內階級鬥爭的話，他們遇到的第一個障礙就是作為外來者語言不通的問題，如果侵華日軍不想把土改這種艱巨而複雜的工作變成一場巨大鬧劇（假設不是一場巨大悲劇）的話，就完全不能指望使用中國舊的統治體系——且不說留在維持會裡的都是些什麼貨色——即便這個統治體系在還戰前保持完整的時候都一樣完全不能深入鄉村。
但是，現在的分析指出了另一種可能性，一個長期被人忽視的可能性：在這一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日本曾經統治過一塊中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領土接近半個世紀，而且，在那裡已經普及了一種以日語為基礎的小學教育——換句話說，已經培養起了一代同時掌握著日語和漢語兩種語言的人。「在台灣，特別是台灣的農村實施全面徵兵。」日本已經在台灣建立了細緻而嚴密的戶籍制度，理論上即使僅僅徵召3個年度的年輕男子，在600萬台灣人中集中起10萬人是很輕鬆的事情，更何況，需要他們做的事情並不一定需要年輕人才具備的體力。「把他們以十到十五人為單位編組起來，並搭配一至兩名日本顧問，然後派往中國的農村，充當日本與中國農民之間溝通的橋樑，以農業技術指導為開始，推動一次土地再分配……」
在提出方案的同時，報告也指出了這種嘗試存在的阻力——
首先是中國的地主本身，但是在戰爭中，有大量的土地擁有者已經拋棄土地逃離了日本佔領區，這就給了日本一個機會，用承認耕作者的新所有權來造成一個既得利益階層，而留在淪陷區參加維持會的「漢奸地主」們，雖然他們顯然會因為這一政策遭受損失，但他們本來就僅僅是日本武力威脅下的投機依附者，他們顯然將不得不接收日方給予（如果日方願意給予）的其他，比如說以城市資產為擔保的某種債券作為補償——報告指出，他們在目前已經接受了日本實際上毫無擔保的軍票。
其次，是充當溝通中介的台灣人，如果以他們作為日本在華政策的主要執行人，那麼日本必須冒他們中民族意識覺醒的危險。然而，文章列出30年代日佔台灣與國民黨治下大陸情況比對之後，以一種冷酷的態度做出了一個讓我這個曾經的中國人十分難堪的結論——雖然台灣人作為殖民地的臣民，毫無疑問的受到了一系列來自宗主國的、可以說是十分嚴重的歧視，在這種歧視中，不斷醞釀著反抗精神與一種作為中國人的自覺，然而，這種反抗與自覺，按照報告的看法，很有可能因為他們對蔣介石政權、特別是蔣介石政權統治過農村的進一步了解而被新產生的一種盲目優越感所抵消——當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對於大部分沒有受到足夠啟蒙覺悟的人來說，這種優越感是很有可能出現的。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日本是否願意承受這項土地政策對自己本國的影響，報告認為這實際上可能是日本推行這項政策的最核心障礙，由主要兵員來自農村的軍隊在中國推行一場土地所有變更政策，那麼隨著士兵的復原或者回國探親，必然會對日本本國、同樣是地主經濟的農村產生巨大影響。當然報告也指出了這一最大變數可能並不如多數人所想像的那樣嚴重：日本的寄生地主制主要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鼓勵的兼并而形成的，因此不論是歷史的根基或者農村土地的集中程度，都完全無法與中國相比（日本農村租佃地與自耕地的比例是大約一比一），同時，如果說日本法西斯主義主要思想家北一輝對私人土地乃至私人財產進行嚴格限制乃至公有化的想法因提出者本人被日本政府處決而不能作為判斷依據的話，那麼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壓制明治寄生地主制、強化自耕農體制的政策則已經反映出了一種令人不安的跡象：特別是1937年底通過的《農地調整法》，法律方面明確向佃農傾斜。這也許僅僅是大規模戰爭是其強化國內糧食配給確保基本供應的舉措，但是至少說明了在戰爭壓力情況下日本將有決心對其一個世紀以來的農村政策進行改變，同時，也不能排除這是在為即將推出的某項更為激進政策的鋪墊……
總之，報告強調了，一種全面的土改政策，在當前局勢下，將可能徹底解決日本佔領軍作為侵略者所面臨的大部分困境，當然，仍然還有一些障礙，但是相對於它可能產生的效果，這些障礙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至於日本是否已經確實準備推行此種政策，目前仍然沒有確鑿的正面或者反面的證據，然而，必須承認存在著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結合黑島教授的雖然沒有其他佐證的言論，考慮到這一政策可能具有的極其深遠的影響，即使證實其存在的證據依然是隱晦與間接的，仍然建議蘇聯政府必須始終對此保持高度關注……
關注么？不過，到底該怎樣關注呢？該怎樣關注一個具有爆炸性，但卻是十分潛在的爆炸性的問題呢？
「你對寫這份報告的華西列夫斯基有沒有印象？」
說明1：歷史上蘇聯第一個全面統合政治情報與軍事情報的機構是1947年由莫洛托夫建立並親自領導的部長會議情報委員會，但是該機構在次年即隨著莫洛托夫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而瓦解。之後直到蘇聯解體，蘇聯情報機構一直處於克格勃（包括其前身國家安全部[mgb]）和格勒烏兩個體系各行其是的狀態。
說明2：本文對國民黨軍隊的描述，並非出自30年代蘇軍顧問的觀察……而是出自40年代美國記者的觀察。
說明3：1945年日本自耕地與租佃地的比例是54%對46%。
說明4：歷史上，因為39年朝鮮旱災造成日本國內糧食緊缺和地價騰貴，結果日本極大強化了國內的糧食配給，用嚴格的國家統制代替了明治以來的糧食自由流通體制。1939年12月頒布佃租統制令，凍結了佃租。1941年8月，因為戰爭需要實行了鼓勵農業的「二重價格」制度，其中補助金不是發給田主，而是直接發放給耕種者。1941年12月頒布《農業生產統制令》，農會直接干預到耕作計劃。1943年4月制定《標準農村設定綱要》和《自耕農創設維持事業的整備擴充綱要》改變了明治確立的以地主作為農村支柱的政策，改為把自耕農作為「經營適當的農家」視為「皇國農村」中堅。;在下以為，日本最大的戰略錯誤在於出兵長江三角洲，和KMT打了淞滬會戰。雖然日軍勝利，並且控制了長三角區域，爾後攻破中國國都南京，但依我之見這是日本犯下的最嚴重的戰略錯誤。
如果我是侵華日軍指揮官，穩妥起見我將不會揮師入關，而是盤踞東北角，以文化殖民同化當地人民。當時日本的實力並不足以在中國全境進行長時間的全面侵略。
其一是日本本土工業、經濟、生產力並不能支持日軍巨大的消耗。
其二是因為美國（西方國家）的制裁（經濟封鎖）。據日本1941年的預計，還需要至少三年才能打贏侵華戰爭，然而日本的黃金儲備已經不足以支持戰爭。所以日本選擇觸犯美、英的利益，向南掠奪。否則山本五十六不會被逼無奈下地偷襲珍珠港，開闢太平洋戰場，使美國對日宣戰。日軍在二戰中越陷越深，顧頭不顧腚，而且此時撤出戰爭已經是不可能，僅是對華戰爭就已經投入了上百億。日本和中國人打、和美國人打、和英國人打，出兵中國本土、朝鮮半島、中南半島、東南亞、太平洋諸島嶼……明治維新後的積澱揮霍一空，兵力透支嚴重。
美國戰爭機器的開動，豈是日本這等彈丸之國能對抗的？
二戰前美國僅有20w部隊，而到1945年，數字增長到1050w。與此同時，美國鋼產量是日本的五倍多，煤炭產量是日本的八倍多，歇爾曼坦克以年產20000輛的速度投入戰鬥。日本嚴重低估了一個大國可怕的潛力。
二戰後期美軍陸軍航空隊輪番轟炸日本本土（以李梅火攻為典例，東京變為一片廢墟），和兩枚原子彈的爆炸，無疑使日本士氣大挫，工業經濟等無不癱瘓，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從而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同時中國軍隊長達八年的抗戰，不管在正面戰場還是敵後襲擾，在綿延的國土上，日軍均遭受巨大的阻礙。可以說抗戰堅持一天，日軍的勝算就少一分。
甚至到最後一年，蘇聯百萬紅軍出兵中國東北，日軍不可能負隅頑抗，否則結果就是被美、蘇、中、英瓜分日本四島。
其三是控制長三角地區（尤其是上海、南京），嚴重侵犯了國民黨高層的利益，常凱申火燒眉睫，KMT集結力量匆忙對抗日軍，而之前則是消極避戰。日軍完全不必觸碰KMT高層的利益，之後也不會受到如此大的阻礙。
其四，是攻破國都和南京大屠殺。這件事以後無論是KMT還是TG的士氣都提升了不止一個等級。而從最初的消極避戰轉換為主動迎戰，爾虞我詐而到一定程度上的「國共合作」，中國軍心的凝集也是日軍失敗的重要原因。
較為激進的戰略，即揮師南下，直逼巴蜀，控制了一江一河的源頭，中國的命脈就被拿捏在手，再以蠶食的戰略緩慢推進，步步為營，從而控制中國全境。
但日本舉國上下急功近利，從天皇到首相，東條英機、山本，還有駐華日軍指揮官們，無不是狂熱的戰爭分子。因此即使有石原莞爾這種清醒的戰略家，但日本的軍國主義事實和體制是不容否定的。這也註定了日本侵華是絕對以失敗告終。
所以，我開始的假設「如果我是侵華日軍指揮官」不成立，因為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就算是將軍也不可能違抗國家意志。如果採取綏靖政策，馬上會有軍官代表來彈劾你。
ps：有人說我太高估KMT。
不錯，KMT領導能力和戰鬥意志低下，但不要以偏概全。比如南京保衛戰，罪責在高層，而士兵是頑強的。
侵華日軍最大的問題就是高層拿走了全部的利益，沒有給底層半點好處
不管是戰爭擴大化，還是北上南下，都有一個前提，就是「日本的利益和下層的利益是綁定的」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起碼下層士兵並不這麼想
奪取滿洲的農田礦山，日本國內的普通老百姓就吃得上大米了么？
沒有的事，繼續在工廠高強度工作，繼續賣兒賣女
下南洋的士兵為了家人爛手爛腳苦戰，卻收到妹妹被送去當慰安婦的家書
二二六是怎麼發動的？
很多士兵非要打到關內，我看一本小說裡面說，就是為了吃飽飯而已
別看日本是工業國，很多大頭兵《刪除》到了中國《/刪除》當了兵才第一次吃上大米，要不是日本佔領東北
不少大頭兵手上拿的槍支彈藥價值不菲能換一年的大米，吃的還不如東北普通一窮人
到了河北，怎麼也有吃雞的機會是吧
這樣的情況下，怎麼可能不下克上？
侵華是必然的，因為新興的日本不擴張就要內亂，要擴張，勢必優先考慮中華
侵華失敗也是必然的，因為2戰不論協約國還是同盟國勝利，都不足以徹底殖民中華，這一點八國聯軍早就發現了，小日本帝國自覺比日不落帝國還能耐，自信的背後是殖民時代末期社會需求變革的蠱惑
其實擴張只是化療，針對的是全球後殖民化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均衡這個癌症，貌似是為了解決新興資本國和老牌資本國之間的殖民地瓜分矛盾問題，最終更大概率把殖民模式自身也摧垮
準確的說，是殖民體制本身從資本全球流動的墊腳石變成了絆腳石，為了搗毀日不落帝國為首的全球殖民體制，才有了美國獨立、1戰、2戰、全球各殖民地國家獨立，這個過程不是先建立更先進的全球經濟體系，而是先解決殖民體系下的矛盾，為了破壞這個絆腳石，用的同樣是另一塊絆腳石，也就是殖民對殖民，為了搶奪殖民地兩石相撞兩敗俱傷，再漁翁得利嘗試建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
1戰2戰是一次沒成功就再來一次的演化典範，不論哪一方勝利，哪怕是日德瓜分世界，都會進入到繼續消耗戰鬥力的狀態，也就至少是後來的冷戰期，直至擲骰子終於出了6，演化出新的政治經濟秩序，擺脫殖民思想去看資本全球流動資源配置的經濟問題，殖民時代的鬥爭才能徹底翻頁
殖民主義的內鬥，目的就是消滅殖民主義，提升弱國、下層人口的社會地位和消費，因為殖民者為代表的社會上層結構的殖民擴張消費消化不掉產能，消費不足只好打仗，一直打到有更好的消費方式代替打仗為止，這也是一種意義上的供給側改革
侵華和德國佔領歐洲一樣，歷史使命是進一步消耗殖民主義的命脈，而非成功的長期殖民，因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模式在和平環境中不足以消耗過剩產能從而不可持續，所以即使佔領全世界戰爭也還是不會停止，最終無論日德熱戰還是日德冷戰，中華還是爭奪焦點；美蘇爭霸時中華反而趁機更獨立自主了
大戰略的錯誤主要在於沒有大戰略。
往小了說，比較典型的就是，你為什麼要去打華北這種明顯撈不到什麼好處的地方。
日本自1860年代明治維新開始，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一步步穩紮穩打，才有了並朝鮮，吞台灣，佔東北的大好局面。結果，腦子一熱！1937年開始全面侵華順便單挑美帝，八年時間把過去近八十年的家底全給敗光了！
說這些是為了給那些喜歡自大自作的人提個醒。本朝初建垂七十年，真正致力發展，放眼全球也不過不足四十年，敗家容易立業難，如果我們的目標真的是星辰大海，那我們悶聲發大財的日子還長著呢！從殺掉自己的高層後，日本就走上不歸路了。
一個沒了腦子的喪屍你還期望他有腦子，那是你的問題不是它的。
前面回答把當年日本犯的錯誤都說得很透了，我要說的是，當年日本犯錯誤的根源，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解決。
的確，二戰後經過美國的魔改，日本廢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定了和平憲法，實現了經濟騰飛。平成死宅和昭和馬鹿比起來，變化是天翻地覆。
但是豪門望族依然極大的影響著日本政治。普通人可能最大的感覺就是日本的首相似乎換的太勤了，但是這後面的根源就是豪門望族的手深深地干涉了民主政治，也掌控了日本絕大多數的經濟命脈。很多轟動日本國內外的大事，小到藝人受事務所脅迫下海，大到冷戰期間向毛子賣敏感機械，也和派閥世家脫不開關係。
舉一個例子，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後，東京電力處理的一塌糊塗。然而在如此國內外的壓力下，東電巋然不動，除了幾個謝罪離職或者自裁的替罪羊以外，東電高層幾乎都活的好好的，到了其他公司依然做高層，甚至連東電公司都依然存在。如果你查東電的背景，往上追溯，會發現這公司和那一批明治望族的關係，再看一下這些望族在政商兩界的關係網，不難得出答案。
題主能不能告訴我：誰知道日本的大戰略到底是什麼啊！！！！！
從大戰略上說，二戰前的日本根本不應該向中國開戰，更不應該加入軸心國集團，只要違背了這個前提，一切的戰略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除非有人穿越回去帶了黑科技。
從國力上說，31年前的日本仍是標準的海洋國家，一個新崛起的工業帝國，與現代類似，發展工業的一切資源基本上都來自國際貿易。但是，日本當時的周邊形勢非常有利，朝鮮半島已經成為日本穩固的殖民地，台灣群島掌握在手中已有三十多年，東邊的老大鄰國內戰不斷，自顧不暇，北方的蘇維埃巨熊被歐洲國家聯合封鎖，舉步維艱，日不落帝國，法蘭西帝國，美利堅帝國受到大危機的摧殘，焦頭爛額，在亞洲甚至可以說是無所作為，日本一時間幾乎可以說是亞洲獨霸。但是，即便是這種形勢下，自明治維新以來的一時之人傑多已凋零，在一個個勝利鼓舞下的日本戰車的指揮者們已經不復前輩的戰戰兢兢，驕狂之際，連悶聲發大財的國策都置之不顧，開始武力雄起，叫囂「大東亞共榮圈」云云。可以說是短視至極，而對於二戰的結果，對日本統治集團的評價二字足矣。
SB。
在日本佔據東北之後領土急劇擴張
東北（152萬）+朝鮮半島（22.4萬）&>&>台灣（3.5萬）+本土（37.8萬）
已經由島國變為大陸國家了（美國表示很開心，不過你拚命造艦想咋滴？）
軍隊重心自然要放到陸軍上（海軍表示不高興）
至於海軍向近海防禦轉變即可（你以為海軍會同意？）
重金打造裝備精良的日本陸軍干翻蘇聯遠東的軍隊不還是妥妥的
在德日的東西夾擊之下蘇聯不滅簡直是見鬼了
不過呢玩政治又不是玩遊戲
日本的種種犯二的行動是各種力量的合力吧
從軍事冒險並成功的甲午戰爭開始日本已經回不了頭了（日本已經瘋掉了）
除非。。。
天照大神降臨
《黑社會》里，那個被扔下山後坐輪椅的龍根哥，對古天樂演的jimmy仔說：當黑社會，就要做最大那個，否則就不要做。
日本，投入對外戰爭，不就是為了當「最大那個」嗎？起碼是要當「最大的那一批」，彼此制衡，互相尊重。
現在大家開上帝視角，說如果日本就是守著滿洲國甚至就只是朝鮮台灣都已經很滋潤。
但黑社會並非如此，你不主動爭地盤，你原有的地盤就會被搶走。
不打入關，東北就不穩妥，守不住東北，朝鮮就危險，現今的日本無論如何都要在六方會談中佔一位置，就是明白，朝鮮對日本本土的重要性。
日本最大的失誤是什麼？就是一開始發動對外戰爭。開始黑道生涯，它就生不由己了。
咋感覺是日本人釣魚呢 為下次的侵略做準備呢
中下層軍官的暴走，將戰術上的勝利當做戰略上的成功。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在二戰期間一直就沒有一個完整的戰略意圖，或者說日軍沒能意識到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將戰爭所要達成的目標和戰爭割裂開來。看似嚴謹的日本人在戰略上一直給人一種打打看再說的隨意感，拋開戰術上的勝利，日軍在37年後的每一步戰略舉措都是失敗的。
正如《軍國幕僚》說的「勝利」是對於目標而言，沒有確定的目標，怎麼判斷「勝利」？日軍參謀們挑起了中日的全面戰爭，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包括他們自己在內，沒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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