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 21 世紀，是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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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的理解，歡迎指正。馬克思主義必然是激進的。核心問題涉及：無產階級專政，真正的公平，打破父子相傳，家族世襲的財富傳承，杜絕憑藉資本空手套白狼剝削把戲，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依靠個人努力獲得應有平台，個體死亡所得一切還給集體，後代屬於集體培養，依然是憑藉個人能力；年輕人不受壓迫，積累經驗而不必熬資歷；家庭的解體，真正實現男女平等。這些觀點在過去為既得利益階級恐懼，於是馬克思主義會被極力抹黑歪曲污衊，現在民眾平等意識覺醒，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深入人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個人佔有大量財富卻不參與流通，極其荒謬、浪費和不公平，這將激發社會矛盾，乃至推進世界產生變革嗎？

謝邀。
個人認為，要在21世紀實現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需要思考三個問題。
1. 如何應對資本外逃？
由於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之間的隔閡，革命依然可能只在少數國家爆發。革命者如果實行社會主義政策，收資本家的資產稅，那麼就會面臨資本外逃的局面。革命政權如何阻止資本外逃，或者至少避免資本外逃過度損害國內經濟民生呢？
2. 如何在危機中管理經濟？
由目前看來，如果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昌盛，無產階級的革命很難發生。如果革命爆發了，那多半是經濟危機不僅早就爆發而且已經極其嚴重了。面臨這樣的局面，革命政權應該如何管理經濟？實際上，世界各國現在已經陷入危機中了，只是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政府的救市行為讓危機觸底的速度大幅變慢。革命者應該怎樣從蘇聯和東歐的計劃經濟的失敗以及21世紀資本主義的破產中吸取經驗，建立新的經濟模式呢？
3. 如何實現穩定有效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政治體制是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硬傷。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革命政權必須長期執政。然而長期執政又會孤立自身，走向腐敗和專制。建立一個穩定有效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平衡先鋒隊的精英政治和人民大眾的訴求，是社會主義革命生死攸關的問題。

是的。

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的時代。

馬克思主義一直是一種具有濃重國際主義色彩的理念。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不斷擴散，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即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也在世界範圍內擴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也在世界範圍內擴散。因而，在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理念中，共產主義是需要在全世界實現的，是需呀要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實現的。

然而，在實踐過程中，由於資產階級過於強大，新生的無產階級過於弱小，無產階級建立政權的嘗試屢屢失敗。在這一階段，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人提出並實踐了另外一種方案：在一國首先實現共產主義，而且是在較為落後，因而資產階級力量較弱的俄國首先建立社會主義政權。

蘇聯的成立表明了列寧主義在這一時期的成功，也使馬列主義和蘇聯模式成為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效法方向。然而，由落後的農業國首先建立社會主義本身也具有一系列潛在的問題。

首先，後發國家在資本主義鏈條中處於底端，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這些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很容易和反帝運動合流，換而言之，具有濃重的民族主義色彩。

這本來是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有利條件，但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身為執政黨的各國共產黨則不得不面臨一個抉擇——當兩個共產主義國家相互衝突時，是選擇國際主義立場還是選擇民族主義立場，換言之，是以共產主義運動為重還是以本國利益為重。從社會主義陣營的歷次分裂來看，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最終選擇了以本國利益為重的民族主義道路。

其次，落後的農業國經濟不發達，發展經濟的要求遠比改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迫切。在這種情況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很可能為了當下的經濟發展拋棄社會主義，重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事實上，由幾個落後的農業國建成社會主義，進而實現共產主義，本就有其邏輯上的內在矛盾。資本主義的大行其道，是以資本強大的組織能力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提高為基礎的，任何想要取代資本主義的制度，如果不能保證其在生產力上強於，至少是不弱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無法與資本主義競爭，甚至自身的生存都會成為問題。

落後的農業國的弱點恰恰在這個方面。首先，這些國家經濟落後，基礎薄弱，想要維持政權的存在
，就不得不採用一些折衷方案以調動和刺激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完成資源的最佳配比。在這一過程中，很多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政策開始出現，相當一部分會破壞社會的經濟平等，加速貧富分化。從而重新產生被消滅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再次，後發農業國缺乏工業文化，多數人缺乏在現代生產經驗。由於沒有在工業化社會進行大生產的經驗，社會缺乏有效的組織。為解決這些問題，新興社會注意國家往往會有意無意的利用自身社會本身存在的一些社會、文化資源。而這些文化資源或多或少的具有其封建性，再和國內本身的民族主義傾向相結合，很容易形成一種向後走、向後看的政治勢頭，既影響經濟建設，又影響社會進步。

而且，後發農業國缺乏受教育的人口，缺乏大量擁有革命主觀能動性的群體，只能依靠部分知識精英推進社會革命。這種革命，極度依賴於知識精英、社會精英的政治操守；換言之，依賴於另外一個積極的利他主義道德因素，因而是極不可靠的。

同時，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依然存在。相比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技術、文化、教育、制度上有著多年的積累。在冷戰期間，面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壓力，資本主義一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內部改良，另一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緩和了社會矛盾。反觀此時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先天不足，必須在國防力量和人民生活，經濟積累和日常消費之間進行取捨。最終不得不或全部，或部分的放棄自身的社會主義屬性，進行或主動，或被動的經濟體制轉型。

可以說，上世紀初的國際環境，足以支撐部分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但並不足以使社會主義運動走向勝利，甚至都不能夠阻止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蛻變成資本主義，甚至是帝國主義國家。蘇聯在國際上的一些帝國主義行徑，正說明了這一點。而正是上述問題，導致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一系列事件，社會主義也隨之陷入了低潮。

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東風，不僅極大的解放了了原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還向周邊擴散，深刻而全面的改變了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世界，並且進一步的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內在問題，帶來了一系列有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變化。

經濟發展帶來了教育水平的提高，從而帶來了大量的受教育人口，改變了高知識勞動力的供求關係，使腦力勞動者的收入大幅下降，將大量的腦力勞動者拋入了貌似「中產」，實則無產階級的境地，改變了無產階級的知識結構構成，為無產階級提供了大量有知識的成員，極有可能扭轉之前共產主義運動中知識分子、專業社會活動家先行，工人跟進，組織者和革命主體分離的局面。

先發資本主義國家的改良，很大程度上是採取一種對外剝削，對內讓利的策略。從窮困的農業國掠奪財富，藉以向本國國民發放福利，以穩定國內局勢。然而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一輪工業化的開始，大量農業人口進入工業生產，提升了工業品供給，降低了農產品價格，直接衝擊了有利於工業國的現行經濟秩序，原來的福利政策受到了極大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系統性內在矛盾的共產主義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有可能復甦。

隨著國與國之間經濟、通信、文化、乃至於政治壁壘的鬆動，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化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利益和矛盾都不局限於一國，開始向全世界擴散。這使得全世界被迫面對同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各國難以獨善其身，又加大了各大國通過戰爭解決經濟危機的成本。Internet的爆發，更為無產階級提供了一個跨國界的交流平台。

正因為有這些變化，21世紀的整個世界都面臨很大的混亂和不確定性，在這一時期，原先冷門或是低潮的社會思潮可能因為各種變化似乎復燃，這既是國際共運的機會，又是國際共運的挑戰，對於其他社會思潮，也是如此。

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當我們粗略翻看過去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以下列事實，半個世紀之前的普魯士的王朝戰爭眨眼間就分出了高下，而遠方斯拉夫人和突厥人的戰事只存在於時而傳來的新聞里。似乎自從那隻科西嘉的怪物——拿破崙一世遙遠的傳奇故事在滑鐵盧收尾之後，歐洲就進入了可貴的將近一百年的和平時代，在20世紀里物質極大豐富，社會快速進步，無論是遠東還是非洲，文明的疆域和勢力範圍在每一個落後的蒙昧的大陸開拓著，自然科學也同樣突飛猛進，我們睿智的科學家已經宣布物理的大廈建成了，一切都顯示出了希望的色彩。請別在糾結於失敗的巴黎公社和布朗基主義，他們完全是糾枉過正的產物,是對人類社會的錯誤估值後的解決方案，在那之後大部分正常的社會主義者都選擇了加入第二國際通過議會路線改善我們的社會，真正的用群眾運動去解決一個個實際問題，為窮苦人謀福利，這就是人類的文明時代啊，在這裡，1914年夏天的歐洲，是的，時代吹拂著充滿希望的暖風，不同的階級有著平等的機會，人民權利不斷擴大（女權運動，勞動保障等）。事實證明，只要我國生產力發展了，人民的權利就會擴大，而產業革命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會越來越快，人民就會對享有平等權利的呼聲越來越高，怎麼不可能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呢？因此我甚至還猜想人類的光明未來社會主義的實現甚至還很大程度依賴德國的崛起，只有德國會是革命的中心，德國的新生的工業國，工人階級力量很強，德國的崛起一定伴隨著全世界新的社會主義的重新討論。

至於你上次告訴我的關於南方奧匈帝國的暴動，大可不必太過關心，恐怕除非瘋癲得像那些哲學家，任誰也不會自大地向世人宣稱這次司空見慣的爆發在巴爾幹的民族獨立戰爭會讓我們的世界毀滅，我親愛的朋友，我想你大概應該考慮到這一點，和平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背景。

不是。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一直有兩條路線，民粹和先鋒隊。隨著上次革命的失敗和文革的影響，民粹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盛行，其具體表現就是認為群眾可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不斷地運動和鬥爭逐漸擁有社會主義意識，並因此而反對建立一個擁有鐵一般紀律的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革命。
民粹主義的思潮在上實踐上則是伯恩施坦路線的延續，「為了運動而運動」；而在哲學上則是徹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自發產生社會主義意識，認為社會主義意識是一開始就孕育在工人階級的大腦中，只不過需要通過不斷的運動來喚醒它。而列寧很早就在《怎麼辦》中說過「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在實際的運動中民粹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危害表現在三個時期：

第一、在無產階級革命爆發以前、在無產階級的組織階段，民粹主義者的思想言論毒害最早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崇拜自發性和忽視革命的組織工作，對無產階級革命客觀上構成了阻礙和破壞作用。在這一時期，每一個有行動力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都是非常寶貴的，而其中有些人受到了這種民粹主義的毒害，逐漸變成了「群眾的尾巴」。他們不能通過「組織灌輸」用自己的革命思想去克服群眾的自發性，反而越來越反對試圖這樣做的團體。在這一階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民粹主義者」，最後是一事無成的，他們只能被革命和群眾拋棄。不過，還存在一種「理論和實踐背離的民粹主義者」，他們也許並不真心相信群眾的覺悟，至少在這個階段還不相信群眾的覺悟，他們在實踐中同樣是按照先鋒隊的理論在做，同樣在用「組織灌輸」控制群眾運動的方向。但是他們這麼做只是策略性的，而不能承認「自發性」、「灌輸論」、「先鋒隊專政」的這些理論的原則性。在實踐中他們用權謀代替原則，按照先鋒隊的方式在辦事，卻心照不宣。而他們這麼做的原因可能包括兩方面：一是確實沒有認識到這些原則及其重要性，而只是看到了現實中非如此行事不可；二是他們害怕一旦公開說或者甚至僅在自己的團體內說「群眾覺悟不高」、「自己要領導群眾」，那麼一旦被群眾知道，群眾就會拋棄他們，而這根本上還是民粹主義的認識。而這種沒有在原則上拋棄民粹主義的個人和團體，可能繼續在革命大潮中前進和發展。但是他們不會強調先鋒隊理論，不會強調自發性的危害，不會強調組織灌輸的必要。他們的團體也不會把先鋒隊專政理論作為原則。在這些人和團體中繼續散布著民粹主義那些「群眾是有覺悟的」、「革命組織要服從群眾」的謬論。而這些給他們的團體和整個無產階級革命埋下了民粹主義的禍根，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下一時期繼續危害革命。

第二、隨著馬列主義者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的深入，特別是隨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越來越多的接觸實際鬥爭，民粹主義的影響將逐漸減弱，在革命爆發的時候甚至可能淡出無產階級政治運動，但是在無產階級革命階段，先鋒隊內部有些處於少數派的人可能利用民粹主義宣傳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他們的意見不能在黨內按照組織原則、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被採納，就會說黨要服從群眾，要把黨內的分歧拿到群眾中去討論，試圖通過在群眾中取得支持而壓迫黨內的多數。這是嚴重的非組織行為，是嚴重的組織錯誤，是分裂黨的錯誤。為了遏制這種錯誤，先鋒隊就需要明確先鋒隊專政的原則，明確「黨不能服從群眾」。在吸收成員時把這一點作為重要的標準，在內部思想教育中不斷加強這一點，經常的和民粹主義思想進行鬥爭。而那些僅僅把先鋒隊理論當作權謀的團體，那些不能明確否定民粹主義的團體，那些還在標榜自己服從群眾的團體，必然會在激烈的鬥爭中分裂。「自發性」、「灌輸論」、「先鋒隊專政」、「先鋒隊的集中統一、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是一塊整鋼。

第三、在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一國革命勝利（其實可以理解為取得了某一區域的政權），轉入先鋒隊專政以後，特別是剛剛實現先鋒隊專政以後，工人運動的自發性和先鋒隊專政可能出現較嚴重的矛盾，這個矛盾甚至有激化的可能，實際上局部的激化可能性是很大的。具體原因，可以在這裡簡單講講，社會矛盾必然是指向當政者的。換句話說，群眾生活艱難只能找當政者解決，群眾的各種不滿往往指向當政者。革命勝利以前，群眾的這種不滿是指向當政的資產階級政府的，先鋒隊可以將這種不滿引導向革命。而一旦先鋒隊掌握了政權，先鋒隊專政下，政府是黨的外圍組織，那麼滿足群眾現實利益的責任就要由先鋒隊承擔了，群眾不滿意這個矛頭就很可能指向執政的先鋒隊。這就好像十月革命以前，群眾向臨時政府要和平、要土地、要麵包。十月革命勝利以後，群眾就要向布爾什維克要和平、要土地、要麵包了。而革命勝利並不能創造奇蹟，群眾的生活不可能立即改善，特別是剛剛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很可能遭受內外反革命敵人的打擊，還要承擔領導世界革命的重任，這都可能加劇群眾「自發利益」和先鋒隊的矛盾。這個時候，那些在革命前失意的民粹主義者，和革命中退出先鋒隊的少數派，其中有些人將要趁此機會利用這一矛盾鼓動群眾運動反對甚至企圖推翻新生的先鋒隊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他們所謂的官僚國家。這將是馬列主義先鋒隊與民粹主義分子的最殘酷的鬥爭。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整個無產階級革命的醞釀、組織、爆發到勝利的過程中，都會有一些原來受到民粹主義毒害的真正的革命者，認識到馬列主義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真理，只有通過先鋒隊組織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集中，無產階級革命才能獲得勝利。他們必將拋棄民粹主義，成為馬列主義的革命者。

還是我來回答 @涼宮春日的問題吧。

三個問題，如何防止資本外逃，如何建立民主政治，如何挽救危機。告訴各位，新的共產主義理論框架已經建立起來了，不僅是解決該題主提到的這幾個問題。通過理論的革新，二十一世紀的共產主義可以滿血復活。
以下是制度方案

任何複雜的理論，宣傳起來其實就成了一句口號。身價過億即當共產，這就是資本代持論的實踐口號。挽救中國的共產主義理想，莫過於此。

你想問什麼，我猜得到。所以預先回答下敏感問題。

第一，共給誰，國家嗎？不是。這作為社會公有資本，掌握在「代持者」手裡。代持者就是原先的資本家。代持者獨立於國家，非國家所有，是社會所有。代持者與國家的關係，猶如香港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係，香港只遵循基本法，承認中央政府的宗主權。但高度自治。

第二、為什麼身價過億要共產？過億隻是概數，不要糾纏。口號需要簡潔有力。這很簡單，身價不夠，他的資本主要目的就是生活消費，身價足夠，他的資本主要目的就是社會權力。金融體系是個權力體系，身價越高，權力越大。但社會權力來自於誰？應當是社會本身。權力不可私有。因此必須共產，授予資產者以代持身份。防止其揮霍社會財富，不對社會負責。

第三、既然要共產，不怕資本家跑了嗎？不怕，實際上，他只是實現了私有資本家到資本代持者的身份轉變，權力地位都沒有發生變化。中國的資本家是有原罪的，其身份一直未確定。由有原罪的資本家轉變為光榮的代持者，這是對其名分的匡正。是消除其制度風險。這是符合資本家的利益。他安心做事了，怎麼會跑掉呢？

第四、共產了資本家還有什麼權力？不都被國家擺布么？這點我已經強調代持者獨立於國家，他的資本不屬於國家的直控資本，是他通過個人奮鬥來的資本。沒有違法犯罪或者戰爭情況不得徵用。他有廣泛的權力，但既然共產，對他的硬性要求就是——資本不可用於個人消費，也不得私自繼承。他喪失的是這兩項權力。其他權力仍舊保有。

第五、如此代持，共產，資本不得用於消費。那麼當資本家還有什麼意思呢？不還是跑嗎？有幾個學者指責這一點，他們認為揮霍是資本家奮鬥的動力來源。這實乃是太幼稚，對資本家來說，事業和身份，權力與地位，才最重要。揮霍消費反而是最不重要。揮霍如果是個人奮鬥動力來源，那麼叫官員，叫各種技術工人情何以堪？作為代持者，他只是掌握資本的技術工種。何況他可以發薪水，用勞動收入解決自己想要「揮霍」的需求，只不過，這得要納個人所得稅而已。

第六、這樣共產，代持者死了怎麼辦？破產了怎麼辦？交給國家嗎，叫國家承擔債務嗎？不是，這應當有套特殊「接班」措施，即代持者死了，要根據法律辦事。代持者要提交接班人名單，ZF簽字同意。程序通過法律固定下來，比如推恩法令——資本均分，以及數量規定，超過其子女數量。決定權仍舊在代持者，他來指定。具體模式可以很多選擇。破產了怎麼辦？這不關ZF什麼事。凈資產跌破一億，自動喪失代持者身份。破產了該怎麼辦怎麼辦。

第七、這跟沒有代持有什麼兩樣？不還是資本主義嗎？甚至說，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是的，左翼朋友們是這樣指責的。但是與沒有代持差別很大。因為這永久地終止了「馬太效應」，貧富分化不拉大，市場需求就能反映真正需求。而且此乃制度建設，ZF能不插手就不插手。靠制度自動運行的體制才是好體制。這是把以前進行的國企」抓大放小「逆轉回來，說明私有化僅僅是歷史工具，資本代持共產，是逆轉私有化，同時還能推動金融化。這確定是共產主義——金融共產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實用主義，大體上是沒有走錯了的。摸私有化的石頭，能摸出來的經驗就應該是——資本代持論。資產過億即當共產，肯定資本家的個人奮鬥，不否定改革開放的成就，也維護社會主義的本色。

這要塑造出機會平等出來，根本在於繼承權問題，實際大資本的繼承權被剝離了。儘可能地塑造「起點平等。當然起點真正平等是不可能的，但是這是一項社會追求。由此還能提出其他理論來，比如」富人負債論「，人人應當生而平等，然而實際人人生而不平等，因此富人是有」負債「的，搞慈善什麼的是還債。對於代持者來說，他們也就是社會的意識形態堡壘，都身價過億了，就成為了社會的榜樣。代持者身份要規訓他們的言行，尤其要重」仁「，就是愛護社會，對社會負責。慈善乃是義務，方不辱代持者的使命。

最後強調一點，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可公有。當財產成為資本，超過一定數目時，它本質上還是權力。資本就是權力符號。那麼它還是要公有，以對社會負責。中國不是缺乏軟實力嗎？這個理論提出的場景就是實現軟實力。你美國華爾街不是依仗資本統治全世界嗎？你是權力體系，應當公有的，但你們卻在私有狀態下。這就利於發起意識形態攻勢。讓共產主義思想重新煥發活力。只不過，這個共產主義理論，已經改變了很多。它不否認金融和資本。只否認它的私有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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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事情看中國了。中國有沒有可能在21世紀發展為超級大國，世界的一極，以及在成為超級大國之後，會不會繼續強調自己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

無論中國事實是如何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成為了超級大國，無疑會導致世界範圍的，尤其是落後國家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就好像當年全世界經濟危機而蘇聯靠五年計劃發展起來一樣。而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強調自己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無疑會擴大這個影響。

當然，這個馬克思主義，肯定不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了，而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當然也會火起來。這種情況，和當年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是一樣的。對落後國家最有吸引力的其實是蘇聯崛起用的那一套東西。

至於說生產力發展導致的社會的變革，就很難說了。畢竟我們生活在10年前還沒有幾部智能手機，30年前還沒有多少人聽過互聯網的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技術的變革太快了，根本無法預測未來的科技水平是一個什麼程度，當然也無法預測，例如可控核聚變這樣的黑科技出現之後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權貴續命的基本手段是收買一部分人，犧牲另一部分人。這裡的「部分」可以有諸多表現：一個性別與另一個性別，一個家族與別的家族，一個國家與別的國家，等等。在今天，國家的地位十分突出。對他國的惡劣行為，包括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經常被本國人當作可以接受的、乃至值得擁護的東西。如果不能在這一點上有所突破，那麼任何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都不會有利於馬克思主義。

中國在本世紀的地位應該會有較大提升，但這也許對馬克思主義幫助不大。從傳統上看，中國人相當善於區分自己人與外人，對於外人的利益和尊嚴比較冷淡；從當前來看，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比較含混，缺乏人類解放的視野。

中國人應該很了解「愛有差等」的傳統。這裡實際上有四種基本立場：

愛有差等是中國文化，並且很好；
愛有差等是中國文化，並且很壞；
愛有差等是普遍傾向，並且很好；
愛有差等是普遍傾向，並且很壞。

我的看法是第4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基督教文明講究普世的愛，但在我看來，基督教世界的權貴也只是把這作為口號，實際上並不這樣做。

謝邀。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現有的生產力水平逐漸接近共產主義，我覺得可能23世紀之前就可以達到那個程度，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基礎。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存在，西方富裕國家越來越難以通過剝削貧窮國家而轉移國內矛盾，其國內矛盾已經有多個標誌性事件顯現出來（例如底特律破產、佔領華爾街等），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基礎。
所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上述社會存在，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將會越來越成為社會意識的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

在美國肯定不是，在中國、歐洲出現赤潮的可能性大得多。

面對著本世紀社會主義運動這—人類歷史上驚人的大起大落，無論從「社會主義復興」還是從「社會主義反思」的角度，人們都對中俄兩國關注最多：俄國社會主義何以興衰相繼?中國社會主義何去何從?

然而人們也沒有忘了第三個大國美國，這個經典上所稱的社會主義土壤——現代工業文明、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最發達、而本世紀又似乎與「現實社會主義運動」最絕緣的國家。

當「現實社會主義」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時，「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美國例外論」命題曾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討論。而90年代蘇東劇變、「沒有社會主義」成為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普遍現實時，有人卻提出了「為什麼美國有社會主義?」這樣一種新的「美國例外」命題。

正如著名美國社會學、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書中所說：「美國例外主義」成了—把「雙刃劍」，它既可以砍向社會主義的普遍論，也可以砍向反社會主義的普遍論。

而在這個世紀末，任何一種關於社會主義的新說法如果離開了美國的經驗正如離開俄國、中國的經驗一樣，都將缺乏解釋力。

一、「社會主義者愛美國」與「美國不愛社會主義」

曾記得40年代的國際共運中出了所謂「自勞德修正主義」：當時的美共領袖白勞德提出「美國特殊論」，認為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國的條件下很難尖銳化，因而通常意義的「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在美國也難有前途。

為此他解散了美共，並認為美國左派只有走勞資合作、妥協改良的道路。白勞德的此種看法導致了當時還是斯大林主義一統天下的「國際共運」陣營的齊聲斥責，所以他被美共開除而告終。

然而事實終歸是無情的：在這以後的半個世紀中，美共並沒有因為清除了白勞德這個「絆腳石」而時來運轉，反而日薄西山，時至今日已經很少有人把它當成一回事了。

僅僅美共如此倒也罷了，美國歷史與現實的耐人尋陳之處在於：不僅蘇聯模式的「共遠」在美國從來不成氣候，其它模式的諸種「社會主義」乃至反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各色意識形態在美國社會也都難以生根，起碼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其它主要國家相比是如此。

社會民主派、民粹派、無政府工團主義、民族社會主義(法西斯)等運動在美國也從未形成聲勢，而它們在歐洲、在堪稱美國文化之母的英國、在與美國同屬新大陸的南美地區都曾各領風騷。

社會黨國際的美國成員——美國社會黨及其衍生黨在1912年高峰時也僅有黨員11．8萬(而此時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都已眾逾百萬)，此後每況愈下，20年代末黨員不到7萬，到80年代後期它的兩個後續黨(民主社會主義者共和人民黨與社會民主黨)總共只有8000名左右成員，實際已名存實亡。

顯然，美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僅難望北歐同仁之後塵，也絕無可能與密特朗、勃蘭特等西歐同志相比肩。我們後面將提到的美國社會黨領袖哈林頓是社會黨國際主要理論家，位居國際的名譽主席，然而他在美國國內的影響卻遠比他在「國際」論壇上影響遜色得太多。

美國歷史上的人民黨人(the PoPulists)曾被一些論者視為俄國民粹派的同類。但事實上他們不僅聲勢、影響不及，而且在性質上也相去甚遠。

俄國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專制」，是所謂「農業社會主義」者，而美國人民黨人——我姑且把他們稱之為「農業自由主義」者——對這兩樣東西是絕不感冒的。可以說，「農業社會主義」運動在美國歷史上基本上不存在。

至於美國的工會，它不僅是勞資妥協的專家，而且在捍衛所謂「美國人的價值觀」方面歷來比頗講實用主義的政府與商界要極端得多。在美國，工人比資本家更「反共」，工會比商界更「冷戰化」，這是眾所周知的。

僅僅列舉以上這一切倒還不足為奇——人們可以說，例如像沙烏地阿拉伯這類地方也是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都吃不開的。

然而美國案例的另一面恰恰在於：很久以來，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各種流派「社會主義者」都對美國懷有遠勝於他們祖國的好感，樂於在美國尋找其價值理性的經驗依託，當他們在祖國碰了釘子時，往往便寄望於美國，企圖在那裡實現其人文關懷與社會理想。

當年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英國人歐文在本國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國去建立他的「新協和村」理想國。法國人卡貝在本國發表了他的烏托邦設想後，也來到美國去實踐他的「伊加利亞之旅」，而且據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俄國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黨密謀」失敗後在祖國無處容身，便跑到美國建立了著名的堪薩斯州「雪松谷公社」，維持了十餘年的「大同」實驗。

這些理想主義者看好美國可以說決非是僅僅看中了新大陸的空曠可居，這一點在列寧關於「美國式道路」與「普魯士式道路」的善惡二元對立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這個後來成為美國頭號對手的超級大國的締造者在1917年以前的十餘年間經常把俄國現代化道路的一切光明面都歸結為「美國式道路」，而陰暗面則歸結為「普魯士道路」，並屢屢發誓要為使俄國走上「美國式道路」而奮鬥。

其語調之熱烈幾乎可與1949年前的中國共產黨人「走俄國人的道路」的熱情相彷彿。

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如此，「社會豐義」國家中在野的社會主義派別更其然。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孟什維克派與布爾什維克派分手後成了對頭，但1917年以前兩派都倡導「美國式道路」。

1917年後孟什維克被掌了權的布爾什維克鎮壓，仍不改此願。孟什維克首領唐思直到1947年在國外去世前還希望「實現俄國社會主義形式的『美國化』」。無獨有偶，十多年後被斯大林逐出國門的托洛茨基在對蘇聯失望後也曾把「第四國際」的事業寄厚望於美國。

他不僅授意由美國托派代表主持「國際」成立大會，晚年聯絡重點也轉向美洲，甚至還把自己身後全部檔案文牘都轉讓於美國的大學，雖說直接目的是賣錢，但也不乏更深遠的希冀。

孟什維克與托派，—個比蘇聯當局更「右」，一個比蘇聯當局更「左」，但兩者都在美國看到了自己事業的某種希望，這是頗有意思的。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者看好的美國」與「在美國碰壁的社會主義」都其來甚久。一方面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在美國都難以立足，另一方面美國以外的各國種種「社會主義」者又多嚮往美國(而且決不是僅僅嚮往它的物質方面)，這種奇特的反差確實耐人尋昧。

於是，「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便成了近一個世紀來人們議論的話題。為此產生了種種解釋，然而有說服力的似乎不多。

當然，最難讓人信服的是一些美共人士的說法：統治者的鎮壓與白勞德、洛夫斯通之類的「內奸」阻得了美國社會主義的興起。

無疑，把美國的「自由」理想化是不足取的，我們都知道有個麥卡錫時代。但相對而言應當說在歷史上：美國的政治自由空間一般比歐陸還是大得多，如果這點鎮壓就足以扼殺社會主義，那也太小瞧這種人類理想的生命力了。而經歷了從科倫審判到「斯托雷平反運動時代」種種磨難的歐陸社會主義又怎麼會曾有如此氣候呢?

文化決定論者喜歡談論傳統的作用。然而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有何不同於歐洲的文化傳統可言?近年來「英美經驗主義」與「歐陸理性主義」的兩分法頗為流行，似乎「經驗主義」是比「理性主義」更不利於激進思潮的成長。然而同在「英美經驗主義」背景下，英國工黨與美國社會黨的不同命運又怎麼解釋呢?

有人強調新大陸機會多，勞動者不易感到生存壓力而滋長反抗情緒。然而同為新大陸，拉丁美洲的各種社會主義運動又為何如此活躍?

更常見的一種解釋是說美國工人生活富裕，因而沒有窮則思變的社會基礎，這就是所謂「關於美國社會主義失敗的『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理論」。然而正如下文將引的哈斯班茲和哈林頓等所言，本世紀初德國工人吃到的「烤牛肉與蘋果餡餅」並不比美國工人少，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卻在那時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可見美國人不「思變」未見得就是因為不窮。

還有些論者很強調羅斯福新政的改良作用對美國社會主義潛勢的消解，甚至認為羅斯福新政本身就是一種「社會主義」。這當然不能說沒有道理。

然而問題在於對「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思考早在「新政」之前很久就產生了，用「新政」作為它的答案因此至少是很不夠的。這也就是我們要研究早於「新政」二十餘年問世的桑巴特著作的原因之一。

二、物質替代還是價值替代：桑巴特的解釋

人們對W.桑巴特不會陌生，這個世紀初馳名世界的德國國民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生思想傾向多變，早期接近馬克思主義，後轉為極端保守主義，到晚年又傾向於國家社會主義並對納粹表示同情。

但任何時候他都不認同自由經濟思想，因此他寫《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決不是為了要替「美國主義」辯護的。此書以德文出版於1906年，當時桑巴特還是個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

此書發表後幾十年內譯本眾多，法、西、英、日等文譯本均有。而若干譯本前還附有評價此書的論文式長序，作序者往往也是知名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這些序文連同桑巴特的原書一起，勾畫出了幾十年間歐美兩大陸的社會主義者對「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一問題的探索過程。

作為一個德國人，桑巴特是在美歐(主要是美德)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表的，他認為美國工人與歐陸相比有如下特點：

1、美國工人更「傾向於對資本主義的善意態度」。這首先是因為它成功地供給了他們的物質需求，其次也因為他們融入資本主義制度的那種「經濟整合」方式。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許多企業中使用的計件工資的有利制度和各種獎金與利潤分享制的推動。

這個說法在桑巴特之後又為許多人所發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國社會主義的難產是因為「普通有資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認為是企業人(businesseman)，他成功地使自己適應於利用他的個人機會，……他理解並在很大程度上分享著其僱主的思維方式」。

2、美國工人對美國的政府制度持善意態度，它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達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於啟蒙原則之上的普選制與憲政民主更集中地促進了這種整合。

桑巴特的這一看法後來也有許多支持者，他們指出：統治精英通過民主程序把工人階級結合到政治進程中的成功嘗試對工人階級激進主義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有人還推而廣之，認為工人階級激進傾向在19世紀後半期的英國以及戰後聯邦德國的衰落，主要也是這個原因。

而19世紀德國工人比較激進，則是由於沒有這種整合機制。我們可以把這種解釋模式簡化為「民主消除激進(或曰民主使人保守)」的公式。

3、成功運作中的兩黨制下產生一個新政黨的困難，也是美國社會主義者無所作為的原因。據說美國社會黨與此前的人民黨都是「第三黨困境」的犧牲品而在兩黨遊戲中被淘汰的。

4、美國工人階級潛在的激進主義傾向因被美國資本主義所能提供的物質報酬所收買而消亡。這就是所謂「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理論。

桑巴特認為美國工人所處的「超級物質環境」已預防了反對派及社會民主傾向在美國無產階級中的發展。桑巴特在書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徵博引地調動大量統計資料證明美國工人比歐洲工人(主要是德國工人)更富有。

他說，儘管美國「資產階級化的工人階級與實際的中產階級間富裕程度的差別」仍然存在，甚至可能還在擴大，儘管社會財富的總分配可能正變得更加不平均，但由於美國工人發現他們比歐洲工人過得更好，於是便心滿意足了。

這—所渭工人生活「資產階級化」問題是桑巴特解釋中引起非議最多的內容。

5、美國較好地實現了機會均等，工人階級(與歐洲相比)有更大的機會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實現社會獨立的流動性。

桑巴特認為這是「在考慮(美國)無產階級心理如何發展時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來，美國工人嚮往資本主義社會的「頂層或近乎頂層」，他們比歐洲工人有可能成為小資產階級企業主。

6、一個開放的邊疆地區的存在起著減少美國工人好鬥性的效果。在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納(F．J.Turner)的「新邊疆史觀」的影響。

他認為美國廣闊的西部「新邊疆」的存在為美國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機會，如果勞動條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變得太壓抑的話。事實上，美國歷史上大量「窮愁潦倒」的工人從東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獨立農場主，從而使邊疆成了社會矛盾的減壓閥和「美國社會主義」的最後一個障礙。

總之，桑巴特認為「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歸納為物質替代(物質上的滿足「替代」了對平等之類價值目標的追求)和價值替代(「美國式」的平等替代了「歐洲式」的平等而成為價值理性的主體)兩點。

但桑巴特在他的書中以主要篇幅談的是物質替代，而對價值替代則講得較簡略。

三、寓「平等」於「自由」之中：美國社會主義者的評論

自桑巴特發起「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討論後，數十年來不斷有人談論這個話題。到六七十年代，美國出現了興盛一時的新左派運動，圍繞反越戰、黑人民權與女權等問題美國人表現了相當高的熱情。

對「桑巴特問題」的討論中心也由歐洲轉回到北美。1976年美國國際藝術與科學出版社與英國麥克米倫公司在美、英同時出版了桑巴特《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的英譯本，美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頭號理論家哈林頓與美國社會黨史著名研究者哈斯班茲都為這個譯本寫了分量很重的序言與導言。這兩篇文章可以說是美國左派思想家在新左派運動高潮期對這一問題的典型回答。

E．M．哈林頓1928年生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早年由一個天主教社會工作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成為一名致力於窮人和被壓迫者事業的熱情的工人階級理想主義者和鼓動家」。早在朝鮮戰爭時，他就不顧當時的「麥卡錫陰雲」而持嚴正的反戰立場。

1953年他加入社會黨，同時成為工人保衛聯盟的組織幹事與左派學生組織青年社會主義聯盟的校園活動家，逐漸成為除美共以外的美國左派及工人運動的頭號人物，並於1968年當選美國社會黨主席。

但面對六七十年代那種帶有雅皮士色彩的「新左派」運動，本質上屬於老派理想主義者的哈林頓並不適應。於是「人們很快把他同令人恐懼的老左派等同起來」，而他也對新左派感到失望井轉向更為激進的立場。到1972年他因持激進的反越戰立場而與不那麼激進的社會黨決裂，並辭去主席之職，創建了更左的組織——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委員會。

1982年該會與左翼知識界的「新美國運動」合併為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共和人民黨，哈林頓任全國主席。該黨是社會黨國際最重要的美國成員黨，哈林頓因而也是國際的著名活動家，參與制定該國際十八大的《原則宣言》。

他在1989年逝世前已是社會黨國際的名譽主席。哈林頓不僅是美國左派運動的頭號活動家，也是當時美國理論界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著有《另一個美國：合眾國的貧困》(1962年)、《走向民主左翼：新多數人的激進綱領》(1969年)、《社會主義》(1972年)、《資本主義的黃昏》(1976年)、《決定性的十年》(1980年)等一系列名著，其中《合眾國的貧困》一書更是轟動一時，當時曾迫使約翰遜政府宣布發動著名的「向貧困開戰」運動。該書與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被並稱為當代美國民權運動兩大文獻。

如果說哈林頓是美國「老左派」的代表，那末哈斯班茲則是在「新左派」運動的熏陶下出現的新一代美國社會黨史研究者。他曾長期求學、任教於歷史上美國工人運動的中心芝加哥地區，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講師，並建立了位於印第安納州的美國社會黨黨史研究中心。

在譯介桑巴特的書時他是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講師，對歐洲知識界的「桑巴特問題」討論也有很大影響。應當說，由哈林頓與哈斯班茲來評論桑巴特的書，實為美國「老左派」與「新左派」、上一代與這一代、行動者與評論者、美國人與歐洲人對這一問題之看法的縮影。

而這雙方的看法卻驚人地一致。哈斯班茲與哈林頓都對桑巴特的美國工人生活「資產階級化」之說即所謂「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理論發動了集中的批評。哈林頓指出，決不能假定貧困使人激進而富裕使人保守，因為相反的情形倒似乎更為真實。

典型的例子是：60年代在美國一度影響很大的新左派運動就不是以窮人、而是以那些「幸運的青年」們為基礎的。而在德國，從《反社會黨人法》的廢除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段時間正是工人階級在經濟收入上的「幸運年代」，然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運動恰恰是在這個時代獲得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成長」。

哈林頓與哈斯班茲都對桑巴特所謂美國工人比德國工人富裕的統計學依據提出了質疑。哈林頓引證德國學者斯騰塔爾(A．Sturmthal)的研究，指出桑巴特關於美歐生活水平的統計只考慮「一次分配」，而忽略了俾斯麥的(在英國是勞合.喬治的)社會保障綱領的作用。

由於當時歐洲(主要是德、英)社會福利性質的二次分配遠比美國發達，歐洲工人生活未必糟於美國。哈斯班茲更認為桑巴特給出的「美國工人普遍富裕的圖景是十分牽強附會的。它無視移民出身與本土出身的美國工人階級人口的實體部分存在著嚴重的貧困。」

即使從統計學上，桑巴特也不能證明美國工人比同一時期的德國工人更富有，而美國工人內部的經濟分化更遠甚於同時代的德國工人。哈斯班茲還指出，桑巴特不是這種解釋的頭一人，上個世紀就有人以富裕化解釋19世紀下半葉英國工人中社會主義傾向衰退的問題，事實表明這種解釋並不成功。

實際上，70年代以來對桑巴特上述統計的批評性考證者不乏其人。看來，「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的作用至少沒有桑巴特說的那麼重要，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哈斯班茲還對桑巴特關於「新邊疆」對社會主義的阻抑作用之說進行了批評，他問道：「如果像桑巴特所言，美國工人『愛資本主義』並『為它奉獻全部身心』，人們就不能不奇怪為何他還想從這一樂園裡『逃入』到寒冷的邊疆去。」

這樣的反話當然有些簡單化。不過筆者可以補充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美國西部的空曠和移民潛力是隨時間的推移而遞減的，如果它對社會主義有礙，其作用也應遞減。然而美國社會主義運動卻沒有因此而高漲，而是自本世紀頭十年以來日益衰落的。「新邊疆」說顯然不能解釋這個事實。

在批評桑巴特的同時，哈林頓等也對他的另一些說法加以肯定乃至發展。哈林頓認為桑巴特提到的「公民整合」對工人階級的影響是「極其重要」的，「甚至比桑巴特已強調的更加重要」。哈斯班茲也有類似看法。

這樣，70年代後的人們在否認了「富裕使人保守」的理論的同時，卻對「民主使人保守」之說表示了認同。

哈林頓指出，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與其說是圍繞經濟問題，勿寧說是圍繞公民權問題開始的：工人在政治進程中受到排斥或系統性的歧視一開始就是抗議的對象。

「在幾乎一切情況下，反資產階級鬥爭的心理與情緒基礎都是對資產階級平等(bourgeois equality，或可譯為『市民平等』——筆者按)的要求。甚至在有些例外的英國，最早的有組織的工人政治運動即憲章運動也是如此。」

而在美國，幾乎從一開始就有了普選權。這導致薩姆松(Leon Samson)在30年代最先概括的現象：「『美國主義』成為社會主義的替代物。」所謂「美國主義」(Americanism)在這裡並不是指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而是指美國式民主包含的自由、平等之類觀念。

在薩姆松看來，這類觀念與社會主義實質上相通，所以他說：「美國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即它傳播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否定等級社會的現實，這與英、法等歐洲國家不一樣。

哈林頓同意薩姆松的看法，他認為這裡包含著「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主要答案，即：「美國工人可以用優勢意識形態(即自由主義)的語言，而不是用該形態的反對派的語言，來表達他的平等要求。」

這裡必須指出，薩姆松講的「美國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都是在羅斯福新政之前，它顯然不是指常被人稱為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新政，不是指那種以國家干預限制競爭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結果平等」(或限制結果不平等)的意義上的公平，而是古典自由主義「公平競爭」意義上的公正。

作為社會黨人擁護社會福利政策的哈林頓，對美國的稅收一福利政策不像歐洲「社會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照顧窮人」是深表不滿的。他憤然寫道：「在美國，最具返還性的稅也就是最普及的稅。社會保障費用的徵收不允許(對窮人)減免或考慮家庭規模，這是對富人的荒謬的照顧。他們公開地以比其他人更便宜的代價獲得受津貼的退休保險。」

然而哈林頓又看到，這種(與歐洲相比)更缺少「抑強扶弱」色彩的政策因其符合「自由競爭的公正」，居然比歐洲式的福利主義更能成為「社會主義的替代物」；「對待有美國主義、個人主義與自助意識形態的公眾來說，他們對高返還性的稅制是很熱衷的。」

當然哈林頓也指出，美國的稅收一福利制度也不是一點「抑強扶弱」的二次分配成份都沒有，「事實上社會保險體制中有大量的福利成份，但這事實僅為統計學者與專家所知。」公眾並不是對這種「抑強扶弱」感興趣才認同這一體制的。

相反，由於自由主義的公正觀接受那種自己出錢保障自己的觀念，使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仍然維持著作為—個保險綱領的神話，即它給領受者提供了福利」。

哈斯班茲則從另—個角度即移民的態度涉及了「美國主義」替代社會主義的問題。他指出桑巴特忽視了美國工人階級內部在那個時代存在著比德國工人更大的經濟不平等。

主要原因在於土生的美國工人(他們其實也是早期移民)把外來廉價勞動力的湧入看成對自己的威脅，因此19—20世紀之交的大多數美國工會是排外主義的和有行會傾向的，並且對新的移民工人群體造成了嚴重損害。

但這一點本身未必談得上對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有利還是有弊。因為工人的分裂與工會的行會傾向固然不利於社會主義運動，但移民群體如果長期處在受排斥的低下地位，這本身就會促使社會主義或「某種激進主義」在移民群體中蔓延。在歐洲大陸，移民與猶太人中的社會主義傾向遠比本地民族活躍，就是這個道理。

而事實上，19世紀後期的美國社會主義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是為當時一些有激進傾向的移民從歐洲帶來的。(反過來說，正如筆者前已指出，從歐文、卡貝到列寧、托格茨基的幾代歐洲社會主義者也都特別看好美國，而且不僅19世紀後期為然。這或許也增加了當時移居美國的歐洲人中社會主義者的比率。——筆者按)

以至於產生如下說法：「那些在美國傳播社會主義的人是一些無人追隨的潦倒的德國佬。」19世紀8O年代的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社會黨的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國召開它的會議。

然而恰恰是美國式的自由競爭、機會均等體制，使本土工人對移民工人的行會式排斥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國資本家對本土工人與移民工人「一視同仁」地予以「剝削」，美國勞動力市場上相對於歐洲而言更為公平的競爭機制，大大加速了移民工人的「經濟整合」進程。

在桑巴特時代，移民抵美一代人之後便一般可與土生工人具有同樣的「經濟特徵」。P．羅伯茨引1911年工資數據證明：當移民本人處境還十分糟時，他的兒女的工資結構便已與土生工人基本持平了。

正是這一機制，使美國移民中的「社會主義平等觀」很快為「自由主義平等觀」所取代，從而消解了「移民社會主義」，甚至使移民工人從(母國人口中較多的)社會主義偏好者，變成了「對社會主義桿菌的免疫者」。

進入20世紀後，美國社會黨在移民工人中已比在土生工人中更難得到支持。這決不是說移民工人更加逆來順受地任人「剝削」。相反地，移民工人在與僱主的鬥爭中往往比土生工人更有戰鬥力，但這卻是一種「反對資本家而非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正如羅伯茨描繪的美國斯拉夫移民工人的狀況。

「斯拉夫人參加工會並為更高的工資與更好的條件而戰鬥，……他們會以宗教般的獻身精神追隨一個勞工領袖，他們在戰鬥中有耐力，能吃苦。但所有這一切都是為經濟動機而做的。斯拉夫人愛美元，並在衝突結束時要保有它。讓人們試圖領導他走社會主義道路吧，他是不會走的。」

四、「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與「美國例外論」的雙刃劍

綜上所述，70年代的美國社會主義者否定了桑巴特解釋中的物質替代(「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理論，而肯定並發揮了這一解釋中的價值替代(「美國主義」替代社會主義)理論。這除了學理上與歷史上的依據外，也是以60—7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為背景的。

親身經歷過這場運動的許多人都感到，對於作為一種價值的社會公正而言，美國人其實比歐洲人更敏感。但美國人更多地在競爭過程中(即競爭的起點與規則中)發現這一價值並以此取代了那種否定竟爭的(在桑巴特看來社會主義就是如此)價值理想。

而美歐間的這種區別，原因首先在於美國的政治制度比歐洲更早、更大程度上實現了「公民整合」，即有更多的民主，更少封建特權傳統，美國人可以要求公平而不反對競爭。而歐洲人由於受封建遺產影響，多數人從—開始就沒有得到過公正的競爭機會，因此他們的公平要求是與反對競爭的主張相聯繫的。

至於說到「物質替代」，看來，不僅桑巴特時代的「烤牛肉與蘋果餡餅」，就是當代的汽車與洋房也末見得能夠消解人類的崇高理想、對社會主義進行「替代」。因為人們對社會公平的渴求從本質上說是不能用物慾來簡單替換的。

如果說蒸汽機時代的人們在公平訴求方面並不比石器時代的人們更麻木，那末電腦時代的人們在這方面怎麼會比蒸汽機時代更遜色呢?

到80—90年代，關於「桑巴特問題」的討論又得到了新的推動。這次不是來自哈林頓那樣的社會主義者，而是來自一批自由主義思想家。西摩爾.馬丁.李普塞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普塞特在當代美國政治學與社會學領域可說是泰斗級的人物，他1922年生於紐約，l949年為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後任教於哥大。1956年起為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1962一1966年兼任該校國際研究學院主任。

以後又陸續擔任過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國際事務中心執行委員會委員、斯坦福大學政治科學與社會科學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在學術界以著作等身著稱，迄今已出版了23部專著與難以計數的論文，還與人合編了10本文集。

其名著有：《農業社會主義》(1950年)、《工業社會中的社會動員》(1959年)、《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1960年)、《第一個新國家：歷史與比較背景中的美國》(1963年)、《一致與衝突》(1985年)、《美國例外主義：一把雙刃劍》》(1996年)等。

1962年，美國社會學學會授予他麥基佛獎，1980一1982年他當選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此外他在哥倫比亞、加州伯克利、哈佛與斯坦福等名校都培養了一批學術精英，這使他的學派更顯得勢力強大，影響已超出美國而達於世界。

李普塞特的思想傾向與哈林頓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但兩者對「桑巴特解釋」的評價卻驚人地相似：都反對「物質替代」說而贊成「價值替代」說。由這些自由主義思想家主導的討論的總趨勢也成了70年代的繼續。

1977年，李普塞特就寫過一篇與桑巴特之書同名的論文《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表示贊同W·伯納姆在1974年提出的命題：「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而在80年代出版的《一致與衝突》及90年代的《美國例外主義》兩書中，這一命題被發展為「桑巴特問題」的主流解釋模式。

強調封建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之聯繫的說法在80年代改革時期的東方國家(包括我國)也常常聽到，但在這些國家，這一說法主要是認為那裡現實的社會主義模式受到封建殘餘的影響，因而似乎不那麼「純粹」。

而李普塞特等人的「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則完全是對桑巴特一哈林頓解釋的一種發揮，其含義並不是說現實社會主義中有多少「封建殘餘」，而是把本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看作是封建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的直接對立面(而非繼承者)。

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繼承、對立關係以及共產黨國家中的某些民主派強調社會主義對封建主義的繼承關係不同，李普塞等人把社會主義的「階級政治」看作是封建遺產基礎上的不公正「競爭」所激起的一種反競爭的「公正」訴求。

「社會主義的階級政治儘管產生於歐洲，但與其說它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前工業的封建社會(它是按照一成不變的，幾乎是世襲的社會等級關係直接構成的)產物。工人階級的出現是對這一條件下的政治世界的反映。」

或者用90年代該學派另一學者的話說：「在英國與歐陸，社會主義是作為對專制王權、土地貴族與貨幣權力的聯合勢力的否定而出現在19世紀的。」而在沒有這種對立面的「純粹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自然難以存在，即使這兩種條件是有同樣的「文化」背景。

應當說這種論述的邏輯是不難理解的：「反競爭的公正」不可能作為「公正競爭」的對立面而存在。這不僅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不同，尤其與把一切不同的發展道路都歸因於不同的「民族性」或「文化基因」的文化決定論觀點相衝突。

文化決定論者往往假定似乎有那麼兩種先天地具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人群：一種人生來就好競爭，愛冒險，由此決定了他們適宜於發展自由制度；而另一種人則天然地傾向於「和諧」的生活，由此決定了他們需要有個大家長來保護他們，而自由競爭則與他們的「文化」格格不入。

這樣的假定實在是過於武斷，且不說它的歷史學依據能否成立，起碼它是有違於生活中的常識的：公平的體育比賽能為當今各民族的人們所接受，而無理犯規則受譴責，這並不以「文化」不同為轉移。

而我國農民能夠主動衝破公社的束縛、發展相對自由的個體農場經濟，國企工人卻不願在「窮廟富方文」的狀態下兩手空空地脫離「大鍋飯」而「下崗」，這也不是因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在「文化」與「民族性」上有什麼不同，更不是說「農民文化」比「市民文化」更富於自由競爭精神。

如果農村改革不是以土地的平均分配作為家庭農場市場競爭的起點，而是開張就宣布全村土地轉為隊長或書記的私人莊園，你想農民能接受這樣的「市場改革」么?

當然，文化傳統的因素並非不起作用，但它不應使我們無視更重要的常識：通常人們之所以厭惡競爭，主要並不是因為這種競爭太「自由」以致為某種「文化」所不容，而是因為「競爭」的起點就不公平，也不講規則。

因此儘管美國的「文化」本來就源自歐洲(尤其是源自前宗主國英國)，然而美、歐的人民大眾對「競爭」的反應是截然不同的。用李普塞特的話說：在那些「從封建主義那裡繼承下來一種涇渭分明的地位界限並存在著流動障礙」的地方(歐洲)便特別容易出現激進的反競爭運動。

而那些「『天生現代化』並且沒有封建和貴族歷史的國家」(美國)「其成員共享一個相同的市場」，便不大可能產生這種運動。而「階級意識」這種東西，與其說是「自由競爭」之後「分化」出來的，勿寧說是封建時代「等級意識」的延續：「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的發展需要有一種智力上的想像力。而在歐洲，等級體制把工人們置身於—個共同的階級之中。」

與桑巴特、哈林頓一樣，李普塞特也強調了美國民主的早熟對公平競爭觀念的影響，他引述列寧、考茨基等人的話說：歐洲許多工人階級政黨是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形成的，而美國就缺乏這一因素，在那裡，工人們從「投票的免費饋贈」中獲益。

歐洲19世紀的市場競爭基本上在專制政治下進行，如思格斯所說：整個19世紀的歐洲「政治秩序仍然是封建主義的」。而熊彼特則指出，在許多歐洲國家，貴族仍然「作為統治階級行使職能」，「直到自由資本主義末期，貴族才不再當家作主」。而這時早已沒有什麼「機會」留給平民大眾了，他們憑什麼喜歡「競爭」?

民主滯後導致「起點」不公平，「機會」被壟斷，因而產生了反竟爭運動。李普塞特認為這不僅可以解釋美、歐之別，也可以解釋歐洲範圍內國與國的不同。

例如德國19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首屈一指就與當時封建容克貴族的機會壟斷有關，而瑞士與丹麥的社會黨在歐洲一直是最溫和的，這是因為這兩國在前工業時代就是小農國家，少有封建特權遺產，因此產生了「與美國相同的問題：為什麼丹麥沒有社會主義?」

總而言之，與關於社會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或自由競爭的固有弊病的假定相反，「規範化的」資本主義關係中幾乎不可能生長出社會主義運動。而一個社會的利益結構越「保守」，保留的封建遺產越多，其所產生的運動就越「激進」。在這裡，「保守主義」非但不是「激進主義」的剋星，反而還是培育後者的溫床。

另一方面，「政治保守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聯繫決不是無條件的：它必須以經濟競爭的「自由」應當有個公平的起點為前提。

不公正的「競爭」導致了反競爭的「公正」。然而正如機會壟斷下的「競爭」實際上只是「偽競爭」一樣，那種否定個人的自由發展權利而由大家長所賜予的「公平」實際上只是「偽公平」，因為個人對共同體的依附總是以共同體的人格化體現者(大家長)與其保護(束縛)下的共同體成員間的極端不平等為依歸。

正如馬克思所說：個人成為「狹隘人群的附屬物」，總是與「以統治和服從關係為基礎的分配」相聯繫的。它必然要產生普列漢諾夫形容的那種「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這也就是李普塞特講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中的不平等」、「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階級』」。

而有趣的是：與封建時代一樣，這種不平等比公平競爭更能促進「階級意識」的成長。於是正為「發達社會中的工人階級因政治上的相對消極而導致人們對其喪失信心」之時，東歐工人卻表現了強烈的階級意識與政治積極性：從1953年東德的「起義」直到80年代波蘭的工潮。

尤其在這種社會再次轉向市場競爭之時，權錢結合導致高度的機會壟斷，有可能重現不公正的「偽競爭」激起反競爭的「偽公正」的一幕，造成「權貴資本主義」與「人民專制」的「怪圈」式循環。

「桑巴特問題」在80—90年代重新引起關注正是基於此一背景。與70年代「哈林頓討論」起因於當時的新左派運動高潮相反，80—90年代的討論是在全球「向右轉」的背景下進行的。

這似乎有些奇怪：本來這一背景似乎應當使桑巴特問題失去意義的，因為「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一「美國例外論」命題的弦外之音本來是：社會主義是全球性的大趨勢，而美國何以「例外」地落後於潮流才成為問題。

而今天，用韋倫茲(Sean Wilentz)的話說，這樣的提法「似乎已顯得滑稽」，「美國，遠非例外地，現在顯得很前衛，而社會主義現在倒像是個臨時的歷史階段，許多國家在達到向資本主義民主的大轉變之前曾經歷過這一階段，而對這種轉變的最大挑戰已經不是來自社會主義，而是來自種族和民族的特性」。在這種背景下還有必要討論「美國例外」嗎?

然而這一討論的確又熱鬧起來，不僅李普塞特1995年出版的新著《美國例外主義：一把雙刃劍》引起了很大反響而且桑巴特的那本書作為「經典之作」(李普塞特語)再次引起關注，90年代又出了新譯本。

其中1992年法譯本(Pierre Weiss與Gabrie11e Srezdorm合譯)距l988年巴黎版(Jean HSeffer與Jeanine RCovet合譯)僅四年。與當年哈林頓、哈斯班茲一樣，這兩個法國版本也附有編、譯者的研究性導言。

為什麼90年代的人們仍然熱衷於討論「美國例外」?原因之一顯然在於這個問題的「雙刃劍」性質。如上所述，公平競爭的主張一方面針對「反競爭的公正(偽公正)」，另一方面也針對「反公正的競爭(偽競爭)」。

如果說80年代以前的討論中人們心中的主要背景是前者，那麼80—90年代隨著「前計劃經濟國家」大規模地「轉向市場」，一場空前快速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席捲而來，「反競爭的公正」固然在退潮，「反公正的競爭」卻再度成為嚴重問題。

尤其是在國庫看守者沒有受到正常監督的情況下，「權貴私有化」中的機會壟斷現象遠遠超過19世紀的歐洲。而嚴重的不公正又使社會中的民粹主義潛流在積聚，它是否又將導致一場「反公正的竟爭」引發「反競爭的公正」的循環?在這種背景下，「桑巴特問題」再度引起關注，就毫不奇怪了。

更重要的是，在「反競爭的公正」退潮之後，社會主義在世紀之交還有復興的前景嗎?這不僅是狹義的社會主義者或「前共產黨人」所關心的問題，也是每個關心人類前途、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者所不能忘懷的。

而「美國例外論的雙刃劍」在這方面也能給人以啟示。如前所述，在美國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上本來就有「社會主義者愛美國」與「美國不愛社會主義」這兩個方面。如果說在社會主義成為全球大潮的時代，後一方面使美國顯得「例外」，那末在社會主義處於全球性退潮的時代，前一方面便使得美國仍然顯得「例外」。

這就是1995年韋倫茲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有社會主義?」這樣的「新美國例外論」的由來。這與當年唐因所謂「社會主義形式的美國化」、薩姆松所謂「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是一脈相承的。

韋倫茲甚至認為美國是社會主義倫理原則的發樣地：「早在『社會主義』一詞進入公共英語辭彙之前，(北美殖民地)宗教的契約思想、美國革命關於反抗壓迫性權威是(人的)自然權利的宣言、早期州憲法中關於共同財富的超驗的認同、建設無階級國家的思想——所有使得新的共和國的主導政治文化不同於世界其餘部分的激進思想、以平等為中心的思想」都可以歸入社會主義之列。

韋倫茲指出了美國與社會主義的兩大悖論：一、「社會主義在美國表面上的失敗部分地應歸因於它的某些關鍵內容被廣泛接受。」二、「儘管社會主義(在美)難以實行，但美國由於它的民主特徵，使它成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實驗場。

這個社會主義之家很可能擁有世界上數量最龐大的實踐社會主義方案。移民們(其中很多是從專制壓迫下出走的受迫害者)帶來五花八門的馬克思主義、拉薩爾主義、共產無政府主義與宗教社團主義。

而在移民未進入的地方，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與積極分子則試圖建立各種舶來的、美國化的社會主義，併產生出一系列的雜交品種：從19世紀40年代的美國式傅立葉主義到20世紀6O年代的美國式毛主義。

而其他的美國人，土生的世俗派與宗教傳統論者，則建立了幾百個社會主義營地與社區：烏托邦宗教社會、勞動合作社、自由性愛社區以及政治叛逆社團。從某個角度看，美國可以看成最少社會主義的國家，但從另一角度看，它又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實驗溫室。」

於是也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全球性退潮的時代，美國會「例外」地成為社會主義的未來所寄嗎?

五、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

從桑巴特到哈林頓到李普塞特與韋倫茲，這些社會主義者與非社會主義者最後都趨向於價值替代。應當承認，這一趨勢至少有相當的道理。的確，如果美國只是所謂物慾的海洋與價值的荒漠，那怎麼理解一代代的歐洲社會主義者都想在那裡實現在其祖國無從實現的理想，甚至舍祖國而投奔之?

於是「社會主義與美國」的奇特關係似乎可以解釋為：歐洲社會主義者看好美國，是因為美國比其祖國更接近於他們的價值理性。而正因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衝突在美國不像在歐洲那樣嚴重，因而社會主義也就興不起來。或者更通俗地講：美國存在著相對而言的「乾淨資本主義」，它因其「乾淨」而為社會主義者看好，但也因其「乾淨」而「用不著」社會主義了。

這樣講肯定會引起強烈批評，批評者將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人們會列舉從過去的奴隸貿易到今日的吸毒現象等等「銅臭」熏天的事實來證明美國絕不「乾淨」；另一方面人們也會列舉羅斯福新政、高福利政策等事實來證明美國絕不是只搞「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等等，它的「社會主義」的東西也不少。

這當然都是事實。不過我還是要突出「相對而言」四字。從絕對意義上說，現實中並不存在「純粹資本主義」或「完全自由競爭」這種東西。

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在相對的意義上談論「美國的極端自由主義」和「德國的有序化自由主義」、「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之別，不妨礙人們指出「北美模式強調機會均等，偏重發揮個人的才能，而很少考慮收入的平均分配。萊茵模式強調通過國家提供眾多集體福利，確保收入與消費方面達到較高程度的平等」。

的確，無論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產權明確、機會均等，還是法治國家、三奴分立、代議民主、多黨政治、言論自由、宗教寬容、文化開放等等人們在邏輯上認為「資本主義」應該有的特徵，美國都堪稱典型。

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在美國卻相對緩和。據說，如果從產權分配的角度看，美國可能是世界上財富高度集中的國家之一。然而如果從與個人效用消費關係更為密切的收入分配角度看，美國的「貧富分化」卻比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更不用說比發展中國家)要緩和。

以收入分配的吉尼係數計，美國在1969僅為0.34，不僅低於英國(1964年0.38)、德國(1964年0.45)、法國(1962年0.50)、義大利(1948年0.40)、日本(1962年0.39)等典型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令人驚訝的是也低於號稱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模式」諸國，如瑞典(1963年0.39)、丹麥(1963年0.37)、挪威(1963年0.35)、芬蘭(1962年0.46)。至於按庫茲涅茨理論分化程度一般大於發達國家的那些發展中社會就更不用提了。

在這組統計中，只有澳大利亞(1967年為0.30)與以色列(1957年為0.30)的「分化」程度低於美國，耐人尋味的是：這兩國與美國有個共同點，即都是移民國家。

為什麼「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反不如「社會市場經濟」乃至社會民主主義國家那麼嚴重呢?這顯然不能歸因於羅斯福新政這類「反自由主義」的措施，因為「社會市場經濟」國家這類措施的實行力度決不在美國之下。

但這顯然也不能歸因於自由競爭本身，因為倘若「自由競爭」本身就能維護平等，那美國也不會有羅斯福新政這回事了。

從澳大利亞、以色列在這方面與美國並列的情況看，也許答案與「移民國家」有關。在一片新土地上建立的移民社會，有可能相對具有較多的「起點平等」。而舊大陸的近代社會則更多地繼承了前近代傳統社會中即有的不平等遺產。

因此儘管競爭過程在歐洲遠沒有在北美那麼「自由」，「競爭結果的不平等」卻是歐洲遠甚於美國。這就猶如一場比賽，若大家都在一條線上起跑，到後來縱有快慢，差距不會太遠。然而若一開始就允許有人站在終點跟前，那未即使在賽跑過程中再「抑強扶弱」，結果還是會相差懸殊的。

當然移民社會並不是出現起點相對平等的充分必要條件。同為移民社會的拉丁美洲就與北美截然不同。從發展的前定條件而言，拉美本來的條件遠比北美優越得多。北美不產貴金屬，拉美則是個「金銀大陸」，其金銀的涌流曾導致了在現代化進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全球性「貨幣--價格革命」，連明清之際相對閉塞的中國都到處流通拉美白銀。

拉美盛產歐洲沒有的高附加值熱帶農產品(咖啡等)，而北美、尤其是美國立國之基的北美東北部則只產糧食等低值作物，因此在殖民時代南美已興起贏利性莊園的同時北美的農業卻基本上還是自給性的。

拉美印第安人在前殖民時代的三大古代土著文明(瑪雅、阿茲特克與印加)中已習慣於統治--服從關係，殖民後很快變成了供征服者殘酷奴役的勞動力資源，而北美印第安人都是自由的史前部落，白人可以侵佔其土地(其過程之殘暴不仁也是無可諱言的)卻難以奴役其人。

然而條件優越的拉美後來淪為相對不發達地區，而北美卻從貧瘠、寒冷的東北部崛起，超過歐洲而成為發達世界之首。這其間自然充滿了種種惡行，然而這種鮮明對比卻遠非以惡行可以解釋的(理由很簡單：南美的惡行並不比北美少)。

而南北美移民社會的初始狀況起的作用則不可忽視。南美早期移民的主體是追逐金銀而來的海盜冒險家，他們的首領持有拉丁國家專制君主的特許狀，群體內部有著軍營式的等級制，惟利是圖的價值觀盛行而平等競爭的風氣卻很淡漠。

而北美東北部的移民卻以在歐洲受迫害的清教徒農民為主體，著名的「五月花公約」體現了這類移民社區的創建原則：

我們這些簽名者，為上帝的榮耀、基督教的進步和我們君主與國家之榮譽，已決心遠航弗吉尼亞北部，去開墾第一個殖民地。茲由在場者在上帝面前、在彼此面前莊嚴地互訂契約，把我們自己聯合為一個公民團體，以便更好地實施、維護和推進上述計劃，並根據公認為只適於和最有利於殖民地普遍福利的原則，隨時隨地出於至誠地制定、設立和構造出如此正義與公平的法律、條例、措施、組織與機構。我們約定：所有的人都應當服從與遵守這一切。作為證人，我們簽名於下。

這份「公約」以社會契約的形式為未來的殖民地社會確立了公民團體的「起點平等」原則--儘管那時只在一個狹隘的範圍內，只有作為教會成員的殖民者男性家長才適用這一原則。但這畢竟使這種社區與南美的那種追逐金銀的海盜社區大有區別。

今日批評美國式「私有制」的人們往往忽略的是：早期的北美殖民者也經歷過一個「打破大鍋飯」的過程。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如「五月花號」船民建立的普利茅斯(馬薩諸塞州前身)等，在創立時為應付嚴峻的生存挑戰，都組織成「共產」的殖民者公社，不僅生產活動，而且連炊事、縫紉之類的家務勞動都是「集體化」的。

然而生存危機渡過之後，公社便面臨解體：「已婚女子發牢騷，因為她們要為指派到她們家庭來的單身漢做飯、縫補；單身漢也埋怨，他們與女人們的丈夫一樣辛苦勞動，但所得卻更少(在「按需分配」下有家口的男人要比單身漢多分得一些)。」所有人都不滿於「大鍋飯」，於是他們便通過會議表決，分田到戶「單幹」了。

然而「五月花精神」使這一過程沒有發生「掌勺者私佔有飯鍋」現象。公社成員在「分家」後不僅享有基本權利的平等，而且得到的公社遺產也大致平均，這就為他們此後的各自發展提供了基本均等的機會。

北美殖民地社會的公平競爭精神正是以此為「起點」而發展起來的，而競爭中的規則公平也正是由這種「起點平等」所奠定的。可以設想，倘若這一「分家」採用首領獨霸「家產」並奴役眾人的方式實現，那麼對首領而言自然不會有興趣建立公平的競爭規則，而對眾人而言則問題恐怕在於如何奪回「家產」，而不是怎樣公平競爭了。

過去的某種傳統理論喜歡談論「資產階級革命的生產力基礎」，然而在被稱為「資產階級革命」之一的美國獨立戰爭時，北美殖民地移民的生產條件仍十分原始，當時不僅沒有近代化機器，連「牛耕馬運」也不多。

殖民地農場的主要工具是鋤頭、斧子等。直到1769年，對弗吉尼亞10個種植園倉庫進行的調查，只發現有4張犁。一個弗吉尼亞人說，1753年他步行了140英里，沒有看見一張犁或一駕馬車。那時的耕作還普遍實行撂荒制，即近乎刀耕火種，施肥與輪作都是罕見的事。

無論與當時的舊大陸還是與南美相比，這樣的「生產力」都絕無「先進」可言。另一方面，當時的北美農村人口佔到95％以上，而且從形式上看也很難說有多少「貨幣經濟」色彩。

當時北美不但沒有我們現在視之為轉向市場經濟之特徵的「全民經商」熱，而且由於北美不產金銀，外貿又多是逆差，通貨出多進少，貨幣長期奇缺，煙草、木板、肉類、穀物都被用作交換媒介，信用、賦稅、工資乃至哈佛大學的學費都是用實物支付的。與那時拜金如狂、錢能通神的南美拉丁移民社會相比，北美簡直「落後」得太遠。

然而北美那種相對的起點平等、規則公平的自由競爭氣氛卻是南美所沒有的。在這一氣氛下，儘管真正能成為富翁的人是少數，但多數人仍然相信機會均等，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儉敬業、對事業執著認真，就能夠有所成就。

因此北美被視為「機遇之鄉」，雖然物資貧乏，卻充滿樂觀向上的精神，獨立戰爭前的一個作家稱之為「世界上最好的窮人國家之一」。正是這種社會價值，使北美不僅在經濟總量上後來居上，而且在市場競爭的規則建設上也躍居首席。

許多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公平競爭(「權貴資本主義」)與反競爭的「公平」(「社會主義」)反饋震蕩不已的困境，北美因此幸而得以避免。我想，這恐怕才是「社會主義者看好的美國」與「在美國碰壁的社會主義」兩種現象存在的基本原因。

六、限制競爭，還是爭取起點平等?--「起點」狀態下的路徑選擇

「不患寡而患不公(不公平競爭)，不患不均(公平競爭後的結果差別)而患不自由」，這就是移民社會的南、北美髮展道路給人的啟示。儘管沒有絕對的公平與自由競爭，但相對的公平與自由竟爭無疑應首推美國。

在立國以來的200多年中它既沒有經歷過德、俄、日等國所經歷的各種編製經濟的變局，也沒有出現過無規則的「黑經濟」或經濟無序化的嚴重態勢。這表明起點平等與公正規則的建立間的關係是不容忽視的。

當然我們沒有忘記這種「平等」實際上是很狹隘的、僅對白人而言的。並且經數百年發展後，如今的美國早已遠離「起點」狀態，它在形式平等之下發展出的實質不平等，或者說在規則平等之下發展出的結果不平等，已經使人們完全有權批判「美國病」。

然而如果說患病之後的美國社會仍能保持相當活力，如果說它的病畢竟比「俄國病」為輕，那末這顯然是與它的起點平等精神有關的。

「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一問題對我們有何啟示呢?我以為至少有兩點值得—提：

第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有一種經典性的批判，即它的「形式平等掩益著實質上的不平等」。於是「形式平等」便有了「虛偽」之名，甚至為了消除「實質的不平等」，便要限制以至取消「虛偽的」形式平等(即競爭的公平)。

即使在因蘇東劇變馬克思主義影響下降的今天，為減少不平等而限制競爭的思路(以及表面上與此相反而實際上逆循類似邏輯的思路：為了鼓勵競爭就應當放縱不平等)仍然很流行。

的確，從最簡單的邏輯來說，「公平競爭」是會導致「結果不平等」的，然而問題在於現實中的競爭多少總有個公平的成份，「自由市場」建立前的原有利益格局(即所謂競爭的「起點」)也未必是平等的，於是斜匾剩合衷詰難現夭黃降染烤故恰熬赫取彼攏故鞘敵芯赫暗拇車燃噸拼吹?

「實質不平等」太多，是證明「形式平等本身不可取(它的「虛偽」)，還是表明「形式平等」還很不夠?「結果不平等」的惡化，是因為競爭的起點不對、規則不公，還是證明了起點平等、規則公平的競爭原則本身是錯的?

在這—點上，從桑巴特到哈林頓的美歐比較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這類民主移民國家的分配不平等確實低於舊大陸國家(包括社會黨執政的歐洲國家)，那末這可能表明，在起點平等基礎上公平的自由競爭所能產生的「結果不平等」程度將是相對有限的。

這當然不意味著競爭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否則美國的新政與以、澳等國工黨執政時的做法便不好理解，但是，為競爭尋求更公平的起點、更公正的規則可能更為重要。換句話說，相對「平等」可以通過追求「自由」來實現。

薩姆松所謂「美國主義代替社會主義」，哈林頓所謂「美國工人用自由主義的語言而不是用反自由主義的語言表達他的平等要求」，都是這個意思。

第二、如果上述結論對於今天的發達國家已經只具有理論意義(不管原來的「起點」是否平等，如今它們反正已經遠離「起點」狀態了)的話，那麼對於我們這正在邁人市場競爭時代的國家來說，這可能就不僅是個理論問題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我們還處於競爭的「起點」狀態，類似於北美當年殖民者公社面臨解體時的局面。這一「公社」是按「五月花公約」式的精神公平地解體呢，還是按「家長」獨霸「家產」而把「子弟」們一腳踢出去的辦法解體?

是在起點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公平的競爭規則，以便在自由的發展中維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還是陷於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平」的惡性循環之中，經受「權貴資本主義」與「人民專制」的反覆折騰?是「北美式的」發展還是「南美式的」發展?這是國人不能不深思的。 http://wwd=4284

你的理解基本正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理論，分三部分，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地創立了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社會發展規律，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消除剝削及人與人的人身依附和不平等，主張建社會主義公有制，倡導公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二是創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剩餘價值的產生，創建了勞動價值學說，從經濟關係方面闡述了資本主義的滅亡的必然性。三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社會發展規律層面揭示了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這些理論觀點是代表勞動者利益的，批判利益集團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所以被一些人反對，但它是進步的思想，必然產生進步的力量，最終推動社會變革。

21世紀要實現馬克思……
我看那麼多綠子+那麼多激進保守主義者，事先馬克思佩恩還差不多……

對於舊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基於蒸汽機的，干不過充分理解和掌握內燃機技術的大資產階級。

新的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出來，所以不知道21世紀對於新的馬克思主義會怎麼樣。

可控核聚變是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
因為只要能源和資源缺乏，就必然有不平衡，就必然有近乎你死我活的爭奪，就必然有勝敗和勝對敗的剝削，也就必然有資本主義。

更多的先決條件，比如說「人類聯邦」及其先決條件：量子計算機、全球扶貧等。還不夠。

個人一些看法吧：
1、馬克思學說創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完成後的社會現狀，並不能適應現在社會。至少馬克思無法預知互聯網這個可以快速傳遞信息的工具，也無法預料人類的太空計劃。共產社會能不能在無限的宇宙中實現，鬼才知道。
2、共產主義學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求所有人的思想境界都很高，個個都有共產主義情操，不然一個破窗理論都可以把共產主義社會無情的消滅，這個真的不容易啊！
3、馬克思的共產學說是全球的工人階級一起聯合，但是每個地區，每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力量和素質是不一樣的，怎麼聯合，馬克思的共產學說沒有辦法解決。好吧，列寧說我們先搞一個國家試試，但是面對外國資產階級的圍剿，必須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執政黨領導無產階級政權，但是繞不開的命題就是，如何使執政黨保持純潔性，蘇聯是肅反，中國蘇區的肅反，文革其實都是保持純潔性的探索，只不過探索的帶價太大。而且在這個政權裡面如何平衡長期與短期，國家與個人，少數與多數，都是執政黨的問題。
4、其實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馬克思創立共產主義學說的時候，由於生產力水平的限制，確實導致了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而馬克思本身就認為工人和資本家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現在來看，工人和資本家是有矛盾但是也有共同利益。尤其是二戰以後，隨著生產力發展，在發達國家，事實上工人生活還是比較不錯，資本家也認識到把工人壓榨殆盡，最後毀滅的也是自己本身，「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都懂。整個發達國家地區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僅保護了西方資本主義，也給我們打開了另一扇大門，只要生產力一直發展，雖然資本主義不會消失，但是整個社會能夠給人高質量的生活，那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意義在哪裡。如果在資本主義下能夠給人非常高質量的生活，又何必冒著戰爭、流血的風險去創造所謂的共產主義，何況那個共產主義是什麼樣子沒有人知道。

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如何戰勝宗教信仰是個問題

我認為生活在無政府世界的大多數人並不需要去理解國家為什麼消亡了。

人類的特點就是不斷的糾枉過正,索羅斯稱其為反身性.
政治上的左右搖擺,經濟金融上不斷重演的泡沫與危機的更迭都指明了,人類社會的本質就是在波動中尋求短暫的最優解.
整個馬克思主義就是糾枉過正的產物,是對人類社會的錯誤估值後的解決方案.不過可以放心的是,蘇聯的倒台已經是錯誤被修正的標誌.

人類總是過於相信自己，自以為可以設計一種社會制度，可以完美地解決一切問題，實際上是拆東牆補西牆，原先的問題堵住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就像電影&<蝴蝶效應&>一樣，不斷地推倒重來，結果還是非他所願，最後沒有辦法結束自己的生命。

不是，人家是想悶聲大發財的，偉大導師才是要搞大新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