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描述的法國與當今中國有什麼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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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上學時候的必讀書，被視為法國舊制度和大革命研究的經典之作。

這本書問世於1850年代，是托克維爾晚年的作品。本來他打算續寫大革命和第一帝國的歷史，但沒有完成便去世了。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之前，職業的歷史學家非常少見，大學裡也沒有這個專業，撰寫歷史的學者同時也是政治家和政治活動家，他們往往把歷史當作政治的工具或宣言書，尤其是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托克維爾曾是位職業政治家，當過七月王朝的議員，短暫擔任第二共和國的外交部長。因此，要了解《舊制度與大革命》以及《論美國的民主》，應該大致了解他本人的活動背景和思想歷程。他的作品也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產物，是他自己對當下世界的反思的投射。據我所見，洛杉磯西方學院Roger Bosher教授為托克維爾書信集所寫的簡短序言，相當精到，可參閱《政治與友誼：托克維爾書信集》中的前言。豆瓣上亦有轉載：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121116/

當前，研究托克維爾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顯學，我有好幾個同學即以此為志業。需要指出的是，在法國，托克維爾並非一直都這麼受重視的。他的走紅，某種意義上說與冷戰和法國思想界的左右之爭有很大關係。20世紀中後期，法國思想界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薩特終生的論爭對手雷蒙阿隆，對托克維爾熱起過推動作用。以阿隆名字命名的政治學研究所曾是（也許仍然是）法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堡壘；另一個重要的研究機構，索邦的大革命史研究所，長期被視為左派的學術機構。因此，托克維爾是法國自由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他的一些觀念在自由派反駁左派意識形態的論戰中發揮過作用。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中譯本是趁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際出版的（1992年），譯者馮棠老師原是北大出版社的編輯、校訂者張芝聯先生的碩士研究生，現已病逝；張芝聯先生原是我國世界史學界的耆宿，幾年前也已謝世。這部著作的翻譯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而且還附上了托克維爾早期的兩篇論文，很有價值。遺憾的是，在歷史研究不斷發展的今天，這部作品需要一個比較詳細的introduction，因為舊制度是不太好理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

我個人認為，近二十年來，托克維爾、柏克等人在中國思想界掀起的熱潮，其實是某種「告別革命」、走出革命意識形態、質疑群眾性革命運動的一個反映，但這種現象本身就是某種意識形態的表現：保守的或自由主義的或精英主義的，等等，視具體關注重點而不同。

媒體上一些關於這本書與當下中國的比照，我認為是有些問題的。

首先，托克維爾在該著中提出的一個最重要的論點是：在政治方向上，法國大革命是舊制度的延續，而不是斷裂。大革命延續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權制。托本人是貴族出身，他嚮往那種地方和社區自治、希望在中央權力和公民之間有中間權力，如地方議會，如社區組織，如獨立的司法體系，而最重要的中間權力是貴族的獨立和社會領導地位。但是，舊制度（更準確地說是絕對君主制）的最大影響是破壞了法國傳統社會的這種政治-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國家行政機構取代了過去的中間權力和自治機構；舊制度時代最重要的中央官員外省督辦（intendant），就是拿破崙時代的省長（préfet）的前身。
這個重要論點，後來在伊波利特泰納的《舊制度》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揮。那麼，中央集權制的發展造成了什麼樣的社會後果呢？最大的影響是貴族成了多餘的人。托克維爾和泰納都有一個核心的觀念：權利（或特權）與義務的平衡。18世紀的歐洲仍然是個貴族社會，但是，只有法國的貴族特權特別受人憎恨。因為跟歐洲其他地方不同，法國的貴族不再承擔過去封建時代的保護、救濟和領導等職責，這樣的工作已經由國王的官吏負責了。貴族不承擔責任，跟其下屬的接觸變少了，稍微有錢一點都跑到城市裡花天酒地。但他們仍享有各種特權，然而這種特權因為失去其存在依據而變得特別可憎。這種情況是英國和德國都沒有的，或者程度沒有法國那麼嚴重，那些地方的貴族（或教會領主）依然是人民的領導者和保護者，是他們的靠山，因此那裡的等級制度和特權制度並不顯得那麼不能忍受。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國的絕對君主制和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對社會實施的改造決定了法國貴族的命運。

但托克維爾可能誇大了中央集權制的能量，跟後來的雅各賓專政和拿破崙的體制相比，舊制度的中央集權漏洞太多了。如果說當時的法國與當前中國有什麼不同，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中央集權和大一統觀念，比法國要古老得多、成熟得多，幾乎成為中國人與生俱來屬性而無法想像其他的政治方式；法國封建時代的遺迹，比中國不知道要多多少：地方自治、城市和教會的財政自主權，最明顯的是形形色色的特權和豁免。舉幾個有趣的例子：在巴黎，有個叫temple的地方，原來是聖殿騎士團的產業，後歸孔蒂親王所有，在1789年之前，欠債的人如果跑到那裡，司法人員不能進去緝拿；同樣，像羅亞爾宮這樣的產業也有豁免權，這座宮殿屬於奧爾良家族，警察不能隨意進入，因此在舊制度末期，那裡是很多演說家煽動家的庇護所。不難看出，這種狀態給了「不軌之人」較大的生存空間。
這實際上涉及對舊制度時代的特權的理解問題。從源頭上說，特權這個詞來自「私法」，是權利的一種體現和保障，它並沒有後來的貶義色彩，只是在舊制度最後幾十年中，人們的認識在逐步變化，而1789年前兩年的變化最為迅猛：特權最終成為公共利益的對立面。

托克維爾終生反感中央集權制，《舊制度與大革命》附錄中關於朗格多克省三級會議的論文，就是為了證明地方自治可以成為中央集權的有效替代品。從我個人而言，我能理解他的苦衷，因為獨立自主的個人不希望一個高高在上的外在權力過多地關照他的生活。《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包含著對「全能國家」的批判，所有地方事務都指望著中央派來的督辦。這是一種很可悲的狀態。不妨將托的論點與同時代的馬克思的名篇《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霧月十八日》作比較。馬克思說，一個小農社會導致的結果是「行政權力支配一切」，人們只有「從上面才能得到雨水和陽光」，農民只能是一袋子馬鈴薯。我認為馬克思的這個論點完全適用於中國，只不過，渴望從上面得到雨水和陽光的人，不止是農民，而是所有中國人。

從思想源流上說，托克維爾是孟德斯鳩的繼承者，孟德斯鳩是個穿袍貴族，他也曾極力批判路易十四官僚國家的膨脹。在托克維爾等自由派思想家的眼裡，這種中央集權制導致的結果是國家權力直接面對個人，即國家無比強大，社會原子化為孤立的個體。法國大革命確實完成了舊君主制時代的平等進程，但它摧毀了自由賴以生存的社會根基，在拿破崙時代，人人都是平等的，因為人人都是奴隸。托本人對美國社區自治（township）的欣賞，便是來自這種意識。他曾說，在美國，是社區為國家提供稅吏，而在法國，稅吏是從上面派來的；在他眼裡，比較理想的是社會權力應有它的組織和表達，以平衡政治權力的壓制。

托克維爾和孟德斯鳩等人的反中央集權思想，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可能太陌生了，我們生活在這種政治體制下已經太久，而且中央政府的權力也太大，以致我們簡直不能想像還有其他的政治和社會運作方式。我認為這來源於法國的「封建時代」的遺產。可以從政治、社會和思想輿論等各個角度來觀察法國的舊制度。

1. 首先，不能以現代統一國家的理念去考察舊制度。大革命前夕，法國的國土面積已達50萬平方公里，基本形成今天的六邊形規模。這個六邊形是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戰爭兼并和王室聯姻而形成的，「但這一過程並不意味著同等程度的內部統一。相反，從根本上說，法國仍是個聯繫鬆散的國家……軍事和外交勢力拓展時，制度設施卻未能協調一致，王權仍或多或少地保留著新獲領土上的特權和豁免權，結果，波旁君主們統治的雖是一個龐大的帝國，但實際上它與由各個犬牙交錯、相互重疊的轄區拼湊起來、靠脆弱的王家司法和行政紐帶縫綴在一起的一件百衲衣無異」。這個說法仍然抽象。可以通過一個具體實例來加以說明：舊制度時代的鹽稅（gabelle）。
鹽稅是舊制度時代最重要的間接稅（對商品徵收的稅收），但全國並無統一稅制。由於我不知如何在知乎貼圖，只能通過文字來說明，實屬遺憾。
Gabelle這個詞起初指所有稅收，但在近代它專指鹽稅。1789年，國庫收入的1／10來源於鹽稅。鹽稅創立於中世紀，14世紀初菲力六世將其全面推廣開來，它的基礎是政府壟斷鹽的銷售。政府的銷售機構名曰鹽倉（greniers à sel）及其分售點（chambres à sel），但各省的鹽價和稅率很不一樣。後來一些省區的併入和政治上的鬥爭使得鹽稅稅制更形複雜。1680年，科爾伯的法令將法國分為6個鹽稅區，分別實行不同的稅制：1、大鹽稅地區（pays de grande gabelle），2、小鹽稅地區（pays de petite gabelle），3、鹽場地區（pays de salines），4、贖買地區（pays rédimés），5、煮鹽場（quart bouillon），6、免鹽稅區。其中大、小和贖買鹽稅區的面積最大。這一體制一直保持到大革命。1780年，各地區每米諾（Minot，合39升）平均鹽價分別為58、29、24、9、13和5利弗爾左右。在免鹽稅區，如布列塔尼，鹽實際上可以自由買賣，而不必經過政府的鹽倉。
從鹽稅的角度看，所有布列塔尼的居民都是特權者，不過我們說過，特權在當時並不是一個貶義詞，它被等同於自由。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複雜局面呢？因為布列塔尼這樣的地方，是在較晚的時候才通過聯姻併入法國的，作為交換，法王承諾維護當地的許多法律制度和權益。這就是很多地方特權的來源。另外，某些地方的貴族和教士在鹽稅方面享有一定特權。因此，法國有兩類特權，地區性的和階層性的。
但鹽稅不是由國家官員來徵收的，國王把徵收鹽稅的權力交給了總包稅所，這個機構每五年訂一次合同，上繳一定數額的稅款給國家後，其餘的稅款歸這個私人性質的公司所有。因此，國家稅收成了私人牟利的工具。可以想見，這可不是件輕鬆的工作。由於各地鹽價的差異巨大，導致了走私泛濫，尤其是在不同鹽稅區的交界地帶，販賣私鹽甚至成為一種謀生的行當，儘管這要冒巨大的風險。這樣一來，總包稅所必須在不同鹽稅區的分界線上設立巡查所，僱傭大量緝私人員打擊販運私鹽的活動，因此，收稅幾乎成了一場內戰。
我們自然會問，為什麼不改革呢？為什麼不廢除各地的鹽稅壁壘、統一全國的鹽稅稅率呢？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在當時就會被視為受啟蒙哲學影響的人士。但可以想見改革所遇到的困難。首先是布列塔尼這樣的特權地區不願放棄自己的利益。其次這會涉及總包稅所的存在，而廢除總包稅所，國王很難在短時間內組建一套有效的稅收機構，而且短期內會影響國家的收入；再次，非常重要的一點，國王需要利用總包稅所來借錢。舊制度時代的法國沒有中央銀行，國王信用很差，貸款成本很高，但總包稅所效率很高，而且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國家稅款），它可以作為中間人去給國王借錢，因此國王很難去改革這種混亂的制度；最後，很多高層貴族是總包稅所的合伙人，甚至國王也一度涉足其中。就是說，整個國家的高層都在利用這套雜亂的制度來牟利。但是，這樣的制度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鹽稅造成的麻煩和怒火損害了整個制度的信譽。化學家拉瓦錫的死，被很多人認為是大革命野蠻行徑的表現（「共和國不需要學者」），但拉瓦錫本人曾是總包稅所的合伙人，他的很多同僚像他一樣，成為群眾怒火的犧牲品，而這種怒火來自舊制度惱人但無法根除的稅制。
鹽稅只是舊制度的一個方面，它在其他方面也同樣是雜亂無章。不是人們不想改革，而是因為改革阻力太大了，它會觸及地方的、階層的、團體的利益；而且整個財政和司法制度就是在這樣疊床架屋的叢林中派生出來的東西，改革它，意味著這些統治機構本身的消亡。例如，在舊制度末期，司法機構膨脹得十分厲害，因為原來的領主司法機構沒有被廢除，而國家為籌錢而不斷增設和出賣司法官職，導致法官人數激增，比警察還多，小城昂人有53個司法機構，訟師之類的人物充斥著法國社會，革命時代司法機構的重組甚至導致一些城市經濟崩潰。

因此在舊制度時代，各種利益相互衝突，齟齬叢生。在這樣的制度中，國王處於特別重要的地位，它是國家統一的象徵，甚至是唯一的象徵，連接和協調各方利益。然而，從理論上說，舊制度時代的政治不是公開的政治，它是國王的私事、家務，雖然當時輿論已經十分發達，但從法國的根本法來說，普通人沒有資格對國家事務橫加議論。1766年3月，路易十五對他手下的法官有一番著名的訓話：
「最高主權在於朕個人……朕的法院的存在及其權威皆來源於朕本人；法院的全部權力都只是以朕的名義來行使的；立法權只屬於朕一個人，這一權力不依賴於任何其它東西，也不容分享……公共秩序皆繫於朕本人，民族之權利和利益必定與朕的權利和利益緊密相連，必定要握於朕的手中。」
但絕對君主制是一種不穩定的體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君主個人的能力、意志甚至體魄，當然還有運氣。路易十四、腓特烈二世以及後來的拿破崙，能量過人、精力充沛、意志堅定，勉強能維繫政府，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不是這樣的人，他們雖然不時重申自己的絕對權威，但並沒有掌握和施行這種權威的魄力和能力。舊制度政治中樞的敗落影響深遠，因為它沒有找到像英國議會這樣的全國性代議機構來協調各方利益、分擔政府責任。家族制的、不公開的專橫政治理念跟這個日益開明的國家很不匹配。
另外，舊制度時代還有法制傳統和遺風。比如，國王的的法令只有在各高級司法機構註冊之後才有效力，否則臣民可以抵制。但到1750年代以後，這些司法機構（最有名的是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總是對國王的宗教和稅收政策提出各種批評，有時國王只有動用武力來強迫法官們登記他的法律。這種做法大大敗壞了國王的形象和整個政治體制的聲譽。同時，由於輿論形勢的發展，法官們的書面呈文被印刷和傳播，那裡面的文字有些十分激烈。換言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公開化，民眾隨時準備追隨法官們抗拒國王的「暴政」。舊制度遭遇到合法性危機。這種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因為絕對君主制還沒有發展為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它還有一些制度上的空隙，反對派的聲音可以從這些地方發出來。回想起來，雖然高等法院是個很保守的權力機構，但它畢竟可以公開發出獨立的聲音，它在援引法國的基本法和法制傳統，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它是一個有效的憲法機構。我認為這是當下中國缺少的。

在地方，封建時代的遺產依稀可見。法國的全國性三級會議（états généraux）雖然170多年沒有召開，但在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等邊境地帶，省三級會議一直存在，而且有實在的權力，比如，國家稅收是由省三級會議負責核定和徵收的，它擁有稅收商議權，可以跟國王討價還價，一些地方工程也由它們來舉辦。因此代表制、地方自治等政治傳統在舊制度時代一直存在。早在1760年代，當國王跟高等法院在稅收問題上發生衝突時，就有人提出召集全國性的三級會議來解決這種危機，就是說，為稅收尋找新的合法性基礎。我認為這種政治實踐和傳統資源是中國沒有的。

從這些角度看，舊制度的政治機器運轉是很艱難的，它靠習俗和常識去摸索，缺少統一的規範和調理。當時人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托克維爾和柏克等人曾指責說，投身革命的那些革命者對政治完全無知，憑空想行事。這種批評固然有道理，但它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舊制度最後幾十年一直在嘗試改革，它的大臣並不是那種毫無頭腦的人，因此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舊制度的改革走不通。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杜爾哥，路易十六即位之初的財政大臣，舊制度時代最具啟蒙色彩的大臣，一位經濟學家。但杜爾哥當過十幾年的地方官，幹得還不錯；而且他也不是那種被哲學思想弄得忘乎所以的人，當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時，法國的知識界一片歡呼，博馬舍為了給美國人籌錢買武器，甚至把自己都弄破產了。但杜爾哥反對這場戰爭，因為法國的財政狀況無法支撐這樣的戰爭。顯然，杜爾哥不是頭腦發熱的政治家，他很了解法國。但是他的改革方案一出台就被對手否決，法院貴族指責他的改革「標新立異」（其實改革只包括讓特權者承擔一點直接稅、廢除行會制等十分有限的內容），違反法國的基本法，宮廷貴族們對他的節儉措施大為不滿。
另一個人是托克維爾母親的祖父馬勒澤爾布，他是啟蒙時代最有名開明貴族之一，稅務法院院長、國王的出版審查官，但他是狄德羅的朋友，暗中協助過百科全書的出版；他要求國王召集三級會議解決因為稅收問題引起的爭吵，三級會議到來時，他帶頭要求貴族接受第三等級的要求（第三等級代表人數翻倍，按人頭表決而不是按等級表決）；然而，雖然他對思想運動有很大的推動，但他的政治要求沒有回應，局勢朝著他擔心的方向不斷惡化；而他最自己後也成了革命的犧牲品，這位路易十六的辯護律師最後被送上了斷頭台。（如果將來有可能，我會為馬勒澤爾布寫一部傳記，他的一生很能說明一位有識見的精英人士的擔當和無奈。）
我認為，杜爾哥和馬勒澤爾布的遭遇表明，整箇舊制度被它自身的運行邏輯、被地方利益、等級利益、首先是被宮廷貴族的利益裹挾著，無力作出根本的舉措去尋找新的權力合法性來源以刷新政治。
質言之，大革命是絕對君主制走向沒落的結果。到啟蒙後期，國王已經不能用「因為這是朕的意志」、「朕即國家」之類的話語去說服他的臣民繼續給他交錢、讓他的臣民相信他的所作所為是為了他們的福祉。

2.社會。

按當時人的說法，法國有三個等級：教士、貴族和第三等級。也有人認為，當時法國只有兩類人：貴族和平民，因為教士都是由這兩類人組成的。

但是，由於時代的變遷，這種根據社會功能劃分出的社會階層掩蓋了很多矛盾。拿教士來說，它的上層大多是貴族出身，1789年，法國的130多位主教全都是貴族出身，而絕大多數底層教士，特別是人數最多的教區身份，都是平民，跟普通農民差別不大。教會雖然廣有田產，但高級教士與底層教士之間差別非常大，主教和大修道院的院長們也都跑到城裡過上時髦生活，他們支配著教會的各種收入，但用在濟貧、教育等方面的開支少得可憐，而這些開支本來是他們享有特權的依據；底層教士的生活仰賴高級教士的鼻息，日子過得十分清苦，但他們是教會日常工作的主持者，聖事、基礎教育、民事登記，都得靠他們。即使是英國歷史學家麥克馬納斯這樣的宗教學者，在描繪18世紀的法國教會時筆端也難免流露出對這種糟糕體制的憤怒。

由於天主教教階制和貴族制社會的影響，法國教會在大革命前夕出現了「主教專制」的局面，而主教們的作為偏離了他們的本分、疏遠了自己本來的職責，使教會的地位和特權面臨危機。後來三級會議的表明，底層教士實際上是一支革命力量。他們雖然窮苦無權，但當選舉來臨時，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優勢：人數眾多。三級會議的教士代表（在教會內部選舉產生），三分之二是教區神甫，這一點對於後來三級會議的走勢很關鍵，因為正是這些底層教士首先願意跟第三等級聯合。應該說，這在某種意義是對貴族主教大人們平時作威作福的一個報復。

舊制度時代的教會有很大的獨立性。我們都知道，教士不繳納稅收，確切地說是免納國家稅收，但教會對內部成員是收錢的，只不過這些錢都由它自己來支配，它有獨立的財政系統，國王的官員不得干涉；它也像總包稅所一樣，充當國王的貸款中間人；到大革命前夕，教會自身已經債台高築，很多城市的市政財政同樣如此。

如果從經濟角度分析，貴族這個範疇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好多貴族窮得只剩下一把生鏽的佩劍。但在1789年的法國，可以說，最有錢的幾千或一萬名法國人全都是貴族。托克維爾和泰納等人哀嘆的是貴族脫離了他們本來應該引領的人民，他們的特權本來是他們所負有的職責的一種報償，但由於他們已經沒有了職責，特權就成了多餘的。領主不再與農民休戚與共、不再構成利益共同體了。因此他們的特權讓人難以忍受，比如養鴿子的權利，這是封建時代狩獵權的一種殘留，鴿子飛到地里糟蹋莊稼，但農民不得捕殺；野鹿來嚙食菜地，農民也不得獵殺；否則領主可以根據領地司法權對其進行追究；如領主的磨坊專營權，農民只能到他的磨坊里磨面，當然這是要有代價的。當領主常年不在時，他會委託代理人來行使各項權利，或者將這些權益承包給他人來牟利。這種封建殘留是最讓法國農民痛恨的東西。因此當政治局面發生動蕩時，農村淤積的怨氣會突然爆發出來，貴族的城堡會頃刻之間化為灰燼。

那些常年生活在城裡的貴族，自然也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啟蒙思想並非像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貴族才是其中的活躍分子。然而，正如泰納揭示的，這些人雖然認為，被人視作鐵石心腸是最令人擔心的事，但他們不了解百姓的真實想法和生存狀態，也意識不到新思想正在掏空他們存在的依據，他們只是在附庸風雅，讓自己顯得人道、博愛。1780年代的一個文化現象很能說明問題，這就是《費加羅的婚禮》。這幕戲劇的主旨很明白，應該成為主人的恰恰是劇中的平民，而貴族主子僅僅是「出生時用了一下力」。但貴族是這幕戲劇最熱情的觀眾，他們在劇院里為嘲諷貴族制度的戲劇擊節叫好。所以有人說，在大革命來臨之前，貴族不僅脫離了政治，而且思想上也被解除了武裝。

至於農民，永遠都是命運最悲慘的。他們承受著三重負擔：國家的、教會的、領主的。革命前夕，很多農民的土地已不足以養活家人，他們需要去做小工補貼家用；因此當時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受益者，只是一部分擁有較多土地和耕作設備的農民，相當一部分農民不是這樣，他們也需要到市場上去購買生活必需品。這種情況導致的一個後果是，當經濟形勢不好，糧食歉收、工廠開工不足、勞動力需求不足時，這些小農的生計很成問題。這種情況在1786年英法商約、1788-89年的嚴冬的打擊下終於出現了。法國農村各地流民激增，盜賊蜂起，而教會那點早已破爛不堪的救濟體系根本不足以應付。

應該指出的是，托克維爾關於大革命發生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的論斷，是不夠確切的。關於舊制度和大革命的經濟問題，最經典的研究是Ernest Labrousse的兩部大書。按Labrousse等人的研究，大革命發生在一個經濟困難時期。那個時候，大多數的法國人，即普通的農民，生存狀態十分脆弱，自然災害、歉收、糧價上漲（由於地產分割嚴重，很多農民土地不足，並無餘糧）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

3. 思想輿論

19世紀的反革命論者總是說，大革命是啟蒙思想家和共濟會的陰謀。但現在，大概沒有哪位嚴肅的歷史學家會認為這是一個有依據的判斷。伏爾泰和盧梭都沒有公開宣揚革命，甚至也不是激進的改革派。如果舊制度只是面臨思想家的攻擊，那它幾乎沒有任何危險。達尼埃爾?莫爾奈在《法國革命的思想起源》一書中的結論，我認為仍然是有效的：
「大革命的發展方向並不必然是1788-1789年人們試圖對法國進行改革時的思路。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類的人物確實希望進行革命，他們籌劃革命，隨後採取行動並領導革命。但當時法國並沒有這樣的人物。
最早開始醞釀、接著要求對國家進行深入改革的思想是反宗教的思想。到1750年，敢於抨擊宗教信仰的根本原則的人已經相當多，但他們的著作，通常是手稿，其傳播是有限的。相反，從18世紀中葉以後，教會的政策也受到激烈譴責：宗教不寬容公然為人唾棄；人們否認教會以強制手段確立其信仰的權利；人們把過去和現在一切以拯救靈魂為名而責罰肉體的行為斥為「罪行」和「狂熱盲信」。到1770年，可以說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已趨一致。理論上說，教會還沒有放棄自己的懲戒權，但所有人都認為，信仰自由、乃至宗教自由是不受約束的權利。在各種論戰之後，政治權威已終止了與宗教權威的聯繫。在寬容法令頒布之前，政治當局在面對教會的苛求時，從來沒有與教會發生對立，無論是在原則上還是在行動上；但迫於輿論的壓力，政治當局只得保持消極無為的狀態，並沒有執行有關的政令。因此，反對宗教狂熱的鬥爭必然是反對政治權威和國家的鬥爭。這是個依然盲從於宗教的國家，人們對這個國家感到惱怒，宗教狂熱的失勢或多或少動搖了國家。
與此同時，嚴格意義上的非宗教思想開始傳播，但其速度要慢得多。1750-1770年之間，不信神的啟蒙思想所能表達的內容幾乎全部表達了出來。它把教會的教義、聖典、歷史及儀式傳喚到「理性法庭」上。它試圖論證這些東西的錯謬、荒誕和兇殘。它對後者大加嘲諷，宣洩對後者的憤怒。由於權威機構行動不力、消極被動、甚至合謀串通，它出版了所有手稿；它使所有反宗教出版物流傳開來，這些東西雖然不能自由而方便地印刷，但幾乎都能毫無風險地廣為傳播。所有這類作品都沒有使法國「非基督教化」。但可以肯定，它們在絕大部分貴族當中散布了反宗教思想、至少是對宗教的冷淡，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宗教冷淡在教士中間廣為滲透，並在普通市民階層、年輕人和各中學之中迅速傳播。國民中間的相當一部分人即使不是不信神、不是敵視宗教的，至少也是與教會和教士相當疏遠的，以致不再願意追隨自己的神父了。這種不信神思想在1770-1787年之間繼續發展；但其主旨已在1770年之前表達出來，其決定性的震撼效應也發生在1770年以前。在最後一個時期，政治問題尤其受人關注。1748年以前，人們很少考慮政治。當時人們的所有言論和著作都是學院式的辯論，只有個別例外。當人們試圖為苦難、為具體的弊政尋找直接而實際的救治方法時，他們從未想到過改變政治原則。問題只在於打掃房間，把房間布置得更舒適些，而不是推倒重建。1748-1770年間，政治辯論遠為眾多，抽象色彩也大大降低，而且更為大膽。但是，所有可能具有革命色彩的辯論都無非是些烏托邦和思想遊戲，其傳播十分有限，其影響——如果真有的話——也幾近於無。而另一方面，雖然人們沒有設想深刻的政治改革，但一些重要的社會改革已經提了出來；在司法領域、行政領域和公共救濟領域，人們在激烈地批判傳統做法；人們相當頻繁地希望不僅作一些修改，而且還要採取大刀闊斧的行動。人們勇敢地涉足財政改革事務，而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必然要與國家的一個根本原則發生衝突：這就是豁免稅收的特權等級原則。
1770年以後，一些質疑國家制度的著作面世，這些著作有時言辭激烈。但它們為數不多。如果僅考慮那些以討論國家制度為主旨的著作，而把那些偶爾在幾句套話里涉及這一問題的作品排除在外的話，它們的數量將進一步下降；很多情況下，書中的革命話語僅僅是些理論觀念，是作為理論提出來的，當作者陳述其現實看法時，這些理論作了明白無誤的修正。幾乎沒有人想對國家進行革命，也幾乎沒有人認為這樣的革命即將來臨，革命甚至是不可能的。可以列舉革命預言的數量，而我們已經列舉過；但實際上，這類預言淹沒在大量視革命為不可能或看不見影子的思想觀念中。
另一方面，1770年以後，可以看到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焦慮感在廣泛蔓延，至少人們在廣泛關注這些問題。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文人和貴族階層中——雖然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幾乎只是一種思想遊戲——而且出現在中下層市民、青年人和各個中學中間。長期以來，國家事務只牽涉國家。國家的所作所為使得這類事務蒙上一層駭人的神秘色彩，而且國家竭力懲處對國務橫加議論的大逆不道之人。但是，到1780年，這七封印都已崩壞，誰都可以涉足國務的聖殿。雖然人們很少想到驅趕神明及其祭司，但他們都想插手為神明和祭司提供建議。人們始終同意服從，但他們開始認為應該對服從提出條件。」
但我認為，莫爾奈的看法可能低估了思想輿論的作用。「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更確切地說，哪裡意識到了壓迫、並且有行動的意願和空間時，反抗才有可能。中東歐的農奴比法國的農民和美國人的處境惡劣多了，但那裡沒有革命。而意識到壓迫，是思想的作用和輿論傳播的結果。托克維爾有個說法是正確的：在對待思想問題上，舊制度既不夠專制，也不夠自由。不夠專制使得各種非法出版物到後來幾乎不受阻礙地傳播，甚至馬勒澤爾布這樣的政府高官和奧爾良公爵這樣的宮廷顯貴也合謀串通；被關進巴士底獄幾乎是作家們一則絕佳的廣告；不夠自由又使得各種攻擊政府和王室的文字找到了靶子，其言辭的激烈程度有增無減。

啰嗦了半天，不成體系。舊制度與當下中國之間能否做某種比較？從我目前的理解，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1. 傳統政治資源被掏空。絕對君主制是一種神權政治，國王是神的代表，聖潔性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源泉。然而，到舊制度末期，公眾輿論中的王室形象已經大大敗壞，國王成了公豬，王后成了蕩婦。能想像這樣的領導人配享絕對權力嗎？在現實層面，甚至國王的堂兄弟都認為，以「朕的意志」強制登記法令是非法的，法官們一再指責強制等級法律是專制主義，因此，絕對主義的信條、「朕的意志」已經不靈了。
18世紀的法國王權經歷了一個「去神聖化」的過程，它削弱了臣民對國王的信念。不過，為了填補這個空缺，法國人後來提出了民族、人民主權等概念。必須強調，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民族概念，不是針對外部入侵的，而是為了解決人民與國王的矛盾，民族取代了國王。

我們的政治生活，可能也經歷了一場類似的意識形態的真空化。雖然毛時代的革命意識形態有各種弊端，但有一種東西可能是當下欠缺的：一種凝聚力、對體制的信任感、甚至有某種對外部世界的優越感，不能不說這種意識形態是當時政權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據。但今天，它也已經「去神聖化」了。有什麼替代品嗎？民族主義、GDP？前者不敢妄言，後者恐怕不行。靠物質利益來維繫的東西，也可能因為利益而散去。一個政治實體，如果沒有超越利益的信仰紐帶，大概會墮落為一個股份公司的。不能指望經濟一直增長。

2. 社會隔閡的加深。托克維爾等人強調說，不在領主制（即貴族脫離自己原來的屬下）是導致舊制度社會對立的根本原因：領導者與他的人民已經沒有了利益共同感，法國貴族的悲劇正在於此。
舊制度時代，法國社會的組織原則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差異（distinction）和特權原則，它導致的一個結果是社會盛行個別主義（particularisme）。當然，一般地說，各方強調自己的利益是很正常的事，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商討妥協。但舊制度沒有這種全國範圍內的框架。各省、各階層都只注重維護自己的利益，但這種利益往往蛻變為他人的負擔。比如某個省某個階層的免稅權，往往意味著其他人負擔的加重。法國大革命經常被指責為普遍理性主義的訴求，在我看來，這種訴求並不全是啟蒙哲學的結果，而是從當時的社會生活中生髮出來的：唯有普遍的平等才能克服利益個別主義帶來的種種弊端。

3. 思想輿論和民主變革。很多批評者指責舊制度末年的輿論盲目、誇張、不負責任，是一些沒有政治經驗的人在空發議論或發泄情緒。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是，政治經驗是實踐性習得性的東西，它需要在日常的公共生活中去積累。然而，舊制度沒有公開和廣泛的政治生活，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發展侵蝕了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什麼事情官員說了算。沒有實踐的機會，怎麼去談經驗呢？民主的問題，理論探討再充分、啟蒙得再好，不去嘗試，仍然不知道實踐中會出什麼問題。法國大革命已經有了教訓。我認為，不能簡單地把法國大革命民主實踐中的種種問題歸咎於革命者缺乏經驗和漫天空想。

4.知識人的角色。說伏爾泰和盧梭支配了18世紀的思想史，恐怕不算太誇張。很難說是他們直接醞釀了革命，甚至可以說，他們只是說出了很多人想說的東西。但18世紀知識分子（當時還沒有這個術語）有一些特別之處。伏爾泰雖然為人辛辣刻薄，經常讓人覺得很不舒服，但在他臨死前（與盧梭同於1778年死去），他已經是有文化的法國人真正的「國王」了。他的影響，不僅來自文字，而且來自他的社會實踐。為了給那些冤案平反，他大膽慷慨地運用自己的才智和金錢，這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卡拉斯案件：http://en.wikipedia.org/wiki/Jean_Calas 這是18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寫下的光輝的一頁。後來的歷史學家說，如果不是伏爾泰，這個冤案可能永遠不能昭雪，而且他幾乎是憑一己之力去挑戰整個司法制度。他是第一個把啟蒙的人道和宗教寬容精神引入實踐的人。人們不僅知道他是個才華橫溢的作家，更稱呼他是弱者的保護人、卡拉斯的捍衛者。臨死前他回巴黎時，守城的軍兵都向他致禮。連路易十六也告誡孩子要講人道。可以說，伏爾泰是法國人思想上的國王。
盧梭沒有伏爾泰那麼風光。他的影響可能是突然的、難以捉摸的。作為一個哲人，盧梭的意義跟伏爾泰不一樣，伏爾泰家財萬貫，帶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施恩者的味道；盧梭終生拮据，他反覆告訴人們他是平民的兒子，但對於門第、金錢他只有蔑視。這種文字很能迎合普通法國人的心理，他對自然和溫情的召喚，是對貴族上流社會珠光寶氣和矯揉造作的否定。他比伏爾泰更能象徵平等與博愛。

在1770年代，一個信奉啟蒙觀念的侯爵曾毫不客氣地說，伏爾泰一個人給法國帶來的東西，比整個凡爾賽炮製出來的政治方案都更有價值。我想此後的歷史很難複製出伏爾泰這樣的人物，即使要產生盧梭這種鄙夷上流社會種種觀念和成規、並且深深影響了一代人的思想家，也是很難的。當然包括今天的中國。

最後補充說幾句。
近日對托克維爾這本書的關注，也許是因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危機感。
《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有個著名的論斷：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我想就這個說法展開一點。
舊制度真正的改革，我認為是在1787年縉紳會議之際。這次會議像兩年後的三級會議一樣，直接的起因都是因為稅收和財政問題。1787年的會議，將舊制度末期的兩大基本矛盾完全暴露了出來，一個是政治方面的，即國民和政府的矛盾，第二個是社會矛盾，主要是貴族和平民的矛盾。

從稅收問題來說，舊制度在其最後一個世紀中一直在尋求改革。過去我們常說，大革命前夕的法國，教士和貴族是不納稅的。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在18世紀，法國有好幾種「普遍直接稅」，原則上所有法國臣民都應繳納，包括教士和貴族（當然實際操作中有各種特殊安排）。但這些普遍直接稅有一個問題，它一直被認為是臨時性的措施，是有期限的。政府每次開徵或延長這些稅收時，相關法令都需要在各高等法院登記註冊方可實施。但是，從18世紀中葉以後，國王跟這些法院的關係很緊張，法官們總是指責政府財政管理混亂，應該厲行節儉以避免開徵或延長稅收。
這些指責並非沒有道理。舊制度沒有集中的財政管理制度，沒有預算，連後來的財政大臣內克都說，他對國家財政狀況一無所知，各種直接收支的金庫到處存在，國家連年預支來年的稅收、四處告貸來解燃眉之急。由於財政管理的混亂，國王的財稅政策始終缺乏說服力，公眾越來越猜疑宮廷和大臣們奢侈浪費，國家稅收被嚴重濫用。
但是，這種困境並不是導致大革命的充足原因。因為在路易十四時代，國王可以憑自己的意志開徵新稅，並在法令的末尾附上「因為這是朕的意思」之類的說法。國王是國家安危福禍之所系，法律就來自他個人。換言之，國王可以通過絕對主義的專斷做法來克服他的財政困難。
因此從政治上說，舊制度的政治危機首先表現為這種專斷做法的失靈。高等法院系統對政府的抨擊、公眾對法官們的支持，導致國王終於在1787年初改弦更張，召集縉紳會議來解決因為稅收導致的憲法危機。當時很多人都主張，設立稅收的權利只能歸「民族大會」，從這個意義上說，絕對君主制已經失去了民意基礎：國家稅收需要由民族大會來授權，而不是由朕的意志來決定。
因此我認為1787年的縉紳會議標誌著舊制度的政治體制的根本性變動。這個變動對於舊制度來說是災難性。

首先是法國社會的極速的「政治化」。縉紳會議之後，各種政論小冊子如決堤洪水般泛濫開，僅1788年就有一千種問世，大部分對政府抱有深刻的敵意。我想，這是一個專斷政府不得不將稅收這樣重大的政治責任轉交給另一個機構時必然出現的局面。
縉紳會議不是個民選機構，而是精英階層的聚會。但即使是精英，也對政府多有不滿，他們把會議變成了抨擊大臣們的平台，拉法葉特這樣的開明貴族也主張應該由更具代表性的民族大會來確定稅收政策，並彌合國家各階層和各地區的矛盾。這個大會就是三級會議。
但是，三級會議已經175年沒有召集，而這175年中，法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當法院貴族要求按傳統方式開會時，法國社會的各大階層之間發生了分裂。一場針對「專制主義」的政治革命立刻變成了平民反對特權等級的社會革命。1614年的三級會議，三個等級分廳議事，各等級代表數額相等，按等級表決而非按人頭表決。如果按這種方式開始，第三等級認為會議會被特權等級（有兩個）把持。於是便有西耶斯的《論特權》和《第三等級是什麼》這樣的反特權檄文。
有一種看法認為，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關於三級會議議事規程的決議，是導致法國社會分裂的誘因，它帶有偶然性。對此我的看法有點不同。實際上，舊制度最後十幾年中，曾在幾個省設立省議會，當時省議會中便發生了第三等級與特權等級的爭吵，爭吵也是涉及議事規則、表決方式和各等級代表人數的。我認為，只要法國人進入公開的政治生活，等級之間的矛盾肯定要暴露出來。
在大革命前夕的輿論戰中，特權的辯護者總是援引歷史來為傳統的三級議會和等級特權辯護，在這種背景下，第三等級必須否定歷史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政治和社會目標，至少第三等級的理論家們是這麼看的。

如果說1787-1789年法國的歷史有什麼啟示的話，我認為首先是這個國家缺乏廣泛的政治生活導致各種矛盾被長期掩蓋，最後不得不以極端和暴烈的方式去解決這些矛盾。因為法國沒有英國議會這樣有效、而且不曾中斷的代表機構，即使它想實行漸進的改良，也已經沒有關鍵性的制度依託。當革命前夕那些保守派提出法國的各種歷史傳統時，這些傳統已經遠離法國的社會現實和法國人的思想狀態。這是法國大革命區別於英美革命的一個重要根源。傳統和歷史就這樣被法國大革命拋棄了。

關於當下的中國，我認為也可以從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兩方面去認識。

PS. 托克維爾的一生在失望中度過，他覺得他的祖國註定要在革命和專制的輪迴中掙扎，1848年革命之後，他對朋友說，他看不到希望，法國這艘航船是在咆哮的大海上、在迷霧中航行，它找不到靠港的地方。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許他的某些看法仍然不會改變，但他肯定為法國政治變動已不再那麼血腥和暴烈而感到一點欣慰吧。

《舊制度與大革命》固然是很好的書，但歷史學畢竟是在發展中，而且每個人的看法會因為視角不同而有所差異。目前的中文讀物，我認為英國人威廉·多伊爾的《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比較合適；《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七卷和第八卷中有關法國的章節，作者都是這些領域內的出色專家，講得比較詳細，推薦J.博謝爾的《歐洲背景下的法國行政和財政管理》、帕爾默的《革命時代的社會和心理基礎》，達金的《法國舊制度的崩潰》、呂代的《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以及麥克曼納牧師的《法國革命的史學研究》等章。

　　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寫於十九世紀中期的小冊子竟然被奉為圭臬，只說明D校的歷史唯物主義算是白交了。
　　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汗牛充棟，對於二十世紀共運的研究也是如此，對於二十世紀末崩盤的研究只多不少。
　　這本書的分析恰好吻合了中國傳統對於皇權的概念，而中國人其實很難理解歐洲國王與中國皇帝之間的異同。

　　不少讀完書的人得出來的結論竟然是不要減掉那5公斤。

　　這本書之所以能迎合上意，在於作者把對於統治階級而言被動的事給說成主動的。
　　似乎只要能堅守立場，緩慢妥協，漸進改革既可以避免。似乎只要統治者注意點小步後退，別一下子退大了就不會扯著蛋。

　　清末要不是八旗腐朽的一塌糊塗搞不定太平軍，至於搞團練么？
　　要不是練出來的湘軍勢大，漢官把持朝政，至於搞憲政么？
　　到最後終於有個傢伙想起來，步子不要退的太大，搞了個皇族內閣稍微堅守了一下陣地，結果到把自己徹底搭進去了。

　　這本書成書於1850年代左右，其時法國依然是歐陸最強大的國家，但被維護君主制的維也納體系束縛，德國還只是一系列鬆散的聯邦，俾斯麥剛剛在政壇嶄露頭角。奧地利所維護的君主體系看起來依然穩定完美。

　　這樣一本書，其有益的觀點早已被後世吸收，而其分析方法已經經過了數個世代的更迭。

　　以我的看法，這本書本身並無任何有益的成分，但其作用在於幫助你我揣摩上意，從一個側面看到現在身處上位的人到底想什麼。

核心問題就是：
有些人以為一勞永逸的推翻執政黨了，就會迎來美好的明天。

這是一種懶惰的革命思維。

剛好看到牆外的某個網站有論及這個，貼出來一些。

先說經濟狀況。法國大革命前夕，人口持續增長，財富快速增加，國家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令人驚訝的是，法國那時就有「地產熱」。有一位法國評論家寫過這麼一段話：「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出售，原因在於所有人都熱衷於成為地產主。在法國，下層百姓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貸給別人還是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大家想想中國經濟，就知道何其相似。
當時的法蘭西存在很多社會問題，但不影響國家的繁榮富裕。托克維爾認為，有兩種極簡單、極強大的動力，推動著社會繁榮：一個是依舊強大有力但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一個是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與此同時，人們的精神卻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規章的仇恨在增長。國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講話，但實際上卻接受公眾輿論的啟髮帶動，不斷地向輿論諮詢——這種現象，現階段中國都存在，例如「微博問政」。與法國不同的是：ZG政府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試圖駕馭輿論這匹越來越不聽使喚的烈馬。
托克維爾發現，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里，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形成這一特點的原因，是因為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法國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群體：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卻擅長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這種狀況與中國也很類似。知識分子論政，無論是右還是左，談到未來的政治藍圖，都很少想到具體的路徑依賴。（此處省略一句）
王某某推薦這本書，可謂用心良苦。

根本上是不同的。法國大革命在當時的西方文化圈裡絕對是震撼性的，賤民殺死了自己的國王，建立共和國，可以說是政治制度的先行者，周邊國家沒有什麼可借鑒的。中國要深化政治制度改革，則有相當多的國家制度可以借鑒。

其實，沒有什麼大不同。問題在於，我們從歷史中所能學到的唯一收穫，就是我們什麼也學不到。

最近抽空拜讀了這本由zhongyangjiwei主席推薦的書，覺得作為一名新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有必要好好的讀這本書，因為這本書對於當下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首先，我先理順下這本書的歷史背景，作者創作這本書是在1851年政變後，推翻第二共和國，建立第二帝國後因政見不同，「國內流亡」時期所作，這本書浸透著他對專制制度的仇恨，但是他同樣也解釋了為什麼歷史總是相似的，比如早先1804年的發生的拿破崙第一帝國推翻第一共和國的事情，為什麼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反而卻總是被帝制竊取了果實呢？

我將其中書中提及的原因進行歸納梳理如下，

一是人民誤認為舊制度已經根除了，群眾的地位並未得到提升，反而下降

二是社會結構分崩離析，彼此之間都非常緊張，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個倒了，全盤皆輸。

群眾把1789年革命的矛頭直指國王，而不是貴族，是因為早在革命之前，貴族已經被廢除，退為領主，雖然不再享受各種名譽稱號，但卻享有免交納稅等特權，反而活的比以前更加瀟洒自在，人民妒忌；

人民擁有土地後彼此孤立變得節制和自負，而人民當中的一部分人一旦發跡成為資產者就湧向巴黎，不會搭理下層群眾，而沒有貴族後，當地由督主管理，督主從群眾中選出來，部分督主同樣追逐利益，不關心地方事務，跟以往相比，下層群眾實則缺乏領導；

文人議政之害，法國出現一大批文人議政，他們本身並非官員，卻熱衷於以批評口吻談古論今，對政府的一切事務批判，恰好迎合群眾的口味，實則有失偏頗，這卻充當了群眾的意見領袖；（當下中國出現一些死磕派律師，或不明真相的媒體，就沒有考慮到不負責言論帶來的民情怨憤）

人民的負擔加重了，革命後，地方的修路重任全部下放到群眾來，這不對比還好，一對比還發現以前政府雖然不作為，但起碼不會加重人民負擔；

中央集權制名亡實存，政府從統治者變成監護人，舉個例子，御前會議的出現，御前會議作為即是最高法院，又是高級行政法庭，一切特別管轄權歸根結底皆出於此，逐漸加深群眾的不守法意識，法律如一紙空文，連制定法律者都不守法，人民更不樂意幹了。御前會議對民間事務的干涉體現在，有的御前會議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適宜的土地上種植某種作物。

政府變得更加活躍，發起過去連想都不曾想的各種事業，終於成為工業產品的最大消費者，成為往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與政府有金錢關係，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考政府薪金維持生計、在政府市場投機人數在劇增，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結合，財政管理不善，1789年，國家欠債將近6億里佛，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像當時一位財政家所說，他們和同受政府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將他們的怨恨一起向政府發泄。請注意，隨著這種不滿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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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積極條件，下面為「一」中的消極條件

相對於英國而言，法國貴族與群眾的界限不能打破，群眾只能把社會的不公針對貴族，然後貴族就被拉下馬，成為領主，而英國通過貴族平民通婚的方式，實則弱化了他們的界限，可以設想，如果法國貴族與群眾間的階級觀念不那麼強，想必就不會發生後面的一系列事情導致地位不平等更加加劇

總的來說，可以直接引用奧馬爾公爵讀完該書後的感悟：

托克維爾先生充分證明法國大革命勢在必行，合情合理，儘管凶暴，唯有法國大革命才能掃除流弊，解放人民，正如作者所說，解放農民。他寬恕法國大革命曾創造的過分的中央集權制和許多專制工具：所有這些在大革命前已經存在；他寬恕曾摧毀可阻止無政府狀態或專制保證的制衡力量：大革命前他們便已經消失。但是，他指責大革命直至此時為止，尚未創設任何制衡力量，當時並非沒有一點可能性，這種制衡力量的地位在舊君主制下早已經表明。他指責大革命恢復了舊制度的全套政府機器，並建立起這樣一種局面，乃至過了60多年，我們第二次——上帝知道要多久時間——被投到專制制度下，它比舊專制制度更合邏輯，平等，但肯定也更為全面。該作的缺點是沒有做出結論；這是有幾分使人失望，沒有把好的東西充分烘托出來，也沒有指出診治弊病的良方。向人民講真理是好事，但不要用沮喪的口氣，尤其不應該擺出一種神態對一個偉大的民族說她不配享受自由：這使得壓迫著、奴隸和利己主義者感到痛快。。。。。。舊制度死亡了，萬劫不復，但是人們不可以以為在舊制度的廢墟上，不會再建立專制暴政或無政府狀態，這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兒，在上帝的幫助下，自由有朝一日終將驅逐僭越者。

而對於當下中國而言，不同處我說不出，但是對我的啟發是，其實法國大革命的核心就是民心，革命是要讓民眾相信社會會變得更加公平，上升台階不會固化；然而，法國的兩次革命，表明，貴族雖然除了，但是群眾身邊的某某人卻又上升變成了掌權者後，濫用權力，忽視民生，再次讓群眾的期望落空，所以關鍵之處，在於能夠打通階層流動台階後，上升者施政的思想能夠真正考慮社會底層的壓力。

目前，一口吃不成胖子，改革者希望人民能夠降低一下反腐的預期，因為這個工作是長久的，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不能只把目標放在反腐後國民經濟就能馬上反彈，我的理解是應該讓群眾自身擁有國家意識，執政者的意識，在教育上面加強為政素養的培養，萬一他真當上官了，可不要又搞砸了之前辛辛苦苦的改革

純屬一家之言，還望和而不同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誕生一百年後，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也發表了相似的見解，他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通過諸多案例的統計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高速的經濟發展與

社會動員如何增加了人們對更好生活

的期待，但是這種期待卻超過了現有

政治體制所能承受的能力，結果就引

發了全國範圍內的不滿與沮喪心理，

最終製造了混亂的局面甚至是革命。

可見，縱使是 150 多年後的今天，任何一個想要知道「什麼是好政府，如何做好政府」政治家都應該認真領悟托克維爾的政治智慧。

完全不同。

首先第一點，放眼全球，大形勢變了，那是個車馬很慢的時代，現在是一個北京到西雅圖只需要十多個小時的時代。全球化，所有事情必須放到全球考慮。

第二點。科技進步。那個慢慢印小冊子的時代，除了巴黎市民，農民得不到訊息。而現在是一個人在講話，自媒體全世界看到的時代。

第三點，還是科技進步，物質進步。

第四點，基督教文化，和儒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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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ens（來自豆瓣）
來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629632710/

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和改革深水區里的中國——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何其相似？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法國大革命前期的法國與今天的中國有何其多的相似之處，這麼說並沒有鼓吹革命的意思，而是本著客觀求實的精神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高層對現實認識滴十分清晰，要不也不會屢次在公眾場合推薦這本書。
「法國大革命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儘管他們並不情願這樣做。」（導言）托克維爾考察了1850年至大革命前這段時期的歷史，發現所謂新社會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其實早就深深存在法國的政治血脈當中。舊制度就是中央集權制，但其範圍更廣闊，還包括君主專制，封建奴隸制，貴族議會統治，城市自治等等，中央集權制是其主要方面。
如果考察中國的近代歷史，從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到蔣介石的民國獨裁，後來經歷短暫的表面民主協商統治，造神運動又把毛澤東捧上神壇，所有的這幾個時期，都有共同的歷史特徵：政治上有絕對權力的中心，中央集權制被強力貫徹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知道是兩千多年來奴役性使然還是內心缺乏不安全感，使國民儘管在大革命之後，仍然渴望一個高高在上的中央權力，一個至少表面上道德純潔，品行高尚的專制君王，來尋求被關在籠子里的安全和狹隘的幸福，儘管這種安全和幸福是以自由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如上，我只是指出來這種政治現象，它形成的原因和帶來的危害卻更加深邃和複雜。
中國人民與法國人民很像，好像都缺乏自由的基因，但這麼說好像很矛盾，如果缺乏自由的精神，法國大革命何以在法國爆發，而沒有在歐洲其他國家爆發？何況農奴制在當時的德國依然頑固的存在。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主義思想家恰恰大多數都出自法國，這又作何解釋呢？托克維爾給出了作答：首先大革命在法國爆發是因為貴族階級的衰落，「貴族享有的所有的特權都是如此：政治部分已經消失，只有金錢部分保留了下來，而且有時候還激增。」（第二編第一章）貴族本來是一個獨立富有且有統治權力的階級，但是中央集權體制的強化迫使貴族階級放棄了統治農民和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作為交換，國王保留了他們的財富，這些財富的來源當然是通過對農民的壓榨，包括不在地主收取高額地租，免稅特權，專用磨坊——強迫農民在貴族的磨坊加工小麥等等。貴族成為了富有的但無權力階級，但卻能夠仍然壓迫與他們朝夕相處的鄰人。中央集權通過專制的手段控制著鄉村稅收和土地，甚至修一條鄉村小路也要經過御前會議的批准。就這樣，王權不斷擴張和強化，貴族階級衰落，貴族作為一個溝通和緩衝的減壓器逐漸失效，專制君主和貴族階級的內部矛盾爭鬥，最終引發了農民和資產者的暴動。
看看國內，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是不是已經露出端倪，尚未可知，可是中央集權的力量在加強不可否認。中產階級的力量不斷壯大，同時他們也是城市中受剝削最嚴重的一個階層。為什麼這麼說？上層統治階級和大資本家通過聯合控制著城市的土地，他們善於喬裝打扮，掌握或是影響著法律，政策，決定的制定和修改，通過正當的所謂合法的途徑能夠控制城市的土地。（這裡僅僅討論土地問題，事實上在很多產業都很類似）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國家卻是一個抽象的民族概念，一般就是指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土地的歸屬權上又衍生出使用權，這不過是他們發明文字遊戲，而實際上使用權是短期所有權，更為本質。中央權力控制著全國的土地，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率土之濱，是不是都甘願俯首稱臣？難以預料也。中央集權用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子就牢牢地束縛住了人民的頭腦，讓他們無暇去考慮自由，每天為有一個安全穩定住所發愁。就像五十年前一年，通過糧食供給制控制城市居民的胃，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緊緊地把農民束縛在窄窄的土地上，並且讓他們為國家這個最大的地主繳納高昂的地租。
僅僅通過土地一項，很多資本家和上層官僚就獲取了其他人一輩子也無法獲得的財富，中產階級沒有意識到自己被壓迫的地位，或者說有部分人意識到了但卻反抗無路，抗議無門，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被中央權力打碎成一個個互不聯繫的個人，沒有形成一個聯合體。很多人用半輩子的貸款來換一套房子，可是獲得的僅僅是這個房子的所有權，房子底下的土地僅僅有短期的所用權。像當時的農民一樣，只要是房子的壓迫稍微再嚴重一點，他們會不會像法國的農民一樣，走進巴士底獄，走向王宮，就很難說了。農民在將來不再是一個受壓迫的階級，因為他們就像沒有奶的老奶牛，垂垂老矣，骨幹皮瘦，他們將會是被施捨的階級，以換取其安定。不信，你看，今天一噸小麥的價格平均2500元，畝產約500公斤已經算是好的了，那麼除去各種化肥農藥機械柴油等各種各種成本，每畝凈利潤不到500元。就是說，農民的土地已經不再是被剝削的對象，中央政府通過糧食補貼在努力鼓勵農民種地，目的就是保證人口的糧食安全。農民現在終於自由了，不過是一貧如洗的自由。不可否認，農村的人口在急劇減少，很多人通過學習和奮鬥步入中產積極的行列。
這值得高興，但同時又是一件悲傷的事情---因為他們又將面臨新的剝削和壓迫，只不過是溫和的隱蔽的，有溫情脈脈的面紗遮擋，不易被發現。
我已花了過多的篇幅講述農民，或許是因為我自身的感情，但更重要的是農民在中國和法國都同樣在政治上發揮過決定性的作用，只不過他們作為底層的代表，一直是以模糊的面孔登上歷史的舞台，讓人較少注重罷了。接下來的歷史舞台，我可以斷言，農民已經退場，工人市民階級和中產階級才是主角。

大革命之前，法國人民由於缺乏自由，都歸聚在高高在上的國王腳下，「人民變得最為相似，被分解為一個個小團體，彼此漠不關心，法國公民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缺乏在危機中共同行動，相互扶持的精神準備，所以，一場偉大的革命就能夠徹底推翻這樣一個社會。」（第八章，九章，第二編）。這裡有一個問題，既然這個國家的人民如此缺乏團結精神，那麼他們是怎麼樣聯合起來，發動一場如此迅猛的革命，最後推翻政府的呢？托氏認為，是專制妨礙了自由，中央集權妨礙了地方民主政治的實踐，導致人民缺乏包容精神和政治經驗，最後只能通過暴力血腥來發泄壓迫的仇恨。
你看，中國，人和人之間竟然冷漠到何種程度？相互傾軋和爭鬥，充滿了焦慮的時代氣息，每個人都好像很忙，沒有一點時間去關心他人，哪怕是走在路上有個人暈倒，居然不敢上前扶一把。我們今天的道德為什麼墮落到這種地步，難道民族的道德水準一直就是這樣？「在這種社會中，人們再也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之間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所蜷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被完全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的一切的共同的情感，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哦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緊閉在私生活中。人們原先就自顧自，專制制度更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冷若冰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這段話描寫的是十九世紀後期的法國，拿來看卻正適合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諷刺的歷史在世界各地重演。「在這類社會中，每個人都苦心焦慮，沒有什麼東西是一成不變的，都生怕地位下降，並拚命向上爬，金錢已經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它能改變個人的處境，使家庭的地位上升或下降。不惜一切代價發財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普遍情感，這種情感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很快會使整個民族萎靡。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支持和助長這種情感和風氣。這些情感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移開，是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慄，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人人們以不義之行獲取不義之財。」法國的資產階級當時就是這樣存在於世的，看看今天中國的新貴資本家，不是同樣地一副嘴臉，並且這種情緒在大眾中間散播，好像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千萬富翁和資本家。我們要知道，所有的社會富人和資本家都是佔據這個社會的極少數，並且沒有那個富人的財富不通過傾軋和鬥爭就可以輕易獲取的。
對自由熱愛和追求是托克維爾的畢生追求。所以他說「自由，唯有自由能夠拯救這個民族的弊病，並且與專制制度作鬥爭。」
那麼，現在我來回答前面的問題，為什麼彼此獨立冷漠的個人組成的法國，互不關心的小群體，能夠爆發大革命？因為他們彼此都相似，這種相似是所有人都處於一個高高在上的中央政權的俯瞰之下，他們沒有政治實踐的機會，沒有表達意見和權利的途徑，只能夠默默的忍受，正是獨夫體制使人們彼此獨立，對彼此的命運漠不關心。50年前，中華大地上幾億人開始對平等的追求，妄圖通過階級鬥爭來實現社會的絕對平等，實現共產主義，可是人們沒有看到」階級」這個詞本身就代表著不平等。當然，在每個群體內部卻是實現了平等，例如在農村實行公社制度，吃集體食堂，但此外城市還有工人階級，軍隊有軍人群體，當然統治階級就是黨的領導幹部，這其中更是有嚴格的等級。現在，每個人的不安全感都在蔓延，大家都像是迷路的孩童在尋找父母，焦慮，擔憂和恐懼。在強權下，人把自己交付給值得信賴的最高中央王權，在籠子里雖受奴役，卻充滿安全感。
大革命之後，並沒有建立多麼完善的政府體制，霧月政變後的拿破崙把共和國變成了帝國，開始了十五年的獨裁統治，袁世凱何嘗不想獨裁，奈何北洋軍出現內部分裂，自己暴死，否則中國歷史不知道又該怎麼寫呢？如果要找一個與中國革命時期國情最相近的國家，那麼除了法國之外我想不到其他的了。

那麼除了階級內部的矛盾，專制消滅人民的自由，限制是如何使人民團結起來推翻君主的呢?
————待更

從社會環境、制度等各方面，那時期的法國和當今中國都有很大差距，但是人不一樣，人是特別具有穩定性的，而「人」又是社會生活中最活躍的部分，所以以下提出三點《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描述的法國與當今中國相比，人所體現出來的相似之處。

一、民眾的相似性

「你會發現舊制度下的法國人，尤其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中上階層的人們，簡直彼此完全相同」，法國各省市人民的個性在社會制度下逐漸被磨滅，儘管他們堅持想要保持不同，但國人的相似性依然越來越明顯。貴族的衰落和資產者財富的增加，使得資產者開始能夠和貴族享受同樣的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他們有相同的思想和習慣、同樣的品味、同樣的消遣活動，「他們之間唯一的不同就是他們擁有的權力。「

造成這種相似性的社會原因有很多，首先，法國是歐洲各國中首都權威高於其他所有地方的國家，首都相對於其他城市更有政治優勢，地方的政治自由權不斷消失，失去了獨立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在三級會議召開不久，攻佔巴士底獄前夕，巴黎顯現出無與倫比的喧鬧，每一個政治事件都要出一本政治小冊子，其數量驚人，而巴黎之外的地方卻顯得平靜而悠閑，但卻暗潮湧動，人民聚在一起打探來自巴黎的消息，人民已經被喚醒並做好了反抗鬥爭的準備。幾乎所有的思想都來自於中央政府，巴黎已經得到了控制其他城市的所有權力，地方活躍性的降低和對中央的依賴一方面極易使民眾產生相似的行為方式和思想。其次，大革命前夕法國政府的權力已經足夠大了，「政府已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專制的政府體制容易使人們變得互相類似。那時的行政官員幾乎都是資產者，他們作為社會中正在成長的新貴族，希望政府行為的每一個細節都盡趨完善，他們仔細審核查對，監督政府的行為。隨著政府機構和職能的成熟，資產者的野心也進一步擴大，他們逐漸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任何在沒有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建立的獨立團體都會被打壓，杜絕一切競爭，不允許人民以任何方式參與到對政府的監督中，他們為自己贏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的行為無形中壓制著社會的自由度和人民的自主性。

民眾的相似性有利於思想的傳播，所以當自由和平等的呼聲出現時，它成為了人民共同的追求和渴望，容易達到一呼百應的效果，摧毀特權、確認民權、建立民主政府成為共同訴求，從而為大革命的揭竿而起做好鋪墊。

二、農民和文人：最底層和政治領袖

在研究法國大革命中，絕大多數人都會把重點放在貴族與資產階級一方沒落、一方成長的矛盾上，關於這兩個階層在大革命中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已經有相當普遍的認同，而農民和文人，同樣作為大革命重要的推動力，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

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擁有一定的土地，封建貴族不再成為農民的領袖，農民看似在文明程度提高的社會獲得了自身的自由，然而，農民卻承受了新的負擔，甚至可能更痛苦。租稅的增加幾乎全部來源於農民，黎氏留在政治遺囑中寫到「如果農民富有了，就不聽話了」，這個階層始終被看作提供服務以供上層消遣的理所應當的犧牲品。而且，到了17世紀，法國恢復義務兵役制，當然，對象主要是農民。再加之法國在18世紀的公共基礎建設不斷加強，強制勞役本來只是領主的特權，後來擴大到王室，進而逐漸推廣到所有的公共事業中，農民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反忍受著更大的壓制，正如書中所說：「社會進步使其他階層富裕了，唯有農民看不到希望，好像文明專門與他們過不去。」

然而，農民的成長環境和生活方式使得農民對於社會事務有獨特的視角，這是上層階級的人們容易忽視的，他們無法清楚的知道占整個社會人數最多的人們的內心，這些人極富忍耐力，但當他們被發動起來反抗時所爆發的力量足以巨大到令人震撼。在革命即將爆發的時期，內在實質已悄然變化，但表面如往常一樣，上層者甚至還把農民當做溫順的、被征服的、忠誠而又無知的粗野鄉人。

在歐洲所有國家中，法國一直被認為是最有文化氣息的，但是在18世紀中期以前法國的文人並沒有像中國那樣成為社會建設中的中堅力量，沒有顯現出他們的精神，沒有被授予任何權威，甚至沒有像英國的文人那樣定期參與政事，發揮自己的公眾影響力，而是遠離世俗的紛擾。但是他們並沒有避開政治話題只是把文人限定在討論純哲學或純藝術領域，依舊深入探索著那個時代政治體制的基礎、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社會起源和原始社會的形態、法律基本原則、對政治結構進行研究並對其總體規劃作出批判等等。18中期以後，因日常立法受阻的人們迷戀於文人政治，那些訴求得不到滿足的普通人也開始關注這些文人提出來的普遍理論，從此政治生活被有力的推入文學之中，並推向作家。加之貴族權力顯赫時，他們有能力給文人施加權威，但此時貴族地位下降他們失去了絕對統治地位，無法控制思想，這就使得文人可以自由的傳播理論。當理論被普遍接受時，不免會轉化成政治激情與行動，文人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前夕名副其實的政治領袖。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著作中體現出對實踐認知的不足，這導致他們在最終制定和實施國家政策的時候顯現了過多文學氣質。

三、階層間的分裂性

在大革命前夕，雖然民眾之間存在著令人驚訝的相似性，但相似的背後也有令人驚訝的差異，人們形成很多不同的集團，這些小團體中的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就像是生活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小社會中，不關心也不去參與更大範圍的生活。長此以往形成資產階級與貴族割裂，農民與資產階級、貴族割裂，資產階級內部割裂的局面，彼此孤立，導致沒有監督政府和支持政府的合力，在困難時不存在互相幫助，所以，當社會的基礎開始晃動時，整個社會的大廈便很容易在頃刻之間倒塌，大革命可以迅速的把這個國家摧毀。

在14世紀，貴族與第三等級可以輕而易舉的共同管理社會事務，共同抵抗中央政府，但是後來卻不行了。隨著領地統治的瓦解，三級會議召開的次數逐漸減少或者停止，公眾自由大大減少，資本家和貴族放棄了地方自由，結束共同管理的狀態。直到18世紀，貴族和資產階級成為競爭對手，法國特有的狀況是當貴族這個群體喪失其政治權力時，作為個體的貴族卻獲得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特權，例如免稅這一讓其他人民深惡痛絕的特權被放大。而後來的貴族受封體系並沒有減少他們之間的憎恨，新貴族激發了那些原來與他地位平等的資產者們的嫉妒，事實上，「法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年代比1789年更容易獲得貴族頭銜，而這一年，資本家和貴族之間的差距也是前所未有的。」貴族固有的驕傲拒絕接受與這些新貴族有任何的相似點，而資本家也抵制任何帶有貴族外表的人。

法國農民在18世紀時受到的孤立是前所未有的，農民在整個國家中處於被邊緣化的位置，貴族和資產階級從根本上都和農民割裂。貴族失去了領主地位，在當地的自由力量也已消失，他們不再作為農民的領袖，於是貴族階層離開農村。農民與資產者之間的隔閡也在這一時期出現，富有的農民從鄉村進入城市之後不久變會忘記鄉村生活的處境和精神，他渴望成為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員，提升自己的身份，與依舊在鄉村的那些人不再有任何關係甚至刻意疏離，生活方式的不同和彼此間的利益關係導致資本家與農民分離。城市資本家對周邊鄉村農民的敵意是十分明顯的，正如杜戈爾所說「每一個擁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城市都會因其利益而時刻準備著犧牲周邊鄉村和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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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曾經遭受的苦難，明白未來可能遭受類似的命運。」 大革命留下的歷史和文化，前者可鑒世，後者可潤心。

一個可持續的現代國家需要政治上的集權與社會的多元與自由，而當時的法國都是不具備的。政治上還是封建體系，雖然比其它歐洲國要集權，社會上貴族把持

對土耳其有什麼了解嗎？比如他現在的政策去向是不是對凱末爾改革的一種反抗，是不是另外一種方式的春天。

看過書,主要集中描寫大革命前普通人民與貴族的矛盾，貴族與國王之間的矛盾，簡單易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