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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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並且很長時間這個定義都沒有被澄清出來。
看到大家貼了一堆《何為啟蒙》，不在複製粘貼了，今天跟老師聊了一下，推薦三個文本比較觀看，即康德的《何為啟蒙》，門德爾松《何為啟蒙》以及福柯的《何為啟蒙》
直接粘貼文本有點兒簡單粗暴，我先談一下康德的《何為啟蒙》和福柯的《何為啟蒙》：

啟蒙作為一個歷史節點，被表述為一種歷史發展進程當中跨入現代的入口。有勇氣運用自身的理智，不服從於權威的口號式標語，僅僅指出一些訴求，這些訴求的內涵，既是政治的，也是倫理的：不服從於政治的權威，要求改良的政治；不服從於宗教的權威，要求愚昧的祛除。這些表徵並不具有現時的價值。它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是一個過去時的存在。它標定了一個歷史敘事的開始，意味著時間開始了。

啟蒙作為一個政治運動，思想運動。我們無法界定啟蒙本身在西歐內部是否完成，我只能將它表述為一種在西歐業已開始但尚無法確定是否完成的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仍在持續，甚至對於啟蒙的批判仍然是對於啟蒙的深入化地推進。在這一點上，是一個進行時的存在。它必然要求站在一個三百年後的歷史視角上，來考察啟蒙本身的位置和紕漏。

我們為什麼要回憶啟蒙這一歷史事件呢？是因為這裡隱含一種進步的歷史觀點：現代文明優越於前現代文明的一種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會引導人們這麼認識：現代是一個普世的歷史進程，每個國家必將走向現代化，走向進步；而啟蒙的某種程度上的完成，是現代的一個標誌。因而我們無法不去討論啟蒙這一歷史節點到底造成了怎樣的轉折。歷史提供經驗，這種經驗並不是普世的，但是可以提供修正系。政治改進本身不能像科學一樣模擬實驗，可以試錯，它會對實際的發展產生效應，導致劇變。因而歷史經驗本身的訴求就是為了政治提供一種歷史路徑的可能；現代化意味著西方的歷史路徑，西方的歷史發展是一種不壞的歷史可能；因而我們需要談論現代性，需要回顧啟蒙。儘管我們的歷史發展模式並不會重複他們的步驟，但是方向性已經被框定。這並不是唯一的可能，反啟蒙未嘗不可，拒斥西方話語的獨立自主發展是一條別樣的道路。

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第一種啟蒙，在歷史當中被理解的啟蒙。它是一種回顧：我們為何接受啟蒙。它是一種展望：我們何時完成啟蒙。

啟蒙作為一個哲學任務，是福柯關心的問題，哲學家關心的問題。我並不是要強調，哲學是一種高大上而無實用的學科，而是這一問題，應當在思想的脈絡當中被釐清。

康德提出的何為啟蒙?是現代哲學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它勾勒了我們回答的框架。當啟蒙把自身表述為一種為了運用人類自身理性而對於任何權威不服從的時刻的時候，這涉及到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當如何進行啟蒙？福柯認為他在承接康德的工作，確定理性自身的運用方式。（他並不強調康德對於18世紀發表的政治意見對於現時的意義）對於理性專制的破除，必須回到對於理性使用方式的思考上來。這種界定不在關乎運用理智的勇氣，而是關乎界定理性的態度。不再是一種勇敢，而是一種審慎。

康德在知識論的處理中，為理性自身立法，確定了理性自身的邊界。他樹立了一種敬畏，而這種敬畏要求理性不能超出自身。

而福柯在歷史研究中深入了這一做法，理性的專制並不單單是在知識論中擴大自身的權威，而諸多歷史構成物也是需要被加以檢驗的對象。啟蒙就進行了一種轉化，它不在與任意一種教條的原則相聯繫，它成為了一種精神氣質：「激活哲學的「氣質」，這種「氣質」具有對我們的歷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徵。」

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第二種啟蒙，在哲學持恆的批判中被激活的啟蒙。它是一種態度：我們應當如何與啟蒙結合？

康德有篇文章《什麼是啟蒙》 lz可以去看看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162074/
康德:什麼是啟蒙運動

何兆武譯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

　　懶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當大自然早己把他們從外界的引導之下釋放出來以後（naturalitermaiorennes）時，卻仍然願意終身處於不成熟狀態之中，以及別人何以那麼輕而易舉地就儼然以他們的保護人自居的原因所在。處於不成熟狀態是那麼安逸。如果我有一部書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師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醫生能替我規定食譜，等等；那麼我自己就用不著操心了。只要能對我合算，我就無需去思想：自有別人會替我去做這類傷腦筋的事。

　　絕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狀態認為除了是非常之艱辛而外並且還是非常之危險的；這一點老早就被每一個一片好心在從事監護他們的保護人關注到了。保護人首先是使他們的牲口愚蠢，並且小心提防著這些溫馴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險從鎖著他們的搖車裡面邁出一步；然後就向他們指出他們企圖單獨行走時會威脅他們的那種危險。可是這種危險實際上並不那麼大，因為他們跌過幾交之後就終於能學會走路的；然而只要有過一次這類事例，就會使人心驚膽戰並且往往嚇得完全不敢再去嘗試了。

　　任何一個個人要從幾乎已經成為自己天性的那種不成熟狀態之中奮鬥出來，都是很艱難的。他甚至於已經愛好它了，並且確實暫時還不能運用他自己的理智，因為人們從來都不允許他去做這種嘗試。條例和公式這類他那天分的合理運用、或者不如說誤用的機械產物，就是對終古長存的不成熟狀態的一副腳梏。誰要是拋開它，也就不過是在極狹窄的溝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躍而己，因為他並不習慣於這類自由的運動。因此就只有很少數的人才能通過自己精神的奮鬥而擺脫不成熟的狀態，並且從而邁出切實的步伐來。

　　然而公眾要啟蒙自己，卻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許他們自由，這還確實幾乎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哪怕是在為廣大人群所設立的保護者們中間，也總會發見一些有獨立思想的人；他們自己在拋卻了不成熟狀態的羈絆之後，就會傳播合理地估計自己的價值以及每個人的本分就在於思想其自身的那種精神。這裡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公眾本來是被他們套上了這種羈絆的，但當他們的保護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啟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動他們的時候，此後卻強迫保護者們自身也處於其中了；種下偏見是那麼有害，因為他們終於報復了本來是他們的教唆者或者是他們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眾只能是很緩慢地獲得啟蒙。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很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制以及貪婪心和權勢欲的壓迫，但卻絕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

　　然而，這一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卻聽到從四面八方都發出這樣的叫喊：不許爭辯！軍官說：不許爭辯，只許操練！稅吏說：不許爭辯，只許納稅。神甫說：不許爭辯，只許信仰。（舉世只有一位君主說：可以爭辯，隨便爭多少，隨便爭什麼，但是要聽話！君主指普魯士腓德烈大王）到處都有對自由的限制。

然則，哪些限制是有礙啟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進它的呢？--我回答說：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私下運用自己的理性往往會被限制得很狹隘，雖則不致因此而特別妨礙啟蒙運動的進步。而我所理解的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則是指任何人作為學者在全部聽眾面前所能做的那種運用。一個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職崗位或者職務上所能運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稱之為私下的運用。

　　就涉及共同體利益的許多事物而言，則我們必須有一定的機器，共同體的一些成員必須靠它來保持純粹的消極態度，以便他們由於一種人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壞這一目的。在這上面確實是不容許有爭辯的；而是人們必須服從。但是就該機器的這一部分同時也作為整個共同體的，乃至於作為世界公民社會的成員而論，從而也就是以一個學者的資格通過寫作面向嚴格意義上的公眾時，則他是絕對可以爭辯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損於他作為一個消極的成員所從事的那種事業。因此，一個服役的軍官在接受他的上級交下某項命令肘，竟抗聲爭辯這項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會非常壞事；他必須服從。但是他作為學者而對軍事業務上的錯誤進行評論並把它提交給公眾來作判斷時，就不能公開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絕繳納規定於他的稅額；對所加給他的這類賦稅惹事生非地擅行責難，甚至可以當作誹謗（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懲處。然而這同一個人作為一個學者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抗議這種課稅的不適宜與不正當不一樣，他的行動並沒有違背公民的義務。同樣地，一個牧師也有義務按照他所服務的那個教會的教義向他的教義問答班上的學生們和他的會眾們作報告，因為他是根據這一條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他卻有充分自由、甚至於有責任，把他經過深思熟慮有關那種教義的缺點的全部善意的意見以及關於更好地組織宗教團體和教會團體的建議傳達給公眾。這裡面並沒有任何可以給他的良心增添負擔的東西。因為他把作為一個教會工作者由於自己職務的關係而講授的東西，當作是某種他自己並沒有自由的權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進行講授的東西；他是受命根據別人的指示並以別人的名義選行講述的。他將要說：我們的教會教導這些或那些；這裡就是他們所引用的論據。於是，他就從他自己不會以完全的信服而贊同、雖則他很可以使自己負責進行宣講的那些條文中--因為並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隱藏著真理，而且無論如何至少其中不會發見有任何與內心宗教相違背的東西，--為他的聽眾引繹出全部的實用價值來。因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發見任何與內心宗教相違背的東西，那麼他就不能根據良心而盡自己的職務了，他就必須辭職。一個就任的宣教師之向他的會眾運用自己的理性，純粹是一種私下的運用；因為那往往只是一種家庭式的聚會，不管是多大的聚會；而在這方面他作為一個牧師是並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為他是在傳達別人的委託。反之，作為一個學者通過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眾亦即向全世界講話時，則牧師在公開運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無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並以他自己本人的名義發言。因為人民（在精神事務上）的保護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歸結為一種荒謬性，一種永世長存的荒謬性了。

　　然則一種牧師團體、一種教會會議或者一種可敬的教門法院（就象他們在荷蘭人中間所自稱的那樣），是不是有權宣誓他們自己之間對某種不變的教義負有義務，以便對其每一個成員並且由此也就是對全體人民進行永不中輟的監護，甚至於使之永恆化呢？我要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樣一項向人類永遠封鎖住了任何進一步啟蒙的契約乃是絕對無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權力、被國會和最莊嚴的和平條約所確認。一個時代決不能使自己負有義務並從而發誓，要把後來的時代置於一種決沒有可能擴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認識、清除錯誤以及一般地在啟蒙中繼續進步的狀態之中。這會是一種違反人性的犯罪行為，人性本來的天職恰好就在於這種進步；因此後世就完全有權拒絕這種以毫無根據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採取的規定。

　　凡是一個民族可以總結為法律的任何東西，其試金石都在於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民族是不是可以把這樣一種法律加之於其自身？它可能在一個有限的短時期之內就好像是在期待著另一種更好的似的，為的是好實行一種制度，使得每一個公民而尤其是牧師都能有自由以學者的身份公開地，也就是通過著作，對現行組織的缺點發表自己的言論。這種新實行的制度將要一直延續下去，直到對這類事情性質的洞見已經是那麼公開地到來並且得到了證實，以致於通過他們聯合（即使是並不一致）的呼聲而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議，以便對這一依據他們更好的洞見的概念而結合成另一種已經改變了的宗教組織加以保護，而又不致於妨礙那些仍願保留在舊組織之中的人們。但是統一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沒有人能夠（哪怕在一個人的整個一生中）公開加以懷疑的宗教體制，從而也就猶如消滅了人類朝著改善前進的整整一個時代那樣，並由此給後代造成損害，使得他們毫無收穫，--這卻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一個人確實可以為了他本人並且也只是在一段時間之內，推遲對自己有義務加以認識的事物的啟蒙；然而逕行放棄它，那就無論是對他本人，而更其是對於後代，都可以說是違反而且踐踏人類的神聖權利了。

　　而人民對於他們本身都不能規定的事，一個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對他的人民規定了；因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體人民的意志結合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號稱的改善都與公民秩序結合在一起，那麼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發覺對自己靈魂得教所必須做的事情留給他們自己去做；這與他無關，雖則他必須防範任何人以強力妨礙別人根據自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這種決定並促進這種得救。如果他干預這種事，要以政府的監督來評判他的臣民藉以亮明他們自己的見識的那些作品；以及如他憑自己的最高觀點來這樣做，而使自己受到"Caesarnon estt supragrammaticos"（凱撒並不高於文法學家）的這種責難；那就會有損於他的威嚴。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權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國內的一些暴君對他其餘的臣民實行精神專制主義的時候，那就更加每況愈下了。

　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們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個啟蒙了的時代？"那麼回答就是："並不是，但確實是在一個啟蒙運動的時代"。目前的情形是，要說人類總的說來已經處於，或者是僅僅說已經被置於，一種不需別人引導就能夠在宗教的事情上確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狀態了，則那裡面還缺乏許多東西。可是現在領域已經對他們開放了，他們可以自由地在這上面工作了，而且對普遍啟蒙的、或者說對擺脫自己所加給自己的不成熟狀態的障礙也逐漸地減少了；關於這些我們都有著明確的信號。就這方面考慮，這個時代乃是啟蒙的時代，或者說乃是腓德烈的世紀。

　　一個不以如下說法為與自己不相稱的國君：他認為自己的義務就是要在宗教事務方面決不對人們加以任何規定，而是讓他們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謝絕寬容這個高傲的名稱；這位國君本人就是啟蒙了的，並且配得上被天下後世滿懷感激之忱尊之為率先使得人類，至少從政權方面而言，脫離了不成熟狀態，並使每個人在任何有關良心的事務上都能自由地運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治下，可敬的牧師們可以以學者的身份自由地並且公開地把自己在這裡或那裡偏離了既定教義的各種判斷和見解都提供給全世界來檢驗，而又無損於自己的職責：至於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職責約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這種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擴展，甚至於擴展到必然會和誤解了其自身的那種政權這一外部阻礙發生衝突的地步。因為它對這種政權樹立了一個範例，即自由並不是一點也不關懷公共的安寧和共同體的團結一致的。只有當人們不再有意地想方設法要把人類保持在野蠻狀態的時候，人類才會由於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從其中慢慢地走出來。

　　我把啟蒙運動的重點，亦即人類擺脫他們所加之於其自身的不成熟狀態，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務方面，因為我們的統治者在藝術和科學方面並沒有向他們的臣民盡監護之責的興趣；何況這一不成熟狀態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恥的一種。但是，一個庇護藝術與科學的國家首領，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進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許他的臣民公開運用他們自身的理性，公開向世上提出他們對於更好地編篡法律、甚至於是直言無諱地批評現行法律的各種見解，那也不會有危險的。在這方面，我們有著一個光輝的典範，我們所尊敬的這位君主（指普魯士腓德烈大王）就是沒有別的君主能夠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啟蒙了的、不怕幽靈的而同時手中又掌握著訓練精良的大量軍隊可以保障公共安寧的君主，才能夠說出一個自由國家所不敢說的這種話：可以爭辯，隨便爭多少，隨便爭什麼；但是必須聽話。這就標誌著人間事務的一種可驚異的、不能意料的進程；正猶如當我們對它從整體上加以觀察時，其中就幾乎一切都是悖論那樣。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彷彿是有利於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卻設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較小的公民自由卻為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才能開闢了餘地。因為當大自然在這種堅硬的外殼之下打開了為她所極為精心照料著的幼芽時，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傾向與任務時，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於人民的心靈面貌（從而他們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並且終於還會反作用於政權原則，使之發見按照人的尊嚴--人並不僅僅是機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於政權本身的。

　　1784年9月30日，於普魯士哥尼斯堡（劉偉錄自《歷史理性批判文集》）

小記：在閱讀中偶然發現，康德的《何謂啟蒙》這篇在人類近代兩百多年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文獻，竟然找不到一個文通字順的中文好譯本，這於我實在是個不小的驚訝。本人並非翻譯專業，德文不懂，英文粗通，斷不敢班門弄斧，妄自尊大。但是，深愛哲學、深愛康德、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我，實在無法接受現有的幾個中譯版本。故而生此念頭：自己動手，從英譯本轉譯。不為發表，不為論爭，純屬個人喜愛，並覺得有些意義。還望諸位友鄰、博雅君子，多多幫助，不吝賜教。

What is Enlightenment? (1784) 何謂啟蒙（1784）？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mposed immaturity. Immaturity is the inability to use one"s understanding without guidance from another. This immaturity is self-imposed when its cause lies not in lack of understanding, but in lack of resolve and courage to use it without guidance from another. Sapere Aude! [dare to know] "Have courage to use your own understanding!"--that is the motto of enlightenment.
啟蒙就是人類從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出來。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導就沒有能力運用自己的理智。這種不成熟狀態之所以是自我造成的，其原因不在於缺少理智，而在於沒有他人的教導就缺乏運用自己理智的決心和勇氣。Sapere Aude! [要勇於認知] 「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 —— 這就是啟蒙運動的格言。
Laziness and cowardice are the reasons why so great a proportion of men, long after nature has released them from alien guidance (natura-liter maiorennes), nonetheless gladly remain in lifelong immaturity, and why it is so easy for others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as their guardians. It is so easy to be immature. If I have a book to serve as my understanding, a pastor to serve as my conscience, a physician to determine my diet for me, and so on, I need not exert myself at all. I need not think, if only I can pay: others will readily undertake the irksome work for me. The guardians who have so benevolently taken over the supervision of men have carefully seen to it that the far greatest part of them (including the entire fair sex) regard taking the step to maturity as very dangerous, not to mention difficult. Having first made their domestic livestock dumb, and having carefully made sure that these docile creatures will not take a single step without the go-cart to which they are harnessed, these guardians then show them the danger that threatens them, should they attempt to walk alone. Now this danger is not actually so great, for after falling a few times they would in the end certainly learn to walk; but an example of this kind makes men timid and usually frightens them out of all further attempts.
人類中之所以還有如此眾多的人，即使自然早已將他們從疏離的外在教導中解脫出來（因自然方式而成熟），卻依然心甘情願地終身安處於不成熟狀態之中，其原因就在於懶惰和怯懦，這也是為什麼另一些人能夠輕而易舉地把自己標舉為他們的監護者。處於不成熟狀態可真是輕鬆安逸啊。如果我有一本書來充作我自己的見解、有一位牧師來充作我自己的良心、有一名醫生來替我自己決定合理的食飲，等等等等諸如此類的，那我又何必要自己勞心費神，那完全沒有必要了。我無需思考，只需要有能力支付：其他人就會欣然應命幫我把那些傷腦筋的討厭活兒全都包辦了。仁慈慷慨地擔負起治理民眾之任的監護者們小心翼翼地看護著，以確保民眾中的絕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視通往成熟之路為畏途，充滿了風險，更別說困難重重了。在首先使他們馴養的牲口緘默無聲之後，在確信這些溫順的生靈們即使被撤去拴縛在身上的絡轡也不會再挪移一步之時，一旦當它們試圖想獨自邁步，這些監護者們就會向它們指出種種的威脅。這危險現在看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嚴重，因為在跌倒幾次之後，人們最終一定能夠學會自己走路的；但諸如此類的示例卻讓人們心生膽怯，通常就會把他們進一步嘗試的所有企圖全都嚇退了。
Thus,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individual man to work himself out of the immaturity that has all but become his nature. He has even become fond of this state and for the time being is actually incapable of using his own understanding, for no one has ever allowed him to attempt it. Rules and formulas, those mechanical aids to the rational use, or rather misuse, of his natural gifts, are the shackles of a permanent immaturity. Whoever threw them off would still make only an uncertain leap over the smallest ditch, since he is unaccustomed to this kind of free movement. Consequently, only a few have succeeded, by cultivating their own minds, in freeing themselves from immaturity and pursuing a secure course.
因此，對於任何一個個體而言，要把自身從那種幾乎已經變成他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出來是困難的。他甚至已經開始喜歡上這種狀態了，並且在這個時候，的的確確無力運用他自己的理智，因為從未有人允許他去作過這樣的嘗試。條例和規程，這些基於他的自然稟賦的理性運用或更像是誤用的機械工具，把他禁錮在永久的不成熟狀態中。即使有誰拋開這些禁錮，那也不過是作了一次游移不定而又微乎其微的跳躍，因為他並不習慣於這樣的自由行動。其結果就是，僅有少數一些人取得了成功，通過陶冶他們自己的心智，把他們自己從不成熟狀態中解救出來，從而踏上一條切實堅信的道路。
But that the public should enlighten itself is more likely; indeed, if it is only allowed freedom, enlightenment is almost inevitable. For even among the entrenched guardians of the great masses a few will always think for themselves, a few who, after having themselves thrown off the yoke of immaturity, will spread the spirit of a rational appreciation for both their own worth and for each person"s calling to think for himself. But it should be particularly noted that if a public that was first placed in this yoke by the guardians is suitably aroused by some of those who are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enlightenment, it may force the guardians themselves to remain under the yoke--so pernicious is it to instill prejudices, for they finally take revenge upon their originators, or on their descendants. Thus a public can only attain enlightenment slowly. Perhaps a revolution can overthrow autocratic despotism and profiteering or power-grabbing oppression, but it can never truly reform a manner of thinking; instead, new prejudices, just like the old ones they replace, will serve as a leash for the great unthinking mass.
然而，如果公眾要啟蒙自己，這卻更有可能；事實上，即使公眾僅僅只被賦予了自由，那麼啟蒙就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了。因為即使在那些根深節錯的群氓監護者們中間，一些人也總是會自己獨立進行思考的，一些人在他們自己擺脫了不成熟狀態的羈絆後，將會傳揚理性評估他們自身價值、並且理性評估每一個人受其天性召喚進行獨立思考的那種精神。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果原本被監護者束縛羈絆的公眾是被一群未能經受啟蒙思想洗禮的人煽動起來的，他們就可能會使用暴力強制把監護者們自己禁錮在羈絆中 —— 種下偏見可真是太有害了，因為它們最終會將復仇引向其始作俑者，亦或他們的後代。因此，公眾只能通過緩慢漸進的方式經受啟蒙洗禮。也許一場革命能夠推翻個人專制、貪慾或權勢欲的壓迫，但革命永遠無法帶來思想方式的真正變革；相反，新的偏見，一如它們所取代的舊偏見，又將成為套在不進行獨立思考的群氓身上的一條皮項圈。
Nothing is required for this enlightenment, however, except freedom; and the freedom in question is the least harmful of all, namely, the freedom to use reason publicly in all matters. But on all sides I hear: "Do not argue!" The officer says, "Do not argue, drill!" The tax man says, "Do not argue, pay!" The pastor says, "Do not argue, believe!" (Only one ruler in the World says, "Argue as much as you want and about what you want, but obey!") In this we have examples of pervasive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啟蒙所需要的不是別的，而僅僅是自由；並且我們這裡所討論的自由也是所有形式中最不具有危害性的，亦即能夠在一切事務上公開地運用理性的自由。但是，環顧周遭我聽見的卻是「不許爭辯！」軍官說：「不許爭辯，只管操練！」稅務官說：「不許爭辯，只管納稅！」牧師說：「不許爭辯，只管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君主［註：腓德烈大王］說過：「隨你所願儘管去爭辯吧，爭什麼都可以，但是必須服從！」在這種種事例中，我們看見對自由的限制無所不在。
But which restriction hinders enlightenment and which does not, but instead actually advances it? I reply: The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must always be free, and it alone can bring about enlightenment among mankind; 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 may, however, often be very narrowly restricted, without otherwise hindering the progress of enlightenment. By the public use of one"s own reason I understand the use that anyone as a scholar makes of reason before the entire literate world. I call 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 that which a person may make in a civic post or office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him. Now in many affairs conducted in the interests of a community, a certain mechanism is required by means of which some of its members must conduct themselves in an entirely passive manner so that through an artificial unanimity the government may guide them toward public ends, or at least prevent them from destroying such ends. Here one certainly must not argue, instead one must obey. However, insofar as this part of the machine also regards himself as a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or even of the world community, and as a consequence addresses the public in the role of a scholar,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at term, he can most certainly argue, without thereby harming the affairs for which as a passive member he is partly responsible. Thus it would be disastrous if an officer on duty who was given a command by his superior were to question the appropriateness or utility of the order. He must obey. But as a scholar he cannot be justly constrained from making comments about errors in military service, or from placing them before the public for its judgment. The citizen cannot refuse to pay the taxes imposed on him; indeed, impertinent criticism of such levies, when they should be paid by him, can be punished as a scandal (since it can lead to widespread insubordination). But the same person does not act contrary to civic duty when, as a scholar, he publicly expresses his thoughts regarding the impropriety or even injustice of such taxes. Likewise a pastor is bound to instruct his catecumens and congreg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ymbol of the church he serves, for he was appointed on that condition. But as a scholar he has complete freedom, indeed even the calling, to impart to the public all of his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well-intentioned thoughts concerning mistaken aspects of that symbol, as well as his suggestions for the better arrangement of religious and church matters. Nothing in this can weigh on his conscience. What he teaches in consequence of his office as a servant of the church he sets out as something with regard to which he has no discretion to teach in accord with his own lights; rather, he offers it under the direction and in the name of another. He will say, "Our church teaches this or that and these are the demonstrations it uses." He thereby extracts for his congregation all practical uses from precepts to which he would not himself subscribe with complete conviction, but whose presentation he can nonetheless undertake, since it is not entirely impossible that truth lies hidden in them, and, in any case, nothing contrary to the very nature of relig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m. If he believed he could find anything of the latter sort in them, he could not in good conscience serve in his position; he would have to resign. Thus an appointed teacher"s use of his reason for the sake of his congregation is merely private, because, however large the congregation is, this use is always only domestic; in this regard, as a priest, he is not free and cannot be such because he is acting under instructions from someone else. By contrast, the cleric--as a scholar who speaks through his writings to the public as such, i.e., the world--enjoys in this public use of reason an unrestricted freedom to use his own rational capacities and to speak his own mind. For that the (spiritual) guardians of a people should themselves be immature is an absurdity that would insure the perpetuation of absurdities.
然而，哪些限制阻礙了啟蒙，哪些限制非但沒有阻礙、實際上還推動了啟蒙呢？我的回答是：公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必須享有永久的自由，僅此一點就能夠在人類中間帶來啟蒙；而私下運用理性通常可能要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以使其不致於妨礙啟蒙運動的進步為界限。就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而言，我的理解是，任何一個人就像一個學者在全部知識界面前那樣運用自己的理性。我所說的私下運用理性，是指一個人在其社會身份或公職上受託時所運用的理性。在為了共同體利益的諸多事務中，有必要形成一套特定的社會機制，以此為依據，共同體中的部分成員必須以一種完全被動的姿態行事，通過這種人為促成的一致性，政府就可以引導他們朝向公共的目標，或者至少防止他們損害這些公共目標的實現。在這時他自然就不應去爭辯，相反他必須要服從。然而，只要社會機制的這一部分同時也把他視為全體公民社會中的一員，甚或是世界公民社會中的一員，從而能夠以一個有智識教養的學者（在其本然的正確含義上而言）的身份面對公眾時，他當然毫無疑義地能夠去爭辯，而不至於損害到他作為一員在其中被動行事並對此負有部分責任的社會機制的事務。如果一個正在服役的軍官在接到長官指令時懷疑其正當性和有效性，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他必須服從。但是作為一個有智識教養的學者，他對軍隊事務上的錯誤進行評論或把它們提交給公眾來作判斷時，對其加以任何限制就不公正了。公民不能拒絕繳納向他徵收的稅負；事實上，對於所加稅負不恰當的指責甚至可以當作不實之毀（因為這可能會導致普遍的不服從）而加以懲處。但是，同樣的這個人，在作為一個有智識教養的學者公開表達他對於這種賦稅的不適宜性甚或不正當性的想法時，他的行動並沒有違背公民的義務。同理，一個牧師有義務依從他所服務的那個教廷的教義，向他的學生和教眾們宣教，因為他是根據這一條件才被選任的。但是作為一個有智識教養的學者他卻有充分的自由，甚或說是天職，把他經過深思熟慮並滿懷善意的對教義上的錯解的思考，還有他對於如何更好地安排宗教和教會事務的建議，傳達給公眾。在這麼做時，他不應有任何良心的重負。作為教會的一個僕人，對於因職務身份所應講授的內容，他並沒有按自己內心所見隨意處置的權利，相反，這是以他人名義、在他人指示下講授的內容。他會說，「我們的教會教導這些或那些，這些就是它所引用的證據。」他因此能夠從那些他自己也並未完全信服、卻還是能擔負起宣講職責的戒律中，為其教眾抽取出具有實際意義的內容來，因為真理就隱藏在其中並非完全不可能，而且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其中都不存在與宗教內在本質相矛盾的地方。假如他相信能在這些戒律中發現矛盾，他就不能保持良心的安寧繼續待在這個職位上；他將不得不辭職。因此一個受委任的宣教士在其教眾面前運用理性就純屬於私下運用理性，因為無論教眾有多少人，理性的運用都只限於家庭式的聚會。就這個意義而言，作為牧師，他是不自由的而且當他在他人的指示下行事時是不可能自由的。與此相對的，一個牧師——當其作為一個有智識教養的學者以他的著述面向公眾、面向世界宣講之時——享受著無限的自由公開地去運用他的理性，以他自己的心智去表白。如果民眾（精神事務）的監護者們自身尚處於不成熟狀態，那就成荒謬了，是那種由荒謬導向荒謬的無休止的循環。
But would a society of pastors, perhaps a church assembly or venerable presbytery (as those among the Dutch call themselves), not be justified in binding itself by oath to a certain unalterable symbol in order to secure a constant guardianship over each of its members and through them over the people, and this for all time: I say that this is wholly impossible. Such a contract, whose intention is to preclude forever all further enlightenment of the human race, is absolutely null and void, even if it should be ratified by the supreme power, by parliaments, and by the most solemn peace treaties. One age cannot bind itself, and thus conspire, to place a succeeding one in a condition whereby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the later age to expand its knowledge (particularly where it is so very important), to rid itself of errors,and generally to increase its enlightenment. That would be a crime against human nature, whose essential destiny lies precisely in such progress; subsequent generations are thus completely justified in dismissing such agreements as unauthorized and criminal.
但是，一個牧師團體，或是一個宗教會議或是令人敬畏的長老會（如同荷蘭人在其中間自稱的那樣），通過宣誓形成對一種特定的不可更改的信條的義務、以期對它的每一個成員、並通過這些成員進而對其全體人民享有千秋萬代綿延不斷的永續監護權，這樣做是否有其正當性呢？我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樣的一份旨在把人類所有進一步的啟蒙都預先封死的契約，即使它受到了最高權利的認可，受到國會的認可，受到了最莊嚴神聖的條約的認可，依然是絕對空洞和無效的。一個時代決不能使自己背負這樣的義務，因而也是一種陰謀，竟使得後來的時代無法擴展自己時代的知識（尤其在其十分迫切需要的地方）、無法清除自身的錯誤，從而在廣義上增進啟蒙。那將是有違人性的犯罪，因為人性的最根本的目標恰恰就在於這種進步；後世的人們因而有完全的正當性拋開那些毫無權利依據並且是犯罪行為的協議條規。
The criterion of everything that can be agreed upon as a law by a people lies in this question: Can a people impose such a law on itself? Now it might be possible, in anticipation of a better state of affairs, to introduce a provisional order for a specific, short time, all the while giving all citizens, especially clergy, in their role as scholars, the freedom to comment publicly, i.e., in writing, on the present institution"s shortcomings. The provisional order might last until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these matters had become so widespread and obvious that the combined (if not unanimous) voices of the populace could propose to the crown that it take under its protection those congregations that, in accord with their newly gained insight, had organized themselves under altere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but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ose wishing to allow matters to remain as before. However, it is absolutely forbidden that they unite into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hat nobody may for the duration of a man"s lifetime publicly question, for so do-ing would deny, render fruitless, and make detrimental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an era in man"s progress toward improvement. A man may put off enlightenment with regard to what he ought to know, though only for a short time and for his own person; but to renounce it for himself, or, even more, for subsequent generations, is to violate and trample man"s divine rights underfoot.
凡是可由一個民族經共識並以法律形式予以確認的東西，其檢驗標準存在於這樣的一個問題中：這個民族是否可以把這樣的一種法律施加於其自身？為期待一種更好的事態，在一個特定的、短暫的時期內現在或許可以引入一種臨時性的秩序，即對於所有的公民，尤其是牧師，在其作為一個有智識教養的學者的意義上，給予公開評論的自由，如通過寫作，來揭示現行制度的弊病。這種臨時性的秩序可能要一直持續下去，直到對於這類事情本質的洞見已被廣泛傳播並變得顯而易見，因而公眾的集體的呼聲（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話）已經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議，要求把他們那些教眾置於符合他們自己對更佳構想的見解的、變革後的宗教組織的監護下，同時卻不妨礙到那些仍願意象先前一樣留存在舊制度中的教眾們。但是，當他們聯合成為一個人終其一生都無法對其公開質疑的宗教組織時，這是絕對應當加以禁止的，因為這麼做，將否認、阻礙並損害後來的時代朝向人類進步的目標邁進。一個人也許會推遲對自己本應加以認識的事物的啟蒙，當然僅限於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而且只針對於他本人；但公然放棄對他自己的啟蒙，甚或讓後一世代的人們也放棄啟蒙，那就是違反並且踐踏人類的神聖權利了。
And what a people may not decree for itself may still less be imposed on it by a monarch, for his lawgiving authority rests on his unification of the people"s collective will in his own. If he only sees to it that all genuine or purported improvement is consonant with civil order, he can allow his subjects to do what they find necessary to their spiritual well-being, which is not his affair. However, he must prevent anyone from forcibly interfering with another"s working as best he can to determine and promote his well-being. It detracts from his own majesty when he interferes in these matters, since the writings in which his subjects attempt to clarify their insights lend value to his conception of governance. This holds whether he acts from his own highest insight--whereby he calls upon himself the reproach, "Caesar non eat supra grammaticos.""--as well as, indeed even more, when he despoils his highest authority by supporting the spiritual despotism of some tyrants in his state over his other subjects.
一個民族對自己都不能頒布的規定，一個君主就更不能強加於她了，因為君主的立法權威是以他把全體民眾的集體意願統一到他自己的意願中作為基礎的。只要他注意確保一切真正的或宣稱的改善都與公民秩序和諧一致，他就可以讓他的臣民們自己去做那些讓靈魂得救所必不可少的事，這些與他無干。然而，他必須儘力阻止任何人以強力妨礙其他人盡其所能地決定和增進其自身的福祉。干預這種事務有損他的尊嚴，因為他的臣民藉以闡明他們自己觀點的那些著作有助於他評估自己的治理。當他憑藉自己的至高智識去行事，卻為自己招致「凱撒並不高於文法學家」的責難之時；或者更有甚者，當他把自己的無上權力降低到竟至於去支持國內一些暴君對他的其他臣民實行精神專制的時候，那就更為不堪了。
If it is now asked, "Do we presently live in an enlightened age?" the answer is, "No, but we do live in an age of enlightenment." As matters now stand, a great deal is still lacking in order for men as a whole to be, or even to put themselves into a position to be able without external guidance to apply understanding confidently to religious issues. But we do have clear indications that the way is now being opened for men to proceed freely in this direction and that the obstacles to general enlightenment--to their release from their self-imposed immaturity--are gradually diminishing. In this regard, this age is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century of Frederick.
如果現在被問及，「我們當前是否生活在一個已經受啟蒙洗禮的時代？」回答是，「不是，但我們的的確確是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目前的情形表明，要讓全體民眾無需外部教導就能夠在宗教事務上自信地運用自己的理智，甚或說是將他們自己擺放到這樣的一個位置中去，這一目標的實現也仍存在巨大的缺失。不過我們的確看見明白無誤的徵兆，人類朝向這一目標自由前行的道路已被開啟，通向廣泛意義上的啟蒙的那些阻礙——那些從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出來的阻礙——正在逐漸減少。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時代乃是啟蒙的時代，一個腓德烈的世紀。
A prince who does not find it beneath him to say that he takes it to be his duty to prescribe nothing, but rather to allow men complete freedom in religious matters--who thereby renounces the arrogant title of tolerance--is himself enlightened and deserves to be praised by a grateful present and by posterity as the first, at least where th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to release the human race from immaturity and to leave everyone free to use his own reason in all matters of conscience. Under his rule, venerable pastors, in their role as scholars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ir official duties, may freely and openly set out for the world"s scrutiny their judgments and views, even where these occasionally differ from the accepted symbol. Still greater freedom is afforded to those who are not restricted by an official post. This spirit of freedom is expanding even where it must struggle against the external obstacles of governments that misunderstand their own function. Such governments are illuminated by the example that the existence of freedom need not give cause for the least concern regarding public order and harmony in the commonwealth. If only they refrain from inventing artifices to keep themselves in it, men will gradually raise themselves from barbarism.
一個君主如果不認為這樣的觀點與其身份不符—— 即他認為自己的義務不是去規定任何東西，而是在宗教事務上給予人們完全的自由，並因此拒絕使用寬容這樣一個傲慢的稱謂—— 那麼這位君主本身就已經是被啟蒙了的，作為將人類從不成熟的狀態中解救出來並且讓每一個人在所有的事務中都有運用其理性的自由的第一人，或者至少就政權方面而言的第一人，被心懷感激的現世和後世的人們所讚頌。在他的治理下，受人尊敬的牧師們，可以以一個有智識教養的學者的身份，自由地並且公開地把他們自己的各種判斷和見解提交給全體公眾來檢驗，而這麼做又無損於他們自己的職責，即使這些判斷和見解在這裡或那裡偏離了既定教義。至於那些不承擔任何公職的人，那就更為自由了。這種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擴展，甚至擴展到與誤解了其自身職能的政權這一外部阻礙發生鬥爭衝突的地步。它向這種政權啟示了一種範例，即自由並非毫不關心公共秩序和共同體的和諧一致。只要不再處心積慮地讓民眾停留在野蠻狀態，民眾自己將會逐漸從野蠻狀態中走出來。
I have focused on religious matters in setting out my main point concerning enlightenment, i.e., man"s emergence from self-imposed immaturity, first because our rulers have no interest in assuming the role of their subjects" guardians with respect to the arts and sciences, and secondly because that form of immaturity is both the most pernicious and disgraceful of all. But the manner of thinking of a head of state who favors religious enlightenment goes even further, for he realizes that there is no danger to his legislation in allowing his subjects to use reason publicly and to set before the world their thoughts concerning better formulations of his laws, even if this involves frank criticism of legislation currently in effect. We have before us a shining example, with respect to which no monarch surpasses the one whom we honor.
我在論述啟蒙運動的主要觀點時把焦點放在了宗教事務上，即人類從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狀態中之解脫，其原因首先就在於我們的統治者並無興趣在藝術和科學方面對他們的臣民盡到監護之責，其次則因為這一不成熟狀態既是最有害的也是最可恥的。但是，一個支持宗教啟蒙的國家元首其思想氣度要比這更進一步，因為他意識到，允許他的臣民公開地運用他們自己的理性、並向世界公開展示他們關於更好立法的思想並不會威脅到他的法統，即使這會帶來對現行法律的坦誠批評。在我們面前矗立著一個光輝的典範，我們尊敬的這位君主［註：腓德烈大王］，沒有任何一個君主可以超越他了。
But only a ruler who is himself enlightened and has no dread of shadows, yet who likewise has a well-disciplined, numerous army to guarantee public peace, can say what no republic may dare, namely: "Argue as much as you want and about what you want, but obey!" Here as elsewhere, when things are considered in broad perspective, a strange, unexpected pattern in human affairs reveals itself, one in which almost everything is paradoxical. A greater degree of civil freedom seems advantageous to a people"s spiritual freedom; yet the former established impassable boundaries for the latter; conversely, a lesser degree of civil freedom provides enough room for all fully to expand their abilities. Thus, once nature has removed the hard shell from this kernel for which she has most fondly cared, namely, the inclination to and vocation for free thinking, the kernel gradually reacts on a people"s mentality (whereby they become increasingly able to act freely), and it finally even influences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which finds that it can profit by treating men, who are now more than machines, in accord with their dignity.
但是，一個君主，只有當其本人已經受啟蒙洗禮，不懼怕幽靈，同時手中又握有人數眾多、號令嚴明的軍隊來確保公眾和平，他才能夠說出沒有一個共和政權膽敢去講的話，那就是，「隨你所願儘管去爭辯吧，爭什麼都可以，但必須服從！」在這裡，也如同在其他任何事務上一樣，當我們以一個寬廣的視角考察事務時，一個奇怪的、未曾預想到的人類社會行為模式就開始顯現出自身來，在其中幾乎每一件事情均存在自相矛盾的兩面性。更大程度上的公民自由看上去要比一個民族的精神自由更有優勢，然而前者卻也為後者設下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更少程度的公民自由卻為全體民眾充分發展他們的心智能力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因而，一旦當自然剝除那堅硬的外殼、打開在她悉心呵護下的果核之時，亦即開啟對自由思想的嚮往和召喚之時，這枚思想的果核也將漸漸地反作用於一個民族的心智（藉此他們變得越來越有能力去自由地行動），最終它甚至會對政權的原則產生影響，使之發現，按照人的尊嚴對待那些已經不再是機器的人，也會使其自身受益。
I. Kant伊曼努爾＊康德，
Konigsberg in Prussia, 30 September 1784 1784年9月30日，於普魯士哥尼斯堡
http://www.douban.com/note/20232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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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更推薦這一譯本，很生活很生動很有啟發~

陳樂民先生的《啟蒙札記》，可能會對題主（當然也對答主自己）有所幫助。

本人才疏學淺，對這個問題也不敢做更多的回答了。

我覺得我是受過啟蒙的人！
規則意識。
某天醫院排隊取葯，為了不和前面的姑娘貼上，離她大約20公分站好，一個老太太想過來見縫插針。我問，和前面認識？老太太說不認識，我揮一揮手，後面排隊去！
2. 權利意識。
我家隔壁晚上在10點鐘後搞經營活動製造巨大噪音，協調無果後，立刻報警和致電環保局，問題解決。當然這是影響我切身利益的大事，然而我對周邊的小作坊的污染就無能為力了，也就只能給環保NGO捐10塊錢吧。
3.分子思維。
雖然我非常痛恨過年鞭炮，然而我也厭惡某省發布行政命令禁放鞭炮，每個人是否燃放要每個人自決。經過多年努力，成功說服我老媽今年沒有購買煙花爆竹。我自己可以自主決定不燃放鞭炮，但是我只能說服我老媽，不能命令她，更不會指責隔壁那個製造噪音的傢伙買鞭炮，且他放煙花的時候我站在窗檯欣賞。
4.以人為本。
寧波動物園老虎咬人事件，我非常傷心。我關注的公眾號第一時間推送的文章都是從那個男子逃票，不守規則，沒有規則意識的角度說事。還有一部分公眾號另闢蹊徑，從老虎的權利的角度做文章調侃或者諷刺什麼。可是，我如果有公眾號，我會在死者入土為安或者火化後，寫這些文章。
被啟蒙的人和沒有被啟蒙的人的區別就是你會不會按照如上四點對號入座！

法語：La Siècle des Lumières 意指「光明」
英語：The Enlightenment 意指「照亮」
漢語：啟蒙意指「啟封蒙蒙黑夜-預示光明」

=&>意思都和光明有關
「光明」一詞在法語中可以被直接被用作「知識」的意思，英語和漢語隨後都採用了這個引申義。

=&>啟蒙意指「帶來知識-智慧」

解釋完畢(意思很簡單，不要搞玄學)。

一眼過去，世界再無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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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系統思維啟蒙訓練的路過。

在我看來，無論是從個體的解放來說，還是人類集體而言，啟蒙都是一個永恆的過程，然而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生存難題。不管我們受教育程度普遍達到多麼高的水平，不管我們社會文明開化到多麼優越的水平，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拒絕承擔自己的責任，尤其是核心的責任，如面對死亡、重大利益的誘惑的時候。在這一點上，我甚至不對那些目前已經處於發達國家的公民們有任何好感。但同樣地，我更對國內絕大多數人感到悲觀失望。

引導你找到問題答案的邏輯之根，是無法否定的根，你不得不信服，即為啟蒙。任何還存在邏輯推導不到原因的答案都不算啟蒙。意思就是說：你真的懂了！

啟蒙，就是引導你發現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