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很少人關注抗戰末期慘烈的衡陽保衛戰？

12-28

衡陽保衛戰，是發生在1944年6月22日到1944年8月8日之間，抗日戰爭後期最慘烈的一場城市爭奪戰。
衡陽保衛戰僅有國軍第10軍號稱3個師，但因在常德會戰損失慘重，未整補完成實際只有一個半的師兵力。
國軍：總數約17,600餘人，其中傷亡15,000餘人，陣亡約7,600人，被俘約2,600人。（實質中國軍人投降後剩餘一萬多人，只是因為堅守三月無援兵，無彈藥，傷員太多難以戰鬥下去。）
日軍：總數近10萬人，傷亡約19,380餘人（日軍陸軍部官方數字：12,186），其中高階將領戰死390名，負傷520人（實質日本軍死亡超過三萬，傷亡另有一說法超過五萬。詳見維基百科。）
中國平民：3174人
這樣一場偉大戰役，為什麼在我們國家知名度居然如此低？？這樣偉大一位將領，為什麼整個知乎沒有一個人提起過？
為什麼我們大家不一起普及這位偉大將領----方先覺？？
為什麼我們大家不一起普及這場偉大戰鬥----衡陽保衛戰？？？

1. 此戰打敗了，日軍達到了戰役和戰略目的。

2. 衡陽附近有幾十萬國軍「救援」和「觀戰」，出工不出力，坐視衡陽城內友軍覆滅。其實國軍總兵力佔據優勢。方先覺感嘆：不是我們不要國家，是國家不要我們。。。

3. 此戰日軍沒有空軍優勢，國軍有，美航空兵和國軍航空兵給予日軍沉重打擊並每天給城內守軍空投給養彈藥，城內孤軍才能堅持那麼久。

4. 此戰是豫湘桂大潰敗里唯一的亮點，遲滯了日軍的進攻速度，但最終也還是敗了，日軍順利打通大陸交通線。

5. 美國人對豫湘桂的大潰敗惱怒不已，問道「蔣介石的200萬軍隊哪裡去了？」

最後，敗仗就是敗仗，唯一的亮色是城內孤軍的死守。

--------------------------援軍在哪裡？------------------------
由於豫湘桂大潰敗敗的太快，喪失了大片領土，國軍被日軍壓縮在中國西南一片狹小的區域里，衡陽附近是集中了幾十萬「友軍」的。。。

以下是引用史料：
據第9戰區派出第10軍的督戰官兼炮兵指揮官蔡汝霖在他的回憶錄《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中說：「在衡陽保衛戰47天的最後兩旬，無時無刻不在盼望外圍的援軍。」我們每夜均在中央銀行防空洞上面聽我援軍的搶聲。……援軍的槍聲好象故意和人開玩笑，忽近忽遠，聽得近了，大家都興奮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槍聲帶給我們無限的快慰。但槍聲遠了，大家不覺又皺起眉頭，內心裡也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種說不出的酸楚滋味。」援軍總不見來，絕望之餘的方先覺，給蔣介石、薛岳等分別發出告急電：「衡陽危在旦夕，個人事小，國家事大，救兵如救火，無論如何請派一團兵力，衝進城來，我們自有辦法。」然而，始終沒有一個援軍到達。所以，當方先覺最後選擇了投降道路，對他的部下是這樣說的：「好，就是這樣干吧！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而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而國家不要我們。」

其實，有些援軍也已到達衡陽外圍，但不願意往死里打，打進城內，就等於跳進了火炕。戰後日軍戰史也不失公正地寫道：「敵人之援軍（3個師）已於其間到達衡陽附近，但經我第40師團迎擊後，已棄衡陽而掉頭南下。」相反，由於援軍不達，「更招致敵人對衡陽之全面日夜猛攻，其攻勢之兇猛，如洪水之決堤。我守軍堵得東來西又潰，最後竟至無人可堵，無彈可投；衡陽乃不得不陷。」長衡會戰，敵我總兵力最多是一對一；而衡陽保衛戰敵我兵力卻是五對一

當衡陽守軍在城內浴血苦戰時，外圍援軍救援不力，使方先覺極為不滿。將軍隊視為保持和提升自己地位的本錢，在作戰中保存實力，是國民黨部隊相當一部分將領身上存在的一個頑疾。這個頑疾在八年抗戰中時有暴露，在衡陽外圍的作戰中更是暴露無遺。衡陽保衛戰前，蔣介石曾對方先覺許諾說：「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陸空軍助弟完成空前大業。」

7月12日，即日軍發起第二次總攻後，蔣介石即致電第九戰區，令第62軍由衡陽西北郊猛攻敵背，第79軍協同第62軍向衡陽西北郊猛進，第63師由北向南攻擊，以「速解衡陽之圍」。但各解圍部隊受命後，行動緩慢。第62軍為保存實力，將主力集結于衡陽郊區譚子山附近，僅用兩團兵力增援衡陽。7月20日，這兩團兵力曾攻入衡陽火車西站。如果他們不顧一切往前沖，完全可以衝破日軍的包圍，與城內守軍會合。但也許是擔心沖入城內後，與衡陽守軍一樣陷於日軍的包圍之中，這兩個團滯留于衡陽火車西站，再也不往前進攻。到了7月23日，日軍反擊，威脅第62軍軍部及該軍左側後，該軍軍長黃濤生怕被日軍包圍，急令這兩個團撤回。第一次解圍戰鬥就這樣功敗垂成。

7月25日，蔣介石再一次組織解圍戰鬥。但第62軍自衡陽西站撤出後，日軍加強了阻擊，再也無法重新接近西站。第79軍進入西郊後，一直與日軍在賈里渡、銅錢渡、雞窩山一帶形成對峙狀態，不能前進。7月27日，蔣介石令第46軍、第74軍一部投入戰鬥。第74軍第58師曾佔領衡陽郊區的雞窩山，「已經遙望衡陽，只要再前進一步，就可能與守軍取得聯絡」，但這時第74軍副參謀長丘耀東竟無緣無故地下令他們後撤。至7月29日，「各路援軍被擊退」，第二次解圍戰鬥也遭失敗。

8月2日，蔣介石組織第三次解圍戰鬥。但至8月7日，各部沒有任何進展。當晚，解圍部隊發起所謂總攻擊，但至五里牌附近即被日軍擊退。這樣，一直到衡陽失守，援軍都未能到達衡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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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引用史料：
「（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中所說）『中國政府之失敗，並非由於美援之不足。據我方在當地的軍事觀察員的報告，國軍在關係重大的一九四八年期間，沒有一次失利是由於缺乏武器彈藥。事實上我方的觀察人員，早在戰爭初期，已於重慶發現腐敗現象。此一腐敗現象，已將國民政府之抵抗力量，斷喪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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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大陸出版《陳誠先生回憶錄》。該節中沒有將失敗歸因於蘇聯援共，或美援不足等。而是坦言「我們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敗，並非敵人真有許多大的力量打到了我們，而是因為我們本身具備了許多失敗的因素」

「匪我兩方比較，我們的一切條件都要勝過共匪」

「總之，大陸失敗是由於主義不行，以致千瘡並潰、百病齊發的結果」。「國防部監察局上士文書掏文卿，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向我投書言事，中有云：『將領中之貪污一日不除，則百姓一日被其毒，軍隊紀律敗壞，由於將領之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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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
國軍援軍為保存實力逡巡不前是反覆發生的事實，想想方先覺，想想張靈甫，實死在「友軍」手裡。。。
PS:張靈甫的74軍（後來孟良崮上的整編第74師）也在救援衡陽的序列里。

1941年冬，張靈甫任第74軍第58師少將師長；
1944年5月，張靈甫任第74軍副軍長;
74軍第58師曾佔領衡陽郊區的雞窩山，「已經遙望衡陽，只要再前進一步，就可能與守軍取得聯絡「，不過此時指揮官下令後撤，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前幾天恰好為此問題赴衡陽保衛戰紀念館參觀。其實對於該問題沒有什麼研究，只是就紀念館所展示的內容談談自己的看法：大陸對於衡陽保衛戰持肯定態度。裡面展有毛澤東同志某篇文章中對衡陽保衛戰的稱讚詞以及蔣先生的讚揚文書。參觀時即將清明，偶遇衡陽市某中學集體來紀念館參觀，館內導遊細緻認真的為孩子們講述了衡陽保衛戰的經過以及方先覺將軍的事迹。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人了解這場戰役，記憶不會隨時間風化。
（以下內容來自百度百科）
P.S.衡陽保衛戰紀念館位於衡陽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橋管理處第七組。景區內主要建築系清代記名提督、振威將軍陸成祖（1838—1891年）建造。它是典型的湘南民居風格古建築群，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平面略呈長方形，佔地面積2640平方米，房屋為磚木結構，祖屋石木構件及山牆墀頭、檐下、窗額等分別施雕刻、彩繪、堆塑，內容有「丹鳳朝陽」、「玉兔望月」、「福祿壽喜」、「博古八寶」及珍禽瑞獸、人物花卉、如意雲紋等祥瑞圖案。整個建築裝飾十分講究，木雕、彩繪、堆塑內容豐富，工藝精湛，有的堪稱藝術精品，是觀賞、研究晚清民居建築及其相關問題重要的實物資料。
陸家新屋又是珍貴的抗戰遺址。1944年6月27日，一小隊日寇騎兵撞入這裡，第二天國民黨中央軍府得知消息派了一排兵力進行圍剿，雙方激戰達半月之久，致使陸家新屋遭受嚴重創傷。至今南向牆面尚保留數10處當年留下的彈痕，右側廂房封火牆山屏上的一個彈洞，直徑達1米左右，觀之震撼且沉重。它是衡陽保衛戰抗日保衛戰難得的歷史見證，也是日寇侵華戰爭的罪證。

很可笑，知乎網友的評論集中在政治立場，道德高度。

特別是前排某貼主，專註KMT野史三十年，引用了那麼多既定立場的來源，試圖從政治正確性否定國軍第十軍將士打生打死的這一場戰鬥。以方先覺軍長是否投降，上升到第十軍是否叛變，然後以政治正確性全盤否定，真是呵呵噠。

衡陽保衛戰從1944年6月23日開始，到8月8日結束，歷時47天，方先覺所率領的第10軍以不足1.7萬人的兵力，吸引了日軍5個師團10多萬人的部隊，而且使日軍受到了空前的重創，創下了以少戰多，殲敵數萬，擊斃日軍高級軍官300餘人的輝煌戰績。

在援軍不至、彈盡糧絕、無力再戰的情況下，向蔣介石發出「來生再見」的最後一電之後，組織突襲未成，方先覺將軍為保全幾千傷員的生命，提出有條件的停戰。這期間，日軍衝進指揮部，方先覺等將領被俘。在與日軍談判中，日軍把原來口頭答應有條件的停戰變為無條件投降。

方先覺將軍於1944年8月8日下令放下武器，第十軍停止了抵抗。至此，衡陽這座孤城在堅守了47天後陷落了。中國革命軍第十軍全軍覆滅。方先覺將軍等將領被囚。

3個多月後，方先覺等5位將領擺脫敵人監視，成功脫逃，回歸重慶。受到重慶人民的英雄歸來後的歡迎，幾位將領也受到國民政府的褒獎。

但是，1944年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了所謂方先覺將軍在衡陽陷落後與日本《每日新聞》記者的談話。在這篇談話中，說方先覺對日軍進行了吹捧，稱讚「日軍之神勇，巧妙之戰術」，說「相信余之敗北，並非敗於軍事，而實敗於正義」；表示決心跟隨汪精衛之後當漢奸，「今後決定參加和平陣營」；並談到為什麼率部投降，說「此固系本人之意見，同時亦為四師長之意見。余早有此私見，未敢輕易宣布，既而得到日軍之勸告，始披瀝投效決意，並無一人反對。」

此文一出，全國一片嘩然，方將軍從一個「張睢陽」式的民族英雄變成了一個投降敵國的貪生怕死的漢奸。這篇日本《每日新聞》記者的談話以及參加過衡陽保衛戰的暫編五十四師少將師長饒少偉在解放後寫的回憶錄《方先覺衡陽投敵經過》把方先覺衡陽投敵「坐實」。

從此，衡陽保衛戰、方先覺將軍本人以及在衡陽保衛戰中浴血犧牲的第十軍將士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70年來至今無法翻身。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方先覺帶領的軍部確實打了白旗，而且國共兩黨分別藉助此事好好打了個口水戰。但是國軍戰果和軍隊死戰的事實也不容抹黑，並且真實戰果確實殲敵超過日軍。直接上黨校圖書館掃描的[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一用，有空的自己看看314頁。

粗粗一看，似乎日軍真的自報長衡會戰中戰傷六萬，有人甚至大膽推測，戰傷六萬，按死一傷三計算，戰死應為二萬，日軍在長衡會戰中傷亡八萬。

但是且慢，《大本營陸軍部》同時還註明了「選譯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湖南會戰》」。

一號作戰之湖南會戰[日]下.pdf

從《一號作戰之湖南會戰》可以看出，《大本營陸軍部》的數據來自於11軍參謀長於7月25日發出的「旭參電第532號」，11軍參謀長在「旭參電第532號」里報告了11軍自5月27日長衡會戰開戰以來，截止7月20日的戰死、戰傷、戰病數，共計19286人，既包括了長沙戰鬥的日軍傷亡，也包括了衡陽戰鬥前期和中期的日軍傷亡，但不包括衡陽戰鬥末期的日軍傷亡。

而大本營陸軍部的那個「（至8月下旬，戰傷人員已達六萬）」來自哪裡呢？來自這一段：「戰傷的人員，到8月中旬以前，約達五萬，到下旬則約六萬，扣除運送期間發生的事故（10%～20%）部分，也有4～5萬人。傷員恢復情況良好。」

可是，這不是11軍真正發生的傷亡數，「旭參電第532號」是7月25日發出的，11軍參謀長不可能在7月25日就知道11軍在8月下旬的傷亡數。

從前後聯繫可以看出，「戰傷的人員，到8月中旬以前，約達五萬，到下旬則約六萬。」是11軍參謀長對11軍在未來一個月戰鬥傷亡的預料數，不是11軍真正發生的傷亡數，「但要考慮到醒暑的激化以及下期作戰準備期間數字可能增多。」

除了「旭參電第532號」外，《一號作戰之湖南會戰》再沒有提及長衡會戰日軍的傷亡數字。

所以，日軍僅僅自報了自5月27日長衡會戰開戰以來，截止7月20日的戰死、戰傷、戰病數，共計19286人，沒有自報整個長衡會戰期間的總傷亡數，所謂「日軍承認在長衡會戰中傷亡六萬」是一種誤解。

郭汝瑰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也引用了《一號作戰之湖南會戰》里的數據，但郭汝瑰沒有誤解這個數字，他明確指出了，這是日軍對未來戰鬥傷亡的估計數，「但日軍預計今後戰鬥更加激化，季節又進入醒暑，估計到8月中旬傷亡人數當達到4萬到5萬人。」

衡陽戰鬥8月8日結束，從7月20日至8月8日，日軍又傷亡了多少，《一號作戰之湖南會戰》再無統計，我們也因此無法知道日軍在整個長衡會戰中自己統計的傷亡數字。

計算一下衡陽戰鬥從開始到7月20日日軍自報的傷亡數字。

日軍報告了自己在長沙戰鬥的傷亡數：戰死1503人，戰傷3662人，戰病約4000人，共計9615人。

用19286減去9615，可以得知，日軍自報的衡陽戰鬥從開始（6月20日）到7月20日的總減員是9671人，戰死2357人，戰傷4665人，戰病3099人，但是這個數據也僅僅到了7.20日截止。

中間7.20-8.8發生了什麼事情，日軍和國軍的記錄都不甚詳細。

唯一可以確定的事實是，方先覺部確實掛出了白旗，與日軍協商談判，但是後來談判沒有談攏，重新發生了小規模戰鬥，然後全員投降，最後當了俘虜。

這裡不得不讚歎上面題主的文筆，以徐永昌日記所記錄的國軍政府野聞，以事實敘述不夠詳細為依據引出對方先覺投降-&>叛變投敵的懷疑，然後以《解放日報》的《方先覺投敵經過》對這個猜測進行不容否定的定性，真是環環相扣、「邏輯嚴密」，呵呵噠。

大家不妨看看日方記載的作戰過程，事實擺在這裡。

可笑的是，以居然如此先鮮明的政治立場評判一場軍事戰鬥，還有這麼多人附和，果然我黨的政委體制強大無比啊，我國人民從民國時期的麻木不仁進化到了人云愚民亦云，真是可歌可泣。

一場圍城長久的苦戰，全城幾乎被打爛的戰鬥，那麼多人的犧牲，很簡單的歸到了方先覺一個人的「政治正確性上」，真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輕飄飄一番話打倒了這麼多為國捐軀的士兵，我想說你有立場可以，你說KMT爛透了，我毫無意見，但是沒有底線的黑到底，我是看不下去了。

關於上面的的答案，我話不想說多，這場戰鬥之所以被衡陽人多年以來始終難以忘記，有一下幾個原因：
第一，這是在國軍戰場上難得的幾場正面戰場K/D比大於日軍的戰鬥之一。
第二，上面的圖片是當年陣亡的戰士的骸骨，後來在本地修建氣象台的時候被挖出來，曾經引發了一場自發的追思活動。
第三，發生在自己家鄉的抗日戰鬥，這麼多人為了保衛衡陽做出了犧牲，現在在衡陽仍然有當年KMT常凱申留下的紀念碑，當然現在的版本是我黨重修的。

現在為止，衡陽僅有的幾處完好的老宅都被我黨建設成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仍然有很多學生去參觀紀念。
可以說關於這場戰鬥，我黨和KMT到了現在都有了共同定義，那就是這是一場保衛衡陽的可歌可泣的戰鬥，戰死的忠義之士值得我們去尊敬和懷念。
白骨累累，不希望你們再去噴他們，至少有些良知。

回到原題主的問題，正是由於這場戰鬥的特殊性，戰鬥過程雖然慘烈，作戰戰士確實英勇忠義，但仍然沒有改變日軍一號作戰方案的戰略成功，對整個中國抗日進程貢獻不大，所以註定了這場戰鬥只是衡陽人和犧牲國軍家屬的回憶和紀念。另外，我黨也沒有義務去宣傳國軍在某幾場的英勇戰鬥，你說對吧。

利益相關：離鄉10年的衡陽人

謝邀。
估計題主是剛看了《一寸光陰一寸金》，哦，不，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衡陽保衛戰本身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東方戰場上最後一次大規模戰略作戰——一號作戰中的一個雙方傷亡比較大的作戰。該戰說起來，國軍打的還算有可觀之處。不過，失敗就是失敗，沒有什麼雖敗猶榮。而且他的失敗造成的影響絕不是軍事失利那麼簡單。另外，給整個一號作戰中投日最高級別將領方先覺，而且還是先打白旗停火再無條件投降，洗地還是比較困難的。再者，對衡陽保衛戰說的越細越會把KMT所吹捧的一干名將和老蔣的底子漏的越徹底，所以現在國粉也不大願意補這漏了吧。

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

作者：鄧野文章來源：《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944年4月至12月，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發動了最後的戰略進攻，此即一號作戰。在一號作戰全部過程中，日軍所遇到的最為頑強的抵抗是在衡陽。時任第十軍軍長的方先覺固守該城40餘日，在中美空軍的配合下，曾重創日軍，創造了抗戰後期最為著名的一次守城戰例。然而，在援軍遲遲不至、日軍最後突入衡陽的生死關頭，方先覺又率部投敵，成為一號作戰全部過程中投降日軍的最高將領。方氏集英雄與降將於一身，反差甚為懸殊。

然而，由方先覺所引起的歷史爭議並不在於其功過如何評價，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變節投敵。對此，台灣的相關著述基本否認，而大陸方面則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筆者所見，雙方的基本論據大都是衡陽之役參加者後來的證詞，由於大陸和台灣政治環境不同，證詞自然也不同，[1]所以形成各有其據、各持其論的狀態。然而，因雙方都沒有提出原始證據，彼此的立論依據均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其實，該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蔣介石當年的裁決所造成。為此，本文擬從兩個方面入手做一次較為系統的清理。首先，就方先覺投敵與否即問題本身提出原始證據；同時，將著重研究方先覺一案與當時的中國政治的關係。本文認為，揭示該案與政治的若干牽扯，這才是全部問題的核心，才能回答清楚蔣為什麼斷然否決方之投敵。

衡陽之役與中國政治

日軍一號作戰的戰略意圖是打通平漢與粵漢兩條鐵路線。經過河南戰役平漢路基本打通，接下來日軍迅即發起湖南戰役，以期打通粵漢路。6月18日長沙失守，戰局的下一個焦點集中到湘南衡陽。衡陽為粵漢與湘桂兩條鐵路的交匯點，能否阻止日軍打通粵漢路並阻止其進犯廣西，取決於能否固守衡陽。至此，衡陽之役的戰略意義驟然形成。

方先覺部於6月初進駐衡陽，所轄雖有四個師的番號，但因嚴重缺員，總兵力僅約1.7萬人。[2]衡陽之役於6月22日展開，鑒於長沙之敗，最初，重慶統帥部對於守軍並無信心。6月23日，軍法總監何成浚記載：午後出席各部會報，「軍令部報告戰爭情況，衡陽業已在倭寇嚴重威脅下，守軍力量甚低劣，敵人不攻則已，否則與長沙必無二致」。[3]事後看，軍令部的評估不免過低，方先覺頂住了日軍的猛攻，將戰局支撐下來。

任何戰役，愈是具有戰略意義便愈是具有政治意義，其政治的牽扯麵愈是廣泛。衡陽戰役正是如此，是役展開之後不久，不可避免地與一系列政治問題牽扯起來。 ZF

由於國民黨軍一再潰敗，美國對蔣失去信心，7月7日羅斯福提出將中國軍隊交史迪威指揮。對此，蔣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余於此不外拒絕、接受與緩和之三種方針，以為應付之道，後來決心以緩和處之。」[4]次日，蔣複電羅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個準備時期。同日，蔣又致電華萊士副總統，稱中國戰局「並未有如閣下在各地所得報告之危險與絕望之程度，此當能以今後事實之表現證明之」。[5]把兩電聯繫起來，此可見蔣的緩和之計。

史迪威指揮權既然因戰局危機而提出，蔣當然明白，此事能否緩和並不取決於玩弄文字遊戲，而是取決於戰局能否緩和。所謂緩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戰場上有所收穫，待戰局穩定之後，再來就史迪威問題具體磋商，從而求得一個有利的結果。為此，蔣明確向美方開出支票：當能以今後事實之表現證明之。那麼，這個「證明」具體體現在哪裡？顯然，由於中國戰場的作戰中心集中在衡陽，因此史迪威問題能否緩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衡陽之役的勝負。

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不斷加強對衡陽的作戰指導。7月20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援軍「進取得手，則衡陽當可轉敗為勝。軍事憂惶，未足言危，而對美外交之頹勢，實為精神上最大之打擊，但果能邀天之福，軍事獲勝，則外交危機，亦可轉安」。[6]在這裡，蔣明確地把衡陽之役與對美外交聯繫起來。

衡陽之役與中國政治的另一牽扯，形式上與史迪威問題具有很大的區別，它並不明確地擺在蔣的面前，但又是一個堅實的存在，此即國共談判的進程與走向。一號作戰於4月發動，而國共談判則於5月舉行，兩個過程基本上同步展開。由於這個特點的存在，國民黨軍在各個作戰環節的勝負，事實上直接影響國共談判的進程。
抗戰開始以來，國共談判向以雙邊關係為基本內容。5月底，隨著湯恩伯部在河南戰役的潰敗，中共頭一回突破舊有框架，首次向對方提出全國性政治要求：「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6月5日，兩黨代表在重慶互換談判提案，此後，雙方均未就對方提案做出答覆。何時做答、怎樣做答，實際上取決于衡陽之役的結果。

顯然，無論從軍事上還是政治上，衡陽之役均構成了一號作戰全部過程中的一個中心環節。7月25日，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祈禱立誓：「願主賜我衡陽戰事勝利，當在南嶽頂峰，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7]許下如此大願，反映了是役對蔣的重要性。

8月2日，美方晉陞史迪威上將軍銜，此舉顯然是為其接掌中國軍隊指揮權所做的一項安排。當日，蔣一面致電史迪威表示祝賀，一面則致電方先覺，強調：「此次衡陽得失，實為國家存亡所關，決非普通之成敗可比。」[8]當然，「決非普通之成敗」真正的含義，方先覺不可能弄懂。為激勵士氣，7月24日與8月4日，蔣先後向葛先才、周慶祥兩位師長頒發青天白日勳章。[9]儘管蔣用盡了一切可能的辦法，但衡陽仍於8月8日陷落。得知衡陽失守的消息，美方與中共迅速做出反應。

如前所述，史迪威指揮權提出之初，蔣制訂了一個緩和之策，並保證「當能以今後事實之表現證明之」。隨著衡陽的陷落，美國人從蔣那裡得到一個相反的「證明」，為此，史迪威問題已不可能緩和。8月10日，羅斯福再度致電蔣：「中國戰場形勢危急，關於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動，否則將為太遲。」[10]所謂立即行動，也就是不再給蔣留出緩和的餘地。9月16日史迪威致函宋子文，稱「湖南的失敗，導致有組織的抵抗瓦解」；並分析說，蔣介石「必須任命一全面性之統帥，自然最好以華人充任。他是否有此一人？無！故必須找一外國人。」 [11]自此，美蔣關係日趨緊張。

衡陽失守對國共關係也產生了影響。此前，國共關係的走向並不明朗，兩黨於6月初互換談判提案之後雙方均未做答。隨著是役的結束，雙方隨即互換答覆。8月10日，國民黨代表王世傑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稱中共關於民主政治的要求內容抽象，予以拒絕。8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衡陽失守後國民黨將如何》，標題為毛澤東擬定。其中，毛還親筆加寫一句話：「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12]顯然，毛的著眼點是將衡陽失守與政治改革聯繫起來。

社論發表當日毛澤東指示林伯渠：「衡陽失守，敵後抗戰地位更形重要，我軍四十七萬須要求政府全部承認，不要談五軍十六師了。」[13]敵後抗戰地位指中共地位，中共地位因衡陽失守而更形重要，這就是說，衡陽之役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國共地位互為消長。五軍十六師是中共原提條件之一，既然中共地位已經改變，該項條件亦隨之改變。不過，毛澤東對問題的考慮並非僅止於此。8月17日，也就是衡陽失守第十天，毛提出了聯合政府的構想，爾後由林伯渠在重慶公開提出。自此，國共談判的性質發生根本改變。

既然衡陽之役與政治局勢直接相關，那麼，作為是役主將，方先覺投敵與否也就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同樣，也是一個與政治、尤其是與蔣介石的政治利益直接掛鉤的問題。

衡陽戰敗已經對蔣構成嚴重的政治衝擊。問題在於，戰敗之後如果主將降敵，肯定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醜聞，從而對蔣構成雙重的政治衝擊。這種雙重衝擊一旦形成，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它將造成蔣在美國與中共面前無地自容，其交涉談判地位進一步削弱，加劇其內外交困的處境。

把問題歸納起來，方先覺投敵與否既然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與蔣的政治利益聯繫起來，那麼，蔣必然置方案於全盤考慮之中，以政治的需要予以裁決。

方先覺投敵之事實

8月7日日軍突入衡陽。關於衡陽城內最後發生的情況，台灣方面的相關著作這樣記載：「城陷之後，方先覺軍長感公（指蔣介石――引者）激勵，猶復率部與敵劇烈巷戰，直至力盡，自戕不及，為敵所俘。」[14]此外還有較詳細的記載： 8月8日晨，「方軍長認為戰事已瀕絕望關頭，乃舉手槍自戕，為輜重團長李綬光、副官王洪澤奮起擊落於地。槍雖鳴，而彈虛出。敵兵已適時掩至。方軍長及幾位師長、參謀長與高級將領均被劫持，求死不得

以上記載，重點都是強調自戕不及、為敵所俘。其實，方先覺是否自戕，並不能說明他是否投敵，將重點放在自戕，實際上是對問題的誤導。判斷方先覺投敵與否的標準應是方是否提出投敵條件。

據白天霖記載，方於被俘之後向日軍提出三項要求：（1）證生存官兵安全，並讓他們休息；（2）收容傷患予以治療，並鄭重埋葬陣亡官兵；（3）守城官兵絕不離開衡陽城。[16]這個記載有兩個要點，首先，三項要求提出於被俘之後而不是之前；其次，所有要求僅限於參戰官兵的榮譽與利益，並不涉及任何政治條件。這兩個要點如果成立，那麼，可以認為這不是一個投降條件。

不過，日方史籍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記載。據載：8月7日傍晚，日軍「發現守軍陣地豎起白旗」，晚9點後，「守軍部隊就接連放下武器」，當晚，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與日方接洽停火事宜，8日晨，方先覺與日軍簽署了停火協議。[17]這個記載也有兩個要點：第一，守軍陣地豎起白旗，這一點與當時其他渠道的消息是一致的（本文後面將涉及）；第二，先豎白旗後求停火。日方的記載至少可以說明一個問題：白旗之下的停火協議肯定不是一個光榮的協議。但因日方對這個停火協議的具體內容秘而不宣，方先覺投敵問題仍不能據以證實。

參與了全部過程的饒少偉提供了證言。饒說，8月7日傍晚，方先覺召集四個師長商討最後的行動方案。方說：「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而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而是國家不要我們！」爾後，方指示孫鳴玉擬出七項投降條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軍建制；（2）要求日軍進城不殺害俘虜；（3）要求日軍對受傷官兵給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軍立即停火；（5）要求日軍派飛機送方先覺到南京見汪精衛。另兩條饒已不能記憶。8月8日，日軍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絕其條件，方最終接受無條件投降。[18]

方先覺由有條件變為無條件投降，形式上略有區別，然其性質並無區別，都是投降。問題的核心在於，方提出了將其送往南京見汪精衛的要求，而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這都是一個明確無誤的政治變節行為。

接下來的問題是，饒少偉的這個證詞是否可信？數十年來，方先覺一案所以眾說紛紜、真假莫辨，說到底，就是沒有人找到這份投降條件的原始記錄。其實，方的這份投降條件，重慶統帥部于衡陽失陷一周之後即已掌握。

8月15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記載：「據逃出之梁團長子超在連絡站電話，圍攻衡陽之敵於七日突破三個缺口竄入城內，方軍長派其副官處長向敵提出六項要求與敵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裝，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點集中訓練；3.受傷害官兵不得殺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屬送安全地點。而結果被敵所騙，均未接受。將副師長以下幹部充工頭，掃除街道。遇我飛機轟炸逃亡甚多。」[19]

梁子超的報告及徐永昌的記載，是目前所見方先覺投敵條件較為原始的記錄。這個記錄證實了兩個問題：首先，方之條件提出於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確有「送往南京」一條。前者足以證實方提出了投降條件，後者足以證實方之政治變節。梁子超的六條與饒少偉的五條，文字有出入，但內容基本相符。將二者聯繫對照起來，方先覺投敵變節問題可以做出肯定的結論。

8月8日降敵之後，8月9日方先覺接受了日本記者的採訪。記者問：無條件投降後，現在心境如何？方答：過去對日軍兵力評價過小，而恃鞏固之陣地與駐渝美空軍之協力，從事抗戰，但結果終為日本軍隊神力所挫。採訪中方先覺還表達了與汪精衛見面的願望。[20]

據饒少偉記載，9月底，日軍取方先覺的「先」字與和平的「和」字，將方部改編為「先和軍」，方任軍長，四位師長仍任原職。[21]當時的敵偽報刊對「先和軍」也有所報道，但方先覺於當年12月返渝之後堅予否認。[22]本文判斷，所謂「先和軍」實際上是有名無實。多種資料顯示，方等最終仍處於被看管狀態，不可能真正擁有帶兵之權。日方所以弄出一支「先和軍」，目的主要是宣傳。

儘管方等仍被看管，但畢竟是降將，因此日軍的看管較為寬鬆。當年10月，周慶詳、孫鳴玉脫身而去，饒少偉、方先覺則於11月各自逃離衡陽。

以上是關於方先覺投敵事實論證

「最後一電」質疑

在衡陽之役全過程中，還曾發生過一件極具知名度的事情，即衡陽城陷之際，方先覺等六位守軍最高將領集體署名，發致重慶統帥部的最後一電。與方先覺投敵與否不同，這是一個幾無爭議的問題。

據載，蔣介石於8月7日「下午三時突接空軍電話，轉報方先覺軍長率同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等來電稱：『敵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後，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

方電正氣凜然，視死如歸，充分展現了中國傳統中取義成仁的最高精神境界。由於電文極具宣傳效果，當時即為各類媒體廣為報道，後來則為台灣的相關史籍予以記載，成為抗戰時期最為著名的絕命電之一。前有40餘日的浴血奮戰，後有蕩氣迴腸的最後一電，前後呼應，始終如一，為此，衡陽之役在某些著作中成為一個相當完美的故事。

不過，筆者在翻閱各類材料過程中，發現該電的真實性存在諸多疑點，對此，似從未有人公開提出過。其實，最早對該電真實性提出質疑的是軍令部長徐永昌。當然，徐之質疑僅限於私下，並且也未深究此事。

8月7日，徐永昌在日記中記載了方先覺發自衡陽的兩份電報：「衡陽方虞未電，衡城北部被敵侵入，其餘陣地均在猛攻，危急萬分。又方虞申電，衡陽已在混戰中。」[24]虞未即8月7日下午1時至3時，虞申即是日下午3時至5時。然而那份「來生再見」的最後一電徐則未收到，那麼，該電出自何處？出自侍從室。

8月8日，徐永昌記載：「蔚文電話念方先覺軍長等上委員長陽戌電」。林蔚字蔚文，時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陽戌即8月7日傍晚7時至9時。接下來，通過林蔚的電話口述，徐逐字逐句記下了方先覺的這份最後一電，林蔚念完之後，「謂委員長令編入明日發表之戰報」，即要求立即發表。當時，重慶軍委會不定期向社會發布戰訊即戰報，該戰訊由軍令部具體負責，蔣既然決定由戰訊發表方電，便需經過徐永昌。

接到林蔚電話之後，頗具軍中閱歷的徐永昌即對該電產生懷疑，徐當即對林蔚說：「余以方等徑陳電，向皆交部，該電恐系代擬。」徐的意思是，按照軍中程序，方先覺的來電一向發至主管單位軍令部，再由軍令部上呈侍從室。而方的這份最後一電則一反常規，繞過軍令部直發侍從室，由於不符程序，因而徐對該電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疑為他人「代擬」。

徐對方電既有懷疑，而蔣又下令立即發表，為此，徐向林蔚提出另一問題。徐說：「萬一方等被俘後有不名譽情事，豈不遺笑於人。」總之，徐不贊成發表方電。接下來，「蔚文笑謂此電非假，又謂方于衡陽通電時即親對委員長以死守自誓，此後亦屬以此意電陳。」儘管林蔚斷定方電非假，方不會有不名譽之舉，但仍不能消除徐之疑慮。為此，徐後退一步建議：「電縱屬實，亦應防其萬一，且我何必爭此兩三日之時間。」也就是建議緩發方電，待方之下落弄清之後再發不遲，以留餘地。經過徐的反覆說明，「蔚文意動，謂可稍俟再辦」。然而這個暫緩發表的意見未被蔣接受，林蔚「旋電話稱，委員長以為縱被俘無慮也。」[25]仍堅持立即發表。於是，8月9日軍委會戰訊發表了方的這份最後一電。

以上是一段有趣的對話。徐永昌大概是侍從室之外第一個獲悉方電的，同樣，徐大概也是第一個對該電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的。現在，本文提出以下幾點質疑。

第一，關於方電的出處。林蔚的電話通知不過是方電的第二道傳遞，那麼侍從室又是怎樣獲悉方電的呢？《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記載：蔣於8月7日「下午三時突接空軍電話，轉報方先覺軍長……等來電」（見前）。此即方電的出處。空軍以電話轉報侍從室，侍從室再以電話通知徐永昌，並令徐發表，也就是說，這份數十年來被反覆載入各類報刊和史籍的絕命電，不過是通過兩個電話口頭相傳而出，全部過程均無電稿。更令人費解的是，侍從室通知徐永昌時也未拿出空軍的電話記錄稿，僅由林蔚口述。這份從頭至尾以口述方式而形成的「電話電報」沒有留下任何痕迹，永遠無法查證核實。

第二，關於方電的時間。根據上引材料，侍從室於8月7日下午3時收到方電，但林蔚則親口對徐永昌稱方電為「陽戌電」，即8月7日傍晚7時至9時。然而時間的出入並非僅止於此。方電正式發佈於重慶軍委會8月9日的一則戰訊，而該戰訊則記載：「第十軍軍長方先覺七日晚十時來電報稱……」[26]歸納起來，「下午3時」，「戌時」，「晚10時」，方電至少有三個時間。時間上的出入留下了任意編造的痕迹，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方電本來就沒有一個可靠的出處。

第三，方電的上報程序。這是徐永昌提出的問題。方先覺於8月7日發自衡陽的虞未、虞申兩電，均按通常程序發至軍令部，唯獨這份最後一電一反常規繞過軍令部直發侍從室。正因為上報程序不符規範，因而徐疑為他人「代擬」。

第四，如果說方電於下午3時由空軍轉報，那麼，為什麼徐永昌能夠收到差不多同一時間的虞未電，為什麼還能收到較之3時更晚發出的虞申電。如果說該電發於戌時或晚10時，那麼，根據梁子超、饒少偉的證詞以及日方材料，方部此時已打出白旗並向日軍提出投降條件。一個要求「送往南京」的人，同一時刻又誓言「來生再見」，距離太大，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第五，方電是否發自衡陽。該電署有饒少偉之名，但饒卻明確表示，他本人「並未參與其事，也無人和我談及，後逃至郴州始見報載」。[27]這就是說，郴州見報之前，饒對該電一無所知。作為列名師長之一，至少饒不能證明該電發自衡陽。

第六，方電有「展開巷戰」一語。當時由衡陽逃出的一位空軍軍官，在一次專訪中談到他在衡陽的見聞，其中稱衡陽最後的戰況是「混戰」，並特地解釋道：「談不到巷戰，因城內已一片瓦礫，看不見巷了。」[28]徐永昌所記方先覺虞申電也是稱混戰而不是巷戰。巷戰一語與戰況不符，更像是一位局外之人依據常規所設想的戰況。

總之，方電疑點甚多，不能自圓其說。據此，該電到底出自衡陽方先覺，還是侍從室的偽造？本文暫不結論，姑且存疑，留待再考。

蔣介石的裁決及其依據

簡言之，蔣對方先覺一案的裁決完全是以政治利益的需要為著眼點，依據權力，將一個投敵者的變節事實人為地抹去。由於破綻太多，蔣之處理表現為一個反覆追加裁決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始於下令發表方之最後一電。

當方先覺下落不明之際，徐永昌建議緩發方電以留餘地，而蔣則下令立即發表，實際上就是不留餘地。孤立地看，徐的意見合情又合理，相反，蔣的意見帶有相當的賭博性質，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問題在於，徐的意見是就事論事，而蔣的意見恰恰不是就事論事。方電因其文字極具宣傳效果，衡陽戰敗之際，蔣實在需要於第一時間發表該電，藉以消除戰敗的陰影。

根據8月8日蔣的指示，8月9日重慶各大報均以頭條位置刊載方電，隨後展開了大規模宣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軍委會政治部機關報《掃蕩報》的社論，題為《最後一電》。內稱：「『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這兩句話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全體衡陽守軍，何以克盡革命軍人的天職，何以成為革命軍人的典型？在方軍長等電文中說得明白：『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可見這是二十年來黃埔建軍的成功。」「方軍長等的『最後一電』，正是我國抗戰勝利的保證。」社論還有這樣一段話：「昔普法戰後，法國作家都德，寫了一篇小說，題曰『最後一課』，以激發法國人民的愛國精神。衡陽守軍以四十多天寫了這首『最後一電』悲壯的史詩。」[29]

《掃蕩報》的闡釋與引申，將方電的宣傳效果發揮到極致。本來，衡陽戰敗是對蔣的聲譽的重大打擊，然而通過方電的發表，方被塑造為軍人典型，而這位軍人典型則又出自「鈞座平生作育」，這樣，蔣不再因戰敗而汗顏，相反，卻因作育了一位典型軍人而增光添彩。本來，衡陽失守的戰略後果十分嚴重，然而通過「最後一電」與「最後一課」的類比，方電遂成史詩。既然是史詩當然應該歌頌，而讚美之聲一經掀起，戰敗的責任也就不便追究而不必交待了。本來，衡陽之役就結果而論是一敗仗，但因方電的凜然正氣，於是被宣揚為精神上的勝利，即「黃埔建軍的成功」。

總之，經過《掃蕩報》的生花之筆，衡陽之敗反倒成了「勝利的保證」。這樣，蔣之責任被開脫，戰敗的後果被淡化，國民的視線被轉移。《掃蕩報》與其說是在詮釋方電，不如說是在詮釋為什麼堅持發表方電。

方電的發表與宣傳收到了預期效果。任職於侍從室的唐縱在日記中寫道：方電「讀後不禁暗然神傷，熱淚奪眶！」[30]銓敘部次長王子壯在日記中寫道：方電讀後，「心為凄然欲絕，一切作事均覺無緒。」[31]不過，正當方電大肆賺取人們熱淚之際，事情迅速發生變化。

8月10日，也就是方電發表第二天，有關方先覺降敵的消息陸續傳來。徐永昌記載：「二廳報告，收敵廣播，述方先覺率師長等舉白旗投降經過。」二廳為軍令部主管情報的單位。面對這個消息，蔣的態度如何？徐記載：「午間蔚文電（話），對方事委員長令設法駁敵惡意傷人」。蔣迅速做出反駁的決定。對此，徐再次提出不同意見，徐說：「該軍守城四十餘日，事實差強，何必反唇。且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敵人不難威逼利誘，使方更為出醜。」徐的意思是反駁對於方更為不利。

那麼，蔣既然決定反駁，是否收到不同消息？不然。徐記載：「蔚文謂傾已詢前方，據由衡陽逃出工人述，該軍曾舉出大的白旗派官長向敵講條件，不允，又經炮擊，乃降云云。」[32]這就是說，侍從室通過自己的渠道直接了解到的仍然是一個不利於方先覺的消息。

敵台的廣播至少證實了這樣一個問題：方先覺並未戰死。如前所述，當方生死不明之際蔣即下令發表其最後一電，此舉具有相當的賭博性質，實際上就是賭方必定戰死。現在，至少「來生再見」一語已經失效，蔣的賭博已輸去一局。接下來的問題是，方到底是降敵還是被俘？

日軍關於方先覺投降的廣播可以認為是一面之詞，衡陽工人的見聞也有道聽途說之嫌，兩條消息並不能完全證實方之投敵，但至少都不是好消息。徐永昌所以不贊成反駁，是考慮到方既然已落敵手，如果雙方「交相口角」，日軍不難使方做出更為出醜的舉動。孤立地看，徐之意見合情又合理，相反，蔣則不待消息核實即下令反駁，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實際上就是做新的一輪賭博。問題在於，與前次是否發表方之最後一電的爭論相同，這一回徐的意見仍然是就事論事，而蔣的意見仍然不是就事論事。

蔣的決心沒有動搖。8月12日徐記載：「午在黃山會（報），關於敵廣播方先覺等投降事，蔣先生雲現在中國人決無此事，仍須駁之。意至善而良苦。」這是繼8月10日之後，蔣再度下令反駁。問題不在反駁的決定，而在反駁的依據。那麼，蔣之依據是什麼？此即「現在中國人決無此事」。這就是說，蔣所依據的只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並無具體事實。而這種依據概念而非事實的反駁又體現了什麼？此即蔣的「意至善而良苦」的用心。

既然堅持反駁，也就必然堅持對方的正面宣傳。徐記載：「關於方事之宣傳，今午蔣先生復與文伯斟酌文字，文伯似持謹慎，蔣先生以為即發。」張治中字文白，「文伯」或為筆誤。張時任軍委會政治部長，有關方先覺的宣傳由張主管。當方先覺降敵消息傳出之際，在方的宣傳問題上張治中持謹慎態度，就是主張留有餘地，蔣則要求「即發」，就是不留餘地。

並無事實根據，卻又毫不妥協地堅持反駁、堅持宣傳，面對蔣的這些反常之舉，一度甚為不解的徐永昌最終識破蔣之用意，徐在日記中做出這樣一個結論：「知其仍系不耘求獲之計（何如退而結網）。」[33]

只問耕耘不求收穫，是中國傳統的行為準則之一，意思是不論結果如何，但求努力去做。換言之，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那麼，「不耘求獲」又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在徐永昌看來，蔣對方先覺一案的處理方式是將中國這一傳統準則顛倒過來，此即事情是怎樣做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換言之，即使方先覺變節投敵，但概不承認，概予否認。

把問題聯繫起來，當初徐永昌力主緩發方電，其顧慮在於「萬一方等被俘之後有不名譽情事，豈不遺笑於人」，而蔣則底氣十足地宣稱「縱被俘無慮也」。現在，一切都清楚了，蔣所以如此自信，並非基於對方先覺個人特殊的信任，而是基於對自己的處理方式的自信。縱被俘無慮也，表明蔣一開始就設定了這個「不耘求獲之計」。

或許因為方電「來生再見」的誓言所產生的輿論導向作用，方的降敵消息在重慶高層傳開之初，人們的頭一個反應是本能地予以抵制。8月11日，軍法總監何成浚在日記中寫道：「倭寇廣播曾捏造方軍長等前後向其投降，似絕不可信。或於倭寇進城後，欲奪路而出，途中受截擊，力竭被俘，亦未可知……果被俘而仍不屈，其忠勇當終為世人所稱道也」。[34]這裡不僅本能地抵制方之降敵傳聞，並且在主觀上為方之被俘設想出一個仍不失為壯烈的過程：奪路而出，力竭被俘。

然而，隨著梁子超關於方先覺降敵條件的傳來，人們的種種猜測被無情地擊碎。8月16日，何成浚在日記中寫道：「第三師團長梁子超前日因我空軍轟炸衡陽得間逃出，雲寇軍於本月七日突破我軍防禦工事，攻入衡陽城，方軍長見大事已去派副官長向寇軍提出六項要求」。何評論道：「噫！方軍長等苦戰四十餘日，聲名烈烈，雖庸人孺子莫不稱道其忠勇，如堅持到底，以身殉職，則在中國史冊上，張巡之守睢陽不能專美於前也。奈何當最後關頭，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變而為降將軍，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恥辱，我聞之實不勝太息痛恨之至。」[35]

此前，徐永昌所以不贊成反駁，其顧慮在於：「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敵人不難威逼利誘，使方更為出醜。」此言不幸言中。8月15日，日軍將繳獲的方先覺先前致重慶的電報發表，其中有「職屬最後一兵亦必戰死」等語，收到消息後徐永昌無奈地寫道：「敵對我可謂極盡揶榆奚落之能事」。8月17日，徐又記載：「今日敵廣播，又大登方先覺發表談話。為敵所弄與龐如出一轍，無聊之極。」[36]這樣，重慶與日軍果然演成「交相口角」。

如此看來，事態的發展脈絡似乎是很清楚的：方電一經發表，在公眾輿論面前，因為與方之間存在著「作育」與被「作育」的關係，蔣的政治名譽便與方捆在一起，一開始蔣便沒有任何退路。當方之降敵消息傳來，不待核實即下令反駁，既是蔣的再次賭博，也是蔣沒有退路的反映。蔣為方辯護，即是蔣對該案的第一次裁決。也就是從此刻起，方之投敵問題被人為地攪混。其實，蔣之反駁並無事實依據，不過是施「不耘求獲之計」而已，故此一歷史爭議的始作俑者，其實並不是方先覺而是蔣介石。

方先覺的歸來與蔣介石的終決

關於方先覺的歸來，據說是11月18日夜，戴笠派其軍統湖南站特工將方由衡陽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12月11日飛抵重慶。[37]方之歸來，使這個沉寂一時的事件，再度成為社會輿論和高層人士之間一個話題。對蔣而言，也就到了為該案做一個了結的時候。

從蔣和徐永昌日記看，二人均於12月12日即第一時間分別召見了方。公開發表的蔣氏日記關於與方的見面僅兩句話：「與之相見匪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38]所謂「隔世重逢」，這是特意與「來生再見」相聯繫。蔣知道他的日記是要為後人研讀的，因而故意寫上這些假話，以期將不耘求獲之計施展到底。而徐永昌與方似乎未做深談。

第一時間的召見等於亮出了蔣的態度，從12月13日起，重慶輿論掀起新的一輪對方先覺的宣傳活動。13日《大公報》發表社論，題為《向方先覺軍長歡呼！》內稱：「方軍長打了抗戰以來最艱苦的硬仗，他最後也沒失掉中華軍人的節操，所以我們特別歡呼：『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我們的抗戰精神回來了！』」社論最後寫有這樣幾句話：「語云『知恥近乎勇』，軍人最應知恥。頂天立地漢子一定要臉，方軍長及第十軍的將士們就是知恥有勇的標準軍人。」[39] 同日，《大公報》還發表了對方的長篇採訪。記者說：「關心方先生的千萬同胞，都為方先生的脫險歸來而喜躍！」方答：「我雖然回來了，但慚愧卻難免；因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40]不難發現，方的調子很低。

與此同時，官方也為方舉辦了歡迎活動。12月15日，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宴請方先覺、孫鳴玉等，餐後並舉辦了一個晚會。數日後徐永昌在日記中寫道：「當方歸之二、三日會報時，賀元晉雖提議本會開會歡迎，頌雲目視余，余無語，蔚文即謂見面慰問慰問。」[41]賀國光字元靖，時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元晉為筆誤。程潛字頌雲，時任代參謀總長。林蔚此時已調任軍政部次長。這個記載表明，賀國光雖提議歡迎，但程潛和徐永昌均不表態，其實就是腹誹。最後，林蔚的意見被勉強接受。在這裡，全然不見「悲喜交集」或者「隔世重逢」的氣氛，提議者與默認者都是勉強的。

侍從室的唐縱參加了這個歡迎會。唐記載：「張部長於政治部歡迎方先覺，餐後餘興。先覺雖被歡迎，但似若不勝其哀戚！」[42]唐縱準確地記載了方之神態與心態。方畢竟是降將，底氣不足，愈被歡迎愈是不勝哀戚。

如同當初宣傳方之最後一電一樣，所謂歡迎同樣是基於政治的需要，無論方先覺哀戚與否，歡迎活動繼續展開。12月20日，《救國日報》發表題為《方先覺不愧張睢陽》的社論。不僅將方與張巡類比，且稱：「夫張巡睢陽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亂……而方先覺軍長衡陽之守，則功在民族，較之睢陽之守，其功尤大」。社論還說：「方軍長功勛高於張巡，但張巡為賊所殺，而方軍長則脫險歸來，或者有人以為不如張巡。其實，在唐時被俘，不降即死。現代戰爭，國際法規定不許殺敵俘虜。日本雖不守國際法規，但崇拜硬漢，故方軍長得以不死。此則時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43]如前所述，何成浚早已為張與方分出高下，本文可以不再饒舌。

12月30日，重慶各界二百餘人為方召開了一個大規模歡迎會。慰勞總會副會長馬超俊致詞稱：方等「不僅為全國同胞熱愛感佩，全世界的人士至我們的敵人也表示無限的欽敬」。諛詞愈多，愈是廉價。方先覺致答詞稱：「苦守衡陽的結果，仍然是將先人千辛萬苦開拓的土地一寸一寸的被敵人佔去，我們實在是民族不孝的子孫」。[44]一位被全世界欽敬的人，說出來的話仍然是不勝哀戚。至此，持續大半月的歡迎活動基本結束。

宣傳上的一邊倒並不能封堵人們的私下議論。一位官員當面對徐永昌說：河南戰事不及20日，「失城數十，而湯恩伯現仍作總司令。」「方先覺降敵後逃歸，而蔣先生慰問備至，各方開會歡迎。皆屬軍人無恥，政府社會俱以無恥教人。」[45]看來，謊言的重複未必成為真理。

方等返渝後，一方面瀕瀕亮相於各類歡迎活動，另一方面他們還必須履行一道手續，此即向主管部門報告實情。12月16日，徐永昌日記載：「方先覺來報告其經過情形」。怎樣的經過情形，徐一字未記。自衡陽失陷以來，徐永昌不厭其煩跟蹤記載了大量有關方的問題。然而，最後當方自己陳述問題時，徐卻乾乾淨淨一字不記。這隻能證明一個問題：方證實了其投敵事實。但是，由於蔣的否認，尤其是已經廣泛造成的對方的英雄頌揚，兩難之間徐已不忍下筆了。可以斷定，方果真沒有那些不名譽的行為，徐一定會欣然記錄，徐的迴避也是「意至善而良苦」。

繼方之後其他幾位也履行了這道手續。徐記載：「前第三師師長周慶祥，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來見，述被拘衡陽時情形。周稱日本人甚笨，不如國人能幹，僅能服從而已。」此言出自一位叛將之口，這一回徐永昌按捺不住地寫下一句評語：「無行之者能幹何用，周殊瞶瞢」。[46]

在舉辦各類歡迎活動的同時，方先覺重任軍職一事被提上議程。所謂歡迎當然是對方的肯定，但此類肯定再多也僅具象徵意義，方之投敵嫌疑能否抹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方能否再任軍職。在這裡，方先覺將經受一次實質性檢驗。12月20日，《掃蕩報》發表社論稱：「方將軍等此次脫險，是其餘生，是其再生。以此忠貞英勇餘生再生之軀，他日重綰軍服，再赴沙場，必更能發揚守衡陽的精神。」[47]這是在為方重任軍職造輿論。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掃蕩報》社論發表的同一日，重慶統帥部幾位高層人士就方是否再任軍職開會磋商。徐永昌記載：「午後會報，辭修對方先覺擬再使任軍長。程頌雲（雲）不可，謂被俘而回在日本仍須處死，歐美諸邦亦決不再起用帶兵。是時鄭廳長即言，數日前於魏特邁耶處會議，一美武官以方先覺與敵軍長官合照之像交之，默無一語。」最後，「任職之議遂寢」。[48]

陳誠字辭修，時任軍政部部長。魏特邁耶即魏德邁，時已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鄭廳長即軍令部主管情報的第二廳廳長鄭介民。以上記載表明，陳誠主張再任方為軍長，程潛則強烈反對。美軍方面在重慶對方大肆頌揚之際將方與日軍合影照片交出，雖默無一語，但卻明確無誤地反映了美軍對方的反感與抵觸。而鄭介民不早不晚恰於此時將美軍的這一態度抖出，實際上就是表示反對。結果，方的「任職之議遂寢」。

方先覺重任軍職之議被擱置，是基於方曾有過不名譽的行為。而方所以被提請重任軍職，恰恰是為了抹去這個污點。因此，這個就事論事的決議不可能為蔣接受，寢議的決定僅僅維持了數日便被蔣否決。12月24日徐永昌記載：「蔣先生已任方先覺為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49]顯然，蔣的這道命令是越過主管部門徑直下達的。蔣並不與寢議的決定者們磋商說明，因為方的任職理由是不能擺到桌面上來談的。蔣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結果，在這裡，結果本身就是理由。

蔣所採取的此一否定之否定的行動，是繼下令發表方之最後一電、下令反駁日軍廣播之後，必然的後續跟進行動。任職之令實際上是蔣對方先覺一案的第二次裁決。

方先覺歸來之際，一號作戰已經結束，史迪威問題也早已解決，所以對方大肆歡迎並再任軍職，主要是因為前面那些種種扯牽，現在，蔣必須為該案做一個圓滿的了結。然而，當該案似乎進入尾聲之際，一個新的麻煩不期而至，造成蔣的了卻之意欲罷不能，此即中共的介入。

衡陽之役所以對國共關係的調整產生轉折作用，是因為它所引出的戰略態勢的演變，因此中共最初並不側重於追究方先覺個人的投敵問題。不料方於12月11日返渝之際，恰逢國共談判陷入新的一輪僵局，由於蔣拒絕毛澤東與赫爾利在延安簽署的關於聯合政府的協議，周恩來中斷談判於12月7日返回延安。方先覺恰於此時歸來，這就為國共政爭提供了一個話題。

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關於方先覺投敵問題的長篇專題報道，引證日軍發表的方先覺多篇降敵談話，將方投敵問題坐實之後，文章調轉筆鋒指出：「此等叛國逆賊，居然在重慶大受歡迎，被譽為『中國軍人之模範』，蔣介石對他們則『慰勉有嘉』」。[50]把叛國逆賊與蔣聯繫起來，對方的批判落在蔣的身上，這樣，方先覺一案又由重慶與日軍的「口角」演變為國共「口角」。

批方而攻蔣，其結果是蔣與方進一步捆在一起，蔣已沒有任何迴旋餘地，必須為方辯護到底。1945年2月，蔣下令授於方先覺青天白日勳章。[51]這是蔣故意做給中共和其他持異議者看的，也是蔣的第三次裁決。然而這枚勳章還是不能平息爭議。當年5月5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六全大會，5月10日，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秘密黨員王崑崙在大會發言，就方先覺問題提出質詢。唐縱記載：「上午大會，王崑崙質詢方先覺投降敵人又逃回後方，外面頗有懷疑，究竟如何，請軍部答覆。休息後，總裁訓話……對王崑崙質問方先覺事，甚不以為然，此系共產黨造作謠言，何以代共產黨發言。王起而辯護，總裁大怒，拍桌而罵。」[52]

唐縱的記載並非孤證。據徐永昌所記，大會就軍事問題質詢時，有人提出：「方先覺先有殉國之電，繼由俘虜而逃歸，政府用之……俄頃，蔣先生出而訓話，謂質詢者頗如代中共宣傳，直如反對黨代表……更罪責王崑崙，蓋指詢方者即王也。」[53]結果，原任候補中執委員的王崑崙在接下來的選舉中落選。

六全大會上的拍桌大罵，這是蔣對方先覺一案的第四次裁決。

10月10日，在抗戰勝利之後的第一個國慶日，為表彰抗戰有功人員，國民政府特於是日頒布授勛令。蔣介石、毛澤東等等被授於勝利勳章，而在同一日的授勛令中，方先覺等等則被授於忠勤勳章。[54]

蔣再度為方戴上勳章，這是蔣的第五次裁決，也是終決。不過，真正的終決權並非操之於蔣介石。

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先後發生過多起重大投敵案。方先覺一案其特殊之處在於，對於一個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投敵案，蔣介石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不僅堅予否認，不遺餘力地為之開脫，而且兩度為這位降將授勛。其所作所為並非出於對方個人的特殊偏愛，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政治賭博。在裁決方案的過程中，蔣的著眼點始終不在問題本身，而在問題的聯繫與導向。在方先覺案與政治發生牽扯的狀態下，問題本身被異化了，這種異化的產生及其過程，相當典型地體現了民國政治某些詭秘的運行規則。

[1]大陸方面主要依據時任暫五十四師師長饒少偉的文章《方先覺衡陽投敵經過》，見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台灣方面代表性專著是，方先覺身前指定、當時任職於第十軍的白天霖所編著《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台北：天工書局，1984年）。另外，由於真假難辨，有的著作乾脆採取兩說兼收的處理方式，見李新、陳鐵健總編：《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9頁。有關方先覺投敵案的專題研究似尚未見，並且兩種論點基本上是各持一說，沒有展開過正面辯論。
[2] 方部構成如下：參謀長孫鳴玉，第三師師長周慶祥，預十師師長葛先才，一九〇師師長容有略，另加配屬的暫五十四師，師長饒少偉。
[3] 何成浚：《何成浚將軍戰時日記》下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440頁。
[4]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553、554頁。
[5]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556頁。
[6]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563、564頁。
[7]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568頁。
[8]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569頁。
[9] 國民政府文官處編：《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695號，1944年7月26日；渝字第698號，1944年8月5日。
[10]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576頁。
[11] 瞿韶華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4年9月16日，台北：「國史館」印行，1994年。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33頁。該社論原標題為《論衡陽的失陷》。
[13] 《毛澤東年譜》中卷，第534頁。
[14]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575頁。
[15] 《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第76頁。
[16] 《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第77頁。
[1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湖南會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9），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第543-545頁。該書稱孫鳴玉為孫鳴全，誤。
[18] 饒少偉：《方先覺衡陽投敵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第168-171頁。
[19] 《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1991年。梁子超時任第十軍一九○師五六九團團長，見《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附錄1，表8。
[20] 《方先覺將軍投誠披瀝對和運信念》，《申報》1944年8月17日，第2版。
[21] 饒少偉：《方先覺衡陽投敵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第173頁。
[22] 敏之：《訪問方先覺將軍》，（重慶）《大公報》1944年12月13日，第3版。
[23]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573頁。
[24] 《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7日。
[25] 《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8日。
[26] 《衡陽巷戰守軍力斗方軍長等誓死殉城》，（重慶）《大公報》1944年8月9日，第2版
[27] 饒少偉：《方先覺衡陽投敵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第167，168頁。
[28] 劉毅夫：《衡陽四十七天空軍一孤軍陳祥榮的經歷》，（重慶）《大公報》1944年9月13日，第3版。
[29] 《最後一電》，《掃蕩報》1944年8月10日，第2版，轉引自瞿韶華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4年8月7日。
[30] 唐縱日記，1944年8月9日，見公安部檔案館編註：《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第450頁。
[31] 《王子壯日記》，1944年8月10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2001年。
[32] 《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10日。
[33] 《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12日。黃山官邸為蔣在重慶的官邸之一。
[34] 《何成浚將軍戰時日記》下冊，第461頁。
[35] 《何成浚將軍戰時日記》下冊，第463頁。按，張巡，唐開元進士，安祿山叛亂髮生後起兵抵抗，守睢陽（今商丘）數月，城破殉難。另，梁子超為一九○師團長，何此處記載有誤。
[36] 《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15、17日。按，龐指龐炳勛，1943年日軍圍攻太行山，龐被俘後降敵，因重慶方面否認並反駁，日軍遂故意發表龐的多篇投降談話。
[37] 《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第80頁
[38]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651頁。
[39] 《向方先覺軍長歡呼！》（重慶）《大公報》1944年12月13日，第2版。
[40] 敏之：《訪問方先覺將軍》，（重慶）《大公報》1944年12月13日，第3版。
[41] 《徐永昌日記》，1944年12月20日。
[42] 唐縱日記，1944年12月15日，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478頁。
[43] 《方先覺不愧張睢陽》，《救國日報》1944年12月20日。轉引自《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第122、123頁。
[44] 《歡迎第十軍將領》，（重慶）《大公報》1944年12月31日，第3版。
[45] 《徐永昌日記》，1945年1月7日
[46] 《徐永昌日記》，1945年1月3日。
[47] 《歡迎衡陽守將歸來》，《掃蕩報》1944年12月20日，轉引自《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第121頁。
[48] 《徐永昌日記》，1944年12月20日。
[49] 《徐永昌日記》，1944年12月24。12月27日，重慶軍委會任命方先覺為第三十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或許為割斷與第十軍的這段不光彩的歷史牽扯，1945年初，方改任青年軍第二0七師師長。
[50] 《方先覺投敵經過》，《解放日報》1944年12月25日，第1、2版。
[51] 《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755號，1945年2月21日。
[52] 唐縱日記，1945年5月10日，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508頁。
[53] 《徐永昌日記》1945年5月10日。
[54] 《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878號，1945年10月10日。

因為這是一個失敗國家的投降將領打的敗仗，這有什麼值得新中國去提起呢？

今年4月18日，台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率領退役將領一行人，17號抵達湖南衡陽，探訪當年衡陽會戰遺迹。郝柏村在參訪已改建成氣象站的衡陽會戰烈士公墓時，感嘆當年紀念碑等物都已被剷平，呼籲應重新立碑，紀念先烈。
郝柏村向著一片綠地鞠躬致意，這裡是湖南衡陽的張家山，當年衡陽會戰國軍與日軍交戰最激烈的戰場之一，三千多名陣亡的將士埋骨於此，1946年曾興建公墓立碑紀念，但1958年為了興建氣象台，全部剷平，再也無人聞問。
前台灣行政院長郝柏村：「他們是為中華民族而犧牲的，他們不是為國民黨而犧牲的。所以我們中華民族的世世代代的子孫，都應該對衡陽抗戰犧牲的將士們，我們要永遠的崇敬他們。」
郝柏村呼籲，應該立碑紀念，讓英勇事迹永存人心，衡陽會戰堪稱是抗戰中最慘烈的一役，當時守城的國民革命軍第十軍，用血肉力阻裝備精良日本大軍，創下驚人戰績
國軍僅有一萬七千六百多人，面對日本總數近十萬人的大軍，雙方交戰47天，國軍傷亡一萬五千多人，日軍傷亡一萬九千三百八十餘人，是日本戰史中唯一承認死傷人數超過我軍的戰役，郝柏村參觀當年興建的衡陽抗戰城碑，有許多感觸。
前台灣行政院長郝柏村：「它所表現的國軍的英勇，它所表現的我們戰鬥意志的堅強，它所表現的我們這種為國犧牲的勇氣和決心，是一個典範。」雖然衡陽會戰最後彈盡援絕，城破淪陷告終，但此役重重打擊日軍囂張氣焰，甚至撼動日本政壇，郝柏村題詞時寫下，衡陽會戰是中華民族精神資產，是衡陽人民世代的光榮。期盼這份驕傲能繼續留傳。

中國人有死亡崇拜，對於死者既往不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也能隨之而去，不需要贖罪，更不談懺悔。當年那幾千名戰士怎麼也不會想到，在自己戰死後5年不到，曾為之奮戰的國家都流亡到了小島上，更不會想到，自己本應該是英靈為後人瞻仰，可惜現在連墳都沒有了。

呵，很多人由現在看過去，以為當年因戰而死的300萬軍人都是該死之人，守土無能，一退再退，最後撿了一個漏，勝利了。當年所有的軍人都該死，有些該死沒死的，逃跑了，投降了，就成了叛徒，漢奸。軍法怎麼判且不論，但有句話說得好，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

抗戰的和平遺產總有一天會被後人坐吃山空的，那中國人就得重頭再來。也好，那也不是壞事。

衡陽保衛戰戰前雙方實力對比：（衡陽保衛戰）
國軍：約17,600餘人
日軍：近10萬人

日本揚言半天拿下衡陽，蔣介石的要求是死守10天，最後衡陽軍民共堅持了47天，而且是在日軍使用了毒氣，47天內一個援兵都沒有的情況下；就是這47天，延緩了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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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1942年，日本中途島大敗，1943年，瓜達爾卡納爾戰役失敗，兩位聯合艦隊司令戰死，美軍進入中太平洋，日本國內戰力幾乎耗空，國內反對勢力倒閣風潮盛起。1944年，日本發動豫湘桂戰役，目的是打通大陸交通線，破除美軍海上封鎖，使困於東南亞一帶日軍獲得補給，破壞西南地區美軍機場，防止本土遭到轟炸，與此同時,馬里亞納海戰慘敗，美軍登陸塞班島，從塞班島起飛的轟炸機可以直接轟炸日本本土，在中國大陸，勢如破竹的豫湘桂戰役受阻於衡陽，加劇日本內閣危機，日本軍力已經顧首不顧尾，東條英機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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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的最後，方先覺以不傷害城內百姓，不傷害自己部下的條件投降日軍。
方先覺是唯一一位在投降敵人後還能獲得青天白日勳章的將領，這次戰役也是日本戰史中記載的唯一一次日軍傷亡超過我軍的戰例，衡陽也成為全國唯一一座「抗戰紀念城」。

衡陽軍民做出的貢獻完全可以稱得上偉大，至於為什麼沒有宣傳以至於外地人很少知曉呢？可能是由於這是國軍打出的戰役，所以你懂的。

=============================6月15日補充================================

為什麼很少有人了解這一場戰鬥呢？
首先，誠然，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敗仗，無論敗的有多麼壯烈，也不過是整個豫湘桂大潰敗中千千萬萬敗仗中的一場而已，更何況是以中國人最為不齒的投降結束的。
其次，在中國大陸看來，整個豫湘桂戰役是抗戰後期國民黨正面戰場面對幾乎是強弩之末的日軍的一次大潰敗，丟失了中國大半河山，完完全全的是一個黑點，但是到衡陽保衛戰這又不知道該怎麼去宣傳，於是官方宣傳都是以豫湘桂大潰敗而一筆帶過，不完全的黑也不會把這場戰鬥作為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現在中國大陸政府對國民黨正面戰場做出的努力還是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的。）
再次，從國民黨看來，也許是有 @立青答案裡面引用的《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所說的那些背後的故事，可我手上沒有資料，也沒有受過國民黨政府的教育，不同的人有自不同的判斷。
最後，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無論有多少的史料記載下來，都無法精確的還原當時的歷史，何況史料還是人寫的。我只知道，當年的見證者已經沒有多少了，而留下來的只有那一幅幅無聲的照片，那一座在岳屏山上幾乎無人問津的抗日英雄紀念碑，和衡陽人口耳相傳的故事了。

不論政治立場如何，那一代抗日英雄永遠值得我們尊敬，他們永垂不朽。

利益相關：生活在北京的衡陽人。

貼一段舊文: 方先覺的忠奸之辯?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也許永遠沒有定論。竊以為漢時李陵與他倒有幾分相似。天漢二年，陵隨貳師將軍李廣利北伐匈奴。廣利率漢軍主力捕捉匈奴未果，李陵的一隻偏師卻撞上了匈奴的大單于。八萬匈奴精騎圍攻李陵部五千步卒，廝殺數十陣,匈奴折損逾萬。最後漢軍『矢皆盡』才被擊潰，只有四百人逃回漢地，李陵也被俘投降。依我看李陵未必真心投敵，他在寫給蘇武的信中說『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但不等他有所作為，武帝聽信謠言滅其三族。李陵心灰意冷，鬱郁終老於北地。其實方先覺與李陵的投降某種程度上可說是被自己人逼出來的。方的第十軍以日軍七分之一的兵力，絕對劣勢的裝備，血戰四十七日而援軍不至。在那樣的情況下，換誰都會心生怨念，方在投降前就曾說『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是國家不要我們』。李陵也曾做詩悲唱『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眾滅兮名已潰。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而且李陵與方先覺畢竟沒有做出什麼真正對不起國家的事情——李陵一生未帶兵侵入漢地，方先覺投降不久後就逃回了重慶。
『男兒欲報國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似乎只有活著的勇士或是死了的英雄才值得我們長久地頌唱。在東方民族的眼裡，被俘是士兵最丟臉的事情。日本兵被俘即使歸隊，基本都是被同袍虐殺。建國初期的朝鮮戰爭，為數眾多的被俘志願軍歸鄉後長期被政府和鄉黨歧視，終生凄涼。難道只有死亡才能證明一個士兵的勇氣？即便這死亡毫無意義？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還不算勇敢？非得用自己的胸膛去浪費敵人的一顆子彈么？這種混蛋邏輯象極了程朱理學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那些道學家看來一個女人要是失貞那只有上吊投井才能彌補她的罪惡，即使這『罪惡』是別人強加給她的。他們想要的，是女人被辱後做決絕狀，一死百了。然後他們給立牌坊，行禮如儀，高聲唱頌。
說到這裡我想起甲午海戰中方將領們的結局——丁汝昌,水師提督（自殺），林泰曾,鎮遠號管帶（自殺），劉步蟾,定遠號管帶（自殺），鄧世昌，致遠號管帶（自殺），林永升，經遠號管帶（戰死），楊用霖，鎮遠號副管帶（自殺），黃建勛，超勇號管帶（自殺），林履中，揚威號管帶（自殺）...帝國海軍的精英一代，甲午之後盡數星隕。在這裡我並不想對先烈們不敬。奮力一戰，以死報國，應受萬世的景仰。但他們是否想過，他們一死成空，身後事誰可了之？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甲午之後大清再也找不出幾個上得了檯面的將軍。失去了北洋的守衛，當那群矮小的強盜再次從東方殺來時，等待中國子民的便只剩下刺刀了。八年抗戰，國共雙方恐怕沒有一個將軍的戰績能象方先覺如此傲人。此等將才，若真的一死求名，那才真是國家民族之不幸。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李鴻章簽定《馬關條約》，世人視為賣國賊。但在那末世危局之中，誰又敢拍著胸脯說能做得比他好！？自認做不到李鴻章那麼不壞，所以在我看來李有功無過。同理，當方先覺絕境之時，換做是我，我也會留待有用之身，以圖日後雪恥。況且還有近萬傷兵因而得生，那萬眾傷兵身後又有多少個家庭得以不必承受痛失親人的悲傷，與之相較，一介虛名，孰輕？孰重？

我的觀點是衡陽戰役是值得被紀念，被宣傳的。無論衡陽是守住了還是沒守住，無論方先覺是投降了還是變節了。
如果衡陽戰役只是因為衡陽沒有守住，方先覺投降就抹殺了他的意義。那隻能說明大家都是寧死不屈的大丈夫。不過從日常生活中來看好像又不是這樣的。面對邪惡，站在一邊看熱鬧的多，出手幫忙的少。

從排名第一的答案看來，大多數人認為變節了是可恥的，因而這場戰役不值得紀念，洗洗睡了吧。
首先，我傾向於方先覺沒有變節。其次，即使變節了，但是沒有做出實際的危害，我也不認為有什麼大問題。
其次，我說說我們這裡的情況吧，我們縣從民國政府變為偽政務，只是把牌子一換，人員架構什麼的一個也沒變。這種行為是被稱之為起義的。這種變節對任何人都沒有影響，該腐敗的仍然腐敗，該清廉的仍然清廉，值得尊重的人仍然值得尊重。

本來不想回答的，一旦往政治上扯，所有問題都很容易陷入邏輯不分的糾纏。你很難改變一個人的政治信仰。
我本來只是評論徐白的一些觀點，但是他刪除我評論的行為讓我不得不將沒有說完的話作為這個問題回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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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望
你的女朋友還真是天真啊！放棄比堅守對人民好的多！對比一下東北和南京就知道了，我想是人都不會選擇做南京的「人民」。你女朋友就是典型的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影響的人。現在是21世紀了，思想還停留在19世紀。
19:59 刪除

游望
選擇投降相對於突圍或者戰死來說，手下的人處境會好得多。從這點真是佩服他能做出這個選擇。即使大多數國人都不理解他，我想他的手下也會很感激他的。雖然那些有機會突圍或者逃跑的人可能會恨他。
20:04

徐白（作者）回復游望
我女友的出發點是認為人民無法接受自己被拋棄，所以我覺得是有一定道理的。試想一下你如果是一個浙江人，然後對台開戰，為了軍事考慮把浙江作為緩衝帶，也就是說浙江成為了戰場，作為浙江人民來說自然也是很難接受的，人民被國家拋棄是一個國家一定要避免的。這和21世紀和19世紀無關。人性如此，被群體拋棄都是很消極的意義。
21:14

游望
。。。。。。，我說的不是拋棄，而是保護！我說的是投降，這並不叫拋棄。是以不再傷害人民的方式作為終結戰爭的一種方式。這是對人民的一種保護好不好，怎麼能叫拋棄呢？
你說的是為了某個戰略，犧牲某個地方的人民。這才叫拋棄好不好！
如果對台開戰，大陸不抵抗，直接有條件投降（假設無論如何完全打不過的的情況下），這不叫拋棄，這叫負責任。如果打不過還硬抗著，不惜死亡數千萬人民的代價，不惜萬里焦土，不惜。。。。。，這叫不負責任。沒有人會支持這樣的政府。
可能你覺得投降在感情上受不了，但是這確實是最符合人民的利益的。趁著還沒有開打，多為自己爭取點權力，這沒有什麼。
21:42

游望
假如你是衡陽人民，假如你是方先覺的手下，你希望方先覺做出什麼選擇？你會感覺到自己被拋棄了嗎？如果方先覺真的像你女朋友那樣做，那才叫拋棄好不好。
21:48

徐白（作者）回復游望
我沒有覺得投降接受不了。我的意思是投降是不能宣傳的，這場戰役之所以不能宣傳不單單是它不夠標準，更重要的是它的結束是以投降為結束的，日本當時的戰局吃緊是比較能看出來的，所以這時出現投降的將領太降士氣了。並且啊，符不符合人民利益，這不是由人民說了算的，民意往往是短視的，之所以要有領導要有政府，就是要避免民意的短視，放眼長遠。所以不要一味的強調人民利益，人民是最需要被代表的。我也沒什麼感情上接受不了投降，如果能達到勝利讓出半個中國又何妨，勝利了我這就叫戰略撤退。相反我覺得你也不要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人民被拋棄，戰爭開打就沒有人民的事了，戰爭就是絞肉機，民眾永遠是受害者。
21:55

游望
我覺得這種投降（怎麼去保護每一個人）值得大書特書，中國就需要弘揚這種精神。中國人敘事總採用宏大敘事的方式，動不動就是國家、民族，缺少以普通人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方式。多看一些「私人敘事」的故事，你會離真實更進一步。
21:56

游望
宣傳的不是投降，投降確實不值得宣傳。宣傳的是他的軍事上的勝利和與底層官兵站在一起的精神。方其實是可以突圍的，但是為什麼放棄？只要沒有投敵，我只能敬仰這種行為！
特別是在當時中國的那種輿論環境下，真的很不容易。
22:02

徐白（作者）回復游望
我女友的觀點是她不能忍受被拋棄這點你要弄清楚。我的觀點是如果戰事需要，那就一定會划出一些地區作為戰場，或者放棄一些土地。你總不能讓我每放棄一個土地都要和日軍搞個投降吧？別總打感情牌，現實是只有方先覺有投降權，而宣傳權不在他手上。他可以選擇投降，我們也可以選擇不宣傳。這沒什麼矛盾的。就是考慮到他乾的不錯所以才授予了他勳章也沒有對他進行處理。這時如果還要要求把他作為英雄宣傳不是太得寸進尺了嗎？
22:04

游望
而且也完全不存在降低士氣這一說，這本來就是一場勝利啊！士兵們多希望自己的將軍也這麼做啊！
22:05

吳悠
日方稱此次作戰為一號作戰，蔣老頭的命令里說此役乃至關重要一役，你還沒弄清楚衡陽之戰的意義
22:05

徐白（作者）回復游望
宣傳不可能只宣傳軍事勝利的。大家都有眼睛，都會看到他投降的事實。所以才會不對他宣傳。並且啊，投降和投敵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投敵是投降的後續。鬼知道他有沒有被拷問出來什麼情報。並且我不認為方能突圍，十倍兵力，打了四十七天，突圍被追著打很容易死，能突圍第十天他就可以走了，命令只到十天。整個戰役真的沒什麼精神主導的因素，只有無奈加無奈加無奈。最後不想死然後投降。雖然聽起來很殘酷，但是我真心認為如果方讓部下投降自己自殺說不定這場戰役就能被宣傳了，或者索性他下完投降命令自己就跑去自殺襲擊。要命就別要名。
22:19

徐白（作者）回復吳悠
對，意義重大，然後他敗了。所以他完全沒成功好嗎？他守住才成功。失敗了就什麼都不是。
22:29

徐白（作者）回復游望
拜託，麻煩你看一下第一個答案，他喵的方失敗了！衡陽戰役衡陽守住才有意義！這是戰略要地好伐？失去了接下來我軍作戰大受被動。讓你跑個四百第一，你跑了個三百米就下來了還跑過來和我說完成比賽了？
22:37

游望回復徐白（作者）
戰敗了？你當蔣介石是傻子么！戰敗了還大力宣傳！排名第一的答案完全不靠譜。把什麼都往政治上扯，蔣介石宣傳什麼不好，非得宣傳方先覺。
22:49

游望
我要強調的是方先覺沒有拋棄衡陽人，反而做了對衡陽軍民最有利的選擇，這點你是否承認，請直接回答是或者否。不要繞圈。
22:51

徐白（作者）回復游望
我真心服了，我和你談軍事你和我談人民，你連第一個答案看都沒看就敢說人家胡扯。你才是胡扯好嗎？方戰敗的事實是國共雙方都承認的！大家存在爭議的地方在於到底方是被俘還是投降。但是記載和證據堆砌偏向於是投降。你要為他洗地也要往被俘靠好不？我告訴你，對人民最有利的選擇是方一開始就投降，打了四十七天才投降你當是過家家呢？否！蔣介石大力宣傳了他勝利了？蔣介石手上一堆戰敗死人死無數的，好不容易拉個死的沒怎麼多的並且看起來不怎麼失敗的當然要鬼扯。你也回答我幾個問題，衡陽有沒有失守？衡陽失守是否造成了日本佔領地勢之利？
23:03

游望
首先，你仍然選擇了迴避，說明你的虛心。這裡你指責我沒有談軍事，而是談人民。
那麼你看看我最初的回到，我說的不是軍事，就是人民。我說的是你女朋友的觀點是錯誤的。衡陽人民沒有被拋棄。
然後，我說這種投降應該宣揚，著眼點也是因為他為了手下，為了衡陽，放棄突圍，犧牲自己的行為。
然後你說投降不應該被宣傳，我回答說不是宣傳投降，而是宣傳衡陽戰役的勝利。
然後，你又說方戰敗了。
我又問你，為什麼戰敗了蔣介石還要宣傳。
然後，你凌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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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回答你的疑問
1、方投降沒有？方投降了，我也一直這麼說。不知道你為什麼會認為我說方沒有投降。
2、蔣介石大力宣傳了他勝利了？我說的是宣傳軍事上的勝利。
3、衡陽有沒有失守？失守了！
4、衡陽失守是否造成了日本佔領地勢之利？可以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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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題目的數字！
國軍：總數約17,600餘人，其中傷亡15,000餘人，陣亡約7,600人，被俘約2,600人。（實質中國軍人投降後剩餘一萬多人，只是因為堅守三月無援兵，無彈藥，傷員太多難以戰鬥下去。）
日軍：總數近10萬人，傷亡約19,380餘人（日軍陸軍部官方數字：12,186），其中高階將領戰死390名，負傷520人（實質日本軍死亡超過三萬，傷亡另有一說法超過五萬。詳見維基百科。）
中國平民：3174人

你覺得這算戰敗嗎？即使投降了！
23:38

因為這一仗就是國軍「友軍有難不動如山」的真實寫照，說出來實在丟人啊。

值得一提的是，張靈甫的74軍也在旁邊吃瓜看戲。

作為一個湖南人，很高興有人想了解湖南抗日史。

首先我認同一個觀點，日軍在湖南損失慘重，其中發生大戰長沙，常德，衡陽和岳陽，這一些大戰都是公開史料。丟開國共政治立場不同，有幾個史實印證了日軍有重大損失。

日軍是在1937後橫掃中國，於1938年6月至10月武漢會戰後會止步於岳陽一線。
因為1943後中國海上交通線幾乎被美軍封鎖，日軍於1944年3月發動大陸交通戰，試圖與戰領廣州日軍聯接起來，這一戰即我們中學稱「豫湘桂大潰敗」

中間5年時間日軍止步不前，按《陳納德將軍回憶錄》日軍在湖南與薛岳軍團作戰損失10多萬人，實在無力進軍，最後接近於戰敗才大舉進軍，全力打通京廣線。
長沙大捷--國家之窗
這裡描述三次長沙大捷

薛岳於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17萬餘人，是殲滅日軍最多的中國將領。1946年10月1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授予薛岳一枚自由勳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

各國當時報紙均有報道長沙大捷震撼世界：美國總統稱盟軍勝利全賴此

第三次長沙會戰勝利後，中外報紙記者爭相報道此次會戰，稱，本次大捷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遭到的巨大失敗;三次長沙會戰的意義，已經超過了台兒庄戰役;我軍不止是驅敵遠去，更主動出擊殲滅敵人。英國《每日電訊報》稱：「際此遠東陰霾密布中，惟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蔣介石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記中稱：「此次長沙勝利，實為『七七』以來最確實而得意之作。」
　　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發表《告中國人民書》稱：「數周以來，貴國之長沙偉大之戰績，非僅為中國之勝利，抑且為所有同盟國共同之勝利，而為打擊整個軸心之勝利。」

我個人看法，此戰戰果實在過於巨大，因此沒有我們官方教材宣傳。（我們宣傳都是大敗或慘勝的會戰）

方先覺_百度百科
衡陽保衛戰是發現日軍打通交線通戰役發生，相當慘烈。
這裡有幾個事實，

守軍將領方先覺將軍是前幾次大捷的功臣。
孤軍守戰3個月，彈盡糧絕。
方先覺投降後，日軍還善待他給了任職。
抗戰勝利後，方將軍仍在國軍任職，49年最後撤到台灣，於1983年病逝。

因此方將軍是抗日功臣，雖然最後有投降之舉，但事後及任軍職來說，並未因此而牽連。

但是關於長沙大捷，及隨後在湖南的作戰有大量回憶錄可以印證，只是我們這邊不宣傳。

笑到最後才是笑得最好的，無論什麼理由，國人的心態都不允許投降，哪怕方先覺像余程萬一樣棄部突圍都不至於此

超綱了

投降和變節明明是兩回事。能抗擊敵軍卻不反抗，那叫變節；實在打不下去才叫投降，這種投降不應該受到責難

衡陽市岳屏山（市區中心）抗戰紀念碑（就是為紀念泰山軍衡陽衛城戰所立）

戰士戰死沙場也算死得其所，應該得到應有尊重。
抗戰中戰死的數百萬同胞，不論為己為黨為國為民，皆是國殤。

逝者已遠，嘲弄或貶低，遺忘和或鞭笞，都沒有意義。
且歷史任人粉飾。若當年國亡，我等皆為新奴，
恥高氣揚，洋洋得意踐踏支那頭骨的也是這些人吧

不請自來。
兩個原因:
1、最後投降了。tg曾經批評了。
2、是kmt打的。
tg沒那麼無腦黑，贏了的話，會稱讚的。台兒庄戰役怎麼都知道？
方先覺投降事實，而中華一直都覺得這是恥辱。所以總體沒有很宣傳。
現在是認同的。因為打的確實很好。守軍儘力了。
其實提問沒必要擔心，在民族主義興盛現在，衡陽保衛戰會越來越出名的。
排名第一答案的缺點在於他有些傾向性了。雖然他答的都有證據，但他證據沒很有說服力，而且論證過程沒有同理心。沒有理解抗日烈士的感覺。所以無怪乎在評論他寫「彈未盡糧未絕」這種驚人的話了。
在他感覺，所謂的彈盡糧絕，可能是只有光榮彈，沒有存糧。
但很明顯，就算是全軍犧牲，都很難這樣。因為戰鬥後期，弱者被敵人分割，總有的地方人多彈糧少，總有地方人少彈糧多。那能不能要求都戰鬥到彈盡糧絕呢？
除非人少糧彈多的士兵有全部犧牲的覺悟，認識到糧彈少的士兵還有活的可能，他們因為糧彈多沒有。
悖論了。彈盡糧絕還能活，糧彈多反而得死。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傷員。讓重傷員抗爭到底很多時候跟讓他們送死一回事。犧牲是軍人光榮，送死呢？
讓重傷員都自殺？自殺那是他們的自由，他們不願意自殺就是叛徒、可恥？
讓重傷員只有自殺與送死兩條路，彈糧缺乏，戰鬥下去很差的時候，我覺得是彈盡糧絕狀態了。雖然這個時候沒有完全彈盡糧絕。

百度百科沒有和諧掉的東西，估計國共方都是比較肯定的。。。。

只一句，方先覺將軍所部及衡陽參戰百姓永垂不朽

鍵盤俠和嘴炮黨們捨身成仁馬革裹屍的英雄氣概真是讓人肅然起莖啊，麻痹you can you die啊！

其實知道的人並不少，不要有被忽視的錯覺。放在更大廣度上想想，河南人是不是也要抱怨一下花園口決堤知名度不高呢？四川人是不是也要強調一下川軍在抗戰中的作用呢？如果您去問問，但凡有點年紀的，大多知道衡陽保衛戰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