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禮刑關係的傳統敘述是以西方辯證法為認識工具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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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社會，「刑」和「禮」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係的重要社會規則。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表裡，共同構成了封建社會完整的社會規範體系。其中，「禮」是積極、主動的規範，是「禁惡於未然」的預防；「刑」是消極、被動的處罰，是「懲惡於已然」的制裁。也就是說，「禮」總是從正面主動地提出要求，對人們的言行作出正面的「指導」，明確地要求人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禮」的功能，重在「教化」。「刑」則相對處於被動狀態，對於一切違背「禮」的行為，進行刑罰處罰。凡是「禮」所禁止的行為，亦必然為「刑」所不容，即所謂「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刑的功能，重在制裁。」

不是，古代的禮制和西方辯證法沒有關係。春秋戰國時辯證法還不知在哪裡呢。

另外問題說明中的那段引文讓人哭笑不得。即便知道上面一段來自近年我國司法考試教材內容，可我還是要說：寫下這些文字的人，不但不理解「禮」，不理解「刑」，甚至也不理解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法」，只是拼湊出幾個字句勉強支撐自己的論點來而已。

上面說明裡犯的第一個錯誤是關於禮的目的。春秋時，禮的作用並不是教化，而是規範。而且內容很明確地被限定為一點：祭祀、行政（春秋時的主要公共事務）中的職務角色。雖然歷史上有《周禮?秋官司寇》一節，但如果認真讀過這部分，就知道其中並不涉及法律解釋和判案的細節，而僅僅是規定了幾個大的原則而已。大部分內容，仍然是在規定角色的職權。

另一個錯誤是，禮和刑不是互為表裡的獨立系統。刑本就是禮的一部分，禮定義了刑的種類和嚴重程度。《漢書?刑法志》說過：

《書》雲「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

相應地，《周禮?秋官司寇》中也同樣規定了刑罰的內容，雖然非常模糊。

接下來，我會說明為什麼題目中所謂「用辯證法思維分析刑禮關係」的觀點是荒謬的。

涉獵中國法制史時，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把禮等同於法，這才會錯誤地認為「禮」可以維護社會秩序。如果這一個問題不能釐清，那麼就無從知曉上面那篇引文真正的致命傷在哪裡。要說這個問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對比周禮和同時期的法律，看到它的局限在何處。

周禮最大的問題，首先是對越禮刑罰的輕重缺乏明確的定規。因此違禮的後果沒有一定之規，輕的發個飆算了，重的就直接興兵討伐。前者有《史記?孔子世家》中孔子奉魯國君命會齊景公時，請命有司卻又作罷的例子，後者則有宋襄公討伐曹國的典故。所以，引文中的這一句話：「對於一切違背『禮』的行為，進行刑罰處罰。凡是『禮』所禁止的行為，亦必然為『刑』所不容」，其實是不成立的，它同時受各種政治關係的制約。退一步說，即使嚴格遵從《周禮》的規定，我們最多只能知道違禮會遇到哪些刑罰，卻並不知道某個特定的行為會對應到某個確定程度的刑罰上去。

周禮的另一個問題在於覆蓋面太窄。舉凡《周禮》，大部分內容談的都是社會公共行為規範，比如祭祀、貴族社交，但這些和老百姓的生活無關，故無法用於界定百姓生活中的大量規範，比如經濟法和度量衡。這些實際的問題在戰國時期越發地明顯，這才有了法家立論的基礎。典型的如《史記?商君列傳》中提到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規則。其中的「倍其賦」，明顯是經濟懲罰，但並不屬於「刑」，更不屬於「禮」。

所以，周禮事實上無法被當作法律來執行。它涵蓋的內容太少，對具體生活的細節規定也太不清楚。有興趣的朋友若是願意對比《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對各種案例場景的細分回答，自然能理解我的意思。

但是周禮是不是完全沒有價值？不是。其中的奧妙，恰恰在於問題描述中後面那句「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相為表裡」上。很多司考教材說這出自《後漢書?陳寵傳》，但我查閱到的，則是出自《文獻通考?刑考三》。如果認真閱讀我在參考給出的上下文就知道，陳寵真正的目的，是要區分出漢和帝時律令中不符合《甫刑》的部分，並加以去除。其實陳寵的整段話說得非常清楚，所謂「出禮而入刑」，只是一個原則意義上的定義，即違法禮制的行為需要受懲罰而已。也就是這句話，說明了一個道理：這裡所說的「禮」，實際上在規定刑與不刑的原則，而不是具體的如何施刑，否則陳寵後面提的要求就沒了意義：「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闢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並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這裡的目的，在於使刑律符合禮制的規範。如果真的如上面所說，「禮」為教化，「刑」為處罰，地位相當卻目的不同，那麼就意味著兩者相對獨立，這樣刑罰的細則即使和禮教規定有些許偏差，顯然也不需要如此大費周折地修訂律條。

所以，「禮」不是「法」，「刑」也不是「法」，且「禮」和「刑」之間唯一的可能，是「刑」從屬於「禮」，這才合乎邏輯。

那麼，「禮」究竟和「法」區別何在？我的看法是，所謂的「禮」，應當被歸於立法原則的範疇，如果非要用西方法學的觀點來看，應當被歸類於法理學，而不是法律本身。具體到春秋時期，刨去《周禮》中對各種官職角色的職權劃分，「禮」所規定的，都是一些原則問題：比如維護長幼尊卑、比如保持社會階級。而「法」則不然。春秋戰國的「法」，是一套用於治理國家的基本框架，它的角色不是負責保持周禮以血緣為基準的尊卑制度，而是試圖定義一套新的，以戰功為標準的尊卑制度。它和周禮的出發點南轅北轍。所以商鞅變法中才將立功封爵作為激勵國人的重要手段，而儒家卻認為這是違禮的行徑。

相信讀到這裡，大家也都能看出其中的問題：所謂「禮」、「法」、「刑」之所以辯論不清，根本的原因在於，這裡的「法」和現代意義上的「法」存在一個微妙的概念差別：儒家所謂的「禮」，以及法家所謂的「法」，對應於現代社會中的同義詞，其實是「立法原則」；而春秋時期真正對應現代意義上「法」的辭彙，其實是法家觀念中的「律」，以及儒家觀念中的「法」。我相信，這就是商鞅變法時引入「律」這個術語的根本理由——只有這樣，才能區別法理學（西方標準）或政治學（法家理論）意義上的「法」學，和執行意義上的「律」令。而所謂「刑」罰，地位甚至還排在這兩者之後。

所以回到提問者最初的問題：問題說明中的所謂「辯證法意義上的表裡關係」，根本不存在。真實的關係是：「禮」是儒家社會對社會準則的基本概念，「刑」則是法令所規定的懲罰手段。而無論是刑還是法，在儒家社會的形態中，最終都要符合「禮」規定的最高原則。用一個不恰當的類比：兩者的差異，類似於憲法和刑法，看上去雖然可以籠統地被歸為社會規範，但兩者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概念。把「禮」和「刑」放在同一個地位上「互為表裡」，並「共同維護社會秩序」，只是歷史發明家的囈語而已。

最後，摘抄一句《唐律疏義?名例第一》的引文作為結語：「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長孫丞相都寫得這麼明白，後人要還在這裡閉上眼睛就沒有懸崖，就太沒意思了。

參考：
《周禮》http://ctext.org/rites-of-zhou/zh
《史記?孔子世家》http://ctext.org/shiji/kong-zi-shi-jia/zh
《漢書?刑法志》http://ctext.org/han-shu/xing-fa-zhi/zh
《文獻通考?刑考三》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57294

推薦瞿同祖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書里對中國古代的「禮」與「法」描述的很清楚。，而且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對於二者的描述是否依辯證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