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黨錮事件，對三國亂世有多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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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桓帝時代的兩次黨錮之禍，後續影響持續多年，對後來的三國亂世的格局有哪些影響？

很多人喜歡寫三國亂世，先寫黨錮，再寫黃巾。誠然，這兩件重大歷史事件對漢末亂世確實有著鋪墊的作用，亂世中湧現出的各路諸侯，在這兩件重大歷史事件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參與。

就切題來說，造成漢末亂世的原因有很多，我覺得可以用「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效應來描述，譬如：黃巾之亂誘發涼州之亂，因為涼州之亂，漢廷徵調南匈奴兵，又引發南匈奴內亂，徵調烏桓兵，引發張舉張純叛亂。

造成亂世割據的主因，我一直認為是由董卓之亂引發，而董卓之所以能入主朝廷，何進圖謀宦官又是前因，而何進聯合袁紹欲清除宦官的動機，必然能聯繫上兩次黨錮的後續影響了。

第一次黨錮，為期半年，我認為，這次黨錮事件與桓帝個人意願有關。

李膺曾經為了執法，而將張讓的弟弟張朔正法，張讓找桓帝投訴，桓帝都是公平處理，讓李膺和張讓當面對質，張讓理屈認輸。

延熹九年（166年），李膺違背朝廷大赦，私自處死術士張成，同時，違背大赦而殺人的官員還有成瑨，這一系列事件才引發桓帝震怒，將李膺、陳寔等人抓捕入獄，成瑨、劉瓆兩人棄市。

這次政治事件的解讀，可以說是桓帝對高級官員拉幫結派，違背法律，濫用私刑而採取的反擊措施，雖然有大部分被定性為「黨人」中的士人官員是受到連累、冤枉的，但李膺、成瑨兩人冤不了，違法事實是有的。

半年後，桓帝在老丈人竇武的再三申請下，同意解除黨錮，大批「黨人」又重歸朝廷。

第二次黨錮，為期十四年。

這次黨錮事件起因是竇武掌權後，欲與陳蕃合理清除宦官，為第一次黨錮復仇。竇、陳事敗後，同情者繼續在朝廷中為兩人伸冤，次年，中常侍曹節趁著侯覽與山陽督郵張儉互相攻擊之時，將山陽郡黨人案辦成了全國性的政治事件。

同樣的，中平六年（189年）何進掌權後，他要做的事，無非是效仿竇武，為這十四年的黨錮」復仇「。何進出身微賤，他是為了向士人靠攏，成就家族名望，算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可是這事情拖沓幾個月而不能決斷，不肯撕破臉舉起屠刀，最終百密一疏，被宦官包圍，自己死在劍下。

從此，引來董卓進京，亂世開啟。

本人作品中對這兩次黨錮有過詳細分析。可供參考。

黨錮之禍

_@臭鹹魚已經答得不錯了。容我想想再做答覆吧。

謝 @浪子天妖邀

歷史發展有所謂「遠因」、「近因」與「導火線」，有因、就有果。

歷史事件基本上都可以套用這條「公式」，有說沒有「沒來由的愛」也沒有「沒來由的恨」

黨錮作為東漢後期的重要歷史事件，它當然會是後來開啟三國的因，甚至可以說，正正是發生了「黨錮」這個因，那麼後來一連串的果，就成為這個「規律」底下的必然。也就是說，當「導火線」引爆那個因果積累的火藥。那麼爆出來的，縱使不是「三國」，也會是「四國、五國、六國」。內裡的因果關係，正是歷究歷史的趣味所在。

我想這個趣味，還是留待自己發掘比較快樂。

簡單說下吧

黨錮事件是漢朝權力高層鬥爭而引起的。

從客觀的歷史角度而言，宦官勢力代表的是皇權，當然也有他們自己的私慾

而士大夫、外戚團體時有合作，他們控制政治輿論，把自己擺在道德的制高點，造奪權之謀，行廢立之實。

兩拔人如何鬥爭不是這個問題重點，但社會的政治輿論被士大夫掌控，他們共為黨羽，同氣連枝，反對當時政治利益分配，所謂的黨錮自然是打擊這些團體的。

黃巾之亂，對王朝有著極大的衝擊，所以黨人勢力得以逐漸恢復，而董卓造亂之後，為了收買人心，獲得士大夫支持，大肆起用黨人，也為他的敗亡買了單。

黨錮無非就是受到牽連的人終身不能做官，當然部分被搞死、流放，而那些所謂的黨人，自稱清流名士，大多是地方豪族，他們在地方形成了取官的政治壟斷，皇帝得罪了他們，還怕他們和黃巾一起造反，當時的政治無非就是利益的爭奪，黨錮是宦官與士大夫爭權之後的結果，加速了社會的動蕩，東漢滅亡與此有關。

黃巾之亂是底層民眾的反叛，導致的原因是社會的不公，貧富的巨大化，加之天災人禍，使得百姓被剝削過度，聚眾造反，要說罪魁禍首，皇帝、宦官、士大夫、外戚這些統治階層都脫不了干係。

黃巾造反是社會矛盾累積的必然，若沒有以「黨錮」為代表的權斗，漢朝未必會亡。

至於三國時期，豪族進一步擴大了自己在政治領域的優勢，軍閥混戰之間，豪族間的同盟更加的地域化，正規化，如陳宮迎呂布，曹豹迎呂布，呂大將軍雖然名聲差，但在漢末很吃香，易於控制，經常成為代言人，在制度上以曹魏代表的九品中正，季漢一國的荊楚從龍，吳中四貴，新的豪族取代舊的豪族，當然也有部分名門在動蕩中挺了過來，繼續發揚光大。

瀉藥

兩次黨錮之亂。

主要矛盾集團：宦官集團，士大夫集團（外戚在內）。

影響？可以說是開啟三國時代的爆發點。

說白了就是掌權者（宦官和士大夫）兩方集團互相碾壓，此消彼長，各種相互bb，百姓遭殃，黃巾起義，軍閥董卓進京直接導致東漢崩盤。然後各路軍閥玩起來，開啟三國時代。

簡單說就這樣。

東漢黨人代表世族的利益。東漢立國和西漢不同，東漢依靠的是豪族地主的勢力，豪族地主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世家大族，他們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
東漢中期後朝堂的兩股勢力，外戚和宦官（實際上代表皇帝），在皇帝幼年和成年後是交替執政，對待外戚和宦官的態度，世族各有不同，世族對待外戚是有鬥爭，也有合作，而對宦官則主要是鬥爭，黨錮之禍就是皇帝和宦官對世族的清算，黨錮之禍後，世族也在尋求機會，所以當外戚何進謀求對付宦官時，其支持者大都是世家大族。黨錮之禍後的黃巾起義，給了世家大族以增強實力的機會，而此後何進誅殺宦官失敗，使外戚和宦官實力大減，在給地方軍閥董卓以可乘之機的同時，也給了世族增強實力的機會，所以最後當王允殺董卓的時候，國家已經分裂了。

沒有這個事情，就不會有後面的董卓進京一系列事情，曹操可能真就是個征西將軍，劉備可能賣草鞋，孫權當個長沙太守或者荊州刺史了，更別說後面的事情。漢王朝也就不止四百年了。不會有五胡亂華號稱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時候了

直接影響的應該是黃巾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