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的作品能真正反映伊朗的電影水平和社會文化真實狀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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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是典型還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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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放在更大的框架和更高的角度上來看，需要大體了解一下伊朗電影發展的脈絡，通過阿巴斯的個人經歷和作品來探討一下他在伊朗電影史上的地位，才能推出一定的結論。
伊朗電影起源於二十世紀初，1895年電影誕生後逐漸傳播開來，最早由從事外交和貿易的歐洲人傳入伊朗，類似西方世界，早期的影片主要是生活紀實，不過人物都是宮廷貴族，由御用攝影師負責拍攝。最早的故事片誕生1930年代初，逐漸發展成有體系的專業圈，直到不少旅居印度等地的專業人士紛紛投入才真正形成「伊朗電影」。四、五十年代，伊朗國內主要消費的是西方引進的電影（以俄羅斯、美國居多），波斯語配音。伊朗國產片的技術和藝術水準相對較低，充斥著商業氣息濃厚的模仿作品，當然民眾對電影的愛好有增無減。直到六十年代初，一批二戰後成長起來的電影人開始嶄露頭角，他們有著對伊朗民族文化深深的熱愛和對電影藝術的新認識，有的還是接受了西方先進電影理念的海歸。他們共同的理想是拍攝出伊朗特色而非模仿西方的作品（五六十年代巴列維王朝跟美國關係很近，電影也學美國，商業片和類型片佔主導，缺乏有思想深度和藝術價值高的作品）。其中以大流士·梅赫朱伊（Dariush Mehrjui）最為突出，他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專業，最著名作品之一的《牛》（Gav, 1969）曾獲得1970年威尼斯電影節的評委會大獎。進入七十年代的伊朗電影迎來了短暫的繁榮，產量和質量都有整體提高，文化部門主推的電影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隨著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爆發，電影業遭到整頓和重挫，電影人們在嚴格意識形態控制下不得不向當局妥協。隨著局勢趨穩，人們對文化發展也有需求，百廢待興之際政府對作為文化宣傳工具的電影非常重視，在伊斯蘭的框架內製定了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並成立「法拉比」電影基金會等機構扶植本土電影的發展，一方面是宣揚「主旋律」的伊斯蘭思想，另一方面也在於抵禦西方文化的滲透。經過幾代導演的探索和創新，「戴著鐐銬跳舞」的伊朗電影中的多位導演和其特點鮮明的作品開始被世界知曉（尤以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多部作品和導演最為人熟知），逐漸有了影響力，成為眾多專業人士的研究對象，也成為影迷評頭論足的話題。可以說，革命後的伊朗電影與革命前的已經有了很大的區別，但都是建築在伊朗文化基礎之上的。
在伊朗獨特的文化背景和電影發展的脈絡中，阿巴斯成長於這樣的年代和環境。從其個人經歷來看，早期（1960、70年代）學習美術，利用業餘時間從事平面設計、宣傳廣告片製作等，後來受邀加入伊朗文化部門下屬的「兒童及青少年心智培養機構」（尚無官方譯名，英譯為Institute for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開始從事短片製作，從編劇到導演，逐漸走上電影道路。我們知道，伊朗有不少曾以拍攝兒童題材影片見長的導演，如馬基德·馬基迪（Majid Majidi）、賈法爾·帕納希（Ja"far Panahi）、易卜拉欣·福露澤什（Ibrahim Foruzesh）等，阿巴斯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們中很多人曾在該機構得到培養和鍛煉，積累了豐富經驗，為日後在專業上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阿巴斯的早期作品包括《小學新生》、《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等兒童題材影片，充滿了童趣的故事。隨後，阿巴斯通過拍攝《生生長流》、《橄欖樹下的情人》等作品（該兩部作品與《何處是我朋友的家》被譽為「地震三部曲」，情節上的暗合和演員上的選用都能串聯起來），進一步描繪了伊朗北部鄉村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手法愈顯成熟，自然光、長鏡頭、非職業演員演自己、無固定台詞等特點使得其影片風格迥然於一般的故事片，帶有濃厚的紀錄片色彩，天然無雕飾、真實而感人，引起了電影界的熱議。他最著名的故事長片可能是《櫻桃的滋味》，故事非常簡單：名叫巴迪的男子計劃結束自己的生命，他開車出門遇上了士兵、拾荒者、神學院學生等形形色色的人，通過與他們的交談試圖說服別人幫他收屍埋葬，都不得成功。最後在與一位老者交談時被對方類似的經歷打動而放棄的自殺的念頭。這部作品中表現出的導演對人生的思考深度，對生死話題的處理和藝術詮釋，無不顯出高超的水平，儘管劇情平淡，表演無奇，仍被譽為是傑作，也獲得了戛納電影節的最佳影片金棕櫚獎（1997）。隨後，阿巴斯在創作上顯示出更多的實驗性和個人風格，特別是作品《十》中，用架設在計程車內的數碼攝影機拍攝了女司機與乘客的十段交流，完全通過人物的對話來表現。
如今，阿巴斯已70出頭，也較少地在國內拍片而比較多地在歐洲從事電影相關的活動。回顧他的導演生涯，從拍攝兒童題材影片起步，到關注普通人的生活，進而引入對人生的思考，對社會現實的反映，階段和層次是比較明晰的。可以說，他是伊朗電影最為傑出的代表之一，其作品中體現出獨特的「伊朗味道」，卓爾不群。阿巴斯的電影題材多對準普通人的生活，劇情往往特別簡單（有時候簡直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以至於讓有的觀眾誤以為是紀錄片。手法特點上則以長鏡頭、自然光、非職業演員的本色表演等著稱。（張藝謀的《一個都不能少》多少帶有阿巴斯影響的痕迹，賈樟柯的電影也有這樣的特點）。若把他放在伊朗電影史中來看，應該是一個承上啟下、開創新局面的關鍵人物。他的風格樸實無華、貼近生活，還原真實，影響了後來的很多導演，引起競相模仿。如著名導演賈法爾·帕納希，他在阿巴斯身邊做助理導演很多年，好幾部作品的劇本創意也來自於阿巴斯的幫助。至於為什麼說他是大師，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有人認為他的作品缺乏劇情衝突、人物沒有個性、畫面單調，缺乏觀賞趣味，總而言之——不好看；個人認為，阿巴斯的作品不一定能用「好看」與否來簡單概括，其中所反映的內容更貼近於電影的本質，而在創作手法、藝術表現、思想內涵等方面，又不是一般電影導演能夠模仿的，這份獨特成就了阿巴斯，奠定了在世界影壇的地位，也為伊朗電影贏得了聲譽。
儘管阿巴斯等一系列著名導演以自己的作品為伊朗電影樹立了標杆，但不能否認伊朗電影整體上的發展仍處於較落後的水平。伊朗國內的電影製作水準相對於目前國際上先進的來說比較落後，不論技術或藝術水平都不算高，發展比較緩慢。目前，伊朗電影每年產量約為70~80部，絕大多數沒法輸出，而國內票房只能說是一般。外界所知曉的在國際上獲獎的伊朗電影，多半是「牆內開花牆外香」，叫好不叫座，有些甚至沒法通過伊朗國內的審查。而很多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導演或許並不如商業片導演受歡迎，不少伊朗影迷認為獲獎的導演和作品都是些迎合西方的產物（比如反映窮苦百姓生活，容易讓人產生對該國生活的誤解），現實中的伊朗要比電影中表現的落後、閉塞要強很多，伊朗人也可以是很現代很時尚的。當然伊朗國內也充滿了表現都市中產階級的商業電影，不過在藝術水平和文化價值上幾乎無法與那些獲獎的影片相提並論。
這樣的問題似乎對於中國電影也存在。要說單個導演的作品是否真實地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電影水品或者表現社會文化真實情況，倒不如說一批導演的作品是否如此來得更好。至少伊朗電影的名聲依靠著一批革命後崛起的電影導演得到了大大提升，說明藝術水平上得到了世界的認可（當然，也不否認存在文化獵奇心理，陌生和距離產生美）。要了解伊朗電影，光研究阿巴斯一個人的作品恐怕遠遠不夠（儘管他很有代表性）。個人觀點，阿巴斯的作品更多地聚焦中下層窮苦百姓（似乎其中農村地區還不少），有時候帶有意識流的感覺；大流士·梅赫朱伊的作品如《蕾拉》對理解伊朗人的婚姻很有啟迪；而對於揭露社會矛盾，賈法爾·帕納希的幾部都市生活題材作品如《生命的圓圈》（2000）、《赤色黃金》（2003）、《越位》（2006）等更為出色；馬基德·馬基迪的作品也多以小人物為主角，其中的情感和人性比較生動；馬克馬巴夫的作品對電影實驗性、開放性的探討獨樹一幟，阿富汗題材的作品引人關注；由於本身是少數民族，巴赫曼·戈巴迪的作品則更多地描繪庫爾德人的生活，如《醉馬時刻》、《半月》等，也有像《無人熟識貓人》（2010）這樣拍攝地下流行音樂的實驗性作品；近來比較出名的法爾哈蒂（Asghar Farhadi），其作品《一次別離》等也折射出伊朗人婚姻生活中的困惑；旅居法國的女導演莎塔皮（Marjan Satrapi）的《我在伊朗長大》相信很多人看過，雖然不能算作典型伊朗電影，其中講述的歷史和文化衝突耐人尋味……隨著新一代電影人的成長，伊朗電影也逐漸地多元化起來。
先談這點吧，對於本文涉及的影片如果大家需要詳細資料的本人可以提供~

應該比較片面的

類似國內賈樟柯韓國金基德吧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