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用「數目字管理」是否對現實具有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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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961771 及首答案的評論有感。他試圖以此解釋近代中國的失敗，那麼按照最基本的反作用原理，是否就對現實具有指導意義？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二戰日德豈不是該理論的典範？

黃仁宇解釋過他的「數目字管理」的由來。

初始，他作為中國國軍的軍官，面對強敵日本，舉國艱難抗戰時，他一直在考慮，為什麼日本與中國的國力差距如此之大，甚核心問題究竟在哪裏？

後來，戰爭結束，他赴美學習歷史，成為專業史家。一次機會，應李約瑟之邀，為劍橋中國史撰寫「宋朝」相關的「經濟部份」。原定只是很少的工作量，他竟然花費了許多年，最終寫成了厚重的專論。

過程中，黃仁宇思考了幾個問題。

一、為什麼中國的歷史，對於民間經濟的記載如此之少？而相應於宋朝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日本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在宋朝就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黃仁宇更關心的是，這些成就如何取得？

二、談到如何取得，黃仁宇反省了傳統的史學專注，都在「帝王將相一家」身上著墨，大多史學著作，幾乎都成「英雄人物的身家事蹟」描寫。缺乏民間相關資料，黃仁宇以自已研究時的難處，他認為這是非常不對的。因為，僅憑英雄人物的事蹟，解釋不了歷史的進步。

從「宋朝的經濟題目」出發，到檢討「史學的觀點」，黃仁宇提出了「大歷史觀」的史學研究立論，簡單地描述（若有不足，請見諒）：

黃仁宇認為，社會也好、政治也罷、歷史、經濟這些事物的進步，不見得都是「人（英雄）」在推動。時間到了一定的點，你不用英雄人物，它自然也會出現相應的變化。（這個觀點，有點接近「比較史學」，但，又不完全是）。

換言之，宋朝出現交子一類的金融工具，不是某一個人物的偉大發明（事實上也很難查到是誰的創意），而是社會經濟、政治背景，到了那樣一個發展階段，它一定要出現這樣的東西，來作這樣的進步。

黃仁宇在一部份的書中，用蔣介石的日記，來說明蔣介石的執政因境，在另外一部份書中，又提到了日本明治維新，為什麼能成功，（對應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失敗），黃仁宇認為，日本政治變革的根基其實早就紮下了，是建築在大名和商人之間的相互借貸關係。為了說明這些，他在另一部份的書中，又解釋了荷蘭的股市出現，又說明了法國和銀行之間長久的戰爭借貸關係……。

包括解釋了，沒有文革式的積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根本不可能成功！

恕空間有限，我無能將黃仁宇千百萬字的論述，用數百字一語概括（那是不負責任的）但，以我的閱讀經驗，我認為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是很能自圓其說的，因為一切一切的例子是那樣的嚴絲合縫。

而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核心就是「從數目字上來管理」。

一般人在沒有認真閱讀黃仁宇的書，僅憑看到這幾個字，就來引伸演釋，其實是有缺失的，黃仁宇為了解釋「從數目字上來管理」，不惜寫了一本接近於小說的偉大史學著作「萬曆十五年」，黃仁宇用「明神宗、萬曆十五年（1587）」這一年發生的大小事情，來解釋「數目字無法管理」，是怎樣導致一個帝國的崩潰。

包括海瑞，包括張居正，包括戚繼光，這些我們熟知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試舉一例，書中正面探討了「張居正到底有無包庇威繼光」，「張居正到底有無貪污」，黃仁宇用各種數字連貫解答，破了歷史上的大謎，非常精彩！）

洋洋數十萬字，讀來一氣呵成，叫人不忍釋卷。

若要理解黃仁宇，起碼的，讀過這本書的工作是必需的。

回到命題，「數目字上管理」現實到底有沒有作用，有的。黃仁宇在書中舉過一個例子，他說，中國為什麼要「改革開放」，他說了一個小故事，文革末期，鄧小平為了說服政治局，作改革開放的大動作時，鄧小平舉了件當時的時事，為例：

有一艘運油船，從大連（還是上海？恕我書讀多年，不能記清細節），要將油運往天津，以供北京使用，延路各地政府，不惜派船出海搶油……。

鄧小平說，再不改革開放，國家經濟就要崩潰了。（大意如是，待查）

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用數目字來組成，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要改變掉由上而下的統治方法，中央政府訂立了「井田制度」，全國就要一體施行，從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來施政，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是失效的。

（我個人的理解，中國的施政，一直有點像中醫，先自已畫個圖，自以為是地發明了身體各個器官的功能，然後，在這個虛偽的假設上，施以中藥。政治也是，設訂一些自以為是的藍圖，然後強迫施行。）

黃仁宇舉的最好反例，是王安石的「青苗法」新政變法。青苗法絕對是為了農民利益出發，為了促進生產，但，因為沒有「數目字上管理」的工具，最後會成為惡法，甚至導致國家敗亡。於此，黃仁宇又舉例明朝，朱元璋大費週章，實施土地調查，出來了「魚鱗圖冊」，而奠定了明朝初期的澎勃國力。

（蔣介石定都南京之時，手中用以收稅的地籍圖冊，竟然還是延用的明朝「魚鱗圖冊」，黃仁宇嘆道，中華民國抗戰之難，可以此為例，蔣介石南京主政十年，收稅不過十億美金，以此資金，抗抗日本超過四年，而美國參戰後，第一筆美援資助就不止十億……）

要有人敢說「數目字上管理」，於現實沒有意義，那麼，我們可以反問他，請問，你如何解釋，中國為何要毅然拋棄文革，走向改革開放？

正因為是「數目字」告訴我們，文革式的，中國傳統式的，由上往下指導的經濟方式是撐不下去了。

恕我學淺，上面說的一堆，絕對不夠嚴謹，也必然有錯誤，但，我作為黃仁宇先生十餘年，一本書都不落下的忠實讀者，希望我的轉述，能不愧先生的著作，若有錯，請不吝指正。

謝邀。

從常識的角度說，如果一個人臉上有塊疤，是在學走路時跌倒留下的。若干年後，他老是說，要是那時我有這一身強健的肌肉支撐身體，就不會跌倒了。這個說法有意義嗎？

其實，黃仁宇所謂資本主義社會能實現數目字管理，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可以通過貨幣、財稅等的管理，來實施控制的一種手段，這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有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沒什麼錯。

錯就錯在，將中國過去的落後，歸因於缺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數目字管理（數目字管理，自古以來就存在，早在原始社會就有，如結繩記事，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記數，完全沒有數目字管理的社會，幾乎不存在），這就相當於說，我學步時，要是有強健的身體，就不會跌倒了。

錯還錯在，將數目字管理絕對化，數目字管理也有其作用邊界，不可能無所不包。黃仁宇在其《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中說，從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８０年間，中國已經具備了即將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規範，至於用何種數目字，則尚無定論。這表明，他心中也是無數的。

以今天已擁有的技術條件來看，要對結構比較簡單的社會進行數目字管理較易，但是今天不是從前，從前沒有這樣的技術條件。

研究死人永遠比研究活人容易得多，這裡的死人相當於既往史，他已經生成了，並成為一個不可更改的東西，由人去進行一系列的解剖分析，然後說他這也不對那也不對，但誰敢說明年一定會發生什麼，至多只能說個概率，再遠一點，不確定性就更大了。

在技術條件低下時的中國，就有過嚴格的數目字管理。計劃經濟年代就是，各色人等，身份是管死的，農村人要想成為城裡人，要麼是中專以上畢業生，要麼有其他極其特殊的理由，否則幾無可能。所有登記造冊的數目字，都是為了往死里管。

說個笑話吧，年青點的人們，可能都很難想像了。那時，全國人民都穿解放牌膠鞋，全國有多少人，男性女性各有多少，不同年齡段的各有多少，這是容易計算的，然後算出一個總數，然後分攤到各省去生產。結果是什麼呢，所有的個人愛好都被剝奪了，因為別無選擇，更糟糕的是，這種體制天然培育官僚，本來是應該上年底就該有下年的生產計劃，搞笑的是當年的計劃可以荒唐到年底才下，你還計劃什麼呢？

如果生產不出來怎麼辦，那就按人頭憑票證供應，這就是所謂的短缺經濟了。連成千上萬的從業人員的工資，也是由一個部門管起來的。你工作得再好，想增加一分錢都難。

如果數目字管理，突出的是無所不包的管，那麼，哪怕是當今最先進的社會，立即就只有死路一條。

再從常識的角度說，一個家庭，如果有１０個人，註定不能分家，怎麼管？８個兒子，個個都可以是能幹人，是讓他們給家裡上點稅，然後由他們只要不幹違法亂紀的事，就去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好呢，還是他們的一切掙錢行為，都要由父母管起來，要父母點頭才能幹好呢？顯然是前者為好。

有一句老話叫，民有十條路，九條官不知，這是正常狀態，是鐵律。現在還有一句話，叫算不過企業，拗不過政府。如盡用前者，也會亂套，如盡用後者，也就管死了。

再拿我們上的知乎來說，知乎團隊的人說，知友在上面的一切活動，都有數據記錄。如果知乎要在上面對已經產生的活動痕迹，設置一定的標準，清晰地找出知友們的各種活動規律，理論上可以，代價會很大，但意義不會很大。

因為知友是一個增量，知友的新需求更是一個增量，這個增量還連著社會的變化，滿足這個不確定性很大的增量需求，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找出規律，是要讓知友們只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知乎的討論氛圍就沒有了，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能不斷滿足知友們的新需求，知乎的前途就可能不可限量。

知乎的全部工作，就是要提供一個不斷改善的平台，讓大家更方便地傾倒知識，更能相互激發創見。而知友們究竟有多少知識，有多少創見，能量化嗎？

所以，我的想法是，把能數目字管理或者是能數據化管理的部分，交給數目字或者數據化管理，而這只是為了讓大家更有生氣、更有活力。這個世界永遠應該給不可度量、難以估量的創見、人們需要的自由表達，留足空間，沒有這個空間的社會，是無法前進的社會。

這個問題yolfilm兄和周曉農兄說得已經很好了，對於「數目字管理」的基本理解也就是這樣。

不過，如果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建議不要停留在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的概念，可以繼續往下讀。
推薦黃宗智的《華北小農經濟》，和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這是史學史上一個較為完整的脈絡了。

以前在學文化史的時候老師說過這麼一句話，「當一個理論能解釋所有歷史事件的時候，他就什麼也解釋不了」，「數目字管理"在我看來就是一個這樣的理論，當然同樣的內卷化也是這樣的理論。中國到現在也沒有能夠施行「數目字管理」，到現在也一直處於「內卷化」之中，這又是為什麼呢……

那在我看來，什麼是好的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理論？
建議去讀下張五常的《佃農理論》。

一場發生在我和黃仁宇之間的蘇格拉底式的對話

我：黃仁宇先生，您好，非常仰慕你，尤其是您寫的那本《萬曆十五年》，給我提供了一個解讀歷史的全新視角，發現歷史其實還是蠻有趣的！

黃仁宇：謝謝，承蒙誇獎！

我：《萬曆十五年》是公認的經典了，只是書中我有一事不明，還望先生不吝賜教。

黃仁宇：後生客氣了，請講。

我：您在《萬曆十五年》開頭的自序中提出了一個「數目字管理」的概念。

黃仁宇：是的，這是我在密歇根大學歷史系讀書期間研究明代漕運的部分成果，事實上，「數目字管理」是觀察明代（且不限於明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你不覺得，即便產生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明代的國家社會管理仍是一團亂麻，毫無原則邏輯可言嗎？

我：是的，我也隱約感覺到了。但《萬曆十五年》似乎並未對「數目字管理」作系統的解釋論述，這本書我看了至少也不下三遍了，儘管每次讀都會有不同的感受，但這個「數目字管理」似乎總覺得如鯁在喉……

黃仁宇：不妨直說。

我：此書的一至四章寫文官的陰陽兩面性，第五章寫海瑞的歷史局限性，第六章寫戚繼光和張居正之間扯不清道不明的關係，第六章寫李贄的哲學觀，正文中似乎對「數目字管理」少有著墨，有也是一筆帶過、點到為止。這不免讓人困惑，這所謂的「數目字管理」到底是為何物？

黃仁宇：那你有了解過其他人怎麼看這個問題嗎？

我：王小波你聽說過吧？

黃仁宇：那個憤青界的旗幟？略有耳聞，略有耳聞，呵呵！

我：他有一本雜文集《沉默的大多數》，裡面有關於您的一篇文章，只是他寫得完全不得要領，膚淺之極，不提也罷。

黃仁宇：哦，看來後生也是有備而來嘛，可喜可賀！

我：所以還望先生指點迷津！

黃仁宇：其實我在《萬曆十五年》中還是提到了「數目字管理」的大致含義，當然如你所說，篇幅不長，所以給你造成了一種語焉不詳的感覺。

我：您是指「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中的那段？

黃仁宇：是的！容我原汁原味複述吧：「地方支出中數字最難固定的項目，即來往官員的旅費。這筆費用既由各大戶分攤，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財政開支大都根據固定的數字。同時又因為開支涉及的範圍很小，多數地區均可自給自足。其有特殊情況不能自給的，按規定應由距離最近而有贏餘的地區直接補貼。這種地方自給的財政制度推行到這樣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衛軍士的軍餉不是由國庫支出，而是指定應天府內5000個納稅人把他們應交的稅米直接送到這5000名軍士的家裡。這種以贏補虧而不由上級機關總攬收支以節約交通、通訊、簿記、倉庫管理等各項後勤支出的財政制度貫徹於本朝的始終。全國滿布著無數的短途運輸線，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管理。到後來稅收已由實物折為現銀。這種原始的方式也由於積重難返，而且中級機構又缺乏組織，而無法完全改變。」

我：先生果然厲害，這麼一提挈，以前模糊的概念似乎一下子清晰了。

黃仁宇：後生過獎了！

我：而且，我覺得這種現象在當今中國仍然存在，您剛才提到的金吾衛軍士的軍餉問題以及所謂的短途補給線，不正是所謂的財權和事權不匹配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事權不清、財權不明，兩者之間的界限界定模糊，這已經成了當今中國財稅體制改革中的一個瓶頸和頑疾了。

黃仁宇：原來如此，想不到30多年過去了，我的書並沒有給歷朝歷代的執政者一些教益和警醒，唉，嗚呼哀哉……

我：先生您也不用自責，您已經盡了知識分子最大的努力了。事實上，當今中國在「數目字管理」上面臨的問題遠不止這些。

黃仁宇：願聞其詳。

我：您知道中國有一種費叫「教育費附加」嗎？這是一種對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徵收的一種附加費，它的作用是發展地方性教育事業，擴大地方教育經費的資金來源。

黃仁宇：我不明白你說的，教育支出明明是公共財政支出的保障內容，為什麼要在收入中進行強制切割呢？儘管它有一個良好的目標和動機，但這明顯是一種稅上稅，加重稅負不說，而且違背了稅種互斥，有重複徵稅之嫌。更為關鍵的是這種管理方式無疑會讓整個財稅體制變得混亂不堪，這是不是意味著諸如農業、科技、文化等的支出也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強行徵稅呢？

我：是的，這是稅收收入上的問題，財政支出上的問題就更大了。上級對下級的轉移支付多以專項轉移支付為主，這背後其實還是財政部門和其他部門的財權之爭。專項轉移支付有很多弊端，最突出的四個就是：為解決個案而解決個案；資金分配自由裁量權過大；分配不公平；信息不對稱。

黃仁宇：看來財稅體制改革真是任重道遠哪……

我：剛才我向你請教的都是制度層面的東西，其實，在實踐層面，我覺得「數目字管理」更是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黃仁宇：後生請講。

我：舉個例子吧，現在的政府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統，這些系統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它們各自為政，相互之間沒有什麼聯繫、協作。您知道這會產生什麼後果嗎？

黃仁宇：雖然我是研究歷史的，但對基本的計算機知識還是略懂一二，這種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數據冗餘」，原始數據只能在一處存放，他們難道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不明白嗎？

我：先生所言極是，「數據冗餘」狀態下，各種數據真假難辨，更別提什麼「數目字管理」了。敢問先生，國外在這方面有什麼值得借鑒的方法嗎？

黃仁宇：你聽說過「最小數據集」嗎？

我：沒有，請先生明示。

黃仁宇：「最小數據集」的概念起源於美國，最初是為了規範出院病人的信息收集工作，這些數據不久被用於創建統一的醫療支付賬單（Uniform Bill）。一言以概之：「最小數據集」是指通過收集最少的數據，最好地掌握一個研究對象所具有的特點或一件事情、一份工作所處的狀態，其核心是針對被觀察的對象建立一套精簡實用的數據指標。

我：我有點明白了，這好像是一個集合概念，有點類似「最小完備集」，不同的兩個「最小數據集」應該是互斥的，它們之間沒有交集，但這些「最小數據集」可以組合形成更大的數據集合。

黃仁宇：說得非常好，「最小數據集」之間的互斥保證了原始數據存放的單一性，這樣就避免了數據冗餘現象。

我：而且「最小數據集」提供了在此基礎上進行不同層次數據架構的基石，就像金字塔一樣，底層的「最小數據集」為之上的數據分析和數據倉庫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這真是太神奇了！為什麼這種基礎理論創新國外總是領先於國內呢……

黃仁宇：哈哈，這個你問到點子上了，事實上，任何具體科學的成就都和哲學思考上的深度密不可分。早在公元前400年，古希臘的德謨克利特就提出了著名的原子論，他認為原子是組成物質的最小單元，是不可再分的，而且我認為「最小數據集」的靈感來源就是原子論。這種類似的情況很多，比如柏拉圖的「理念論」，我覺得就是「面向對象編程設計」的靈感來源……你如果對此有興趣，可以看看西方哲學史，通過向這些思想巨擘學習如何思考，我想一定會讓你受益匪淺！

黃仁宇所說的「數目字管理」是什麼意思，@yolfilm叔已經講得非常細緻了。我只想補充一下自己的想法，會略有偏題，只求不摺疊。

「數目字管理」據我的理解，就是強調了「定量分析」的重要性。很多科學家沒讀過黃仁宇，也沒聽說過「數目字管理」，但「定量研究」卻是他們一直在強調，也是一直在踐行的方法論。自然科學就不用說了，經濟學家從小到一個員工的績效、一個公司的運營情況，大到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都應用對應的數學模型進行研究和分析。正因為經濟學如此講求實證性，重視定量分析，才出現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盛況。老牌人文學科社會學和政治學，如今也非常注重統計數據分析這樣的定量實證研究。道理就在那裡，無論你用什麼方式去表達它。

為什麼要追求定量？為什麼定量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我認為主要原因有兩點。

1. 數學語言是最客觀、準確的邏輯語言
數學邏輯是一種形式邏輯，它是人類所有語言中最客觀、最準確的邏輯語言。它的客觀性體現在定義準確、邏輯自洽。定義是抽象思維的根基，定義不準則根基不穩。在其它非定量學科體系中，很難做到像數學一樣定義準確明了。比如什麼是自我意志、什麼是權利、什麼是自由，誰能給出一個精準的定義並且所有人都同意？不能，所以在哲學、法理討論中，經常會流於苦辯、走向極端。談到最後才發現是定義問題，「當我們談道德時，我們在談什麼？」而數學語言定義準確，不會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涵義，故「2+2=4」對所有人都是一樣。但是數學語言不能像其它語言那樣表達那麼多內容，沒有人可以用數學語言來表達「我餓了」或者「我想你」。

2. 定量是人類認知、實證的最佳工具
在網上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副圖，一方國際象棋棋盤上立著一根柱子，然後問你棋盤上兩塊格子顏色一不一樣。雖然看起來顏色很不一樣，但實際上是一樣的，以此來論證人的知覺的不可靠。我第一反應是想，用Matlab導入圖像算一下兩塊格子的灰度值，顏色一不一樣立馬就出來了，稍微學過圖像信號處理的都懂。這不就是「數目字管理」嗎？測量測量，以量為主。我一直認為，測量是人類知覺的延伸。將人類的經驗因素轉化為量，就可以達成認知的共識。在同一房間中，有人覺得熱有人覺得冷，但大家都同意溫度是17攝氏度。人類不能像皮皮蝦一樣看到那麼絢爛的顏色，但是任意一束光打過來我們都能測出它強度多少頻率多少。

實證性不想多說了，在數字中發現真相，用數字作為證據。

日德確實是典範，但是二戰的勝者美英就不是典範了嗎？
英美的勝利當然是數字管理更加勝過了日德

「數目字管理」據我的理解，就是強調了「定量分析」這一科學方法的重要性。但是，一個帝國的體制的運轉，往往很難僅靠一種科學措施（技術性手段）或者運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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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張佳偉
《帝國的統計師和精確化運動》

他初上任帝國統計師時，唯一的工具就是紙、筆和一個老舊算盤。紙粗，筆禿，算盤被用了三十年，傳了四代統計師，被摸得溜光圓滑。

他一開始就知道，這個算盤被當作玩物或鎮紙的時光，遠多過用來計算。統計師們彼此心照不宣：帝國的統計師只是擺個樣子，他們只需要把算盤珠撥出清脆如流水的聲音，念幾句似是而非的口訣，看樣子像是在精確統計，就可以安心度日。

每天，他高興時撥撥算盤，不高興時就打打呵欠，最後交出一些統計數據。帝國四方快馬傳來的書簡，寫滿了鹽、骨粉、染劑、生薑、茶葉、瓷器、木材、皮革、礦石、香草、玳瑁、糖、魚乾、油、漆器、繩索、絲、麻、罌瓮、人口、男丁、女子、新生兒、老死者、孝子、廉吏、馱馬、水牛、黃牛、羊們的數據。他偶爾略看一看，高興時就算一算，但大多數時候，就虛擬一個數字，寫了下來。他知道這數字的意義就是填充空白，讓一切看上去像是那麼回事，即可——就像傀儡的笑臉，並不一定要太像真人。

他知道這樣很不負責任，但他也知道：帝國並不靠這些數據支撐。支撐帝國的是道德、人情、習慣、風俗和一些模糊的存在。他知道，下級官吏也是這樣做的：參考過去若干年的事兒，大致計算個數字，交上去了事。帝國活在地圖上，活在臣子們的口中，活在天子的腦子裡，而並非依靠這些數據。他知道，臣子們關心他統計數據的書法是否美妙，遠過於在乎數據的準確性。

於是日子過得慢而悠長。他像一個詩人似的睡在午後陽光里，像個詩人一樣編些數據。有些數據力求對稱，有些數據為避巧合得刻意分開些。他看著統計數據，偶爾幻想一下帝國的田園風景：哪個男人為了娶妻，去集市買了染布、驢和鹽做聘禮。他的笑臉只記在了小販們的心裡，沒寫在數據上……他打個呵欠，繼續編。

後來，改朝換代了。新天子繼位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給出精確的數據」。他和其他的統計師被天子廷訓。天子說：「我要對一切了如指掌！」

為了讓統計師們認真工作，天子推出了嚴格的獎懲制度：誰提出一項可以嚴格施行的數據統計項目，誰就獲得賞賜。統計師們爭先恐後的工作，半年之內，帝國的數據統計整齊肅然的樹立起來。天子龍顏大喜：

「從今而後，毋欺毋瞞，天下為之廓清！」

從此，帝國進入了一個數據時代。

出生的嬰兒，死去的老人，賦稅，谷粱，田畝，房產，牛，羊，這一切都被納入了數據統計。晚了一步的統計師們不斷想出新計策來獻給天子：

「應該統計男女行房生活的次數，以便了解掌握帝國的生育率和安全套需求。」

「准奏。」

「應該統計素食主義者的人數，以便控制帝國肉用畜類的繁殖。」

「准奏。」

「應該統計人均每日攝入酒精的數字，以便協調各種酒類的生產，以及酒後亂性專用旅店的控制。」

「准奏。」

「應該統計人均每天消耗熱量，再加上對蔬菜、肉類出產地的統計，給出最優的全民食譜，保證帝國民眾高效率且長壽命的進行生產。」

「准奏。」

因為工作出色，他被調進了天子御書房，在這龐大的體系中默默工作，複核並發布最終數據。他親眼看著看著數據項目日益增多。每增加一些項目，原有的計算體系就必須被推翻，重新開始。幸好他總是可以第一時間適應新的體系。天子再次發表宣言：

「數據能夠完全反映我們的生活！——如果不能，那就是數據還不夠完備！！」

他相信這一點。他相信自己在完成神聖的工作。他相信，只要數據足夠完備，就能夠完美的反映出帝國治下人民的生活。於是他工作得越發勤懇，於是愈得天子信賴，不斷觸及更核心的秘密數據。

於是，在某一年秋天，他的權力終於大到能讓他接觸到全面的數據：他能夠匯總、統計，注意到各地呈報的棉麻稻穀產量下降，而死亡人數在上升。年尾時，他算出了帝國年度死亡人數，對那個數字大感驚奇。他壯著膽子要求天子複查。「死亡人數多得異乎尋常。莫非是下方官吏統計錯誤？」

天子沒看他呈上的表單，而是看著他，答非所問道：

「聽說你以前很會編數據？」

「那是過去的事了。」

「你覺得死亡人數異乎尋常的多……怎麼會異乎尋常呢？」

「對比往年的數據，今年的確太多了。」

「既然如此，你心裡一定有個可以接受的數字了？」

「是的，只要按照往年的……」

「那就按照你的感覺，編一個吧。」天子斬釘截鐵的打斷他說。

他看著天子，有些犯愣。「可是，這樣一來，數字就不準確了……」

「說到底，不過是寫在紙上的一個數據而已。編一個你覺得合理的數字，然後忘了這事吧。我相信你的感覺。」

他編了一個數據，填寫完畢，然後告退。在退出門後，他還感受得到天子的眼神，一路追隨他的脊背。他一路想像著兩種情景：在他親筆算出的數據里，世間死亡枕籍，呼天搶地；在他自編的數據里，世間安居樂業，老人壽終正寢。後來，他開始認真的想像第二種場景，直到這種場景出現在他那晚的夢裡。

他知道，自己即將回到那種慢悠悠的生活，可以隨便編造數據的生活，可以從此生活在一個半虛幻的夢境里。他知道這樣的生活是怎麼樣的：一旦你開始撒第一個謊，就必須一直撒下去，永無休止。他還知道自己這樣很自欺欺人，但沒辦法。因為，他自言自語說：

「對天子來說，你也不過是個統計數據而已。」

個人比較贊同王家范先生對「大歷史」及「數目字管理」的解讀。王先生這樣講：

「大歷史」的概念，是黃仁宇先生的創意。先生中年始治史學(44—54歲)，但先前豐富的社會閱歷，無疑是助其治史自成風格的一筆寶貴財富。他以「大歷史」觀念寫作出的諸多論著，在大陸擁有廣泛的讀者，也多緣於論著富有現實感。

以《放寬歷史的視界》為代表，還包括《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等，以不同的表述形式，反覆強調中國歷代沒有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缺乏中層的技術操作環節，是妨礙向現代化順利轉型的重要癥結。這是黃先生多年堅持的重要史識。從這些論著里，大致也可以看出，「大歷史」觀念．實際是一種考察方法，就是要把視野放寬到世界歷史走過的全過程，宏觀地由前後(時)、中西(空)的往複觀照，去考量審視中國歷史。這同我在前面說的，以「問題意識」為嚮導，採取逆向考察的方法，有許多愛好相投的地方。所以，當我看到「大歷史」三個字，特別感到親近，沒有任何阻閡地就採納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必要指出，中外比較的方法，逆向考察的方法．都只是史學方法大家族中的一員。任何一種方法實際上都不可能孤立地使用。正因為這樣，20世紀後半期才會有整體史觀的強調。如果要說「大歷史」，整體思維、整體史觀，似乎更應該成為「大歷史」內涵的主體或者核心。
例如「在數目字上管理」這一概念，單從字面上看就很容易產生誤解。有人就反駁只要有經濟活動，就必要用「數目字管理」。任何形態的國家管理都離不開「數目字」的計算。很明白的事實。古代中國為什麼要由租庸調製演變到兩稅法，再到一條鞭法，最後到地丁制?不就是國家(王朝政府)意識到社會實際情形變化了，要保證一定的「數目字」到手，賦稅管理規則不得不隨時而靈活變化?到明代這一「數目字」原則表達得更清晰，叫做「量出為入」，政府必要的財政支出總量，是應徵賦稅總量的「底數」。更不用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數目字管理的嚴密，不是一直要管到「右派分子」的比例數的劃定?至於賦稅徵收效率的不很理想，賦稅「通欠」不能收足的問題，說絕了任何管理制度都有漏洞、都有抗拒的對策，逃漏稅的問題今日發達國家也不能根絕。至於狀況特別嚴重，原因還在別的地方，不完全在經濟體制。

但我也必須為此一辯。究其原因，作為一個概念像「在數目字上管理」．本有它的許多內涵和一定的外延邊界。只是由於該概念採用的是通俗易懂的表述方法，誤解即由望文生義而來，實在是與黃先生本義的核心內涵有很大的出入。

這個責任主要在閱讀者，而不完全在概念的提出者。

細讀黃仁字的一系列相關論著，就知道他的「在數目字上管理」，是與西方現代化進程里特有的「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組織」、作為一種「運動」的大論點緊密關聯的；甚至可以說，前者是後者的簡化、通俗化。核心的一點，便是社會一切的一切，最終都得聽從「貨幣」的指揮、調度，國家的管理，特別是法制必須轉變到為這種「貨幣」自由流通和公平原則服務，提供可靠的保障。在這種過程的演進中，先是商業資本扮演了先驅的角色，而作為金融資本化身的「銀行」的出現，則才是關鍵的、具決定性的環節。

與此相關，在黃仁宇「大歷史」論述的背後，我們還時時可以看得到韋伯和布羅代爾的影子。但按我讀書的心得，西歐現代化的實際進程十分複雜，是方方面面整體性演進的過程，什麼環節都很難缺少。在這方面，韋伯和布羅代爾這樣的世界級大師，已經非常注意「整體」的關聯，無論如何，他們的歸納依然逃不脫「歸納的不完整性」法則。如果要找關鍵點，布羅代爾關於「市場遍布一切」的說法，似乎要比「數目字管理」更具實質性。市場、市場經濟實則古已有之(這一點至今尚被現在不少國人所誤解)，而到了用市場交易的規則(過去叫「價值規律」，似不妥)滲透一切、改造一切、調度一切，「遍及社會」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現代社會典型、成熟的特徵才終於可以鉑指認，並足以成為區別此前社會形態最鮮明的標識(布氏稱這為「過程的終端」)。假若我模仿一下，也可以歸納為「社會的市場化」。但這也與過去用習慣的「資本主義」一樣，都是藉以思考的一種坐標，而不是全部的坐標。

治史者萬不能以一賅全、不及其餘。

讀了《萬曆十五年》以及《中國大歷史》，對數目字管理有些疑惑，試著將之整理了一下（主要依據《中國大歷史》），有不對的歡迎各位指正。本文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數目字管理的目標」、「數目字管理的表現」以及「數目字管理的前提條件」

（1）數目字管理的目標

數目字管理的目標，我將之轉化什麼樣的國家或社會才可以稱得上是數目字上管理的。這一問題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附錄《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一文中給出了答案，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能使各種經濟要素能夠公平而自由地交換，那這個國家就是在數目字上可管理的，其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信用的廣泛展開，資金廣泛地流通。

第二，經理和所有權的分離，經理人才可以自由地流動。對於古代中國來說，就是各個地區的官員，對於內戰時期的共產黨而言經理就是戰場上的軍事人員和政工人員。

第三，服務性質的事業，盤活，如交通通信，法庭與保險事業等盤活。

（2）數目字管理的表現是什麼？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第217頁的一個注釋中提到英國商業法律未在鄉村實行之前

英國不可以說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或在貨幣上管理

類似的說法在《中國大歷史》一文中多次出現，可見在他看來，數目字管理就是貨幣管理，就是就是用貨幣或金融來對社會進行管制。

數目字管理中的數目字不是簡簡單單地數字化管理，搞搞統計，搞搞數據聯網之類的，而是通過明確產權使得人們可以對擁有的資源可以包括分割之類的各種處理，讓資源可以公平自由流通（在交易市場自然而然需要運用到貨幣或者金融政策），從而利於社會中財富的積累。關於這一點，黃仁宇在在其回憶錄《黃河青山》表述得比較清楚。

如果社會可以接受財產權絕對且至高無上，一切就可以加加減減，可以繼承、轉移及交付信託。因此，物質生活的所有層面，不論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數字上處理。財富的可交換性利於財富的累積，創造出動態的環境。

「物質生活的所有層面，不論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數字上處理。」意味著什麼呢？有那些內涵呢？黃仁宇在本書中也給出了答案，他認為數目字管理，意味著

財政上各種端倪必須全部用商業習慣管制，各種度量衡的單位必須標準化，可能相互交換的品物與程度也需要公認，且能由獨立的機構監督；官僚不許以技術為主，不能以意識形態和人事關係變更初衷。····大多數民間事業··也須公司化····，統而言之，一切要在數目字上管理。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數目字管理實實在在就是要將一個農業的社會系統改造成一個商業的社會系統，這期間的關鍵就是用貨幣或者是經濟手段對社會進行商業化改造。

（3）數目字管理的前提是什麼

第一，國家建立一套商業為依歸的法律系統，用完善的法律尤其是民法和商法保障私有產權，也完全是要塑造一個現代國家啊。

一個現代國家，其社會由貨幣管控。內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務工作彼此交換，與其因此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全由法律明文規定。

第二，數目字管理也必須有交通，通訊，會計方法，信息收集分析等技術支持。用歐樹軍在《國家基礎能力的基礎》一書中的觀點來說，即是國家需要有較強的認證能力，要掌握真實有效的數據。

要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先要提出真實的數字

實際上中國在很長的時間內，國家根本就缺乏意願去建立保障商人權利的法律系統。在黃仁宇看來，這是由於在官僚制中國中，官僚機構以保持本身之邏輯為依歸，官僚制國家更加註重社會穩定而較少關心經濟增長或普遍繁榮，也就是說官僚們傾向於維持一個基本上農業社會結構而不樂於發展工業或者商業。此外，由於早熟的中央集權的農業社會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小農無錢聘請律師，採取法律手段解決衝突，官員也習慣以紀律以禮儀代替法律，所以保障權利的司法系統始終沒有在帝制中國發展起來。

另外，由於中國一直採取一種間架性設計（schematic design）：運用簡單籠統的治理國家用抽象的意識形態和最低限度的共通因素作為適用於全國的標準。

它意味著國家和社會結構式可以人為設計的，同時也導致上層設計的形式遠比下層運作的實質更為重要的統治習慣

官僚們不注重技術，中國在技術方面也一直不成熟，加之中國的上端組織和下端組織之間出現一種分離的情況，因而，國家在標準化統計等方面無法深入低層，國家的認證能力不強。黃仁宇他的的著眼點主要放在財政方面，比如他就批評明代的財政稅收紊亂

缺乏強迫性的管制工具，其賬目數字錯綜，無從標準化，因之隨處都有錯漏，某種程度的不盡不實，只好任之聽之

這是中國此前未能實現數目字管理的重要原因（此處比較草率，原因應該更複雜，需要進一步分析，歡迎更正補充）。

黃的數目字管理不是一個能簡單複述的問題，無數次我不得不重回到他直接論述部分，散落在各本書當中

若非要簡單的說，我們可以藉助《信息簡史》的概念，說它是一種信息流動達到一定程度後的狀態

大到社會問題，小到個體生活的細枝末節，不再求助宏觀的概念或主義，而是能從技術角度認真計算，求得相對具體的解答

這個詞語本身是為了回復李約瑟勉力為之的，對他的理解不可避免的要牽扯到黃的整個體系

我知道，這麼說，簡化這個概念了。越多的閱讀和經歷，就越能體察這一概念的更多側面，越能了解黃這一生的作為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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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著提到這個概念的部分

數目字管理概念之由來：

「我也說中國人之所謂貪污，並不是西方所謂corruption，後者是一個原本健全體制中的違法現象。中國在20世紀前半段乃是組織不健全，社會所具備的功能尚不能達到預期的成效。他接受了我的見解，但是認為應當創造一個名詞，概括這種現象，這是我日後屢稱中國「不能再數目字上管理」之由來。」《關係千萬重》p41

這一觀念則來自於作者於哈佛東亞研究所寫《十六世紀明代財政與稅收》之時生髮。《地北天南敘古今》p137

中國文化經久不衰就是因為在這樣一種以人為本的關係，成功的以家為核心，建立了一套知識體系，用這樣一套道德體系來強調人人靠發自內心的自覺，我們每一個人都靠修身，都可以靠每個人的內心，對儒釋道的學習，我們來把自已進行約束，以德治國，德與法互為輔助。
在西方以契約精神和宗教信仰互為補充，契約就是數字化量化管理，將權利義務進行量化，形成分工合作，個人獨立意識和個人利益的體現是在數字量化過程中體現，積極性推動社會現代化發展。僅看完一章感悟。

按：這本是我綜述黃仁宇名著《萬曆十五年》三十年歷程的文章裡頭的，現單獨拿出來放這裡。要理解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概念，推薦參看奧爾森《權力與繁榮》、索托《資本的秘密》兩本書。
【插播：我給黃先生編的兩個集子：《現代中國的歷程》現代中國的歷程 (豆瓣)
《我相信中國的前途》我相信中國的前途 (豆瓣) 敬請關注。。。】

與中國傳統史觀傾向於道德褒貶不同，黃仁宇的歷史觀著重從技術上解釋歷史，其中的核心辭彙「數目字管理」常被誤解。連稱讚《萬》的學者名流也不例外，如葛兆光與田溯寧都將之等同為「數字化管理」，王小波視之為統計數字，並質疑「數字可以是假的」。網友「維舟」撰文論證這是一個偽命題。該文旁徵博引，把「數目字管理」解釋為「標準化管理」，論證由此會帶來集權化以否定之。這些理解望文生義，或強作解人。黃仁宇研究明代財政時，早就強調明代官員竄改數字以及因襲成例的習慣，而有些地方的明初土地清冊居然沿用到民國年間。《萬》展現的就是一個封閉的官僚階層如何扼殺了任何積極的因素，「不容許、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發展」，黃對集權化的弊端不可不謂認識深刻。
　　實際上，黃的「數目字管理」是指整個社會資源均可如實計算，整合進一個記錄系統（核心是正規的產權制度），可以自由流動和交換：「如果社會可以接受財產權絕對且至高無上，一切就可以加加減減，可以繼承、轉移及交付信託。因此，物質生活的所有層面，不論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數字上處理。財富的可交換性利於財富的累積，創造出動態的環境。」這是真正的商業社會，市場不是原始的「自我實施型市場」，而是現代的「社會規劃型市場」，不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財產權利和個人權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強取豪奪——每一件資產及其增減都能及時更新在案，並可任意分割、組合，迅速轉化為資本；政府保護財產與交易安全，但不許任意介入財產分配。在這樣的社會，不提倡道德高調，而是鼓勵個人創造，財富積累快速驚人，但貧富差距逐漸縮小；司法獨立公平，信息真實透明，貪官與奸商難以生存；人們擁有權利，但不乞求特權。（可參閱曼瑟?奧爾森、凱斯?R?孫斯坦、赫爾南多?德?索托等人的著述。）
　　儘管黃仁宇一再對改革開放的中國敷設高層與低層機構之間的法律與經濟聯繫表示樂觀，但筆者未敢輕許。漫步北京街頭，隨處可見「如實申報普查資料，真實反映經濟全貌」的標語，可以想像我們離「數目字管理」仍有相當距離，而民間廣為流傳的諺語「數字出官，官出數字」，也表明今天與傳統中國還有著幾分相似。

附註：
數目字管理，英文是mathematical management。黃仁宇自己也寫作「數目字管理」，在個別地方他也說過這就是數字化管理，給人造成誤解多多。其實真正的含義是「精確化管理」，其首要條件是產權清晰（可靠的私有制），社會資源可以公平地加加減減。

談下個人看法。之前看到大家就此的討論涉及到宏觀經濟，國家管理等，我想說的是，我個人認為中國社會到目前也沒有做到用數目字管理國家。這不僅僅是政府信息聯網共享或統計數字造假，儘管這的確是很大的問題。

舉個栗子，之前講過中國無法統計準確的生豬存欄的問題，這裡面有政府效率的問題，統計方法的問題，造假騙補貼的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中國社會，企業、信息機構也沒有能夠準確統計。我們一直在羨慕美農業部的報告，但美國所謂的政府發布的數據報告其實也是商業機構提供的，並且有大量其他商業機構獨立提交報告來印證的。

所以我們與數目字管理國家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至今沒有真正解決的。

德索托那本巨著，資本的秘密，我相信可以解答這個疑問，不是什麼王小波所說的統計數據造假的問題，而是政治家有沒有能力通過法律保護私有產權債權並且全社會有共識去維護這樣的法律，舉個例子，一套建在集體所有土地上的共有房屋，在銀行辦了抵押，又經過多重買賣，各種債權物權錯綜複雜，如何確認所有權及保障各方權益？這需要整套的民事法律。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有恆產有恆心，生產生活交易伴隨的數目字可以加總，高層可以通過金融法律手段調節社會經濟生活，民意能通過政治家反應在例如預算等行政法律制度里，井然有序欣欣向榮，這就是數目字管理

個人感悟，覺得黃先生更多的是在說，不帶人治色彩的數目化管理，數目化管理，並非要所有事情都要絕對量化，更多的應該是，針對某一方面建立一個或者一套統一的標準和體系來管理。而非裁決者或者管理者憑個人意識或個人道德去判斷決定。

「數目字管理」對於各國近代化現代化絕對是有幫助的，但是這也只是手段，而非「治世良藥」。可以推崇黃仁宇的思想，但是別搞的所有問題黃仁宇的思想都能解決一樣。

我沒有反對黃仁宇先生的意思，只是這個回答下面支持他的「數目字管理」的人太多了，回答也都是支持他的，我也要證明他的理論存在問題。

「數目字管理」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和決定的內容，很多東西都可以「數字化」，（尤其是經濟生產方面）但是涉及到「人」本身管理就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畢竟，「人」本身有非常主觀的意識。人與現在的「人工智慧」相比較，人會有一種自我意識，甭管人類想法和做法是不是自己決定的，亦或者可能會被身體里的化學物質，被別人的行為思想所左右。但是，我們更加願意相信這是我們自己的決定。

可能我闡釋的並不好，但是下面我直接用具體案例證明。這是我在其他地方看見的，這個案例發生在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身上。晚年黃仁宇被三流大學解僱，「他被解僱的直接理由就是他的量化成果即所謂「業績點」（FTE）不達標：課時不夠（選課學生少），出版不夠（書稿一直被拒）。但是，「業績點」管理方式正是黃仁宇津津樂道的「數目字管理」即投入－產出的經濟化管理普及到學術領域。」

不知道，黃仁宇被自己的「數目字管理」解僱是什麼感覺？所以，個人覺得「數目字管理」用來人的管理方面上只能是手段，而非決定性因素。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