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樣才算是社會頂層人士？

12-27

看過「一個精英的誕生，家庭因素有多大？」後隨之想到的問題，若是一位社會裡的頂層人士，則要具備哪些方面的條件才行？

以中國為例，其他國家不算：

1，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同時也能夠決定他人的命運。

就這一句話，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呢？

2，即便是天大的簍子，被媒體輪番轟炸，但是依然無法撼動他絲毫半點。

他的命運自始至終掌握在這個國家最頂層的人裡面，但是最頂層人裡面也會相互妥協。

3，有能力讓任何負面消息在互聯網憑空消失。

不難，事實也就百度加上幾個門戶網站而已。

4，有能力讓一個普通人消失。

每年中國的失蹤人口還是蠻多的。

5，有能力跨省追捕。

這個需要兩個地方的公安機關進行協同合作，難度還是比較大的。

6，有能力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選擇性的執行和遵守法律，而不用負責。

絕大多數法律捍衛的都是有產階級，換句話說，越有資本越有法律保護。

7，錢？在這個國家，首富就是一個笑話，進監獄的中國首富都能數出好幾個。

其實也就一句話，不在乎，越不在乎，階層就越高。

網路轉載《中國社會頂層人士分析》

　在商業時代，沒有社會頂層人士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館裡沒有鯊魚,沒有巨或沒有鯨,沒有豚。也好比動物園裡沒有獅、虎、豹、熊、犀、象。它們是水族和獸綱中最不可或缺的種類。沒有它們的存在,水族館不算是水族館。動物園又何謂動物園？資產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是商業時代繁榮鏈上最重要的一環，是商業時代的酵母。沒有他們的存在,商業時代只能是一種幻想,一種傳說，一種願望。恐慌於他們的存在的人,是「葉公好龍」式的人。我們有理由反對的,只應當是「官僚資產者階層」和「官僚買辦者階層」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須毫不動搖地加以反對。因為這兩個以官僚為母體,受孕於資產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的「雜交階層」，對於權力的腐蝕性是無可比擬的，對於普遍的商業原則的破壞性是巨大的，同時必定等於對全社會的公平意識實行強姦。它們使商業委身於權力,因而使商業的行徑近乎於「偷漢子」。它們使權力賣淫於金錢,因而使權力形同暗娼。結果是商業和權力,同時變得下賤、卑鄙又骯髒。一個「官僚資產者」和「官僚買辦者」層出不窮的社會,哪怕他們還沒有形成為階層,都是在本質上難以真正建設起所謂「精神文明」的。他們對全社會的污染和危害,一點兒也不遜於黑社會和流氓團伙。雖然他們表面看起來比黑社會斯文,比流氓團伙體面。
　　中國的社會頂層,當然已經階層化了。對於他們,實際上沒有什麼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主要是依賴於父輩權力的大小而聚斂的。其過程往往簡單得令人咋舌，幾乎完全沒有什麼真正的商業的意義可言。「中國特色」在這一點上具有極大的諷刺性。在中國經濟秩序還沒來得及形成的幾年裡,他們往往很容易地就能從銀行貸出大筆款來,而且往往是無息的或低息的,然後迅速投機於最初的股票買賣或房地產買賣。對於他們沒有所謂風險可言，因為他們得天獨厚，信息靈通,買入順利，賣出及時。在別人來不及反應和動作時,他們已然作出了反應實行了動作。當別人被「套」住時,他們早已攜利別往。當一些地方呼籲建立經濟秩序的聲浪高漲時，他們的身影早已出現在另一些有機可乘的地方。對於他們,「遊戲規則」差不多總是滯後產生的東西。而所謂機會，總好像是有人專門為他們創造的；或者，為他們預留的。他們的後邊，似乎有一個「機會服務團隊」，或曰「機會黃牛黨」。

　　20世紀90年代,中國一個沿海小市營造起了開發熱潮。我曾在那裡見到過他們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身影。因為那在當時是中國又一個提供地皮炒賣大好時機的地方，所以幾乎成了他們的一個「會師地」。我是應邀去參與一次電視劇策劃的,他們是為地皮炒賣這一種商業「遊戲」而去的。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員陪同,充當「高參」一類角色。我到後黃金地段皆已有主。那當然是一紙空文就了結的事。他們轉手倒賣地契，旋即乘機回歸,坐收其利。一畝地價翻漲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們「創收」之豐可想而知。短短的數日內他們便暴發了一次,並且同時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遊觀光。
　　然而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範圍以內進行的。只不過這種合法進行的商業「遊戲」,是別人沒法兒也沒資格「玩兒」的罷了。
　　如今那小市的開發熱早已冷卻,因為地價在炒的過程中漲得失去了開發利潤。當然也有人傾家蕩產在那裡，不過絕不會是他們中的某些人。
　　鋼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煙、酒,凡是曾一度緊俏過的商品,哪怕屬於國家調控物資,幾乎都為他們中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過。「賣批件」、「賣條子」這一種現象,在中國曾經是見慣不怪之事。王寶森不是挪用過兩千萬人民幣給他的情婦去做生意么？他難道不是先成了階下囚,才詳查出這一條罪狀的么？否則,「挪用」將不成其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說成是北京市副市長親筆「批給」的。有權支配幾十億美元的一位官員,「批給」誰兩千萬人民幣做生意還不是小事一樁么？公開的對外的對付審計的招牌往往是「集體所有制」,實質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個體」的。非說「集體」,也是他們自己那一個小「集體」。賺了一概劃入個人賬號,虧了算國家為繁榮「集體經濟」交「學費」了。虧個一乾二淨算全交「學費」了，揮霍了也算全交「學費」了。在中國經濟秩序雜亂無章、剪不斷理還亂的幾年裡，國家如此這般交了許多不明不白的「學費」。當然也不能說完全白交了，畢竟地使他們先富起來了。甚至，也能說交的「不明不白」。

　　切莫以為他們富起來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國人了。其實,除了在資產的佔有方面和優越的物質生活的享受方面他們足以高枕無憂而外，他們內心深處依然是鬱悶多多的，依然是些備感失落的中國人。老百姓的鬱悶和煩惱是可以找個傾訴對象訴說的。老百姓是有權利通過發牢騷甚至詛咒罵娘對現實宣洩不滿的,他們卻喪失了這種宣洩的權利。因為他們已然是現實的最優先而且最實惠的既得利益受用者了。老百姓發牢騷或詛咒現實的時候,他們只有充聾作啞緘口不言的份兒。老百姓罵娘的時候,他們總感到那等於就是在罵他們自己。他們都清楚,許許多多中國人的眼睛始終在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和老百姓之間的鴻溝,是再也沒法兒填平了。起碼在他們這一代是沒法兒填平了。而他們的上一代,亦即他們的父輩們,原本是些曾為拯救中國老百姓的命運出生入死,功勛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國老百姓愛戴的人物。這一種關係的失落,乃是他們於中國當代諸種失落之一種，最心有千結之一種。最欲說還休之一種。最惴惴不安之一種。不要單看他們在現實中的表現便以為他們並不在乎，事實上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很在乎的。又由於他們也清楚,他們從現實中依賴父輩的權威和名望獲得的越多,父輩乃至家族在中國人中的聲譽和威望越下降。他們的失落,他們的惴惴不安,包括他們難免常有所生的愧疚,便越加困擾他們。獲得和喪失恰成正比，這一正比將是他們心口「永遠的痛」。
　　他們中四十歲以上的大多數,都是在中國共產黨正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才是他們的精神父母。而且曾是他們絕對崇敬之絕對忠誠於的精神父母。相比而言,他們的慈父愛母,倒更像是他們的奶娘,更像是受了共產黨委託教誨他們成長的監護人了。他們從小就曾立志要當「革命接班人」。只不過「革命接班人」五個字,體現於他們的意識,與體現於老百姓子女的意識,內容是大不相同的。老百姓子女立志要當「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著要當比是工人的父輩更不計所得的工人,比是農民的父輩更肯付出的農民,比是教師的父輩更優秀的教師,比父輩更服從國家和「革命」對自己命運的統籌安排,比父輩更勇於更樂於為國家和「革命」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一輩子從事最艱苦的工作,並以此為榮。而他們立志要當「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著最終要接父輩的班,要像父輩一樣身居要職,要像父輩一樣為國家為「革命」實踐文治武功並受人們的普遍愛戴。這一種意識尤其較早地成熟在男性的「他們」的世界觀里。
　　「文革」粉碎了他們的理想,嘲弄了他們的志向,顛覆了他們的世界觀。正如硬性地,根本不可抗拒地改變了正在成長著的千千萬萬中國青年的人生軌跡一樣。
　　最虔誠也自認為最有資格順理成章自然而然地繼承「革命事業」的他們中的許許多多人,竟一夜之間成了方式極為粗暴嚴酷的「革命」對象,成了「狗崽子」,成了連最起碼的尊嚴、家庭安全和生命保障都沒有能力維護的人。這一種襲擊是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的。
　　「文革」結束以後,江山瘡痍,人事皆非,改朝換代,百廢待興。這時的他們,終於算是結束了含冤齎憤流徙民間的苦難,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個說法了」。而僅僅為他們的父輩平反,為他們的家庭恢複名譽那是不夠的。必須也為他們被耽誤了的人生做出適當的,較令他們滿意的安排。
　　事實上中國也以它特有的種種方式這樣做了。但首先是向他們贖罪。需要直接以國家的名義進行安撫的也首先應該是他們。因為他們具有特殊的、意義深遠的代表性。這一種安撫亦表明著對他們的活著的父輩的承諾。而這一種承諾又幾乎是必須的。因為中國的政治需要他們的父輩繼續參與並起巨大的作用和發揮穩定的影響。如同一切做父母的人們一樣,這些年事漸高的中國政治老人,不可能不替他們的並不年輕了的子女們未來的人生前途分心考慮。免除他們的後顧之憂,對於當時的中國政治顯然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說是十分必要的。這一種安撫又表明著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建國功臣們的祈恕。同時也是國家良心自身獲得慰藉的方式。否則國家精神難以甩掉它所背負的沉重的「文革」十字架,而較快地從冤氣孽障之中突圍出來。
　　這是一種情感色彩濃重的突圍。它符合中國政治的歷史特點。這是一個國的「韋斯巴薌式」的兩難之境。據說在這位古羅馬帝國的皇帝加冕時,有心測試他的主教,將皇冠和法典放在天平的兩端。如果他雙手捧起皇冠,天平傾斜,法典就會當眾落地。如果他首先捧起法典,以證明自己對法的重視程度遠勝過對皇權的重視,那麼皇冠也會當眾落地,而那對於他意味著不祥之兆……儀式規定他不可以同時拿兩樣東西。於是他只得連同天平一起捧了過去。

　　而中國擺脫兩難之境的辦法是——只從所謂「太子」中選拔了少數人培養從政。他們的人數在今天一一算來,十個指頭數兩遍也就差不多全包括了。時值中國的經濟要騰飛,其餘的他們便被鼓勵去經商。
　　如果中國人較為平和冷靜地想一想,則就不難得出結論——在文化、藝術、教育、科技、文學和學術等等領域,中國的高幹子女是很難有所作為有所成就的。他們從小就距這些領域甚遠,而離中國政治太近。在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家族的觀念中,從政才應該是他們的第一選擇。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高幹之子們,以及他們的父母們的思想意識里。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前幾十年中,這一點幾乎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傳統」、「血緣原則」。
　　有一位相當走紅的女電影明星,與一位父輩姓名擲地有聲的高幹子弟雙雙墜入情網。而他的母親堅決反對,並且嚴厲地批評他說：「中國沒適合你的女孩子了？幹嘛非要從邊邊角角的人堆兒里找對象？」而他的父親已在「文革」中被殘酷迫害致死,其實家族中已沒了權力支柱。
　　除了從政,中國以往的高幹子弟們還適合選擇其他的什麼職業呢？
　　總不能在「文革」結束後,依舊撒手不管地打發他們還去當普通一兵、當工人、當農民、當機關小辦事員吧？

　　於是他們被鼓勵去經商,在當年的中國幾乎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可以說「幸而」中國又為他們提供了一條前所未有的新出路。
　　當我們中國人析明了以上背景,我們似乎也就對某些高幹子弟如今在中國商界的如魚得水遊刃有餘看待得較為符合中國特色、較為客觀溫和了。
　　「那就讓孩子們到商業領域闖一闖吧,中國將來也需要商業人才。」這句在民間幾乎人人皆知的話,即使是杜撰的,即使嚴格地要求不應打上引號,想來也跟原版的意思差不太多。
　　而既然當初是鼓勵他們去「闖一闖」的,那麼肯定要給他們「闖一闖」的種種必備的條件和萬無一失的保障。這些條件和保障如果給別人,別人也會「闖」出一份產業的。但作為中國人,這一種平等的要求,在當年的中國,是單純幼稚的要求，現在也是，具有「不可理喻」性。正如以這一種單純幼稚的平等要求的意識看中國現象,皆具有「不可理喻」性一樣。
　　事實上,當我們中國人看著他們中的某些人如今儼然加入了中國資產者階層,並且推斷他們家私多少心懷嫉恨詛咒世事不平時,我們也許不大能想到,這些上一代共產黨人變了種的子女,當初不得不退離中國政治時,是很有幾分依依惜別,幾分意灰志冷,幾分失落和幾分對人生前途的渺茫惆悵的。那才是——「若問此愁深淺,天闊浮雲遠。」

　　當年我曾在朋友家中「有幸識君」。
　　當年我三十七八歲,他看去小我二三歲。其父乃調入京城不久的某「地方元老」。他是其家子女中的「老末」。話不多,一副鬱鬱寡歡的樣子。彷彿剛丟了什麼貴重之物,來找我那位朋友商議報不報案。
　　朋友當著他的面對我說：「你可別見怪,他不是成心冷淡你。他近來心情不好。」隔了會兒,又當著他面對我說：「他被從『梯隊』名單中劃掉了。」
　　我困惑,不禁地問：「什麼『梯隊』？」
　　「幹部接班人『梯隊』呀!」——朋友回答了我之後,轉而勸他：「想開點兒,你現在經商不是也挺好嘛!當官的有車,你也有車；當官的有秘書,你也有秘書,而且可以任由你隨時聘換更年輕、更漂亮的秘書；當官的出國,你也可以出國；當官的請客,譜兒大了違反黨紀,你請客,不論多少錢一桌那也是商務需要,你還想咋的呀？」
　　他陰沉著臉說：「但有一點我已經明擺著和他們不一樣了。他們的兒女將來填簡歷時,父職那一欄是高幹,我的兒女將來怎麼填？」
　　朋友打趣兒道：「將來你就讓你的兒女填『中國第一代紅色資本家』唄!」
　　一句話把他逗笑了。
　　他說：「我哥哥總算如願了。要不然,共產黨對我們家可就太欠公道了!」
　　顯然,對於做了官員的別人家的子弟,他們是很羨慕的，也是很不服氣的。他們這一種彷彿遭到了排擠的心理上的不平衡,註定了以後必然要通過為個人和家族聚斂財富獲得匡正。何況財富是種一旦開始聚斂,必定專情獨鐘的東西；一旦開始喜愛,永遠覺得自己擁有太少的東西。

　　商界使年輕的「中國第一代紅色資本家」們眼界大開,在他們接觸某些香港的、台灣的、日本的、韓國的、新加坡的以及歐洲的商人們時,他們肯定的也有自己彷彿是「窮光蛋」的感受。這種感受肯定加劇了他們「只爭朝夕」的急迫感。替自己的將來和家族的將來聚斂更多的財富,正是在這一種急迫感的鞭策之下成為一種原動力和使命的。因為他們漸漸地悟到了,中國的民主進程雖然緩慢,但還是比他們所預料的速度要快得多。在這種速度中,一旦退離了中國政治,那麼也就幾乎意味著是與它的「訣別」了。今後,若企圖使自己們不淪落為普普通通的些個中國人,除了站立在個人財富上,顯然已經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再能墊高他們自己了。而他們原本是和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們不一樣的啊!
　　我知道這樣一件事——他們中的一個,某次與一位義大利商人會晤時,對方問：「打算同我們合資經商,你能出多少本金？」
　　他猶豫了一下。橫橫心反問：「三千萬如何？」
　　對方又問他是人民幣還是美金？
　　他說是人民幣。
　　對方不屑地搖搖頭、聳聳肩,通過翻譯告訴他——請他記住,在和歐洲人洽談商務時,資金的概念一向是以美金來計算的，否則容易產生故意騙對方上當的誤會。
　　那一項商務由於對方嫌他的資金能力太渺小而沒談成。
　　他卻從此明白了人民幣原來在外國人眼裡是多麼的「跌份兒」。
　　現在，「人民幣」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大大提升，「改革開放」在中國之成就也已舉世公認。事實證明，中國當年一批頭腦清醒的政治老人們對我們這個國家的宏觀設計，不管有多少令今人質疑的方面，但基本是正確的。並且我進一步認為，非一人之功，而是一個思想解放者的團隊的卓越表現。在當年，他們的義無反顧的堅持，以及反對者們的義無反顧的反對，千真萬確地仍可用「路線鬥爭」來形容。此種鬥爭未再一如既往地殘酷無情，亦是中國之一大欣慰。

　　我還知道這樣一件事——他們中的某些人。某次在北京接待某幾位香港的富商子弟,為了在虛榮心上一爭高下,乘坐賓士600或勞斯萊斯,要求他們的夫人或准夫人佩戴上最名貴的項鏈和鑽戒……
　　結果當然是他們的虛榮心獲得了極大的滿足。
　　但過後他們又彼此挖苦和嘲諷自己們的庸俗。
　　因為宴後當他們欲付賬時,對方們中的一個阻止了他們,淡淡地說：「我在這裡等於是回到了自己家裡一樣。在我自己家裡朋友們聚在一起吃頓飯,我豈能讓你們掏錢買單？」
　　原來那五星級飯店的百分之九十的股份歸於對方家族的名下。
　　「外向型」的比照,的確常使他們相形見絀。於是他們再多利用一次父輩們的顯赫名聲或權力關係之念頭油然而生。他們知道這是不好的,也明白每多利用一次就貶值一次,但卻還是一定要利用的。因為那是他們在現實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有時利用了直接謀利,有時利用了間接謀利,有時僅僅利用了支撐自己們表面卓而不凡內里非常之虛弱脆薄的自尊。若他們的父輩們已經退位了,或根本就不在人世了,他們則便難免地心生惶惶的危機感，如同即將被富貴生活所棄的嬌寵小兒。

　　他們雖退離了中國政治舞台,卻仍密切關注著它的雲詭波譎潮汐變幻。時常暗自分析這種種變幻對他們的存在有利還是不利。「反腐敗」、「反特權」聲浪高漲時,他們中某些人的內心裡意亂弦驚,悄然遁往國外,很是擔憂自己不幸成了祭畜,被政治高高拎起拋給民眾以平不滿之怨。前幾年有些經濟學家高談闊論「中國的資產階層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需要立法加以重點保護」,這話他們很愛聽,彷彿是替他們所作的正義的宣言。有些法學家提出應像西方一樣,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一條確立為國法至高無上的一條,也很令他們暗生感激,覺得在中國「知音」還是有的。
　　我沒通讀過我們的憲法和刑法,不知這一條是否已經確立了。但是我可以肯定,即使確立了,他們也難以高枕無憂。
　　現在，眾所周知，中國憲法已補上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一條。這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當時曾戲曰：「老百姓沒有多少財產可被侵犯，故幾近於富人財產保護法條。」我並未公開反對過，內心裡卻是有幾分不以為然的。如今想來，我當時的不以為然，確乎意味著思想上的幾分偏執。我未免太糾結於「私有財產」的是否清白，而又未免太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憲法若無以上一條，首先對於招商引資是大不利的。其次，即使當時看不出那一法條與財產少得可憐的一般公民有什麼意義，但卻總歸也會發生些關係的。比如現在的「拆遷糾紛」，覺得顯失公平的公民若依法維權，往往也得在法庭上依據「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和後來的「物權法」據理力爭。
　　他們最是中國一些處於「不可名狀」之狀態的人。
　　他們總擔心中國哪一天又發生「文革」般的動亂。而他們多年來苦心聚斂的家財私產頃刻化為烏有。不管誰向他們保證這一種情況是絕不會發生的,都不能徹底打消他們的憂慮。
　　他們觀察著中國的現實常不禁地暗問自己：我是可以無憂無慮地以富人的身份在這個國家裡永久居住下去的么？
　　於是他們將人民幣兌成堅挺的美元,並且儲往國外銀行。
　　於是他們常將一份或幾份外國護照放在隨手可取的保險之處。
　　非走不可時去香港么？
　　香港業已回歸。
　　去台灣么？
　　「台獨分子」一直表現得極為活躍,去了恐怕會成為新聞焦點,染上他們實在不願沾染的政治色彩。
　　新加坡太小太近。日本這個國家的商業已經成熟到快軟爛的程度了,除了商的本能膨脹幾乎再就不可能發生別的什麼激動人心之事了。他們怕被那一種軟爛的商業社會陷沒了。英國這個國家的貴族傳統太悠久,在國民意識本性上尊崇的是貴族,是紳士,而不怎麼真的尊崇富人。何況自己果而去了的身份又只不過是一個中國富人。法國比較理想,但是華人在法國不太受待見，屬於還能勉強容忍在法國生存的人種，儘管目前看來中法關係發展得不錯。德語難學。義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經濟發展前景不太樂觀。挪威、瑞典、瑞士太寂寞,它們的中青年人也還耐不住那一種恆久般的平靜寂寞紛紛往國外跑呢!
　　似乎只有美國還值得一去。可美國太民主,平等意識太強。倘知道了自己富起來的底細,會不會瞧不起甚至輕蔑了自己呢？何況美國的華人已經太多,而且成分複雜。「民運分子」們會不會將自己當成他們敵視的一個活靶子不斷地進行攻擊性騷擾呢？
　　再說,離開中國,去到國外,得有多少外匯儲備,才有可能維持住一位富人的體面的生活水準呢？擁有名車、別墅、遺產的外國富人多了去了。
　　幾百萬美元夠么？
　　細細一尋思,心裡沒底。
　　好比孔乙己數茴香豆,覺得實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他們清楚,在美國「百萬富翁」其實已是一種時過境遷的說法,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富人。哪一片社區都隱居著一些,過著和別人差不太多的日子,進行著並不比別人闊綽的消費。如果苦心聚斂了一筆私有財產,最終不過是移民到美國去過那麼一種許多方面都和別人差不太多的生活,那又何必呢？那麼他們在中國的自我感覺還要遠比在美國強啊!在中國他們起碼是人上人,起碼被羨慕，最最起碼也是被眼紅被議論啊!
　　而在美國,他們將不太可能成為人上人，不太可能被羨慕，甚至,也不太配被眼紅議論。
　　而這連想一想都是著實令他們沮喪的。
　　再說,到了美國他們幹什麼呢？繼續經商么？在美國經商,賺錢可比在中國難多了。沒了曾經有過的,在中國經商的便利條件，他們也幾乎就徹底的沒了自信。
　　倘其他什麼都做不來,因而什麼也不做,那不就等於坐吃山空了么？
　　自己的外匯儲備經得起自己坐吃無患么？
　　經得起幾代呢？
　　如果僅僅經得起自己這一代,那麼下一代、下幾代的命運又將會怎樣呢？
　　他們更清楚,華人後裔,倘在美國躋入富有的上等人的階層,並且一代代保持住這種身份,談何容易！
　　我們了解他們內心裡以上種種憂慮、種種苦悶煩愁後,是否會對他們也生出一絲同情呢？
　　當然,這麼說,有些濫施同情的意味兒，有賣舌幫腔之嫌。因為中國畢竟還有六七千萬尚未脫貧的農民；有日益增多的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失業者；有「希望工程」和慈善事業救助不過來的、上不起學的窮孩子……
　　愛迪生曾說過：「如果富人們的生活,真如窮人所想像的那麼幸福,他們才會真的感謝上帝。」
　　我的本意,其實也不過就是愛迪生這句話的意思。

　　「他們」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為聚攏於他們身旁的,十之七八是正圖利用或攀附於他們的男女。他們必得提防那樣一些男人的手趁他們不備伸入他們的衣袋。他們必得經常告誡自己,別一次又一次被親愛於他們的女人顛覆了他們的夫妻關係。因為每一次夫妻關係的破裂,對別的男人們是多麼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的過程,對他們其實也同樣是。有錢人之離婚,有由於有錢而造成的別種樣的麻煩。文化層次較高的,人格獨立精神較強的,不太容易為虛榮所惑的男人和女人,一般不會輕近他們的社交範圍。他們也從內心裡很反感那樣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與孤芳自賞。素質太差、文化層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根本沒機會結識他們。追隨於他們左右的,幾乎永遠是一些精明的、專善仰人鼻息的、唯他們馬首是瞻的、不恥於時時表達忠心的、介於有自尊和沒自尊、有身份和沒身份、卑俗和斯文、優秀和平庸之間的男人，以及年輕的、漂亮的、介於單純與不知廉恥、浪漫與放縱、多情與多智、現代與現實、天使與妖姬之間的女人。某類人們因具有太顯明的被攀附的意義和被利用的價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攏著些介於優秀和平庸之間的男人,以及做派現代目的現實的女人了。這符合人類社會的寄生規律。像他們利用他們父輩的權力能量和影響一樣,他們自己的能量和影響往往也被直接或間接地藉助與利用。他們有時會對那樣一些男人或女人心生厭惡,棄之如棄舊履。但有時也會遭到那樣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當他們身價跌落在特權階層漸漸失寵之時……
　　他們幾乎都是些不讀書的人，尤其不讀小說、詩、散文。他們從天性上輕蔑文學,極端討厭作家。如果他們欲請某位作家赴宴，那作家還真的受寵若驚打算前往的話,那麼一定要有思想準備,大約自己的筆要為他們「服務」一下了。
　　但他們卻讀時事報刊，偏重於讀海外的，並且從不排斥某些對中國立場曖昧甚至立場「反動」的報刊。他們有許多渠道收集到這類報刊。海外輿論對中國局勢的分析、預測和評說,一向能引起他們較濃厚的興趣。儘管他們對中國政治了解得並不少,也不乏獨到的,甚至是深刻的敏銳的見解。流傳於中國民間和海外的「小道」政治消息、動態、「內幕」、「秘聞」什麼的,其實往往源於他們的有意無意的提供。他們通過報導「出口」和「出口轉內銷」的方式,殺傷可能危害他們及他們家族利益的、因而令他們不快的中國政界人物的形象,同時為那些可能對他們及他們的家族利益有幫助的、受他們喜歡和擁護的中國政界人物樹立口碑。
　　他們像某些司機從心理上逆反交通警察一樣逆反「中紀委」的存在。儘管「中紀委」並不意味著就是由一位鐵面無私的當代包公坐衙的開封府。
　　他們當然不進影院,也當然不看國產電影。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偶爾宴請影視明星。
　　他們頗喜歡高爾夫球。情緒好時,也打保齡球或撞球。
　　他們中有人是圍棋和橋牌高手，也有人騎藝不俗,可馳騁於跑馬場。
　　倘有外國足球隊到中國來進行比賽,他們一般是不願錯過觀看機會的。並且總持有一等票位。但他們絕不是球迷。誰若將他們與球迷相提並論,那等於是在侮辱他們。
　　國外的交響樂團、芭蕾舞團、時裝隊或花樣滑冰隊到中國來演出,在現場每每可發現他們的身影。他們矜持地向熟人點頭時,彷彿在說——「這我怎麼會不來呢？」
　　人生苦短，現在，他們也老了。中國人在舉凡一切公開場合，很難再見到他們的身影了。中國的一切文藝演出，他們早就看不上眼了。外國的不論多大的明星甚或大師以及世界一流的文藝團體在中國的演出，一概激不起他們的欣賞慾望了。因為他們早已在國外欣賞過了。若論對文藝的欣賞水平，他們無疑是中國眼光最高的一些人。他們大抵已不再在商海中弄潮了，先後做起了深居簡出的「寓公」。或在中國，或在國外。其實，他們從未真正愛過商業，這一點是他們與中國一些卯足了勁兒在商場上往前拼的商業「驕子」們最大的也是最本質的區別。他們大抵連對政治也不復像以往那麼關心了。他們明了他們已經安全，並且竟然特別體面地安全著。這於他們已差不多是如願以償了。當初也許否，而今不後悔。他們曾是中國這大舞台上某一折戲中的主角，也是後來冷眼旁觀的看客。他們經歷了尋常之人經歷不到的事情，看到過尋常之人難以看到的真相，體會過尋常之人難以體會的況味。他們禪透了「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的世事規律……
　　而當年，他們都堅定不移地支持「改革開放」。似乎都覺得「改革開放」的步伐太慢太慢思路太僵化保守，彷彿早已超過了他們的忍耐限度。
　　可誰若問,依他們看來,還應該怎樣「改」怎樣「放」？他們卻又往往的三緘其口莫測高深。不是說不出來,也不是懶得說；而是覺得,也許還是不說的好。
　　其實他們內心都曾封閉著一股強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適於通過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說,運籌帷幄機智幽默的外交談判,身臨戰爭前沿麾下千軍萬馬指揮若定來體現。然而在今天,這太是過去時的「童話英雄主義」式的嚮往了。他們也早已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內心裡的激情的火苗都漸漸熄滅了。
　　他們的「不可名狀」的狀態,說到底是這麼一種感覺——既不甘心一輩子像他們現在那麼活,一輩子做他們現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後顧兩茫茫,找不到另一種或比現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現在所做之事更能體會到滿足感的事。
　　相比於他們,在他們看來,那些一輩子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似乎永遠不思改變地從事俗常職業的人,簡直是一些成仙得道之人。他們也體恤芸芸眾生沒資格沒能力與自己命運抗爭的處境,但是非常羨慕芸芸眾生滿足現狀自得其樂的「境界」。正是由於他們的內心永遠難以達到這一種安於俗常的「境界」,才總是無可奈何地處於「不可名狀」的狀態。
　　今天的他們，早已從當年那一種狀態中超脫了，簡直也可以說超越了。故以他們的眼來看中國諸事，看得比許許多多自以為明了透徹的人更明了更透徹。但是他們往往不與人道，不屑於。若誰被他們看得起，成了他們的朋友，談到中國之政治，他們往往一開口便會令對方緘默良久，那種睿智，那種精譬，不由得你不肅然起敬。今天之我，也不復是當年那個「世人皆醉我獨醒」、「拿起筆來作刀槍」似的我了。若讀者以為我是在巴結，那也隨便。而於我，只不過是在補充我的印象。我覺得，他們中有人更像是另類的「紅學」專家，將「中國紅」解讀得入木三分，且更善於從「紅」中看出別色來。時代轉型，總是會必然地派生出些前所未有之人。當年的時代選擇了他們，他們也趁勢而上，順勢而為了。情願也罷，不情願也罷；得意也罷，失意也罷，一言以蔽之，時代產物而已。並且，已成往事。真的，我不復再能像當年寫此書時那樣，對於他們曾靠的是特權而耿耿於懷。畢竟，他們的父輩們，曾是新中國的功臣。何況，當年惠利於他們的那點錢，才哪兒到哪兒？比起後來一些貪官們所賄得的巨大總數，連零頭還不夠！更何況，說到子女依賴父輩的特權，如今這現象也仍不少！今日的那些父輩，比起他人的父輩又算老幾？連「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干過革命」這一起碼的資本都沒有！是以反而便以平心靜氣的眼看他們了。倒是對於如今的種種以權謀私現象，格外地嫌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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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讓我們來說說「他們」中的女人們。據我看來,作為女人，她們十之七八其實是不怎麼幸福的。希望她們成為某一家庭的賢妻良母是不切實際的。那實在是太難為她們了。而一個男人居然能成為她們心目中的好丈夫,則這個男人實在是太了不起了。處在男人們對自己們的和自己們對男人們的兩難標準之間,她們的身份與其說是妻子、是母親,莫如說更像是同事、老闆秘書、經紀人、股東、「大內總管」或後台老板。

　　她們在錢財和情感兩方面嚴控丈夫，但在這兩方面卻寵縱兒女。

　　她們中的大多數,從小都是備受呵護的、嬌生慣養的、任性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優越感很強並且具有難以駕馭的反叛性格的女孩兒。

　　她們中有些人在「文革」中曾大出風頭,甚至大打出手過。當年她們狠起來也是令人恐怖的。當年她們對於別人的悲慘命運和別人家庭的毀滅缺少起碼的同情心。但是對於自己命運的曾經淪落和自己家庭受到的衝擊卻至今耿耿於懷。

　　她們幾乎從小就本能地反叛一切約束。包括來自於父母的約束。她們反叛一切妨礙她們個性自由的外力，但是卻唯獨並不反叛父輩的權力，深知那對她們多麼重要。

　　她們是在「文革」中思想漸漸成熟起來的。這成熟意味著她們自認為「已看透一切」，認為「再沒有什麼假象」能夠騙得了她們了。談論起種種中國話題來,她們的言詞往往既準確又尖酸刻薄。但是見解缺乏公允也不深刻。

　　她們對於中國政治的態度又厭惡又不敢徹底予以輕蔑。因為她們比誰都更清楚,連天生桀驁不馴的她們,也是逃脫不了中國政治的巨大慣力的擺布的。

　　她們自己倒不見得多麼嚮往當一位中國女高幹。尤其在她們從商之後，幾乎個個都自嘲自己曾經還有那樣的一種嚮往。但她們很在乎自己的家族中是否仍有人身居地位顯赫的要職。倘竟然沒有,她們不但是要詛咒別人,甚至也是要嘲諷和挖苦親人們的不爭與無能的。

　　她們在經商方面的作為,往往尤勝於自己們的兄弟，起碼毫不遜色。而她們直接或間接地藉助和利用父輩們權力的穩操勝券、胸有成竹、得心應手,卻是她們的兄弟們不得不甘拜下風、望塵莫及、五體投地的。

　　然而她們和她們的兄弟們一樣,也是些極其缺乏友情的女人。這一方面是由於她們自幼生活在門第觀念和等級差別難越的環境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於父輩們在「文革」中的恩恩怨怨造成的。

　她們在她們的階層圈子裡難覓「知音」。而女人是天生不能沒有同性的「知音」夥伴的。所以她們的情感謹慎地、有選擇地外延，試試探探地向她們的階層以外去發現和結交。她們真正看得起的女性並不多。承蒙她們看得起,而且漸漸引為密友的女性，大抵是些中青年名女人。而且必得善解人意,知道怎樣才能隨時揣摩透她們的心思,善於曲意逢迎,不過分肉麻而又恰到好處。肉麻的逢迎其實並非她們所習慣於接受的。但一點兒也不逢迎她們,平等意識太強,試圖完全將她們當尋常女友看待的女人,卻又肯定會令她們惱火透頂。

　　這樣的友情在她們和別的女人們之間是較難建立的。而一旦建立,她們對女友們又是很慷慨大方很講義氣的。

　　她們對追隨過她們的人多一份責任感，多一份女人特有的人情味兒。但對於對不起過她們、傷害了背叛了她們的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她們的打擊報復又往往比她們的兄弟們更冷酷無情。

　　哪怕只不過是她們自認為誰對不起她們了,傷害她們了，背叛她們了,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她們意識到打擊錯了報復錯了大抵也不懺悔也不內疚，更不請求諒解，索性將錯就錯一錯到底。

　　因而我們可以這樣說——正由於她們身上幾乎共同具有這樣的性格特徵,才沒有被編入「革命接班人」的「梯隊」去接受政治上的培養。或者反過來說——正由於她們的顯明的性格缺陷不適於從政治方面去培養,或直言明擺著沒有培養的前途,她們的性格特徵才更顯得是共同的特徵。

　　她們的親情義務、親情責任和愛心,在她們的家族中卻往往表現得格外動人。最可貴的東西既然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誰們配從她們那裡獲得,又不能像物質的東西一樣束之高閣封存起來期待增值,那麼也就只有充分地在骨肉親人間布予了。這體現為一種較封閉的,家族系統內部的,情感的自給自足，是貴族階層在情感方面的小農方式的循環周轉。在家族中誰生病了,往往來自於她們的關懷最為上心最為情真意切牽腸掛肚。誰名譽受損生意虧損仕途不遂,也往往是她們表現得最激憤解危救難的姿態最義不容辭上疏下導的努力最活躍。而誰若事涉法案,四處奔走八方呼號組織撈救的,也正是她們。

　　她們對於親人和家族最富有犧牲精神。

　　她們喜歡時裝但非常不喜歡時裝模特。偶爾喜歡的也是外國的。

　　她們基本上不看國產電影但卻看影視畫刊。對於中國的當紅的女明星們一概嗤之以鼻,而對於某幾位她們認為頗有不凡氣質的男演員,往往又視為初戀情人似的不容別人評短。

　　她們對珠寶鑽石情有獨鍾，但是頗不願與珠寶商人多打交道。如果對方經常而又無償地向她們奉獻另當別論。

　　她們喜歡名車猶如騎士喜歡寶馬。但是當親自駕駛了短短的一個時期以後又會「移情別戀」，覺得名車也不過就那麼一回事兒罷了。

　　她們真的從內心裡有點兒崇拜的藝術家是畫家。她們認為真正有收藏價值的藝術品當然也只是畫。

　　她們對記者的印象強於作家。前提是如果還沒有被記者揭過短的話。

　　在她們的心目中「國產」作家是和妓女差不多的一類人,仰人鼻息寄生於政權而又心懷叵測不安分守己。

　　她們偶爾也看書。但大抵看的是外國的傳記文學,主人公大抵又是名女人。

　　她們真的從內心裡有點兒尊敬的是中國體育運動員。

　　實際上她們不可能是較長久地喜歡某「一種」事物的女人。

　　她們的婚姻幾乎都不美滿。

　　她們幾乎都曾一度陷於情愛饑渴狀態。

　　她們幾乎都曾有過「弗朗西絲卡」情結。

　　但是她們所心儀的男人在中國的現實中又幾乎沒有。

　　並不愛看小說的她們中,估計有不少人讀過《廊橋遺夢》這一冊薄薄的美國小說,而且肯定有人感動得淚流滿面。

　　她們中不少人對於自己的現存婚姻當成一種家庭義務和責任來維持。

　　她們對於當代青年男女間的情愛自由非常羨慕。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實際年齡也就懶得離婚仿而效之了。她們常常顧影自憐嘆息青春不再。因而尤其難以容忍她們的丈夫拈花惹草。

　　為家族的長富久安她們忘我地聚斂錢財。同時漸漸忘卻了自己是女人,性情特徵漸漸變得類乎一些「中性人」。

　　她們精明強幹,發號施令之際氣使頤指。動念一生,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聲色俱厲。

　　這種時候她們使面對她們恭聽吩咐的男人們一個個變得太像小女人,而她們自己則變得尤其像男人。

　　如果她們自己的家庭門第較懸殊地高出於她們的夫君們的家庭門第,則她們在「小家庭」中的地位形同女王。家庭門第低於她們的夫君們,顯然不會像維多利亞的丈夫那麼「威武不能屈」。因為那丈夫本身也是一位有資格繼承王位的親王,並不將「王」的地位看得多麼了不起。

　　在「文革」中,她們中有些人由於命運的淪落,由於企圖證明自己們與家庭的決裂,也由於被現實逼迫到走投無路的地步,曾一度下嫁給底層社會的男人。但這一種「歷史性錯誤」,「文革」一結束,幾乎都由她們自己理所當然地予以「糾正」了。隨即她們也是理所當然地又將擇偶的目光投向了門當戶對的大院里,而在這個太有限的範圍內尋找到兩心相悅的真愛並不那麼容易。「文革」後她們的婚姻在門當戶對的大前提來看似乎都比較般配了,但這並沒給她們帶來她們所希望的幸福。而這一次沒有「歷史」的也沒有「政治」的罪孽,完全是她們自己的責任了。

　　於是不禁使我們聯想到托爾斯泰開篇於《安娜?卡列尼娜》這一部世界名著中的那句幾乎人人知道的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針對於她們,似乎反過來說更為恰當——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卻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於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況,她們婚姻上的失敗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帶有了相似性。

　　她們是些當代中國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們身邊大抵也有「渥倫斯基」式的情人,他們未必是貴族之子她們也不在乎了。但敢肯定不會是平民之子了。她們不允許自己犯那麼低級的「錯誤」。

　　她們內心裡有「安娜?卡列尼娜」般的痛苦,但卻不會陷於「安娜?卡列尼娜」般的絕望。

　　她們比「安娜」現實得多,並不非要求情人最終一定「升級」為丈夫。

　　她們也是絕不會卧軌的。因為她們實在犯不著那樣。

　　何況現在中國女性們的流行說法是——真愛又如何？這正漸漸成為一種「主流意識」,「主流境界」。

　　這為她們在觀點上樹起了旗幟。

　　作為女性,比起她們的兄弟,她們的性別劣勢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娶一個比自己年齡小很多的「小家碧玉」,或「文娛圈」里的「嬌俏女娃」為妻,似乎不足為怪。在後者們，還是幸運,還是榮耀，還等於一輩子有了依賴。而她們若和每個月僅有幾百元的最高一千多元的「次階層」男人結為夫婦,不但他們將不知如何做丈夫才好,還將連帶得她們自己的身份隨之驟跌。

　　這是她們顧此失彼的兩難之境。

　　公而論之,她們的父輩們,亦即那些曾經在中國共產黨黨旗前莊嚴宣誓,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一輩子的革命老人,對於子女們的教誨一向還都是比較符合革命者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的。正如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對孫兒施以「節儉為榮」的教誨和影響一樣。但無奈時過境遷,充當下一代思想教官的,不只是父輩母輩,還有時代,還有社會,還有形形色色的別人。父輩母輩們充當的思想教官,太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理想主義教育的成果,只能產生於理想主義為主流意識的時代。商業時代乃是主流意識為現實主義的時代。相比於現實主義,理想主義雖然色彩絢麗卻未免內容空泛,所以它適合演講家、鼓動家嘴上說說,不太能成為大多數人身體力行的情願。而那大多數中,自然包括老一代革命者的兒子、女兒、孫兒、孫女們。

　　他們和她們,為了獲得到自己們喜歡的追求的東西，賣父輩們的資歷和資格,有時甚至賣他們的原則和尊嚴，正如喬治為了獲得到他所喜歡的木馬,以兩英鎊賣掉他的祖母維多利亞女王寫給他的回信一樣「聰明」。而且自以為和女王一樣,從此真正懂得了各種東西的價值。某些老一輩革命者們的某些後代,賣給了的當然不是什麼收藏家，而是賣給了商業時代，賣給了在商業時代必然成為主流意識的現實主義的交換法則。

　　於是，上一代坐「上海」、「伏爾加」、「紅旗」，下一代、下下一代坐「公爵王」、「寶馬」、「賓士」等高級進口轎車。

　　上一代住大的或小些的四合院,並且盡量布置得樸素一些,以避免與人民的生活水準形成太遠的距離。下一代、下下一代卻動輒以百萬幾百萬巨資爭購豪宅別墅,且裝修唯恐不奢華、不氣派。因為他們和她們,是向西方貴族資產者們的生活水準看齊的。父輩們十之七八沒有見到過,又由於有著革命者精神境界里的拒奢崇儉的支柱,因而沒有橫向攀比的目標,也不太會產生橫向攀比的心態。他們和她們卻不但見到過,而且身心感受過西方貴族資產者們的富貴生活。精神境界里既無原存的支柱，或雖原存過卻早已折塌了,也就隨心所欲沒商量了。現實中既有橫向攀比的目標,既有可以達到的捷徑,又怎能不使他們和她們嚮往之追求之,不遺餘力地去達到呢？

　　他們或她們的父輩們,其大多數從前只不過是些窮苦勞動者的兒子,是些放牛娃出身的人。而他們或她們,現在卻是些名聲顯赫,職高權重,一言一行都對國家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的人們的兒女,或地方首席官僚的兒女。

　　這一種代與代的區別,以及由此發生的思想的、觀念的,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的離經叛道,非是誰的主觀意志所能定向的。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從愛情到一種思想到一個政黨。而舉凡有生命的事物,皆是有生命周期現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個人的生命的周期。兩個周期交替之際,人的健康與病弱狀態顯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長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銀杏樹。儘管如此,既沒有不死的銀杏樹,也便沒有所謂不朽的思想。如果我們心平氣和地想一想,則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某些堪稱偉大卻很古老的思想，對於我們當代人的頭腦來說,其光耀已如遙遠的銀河系盡頭的一顆顆星一樣暗淡了。好比今天的孩子能立刻回答出「希瑞」是美國動畫片中手持寶劍、跨一匹長著雙翼的白色神馬的女鬥士,卻說不出寫過童話《海的女兒》的作家是誰,而且很可能根本就沒聽人講過那一則優美又憂傷的童話。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長在古老思想的幹上的。然而我不敢妄談一個政黨的生命的周期也許是多少年。

　　我只想說,它的腐敗的嚴重,顯然與它的生命周期有著一種內在的可能是必然的關係。正如人體的健康在生命周期交替之際最易受疾病的侵襲與危害。

　　目前,中共中央、中組部、中紀委聯合頒發了有關文件，它將可能使子女直接或間接地藉助和利用父輩的權力謀取個人以及家族財富的現象，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時間能使許多事情不再值得人們關注和論道。權力乃是與具體人的生命同在之物。

　　我們有充分的根據作如是之想：

　　十年二十年後,當一個人企圖和另一個人成交一筆生意,一方如果說——「想必你已經知道,我是某某人的兒子或女兒。」又如果他或她的父輩早已隨權而故。那麼對方一定會感到訝然,感到說得唐突並且說得沒有意義……

　　或者十年二十年後,當兩個青年男女互相吸引。一方向另一方搭訕著說——認識你很高興,請允許我自我介紹,我的爺爺是某某人時,那情形肯定也是極為滑稽可笑的。

　　在成熟的商業時代,政治權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權力,根本不可能隔代產生將帶來實際利益的神奇效應。

　　須知丘吉爾的後代和羅斯福的後代,都正在英國或美國的什麼地方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吶，區別僅僅在於,是普通的富人或普通的平民。除了目前尚存在於少數國家的王室而外,世界上一切所謂名門望族的代的延續,幾乎全都註定了是一個走下坡路的過程。

　　這乃是時代演進的法則。

　　匪兮今兮,亘古如茲。

　　我曾與一名北京的出租汽車司機就這一話題交談過。
　　他說：「江山是人家的父輩們腦袋拴在褲腰帶上打下的,中國人總得通情達理些,允許人家的兒女輩們沾點兒光是不是？如果連這也不允許,顯得咱們中國人太不懂事兒了是不是？說到底，無非就是兒女們憑著老子們的權力地位,輕而易舉地撈個幾百萬幾千萬的事兒嘛。只要別太過分,只要別太肆無忌憚,只要別太貪,適可而止,只要今後不再那樣了,只要把經濟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國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來,別弄得今天一批下崗的,明天一批失業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機,對他們那點兒擺不上檯面兒的破事兒,中國老百姓其實可以貓頭鷹似的，睜隻眼閉隻眼,裝成大傻帽兒,裝成什麼都沒瞧在眼裡的樣子……」
　　我很同意那名出租汽車司機的話。他的話最能體現普通的中國老百姓的大度。這一種大度在這個地球上也是不多見的。

　　所以我倒想向某些「老子」們的某些兒女們斗膽進言,若覺得活在中國的地盤兒上還不至於太委屈自己的話,其實是不必總打算隨時往國外溜的。只要你們「自己人」不「修理」你們,中國老百姓是不太會碰你們一指頭的。你們是完全可以在中國的地盤內悠然地做富人乃至富豪的。這可比在國外做富人或富豪更現實些。當然,唯一的前提是務必記取那一名出租汽車司機說的幾個「只要別」。否則,你們應該明白,貓頭鷹是有兩隻環眼都瞪圓了的時候的。那時它就會發出尖厲的叫聲了。按迷信的說法,這隼禽一旦聳叫連聲,便是不祥之兆了。真弄出什麼雙方都不希望發生的事,對你們,對中國老百姓,就都不好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屈指算來，我這一本不三不四的書，出版已經十四五年了。此間，中國之變日新月異，經濟發展突飛猛進。而權力的尋祖現象，也分明的越演越烈。當年的高級幹部們，本身並不沽權於市，標價尋租。他們干不來那種勾當。即使他們出於私心提拔親信，那也是絕不收錢的。當年「跑官」的現象照例也是有的，卻不過就是帶上禮品而已。禮品終究非是錢鈔，也很少聽說以名車、豪宅、別墅做禮品的事。故當年之「跑官」現象，畢竟還是有別於後來之買官賣官的。買賣個科級處級的行徑，肯定也是難以杜絕的。但那類芝麻官職的買賣，是沾不上高級幹部們的邊的。

　　而今，卻是「兄弟齊受賄」、「貪污父子兵」、官員與妻子或情人共同開拓權力尋租市場，「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買官賣官好商量，「遍地英雄下夕煙」。他們的腐敗，早已成親歷親為的事，亦算是「與時倶進」之一種了。我曾被問及，何以不寫「反腐小說」？是啊，我確實是很少寫「反腐小說」的。出於反腐義憤，雜文是寫過些的，但是小說，每一閃念，旋即搖頭。因為權力尋租的方式，貪污受賄的花樣，委實太超出於我有限的想像能力了。有所知時，每瞠目結舌。想像力太低於他們的現實操作經驗，只能知難而退矣。

　　但有個問題我總是很困惑，一位高級幹部，在職時大抵已將子女親屬的工作、生活安排妥當了，自己離休之後也能享很高級的待遇，不顯山不露水地貪賄個千八百萬的，夠花就得了呀，為什麼非頻出大手筆，幾千萬幾億元狂摟不止呢？

　　後來我逐漸想明白，癥結無非是一個「信」與否的問題。不是信仰的「信」，不是誠信的「信」，而是相信與否的「信」。

　　即——他們真的相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可持續的嗎？

　　倘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員。

　　而有信仰的官員，那信仰，必定會多少削弱一些貪慾。

　　而他們的貪慾之大，只能證明他們是無信仰的。

　　他們在成為高級幹部之前，最經常之事莫過於政治學習。何以學來學去，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可持續，竟然也還不能堅信呢？

　　是他們的頭腦太愚鈍，再好的主義也裝不進去呢？還是他們其實太過聰明，自己們首先就從那「特色」中看出了毛病？

　　凡貪官，其實都不過是將做官當成一種「營生」。

　　營生營生，實乃為了生活得好而經營某事。區別僅僅在於，是苦心經營，還是靠表面文章來經營。不管哪一種經營，出發點都是以「我」的良好感覺為中心，以「我」的「利益最大化」為「基本點」的。由那「小我」而「大我」，自然僅能延及有血緣關係的人們，再大也大不到哪兒去的。

　　要使人們，包括身為官員的人們，發自真心地相信並擁護一種制度無可爭議的優越性是不容易的。「加強學習」是一方面，制度本身之改革也是必須的。

　　貪官們無一例外地在法庭上自認「放鬆了學習」，他們隔三差五地就被集中起來學習一通，卻還是沒有解決好相信與否的問題，這很耐人尋味……

　　在中國的資產者階層中，數量為多的是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抓住了機遇的人。

　　對於人,已有多種分類法。比如現實型的,或浪漫型的；激情型的,或理智型的；憂鬱型的,或歡樂型的；以及按血型、血質、智商、基因等等的分類。最新的分類法是——心血管型的,或癌型的。心血管型的,是指精神長期處於緊迫壓力之下的男女；癌型的,是指一些積鬱成疾,抑而不渲的男女。這一分類法比較武斷,而且令人沮喪。

　　對於中國的資產者階層,我這裡也可介紹一種簡單的分類法——誇富型的,或隱富型的。當然,這種分類法,僅適用於他們中的某些人。對於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但只要留意觀察,卻都不難從他們身上看出以上兩類的特徵。

　　誇富型的——唯恐人們不承認他們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幾「富豪」。被承認是,或不被承認是,又似乎意味著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全部尊嚴,得到或沒得到普遍的公認。是第一或第二的區別,於他們,如同奧運會上的金牌或銀牌或銅牌的區別。在常人們想來,已然是「富豪」了，幹嘛還非要爭個是第幾呢？常人們實在是難以理解的。而在他們想來,已然是「富豪」了,幹嘛不爭做第一呢？好比參賽的運動員一般都想競爭到金牌一樣。常人們覺得那是夢。他們覺得那不過是幾級台階罷了。即或常人們也認為那不過是幾級台階罷了,但同時又不禁的會想,那是幾級多麼難以跨上的台階啊!而他們的想法卻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人都是或多或少有些攀比心理的。也可以說人差不多都是有些攀比目標的。常人自然的大抵總與常人攀比,與自己周圍的人攀比。而他們的攀比目標往往是李嘉誠、是霍英東、是希臘船王或其他的什麼商業巨子。那幾級台階對他們的誘惑,比一幢花園別墅對常人的誘惑強烈一百倍。他們是那麼的希望被視為被稱作中國的什麼什麼「王」。

　　如果他們感到他們的「富豪」地位還沒被公認,或雖被公認了,卻沒被排在應在的榜上,他們的心理就會特別地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視演員或歌手,自認為自己的名字當在「十大」或「二十大」明星之列,卻名落孫山一樣。這時他們就會通過媒介弄出一些響動,以期引起全社會的注意。哪怕實際上他們所獲得的公認,並不像他們感到的那麼有限,那麼應該覺得委屈,他們也還是要煞費苦心地弄出些響動。他們從來不怕出名,弄出的響動越大越好,越引起社會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們絕不是一些害怕為名所累的人。不認為盛名之下其實難附的感覺是不良的感覺,更不會因而彆扭。

　　我這個寫小說的人,不知怎麼被挖空心思的出版界人士賜予了一頂「中國的巴爾扎克」的桂冠。某一時期內這七個字常印在我的書上。請求把我從這「盛名」之下「解放」了也沒用，抗議也沒用。以至於一個時期內,一從自己的書上見到這七個字,彷彿被電光擊眼，腦仁兒倏地疼一下。倘朋友討書,只得專選沒有那七個字的相贈。當然現在我也習慣了。由習慣而麻木了,不那麼嬌氣了,見了那七個字腦仁兒也不疼了,但心裡卻還是常感到份兒有口難言的彆扭。

　　他們和我這個小說家是不太一樣的人。

　　他們是要叮囑秘書,將些個投其所好的人為他們所寫的盛名之下其實難附的不三不四的文章從報刊上剪下來,妥善保留的，並在必要之時對人引用——某某報刊認為我是中國的什麼什麼。

　　這是中國的什麼什麼,一個時期內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大大的。憑了是中國的什麼什麼,足以接近些想要接近的官員,足以當成一種信譽憑證,從銀行貸出款來,或使商業合作者另眼相看。

　　所以,他們愛名的程度,是和愛錢的程度一樣的。名在他們那兒,不是虛的,而具有實的性質。為了名,他們有時是很捨得花一些錢的。這體現為一種先期的商業投資行為,體現為一種個人的廣告行為。

　　因為他們渴望不斷提高知名度,需要不斷提高知名度,故他們與某些文人、自由撰稿人、記者,乃至某些報刊,力求保持友好關係。

　　當他們覺得有必要替自己的名弄出些響動了,後者們招之即來。

　　他們有時為了他們的名,難免會意氣用事，難免會由誇富而鬥富，甚至,難免會私下裡相互攻訐、觸霉頭、揭隱私。

　　隱富型的——這些人唯恐自己被視為「富豪」，唯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麼「富豪」排行榜。他們倒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那份兒彆扭，他們的隱富心理,主要基於對自己的同胞的防範意識。基於對時代的不信任，基於對中國前景的變幻莫測的謹慎的看法，基於一種由中國近當代政治所傳授給的自我保護的本能。

　　他們遠避媒介。一切從業於媒介的人,以及一切與媒介關係緊密的人,都是他們本能地冷漠對待和小心應付的人。

　　一般情況下,他們絕不會自願地在社會上弄出什麼響動。

　　他們也暗中以他們認為適當的方式結交某些肯定有助於他們事業的官員,甚至結交得很深。但平時不會輕易地以自己和某些官員的特殊關係炫耀於人，也不會凡事都加以利用。好比在打撲克的時候,有些人摸到了王牌,往往用其他的牌將王牌遮擋住,還環顧左右,裝模作樣自言自語地問：「王牌在誰手裡了呢？」他們深知王牌的意義，不到關鍵時刻是不往外甩的。

　　他們從不在交際方面浪費時間和精力。

　　他們的商業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顯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們似乎沒有成為中國的什麼什麼的雄心大志。但是他們的商業眼光比「誇富型」的人們更為準確,商業頭腦的反應也更為縝密敏捷。後者們每每什麼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該做什麼，看到別人成功自己嗒然若失望洋興嘆後悔錯過了機會；他們卻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該做什麼,而且果斷地悄悄地去做。

　　對於「富豪排行榜」之類,他們是嗤之以鼻的，深知那一套的不可靠。

　　他們每年的收入極為可觀。而這一點便是他們的自信。做一個實實在在的大筆金錢的擁有者,比做一個全社會都知道的,而又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富豪」感覺更好,活得更輕鬆更瀟洒——這便是他們的人生觀。

　　他們往往不運作任何實業。他們往往只有名分上的公司。那類公司一般僅有數人，並且肯定都是他們最信賴的,對他們無比忠誠的,與他們建立起了唇亡齒寒的關係的親友。而對於他們,有公司的最主要的意義是有賬號。有賬號金錢利益的獲得就成了一件極便利的事。

　　其實除了他們自己，他們再很難信賴任何人。所以連自認為對他們最忠誠的人,都未必完全清楚他們的「商業秘密」。那秘密是他們的「黑匣子」，大抵是在他們「折戟沉沙」之後才被徹底開啟。而其中所暴露的內容,又往往管叫那些自認為對他們最忠誠的人目瞪口呆，內容中肯定包括著他們如何利用對他們最忠誠的人的情節，使後者們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始終「與狼共舞」,悔恨交加。悔之遲矣,恨也白恨。

　　他們中又有人的公司其實只有他們自己。他們中更有人甚至連公司的名分也不需要。連轉賬這一金錢的撥付方式都拒絕沒商量。他們覺得最萬無一失的方式往往是——眼盯著成捆的錢塞入自己的皮箱拎了便走。這情形我們在許多電影中常見到，從前是在外國電影中常見到，如今在國產電影中也屢見不鮮了。當些個中國的編劇們在創作類似情節時,當些個影視策劃人以及評論家在認真研究和討論類似情節的真實性的時候,其實從南到北,這情形正在中國各地發生著。只不過不是發生在攝影機鏡頭前罷了，只不過交接那塞滿了錢的皮箱的雙方都非演員罷了。

　　如果說他們除了自己還真的信賴什麼人，那人又幾乎可以肯定不是男人，當然也不會是他們的妻子或女兒，更不可能是他們的母親。幾乎註定了必是他們的情婦無疑。

　　「信賴」是一個有永遠的恆定數限的詞，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之下,針對於任何具體之人,其數限都永不可能小於一，它只能等於一或大於一，它絕不至於等於零。「信賴」乃是體現為人心的一種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個人要活著,他的腸胃最起碼需要一個麵包或一個饅頭，外加起碼一碗水。一個真的連一個人都不信賴的人,便會連活著都覺得沒多大意思了。一個連活著都覺得沒多大意思了的人,對金錢也就缺乏積累的意識了。

　　而他們都是些覺得活著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說都是些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人。

　　對於他們,能在這世界上還信賴著一個不是妻子不是女兒更不是母親的女人,也就足夠維持他們的心靈的需要了。

　　所以在他們的名字被寫上公檢法機構的立案卷宗以後,使他們的「灰色人生」最終畫上句號的,也往往是女人。於是關於他們的案卷中,差不多都記錄著一則充滿了種種慾望色彩的愛情故事。其基本情節類似電影《尼羅河慘案》或《陽光下的罪惡》中的同謀男女，其基本主題是——「真愛又如何？」

　　他們是中國當代最有活動能量,最策劃縝密，最膽大心細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當今世界上,以往十幾年來,中國也許是為「灰色收入」者們留有最多隙機可趁的國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這樣的國家之一。

　　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這乃是中國的一個公開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我在某些場合不期然地接觸過一些專善於替他人拉贊助的男女,他們或她們每年以「吃回扣」的方式獲得的「收入」，大抵可買一幢別墅。

　　據我所知,「回扣」的最高比額竟達百分之四十。甚至一半對一半，乃至倒「四六」。

　　他們——我們這裡所分析的「隱富者」們,當然也是深諳此道的。

　　不過他們並不僅僅專一於此。

　　以往十幾年來,他們還是一些倒賣商業批件過程中的「二傳手」。他們中的大多數,一般並不能直接獲得與巨額金錢等價的批件。但經由他們的暗中運作,能使批件本身翻倍升值。所以擁有批件在手的人,往往不但需要他們這些「二傳手」,而且不能不重視他們的存在。

　　他們還是些走私商的合作夥伴。

　　總之,他們的「灰色收入」,十之七八是通過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方式獲得的。一個商業頭腦卓越的中國人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趁之商業隙機中,都留下過他們遊刃有餘的,進退自如的身影。

　　他們還是些高明老練的「洗錢」能手。

　　僱用他們「洗錢」的也當然皆非等閑之輩，其中不乏以權謀私的官員和損公肥己的國有企業的高級管理者。

　　他們的存在,與腐敗有著休戚與共的關係。腐敗藉助於他們的「有償服務」更加腐敗。而他們本身的存在即意味著是腐敗的催發酵母。好比黴菌與腳氣病的關係。

　　他們的身份形形色色,五花八門。有的有頗為體面的公職,有的不需要有公職,在「道」中已是名人。好比江湖殺手在江湖上已闖出了大名聲。誰需要他們,只須出得起重金,通過「道」中的關係網,便能將他們引薦到自己跟前。

　　即使我這個寫小說的人,即使我這個以很正統的觀念確立社會關係的人,即使在今天,如果我想藉助於他們的「服務」並且出得起重金,如果我確有一條發財之路指給他們,並有意與他們共謀取之,我也是不難找得到他們的。只要不是圖財害命、殺人越貨之事,只要錢數誘得他們動心,只要他們覺得策劃得很縝密,覺得有成功的把握,他們都是敢做的。

　　《水滸傳》中有一章寫的是《智取生辰綱》。
　　他們中某些人,如吳用,如晁蓋,如公孫勝,乃是他們中的一流人物。
　　他們中某些人,如劉唐,如阮氏三兄弟,膽大於智,乃是他們中的二流人物。
　　他們中某些人,如白勝,乃是他們中的小角色，三流人物。
　　貓有貓能,鼠有鼠道。一流人物做一流之事,小角色有小角色眼中的隙機。
　　他們通常並不合起伙兒來，互相也不發生瓜葛,獨往獨來地在大千世界裡各行其是。
　　而若他們一流二流三流人物串通在一起了,報刊上其後便有驚心動魄的「故事」了。
　　他們所「劫」之「生辰綱」,大抵都是來源於公有體制內的錢。當然他們並不於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持杖提刀舞棍地「劫」。那是亡命歹徒們的行徑。他們與亡命歹徒們不是一路人，不能混為一談相提並論。他們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們善於「智取」，最起碼也是「文取」。一旦得手,也如晁蓋們似的,作鳥獸散,分頭隱居起來。一挨風頭過去,相安無事,以另一副面孔出現,按各自的不同喜好,從容瀟洒地享受各自瓜分到的「勝利果實」。由於往往有貪官污吏參與其中,被收買了存心製造似乎既合理又合法的機會讓他們去鑽,所以國家的錢明明被「劫」了,往往還糊里巴塗的,搞不清楚「流失」的真正原因。所謂「國有資產流失」這一事實,有相當一部分十幾年來是被合理合法地裡應外合地「劫」走的。中國太大,國有資產巨細並存,彷彿一個永遠也清理不詳的沒有盡頭的倉庫,又處在「雙軌制」的時代,一忽兒公化私,一忽兒私掛公,分分合合,一部分流失到他們的口袋裡,倘無人洞察、無人懷疑、無人舉報,「流失」了也就「流失」了。這「一部分」,按照道德評判的尺度是「靠不誠實的勞動」巧取暗攫的；按照法律裁決的條文數額往往是巨大的；按照時代演變的規律,卻又不得不承認,乃是發生在一定規則邏輯之內的現象。針對於具體的國營企業和單位,往往是所有腦力和體力勞動者月工資甚至年工資的總和,甚至還要多,但若針對於國家而言,又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他們的「智謀」,很難在私營企業或外企那兒獲得成功。比之國營企業和單位,私營企業主和外企資本家的錢櫃是靠比他們更聰明的頭腦為鎖的。絕不是那麼輕易就會為他們打開的。
　　由於他們大抵沒有權勢靠山,一旦被法網罩住沒有誰會義不容辭想方設法地搭救他們,其下場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他們都是些心態過敏,看社會看時代看他人的目光極冷的人。這冷中又自有著他們的一套深刻。
　　他們敵視那些靠權勢背景一次次得意而又輕而易舉地成功的人。與後者們相比,他們自己的成功帶有太大的冒險性和僥倖性，是火中取栗之事。一有機會，他們便以刻毒的話辱罵後者們的娘和祖宗八代。這一種辱罵包含著用文字難以表述的嫉妒和替自己所抱的不平。當然,又只能是背地裡的辱罵。因為,他們的存在方式決定了,他們少不了也是要與後者們打交道,互相利用的。在這種時候,他們內心裡想要不卑不亢,想要平起平坐,卻又辦不到。因而,不但暗生自己的氣，對後者們內心裡的敵視,便又增加了幾分。
　　他們逍遙於法網之外的時候,其實是些完全不被社會所注意的人。他們只能以這樣一種存在方式而存在。因為他們一旦被社會所注意,他們的存在方式的實質就暴露於社會了，也就沒法兒悠然地存在著了。然而他們中的某些人,其實也是很想引起社會注意並供人們談論的。對於那些不時在社會上弄出些響動,已然使自己具有了新聞色彩的「富豪」們,他們的嫉妒也是超過於尋常百姓的。他們認為那些「富豪」們才真是本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們,而自己們並不是。想引起注意引起談論而不能為不敢為,他們的內心裡就不但滿懷著嫉妒,滿懷著符合他們邏輯的憤世嫉俗,而且經常的狀態是頗為寂寞。
　　在有權勢靠山的人們面前他們沒法兒擺脫骨子裡的自卑,但卻一點兒也不給予尊敬。那一種尊敬表現了也是裝出來的。在物價一漲心慌意亂的尋常百姓們面前,他們由於自己已經是僅次於「富豪」們的人了而優越無比,但卻一點兒也不給予同情。那一種同情變為了行動,目的也不過是為自己體驗一份兒快感，與慈善心腸是無關的。
　　他們雖然不至於也敵視百姓,但看百姓們的不幸遭遇時目光是冷的。他們總在想——我一旦被宣判有罪,甚至拉赴刑場執行槍決,百姓們必是夾道樂觀,拍手稱快的。
　　因而他們又常感自己們是本時代的孤兒，姥姥不疼,舅舅不愛，不定哪一天就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所以他們身邊總有至少一個不是妻子不是女兒更不可能是母親的女人與之心心相印,又是那麼的合乎人性。
　　他們中的二流三流人物,亦即劉唐、阮氏三兄弟及白勝式的人物,為了克服自己內心裡那份兒孤寂和人生的不安全感,既不但需要至少一個與之心心相印的女人的慰藉,還往往從「中國特色」的黑社會那兒購買關懷。而且,也只有黑社會才賣給他們某種他們所需要的關懷。
　　所以,誰如果真的對他們構成了莫大的威脅,誰的人身就處於黑社會的報復計劃之中了。輕則要你的一隻耳、一隻眼、一條胳膊或一條腿，重則要你的命。
　　與「誇富型」的人比起來,他們不炫耀、不張揚、不鍍名飾姓,彷彿壁虎似的隱存潛在於芸芸眾生之中，是些「陌生的人」。他們雖不像「誇富型」的人那麼喜歡時不時弄出響動,引起社會的注意以及人們的討厭和嫉妒,但卻可能比前者們具有危險性。儘管他們的危險性往往是出於自我防衛而不是出於主動攻擊。他們一旦弄出響動,那響動可就必然散發著血腥氣了。
　　誰如果有興趣,到全國各監獄採訪一番,準會發現些在押的他們的同類。十幾年來,中國一茬茬兒地滋生著他們,也一茬茬兒地剷除著他們。總的趨勢是,剷除多於滋生。當法制越來越健全,他們也就越來越「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但是所剷除的,十之六七還是他們中的三四流人物。他們中的一二流人物,文明地存在於當今的不少。在中國的這裡或者那裡,較安分守己地過著自認為僅次於「富豪」的生活，或者變成了當地富有的社會「賢達」。對於他們的富有程度以及富有過程,許多喜歡刺探別人隱私的男女,將在較長的時期內當成一個謎而進行種種的談論與推想。他們對於自己的富有程度,也將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秘而不宣。他們對自己的富有過程卻開始變得不那麼謹慎迴避了。他們會講些頗為引人入勝的故事滿足某些人的好奇心；或與房地產有關,或與股票有關,或與什麼鼎力相助的「命中貴人」有關。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假作真時真亦假」。不消說,都是他們替自己編的,帶有「演義」性和戲劇性。
　　儘管他們的智商堪稱一流二流,但畢竟的,時代留給他們可鑽的隙機是越來越少了。企圖再做得天衣無縫不露破綻,實在是不那麼容易了。他們又都是些較冷靜較明智的人,並不覺得自己比時代更高明,一味兒逞能地與時代叫板。
　　他們大抵已「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他們既能正視現實,承認時過境遷,世不由己了，也都普遍地感到自己「廉頗老矣」。「退出江湖」才備覺「江湖」險惡。一方面較心安理得地享受自認為僅次於「富豪」的後半段人生,另一方面欣慰於自己的倖存。這一點使他們由衷地感激中國，感激「恩賜」了許多隙機使自己成功的以往的十幾年。
　　他們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愛國」的「愛國主義者」。
　　金錢在他們身上發揮了「功德圓滿」的影響，而這不能不說也算是金錢作用好的一面。
　　談到「改革開放」,他們的擁護之情溢於言表。
　　談到「腐敗」,他們則就不免地態度曖昧了，起碼是言詞溫和,不露鋒芒,有所保留。
　　他們輕易不肯重操舊業。金錢對他們的誘惑力已不像從前那麼巨大了。因為如今的他們已不太缺錢。他們很怕因為一招棋失算而連眼前的已有一併地統統斷送了。當然,能獲得較大宗的錢的機會明擺著,他們也還是會動心的。錢之對於他們,如同女人；對於已有三妻六妾的男人,雖然好色之心不泯,但若冒傾家蕩產的一份兒險,他們是萬萬不幹的。冒險的激情已被審時度勢的理智與冷靜所代替。

　　有一年,在南方某中等城市,我「有幸」被請到他們中的某一位家中做客。那是地處市郊風光優美處的一幢漂亮的別墅。是一輛「賓士」將我從賓館接去的。院子很大,有露天游泳池。車上,陪我前去的當地作家悄悄告訴我——他實際上有三個妻子。另外兩個,一個是他年輕貌美的妻妹,俗稱「小姨子」者是也；另一個是有異國姿色風情萬種的馬來西亞姑娘。妻妹做他的管家。馬來西亞姑娘善按摩,除了亦充當他的性愛伴侶,還充當他的保健醫。她們竟能平等而又和睦地親處,常年相安無事。

　　當地的作家朋友悄悄告訴了我之後，嘆曰：「有錢真他媽的好哇!」

　　高牆上爬滿藤類植物，油亮肥大的綠葉在七月的夕陽下閃閃發亮。院門是歐式的雙開鐵柵門。為我們開門的是一位留一綹花白山羊須的老佣,穿明末清初的對襟褂子,但腳上卻是一雙皮鞋。

　　當地的作家朋友又悄悄告訴我——那老佣是他妻子從家鄉接來的遠房親戚。他妻子祖籍河北滄州,亦即林沖火燒草料場那個古縣。那古縣至今仍有武術世家的傳人。而那老佣的一身武功也很了得,可用柔軟的柳條為矛刺穿人的胸膛。我雖姑妄聽之,心裡並不是那麼信,但也不禁地對那老佣刮目相看起來。

　　游泳池中,一女郎正與兩隻大狼狗戲水玩耍。

　　當地的作家朋友說,女郎便是他的妻妹。

　　「賓士」繞行至別墅門廊前停下,主人夫婦迎了出來。男主人身材比我略高些,也比我胖些，和我年紀相仿。但臉上卻幾乎全無皺紋,面色光潤,白裡透紅,紅里透粉,一張養顏有術的女人的臉似的。女主人的個子卻明顯地高於我，儘管穿著拖鞋,看去也有一米七五左右。四十餘歲,微施粉,淡描眉,淺塗唇,初見之際,使人覺得彷彿才三十幾歲。坐定之後再看,才看出眼角已有了細細的幾條魚尾紋。

　　他們那客廳,使我聯想到了導演李少紅新拍的電視劇《雷雨》中周宅的客廳。不過因大屏幕電視、組合音響、冰箱、金屬框壁畫等等現代東西的存在,顯得比周宅的客廳多些生氣。不協調的是,在客廳對應的兩隅,擺著一人高的木雕觀音和關公，並且香籠中都有香在裊裊地飄出著,氣味兒異芳。

　　一盤盤水果是早已擺著的了。他的馬來西亞「妾」,很及時地出現,笑盈盈地為我們一行四人沏茶。她才二十六七歲，身段豐滿,模樣嫵媚可人。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神采。

　　他的妻子對她低聲說：「你陪孩子玩兒去吧,客人們由我來招待就行了。」

　　於是她溫良地躬身退去,直至我們離開,再沒露過面。

　　女主人雖然四十餘歲了,卻一點兒也沒發胖,身材仍很苗條。不知是先天基因決定的,還是後天健美與節食的結果。她親自為我們削水果皮。比起她的丈夫,她話不多,儼然一位禮節性坐陪的外交官夫人似的。

　　我預先早已了解到,她是中國粉碎「四人幫」後某外語學院的第二屆畢業生，英語程度較高。至於她和她的丈夫究竟是怎麼「有緣千里來相會」的,則就連陪我同去的人也說不清了。反正據他們預先告訴我,以往十幾年中,她一直是他的高參。

　　我們去他家其實沒有任何明確的目的性,無非是當地三位熱心朋友,非建議我務必結識一下他們當地的「名流」。在他們,他的家似乎更意味著是當地的一處「景觀」。彷彿不引導我「到此一游」,是他們沒盡全地主之誼,是我難以彌補的遺憾。

　　我暗覺我們的造訪其實帶有點兒強加於人的騷擾性,心態拘謹,一時不知該與主人夫婦攀談些什麼才好。幸而男主人表現得頗為熱情，尋找種種話題與我這位遠道而來的生客主動言說。但也不過就是南北氣候的差異與當地風土人情的話題，漫無邊際而又彼此帶有試探性。那樣的攀談兩三個小時內雙方也是難以接近一步的。又幸而同來的三位是常客,高談闊論中不時地插科打諢,倒也將氣氛營造得怪熱鬧的。

　　其間他的妻妹僅著三點式游衣,渾身水淋淋地由我們面前穿堂而過,被兩條狼狗追逐著奔上樓去。狼狗聳毛幾抖,水珠落了我們和主人夫婦一身。他們司空見慣,彼此笑笑。我也佯裝見怪不怪,順口誇兩條狼狗雄壯。男主人替它們謙虛地說,它們被寵壞了,太沒規矩了。

　　忽而他的妻妹下樓了。「三點式」外,只不過又加了件無袖無領的薄綢袍，袍帶扎得隨意而又寬鬆。白晳的頸子連同一部分胸口半裸著。她嚷嚷著要大家都唱歌,小女孩兒般地任性模樣顯得天真爛漫而又性情放縱不羈。我暗想被寵壞了的,看來非是他家的兩條狼狗,而是他那身份同時是「妾」的妻妹。

　　於是開了音響和電視。大家都伴著歌帶一展歌喉。我在盛情難卻之下,也唱了一段《年輪》插曲。獲得掌聲最熱烈的,當然還要數他的妻妹。男主人唱得來了情緒，扯過妻妹,合唱了《今夜想你》和《愛到地老天荒》。

　　他們並頭唱時,我又聯想到《金瓶梅》這一部書,聯想到西門慶。覺得這位年齡和我相仿的,自認為僅次於「富豪」的中國男人,正過著和西門大官人差不多的生活。同時聯想到席勒的一句名言：「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如果受到的僅僅是羨慕了,那麼就會漸漸變成似乎純粹受羨慕的事情。」在中國，許多不正當的、不正常的事情恰是如此。

　　眾人都唱夠了,另外三位客人中的一位又提議看一盤影碟。看的是《這個殺手不太冷》的原版影碟。主人夫婦看過了,請求恕不奉陪,一同到院子里游泳去了。男主人的妻妹雖也看過了,卻情願陪我們再看一遍。雖沒中文字幕,有她從旁講,情節不難明白。

　　三位同來者一邊看,一邊向她介紹我寫過些什麼書,編過些什麼電視劇。她說她都看過,都愛看。但是我覺得她分明在說違心話。也許她在上中學時僅看過《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她卻看過王朔的不少小說和電影電視劇。扳著指頭如數家珍,不停地問我關於王朔的近況。看來她崇拜王朔時已久矣。這使我多少有點兒不自在。也使陪我來的三位很是替我感到尷尬,有意將話題由王朔一次次引向梁曉聲。而她卻其情獨鐘王朔,抓住機遇，不向我這位北京來客將王朔打探得一清二楚不肯罷休似的。

　　我問她喜歡王朔作品的哪一點？

　　她偏著頭略一思索,脫口道：就喜歡王朔作品中怎麼想就怎麼活的真實。

　　隨後又補充了一句：「達不到那個境界的讀者,也就沒法兒領略那份真實的價值。」

　　她告訴我她曾考上過南開大學中文系。可沒畢業就離校了。前來為她的姐夫管理一個私營的小包裝紙盒廠。據她自己說效益還不錯,每年五六十萬利潤。她說她當年離開「南開」時認為,管理一個小包裝紙盒廠,根本無需大學文化程度。她一點兒也不後悔當年的決定。說她姐姐和姐夫,都不主張她往大了經營往大了發展。無非是使她有件事兒干罷了。她說她的想法和她姐姐姐夫的想法完全一致。說她一個星期去廠里一次,看看賬,監督監督質量就行了……

　　看完了《這個殺手不太冷》,就到了吃晚飯的時間了。家裡雇了位一級廚師,有一間專門招待客人的餐廳,裝修規格很上檔次。我們入座時,酒已開瓶,頭幾道佐酒冷盤已擺好。

　　那一頓飯邊吃邊談耗去了兩個半小時。如今回憶,當時誰說了些什麼已完全記不清。連自己當時說了些什麼都記不清了。唯對男主人當時說的一句話和發的一席高論記憶猶新而且仍覺深刻。

　　他那句話是——「不瞞諸位,過去若干年裡,經我手所『洗』的錢何止一億二億!」

　　他當時說罷,在自己目光的注視和眾目所望之下,將伸在面前的雙手緩緩翻轉了一次,彷彿是在展覽他的雙手似的。他的表情中,有一種檢閱自己輝煌成就般的驕傲意味。而我等的表情中,則都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意味。

　　他的妻子那時就蹙眉責備他：「別再喝了，喝點兒酒就開始胡說八道。」

　　他那一席高論是——「人在貧窮的時候對金錢的需求意識往往是最現實的。一文不名的人夢中撿錢,撿到的只不過是一個鼓鼓的錢包罷了。一文不名的人沒法兒不做錢的孫子。掙錢很不容易的人也幾乎沒法兒不做錢的兒子。只有掙錢不太難,而且已經掙下了很多錢的人，才有可能和金錢之間達成某種較為平等的關係。類於品貌、才能、年齡、社會地位和門戶相匹配的夫妻之間的關係。而在中國,在目前,一個人有了一百萬或幾百萬,你會感到你是金錢的爸爸。有了一千萬或幾千萬,你會感到你是金錢的爺爺。做金錢的爺爺,是人和金錢之間最優越最良好的關係。這種情況之下金錢完全是為你服務的。人是主,金錢是仆。處在中國,一個人的消費方式畢竟是局限的。你不需要有私人飛機和遊艇。一幢漂亮的別墅,一輛名牌汽車,加起來不過幾千萬的幾十分之一罷了。而你所擁有的錢,一旦超過了幾千萬,人和金錢的平等關係就又被打破了。交給別人管理你不放心,自己管理你就得為錢操心。你唯恐它貶值,於是你思考著投資,思考著怎樣使錢生錢。一個人的錢多得超過了一定的限數，錢就成精了,有魔力了,它會以它自己的語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慫恿你用它去變更多更多的錢。那時你已不是因自己消費的需要去動用它。你不知究竟為了誰、為了什麼才想要用它變更多更多的錢。但它已開始左右你的活法，左右你對它的價值的看法了。於是錢為主,你為仆了。你無形中變成了錢的兒子。你的錢再多,多到一億幾億,實際上你已經差不多又是錢的孫子了。而且你與金錢之間這種顛倒的關係,幾乎終生都難以再改變了。世界上所有的億萬富豪,幾乎都無可救藥地是錢的奴僕,錢的孫子。他們沒法兒不為他們的金錢幾十年操心如一日。這種操心往往一直至死。死前還要立下一份遺囑,確定他所擁有的錢在後人之間的分配。甚至彌留之際,咽最後一口氣前,還要掙扎著修改某一項遺囑,並按上自己的手印……」

　　他慢條斯理地說時,我等眾人,包括他的妻子,都一聲不響地做出洗耳恭聽的樣子。由於他說得那麼嚴肅認真,連她的妻子似乎也不便打斷他,怕惹他生氣似的。我等眾人,當然是一邊聚精會神地聽,一邊點頭不止。彷彿經他指點迷津,頓時的都茅塞頓開似的。儘管我等眾人,其實此生誰都不會有做錢的兒子甚至孫子的運氣。而他,則一副錢的爺爺的至尊無尚的姿態。

　　他問我——美國有一部早期的經典影片《公民凱恩》知道不？

　　我說知道——那部影片講的是美國的報業大王「凱恩」,臨死前說出了一個令許多人都大惑不解的單詞「蝴蝶」。後來由一名女記者幾經周折,終於揭開謎底——原來他死前所想到的,可能是他在窮困的童年時期玩過的一輛雪橇，而那雪橇的商標是「蝴蝶」。

　　他又問我——你認為或許是什麼原因,使《公民凱恩》這部早期美國影片,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名列次次十大經典影片之首？

　　我被問得一怔。因為這個問題我從來也沒認真想過。我支支吾吾,無從談起。

　　他微笑了一下,以非常之自信的口吻說——我認為,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影片中那個叫「凱恩」的報業大王,是古往今來一切資本家中,唯一一個死前所想與他所擁有的金錢毫不相干的人，一個在死前幾分鐘內才擺脫了自己是金錢孫子的角色的人。而這樣的資本家,往往只能出現在小說或電影中,在現實生活中幾乎絕無僅有。我想,美國人正是沖著這一點,才始終將《公民凱恩》列為經典的吧？這不是也符合「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理論么？我不太懂啊,班門弄斧了。我是外行,你是內行,我是姑妄言之而已,你們都姑妄聽之吧,見笑見笑……

　　我當然不完全贊同他的話，但是又覺得他的話有一定的道理。

　　我說：「你的看法很獨特。不妨嘗試當一位業餘影評家。」

　　他又微笑了一下,謙虛地說：「我可不敢生此念。我剛才那番話也主要不是在評論一部電影,而是在談人,具體地說是在談資本家們和他們所擁有的資本的關係。一位資本家的資本,既是他腳下所駐立的階石,其實也是他背上所負的十字架。他站得越高,他背上的十字架越沉重。要不怎麼說『高處不勝寒』呢？幾乎所有的億萬富豪,最終都為他們所擁有的金錢而付出了代價。那代價就是由於對他們所擁有的金錢幾十年如一日的操心而減壽……」

　　同為客人的另外三人中,有一個忍不住高聲發表異議：「你這純粹是僅次於富豪之人的奇談怪論!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在因貧困而幾十年如一日地、無望地為錢大操其心啊!那也同樣會生癌會減壽的!」

　　又一個說：「他的話是得了便宜又賣乖!我只聽說過因為窮而愁死的,從沒聽說過誰是被富折磨死的!」

　　第三個以可憐兮兮的腔調接著說：「上帝啊,請也賜我被億萬金錢的十字架所壓迫的苦難吧!」

　　於是眾人,包括主人夫婦皆大笑。

　　而我卻聯想到了一則外國幽默：
　　一個人詛咒上帝的不公平。上帝降臨了,問他究竟有什麼不滿的？他說：「為什麼您使有的人那麼富，而使有的人像我這麼窮？」上帝回答：「其實在最寶貴的東西方面,我給予世人的差不多是一樣的。難道你不承認『一寸光陰一寸金』嗎？」上帝的話音剛落,那人迫不及待地大叫起來：「是的,我承認我承認。既然它們是等價的,那麼務必請您從我這兒收回去一百寸光陰,替我從富人那兒換一百寸金子吧!因為我不在乎減少了一百寸光陰,正如富人們並不在乎減少了一百寸金子啊!」

　　當「賓士」送我們駛離那幢花園別墅,我不禁扭頭從後車窗回望——靜謐的,水銀也似的月光下,花園裡樹影婆娑,充滿南國的妙曼情調。別墅彩燈初亮,交相輝映,泄照出一派旖旎的溫馨。

　　我暗想,這些個僅次於「富豪」的人們,的的確確是應該對以往的一個時代感恩戴德的啊!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另一類人們。亦即那些非是憑著權勢背景,非是憑著稍縱即逝的機遇,更非是憑著「灰色潛能」聚斂起了「灰色財富」——而是礪礪斫斫,篳路藍縷,百折不撓,堅韌挺進地加入了中國資產者階層的人們。

　　我對他們一向是懷有大的敬意的。

　　他們,只有他們才是,而且最應該是「改革開放」這巨大產床上接生下來的健美嬰兒。他們中不少人,十餘年間,已由嬰兒成長為「英俊少年」了。

　　在我們中國,對於憑著權勢背景「先富起來」的些個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態度的。只不過這一種批判態度,目前已變得由尖銳而溫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動搖而左擺右晃了。因為正如我前邊談到的,中國有中國的國情。父爺為官,兒孫得利。這是中國古往今來的規律。這規律產生的基礎乃是封建法權的系統構架及其殘餘支柱。民主政體不至,此規律難破。某些共產黨人的自我約制,雖堪稱典範堪成楷模,畢竟的只不過是個人的道德完成，並不能改變規律仍以規律的慣力導至現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從規律性上去認識,幾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體在自然光下沒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魚沒有海腥味兒。

　　林肯在《答美國紐約工人聯合會》的演講中說過：「一些人註定的富有將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這種對財富的追求)將對我們的企事業產生巨大的推動力。」

　　某些中國人也說過和林肯這句話的意思差不多的話。但如果將林肯話中的「一些人」,與靠著權勢背景富起來的中國目前的「一些人」相提並論,則其謬大也。他們的存在,絕對不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

　　而對於某些靠機遇富起來乃至成為所謂「富豪」的人,愛默生的一句話說得相當精妙：「機遇其實不具有任何規律性,它不僅屬於極少數對它有所準備並善於一把抓牢它的人,也往往屬於某些命中注定與它有緣的人。它通常是帶著可望不可求的偶然性降臨在人頭上的。否認這一點將無法解釋清楚——為什麼一個一輩子守著輪盤賭的人最終仍是窮光蛋,而一個僅進過一次賭場的人，卻轉眼間帶著獲得的一百萬贏碼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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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到這兩點，在你國都不算頂尖人士

做到了也不一定算，畢竟你國的政治犯和領導人享受同樣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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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階層劃分模型，摘錄如下：
1級：以在任委員、退休常委為代表，和2的區別在於，1對全國局勢有控制能力，2沒有。
2級：以在任實權省部級幹部、退休委員、部分大權貴、大富商、大銀行家為代表。和3的區別在於，2能影響國家政策，3不能。
3級：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別實權的局級，或是大企業主、一般權貴富商、名牌大學校長、中等銀行家為代表。和4的區別在於，3能夠影響一個地區或者行業的發展，4不能。3以馬雲、馬化騰等為體制外的頂峰，3其實是行業精英或地區體制精英。
1-3級是中國的上層社會，普通人非奇遇不能進

4級：以一般地廳級、實權縣處級、院士、大教授、高級職業經理人、名醫生、名律師、高校校長、演藝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業主、小銀行家之類為主。普通人通過奮鬥最多能夠達到這個層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國區總裁、范冰冰之類就是體制外本級的頂峰。4和5的區別在於，4和上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繫，5沒有。
5級：以小企業主、普通處級副處級或實權科級幹部、主流企業中層以上管理人員、教授、中等職業經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線明星、小有名氣的醫生、律師、工程師等。5和6的區別在於，5有自己的事業，對自己的工作有決定權，6沒有。
6級：以普通公務員、主流企業職員、高校青年教師、普通自由職業者、一般醫生律師、一般工程師、大點的個體戶等為主。名牌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後多在這個層次。6和7的區別在於，6有一定的上升空間，7很難。
4-6級是中國的中層社會，分別是高、中、低端中產階級，普通人通過努力，最後能夠定格在第5級就算是很不錯了

7級：以普通企業工人、邊緣化的體制內人員、無實權單位的基層公務員、小個體戶、城市底層土著、富裕農民之類為代表。7和8的區別在於，7能夠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級：以血汗工廠工人、普通農民等為代表。8和9的區別在於，8能夠自食其力，9不能。
9級：以大城市底層失業人口、偏遠山區農民等為代表，以城市的基本生活標準要求，這些人在城市基本不能自食其力。

什麼叫頂層社會？？？

當說起一件事的時候，所有人都會想到找你尋求幫助。

---觀蔡康永流淚視頻有感

亞洲第一魅力男子天團，哦不，世界第一男子天團。

北京牌照能上京AG6XXX或者京A8的

炒股的。有的在頂層，有的在頂層。

成為敏感詞。

我爸

參考蜘蛛俠，總是可以粘在天花板上比你頭頂都高，就是頂層人士

怎麼感覺現在只要是個平凡人，出去都沒面子似的。答案不對題，勿怪，有點感觸而已。當然，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我選擇平凡，你選擇自詡太陽，也好。社會本多樣嘛！

當然，依我看來，我覺得社會中最頂層的人，何嘗不是那種有智慧，但待人以真誠，最好也能有黨性，如周相國那般，也如知乎中的徐老師那般，能夠待人真誠卻不乏幽默風趣。

　　一個書生，一個窮人，即使有這樣那樣的委屈和不快，但畢竟靈魂尚自主，人格尚清白，精神上尚有一間大房子，某種意義上，生命舒適度並不亞於那些豪宅之人。我發誓，我將永遠以平民的名義棲息、行走、勞作一生，永不會擇取一種超出正常水準的資源配置和消耗方式。作為人，應照顧其他人；作為動物，應體恤其他動物。否則，既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也不是一個高尚的動物。你既擠壓了同類，也欺負了異類。

　　雖然，這樣的許願對一貧窮者而言，有空頭支票之嫌，但我確實這麼想。

上面兩段是王開嶺的文字。

天天吃魯菜…

大概是左右這個國家的走向，同時以這個國家的利益為最高利益

一百年以後還會出現在中學課本中

別人求你入他們家企業的乾股

別人動不了他。
或者，動得了他的人屈指可數。

這還需要標準？看看你說的話多少人會聽就明白了。

能在優衣庫約的

很簡單想做什麼沒有幾個攔的住你，不是多有錢的問題，沒有誰能不在乎你，其實就是上面已經沒有人能做你的靠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