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者如何保證研究結果接近歷史真相?

題主是外行,問的問題如果很不專業請見諒。

問題主體:
要完全還原第一歷史真相,應該是不可能的吧?
那麼,研究歷史的學者們有哪些手段,或者說怎麼樣做,可以儘可能的接近正確的歷史真相呢?歡迎多舉例歷史事件,學習學習~

以下是個人的一些感受,一併提出,供各位指正:

  1. 我覺得除了親自經歷事件的人能保證知道事情真相外,哪怕是在當世(比如現在你我也不一定能知道某些大事件背後的真相),更不用說在慢慢歷史長河中有那麼多的變數和干擾因素。
  2. 史書有那麼多,如何保證記錄的人是客觀而正確呢?
  3. 民間野史有沒有可取之處?我覺得除了滿足勞動人民的美好願望外,有時候有些事情無風不起浪,民間的謠傳是否也有可取之處呢?
  4. 以唐太宗為例,有人說他改史書,類似這種例子,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記錄的東西應該會有很多被高層意志影響吧?

如何更加接近歷史真相,其實正是如何探尋歷史真實性的歷史哲學命題,我就試著盡我所知,答一下此題,如有不當之處,歡迎討論指正:

首先需要明確一下歷史研究者的定義,由於不是歷史專業的,所以就不從內涵性質角度切入了,而且自身歷史哲學功底不紮實,還沒有資格對這個概念下定義。那麼我就從外延部分動手,排除幾個我所認為的不應當是歷史研究者的人群:
1.歷史記錄者:包括古代王朝的史官、以及民族國家化以來的政府機構組成之檔案局檔案員,剔除這部分人群所附著的行政性、政治性;
2.歷史演義者:包括歷代寫作歷史通俗小說、傳說、傳奇的,以及現代的歷史題材文藝作品創作者,剔除這一部分人群所附著的文藝性、通俗性;
3.歷史教育者:包括中小學學校的歷史學科教師,剔除這一部分人群所附著的教育目的性;

剔除掉上述三部分人群所附著的雜質,才是比較純正的歷史研究者。反過來講,歷史研究者可以對上述三種人群的文字作品進行研究,但必須審慎,必須小心的剝離掉這些人群所附著非歷史學科動機

剝離掉這三層(行政與政治利益、文藝與迎合通俗、教育目的),那種沒有政治利益背景歪曲史實的、不為通俗易懂而委屈史識的、不為教育目的而扭曲史觀的,就是較為純正的歷史研究者。【盡量保證歷史研究者的純粹性是追求歷史真相的第一要件

但是,問題在於,沒有哪一個史家,能夠純純粹粹是歷史研究者,換句話說,每一個史家其實都是由不同比例的記錄、教育、演義、研究四大性質組合而成的。畢竟,人終究還是主觀的、局限於時代、階層與利益集團的。那麼如何在這種背景下,使得歷史學科能夠像其他現代學科一樣,一代人站在一代人的肩膀上,不斷接近歷史的真相呢?這是題主的疑問,也是歷史哲學領域的歷史真實性命題

在史家難逃主觀性瑕疵的前提與史籍文獻真偽雜陳的現實下,怎樣接近歷史真實性,其實正是現代歷史學科發展的起點所在。
這樣就對歷史學科的工具,有了旺盛的欲求。
因而各種學科內外、古今中外的歷史學科工具也便應運而生。

是的,正是學科工具或者說實證主義所謂的證據,使得歷史學科能夠有自信的宣稱:本尊在不斷走向歷史的真相!

下面就從我比較熟悉的中國歷史領域,介紹一下我所知道的各種歷史學科工具與證明方法

考據訓詁法:清代學術對於我國歷史學最大的貢獻,在於其「漢學風」對於考據訓詁的重視,這種態度上的重視所對應的努力,便是清代考據學家對於古代典籍的大規模整理。使得民國時代的學術大師得以有一個很整齊的古代典籍體系,去偽存真,實現了民國時期現代中國歷史學的奠基。所謂考據訓詁,就是利用對於各個時代典籍所用語法、文風、文體、用詞、語音時代性的把握,來判定典籍究竟處於哪一個歷史時期,進而判斷一些歷史記錄的真偽與先後。

文獻參照法:同一時期的歷史,總有各種各樣的文獻記載(正史、雜記、實錄、檔案)可以去對比分析出結論;再不濟,可以在文學作品裡選取材料進行輔助佐證;再不濟就到別國別文字里去搜索對照(比如京沈故宮滿文老檔、朝鮮史書對於明清史的佐證;唐代文獻對於印度史的佐證);再不濟就像裴松之一樣把自己辨別不了的史料都列到三國志注里,讓後人去根據別的史料對照解決。

歷史地理學:國史歷史地理學奠基者譚其驤老師,出版過一套八冊《中國歷史地圖冊》,算是這一交叉學科最有名氣的一例了。歷史事件不都是發生在地理學科所研究的海陸上么?那麼好,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歷史事件都放到地圖上來,根據《地理志》、《地方志》等文件、考古地質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不斷把歷史地理圖畫細,把不同時期的歷史地理圖畫出來,把不同歷史時期的疆域區劃放到一張圖上去對比,交錯運用史地知識,核對文獻記載。

考古學:以物理、化學、地質知識為工具,對古迹、遺迹、地下文物進行考古研究。比如碳測定,確定年份(比如對遠古發掘的年代測定)、地質層確定遺迹與城址年份(比如城摞城的開封城)、殷墟周原的發掘確定商周時代的政治制度與歷史事件(青銅器銘文)、出土墓葬文物確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墓葬壁畫與陪葬品)等等。

天文學:由於日月食(全、偏)、五行位置、超新星爆發等天體現象是可以推算的,所以歷史學家與天文學家可以聯手對某一次歷史記載中的天體現象進行測算,得出結果便可確定年份,進而推斷出圍繞這條記載的事件之真實性,比如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對於西周諸王的享國年份的確定。

以上
只是列舉,相信還有很多我未曾了解到的,或者我未曾總結好的。

【總結部分

歷史研究者自身的純粹性自律後代歷史研究者對於前代歷史研究者所附著雜質的剝離(司馬遷就附著著漢代儒學的觀點、錢穆就附著著新儒學的觀點)以及其他學科其他理論體系對於歷史的研究交流(比如新制度經濟學派史觀、新儒學史觀、馬克思主義史觀、社會達爾文主義史觀),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觀因素,是永遠無法純粹排除的。所以,需要歷史學科動用一些諸如我在本文列舉的種種其他學科做工具、證據來證明或證偽一段史料,這就是現代歷史學科對於歷史真相追求的新突破。

【升華部分】
①有了主觀上的自律和客觀上的實證工具,其實還是無法達到歷史的真相,畢竟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再完美的論證也只能做到無限接近而已。那麼歷史學科的意義何在?歷史哲學的使命何在?
②私以為:不斷接近過去發生在人類身上的真相,正是歷史學科研究的趣味與意義所在。這種接近真相的探索感、求知慾,支撐起了一代代歷史人像開掘礦藏一般地探索歷史。這種或興趣或學術的探尋,是人類對於自身過去的求知慾所在、是歷史學科與歷史觀不斷成長的動力所在、是人類社會不斷汲取歷史智慧的可能性所在。
正所謂讀史鑒今,鑒者鏡也,隨著人類社會年歲的增長,不同時期不同的人類社會通過在歷史銅鏡面前的對照梳妝,才能更好地看清自己、打扮自己、裝飾自己,才能漸漸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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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答案已授權 @Faith冰(非盈利性)轉載於歷史研究者如何保證研究結果接近歷史真相?。


這個答案還沒寫就註定了不會有幾個贊的,可是這個逼我還是一定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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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題主是通過自己的思考問出這個問題,只能說你天賦異稟,非常有靈性。這個問題脫離了史料和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經觸及了史學界最深刻的哲學理念。我會盡量用通俗的方式解答。

我還記得在東西方經濟史比較的第一課上,我們來自瑞典的老師問我們「為什麼人們要研究歷史?」有人回答:「我們學習歷史就是為了從中吸取教訓,避免犯錯。」老師回答:「不,看看人類的歷史,我們從歷史上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人們從來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這個梗明顯是每一屆學生都中計,經過了反覆練習,台詞流暢,逼格驚人,場面瞬間就被他控制住了。題外話,這位老師金髮碧眼,長發飄逸,而且每句話末必會加一個「Right?",因此得一外號」Mr.right"。

是的。史學研究,特別是中國的歷史學家,一直遵循著理性的唯物史觀。我們的史學家講究證據,強調事實,追求還原真相,並且總想要從中升華出一些道理。傅斯年當年就說「史學就是史料學」,這句話概括了許多學者的史觀。研究歷史似乎一定要紮實嚴謹,「有幾分史料說幾分話」,論從史出,以史帶論,好像歷史的真相真的能被還原似得。

這也不能說是錯誤的。從18世紀的啟蒙主義開始,理性就被現代哲學尊為至上的權威,形成了那種以科學理性為基礎,以單一的標準去裁定所有差異,進而統一所有話語的權威解釋。不管是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事事都要講邏輯。這種單一話語背後的理念是真理的唯一性,這是理科飛速發展帶來的對文科的革命。它順應了科學主義的邏輯,卻難以完成對文化意識的替代,更不具備人文科學的多重價值關懷。

在啟蒙思想家眼裡,歷史的演變不但是一個直線發展、有始有終、不斷進步、合乎理性的過程,而且該過程本身還呈現出內在的一致性。你看看馬克思主義者,用階級解釋歷史的發展,封建就比奴隸制先進,資本主義又比封建先進,真相是這樣嗎?歷史學家的是不是要像自然科學家解釋世界一樣揭示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用以解釋歷史的進化呢?由於有了這樣的預設,目的論便成了歷史敘述的切入點。高中歷史課本,每一個歷史事件都要講起因,過程,結果,影響。這難道就是歷史?

越來越多的人對「唯一的真實」產生懷疑。結果就是從19世紀開始,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為首的史學在西方歷史學界佔據了主導地位,被稱為歷史主義學派(historismus)。他們強調歷史世界與自然世界不同,自然世界是普遍一致的,歷史則有個性,一國的意識形態、制度、價值觀完全受自己的歷史發展所決定。他們認為歷史學就是要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所以十分重視歷史文獻的考證,因而是實證主義的史學。因為質疑,所以要用證據求索。


再後來,實證主義也無法說服所有人了。很多厲害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產生了跟題主一樣的疑問。我們是不是真的能接觸到歷史的真相?或者,歷史是不是真的有一個真相?

這就是後現代主義歷史觀。沒人能確切的告訴你「後現代主義」是什麼,因為如果它有定義的話,那它會製造出一個悖論,因為後現代主義就是一種「反對定義」的思潮。這一理念強調情境和認知主體的多樣性、複雜性造成了差異,使得我們作為單個認知主體不得不對「後現代主義」放棄追求同一性的確切定義。牛津大辭典,新華字典,似乎為每一個詞做了定義。但是他們就是正確的嗎?

時間是斷裂的、不連續的,歷史也並非以直線形式展現,而是變化無常、混亂和中斷的,沒有起源,也沒有終點,更不會在進展過程中逐漸揭示出真實。我們沒有在發展,文明不是在進步,混沌才是真相,真相在秒針走動的下一格就根本不存在了。

後現代主義認為,現代史學以科學理性、線性進步觀為主要特徵的思維模式和以民族國家史為主的宏大敘事,強調了歷史發展的普遍性、一致性以及東方與西方、先進與落後、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使」先進「文化成為歷史唯一的主角和目標,抹殺了歷史的差異性、多樣性,忽視了歷史進程中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

它設定有許多真理的可能性,反對權威的、確定的解釋,
認為個人的經驗、背景、意願和喜好在表達或理解過程中更具有決定作用,對於設定的一個文本和符號,有無限多層面及多角度解釋的可能性。

後現代主義動搖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理性的深邃和結構的規範不再重要,你數學好你來學什麼文科,你講道理你搞什麼歷史?

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成為了唯一的真理。每個人都要用同一套是非觀念,價值觀念思考,那人類全部歷史豈不是馬克思來定義了?將來出來一個王克思主義,是不是歷史就全部被改寫了?可是不管你怎麼想,如何思考,歷史已經發生,無法改變,並且就在那裡。

我一時找不到課堂筆記了,憑記憶寫一下後現代主義對唯物歷史觀的主要質疑」

首先,歷史是由文化來賦予意義的,楊廣亂倫,如果是一個部落的巫師來記載,可能只是一個浪漫的邂逅。太平天國作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災難,把全中國一半的財富毀滅,現在不也是具有一定先進性的農民起義?更不用提解放戰爭雙方的宣傳了。

第二,就算歷史不被文化和政治左右,歷史學家不可能不受影響。歷史學家不是冰冷的機器,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每一件事都在塑造他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既然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有不同的價值體系,歷史怎麼還可能存在真相?西方歷史因此也被後現代主義者稱為「白人男性中產階級歷史」,因為歷史學家都是這種人,而這種人的價值觀絕不應該替代人類多種多樣的價值觀。想像一下,中國的正史是二十四史。可是司馬遷距離史記中記載的一些歷史跟我們與司馬遷的時間距離一樣久,憑什麼他說的就是真相呢?就算是當時發生在宮廷里的秘密對話,難道他親耳聽到過嗎?如果就連所謂的「正史」也都是猜測的記錄,後世的研究到底是在研究歷史的真相,還是在研究司馬遷的世界觀?

第三,就算歷史學家全是克隆人,成長在完全一樣的環境。他們所記載的內容也可能說謊。這是因為文字這一載體先天不具備描述客觀的能力。辭彙的意義在傳遞中可能消逝,你試著用語言描述一下你接下來一分鐘的肢體動作,讀者都已經很難復原,更何況龐雜錯亂的歷史事件。更別提,同一個事件還會有不同的人來記載。對於那些執著於真相的人來說,這簡直是個災難。


可是假如按照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人們的生活中充滿矛盾而沒有統一性的一面,我們又該拿什麼樣的價值標準作為評價的依據呢?假如這個價值標準並不是該共同體的共識,這個評價的合法性又何在呢?

歷史的真相只存在於它發生的那一瞬間。連真相都無法留存,誰還能評價歷史呢?至於試圖從歷史中總結出規律,教育後人的,不過是想假託一個歷史,說他自己想說的故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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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答的都是經濟問題,其實主業是歷史。但是我不是史料狂魔,只在研究方法方面有一些理解。

「其實我不光干過一陣子經濟學家,干過一陣子歷史學家,還干過舞蹈家,音樂家。" 「你的工作經歷好豐富!」 「不過後來膩了,就讓她們走了。」


我的暗黑小本本的第一頁,就記載著一些歷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
這個題,我還是出來靜靜地裝個比吧。雖然這麼高冷的題,註定撈不到幾個贊和關注。
革命,
階級,
近代化,
英雄,
風俗,
民族,
全球,
氣候地理,
靜物。

一個視角,一種史觀。
紀傳體,編年體,演義式,pov式。每種描述方法,都能看到不同味道的歷史。
我登山巔觀滄海,他坐小舟順江流,各得其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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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在講述者的口中,早已慢慢變了模樣。
坊間的秘語,地攤上的曖昧野史,官修正史的粉飾與篡改。
歷史在一次次的重演,也夾雜了許多不純凈的私貨。
演義小說如三國,我看到諸葛丞相罵死老奸臣,會心一笑。這是演義式的描述方法。
史家絕唱如史記,三皇五帝讓我看的雲里霧裡,先秦西漢的貴族撕比倒是栩栩如生。
筆記小說如嘯亭雜錄,西京雜記,光怪陸離,自有其韻味。
這都是普通人所接觸到的歷史,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必定要比正常人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來穿透歷史,用更客觀的態度來索尋真相。
雖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歷史也只是轉瞬即逝再也不歸的往事。但是在我看來,接近歷史的真相雖然艱難,卻並非無計可施。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研究歷史的人應當像剝洋蔥一樣,去除上面的雜質和粉墨,來正視最耐人尋味的往事。
首先,要以史實為依據。
比如陽陵刑徒墓屍骨的逐漸發現,就驗證了《史記》中景帝下詔「赦徒作陽陵者」、「免徒隸作陽陵者」記載的真實性。
薛紹兒子薛崇簡的墓志銘並序中的記載,更是彌補了正史的缺失。薛崇簡鬱鬱寡歡,心情低落,一路貶斥遠方。正好反射出了,極權統治的無情,玄宗對錶弟的恩情淡薄離。與史書上賜李姓皇族同待遇的差距,差遠了。
史實是不能說謊的,史料的真實性相比史實又低了一重。正是有這些史實的支撐,才能揚棄史料中虛浮的一面。
其次,要保持客觀的心態。
因為現實統治的需要,個人喜好的原因
很多史料中的記載,都難免沾染上了作者的主觀色彩。
是人都有自己的愛恨憎惡,作品之中也難免會有褒貶塗色。
特別是近現代史,因為利益糾葛,許多歷史問題都糾纏甚廣。因而許多爭論紛紛的人物和話題都沾染了許多色彩,客觀性與真實性令人遲疑。
作為一個合格的歷史研究者,是應當要剝除這些洋蔥上的雜色的。
歷史研究者應當複述一段歷史,而不是由自己來加工製造歷史。
第三,要注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以今人的視野思維,來研究古代問題,應當注意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當時的時代背景而分析論述,注意時代形勢的不同。
所以看到以上帝視角看問題,我基本就要棄書了。
看古代歷史,兩個字最牽動人心,無常。災病無情,英雄無力。
以王公貴族之貴,依舊免除不了世事無常之痛。
古代帝王,沉迷於丹藥也並不是說真的是迷信到家了,很大可能是在尋找一種心理安慰。
比如唐太宗,長孫皇后三十六歲死去,晉城公主十二歲因病去世,長樂公主二十三歲因病去世。李家可能又有風疾之類的遺傳病。
痛失愛妻愛女,諸子為權而爭,就算是尊崇如天子又能如何,一樣也是飽受世事滄桑之苦。
醫療技術的落後,兒童高發的夭折率。活著都是彌足珍貴,哪裡還能顧得上什麼死於何處,離別之痛呢?
第四,多個視角的分析與辨別。
不要忽視藏在陰影中的歷史角落,要用多個視角來分析和看待歷史。
技術手段的提高,知識學術的探究,讓新的歷史研究方法成為了可能。
多個學科的交叉交流,比如地理學天文學博物館學的交匯,讓探究歷史來的更加細膩和多彩。
比如一個奇妙的思路,也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人物。
安祿山,史思明這些胡人的軍旅職業病。
推薦一本書吧,上海書評選萃:穿透歷史 (豆瓣)。前面的幾篇最有味道,尤其是田餘慶那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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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若是有用,可拿去一觀。文字若是可愛,可關注和點贊。
畢竟我也是有夢想的男人,想開個專欄,讓更多人看到我的暗黑小本本。。。。


如果要判斷結果是否接近真相,前提是真相就在那裡,我們可以拿著結果跟它去比照。

嚴格來說,我只接受這樣的「客觀」判斷標準。

但如果真相在那裡了,還要研究幹啥呢?


舉個實例吧。

在戰史研究中,關於某一戰例不同資料的記載和敘述往往並不相同,這給讀者和研究者造成了相當大的困擾。僅以1979年對越作戰中第42軍(南集團)於2月24日總攻高平為例,且看《許世友的最後一戰》、《百戰將星——吳忠》、《十年中越戰爭》三本戰史書籍中對這一幕的敘述差異:

《許世友的最後一戰》——「24日17時25分,吳忠副司令員命令開炮!一聲令下,一串串炮彈呼嘯著飛向高平城內。頓時,城內火龍滾滾,濃煙四起,人員亂竄,車輛亂撞,呈現出一片驚恐、混亂狀態。步兵旅從高平城南側,南寧旅從高平城西側向敵人突擊。兩個旅共分5路,象5把鋒利的鋼刀,直插敵人的心臟——高平市區,很快粉碎了敵人的抵抗,攻佔了舊法國炮台、汽車站、市委大樓。前後共用了7個小時,於25日0時25分一舉佔領高平全城。」

《百戰將星——吳忠》——「24日下午17時25分,吳忠一聲令下,南集團的炮兵部隊一齊開火,實施火力準備。高平城內濃煙四起,人員、車輛亂作一團。吳忠立即命令坦克和步兵部隊出擊,總攻高平。攻擊部隊兵分5路,似5把利刃直插高平城區。經過7個小時的激戰,全殲守敵,佔領了高平全城。高平戰役勝利結束。」

《十年中越戰爭》——「24日下午5時25分,攻打高平的戰鬥序幕拉開。吳忠一聲令下,南集團的炮兵部隊實施火力準備。信號彈騰空而起,上百門大炮齊聲轟鳴,熾亮的發射火光使西下的夕陽失去了光澤。高平城內濃煙四起,人員、車輛亂作一團。炮群鋪天蓋地,在劇烈地爆炸聲中,越軍的軍事目標被一一摧毀。越軍的通訊樞紐被打掉,一輛輛軍車輪飛車毀,準備轉換陣地的越軍炮兵,還沒有來得及掛炮,就葬身於火海之中。正在集結調配的步兵還沒有挪步,就在炮群的覆蓋下,變成了肉塊殘肢。

夜幕降臨,炮火延伸。124師、162師、160師隱蔽的坦克和步兵部隊向高平城內發起攻擊。攻擊部隊兵分5路,順著路溝、交通壕迅速接敵,似5把鋒利的鋼刀直插高平城區。高平市委大樓、汽車站、通信大樓等等重要目標被一一攻佔。」

上述三本書的敘述中,《許世友的最後一戰》和《百戰將星——吳忠》的差不多,《十年中越戰爭》則更加生動具體。到底哪種敘述最接近於歷史真實呢?下面再看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司令部1980年10月編選出版的《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廣西方向)戰例選編》(合成軍:軍、師)——《陸軍第42軍124師高平摩托化穿插戰鬥》中是怎麼說的吧:

「 23日18時,師指轉移到490高地,次日用大倍望遠鏡直接觀察高平城內,沒有發現大的情況。 師指對此進行了分析和判斷,認為:我370團主力已佔領納隆,切斷了敵之南逃退路;師主力已完成從南線合圍高平的部署,作好了攻擊高平的準備;第一線部隊已前出到高平城邊,城內無重兵防守,但與上級通報的敵情差異很大。決定以小分隊摸進城內,查明虛實。

24日17時05分,軍批准了該師的決心。師即令371團、372團各派一個連摸進城內,查明敵情,並佔領有利地形,為攻佔高平創造有利條件;並令師、團炮兵作好火力支援的準備。

372團受命後,即令其3連很快就佔領了城內兩棟樓房及與樓房相連接的有關坑道,但未發現敵情。

17時25分,師令371團2營和372團1營向高平前進,城內已無敵人。18時,這兩個營佔領了舊炮台附近街區和舊法國兵營。19時30分,又佔領了汽車站和市委大樓。23時,兩個營在市中心會合,佔領了高平全城。至此,高平穿插戰鬥勝利結束。」

從歷史資料的真實性上論,廣州軍區的戰例選編是戰後即從部隊調研編選的研究總結性資料,雖然比不上戰時命令、往來文電、戰鬥詳報、陣中日記這樣的原始資料,但也是直接從其中取材而來,並且距離作戰時間近,經過了廣泛調研和綜合判讀,基本接近於第一手史料,真實可靠程度很高。而上邊另舉的三本書則屬於文學性較強的戰史普及讀物,可靠程度要低上一檔。如果其引用戰史資料的來源再有問題,那麼就離史實就更遠。有了標準對比,這樣就可以對三本書進行分析了。

戰例選編中寫得很明白,總攻高平的戰鬥並沒有進行炮火準備,所以三本書中關於炮火準備那段都是虛構的。從剩下的敘述來看,《許世友的最後一戰》寫得相對最接近於戰例。攻佔高平城區的任務,主要是371團2營和372團1營執行,主力在城外監視配合。由於高平市區被平江和獻河三面環繞,唯一的陸地出口正對著第42軍的進攻方向,兩側河上的橋樑也被我軍控制,在這裡決戰就是一塊死地,跑都跑不了。越南人也不傻,高平的大部分軍隊和黨政機關幾乎已經撤光,守衛高平市區的主要是特工營和特工學校組織起來的學員,也早就分散躲藏,故「城內已無敵人」,中國軍隊進城後沒經過什麼戰鬥。因此,書中說部隊「很快粉碎了敵人的抵抗」,佔領了各個要點。但因為要謹慎搜索全城,用了7個小時,到半夜才結束。這一段敘述中作者多少添加了點象徵性的敵人抵抗,不過問題也不算大。

《百戰將星——吳忠》的這段改編自《許世友的最後一戰》,但因為作者不了解細節,發揮了一下,搞出了「吳忠立即命令坦克和步兵部隊出擊」「經過7個小時的激戰,全殲守敵」。實際上當時坦克並沒有伴隨步兵出擊,而是按計劃作為直射火炮支援步兵作戰。也沒有激戰7小時全殲守敵,是搜索全城7小時,佔領了一座空城。

《十年中越戰爭》就激情發揮了,開始胡說八道。那162師是從4號公路向高平開進,24日總攻時還在路上,根本沒參加攻擊高平城區的戰鬥。160師24日下午還在高平以北沿線清剿殘敵,也沒有參加攻打高平的戰鬥。至於什麼「準備轉換陣地的越軍炮兵」,「正在集結調配的步兵」,「一輛輛軍車輪飛車毀」等等,就都是作者的激情想像了。

怎麼樣,看了上邊的例子,以後軍事愛好者在讀書時是不是腦子中就要多個問號了?人云亦云,最不可取。多方引證,始能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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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史觀的問題,我個人的淺見,我們永遠無法還原歷史的真相。只能試圖無限接近它。

注意,是試圖,因為我們不斷的努力有可能不是接近,而是遠離了它。不過總體來說是個大概率接近真相的遊戲。

人無法踏入同一條河流,萬物都在流變之中,一切歷史從發生後的一秒就不再可以還原了。且不說故意塗抹歷史的當權者,就是一心求道的史官得到的也永遠是無數人的轉述和記載。太史公的史記,描寫荊軻刺秦時令人感覺猶在眼前,歷歷在目,你能說這其中沒有太史公的筆法和想像嗎?

當然,這並不意味求真沒有意義,努力求真和一開始就想好偽造歷史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所以,我們研究的歷史並不是為了還原真相而去的。那麼,我們是為了什麼研究歷史呢?

對我來說,也許只是為了象拼圖一樣拼出一角的輪廓,也許是只是為了謀生,也許只是為了個人單純的快樂,你要知道,有時候過程比目的更加重要。也有可能本身研究歷史就是沒意義的,畢竟,人生又有幾件事情是真的有意義的呢~


andrew 邀請我回答這個問題。但仔細看了下,上面有位「溫義飛」回答的答案很好,不用我說太多。
但樓主的提問本身有點問題。
歷史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就是「歷史真相」,換句話說,「歷史真相」可以有不止一個,但事實真相只有一個。
「歷史真相」只能無限接近「事實真相」,永遠無法達到。
就如科學永遠只能無限接近真理但無法達到一樣。
「歷史真相」是嚴格使用歷史學方法處理史料得到的,一般外行人就不要輕易把這幾個字掛嘴邊了,尤其是宣傳部門的。
但影響「歷史真相」的因素很多,研究者自己的素質,研究者所處的社會意識……不同的時代,出身、境遇、乃至史學訓練經歷等等因素都會有影響。
甚至「歷史真相」本身都是問題。
比如說「洪承疇是漢奸嗎」?這個問題對於近代以來的歷史學者才有意義,在清朝時沒有意義的,清朝人也不是這麼想問題的。所有的「歷史真相」都是研究者自身所處時代的投射(注意,是投射,不是影射,不要搞錯意思。)

補充完了,邀請者可還滿意?


歷史大概類似這樣:
書裡面是 2 4 6 10 14 18
真實可能是2.1 3.7 2π 9.9999 14.137537 17.89741
然後制度經濟學者告訴我們,「歷史有個很重要的規律,那就是2」「所以我們要2」
哲學家們各自不服,說你們胡謅明明裡面還有3 5 7 9呢,難道都被你們2吃了?萬一是菲波那切數列呢?「要我們說歷史上就只有1是對的」
考古學家說2和2.1它真不一樣!
石匠們說「沒事,改改,不行把缺的直接造出來,只要符合2儀天下就行了」,「什麼有人不想改?給丫多塗點顏色畫花了他們再說」「2有啥用?賤民不2我們剝削誰去?我們就是替上帝管理2民們的造物主守財奴」


多看,多想,多分析
看到史料,先不要將其戴帽子,看過,看懂,理解。
然後對比其餘史料,查漏補缺,綜合,還原歷史場景。
最後在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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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經歷了一個反面例子。
剛才和一個小朋友吵了一架,可以看出現在在知乎裡面戴帽子的現象特別嚴重。

很多人一上來,帶著主觀看材料,如果發現其和自己所知的不符,先帶一個「不客觀,不正確」的帽子,然後否認全文。

這不叫研究歷史,這只是在研究自己的歷史。


首先歷史是由今向昔構建而成的。

真正的歷史研究在於發現所有與特定歷史問題相關的事實,並儘可能的不帶偏見的和客觀的方式呈現出來(理想狀態)


歷史學家僅選擇過去他們認為重要的歷史資料和事實。過去的事實並不自己說話,是歷史學家作為歷史依據的一部分讓他們說話。但是文化和意識形態限定了歷史學家觀察世界的方式,制約了他們的所思所慮即他們覺得值得寫的東西,也規定了他們認為當然如此的東西。更教會了他們如何分析資料。

所以所有人都不會了解過去的真實面目,僅僅知道過去也許是怎樣的,因為我們所知的過去的信息只是局部的,而且是經過中介的。所以絕對不會是完全客觀的。
無論歷史學家表現的多麼純潔清白,他還是一個人,一個沿時而生,居地而長,依賴環境,趨利避害,先入為主的文化動物。
而歷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他不是封閉的。
歷史學家只能拘泥於過去發生事情的現存痕迹,歷史學家對所研究的現象並不是直接的。

經驗論
經驗主義假定這個世界運行的樣子是可以通過簡單的觀察而得知的。

依據發生事件的可能性做出解釋,大概是歷史學家所能做出最接近於經驗論科學意義上的知識了。
歷史和科學中的經驗論認為:現實不依賴人類心智存在,但通過對事件的觀察是能夠了解和解釋現實的。

實在論
實在論認為世界的存在不以人為轉移。

世界由機制構成,而不是事件構成。

歷史事件或事實不會自己說話。

研究的對象不是歷史事件本身,而是導致這些事件發生的生成(因果)機制。

證據使歷史學家接近歷史事實。歷史永遠是歷史學家無法控制的開放系統。因為歷史中的生成機制並不是彼此孤立起作用。他們相互作用,產生構成世界的實際狀態和事件的現象看」流變。

所研究的事件並不是一個單向度的事物,而是歷史作用諸多方面的匯合點。生成機制的力量在特定歷史事件中都是不平衡的。

人物/事件/技術/經濟/社會他們是同一織物的所有經緯。

大空話說完,說點實際的東西。關於電影史。電影產生只有百年,但是也足夠譜寫電影的歷史了。

我們最熟悉的電影史譜寫方式就是某某年,某某地區,某某導演,某某作品。就是敘事性的電影史,講述一個一個導演的故事作品。(大多數是偉人論/導演論的方式)
但是早期電影被認為是非文化的,是大眾娛樂的東西。(大多數情況下電影被認為於身心有害)受眾是百姓,並非嚴肅文化。這就是早期電影給當時評論家的印象,早期電影並不被看作是藝術。所以以電影藝術論/作者論/偉人論譜寫的電影史是帶有先天缺陷的,因為忽略了經濟/社會/技術的原因。更忽略了電影早期只是娛樂方式。


最後孕生出幾種電影史研究方式

電影正因為是一種生財之道,人們才建立起龐大的經濟機構,如果不考慮電影是一種企業的話,就是可悲和不完整的。(經濟電影史方向)
電影是人類交流,企業實踐,社會關係,藝術潛能,技術體系的一套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系統。(社會電影史方向)
電影的發展包含了電影作為特殊技術體系的變革,電影作為工業的變革,電影作為視聽在線系統的變革以及電影作為社會機構的變革。(技術電影史方向)

電影證據
膠片是電影的物質。但是早期硝酸片不易保存,危險大。在醋酸片問世前,地方新聞節目也未保存。1896-1951世界電影中很多東西永遠失去。雖然電影只有一百年的歷史,但是早期的東西失去的太多。而且早期電影作為沒有地位,粗鄙的文化阻礙電影的保存,拍完一部銷毀一部。最後因為牟利的動機保護版權促使電影的保護(經濟方向)。
其他證據還有當時的新聞(影片,觀影人數,反響,影評),城市規劃圖(影院所在位置)電影公司的內部資料(上世紀八十年代逐漸放開),劇照。對於已經消亡的影片來說無論利用劇照,還是通過文字來說明重建影片,都不能代替影片本身作為歷史的作用。工作照可以使我們知道一個特定場景的樣子,但他們的價值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拿《公民凱恩》來說(公認的影史第一傑作)它是一件藝術品,但同時也是經濟產品,是一種社會陳述一種技術運用。它不是自然而然的出現,不是因為他的導演叫做威爾斯就出現了這部電影,它是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被生產和消費。

電影是綜合產業,是藝術/經濟/技術/社會同一織物的所有緯度。把握住這些方向,可以高度還原電影史,但是把握住基本不可能。在文開頭已經說過原因了。一百年歷史的電影況且如此,那幾千年的歷史可想而知了。我們或許只能有幸的作為歷史的參與者。(好像答偏了)


歷史研究不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而是為了進入具體的語境里對歷史的要素進行同情式的理解。
反觀大部分考古學的研究(特別是史前考古),反而是在偷換這種語境。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隨著語言中心論成為主流,歷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義大利美學家哲學家克羅齊說過: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的歷史都是通過當下眼光的詮釋,所謂還原歷史的真相也只是我們當下習規中的真相。

不僅歷史,文學解讀也一樣。文學閱讀不再在於追尋作者本初的意義,而是閱讀者或者一個時代詮釋的意義。


下面是我的看法:
1,最後的真相、完全的真理是不可能的。
2,歷史本體存在而且堅實,但我們無法接觸到它。
3,我們能接觸到的只是史料。所以,一切不那麼「最後」和「完全」的真相、真理都只能從史料來。
4,凡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信息,任何信息,都是史料。什麼「六經皆史」、「二重證據」從現在的眼光看都弱爆了,一切信息都是史料。
5,史料沒有真假,只有「信息對稱」(這個詞是臨時想的,不一定合適)與否。簡單的說,《三國演義》你要拿它研究三國歷史,那就是信息不對稱;拿來研究元末明初的社會與思想就是「信息對稱」。總之就是給你的史料一個合適的定位是最重要的。
6,一切從史料出發,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就能無愧於歷史學的「求真」。
7,史料的新發現和新解讀應該、可能並且必然帶來歷史的重新書寫。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歷史,任何認定當前歷史書寫就是最終版本的觀點,如果不是出於愚昧,必定是別有用心的。套用顧頡剛的一個詞,任何「定於一真」的歷史,都是在造神,都和歷史學的「權力」有關,都是在出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某些特定需求,其背後都有著利益訴求。


題主的第一個感受就有問題,那就是,就算是事件親歷者,也不一定可以完全客觀的經歷事件的全過程,更不要說記錄。
不存在完全客觀的歷史紀錄,在我看來是基本常識,但是不能因此否認歷史的價值。
不存在完全客觀的歷史紀錄,在我看來是基本常識,但是不能因此否認歷史的價值。
不存在完全客觀的歷史紀錄,在我看來是基本常識,但是不能因此否認歷史的價值。
歷史記錄有其意義所在,雖然人們可以對其提出各種質疑。也許唐太宗真的篡改了史書,但是《新唐書》中記載的關於食貨的部分總不至於也被篡改吧。也許對於歷史大事的記載不一定絕對客觀,但是夏商周的傳承順序總不至於是瞎編的吧。
過分強調絕對客觀真實,按其邏輯發展下去,就會取消歷史的意義及其存在價值。你又怎麼能保證昨天真的存在呢?畢竟我們不能絕對確定昨天真的存在過。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的價值不在於借古鑒今,歷史的價值在於確定我們的過去的確存在,在於確定我們不是憑空產生,在於確保我們不會幻想扯著自己的頭髮讓自己漂浮在空中。
歷史讓人腳踏實地,歷史讓人仰望星空。


記得很久以前考試的時候,教材裡面有過相關的論述,具體的我忘記了。
說說我的理解:
1.史書,特別是正史的記錄,中國二十四史雖然良莠不齊,但是是重要的史料來源。
2.歷史人物的著述,你所要了解的歷史,生活於當時或時間很近的歷史人物的言談和文章著作,從中推敲。
3.因為書是人寫的,人有自己的好惡,有自己的觀點立場不可能完全客觀,所以要多方印證多方對照,不能偏聽偏信。說到這點,我特別推崇裴松之註解三國志,他引經據典,有理有據,通過多方驗證,然後加入自己的思考,得出合理的解釋,以推敲陳壽的言論。我很佩服他。
4,代代相傳的古迹古物,比如書畫,遺迹等,以及各類博物館,考古成績等,這是最直觀最有力的證明。
5.地方上口耳相傳的傳說,地方志,人物故事等。這類雖然可靠性比較差,三人成虎。但是可以成為佐證和不一樣的研究角度或者說是切入點。
6.歷史研究者自身的嚴謹態度和豐厚的知識積累,豐富的歷史想像力和思辨力,進行合理的推敲和假設。

當然,即使上述的幾點都做到了,也有可能不會得到完完全全的客觀真相,但是我相信也已經離真相很接近了。
學史嚴禁偏聽偏信,嚴禁上帝視角!!!學史嚴禁偏聽偏信,嚴禁上帝視角!!!學史嚴禁偏聽偏信,嚴禁上帝視角!!!重要的話說三遍!!!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嚴謹出結論。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連現在即時的新聞也做不到完全真實。我覺得能做的也就是少無中生有,多些謹慎吧。


歷史是在不斷重複的,直到一些重複的習俗逐漸消亡。歷史研究,要區分哪些是重複的,哪些不可以套用。這個在先秦史表現最突出,很多習俗是後世才形成的,比如西周和春秋前期只有孟仲叔季,春秋晚期和戰國才變為伯仲叔季,孟改為稱庶長子這個新生事物


從某種意義上說,三國演義和三國志都是歷史,且,都不是真實的事實。


題主的問題在這本書里有幾乎完美的解答。

馮友蘭在寫這部《中國哲學史》的時候,自然也是考慮到題主上述的問題的。

歷史有二義。一是指事情之自身。…中國在過去時代,已積有四千年之事情而已,此所謂歷史。歷史又有一義,乃是指事情之記述,如說《通鑒》、《史記》。…若欲以二名表此二義,則事情之自身可名為歷史,或客觀的歷史;事情之記述可名為「寫的歷史」,或主觀的歷史。

既然馮老對歷史已經有了如下區分,那不難理解,所謂的歷史第一真相,和書上記述的傳世文字,自然是有出入的。而我們後世所能見到的史書即馮老所說的「寫的歷史」,是主觀的歷史。

依上所說,已可知的「歷史」與「寫的歷史」,乃系兩回事

所以這就回答了題主第一個問題,還原第一歷史真相是不可能的,不光因為文字記載的出入問題,還包括記述者的文筆、搜集資料的能力、寫實的程度以及其他一些不確定因素。

寫的歷史隨乎歷史之後而記述之,其好壞全在其記述之是否真實,是否與所紀之實際相合。……歷史之活動的事情,既一往而永不再現,寫的歷史所憑之史料,不過親見或身與其事者之述說,及與其事情有關之文卷及痕迹,即所謂「文獻」是也。歷史家憑此史料,果能寫出完全的「信」史與否,頗為疑問。世有史家,或為威劫,或為利誘,或因有別種特別的目的,本無意於作信史,如此之流,當然可以不論。即誠意作信史之人,其所寫歷史,似亦難與歷史之實際,完全符合。

君不見有那麼多阿諛奉承的大臣們,在流傳後世的史書上為帝王讚美幾句,再常見不過。像朱棣這種謀朝篡位的人自然要為自己正名,跟史官打好招呼。哪怕是在近代,鄧公也敢說「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這種話,好在知道真相的人還沒有死絕。

那麼好,既然史書所記載的東西和真實的歷史事件是有出入的,那麼問題來了,怎樣才能接近歷史真相呢?馮老繼續寫到:

欲看中國哲學進步之跡,我們第一須將各時代之材料,歸之於各時代;以某人之說話,歸之於某人。如此則各哲學家之哲學之真面目可見,而中國哲學之進步亦顯然矣。

馮老研究哲學史和歷史學者研究歷史是殊途同歸的,在馮老看來,研究哲學史,目的是為了中國哲學的進步。所以,在我看來,歷史研究者的目的不在於完美地還原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推動歷史的進步。就像《資治通鑒》的著書本意是「鑒於往事,資於治道」一樣,然而後人可以發現《通鑒》里也有不少錯誤。
同樣,馮老寫道:

就哲學史說,偽書雖不能代表其所假冒之時代之思想,而乃是其產生之時代之思想,正其產生之時代之哲學史之史料也。如《列子·楊朱篇》雖非楊朱學說,而正魏晉間一種流行思想之有系統的表現,正魏晉時代哲學史之史料也。故以《楊朱篇》為偽者,非廢《楊朱篇》,不過將其時代移後而已。

上面所說的偽書倒不包括《資治通鑒》,他所說的是那種假託前人之名的著書。書本身有價值,可是要放到合適的歷史時代去研究。比如著名的《黃帝內經》,這東西是個現在已經考據不出的作者寫的,我們可以認為他是想讓這書有點名氣便於流傳後世,所以命名為「皇帝」內經。(這是當初我的歷史老師說的)

當然,我的理解是,這個問題太大,馮老也只能點到為止。如果一概而論,徹底分清,搞不好二十四史的編纂就完全成了無用之功。最近看到知乎上有個問題,說既然歷史是假的,那幹嘛還要讀歷史?搞笑,歷史這麼複雜的東西豈是真假就能說清楚的?

所謂盡信書則不如不讀書,不如學學陶淵明的不求甚解,更何況,仔仔細細考證清楚了,歷史搞不好就嚇出你一身冷汗。從短短的《鄭伯克段於鄢》中,後人可以分析出一大堆的陰謀論,初讀你會覺得共叔段咎由自取,後來你會覺得鄭伯工於心計,再後來你會詫異武姜態度的轉變,要是你是個編劇,隨意發揮的程度很大。

史書那麼多,而且很多事件是寥寥幾筆帶過,留下後人無限的揣測和解讀。就像康有為寫出《孔子改制考》這樣的書一樣,他寫的只是他需要的孔子,于丹講述的也只是自己理解的論語。根本原因,史書是由主觀的人寫出來的,所以保證不了客觀性。

至於野史。馮友蘭在選取史料的時候也提到,《呂氏春秋》和《淮南子》這樣的別家之言,是不能作為他寫作的原始史料的,只能做輔助史料。正史不屑於記載的瑣碎或者試圖抹去的真相,或許野史可以一股腦兒收集過來。不過這事,誰說的清楚呢?民間的流傳,這個,小時候玩過那種傳話遊戲么?僅僅十多個人的傳話就可能牛頭不對馬嘴,跟別提上百年的口口相傳了。

在讀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的時候,作者通過對幾千年的歷史變遷,從獨特角度予以分析,在書的最後,給出自己的預言。他說:

一般而論,歷史家之職責限於敘述過去。習慣也要求他對現狀保持起碼的距離,以防備事體可能之逆轉。只是在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觀的眼光看去,我們覺得這樣的謹慎已無必要。我們背後已有好幾十年從未間斷的運動邏輯。又有很多先進國家留下來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則我們應當能下今日之結論了。如果我們寫歷史的人再含糊推諉,即是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

這段文字我印象尤為深刻。我們的國家常常出現各種各樣的謠言,我國人民的科學素養普遍較低,所以啊,現在有了知乎這樣的平台,那些各種接受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不正應該為民眾做一點點最基本的科普嗎?就像柴靜那樣,力所能及,心繫國家,盡到一個公民的義務。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開篇對這個問題寫了很多內容,我打出來的只是一部分。建議自己去讀讀看,聽說,朴槿惠讀了這本書之後,說馮友蘭是她的人生導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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