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運動為什麼會在美國興起？
第一，什麼是新清史？新在何處？與舊清史有何差別？是史料運用和選擇差別？是理論運用差別？還是其他的？
第二，新清史解決了什麼問題？得到了什麼結論？與舊清史相比較，哪些觀點更能得到史料的證明？
第三，既然是在美國發展，那麼相比較西歐和日本還有中國，新清史運動的視角有何差異？
第四，既然是研究工作為何翻譯為「運動」？一般來講，運動在中國的語境中經常以一種顛覆性和革命性的姿態出現。那麼這項運動在哪些方面顛覆了我們對清史的認知？
20160327更新：一年來讀書長進不少，大幅改寫。
20150321更新：等著看了很久，似乎沒發現明顯的知識錯誤。在此把外面擴寫的一個比較全面的答案版本拿過來吧。如果有問題大家再提。
本文的更新，可以參見「十五言」上的版本 。如果有大幅修改，會同步過來。
允許且僅允許在註明作者和出處（本答案或十五言上的文章鏈接）情況下轉載。
（因為如果再發現錯誤的話我還得考慮修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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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新清史」是一個美國歷史學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領域，主要針對的是18世紀（放寬一點來說是17世紀後半葉到19世紀中期）的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
關於「新清史」的產生，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在《嘉峪關外》(Beyond the Pass)一書的開頭有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論述。這個流派有三個源頭：地域分區學說、中亞問題的關注、18世紀政治史研究的推進。
1980年代以前，美國漢學界對中國的關注，主要仍集中在19世紀以後中國在外國的衝擊下如何做出反應，亦即現代化（此處幾乎等同於融入西方主導下的世界格局）的問題。這種研究其實是很粗疏的、比較淺的，研究者很少深入問題的核心，大多將中國簡單處理為落後、需要幫助的對象——對於一個落後的東方文明，自然沒有什麼必要去關心它的內在邏輯是什麼樣的。
而到1980年代中期，美國漢學界開始意識到情況的複雜性，並嘗試較為深入的分析。關於這一轉變，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書中已經有了比較長的分析。這一轉變過程中，一個顯而易見的層面，便是對中國「幅員遼闊」、「社會差異」、「文化多樣」的現狀，有了深層的認識。說得明白點，就是美國研究者終於知道：中國的不同地區之間差別巨大。以前他們總是把上海當成「中國」，又或是憑藉陝西、甘肅的一些情況便說「中國」怎樣怎樣，這其實都不切合現實，因為中國太大了。這種對區域性差別的認識，催生了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分區學說；中國問題被分解為多個大區域(Macroregion)內部的問題。從此美國漢學界終於搞清楚了一件事：研究中國問題，必須先明確你研究的是哪一個區域。
隨著研究的推進，美國學者逐漸將中國問題與中亞問題結合了起來。這對於美國這個中亞學大本營、歷史研究者普遍重視亞洲語言學習的地方而言，當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1940年代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已注意到中國有著廣袤的內陸亞洲(Inner Asia)部分，如新疆、蒙古、滿洲等（參見《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那麼，這些帶有內陸亞洲的部分，和江南、華南等地區（即西方印象中的典型的「中國」）是如何聯繫起來的？拉鐵摩爾認為，二者是在19世紀中國領土危機時才被聯繫起來的，這個觀點當然不符合實際。1980年代的美國學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便有了巴菲爾德(Thomas J. Barfield)在《危險的邊疆》一書中，追溯了從漢匈戰爭到清准戰爭的歷史，試圖重新構建草原與長城以內農耕文明之間的聯繫。後來的新清史學者，利用一個美國漢學界已有的概念「中國本土」(China Proper) 來稱呼巴菲爾德研究中的農耕文明部分，限定在長城以內。而長城以外，則是邊疆部分，其政權組織、經濟生產方式和文化形態都和行省區有差異。這是「新清史」的濫觴。
由於美國學者意識到19世紀清代的諸多政治問題都發軔於更早的時期，他們的目光逐漸集中到了18世紀。這方面，孔飛力(Philip A. Kuhn) 和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 兩位學者的研究，稱得上是時代的先驅。他們在研究中都注意到了族群關係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割辮」恐慌、軍機處中的滿漢權力分配），也都注意到了滿文奏摺在清代中央政治中的特殊意義。對於西方研究者而言，作為征服者的滿人，如何與漢人相處，乍看之下像是一個非常熟悉的、在世界史上反覆出現很多次的問題。這一脈絡逐漸指向滿人如何把握住了國家的政治權力。後來新清史被稱為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這個Qing Imperial指的就是18世紀的清代（與近代對應）。
到了1980年代末期，上述三種研究路數有合流的傾向。1987年，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發表了一篇探討《滿洲源流考》編纂過程的文章(JAS(1987) 46.4: 761-790)，將文化人類學方法與清史研究結合，提出「滿人構建滿洲起源神話作為政治話語」的觀點。1990年，她的《孤軍》(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一書出版，是為「新清史」誕生前夜的重要作品。1991年羅友枝(Evelyn Rawski) 撰寫亞洲研究綜述時，盛讚了這兩項研究（JAS(1991) 50.1: 84-111）：
在處理族姓問題的案例中，有一點可能是最為震撼的：滿人皇帝在統治中國時，淡化了他們非漢族的起源；直到19世紀晚期以前，他們都能令漢人士大夫相信，滿人皇帝已經遵行漢人的規則模式。但是滿人自身並未忘記他們自己的身份，在同蒙古人、回疆人和西藏人往來時，仍會強調自己的草原來歷。
柯嬌燕對晚清時期數代旗人家族的研究顯示，當滿人被稱為國家的少數民族時，他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達到了其頂峰；而「漢化」則尚未被用來描述滿洲身份的歷史演變。
1996-1998年，羅友枝與著名旅美華人歷史學家何炳棣就這一問題發生了一場爭論，一般認為是「新清史」正式誕生的標誌。這場爭論，起因於羅友枝199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再觀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AS(1996) 55.4: 829-850) 。這篇文章的開頭（這一部分已經有漢譯）認為那些年出現了通過非漢族文獻和歷史現象來認識中國的研究趨勢，並主張這一趨勢會進一步推動中國史研究的進步。
羅友枝在這篇文章開頭提到了何炳棣近三十年以前寫的一篇論文(JAS(1967) 26.2: 189-195)，把他當成「漢化」理論的靶子，說現在的研究走入了「相反的方向」（opposite）。何炳棣先生為人孤傲，性子較急，被這種不夠恭敬的話惹怒了。1998年何炳棣發表《捍衛漢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AS(1998) 57.1: 123-155)一文，以火氣很大的語言指斥羅友枝。應該說，這篇文章寫得也不夠好，幾乎把唐代以來北族政權的漢化歷史整個回溯了一遍，很冗長也缺乏重點。兩人從一開始就不是學術爭論，彼此不摸脈，也是情理之中。但這場爭論一下子把羅友枝提到的「研究趨勢」公開化了。1990年代，柯嬌燕、歐立德(Mark C.Elliott)、羅友枝、濮德培(Peter C. Perdue)、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學者陸續發表了一批研究，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新清史」了。
故而事實上，「新清史」是美國漢學獨立成長出來的一個概念，關照的當然是中國問題，但又不全是中國問題，尤其不同於我們中國人所習見的那種「中國問題」。當然它承接了日本的亞洲研究的部分遺產，但是基本上還是獨立的。在方法上，它有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切特徵，例如，對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理論的極大青睞，重視語言符號的表意功能，重視多語言史料互相佐證，使用族群、性別等近代身份概念審視歷史，等等。
（補充一點：國內很多學者認為日本的「東洋史」是新清史的一大源頭。這一點經多方了解，應該算是一個誤解。1997年森正夫、岸本美緒等人編寫《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時，與「新清史」的對話尚不明顯，可為一證。而且日本學者對族群問題非常不熟悉。誠然岸本美緒被很多人認為是「新清史」學者，但並不是說「不按中國權威歷史敘事的歷史學家都是新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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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
關於「新清史」的具體研究狀況，還是建議大家去讀原著。國內由於語言隔閡、研究習慣的差別、不同領域之間的壁壘，對「新清史」的解讀往往存在誤解。目前對新清史的譯介與反響，可讀性較好的主要是劉鳳雲等主編的《清朝的國家認同》一書。這本書是2010年清代政治史國際會議中有關「新清史」一部分文章的選錄，其中收有羅友枝、何炳棣爭論的兩篇論文，以及海內外一些較為典型的陳述和議論。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收錄了衛周安《「新清史」》（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2004) 193-206）一文的中譯，而這是「新清史」研究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一篇「給自己打標籤」的綜述文獻。此外，羅威廉《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一書，大概可以算是以包括「新清史」研究成果在內一批新研究為基礎而撰寫的清史教材，台灣已有此書的中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 》。
而國外的「新清史」著作，對於初窺門徑者而言，以下幾本書可以一讀：
歐立德：The Manchu Way :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般稱為《滿洲之道》）
柯嬌燕：A Translucent Mirror :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一般稱為《半透明之鏡》）
路康樂：Manchus and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中譯《滿與漢 : 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
濮德培：China Marches West :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米華健：Beyond the Pass :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有一個未出版的中譯：《嘉峪關外》）
「新清史」旗手歐立德（經常被簡稱為MCE）近照。長得還是蠻帥的……
當然對於大多數讀到這裡的人而言，都不會讀原著，而會希望讀到「新清史」內容的簡單概述吧:) 我本人讀書內容尚淺，只能說個大概。我認為「新清史」所想要解釋的是18世紀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圖景是什麼樣的，以及這個圖景怎樣哺育了近代身份。或者說，我們現在所熟知的一些把粗略意義上的「中國人」分門別類的概念及其分類標準都是怎麼出現的。
（所謂身份，最簡明的解釋就是我們給自己打的標籤。比如說假設我寫一段自我介紹，那麼必然是這麼開頭：「姓名，男，河內溫縣人，某族，某校歷史學博士研究生，中共黨員，……」這裡先後出現了性別、籍貫、族群、專業/職業、學歷、單位、政黨等多種身份。一般認為，身份的多元化是近代的產物；對於近代以前，很多人可能對自己有什麼「標籤」並不清楚，我們現在熟知的許多「標籤」也並不存在。然而身份也並非是從近代一下子冒出來的，特別是對於中國這種複雜的歷史格局，孕育身份的動力一定很複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研究「身份」——它指向了中國的現代化過程，而本身則發源於歷史。）
雖然衛周安將這個「身份」放得很寬，特別是加上了性別身份，但事實上「新清史」所關注比較多的還是族群身份（滿、漢、……），特別是如同熔爐一般的清朝「帝國」怎樣哺育了族群身份的誕生。這個問題拆解開來，便是一連串具體領域上的具體問題，全都指向「18世紀清帝國的多元性」。例如：
1. 清朝「帝國」廣袤且內部差異巨大的疆域的形成：關注清帝國的擴張/征服過程，探討帝國如何採用不同的統治策略奪取了各個領土區域（China Proper、回疆、蒙古、西藏、滿洲、……），並維持其政治秩序；
2. 清朝「帝國」當中複雜的文化氛圍：關注清代中國龐大的文化維度和燦爛且多元的文化形態，探討帝國中的不同組成在文化上的反映，以及這種文化背後的政治涵義。
3. 邊疆與中央的互動如何哺育了族群身份：關注清帝國對邊疆的統治（主要是西北邊疆，其他地方的研究還處於起步狀態），探討清帝國對周邊地區的移民、屯墾、掠奪，以及基層社會的控制；
4. 滿人族群身份產生的時機：關注滿洲的「族性」(ethnicity)，探討滿洲人是否/何時具有族群身份、其族群如何組織並控制了清朝的政治權力；
早期「新清史」研究的嘗試性是非常明顯的，往往會憑藉中亞研究、後殖民主義、帝國轉向等流行的學術方法來書寫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的逐步推進，學界對上述問題的認識也逐漸成熟多了。早期研究者尚有將「中亞研究」這一領域「族群-語言-地域-近代民族國家」的簡單關係拉到中國史來的現象（所謂「新清史」=「一族一地，滿洲超居其上」的誤解，就由此而來）。隨著研究的推進，清代歷史的複雜性逐漸為美國學人所熟知，近年來的研究逐漸深入到具體歷史場景之中，很少有人繼續堅持這個過於簡單粗暴的框架了。
要說「新清史」解決了什麼問題，這是很困難的。在我看來，「新清史」更重要的意義並不在於解答，而在於提問。
對於美國的歷史學界而言，它思考17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期的中國社會在世界歷史上具有什麼意義，將19世紀後期（也就是西方入侵）以前的中國政治史和社會史拉進了「場子」里。應該看到的是，在「新清史」提出以前，十八世紀中國歷史是孤立於世界史之外的，彷彿馬戛爾尼來了一趟中國，就說明當時中國陳腐且落後；而「新清史」則指出，十八世紀的中國，蘊含著複雜的關係，孕育著近代變化的諸多發端；清朝皇帝擁有強大的統治能力，而且願意調動政治、社會、文化的資源來改善帝國的處境。此其一。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新清史」促成了美國歷史學界的「歐亞轉向」。在200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學界的「世界史」敘事，幾乎都是以大西洋世界為中心展開的；說句不好聽的話，「世界」幾乎特指大西洋世界，好像歐亞大陸的歷史只有西端有意義，中部和東部都只是在接受西部的東西而已。當然，1990年代中期出現的加州學派已經從發展道路上開始反思「歐亞」是否是一個可以和「大西洋」相提並論的概念，但這一反思與「早期近代」的世界現象相結合、進而提示我們17-18世紀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則2000年代誕生的「新清史」居功至偉。「新清史」描述了17、18世紀清帝國強盛且健全的社會、文化圖景，引發了一輪對17、18世紀世界史結構的思考，即：大西洋世界是否一定是世界史的核心地帶？歐亞大陸的變化是否有世界史的意義？18世紀中國除了出口陶瓷茶葉絲綢以外，還能怎麼參與到世界中？這一說法，應該說是對美國社會科學界「中國例外論」、「中國歷史無非就是停滯封閉論」的致命一擊。
而對於中國的歷史學界而言，「新清史」最大的意義，便是「逼迫」每一個清史學人去思考清代在「古代」與「近代」的接縫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是怎麼發生的，特別是民族和疆域問題。我們國家的清史敘事產生得很晚，一直充當政治話語的原材料，對歷史場景和過程的複雜性考慮不足。而「新清史」所希圖解釋的，正是這個複雜性。從2010年以來，圍繞「新清史」相關的議題如清代國家模式等，中國學者作出了不少前沿工作；這些工作往往並非正面回應「新清史」研究，但卻有著和「新清史」相近的關注點；觀點雖然未必和「新清史」相同（甚至多有抵牾），但仍然豐富了我們對清代歷史的認識。這種刺激效應正是「新清史」研究興起的一大作用。
總而言之，如果說「新清史」給我們留下了什麼的話，便是意識到作為歷史存在的中國，在它的十八世紀，其恢弘燦爛、海納百川之處，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它提示我們，現代性在中國的出現以及演變，其過程可能很複雜，我們現在所持的現代觀念都與歷史狀況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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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響
「新清史」的傳播史是一個足以寫一本書的大課題。粗略來講，這個傳播史可以分成三部分，以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清代政治史國際會議」及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報》所組織的四篇批判文章為兩個分水嶺。
自從2000年代初，「新清史」便通過中美學人之間的零星交流而開始傳播了。這正是早期「新清史」研究逐漸冒頭的時代，隻言片語之間，許多概念未加解釋，誤解叢生；大多數我們今天的誤解，都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一方面，「新清史」畢竟是一個美國學科，一些表述來自於美國的語境，換到中國語境里很容易招致反感。特別地，早期「新清史」研究對「中亞研究」的採擇確有不嚴謹之處，特別是對族群關係的考察尤為明顯。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嘉峪關外》一書的開頭，使用了「『純種』中國人」(True Chinese)這樣一個概念。一旦「新清史」被認為可能會催生新疆和西藏的民族主義，進而成為分離勢力的借口，便加強了猜疑。例如米華健使用了「清帝國主義」來形容中國史，這在中國歷史學界看來幾乎是「倒打一耙」：清代中國明明是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對象，怎麼在你們口中變成「帝國主義」的一部分了？
到2010年，人大清史所召開清代政治史的學術會議，其中就「新清史」問題打算組織一輪公開討論。為此清史所動用了不少關係，擺平了簽證問題，將若干代表性學者請來中國。這次會議的最後一天是無明確議程的圓桌會議，也是國內外學界第一次對「新清史」作出公開討論。此後會議論文編為《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上下兩冊）出版。關於這次會議，一種流傳比較廣的謠言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陰謀，是「批鬥會」，把「新清史」學者找來逼他們認錯。我詢問了當時旁聽會議的幾名國內外學人，均表示現場討論雖然激烈，但仍集中在學術範圍內，並未出現中國學者作政治批判的狀況，可知謠言內容不確。如果我們把《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略作檢視，即可發現，「新清史」只是這次會議的一個方面，而且與會者也無意正面作出批駁。
現在看來，2010年會議除了讓雙方公開表述了一輪觀點、讓「新清史」爭論變為公開以外，並未產生重大的結果。爭論只是讓彼此都從暗暗不爽變為明裡不爽而已。
2010年以後，「新清史」在中文學界內整體其實呈現出降溫的趨勢。大陸學界此一時期最重要的便是定宜庄與歐立德合寫的論文《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11月，116-146頁）。台灣方面，2012年在台北，由汪榮祖先生主持再次召開了一次學術會議，論文結集為《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一書。這次會議沒有國外學者參加，正面批駁的意味較為明顯，特別是汪榮祖的論文，將許多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明白地寫了出來。不過這本書流傳不廣，我直到2015年才讀到。
然而十分微妙的是，就在學界冷卻之時，書評界卻開始升溫了：「新清史」漸漸淪為出版界賣書和傳媒界標榜獨立性的工具。而且由於一些傳媒界人士一知半解、譸張為幻，謠言傳播更為嚴重。最惡劣的影響便是有人將一篇和「新清史」毫無關係、學術意義也不大的台灣小文章《解構中國性》（英文標題為Fuck Chineseness）當成「新清史」成果推了出來，很多老先生誤以為真（微信的書評公眾號「功」不可沒），認為「新清史」學者用髒字侮辱中國學界，情緒也越發激動。
2014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報紙《中國社會科學報》開始著手組織一輪全方位批判，廣泛約稿，但學界應和者不多，特別是之前較為積極的幾位學者都未發聲。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2015年4-6月間李治亭、鍾焓、劉文鵬、楊益茂四人各自撰寫的文章。其中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一文最為引人矚目：該文文風奇特，語氣激烈，共用感嘆號八十八個，頗有文革遺風。一般認為這是一輪純粹的政治批判。楊益茂與李治亭基本一致。鍾焓起先以學術批判為主，但到2016年初又發表了兩篇文章，將一些學者以前說過的、和中國語境下歷史表述有所差別的話斷章取義地截出，至此也流入政治批判一類。「新清史」研究至此在中國成為政治上有些風險的問題，公開談論越發減少了。
此外，還有部分研究者將新清史與美國漢學的明清史研究混為一談。具體不點名了，你們如果讀書的話遲早會知道的……
在這一小節的最後，我要列舉一些常見的謠言。
(1) 「新清史認為中國是清朝的一部分，滿洲、蒙古、新疆、西藏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應該獨立。」
謠言。毫無關係。China Proper（行省區）與China不是一個概念，沒人會否認清帝國是「中國的」。
(2) 「新清史認為滿洲國是合法的。」
謠言。沒人討論這問題。
(3) 「新清史認為清是滿族的，中國是漢族的，所以清非中國。」
謠言。「新清史」只是認為清帝國的形態很多元、體量很驚人而已。事實上如果仔細閱讀柯嬌燕的書和博客，會發現，在她看來滿人的族群身份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出現，所謂「清是滿族」完全是謠言製造者的私貨。至於和「滿族的清」相分割的「中國」、「漢族」也是一種常見誤解：作為歷史存在、並與當下「中國」有著密切聯繫的「中國」，其體量非常龐大，是經歷了數千年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變動與整合而形成的，其具體身份和外沿的形成，需要結合具體語境，萬不可能截取幾句引文就貿然論述。
(4) 「新清史旨在反華。」
事實上在美國學界，「新清史」研究更像是在給中國歷史說好話：中國歷史很多元，十八世紀很輝煌，不停滯不虛弱，對世界歷史有很大貢獻。真正反華的學者是另一批人。
(5) 「羅友枝是日裔，說明她代表了日本人的觀點；換句話說新清史是美日帝國主義合流。」
錯。羅友枝祖上於19世紀後期便已移民夏威夷，此後與日本國內聯繫已經很少了，何況還經歷了二戰。而「新清史」利用社科方法，基於全球史、帝國研究、文化研究這些典型西方學術範式來展開討論，明眼人一看便知不是日本人搞東西的路數。
(6) 「Pamela Crossley 因為被汪榮祖批評而棄用漢名『柯嬌燕』，自稱『克勞斯蕾』。」
錯。Crossley只是想說，名字的風格沒有那麼重要。她並不反對別人叫她「柯嬌燕」，至於「棄用」不知從何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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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
由於中美學者之間存在話語、語境的巨大差異，「新清史」研究在學術界的分歧，其實更多是學術環境的結果，而不是觀點的碰撞。一方面，美國學者對中國學界了解比較有限，經常會以為中國人的話語無非民族主義（或者說狹隘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或共產主義兩造，對於中國歷史的體量認識不足。另一方面，中國學界對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了解也比較少，大多數人只能通過「想像」（例如「美國人一定想拆解中國，所以任何美國人說的話都是肢解中國的陰謀」「羅友枝是日裔，所以一定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言人」等等）來製造一種符合「內心感受」的「美國漢學」錯誤認識。其實要是真的深入語境的話，雙方握手言和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近些年大陸學術界環境惡化，輿論界更加惡化，理性、建設性討論變得很困難，我們就只能看到大陸學者拿「西方那一套不能用在中國歷史上」當成擋箭牌了。
很遺憾的是，中國大陸學界雖然很多人口口聲聲批判「新清史」，卻不讀任何「新清史」著作，遑論把握其動向。微信朋友圈、道聽途說，成為這一問題傳播的主要途徑。基本上如果一個學者把「新清史」簡單地同「中國是清朝的一部分」畫等號（而不提政治、文化諸問題的複雜性），並由此出發加以「分裂主義」的批判，那麼此人很可能就屬不讀文獻的。由於知識獲取途徑並不遵循學術閱讀應有的渠道，故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歸納中國對「新清史」的回應，就很難有意義——很可能討論者自己根本沒讀過「新清史」，完全是靠酒桌上幾句笑談就貿然發聲，而你又怎麼知道這幾句笑談反映的是誰的思想？
雖然很多人認為「新清史」的目的是掀翻中國歷史敘事，但直到今天，在我看來，「新清史」的最終目的，仍然是追求一種對歷史的多面理解，是做加法的過程。事實上，「新清史」也不具備掀翻中國歷史的能力。無論是歐立德還是米華健，他們所關注的歷史，所講的故事，如果拋開滿漢之別，那麼跟一個中國大陸學者講出來的故事差異並不大。因而他們的工作多是以不同視角和工具進行的論述，缺少一種史料上（特別是文本特徵上）充分的表達。這一點在歐立德去年譯過來的小書《乾隆帝》(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中有著鮮明體現。全書對乾隆帝事迹的敘述，跟戴逸等人並無顯著的區別。而作者用了一章論述乾隆帝對滿洲傳統的重視，試圖表達新清史觀點，但卻沒有對乾隆帝的治國思想，或者說對於這個國家、對他的子民的想法（這主要體現在漢文史料中），做出足夠多的論述。這當然是一件很捨本逐末的事情。我把這個做法，比作「講了煎餅果子，卻不講煎餅果篦兒」：煎餅果子（油條）雖然是它本來的樣子，但現而今產生了影響的、大家都懂的「煎餅果子」，其實恰恰是「煎餅果篦兒」（裡面夾的是薄脆）；如果研究者心裡死守著原初的「煎餅果子」（滿洲傳統），看不到它已經在傳播中變成了「煎餅果篦兒」（與漢文化高度融合），那麼就永遠也搞不清這種食品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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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強調一下解讀「新清史」所應有的一點常識。
中國歷史，包羅萬象，悠久的歷史，多元的文化，經由近代民族主義的整合而形成今日的中國，其間有所揚棄採擇，皆有種種不得已。今天的我們享受傳統與近代交融的成果，也品嘗其種種苦處。唯是如此，我們才需要正視包括民族、性別在內的諸多身份，直面它或豐饒或貧瘠的土壤，了解其產生和嬗變，這一切的目的都是豐富我們的知識、幫助我們面向未來，讓我們能夠更好地和其他人相處。也只有意識到中國可以多麼廣博，我們才能更愛它。
豆瓣上的「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小組，有很多關於「新清史」較新動態。對初學者來講可能有些難讀，如果對這一流派有了一點初步了解，又感興趣，可以去看看。其中活躍成員 lonestarstar 的學問很不錯，這方面東西了解的比較全面，可以多和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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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閱讀
衛周安：《「新清史」》(Waley-Cohen, Joanna.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no. 1 (2004): 193–206.)
羅威廉：《在美國書寫清史》，《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1–26頁.
Dunnell, Ruth W., Mark C. Elliott, Philippe Foret, and James A. Millward.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Routledge, 2004.
柯嬌燕：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World(1990)
歐立德：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no. 3 (2000): 603–46.
歐立德： 「Ethnicity in the Qing Eight Banners,」.」 Crossley, Siu, and Sutton, Eds.,Empire at the Margins, 2006, 27–57.
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2007)
R. Kent Guy (蓋博堅).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2010)
Herman, John E. 「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no. 01 (1997): 47–74.
美國包括歐洲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有這麼一個基本的心態變化，從求異到求同。
首先，從文藝復興開始，中國就是「特殊的東方」的代表。這種思想下，將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視作和歐洲文明完全不同的事物。期間，早期崇尚東方，後期卻又帶著優越感來描述東方；連馬克思這樣的人都不能倖免。這一階段，美歐歷史研究打心裡就沒有把東方文明當做和他們一樣的事物，從上帝視角、獵奇視角來觀察東方，乃至中國。
這種風潮，從費正清為代表的美籍中國歷史研究學者開始轉變。費正清那個時代，美國歷史界開始系統的研究中國的政治制度、思想。歐美歷史學界對中國開始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中國史在歐美慢慢鮮活起來了。但這一階段的歷史研究，依然是求異，尋找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例如李約瑟難題，就是這一時期最為典型的研究方向。
到80年代後，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彼時，大陸廣泛採用的唯物主義史觀，將東西方文明聯繫在了一起。這種思想似乎極大地啟發了美國、日本的歷史研究學者。尋求東西方文明的共同特點的歷史研究方向開始大興。例如中國在秦朝就有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在宋朝就有高度的商業繁榮之類的研究開始出現。在那個時間段，中國終於變得不那麼特殊了。
接下來就是「新清史」的出現。新清史就是用現代結構主義的思想來研究中國清朝的歷史。與早先中國歷史研究的著眼點在國家、中華文明、儒家思想不同；新清史的著眼點是民族、邊疆、婦女、族群、城市文化等等。相比傳統清史研究，是觀察和解剖的區別。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到這個時候，美國歷史學界才開始把中國當成一個和他們完全一樣的「人」，開始從醫學的角度來分析這個「人」；之前那都是用生物學的眼光來研究中國這隻「奇怪的猩猩」的。
為什麼是清史？在於明及明以前的歷史，主要的證據和資料都在兩岸三地。而清史的研究，和美國東方學一脈相承。美歐的老祖宗能幹，清朝諸多歷史資料，在中國境外非常的豐富。俄羅斯、德國、日本方面都有不錯的資源和研究成果，有交流的餘地。且最重要的是，對清史的研究，容易的到某些政治勢力的資助；這是他之所以火熱的緣故。
美國有個叫濮德培的清史專家，曾經寫過一段比較有意思的話。大意是：目前中國民族主義者試圖繞過清朝歷史，淡化清朝對中國的影響；一方面，中國人認為滿清政權是中國現代化的阻礙，另一方面卻又繞不開滿清帝國奠定了中國的版圖。濮德培先生的許多觀點我都不認可，但這句話說得非常正確。大陸歷史界就是在這樣的撕扯中，基本上放棄了清史中邊疆、文化、民族之類的敏感問題；而這些卻成了美國研究的重點。
美國的新清史研究中，提供了很多獨特的視角。但包含了很多預設政治立場。比如中華文明=漢族=中國這樣的基本假設，以及在這基礎上的，清帝國對準格爾的戰爭屬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是世界殖民時代的一部分等等；濮德培先生就持這樣的觀點。在了解的時候建議批判地認識。兩位高票答案說的非常全面了。前兩天Mark C. Elliott應村校教授邀請來講座，主要也是來科普了一下新清史的研究範圍和方法。憑記憶概括一下Mark Elliott的大概內容，或許可以作一補充:)
美國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往往首先面對的就是「What is China」這個問題，因為本身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加上天朝幅員遼闊，歷史悠久，回答「What is China」往往需要細緻複雜的「分類討論」。這種分類討論既可以以是空間/疆域上為坐標，也可以以時間/朝代為坐標。我們在自述中國歷史的時候，往往強調傳承和一致；但是在MCE講來，他們的研究側重於變化和差異。那麼某種意義上，「What is China」其實是一個偽命題。
由於歐洲中心論曾經的盛行，西方歷史學家一般認為中國、印度或者其他「非歐洲」地區的歷史是「西方先進勢力介入——本土人民回應」這樣一種消極的循環，這樣的研究方法大概到7、80年代有所改觀，越來越多的學者選擇站在中國，而不是站在西方的角度研究中國歷史問題。
美國大概也是在20世紀3、40年代開始將歷史敘事的重頭從「大人物」轉變為社會上的芸芸眾生，因此漸漸發展出所謂的social history。在進行social history研究的時候，非常注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譬如我的advisor是研究穆斯林問題的學者，曾長時間在甘肅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在和他學習的時候，他也很自豪的表示兩本常見的研究維吾爾族的書由於是人類學家所著，歷史問題上有不少謬誤，而在這一點上歷史學家有先天優勢。
以上三點可以說是新清史發展的大背景。
新清史的研究重點，據MCE說有三點：
第一是重視邊疆和中亞、內亞（Inner Asia）的研究。我本學期和advisor學習的課題涉及一些邊疆研究內容，其中很多書籍也是新清史的著作。一些新清史專家，譬如James Millward，本身也是從邊疆歷史來入手的。
第二是重視滿族、將清當作一個政府王朝來研究。據advisor說MCE自己招phd要求是必須會滿語的……嗯，所以就以上兩點來看，學中國歷史的中國學生申請起來真沒什麼優勢啊TvT
第三是將清朝納入世界史的範圍來比較研究。比如探討清代的對外貿易，或者是邊疆政策上對比俄國、在「殖民」統治上對比英國等等的比較研究。
在史料選擇上，反正MCE的paper我看下來的感覺就是「會滿語了不起啊」這樣的，正如大司馬所說，反倒在歷史敘事上沒什麼特別之處。
我本人沒有在天朝接受過高等歷史教育，所以不太清楚國內對於歷史的研究方法和對於清史的認知。在和advisor聊天的時候曾經表達過想要學習一些國內歷史研究的成果，結果被類似「小姑娘你被民族主義洗腦了」這樣的話噴回來了，心中十分不忿。接觸過很多這邊的教授對於「漢化（sinicisation）」這樣的概念過於敏感和消極，對於國內的歷史研究的評價似乎也趨於消極，特別是在清史這種可能和政治掛鉤的問題上，個人覺得這或多或少有些矯枉過正的嫌疑。當然也有可能是我的advisor年紀大了……看到這個問題，我首先想起了兩件事情。
其一是在一個日本史相關的問題下看到的年代十分久遠的回答，（為什麼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結果截然不同？ - 袁老濕的回答）摘取幾段來說明這個回答的風格：
那麼土地增加的農戶們和擁有更多經商機會的商人們，特別是經過Genroku時期（一個天皇名字，1680s－1702）蓬勃發展，經濟收入大量增加。成為Gono階級，即 富農階級。
Yoshida Shoin在長州開學校，並提出尊天皇罷幕府的思想體系。而另外一個shishi Sakamoto Ryōma往返在薩摩和長州之間，勸說這一對仇敵放棄仇恨一致對幕府。
我看到這個回答的時候第一反應是：能不能好好說人話？直接說元祿、豪農、吉田松陰、志士、坂本龍馬會死么？難道對中國人說明同樣使用漢字的日本的歷史，還要藉助這些亂七八糟的音譯？
然後我想到，如果因為未知的原因，日本這個民族從世界上被抹掉了，日語成為死語言，而非像現在一樣日本還作為一個地區性的強國屹立在太平洋西部，不僅沒有人會在意坂本龍馬這四個字、元祿這兩個字分別是什麼意思，對於不是專名的「豪農」，我們可能就真的需要Gono這個音譯來說明它究竟是什麼東西了，正如對於還活著的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我們用大區、州、郡、縣、市、總統、國王、女王、議會這些有明確意義的詞來說明這些概念的意思，而對於已經滅亡的印加文明，我們則說，全國叫做塔萬廷蘇龍，分為四個蘇龍，首領叫做印加。至於印加是什麼意思，蘇龍是什麼意思，除了最專業的學者，沒有人關心。
另外一件事情是一次和一個學習人類學的網友見面，我問他，人類學究竟研究些什麼東西？他說的其他話我到現在已經忘掉一些了，有一句話，我始終記著。
人類學是從歐洲去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者發展出來的。
原來真相就是這樣啊，我們征服了你們的文明，然後研究一下你們的過去，了解一下你們是什麼樣的人，這一切只不過是一種趣味，因為：你們作為一個文明，已經死了。
死了的文明才會把話語權讓給別人，別人不是自己，不是那些創造了歷史的人的後輩，他們想知道那些人的祖先做了什麼，不是出於溫情與敬意，只是出於好奇心。當看到中國歷史的時候，我們不僅僅會浮現出一個一個屬於古代的場景，我們會把歷史與現代關聯起來，他們的一些決策給我們留下了疆土、文明與語言中生動的詞素作為遺產，另一些錯誤讓我們直到今天都要承受代價。對我們來說，歷史不是過去，而是活在當代的。
清帝的遜位詔書中明文寫著，「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已經說明了清朝皇室對於中華民國是其繼承者這一點的認可，而中華民國則產生了給予共和國合法性的政治協商會議，中華民國國父的像到現在仍然要在每年固定的時候被擺在天安門廣場上祭祀。這個法統的鏈條到現在仍然存在，比起同樣基於革命的政權，沙俄帝國和蘇俄、蘇聯的關係甚至都不如此緊密。雖然現代中國失去了清朝的部分領土，清帝國仍然被完整地傳承給了現代中國。現代中國在清帝國時代的溯源除清帝國外，別無他人。清帝國在當代的繼承者除現代中國外，別無他人。
是故，任何對清帝國歷史研究模式的討論，都可以被認為是現代中國的高於普通學術問題的政治問題。
把現代中國治下部分的任何歷史出讓出「中國史」之外，都是對這個話語權的冒犯。只要以下事實依舊成立：清帝國的官僚楊增新、清帝國招安並任用的軍人張作霖、清帝國認可的西藏地方領袖達賴在清朝滅亡後依舊名義上忠實於改朝換代之後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統治這三個地區的權力就在名義上完成了傳遞，新疆、東北、西藏就仍然是中國史的一部分，而不應該被歸到內亞史、東北亞史或者別的什麼東西里去。
因為那些都是我們祖輩的功業、我們祖輩的恥辱。那是屬於我們的東西，經過歷代人的傳承活在現在的東西。
評價他們的話語權只能屬於我們。
印加死了，我們還沒死呢。
成熟的歐亞學研究系統，良好的學院氛圍，現代史學的優良傳統，脫離開歷史鐐銬的第三視角，對非中文文獻的重視程度，良好的學術自由空間，等等。其實新清史在美國圈子裡也不算絕對顯學，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為清史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甚至更進一步為中國-內亞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可能性，這一點跟那邊不把內亞降格成中華的依附有莫大關係，這一點上新清史又是承接京都學派餘緒
美國學院左派的發展產物
美國的歷史學界喜歡搞什麼用新視角看歷史的東西，什麼婦女視角，印第安人視角，或者什麼全球視角重看歷史，換到中國來看歷史，就要來個用滿族視角看歷史了。
用史料什麼的，這個壓根不是新清史的長處，實際上，新一代左派史家這方面的功底一般都非常糟糕。新清史的代表學者的滿文功底什麼的，恐怕根本趕不上國內很多人。
那為什麼國內還這麼討厭他們呢，以至於要專門組織人寫文章搞大圍剿呢。
因為他們的立場隱含和明確了表達了我國大一統國家的不認可。一些觀點如清朝攻佔新疆是殖民主義，這種調調當然跟我國的大一統，反分裂立場背道而馳，遭遇大批判是顯然的事情。
新清史的特點就是把劍橋晚清史里處於核心位置的挑戰回應，東西方文化碰撞導致的中國現代化歷程這些和西方國家有關東西通通不要，只把劍橋晚清史里有關幅員遼闊的帝國疆域中各個地區的文化差異等相關內容放大放大再放大。
在這些歷史學家的筆下，滿族不再是一個中國少數民族，反而變成了偉大的世界征服者。中國歷史書一再強調的夷狄入中國而中國之變成了無中生有的東西，反而中華只是清帝國這個世界性帝國的一部分。對於我們日常所認同的滿族被漢化這個觀點不屑一顧，反而力圖證明漢族只是清帝國下轄的一個統治區域。新疆西藏內外蒙古，都是清帝國的殖民地，自古以來的中國和這些地方的瓜葛都被選擇性無視。
拿我現在能立刻想起來的一本新清史書舉個例子吧，《清代宮廷社會史》這本書著重寫的是清宮內的滿族特色和前朝的漢族特色有多大差別。而且著濃墨重彩的寫承德，力圖證明承德是清帝國統治游牧民族的帝國陪都並與統治漢人的首都北京相對立。劍橋晚清史里關於中國邊疆的統治被統治民族關係看著就夠噁心了，新清史里簡直就是把中國民族對立高度提高到令人髮指的地位。
簡而言之，新清史就是美國力圖把清帝國歸類為奧斯曼帝國一類的世界性帝國，為分裂中國創造理論支持。
以人類學治史是美國史學界的通病
講白了就是海洋國家對大陸多樣性帝國的傳統敵視的繼承罷了 中世紀義大利城邦國家對拜占庭 18 19世紀英國對奧地利 土耳其 俄羅斯 都做過類似的歷史研究 強調族群來源 語言 宗教 戰爭等各方面差異 鼓吹民族自決為帝國解體做歷史上的理論準備 大陸帝國的解體對海洋國家來說是消滅了競爭對手 但對帝國人民內部來說無不是血流成河的悲劇
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十個字足以解釋許多怪事怪象。
近代以來，歐洲國家多是以民族國家的身份出現，也就是一族一國。與民族國家相對應的是帝國，比如羅馬帝國、中華帝國。帝國有幾個特徵：境內多民族，由主體民族統治，統治力由內向外不斷縮小。中華帝國還有一個特徵就是無限的有限帝國，無限的邊界，有限的疆域。簡單來講，就是觀念上的無限，實際上的有限。（觀念上中國是天朝上國，世界各國都要向中國朝貢，都是中國的附屬國，都是名義上中國的一部分，實際上中國的有效統治有其邊界。）
清朝則不同。首先清朝是由少數民族統治主體民族，其次就是清朝有明確的邊界。但一直以來，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強調中國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概念，清朝是中國的一個朝代，清朝從屬於中國，都在強調中華民族，都在強調少數民族如果入主中原就必須要漢化才能統治。不僅征服者要漢化，其他少數民族也要漢化。新疆、蒙古、東北（外國學者多稱之為滿洲），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自古以來都承認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但有保皇就會有革命，新清史反思的也是這些。
首先，中國這個概念是自古以來都存在的嗎？到底是清朝從屬於中國，還是中國從屬於清朝？
杜贊奇曾指出想像中的共同體，同樣也有學者認為中國、中華民族也是想像中的共同體，是出於某些原因後出現的概念。什麼是中國？這竟然也成了一個問題。而按照民族國家的實踐，西方學者很容易把元清兩個朝代當做少數民族征服漢族的朝代。那麼，清朝，便成了凌駕於中國之上的概念，清朝包括中國、新疆、蒙古、西藏、滿洲。接著就引來了第二個問題，清王朝的統治者靠什麼進行了成功的統治？
中國學者一直以來強調漢化是滿族統治者成功的原因，但美國學者認為恰恰相反，滿族統治的成功是因為他們抵制了漢化並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性。由於清朝是凌駕於中國之上的概念，所以滿族統治者要以不同的身份去面對境內不同的民族種群。面對漢族，滿族統治者是皇帝；面對蒙疆，滿族統治者又是他們公認的汗；面對西藏，滿族統治者又是轉世的活佛與衛教者；面對滿洲人自己，皇帝又是保持滿洲性的代表與滿洲文化地守護人。
甚至於滿族什麼時候形成的，這也是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新清史在某種程度上有西方學者慣有的西方思維（比如對於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理解與中國人理解不一致），又含有對漢化的逆反。總的來說，新清史為我們研究清朝乃至中國都有非常大的啟發作用。新清史並不全是合理的，甚至還有錯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中國，去看待中華民族。對於清史的研究，無論是新清史也好，「舊清史」也罷，都無法脫離與現代中國的聯繫。我們常說我國現在的版圖是在乾隆年間奠定的，也就證明了只要研究清史，就一定會涉及現代中國，就一定繞不開一些政治問題。既然這是研究清史不可避免的，那麼新清史在研究中涉及到中國一些敏感問題我們也不能說是有意要為分裂中國找理論依據。分不分裂中國不在於他們的理論研究，而在於我們的導彈射程。
199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學界出現了被他們稱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其主要目標在於重估清帝國長城內外,包括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會的等廣泛領域內的歷史。 新清史研究淵源於美國學術界對近代中國研究的學術範式,受到"族群理論"、"帝國主義理論"以及"邊緣"和"區域"視角的深刻影響，開闢了一種獨特的研究,它以"滿族中心觀"為指導,在理論、方法和視角的運用上都有很大的創新，重視意識形態對於清王朝的意義,在滿族漢化問題、滿漢精英關係、清王朝性質和民族關係等方面多有創新性見解。
新清史研究至少具有三個鮮明的核心特徵：
一,質疑清廷及滿族的「漢化說」,強調清朝的滿洲特質,重視民族關係的研究,認為正是清廷的少數族背景,使得它能夠超越傳統的夷夏觀,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長城內外的一體融合,從而為現代中國留下了最大的政治遺產——多民族聚居的廣袤領土；
二,質疑清的「漢本位」王朝說,反對清對外關係中的「朝貢體制」觀點,強調清廷處理周邊關係的多樣性的同時,認為清帝國也與當時世界上的其他帝國進行著毫不落後的競爭；
三,在對內反「漢化」和對外反「漢本位」的立場下,對少數族和邊陲地帶的關注使得原來處於歷史研究視野邊緣的群體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如婦女、胥吏等。
面對歷史學，到今天我仍然認為我自己就是個小學生。
但索性這個「新清史運動」的概念把我所愛好的東西都集中。
首先說正題，「新清史運動」在美國的興起基本意味著美國漢學在出了費正清、孔飛力之後仍然把「中國」或者應該說「古代中國」視為神秘的東方世界。
不過這倒給國內的「滿遺」（如果有的話，沒看見除我之外的活體）「皇漢」等等提供了理論基礎，雖然他們日常不注重學習，但至少照抄是可以的，從這個角度看反倒可能是大功一件。
國內學界面對這種東西每次都展示下限，批判一通還不耽誤寫論文掛上這響噹噹的名頭，企盼得到海對岸的認同。
但其實吧，這也不重要，有一個不同的研究視角總是沒有錯的。（說實話，其實主要原因還是國內學界對於滿文史料的了解和挖掘力度不夠，才讓人家鑽了空子。）
說點閑話，研究歷史對於我，以後可能越來越會變成玩票吧，唉
「崖山之後無中國」之說為什麼首先會在日本流行、並反向傳入中國？
題外話，貴乎的某個名人在拿到教職前後對新清史的評價頗有前後相悖之處，也算是世情百態吧:-)
再加個題外話，M大某教授稱打算從明朝的統治尋找內亞性（不知道是否是在調侃新清史），P大某教授則立馬下斷言這是政治學術，也是趣事書寫歷史的權利是人類最大的權利。
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 定宜庄 [美]歐立德
2014-04-15 02:54:01 閱讀 662 次
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11月，116-146頁。作者提供
導 論
最近三十年，中國史學界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原來相對冷清的清史，成為史學研究的熱門學科。從事該學科的學者人數之多，學術會議召開之頻繁，發表論文數量之大，堪居史學諸學科之冠。尤其是自2004年啟動「國家纂修清史」項目以來，在「盛世修史」思想指導下投入的空前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更為國內外其他諸人文學科望塵莫及。
回顧三十年來清史研究的發展，成果確實令人矚目。成果的取得，有兩個因素不容忽視。
其一，是為數甚鉅的清代檔案文獻的開放以及整理出版，為清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礎。明清檔案曾與莫高窟藏經洞的出土文獻、殷墟甲骨文以及漢晉木簡一起，並稱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四大發現」[1]。自1980年代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部分館藏向學術界開放，尤使學者查閱利用明清檔案有了遠較從前更為便利的條件。
其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與國外的學術交流日益密切，對西方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借鑒和引進，已經構成這一時期清史研究的最突出特點。其中如對明清江南經濟與人口的研究、華南學者對歷史人類學理論與實踐的貢獻，乃至對清代鄉村、宗族等問題的研究、對下層社會和百姓生活史、心態史的研究等等，都從西方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中受到啟發。也有一些，或是有中國學者參與，如美國「加州學派」對中國經濟史、人口史的研究，[2]或者就是中外學者共同合作的項目，諸如以華南學者為主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等等。總之，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清史研究的進步，與借鑒、吸收國外的理論與方法是分不開的，與國外學者——特別是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學者——日益廣泛的交流與合作，也成為越來越經常採用的研究方式。換句話說，中國歷史學，特別是清史學，正逐漸地走向國際化、普世化和全球化。
正如上述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加州學派以及江南經濟史學等新的研究趨勢體現出來的一樣，總體來說，國內學界對這些國外的理論、學說甚至史觀、範式的吸收是積極主動的，這從許多西方的名詞、術語和概念都在中國流行一時就可以看出來。但在這樣一種潮流之下，卻也有一個不和諧音，那就是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清史」。
一「新清史」由來簡述
「新清史」產生於何等樣的學術背景，它的學術源流又是什麼，已經有專文做詳細闡述，此處不贅。[3]簡單說來，它產生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幾個：一是與清代檔案、尤其是滿文檔案的新發現有著直接的重要關係；二是受到西方史學理論多方面的學術轉向的影響，這些學術轉向包括語言學轉向、後現代轉向、後殖民論轉向、文化轉向和族群轉向等等。總的來說，「新清史」包含著一種「去中心化」的工程，這點可以從它對於清帝國邊疆地區的重視看出來。美國紐約大學的衛周安就寫的很清楚：
這一修正性認識的核心內容，就是新清史所揭示的：在清鼎盛之時，它並不視中原為他們帝國——遠為遼闊的區域，包括了亞洲腹地的疆域：蒙古、西藏和東北（今天有時稱之為滿洲）和新疆——的核心，只是一個部分而己，儘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4]
我們可以將這個「去中心化」工程的根本思路歸納為，它是對一些歷來被人們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的歷史敘事提出的挑戰。對所謂「漢化論」的質疑可能是最典型的一例，中國史學界關注「新清史」，就是從有關「漢化」問題的一場爭論開始的。
（一）爭論的由來
概括說來，如果從1996年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全美亞洲年會上發表演講《再觀清代：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5]算起，這場有關清史研究的著名論爭，已經是17年前的事了。羅友枝（時為美國亞洲學會會長）這篇文章發表之後，當時已年屆八十的何炳棣（Ping-ti Ho）[6]花費兩年時間撰寫了《我對漢化問題的再思考：對羅友枝「再觀清代」一文的答覆》（」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7]一文。雖然這時尚未出現「新清史」這一名稱，但這兩篇文章可稱為「新清史」出台的重要標誌。
有關這場爭論，國內目前的評介已經不少，但為下文表述方便起見，這裡不得不再做一個簡單回顧。羅友枝這篇《再觀清代》的講演，直接針對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的某些論斷（何氏的這篇演講本身當時也被視為西方學術界挑戰學術主流的一個例證）。二人的議題都是討論清朝的歷史貢獻。對於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對於清朝統治的成功，二人亦無異議。只是對於清朝統治成功的原因，羅友枝向何炳棣提出了挑戰。她認為清朝能夠在中國成功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主要不是因為他們被漢人同化了，而是清統治者有效地利用了與內陸亞洲諸非漢民族的文化聯繫來鞏固了全國的統一，尤其是在邊疆地區。羅友枝認為滿洲統治者是以中亞諸民族的大汗而非中國傳統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現的。她反對將大清王朝與「中國」合二為一，強調以一種「滿洲中心觀」來評價大清帝國的重要性。
何炳棣在回應羅友枝的文章中，則將重點集中在滿洲統治者進入漢地之後是否「漢化」、漢化是否是清朝統治成功原因的問題上。他以「儒化」來代替通常使用的「漢化」一詞並對所謂的「儒化」進行了詳盡和深入的闡述，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凡非漢民族進入漢地，打破了原本的一統局面，在政權轉移、又摻雜著尖銳複雜族群矛盾的局勢下，當務之急都是要「爭正朔、明法統」，[8]努力將自己納入華夏的正統鏈中。非漢民族只有爭得了「正統」亦即統治的合法性，才能夠在漢地立足，並為進一步的開疆拓土打下基礎，滿洲人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
將二人的這場交鋒稱為「論戰」未必準確，因為何炳棣儘管雄辯，但我們迄未見到羅友枝和她的支持者對他的正面答覆。事實上，羅友枝提出的是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清朝除開繼承了明朝的領土之外，還開拓了大片疆土，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基本上沒有長期被漢族王朝統治過，他們也未曾接受過任何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而這恰恰是清朝與明朝等中國傳統王朝的區別，這是此前研究清史的學者關注和研究不夠的領域，也是何炳棣在文章中沒有重視的問題。
（二）「新四書」及其它
在羅友枝與何炳棣的相關文章問世前後的短短几年間，美國清史學界幾部頗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專著相繼出版，議題都涉及到清朝統治的滿洲因素，勢頭之強勁令人驚詫，因為作為中國史研究的一個特定領域，對於與滿族史相關的清史研究，中國學界幾十年中都鮮見如此集中地、大量地出版過如此重頭的研究成果。[9]
這幾部後來被學界一些人譽為「新四書」的專著，按照出版時間的先後，依次是：
1.羅友枝（Evelyn Rawski）：《清代宮廷社會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0]加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張衛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2.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半透明的鏡子：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認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加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3.路康樂（Edward J．M．Rhoads）：《滿與漢：晚清到民國初期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00年。
4.歐立德（Mark C．Elliott）：《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族群認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1年。
除了這些著作之外，柯嬌燕早在1990年就曾撰寫過一部在學界頗有影響的著作：《孤軍：滿洲三代家族與清世界的終結》（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關注了滿洲族群意識和認同等問題，並為學界視為經典。於此同時，美國的《清史問題》1990年發表的兩篇文章也應該視為「新清史」的先兆，一篇是柯嬌燕的《前近代中國族群問題的思考》，另一篇是歐立德的《旗人與民人：十九世紀江南族群的張力》。[11]1994年夏，美國學者在密歇根大學召開會議，會後由米華健(James Millward)、鄧如萍（Ruth Dunnell）、歐立德和傅雷（Philippe Forêt）等人主編出版論文集《新清帝國史：內陸亞洲帝國在承德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國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簡稱「新清史」）一詞從此成為這個清史研究學派的被公認的名稱，[12]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此未必認可。對此我們在下文中還將詳述。但我們下文中還會一再將其稱為「學派」（school），為的則是敘述的方便。
事實上，「新清史」並未局限於對滿洲的研究，而是更進一步，拓展延伸到宮廷活動、邊疆政策、乃至美術史等諸多領域。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成果，有米華健1998年的《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白瑞霞（Patricia Berger) 2003年的《虛靜帝國：清代中國的佛教藝術和政治權威》；濮德培(Peter Perdue) 2005年的《中國西征：清朝對中亞的征服，1600—1800年》；艾宏展（Johan Elverskog）2006年的《我大清：帝制中國晚期的蒙古人、佛教、與國家》；張勉治（Michael Chang）2007年的《馬背上的王朝：滿洲少數民族宗室統治在中國的建立，1751——1784》等。[13]其中一些著作偏重於對清朝西北邊疆的研究，卻不同於中國傳統的西北史地研究方式，而如美國學者所說，是希圖將中國置於世界歷史進程之中加以考察(「placing China in world history」)，為中國研究提供一個「世界史視野」。[14]
從「新清史」引發的討論，目前仍有方興未艾的趨勢，對於「認同」、「民族主義」、「帝國」等名詞，以及對「被發明的傳統」、「地緣實體」與「國族目的論」等所有質疑民族國家之自然性質的概念，都被納入「新清史」關注的內容，促使學界對清朝以及中國歷史上諸多問題進行深入的解析和思考。
二 從冷漠到熱議：中國學術界與「新清史」的初次交鋒
「新清史」發展至今已經十有餘年，國內學界對它的態度，從開始時的冷漠到後來的關注，經歷了一個頗耐人尋味的過程。
2000年，定宜庄曾在《中國史研究動態》發表《對美國學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回顧》一文，[15]其中第二部分詳細敘述了羅友枝與何炳棣的那場論爭，也談及「新四書」的出版。2002年，定宜庄又在《滿族研究》發表《美國學者近年來對滿族史與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簡述》，再次談到羅何之爭和所謂的「新四書」。但這兩篇文章在清史和滿族史學界沒有引起絲毫反響。此後數年，雖亦有學者撰文介紹海外特別是美國的清史研究動態，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張瑞威2006年寫的《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評述》，姚大力2007年的一篇書評：《西方中國研究的「邊疆範式」：一篇書目式述評》。[16]以及2006年歐立德以中文發表的《滿文檔案與新清史》（可能是「新清史」的第一篇以中文發表的文章），引起了較多人的興趣。[17]但國內清史和滿族史學界還是沒有將這一學派的產生作為值得注意的學術動向提出來，回應者仍然寥寥無幾，反而是研究中國史其它領域的一些著名學者，反應積極得多。[18]
直到2008年，當定宜庄為慶賀何炳棣教授九十壽辰再撰《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時，還堅持呼籲：
美國學界提出的「新清史」，從開始形成迄今已近十年，他們提出的問題不可謂不深刻、不宏大，更不可謂無意義。但令人深感遺憾的是，這個在美國學界備受關注的議題，在本應更切身、更受重視的中國清史學界，雖然也有過幾篇報道問世，卻幾乎未引起任何認真的探討與回應。其突出表現，就是清史學界對於「大一統」的闡述數量越來越多、口氣越來越硬、調子越來越高，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卻難以深入、難有突破。
如果說對美國學界的這些說法持不同意見，卻未見有如何炳棣先生那樣嚴肅認真的、高水平的反駁。如果對美國學界的討論不屑一顧，那麼，對於如此帶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尚且不屑一顧，還有什麼是更值得關注的呢？[19]
在此舊話重提，並不是由於此語有什麼重要，而只是為了說明當時學界的冷淡和沉默確實存在。
今天國內學界總結對「新清史」長達十多年忽視和沉默的原因，認為是因很多學者對其「持保留態度」和「不敢苟同」，筆者認為並不準確。事實很簡單，那就是通曉外語、對西方學界動態也比較了解、通常承擔著將歐美學界各種成果推介到國內的人們，並沒有看到「新清史」的重要性，也沒認為有必要予以理睬。再者，「新清史」最初受到冷遇，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那就是它曾被清史學者歸類到「滿族史」也就是民族史的類別之中了，而滿族史在清史研究中，雖然有以王鍾翰教授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幾十年的開拓耕耘，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卻始終被視為清史學界的邊緣。而很多研究清朝制度史、政治史的學者，開始時並未意識到這個學派與政治的深刻關聯，只是一見「滿族」便以為這僅僅屬於「民族史」範疇，便予以無意識的輕視，亦屬勢所必然。
「新清史」終於進入中國學界視野的時候，它在美國已經發展了十有餘年，掀起的第一個高潮也已經有了回落之勢。我們如果回顧一下，國內有關介紹和評判「新清史」的活動，應該是在2010年前後興起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10年8月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行的以討論「新清史」為專題的學術研討會。作為這次會議的準備，人大清史所專門編選了《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論文集，[20]會議之後，又結集出版了《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上下兩冊，[21]在國內清史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從此之後，對於「新清史」的評價，在學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有關的評論文章，在2010年前後也大多公諸於世，除正式論文和碩士博士論文之外，也包括一些著名學者的相關訪談，以及在學術網站發表的議論等等，[22]近來更有越來越火爆之勢。
「新清史」在出現十多年之後終於引起國內學界的注意，並因此掀起一場波瀾，與國家編纂清史工程的啟動也有關係。在「盛世修史」思想的指導下，清史學界對「康乾盛世」和「大一統」的討論一度成為清史學界最熱門的主流話題，因而也必然會著力於對「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解釋，並進而關注到清朝的邊疆民族問題，而一旦將目光集中到這些問題上，便不可避免地會與「新清史」發生直接的碰撞。
所以，「新清史」在中國學界成為關注焦點，始發軔者並不是滿學界，而是以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為主的學者。於是，這個來自西方世界的不和諧音雖然緩慢，卻恰逢其時地進入到中國清史學界的視野。很多中國學者已經認識到，這個學派及其提出的學說，已經不僅僅是在他們眼中根本「不入流」的民族史，它已經影響甚至顛覆了主流話語中最根本的、根深蒂固的諸多觀念。筆者以為，這便是自2007年以後，對「新清史」的認識、了解和批評被列入日程，也被作為政治問題而重視起來的原因。[23]
「新清史」在中國冷寂多年之後又成為熱點的另一個原因，是新一代學者的成長。相比老一輩的學者，他們思維更活躍、更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受到過更多西方理論和外語訓練，對於「新清史」表現出了遠較老一代學者更強烈的興趣。近年來一些論述「新清史」的文章和專著，都出自他們之手，有些就是他們的博士學位論文，如上述黨為的著作以及李愛勇的論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等等。
目前，「新清史」在中國的影響所及，已經不僅限於清史學界，而波及到中國古史的各個斷代以及近現代史的一些領域，同時也波及到其他相關學科，已經有年輕學者在思考「新清史」的人類學轉向等問題。所以，重視「新清史」提出的挑戰並予以嚴肅認真的思考和回應，已經是一件難以迴避的事了。
三 衝擊與回應：「新清史」提出的幾個關鍵問題
在下文中，筆者擬將討論幾個由「新清史」提出並最受關注的概念，但重點不在介紹「新清史」學者的觀點本身，因為相關的文章已有很多，而重在闡述筆者的一些看法，以期引起學界進一步的討論和思考。
（一）「新清史」新在何處？
「新清史」相對於所謂的傳統清史研究，究竟是否有所創新，又究竟「新」在何處，近年來國內有大量文章論述，已經成為一個老問題了。但其中有些問題，迄今仍為國內學者忽視，有必要再作些交代。
首先，很多美國學者並不認可「新清史」是一個學派，他們認為它只不過是一個方向，一種方法，無非是各自撰寫各自的書、研究各自感興趣的問題而已。即使被看作是代表人物的幾位，在相關問題的立論、觀點和闡述上也多有分歧，甚至到了很難將它再說成是一個「學派「的程度。這本是美國學術界一種很正常的現象。既如上文提到的「加州學派」，不同學者之間觀點的歧異和交鋒也相當尖銳，甚至彼此對立。
再者，「新清史」從那場著名的爭論算起，迄今已經十七八年，著作的出版時間也有先有後，隨著史料的不斷擴充、思考的不斷深化、觀念的不斷更新，「新清史」關注的焦點也必然會有所轉移。當然即使如此，被作為「新清史」代表人物的諸位學者，還是可以說有共同的研究取向和共同關注的問題，這也是他們被看作是一個學派的原因。
那麼，能夠代表「新清史」學派的共同觀點有哪些呢？歸結起來大致有三個方面：
第一，強調全球化的視角。「新清史」主張將清史納入世界歷史——或者也許更準確地說，是「全球史」——的範疇來研究，特別是主張將其作為一個帝國與世界同時代（即前近代，或者近代前期，日本學者說近世，即early modern)的其它帝國，尤其是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相對）進行比較分析。這種視角迫使我們重新考慮各種方法上的問題，包括斷代法的問題。
第二，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認為滿洲的族群認同和清朝的政治制度以及對各非漢族群的統治政策，對於清朝的成功統治，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與解釋清朝的少數民族統治之所以成功的傳統漢化論不同，「新清史」認為清朝統治的成功，正是因為滿洲人沒有被完全「同化」，儘管他們的涵化（acculturation）已經到相當深的程度，但一直到清末，仍然保留了滿洲特殊的族群認同。
第三，強調使用滿語和其他少數民族（「新清史」將其稱為「非漢族群」）語言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充分利用滿文（蒙古文、藏文、察合台文等）檔案，這不僅僅是語言問題，也是以滿洲或其他非漢族群為主體進行研究的必要條件。
筆者認為，這三個方面，概括了「新清史」在方法論、社會科學理論以及史料三個層次上的創新。
不過，這些是否確實是「新清史」所創之「新」？部分中國學者對此有所保留，劉小萌的話比較有代表性：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應澄清的一點，就是究竟「新」在何處？有些學者將「新清史」的主要特點概括為，一是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族因素，一是重視利用滿、蒙等少數民族史料。我認為，這種概括不準確。上述兩特點，中日學者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已有長期實踐，尤其在利用滿文、蒙文文獻考證史實方面，均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無視學術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和成果，將兩特點作為一種「新」的發明而歸功於「新清史」，這種說法是否合適，答案不言自明。更何況，即使是在西方，早年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有關東北邊疆與滿族的論文，也已提出類似新清史有關清朝滿族性的觀點。[24]
葛兆光在2009年的一次談話中也明確發表過如下見解：
我們現在都知道新清史，新清史最簡單的一個問題是，影響了後來的這批年輕學者。新清史最簡單的概括是，不再把清史看成中國的王朝史，而是看成一個更廣泛區域的、多民族的歷史。在最近這些年，歐美學者，尤其美國學者和日本學者聯手，新清史的運動趨向是很厲害的。……但是還要看到另外的問題，其實新清史並不新，老實說是舊清史。為什麼是舊清史，在中國的晚清民初，日本明治大政時代，日本最早的東洋史就已經凸顯對蒙、回、藏的研究。當時的日本為了改變中國中心，對於中國的政治和當時國家領土有一個新的解釋，是有政治背景在後面的。……現在美國的新清史，一方面有新的學術推動力在，和新的學術增加的成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跟過去日本東洋史初期的關聯性，這個關聯性是很深的。在新的清史研究裡面，中國學者要理解美國中國學和美國清史的變化，但是同時也要看到他們的背景，看到在中國怎麼樣接受和區分，以及堅持自己研究的立場。[25]
本來，任何一個新觀點的創立，一個新問題的提出，都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的確，提倡用滿、蒙等非漢民族文字形成的檔案史料來研究清史，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洲因素，都不是自「新清史」始。「新清史」學者自己也多次提到，他們對滿文史料和清朝的滿洲因素的重視，都不是他們自己的發明，而是淵源有自。本文作者之一歐立德早在2001年出版的《滿洲之道》一書序言中已經做了如下敘述：
這個論點[即滿洲人重視保留原有的特殊性]就涉及到二次大戰以前由日本學者發展出來的最完整的一個主題。他們把滿洲人製造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隔離解釋為所謂「異民族統治」的關鍵策略。在他們看來，清王朝統治的三個「保守特徵」都與防範同化和維持「首崇滿洲」這兩種政策很有關係。[26]
在另一處，他有更詳細的解釋：
諸如稻葉岩吉、和田清、浦廉一、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宮崎市定等人所創立的學術傳統，都強調了滿洲統治精英的獨特性，以及「滿洲」這個區域的獨特的歷史地理。不能否認，他們這些學術著作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為了證明「滿洲」不屬於「中國」，以此為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大陸的擴張尋找借口，並通過這個手段來開創中國「異民族統治」的歷史先例。但是，這些學者們對清王朝的認知還是有它另外一個來源，就是他們對於內陸亞洲這個地方的歷史和語言的深入了解。因此，即使當時他們這個學術有著很濃的政治色彩，然而有關清代各種制度和典章的敘述與分析應該說還是有諸多正確之處。[27]
此外，歐立德2005年在台北故宮一個會議上的主題演講《滿文檔案與新清史》中，也曾具體介紹過自1970年代開始，「幾乎同時在台灣、中國大陸和日本發生的」影響到「新 清史」的學術動向與來源，明確指出這些並非來自西方的學術來源正是「新清史」得以產生的重要基礎。[28]應該補充的是，1970年代以來不少日本學者，諸如岡田英弘、細谷良夫、石橋崇雄、楠木賢道、岡洋樹、杉山彥明等人，他們的採取的研究途徑也與「新清史」的主張基本一致。可知這種注重滿洲因素、利用滿文文獻處理清代歷史的做法，並非是唯美國人獨有的。[29]
這些學術動向，包括台灣的陳捷先和庄吉發在發現並非所有的滿文檔案都有漢文版本後，首先提出滿文在研究滿洲入關後的歷史上同樣具有重要性；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培訓了一批年輕學者來著手整理該館的滿文收藏，而該館在《歷史檔案》創刊號上刊載了滿文史料的漢譯，使滿文檔案的重要性被國內外學術界所體認。同時，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王鍾翰教授要求所招收的研究生都要學習滿文，並於1986年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創辦「滿文清史班」，嘗試培養一批將滿文與清史研究結合的研究人才，等等。這些成果算不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暫可不論，重要的是，這些都是由「新清史」學者自己列舉出來並承認從中受到很大影響的因素。許多學者也提到中國老一輩清史學者諸如孟森、金毓黻、馮家升、傅斯年和莫東寅等人的貢獻和從他們那裡接受的影響，孟森的影響尤深。與此同時，歐立德、柯嬌燕等「新清史」的代表人物也一再提到西方的前輩學者如拉鐵摩爾、梅谷(Franz Michael)、福華德（Walter Fuchs)、魏特夫(Karl Wittfogel)、弗萊徹(Joseph Fletcher)、芮瑪麗(Mary Wright)、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以及孔飛力（Philip Kuhn）的研究對「新清史」產生的影響。由此可知，「新清史」的「新」，本身即是國際學術界、以及歷代學者群體內互動交流、互相影響的結果。
再者，雖然「新清史」確實並不是全新的，但同時也還是要承認，它對清史學界的衝擊是新的，引起的爭論也是新的。我們上面已經指出，「新清史」源自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潮流和檔案資料的新發現，而絕非像一百年前跟隨日本帝國主義向亞洲大陸發展的、與政治互相糾纏的東洋史。
儘管如此，人們可能還要問，既然在整個20世紀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傳統中始終存在著與「新清史」相同的核心思想和方法，那又為什麼非要等到美國學者再次將其提出來，才成為一個熱門話題？這是一個值得學界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將在本章的第4節中嘗試做出詳細的解釋。
（二）對「以滿洲人為歷史主體」的理解
劉小萌儘管對「新清史」有所質疑，但也明確肯定了「新清史」在理論方法、研究角度和觀點等方面的創新和貢獻。李愛勇發表於2012年《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一文中，也認為「新清史」之新，就在於理論與視角的新運用。但是，所謂理論與視角的創新，說起來簡單，不同人的理解卻各有不同。有學者認為，在我們上面介紹到的「新清史」三點創新之中，第一點算是視角，第三點只是工具，第二點才是要害所在。筆者卻認為，這三點是不可分的一個整體。
「新清史」力圖將以往傳統的以漢族為歷史主體的視角，轉換到這個王朝的統治者——滿洲人之上。他們通過這種轉換，發現了清朝與傳統的漢族中央王朝之間存在的差異，也通過這種轉換，來觀察非漢地區的諸族群對於清朝皇帝、清朝朝廷的態度。這也可以被理解為從「漢人中心觀」向所謂「滿洲人中心觀」的轉換。
研究視角的不斷轉換和更新，本是西方學界不斷挑戰陳說、不斷顛覆固有囿見而力求學術持續發展的一種常態。每一次視角的轉換，往往會引發學術上的一場革命，為學術的進一步深入發展提供重要的契機，並引領學術發展的新趨勢。即以對中國的研究來說，從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界就經歷了從早期以歐洲為中心到以中國為中心的理念與視角的轉換，試圖以中國自身社會與文化的內在動力重估中國的歷史發展。在柯文（Paul Cohen)的一部極有影響力的代表作《在中國發現歷史》[30]中，就提出應將中國視為影響整個世界的一個區域，因而試圖將中國研究視為一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觀點，這代表了西方人中國觀的一個根本改變，被評價為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畢竟，中國已經成為現代世界的一部分，而且還在通過其自身的發展變化，對世界歷史產生著很大影響。
「新清史」則是針對清朝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的又一次對歷史主體的研究視角的轉換。而這種以滿洲人為歷史主體的變換，的確使我們感受到以不同的話語所敘述的清史，乃至受它影響的整個中國近現代史，有著與傳統視角看到的清史的重要區別。
西方學者從歐洲中心觀向中國中心觀的轉換得到中國學者的普遍認同，至少是沒有受到多少阻力，這並不難理解，因為西方學者強調的「中國中心觀」，與中國學者的愛國意願和對民族國家的敘述恰恰相合。西方搞中國歷史學研究的人對於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探究，與中國學者的歷史研究的既成觀點，至少在研究的開始階段，並無明顯的衝突。
然而，「新清史」在中國的遭遇卻大不相同。儘管清朝的創立者是明朝時僻處於遼東邊牆外的女真人，而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漢人」，儘管這個由非漢族群建立的王朝統治中國的時間長達三百年之久，並始終以八旗制度將自己置於「國中之國」的地位，在法律上、社會地位上和婚姻上與其他人群「未嘗一日與混合」（孟森語），因此而導致的族群間的隔閡成為清末革命派提出「驅逐韃虜」口號的動因之一。但將滿洲人作為清王朝的一個「歷史主體」，學界卻仍然難以接受。提出詰難者有之，明確表示無法接受者有之，甚至有人懷有明顯的反感和敵意。黃興濤教授針對這一問題發表的一段話，就頗有代表性：
（「新清史」）強調滿洲人在清朝的某種主體性地位，注重從滿洲人主體性的角度來研究清史，對於豐富清史研究的意義不言自明。但在正視清朝歷史這一獨特性的同時，也不應走到另一個極端：有意無意地輕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統國家的「中國性」，更不能將兩者簡單化地對立起來。
作者很準確地把握到「新清史」之新的關鍵，即強調滿洲人在清朝的某種主體性地位，注重從滿洲人主體性的角度來研究清史，儘管對「新清史」的這一視角仍然堅持其不肯接受的態度。他也同樣敏銳地抓住了「新清史」所具有的顛覆性所在，那就是「大一統」國家的「中國性」。只不過這個「中國性」又是什麼，作者的回答並不能讓人滿意。對於「中國性」及其相關問題，本文擬於下文詳述。
不過，我們還是有必要對黃教授提到的「主體性」也就是筆者所說的「歷史主體」這個辭彙，做一番說明。因為對於「以滿洲人為歷史主體」的說法產生的諸多分歧，有一部分就是從對這一名詞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
許多學者無法接受「新清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歷史主體」一詞理解的歧誤。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主體」（historical subject）指的是社會歷史活動的承擔、發動和實施者，即個人、階級、政黨、人民群眾等。這是從宏觀上、相對於西方傳統上將上帝、即「神」（即德語的Geist）看作是歷史主體而言的。而20世紀末期以來的西方社會理論中經常提到的「歷史主體」，亦即historical subject（或者說historical agent），指的則是凡是有自己的主體性，有自己的歷史敘述、有推動歷史發展能力的所有族群和個人。所以，當我們在超越民族國家的時代書寫歷史的時候，我們將那些有自主權，有自我賦權（agency）的活動者（actors）都視為歷史主體。這就是說，「歷史主體」並不是唯一的，而很可能是多元的，它甚至也不一定是主要的、中心的「那一個」。
如果這樣說還不夠清楚的話，我們可以用社會性別（gender）的研究來做例子。社會性別當今在西方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當這些社會性別的研究者將視野投射到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時，已經不再將那時候的婦女僅僅看作是被壓迫的被動的群體，而是脫離開以往男女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轉向對社會性別的關注。他們強調婦女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強調女性並不完全是被動的、受男人壓迫的一方，而是與男人一樣的歷史主體。乃至於他們提出「賦歷史以性別」的倡議。總之，將婦女的歷史、將社會性別研究納入研究範疇，並不意味著否認男人在歷史上的主體性。
新清史提出將滿洲人作為歷史主體，恰恰與「賦歷史以性別」的訴求相合。強調滿洲人的主體性，並不是否定其它族群（主要是漢族）的主體性。它所顛覆的，只是那種將清朝的滿洲人看成一個從整體上被漢化的、已經在社會和歷史上消失於漢人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人群而已。就像對社會性別的強調一樣，「新清史」也並未簡單化地將滿漢兩者絕對地對立起來，而是希望研究者更多地注重他們的互動。當然，如果這樣做，我們就必須將滿洲人視為一個保留著自己的族群認同的群體，這正是我們以往的研究沒有充分注意到的。
（三）「滿洲漢化」問題
滿洲人在有清一代是否被漢化（Sinicization），這是「新清史」與反對者展開交鋒的首要問題，也是多年來最受關注的問題。何炳棣回應羅友枝的文章，題目就是《有關漢化問題的再思考》。這場爭論也許過於吸引眾人目光了，以至於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們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滿洲是否「漢化」的問題之上，一提「新清史」，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對有關「漢化」的爭論，甚至以為這就是「新清史」的唯一觀點。
但問題在於，即使僅就「漢化」一事而言，新清史的論點也未必被學界完整而充分地認知。筆者之一歐立德就曾為自己作出辯解，說他從未否認滿洲人接受了漢文化的影響，這種文化上的變化趨勢一直存在，而且越到清末就越明顯：「新清史，至少我個人，只是反對用『漢化』這個詞來描寫這個過程，因為『漢化』包含著一種必然性的含義，也包含著一種大漢族主義的味道，因為好像它忽略漢人受滿洲人影響的可能性。」[31]這裡所說的「必然性」，指的是植根於學界和普通民眾中的、已經根深蒂固的對「漢化」模式的闡釋，那就是在中國歷史中，漢族都是以文明的、文化發達的進步民族的形象出現的，那些處於漢地邊緣的其他民族相對而言都是落後的、文明程度不如漢人的；即使他們以武力征服了先進的漢族，最終也必然被先進的漢族從文化上征服，亦即古人習稱的「夷狄入中國者則中國之」的含義。文明必然戰勝野蠻、先進必然戰勝落後，這就是支配或引導中原和周邊諸族之間各個層次的關係，是「漢化」的實質，也是被歷史反覆證明過的「唯一」的規律，清朝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夠維持近三百年統治，就在於滿洲的徹底漢化。這種既成的、被人廣為認知的說法容易給人這樣的印象，就是有清一代的滿洲人已經徹底變成了漢人，這當然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新清史」學者主張用「涵化」（acculturation）一詞來描述這個歷史進程。他們認為歷史已經證明了，這種「涵化」的過程並非那麼簡單，那麼單方面，而往往是複雜的、時進時退的，也往往是不平衡的。而用「涵化」一詞，能夠更準確地描述不同人群長期相處時發生的各種變化、妥協、抵抗等等行為，也才能夠承認個人在認同問題上的非單一性。即以滿洲人來說，他們雖然受到周圍漢人的深刻影響，甚至放棄了自己的語言，但整個有清一代，即使說的是漢語，他們還是認為自己是滿洲人。漢人也一樣，儘管他們身邊的滿洲人（旗人）已經都講漢語，他們仍然將這些人視為滿洲人而絕不會將其與「民人」[32]等同。清朝被推翻之後，滿洲人身上還存在一種「缺乏向外標誌的內在認同感，」[33]這便是族群理論能夠幫助我們分析的問題。
「漢化」一詞的另一個缺陷，是容易造成某種誤解，以為這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現象，是古代史中的一種「中國模式。」而事實上，眾所周知，文化與文化之間互相的碰撞、磨擦、混合、吸收和排斥，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生活在中原的人希圖將自己的華夏文明、儒家文化傳播到周邊那些被視為「野蠻人」的人群中，以為這是在提高這些「野蠻人」的素質，是在改變他們落後的風俗習慣。其實，歷史上所有的大帝國都有如此表現，無論羅馬帝國，還是西班牙、大英帝國、沙俄帝國，乃至日本和美國，都或多或少地以為自己承擔著一項神聖的「文明使命」（即法文的mission civilisatrice」），但最後的結果，卻總是導致了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交融，而不是單方面的「同化」。中國又何嘗不是這樣。
總之，「新清史」從來不認為滿洲人沒有受到漢人的影響，只是認為用「漢化」二字來描述這一現象，一則會顯得過於簡單，一則也顯得過於例外和特殊。國內滿族史學界早就有人提出漢人也有被滿洲人涵化的問題，並主張用「滿化」一詞來解釋這一現象，但我們認為，無論「漢化」還是「滿化」，指的都是同一類型的單向的、絕對的同化過程，其實都是不準確的。[34]
「新清史」為什麼如此重視有關「漢化」的爭論呢？這牽涉到滿洲統治者的自我認同以及滿洲人整體的族群認同問題，這也就是「新清史」學者所謂的「非漢因素」之義。他們認為清朝統治的成功，在於保持兩個基點之間的平衡。這兩個基點，一個是通過爭「正統」來取得漢族士大夫集團的認可和統治的合法性（這點與上述何炳棣的論點相合）；另一個基點，則是保持他們作為統治者的威望和權力。要保持統治集團的權力，就必須極力設法維持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維持在人口上僅佔少數的滿洲人和人口占多數的民人（漢人）之間的隔離格局。而維持這種隔離格局的前提，就是竭力避免被同化，只有不被同化，只有盡量以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各種機制和措施來保護滿洲人的族群認同，才能夠找到這樣的平衡。因此，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洲因素，便成為他們的一個主要特徵。他們這一觀點的提出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源於將認同理論運用於對滿洲漢化問題的分析上。儘管「新清史」的學者之間關於滿洲人的認同觀的意見未必一致，但他們都承認，保持統治集團一貫的身份認同，是解釋滿洲人統治得到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個因素，以往一直是被忽略的。[35]
（四） 對「中國」和「帝國」的理解
在上文中提到，「新清史」對「漢化」的處理方式，是將其視為所有帝國在某種程度上都存在的現象，這部分地是來自「新清史」提倡的「全球化的視角」，另外，也來自對「滿洲因素」和「利用滿文史料」兩點的強調。在本節中我們要討論的，是由「新清史」引發的對有關「大清」、「帝國」、以及「中國」等一系列定義的爭論。這同樣與「全球化的視角」直接相關，因為只要我們將中國的歷史置於全球的、人類的歷史中去理解觀察，我們就不再能堅持說，中國歷史是獨一無二的，至少不可能說中國歷史的「獨一無二」性質與其它地方的「獨一無二」性質有什麼不同。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歷史上的各種制度、各種措施和各種經驗，都有可能拿來與世界歷史上其它的經驗、制度和措施相比較。當然，做這種比較並非易事，它需要有堅實可靠的史料作證據，需要根據史學理論進行具體深入的分析，但是，進行這樣的歷史比較，實在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在我們大家都身處的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里。因為如果我們不努力把我們的想法和結論傳遞給全世界關心類似問題的學者的話，我們學術成果的傳播就會受到很大局限，甚至淪為一種無人理睬的自言自語。除非我們用一種相對精神，而不是絕對精神來做研究，我們就很難把我們在中國歷史裡面發掘出來的真實的教訓和模式傳達給在別的領域工作的同行，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中國歷史的研究只會越來越孤立。如果我們的學生從我們手中接續的是這樣的遺產，前景將會很不利。
在「新清史」與中國歷史研究的既成觀點的碰撞中，引起的爭論最激烈的，可能就是關於滿洲統治者的「中國認同」問題了。這個問題可以分若干層面來看，其中涉及到對「帝國」的理解，也就是「大一統」論與「前近代帝國」論之間的矛盾；也涉及到對「大清國」的理解，也就是有關「清王朝」是否等同於「中國」的辯論，請一一述之：
第一個問題，是「大一統」論與「前近代帝國」論。
國內大多數清史學家是同意將清朝稱為帝國（empire）的，認為將清朝作為大帝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統一了天下，實現了「大一統」的理想。按照郭成康的說法：「康雍乾時期完成國家大一統的偉業，具體來說，就是將『天下』第一重空間納入『中國』版圖，使居住在那裡的民族『中國』化」。[36]
請注意，這裡「天下」、「中國」兩個詞都帶引號，表明了郭教授對這些名詞所持的謹慎態度，因為他準確地意識到這種辭彙的可變性、模糊性。他沒有用「帝國」一詞來描述清朝在內陸亞洲的這一擴張趨勢，而是用「大一統」來取代它，那可能是因為「帝國」一詞是最近五六年以來才被普遍運用的，在他撰寫這篇文章時，人們通行的用語是「大一統」。但問題是，當我們以「大一統」這樣的提法來描述清朝對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方的軍事征服和行政管轄時，我們的立場是否與清朝政府的立場太接近了？作為歷史學家，我們是不是應該保持一種與清朝統治者的客觀距離呢？再者，談到主位和客位的問題，如果站在邊疆（譬如從準噶爾人的角度）來看中央，大清國偉大的「大一統」宏業不外乎是一場大規模的侵略，根本不值得炫耀。這在今天蒙古國學者對滿洲人的看法中就可以找到例證，他們始終認為噶爾丹是他們的民族英雄，而不是康熙皇帝所說的「叛亂分子」。
總之，如果我們想要對清代歷史作出更為全面、更為客觀的敘述，就必須注意到那些「他者」的立場和觀點，這些他者不唯是滿洲人，也包括蒙古人、藏人，以及吐魯番、喀什等地的突厥人，還有西南地區的苗人、傣人等等。
所以「新清史」提出，既然「大一統」的提法代表的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場和態度，我們是否應該將這種提法放棄？換句話說，雖然我們已經注意到要對邊疆問題、對非漢人群在帝國中的地位和經驗予以更多的關注和重視，而不是僅僅從中央（無論是滿洲人還是漢人）對他們的統治政策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但僅僅這樣仍然是不夠的，我們同時必須注意到還有另外一個角度，那就是從周邊看中央政權的角度。畢竟，政府的決策再重要，也只不過是歷史事實中的一個層面而已。
而且，如果我們堅持使用「大一統」這個用語，我們將大清國的擴張過程置於一個比較的框架里的想法就很難實現。這個比較的框架，應該就是前近代帝國的框架，我們想要做的，就是將清王朝和世界上曾與它並存的其他大帝國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只有這樣做，才能對一個關鍵的問題做出回答，這就是接下來的：
第二個問題，大清國是不是一個帝國（empire）？
中文裡本來並沒有「帝國」一詞，直到清末才有人開始用「帝國」來指代大清。因此，與奧斯曼帝國、羅曼諾夫帝國不同，我們不能僅僅依靠術語來論證大清是否具有帝國性質，還需要根據大清國在制度上的一些特點，從對清朝中央與邊緣關係的模式入手，來探討大清的「帝國性」或曰「帝制性。」
「新清史」對「帝國」的理解與國內大多數學者慣常的理解不同。在將中國作為「帝國」來考慮的時候，西方人往往會轉向他們更為熟知的羅馬。羅馬最先的獨裁者屋大維（前63—14）和後來的奧古斯都大帝的做法，都是將不同的人群、語言和信仰體系彙集成一個單一的、但又有著不同組織結構和不對稱的政治秩序的整體，稱之為「imperium Romanum」。Imperium即「超越勢力」，意為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勢力，也就是主權，是為專制者一個人所有的，也包括一種神聖的含義。作為一種政權構成形式，這種帝國的概念不僅基於征服、而且基於所創建的能夠「有條件地包容差異性」的「主權分層」體制，以及在這個體制之上建立的法律和管理體系，這是將帝國與民族國家區別開來的關鍵。這個概念在近年來的社會理論中已經出現了。[37]
我們認為，這種對帝國的理解也非常適用於對清王朝的分析。不僅清朝八旗勁旅的武力征服符合「超越勢力」之義，同時，比起此前的明王朝，清朝顯然享有族群的多元性和更廣闊的疆域範圍，這一現實也為清朝塗抹上了帝國的色彩。就像其他曾在中國創立的「帝國」一樣，清國也用「天命」作為其政權合法性（「正統」）的基礎，控制被它一統的領地（天下，拉丁文會說orbis terrarum）。不僅如此，有賴於近年來對其它前近代帝國研究的學術成果的啟發，我們發現了更多可以將清視為一個「帝國」的視角，這些視角為我們提供了可以論證的更多方法，但在這裡，我們僅以清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與行政為例。
簡單地說，清朝管理內亞邊疆（滿洲、蒙古、西藏和現在的新疆地區）的政策，是一個混亂複雜的集合體。由於各邊疆地區是在清朝前半期（大約從1618年到1758年的140餘年間）次第納入清朝版圖的，有著各自特殊的狀況，所以清朝針對不同地區的不同狀況制定的特殊政策，以及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所作的進一步調整，就構成了這個政策集合。清朝中央政權採取彈性的統治政策，隨時針對各地的不同情況進行必要的調整，在某種程度上，也任用當地的主權或宗主權系統來進行統治。此外，清帝國的決策者還採取分而治之的措施，盡量把各個族群互相隔離，讓他們僅僅對中央效忠，以維護清廷在邊疆地區的統治。為達到此目的，朝廷採用了各種方式，如編纂地圖，撰寫人種志，編纂各種典章制度和則例等等。不同地區行政系統的差別，以及它們與內地行省的管理體制有天壤之別的事實，正是「帝國」式管理體系的標誌性特徵。而通過這樣一個途徑，我們才能夠擺脫「大一統」的陳說，進一步了解「清朝式」管理政策與其他帝國的同異，並且發現它不同於他國的特點。
第三個問題，如何看待「大清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新清史」的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清代的各種制度和觀念與歷代中原王朝相比，有很多相同也有很多不同；除了接納中原漢族王朝的傳統以外，滿洲統治者也吸收了內陸亞洲政治傳統的許多因素。[38]所以，「新清史」主張要重新思考清代在中國歷代王朝替代過程中的地位，強調清朝並不能被漫不經心地定性為「又一個中國王朝」，因為它有它的獨特性。當然，不僅僅是清朝，而是每個王朝都有它的獨特性，也都是獨立的政權，所以每一個王朝都存在著與「中國」的關係，也都值得我們去認真地深入地思考。問題的關鍵在於，每個王朝都擁有自己具體的歷史性存在和性質，但是「中國」卻與每個具體的朝代都不一樣，它是一種超越歷史的、比較籠統而容易改變的信念和概念。
對「中國」的這種解釋，是「新清史」諸多理論的基本出發點。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概念只是一種設想、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作為一個持續進展的具有不同形式、實踐和理念的合成體，「中國」的概念一直在發生變化，從來不曾有過，也永遠都不會有任何純粹的中國或純粹的「中國性」。所謂「中國」和「中國性」是歷史的產物，而歷史是多樣性的，而非一貫統一的。對「中國」抱有這一看法的，並不僅僅是國外學者，國內學者對此也有不少論述。葛兆光就說過：「應當承認，有時候，中國大陸學術界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領屬空間為古代中國來研究歷史的習慣，確實會引起一些問題的。」[39]他並且強調：「……因此可以承認，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因為不僅各個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更是常常變化。」[40]
「新清史」對清朝的種種定位，也都是從這個基點上闡發出來的。筆者之一歐立德就曾明確表示：
也許「新清史」要提出來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可否不經質疑地直接將清朝等同於中國？難道我們不該將其視為一個「滿洲」帝國，而中國僅是其中一部分? 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傾向在「清朝」與「中國」間划下一條界線，避免僅僅稱呼清朝為「中國」，也不僅僅稱呼清朝皇帝稱為「中國皇帝」。[41]
在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直截了當地強調：
不應直接把清朝稱為中國或是把大清皇帝稱為「中國」的皇帝。我在某種程度上贊同這樣的看法，因為我認為這樣的看法有助於讓我們更敏銳地注意到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更不用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不同政治目標的不同政治實體。……然而，我承認我同時也會擔心把這條「清朝」與「中國」之間的界線劃得太過明顯。[42]
一石激起千重浪，當時的與會者對此的反響不一，有的將其視為一種挑戰：「經歷過『新清史』挑戰之後重新在新的高度回歸的『國家認同』，已經成為清史研究的一種『新』的視角」，[43]也有的被這種「挑釁」所激怒：
他們（指「新清史」部分作者）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準則提出挑戰，並對「中華民族」及國家的認同提出質疑，這些理論傾向，已經對中國這個「國家」產生了潛在的顛覆性。
它會帶來互相關聯的雙重危險：一是破壞長期居正統地位的中國歷史一元敘述，二是動搖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44]
於是，原來僅僅是對清朝性質的學術性討論，就演變成了政治化的熱點。看法更尖銳的是黃興濤，在《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一文中他說：
清代滿人是否認同與如何認同「中國」，這在以往的國內學術界似乎不成問題，至少不是什麼有意義的問題。但對於美國「新清史」來說，這卻無疑是一個需要明確提出並給予認真回答的重要問題。因為在被稱之為「新清史」的學者當中，喜歡像羅友枝那樣籠統地強調整個清朝統治期內「大清國」與「中國」為兩回事者，差不多已成為一種流行觀點。[45]
這種本來「似乎不成問題，至少不是什麼有意義的問題」，卻被「新清史」學者作為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提出來，這看來就帶有某種「挑釁」意味了。所以黃教授又說：「若其所指為入關以後260 多年間的大清朝，或至少包括入關後的整個階段，則顯然有違歷史事實，而難以理解—無論將它如何『複雜化』，都是如此。」這一批評得到許多學者的贊同，似乎已成公論。
按照這些學者的看法，即清朝入關以後或至少從康熙時代開始，滿洲人就已經完全徹底地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認同大清就是「中國」的一個新朝代，也即認同自己統治的整個國土範圍為「中國」了：「在入主中原之後，滿洲人皇帝正式以『中國』自稱其全部統治區的國家認同便加快形成了。」在下文中，他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清代前期在處理與域外的關係時，用「中國」二字指代全國領土是很普遍的現象。[46]對此，「新清史」學者似乎並無異義。但筆者認為，在民族國家時代之前，國家名稱的用法本來並不是一貫的，其含義多少有些偶然性、隨意性，必須聯繫特定的語境，才能確定它的所指。郭成康就曾經提醒我們說，當時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國」來表達其新的內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類居高臨下的辭彙，「只是與西方國家的接觸之後，各族臣民對大一統國家的認同得到迅速強化。」[47]
「新清史」所希望的，不是要問「清朝是否等同於中國，」而是希望使有關「中國」的概念更為歷史化（historicize)，而不要把抽象的「中國」符號和具體的「大清國」（或者大明，大唐國等）混為一談。事實上，一百多年前，這些就已經是中國思想家最關心的問題，他們並沒有把「清王朝」等同於「中國」，梁啟超甚至表示，「中國」從來不是國家的名字。[48]這正與我們前面引述的葛兆光等人所說的「中國」是不斷演變的概念相一致。黃興濤自己也意識到這點，他說：「殊不知康雍乾時代及其以後的中國已非昔日的明代中國，而是被清帝、滿洲人和漢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認同、又加以再造過的中國。」
對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引述一段羅新教授對於內亞史研究的相關議論，因為他的觀點正好補充並印證了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內亞史自成一個歷史系統，它絕非必須依附於中國史才能成立，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內亞史從來就沒有、或絕少有可能不與中國史發生或淺或深的接觸、交叉乃至重疊。完全脫離了中國史的內亞史，甚至不可能被記錄、被敘述、被了解，而成為永久消失了的過去。同樣，中國史從來就沒有缺少過內亞因素的參與，這種參與有時甚至決定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因此，爭論「清朝是不是中國」、「元朝是不是中國」、「遼是不是中國」、「金是不是中國」、「西夏是不是中國」、「十六國北朝是不是中國」，還有什麼意義呢？[49]
歷代王朝中的哪一個是「中國」，哪一個不是中國，這確實是一個帶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偽命題，是只有在政治上才有意義而在史學中並無意義的。
第四個問題，「中國」與「中國性」的近代性
如果辛亥革命前後的人士，也就是生活在滿洲統治下的清朝的人士，尚且可以看出「大清國」和「中國」之間存在一個距離的話，那麼，我們今天就更有必要認真面對這個事實，而不是以其「不是什麼有意義的問題」而忽視它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早在清亡之前的1901年撰寫《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就呼籲「中國苟欲圖存於生存競爭之大潮，其唯『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一途可循。」得到知識界的群起呼應。以西方「國族國家」（nation-state）為典範，著手從事於中國「國族」的塑造，包括提出一套以黃帝為中心的「符號政治」，打造出一個新的國族——漢族，進而構建起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活動，就此而轟轟烈烈地興起。這一過程曲折複雜且內涵豐富，敘述這一過程又不是本文重點，好在已有不少學者進行過相關研究並有大量成果出現，這裡就不擬多談了。[50]
至於有人將當代中國的合法性與清朝統治的合法性聯繫在一起，認為「新清史」動搖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這表明很多人對於共和政體與帝制的區別，對於公民與國家的關係與帝制下的臣民與朝廷之間的關係有何不同，對於創立共和國的民本思想等等問題還是缺乏一些必要的了解。這種說法，也使一些西方學者感到驚訝，因為他們本來以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1949年之後在鞏固國家統一發展的努力下取得的種種成就，卻沒想到會與外國史學家們對清朝歷史的解釋做出這樣的聯繫。
四 關於新清史的後設話語（metadiscourse)：在二十一世紀如何書寫中國的歷史？
有人在談到人大清史所編選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論文集時，做過如下概括：
這部論文集充分體現了中國學者對「新清史」的態度，那就是「不敢苟同」。儘管大家都承認，「新清史」給清史研究帶來了不少頗具啟發性的論點，可以糾正以往研究中的若干偏差，但是——幾乎所有中國學者談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個「但是」——對於「新清史」刻意強調清朝與中國歷代王朝的區別這一點，多持保留態度。[51]
說幾乎所有中國學者談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個「但是」，未免有些一概而論。將「中國學者」作為一方，「美國學者」作為另一方，這並不符合事實，因為作為一種學術觀點，一種研究範式，這樣以國別來劃分研究者的立場，本身就是不符合學術精神，也不利於學術的深入發展的。事實上，中國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中，有不少人對「新清史」的態度相當積極，而美國學者中也有人對這種學說持不同意見，不僅何炳棣一人如此。[52]
也曾有一些學者對「新清史」做過概括性的論述。如王睛佳說：「『新清史』的研究，與當前西方史學界尋求突破和解構民族-國家史學這一近代史學傳統的努力密切相關，而這一努力，又是他們希求突破西方中心論的史學研究模式(包括現代化理論)的一個重要部分。明清中國的研究，成了美國中國學家和中國歷史研究者之間相互取長補短、斟酌商榷的最佳領域，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關心的課題，那就是如何用中國歷史的事實，質疑和挑戰西方模式的現代化發展途徑。」[53]
引用這段話想要說明的是，對於如此重大和豐富複雜的問題，「新清史」學者也處於不斷探索的過程中，也許在接觸更多中國史料和現實之後，會有推翻定論的可能。而中國學者更是任重而道遠，我們期待著有更多高水平、高質量的探討這一具有根本性的問題的成果誕生。
對於本節標題，亦即在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的問題，我們提出幾點我們的看法，以供同行們思考：
（一）如何面對西方學術觀念與理論的問題。
有學者指出，新清史運用的理論、視角與方法，思考的問題與得出的觀點，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上。此話不錯，但問題在於，有關「國家」、「民族」、「漢族」、乃至「中華民族」這一系列的名詞和概念，本來就是晚清時期的知識分子（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接受西方理論和觀念提出來的。所以，只因為「新清史」的出發點與西方的理論體系有關，就確認它不適用於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這種說法並沒有多少說服力。
如何面對西方那些層出不窮、花樣翻新、令人應接不暇的學術理論和方法，這個問題多年來或隱或顯，在學術界卻始終存在，在如何對待「新清史」的問題上變得尖銳和敏感起來。有人將其視為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差異」。認為中國學者迄今難以理解西方學術中不斷挑戰舊說，並將其視為學術基本精神的觀念，相比之下，中國學者更願意「沿襲」傳統。[54]也有中國學者提出，中國學者研究清朝史，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只有立足本國的歷史、傳統與實際，堅持研究的主體性，才能把研究不斷引向深入。至於目前頗為流行的那種將西方理論方法觀點盲目照搬，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對本國研究卻抱著虛無主義態度的傾向，顯然不值得提倡。
很多人同意這種說法，但筆者這裡不肯苟同。這個問題，應該說包括了兩層含義：
第一，所謂只有立足本國的歷史、傳統與實際，堅持研究的主體性，才能把研究不斷引向深入，這種說法值得商榷。事實上，建立在異文化觀察上的異文化研究，不僅是人類學的宗旨，這其實也是史學的原則，因為史學研究的是過去，而過去是任何今人也進入不了的另一個世界，恰如從事異文化研究的人類學家一樣。所以有「歷史是異邦」的說法。從這個角度來說，歷史對於任何人，本國的也好，它國的也好，都是同樣的異邦，都是公平的。如果認為只有立足本國的歷史來堅持研究的主體性，那麼是不是說，美國人不能研究中國史，中國人也不能研究歐洲史，甚至河南人不能研究河北人的歷史呢？這無異於說，不同地域、不同國別的人之間很難有溝通的可能性，這當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第二，雖然不是中國人，照樣可以研究中國歷史，但還應該承認的是，不同國家、或者國內不同民族的學者，會有不同的問題意識，他們提出的問題，往往受到自己文化背景、民族背景的影響，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學者，他們的「文化關懷」往往是不一樣的。例如，民族、族群以及帝國等問題，是美國學界而不僅僅新清史學者一直關注的問題，並非針對中國。而中國學者也會有自己更關注的、與自己現實世界聯繫更緊密的問題，這並不奇怪。而不同的關懷，促使學者們從更多元的視角看待清朝的歷史，應該說是一件好事，也是對中國清史研究的一種啟發和促進。[55]
總之，當我們評判一項史學研究成果的好壞、一種新的研究範式或理論的成敗時，標準應該首先是它在學術上的價值，具體地說，它徵引的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它的分析是否規範合理、它的結論是否給人以啟示，至於它是來自西方還是東方、中國還是外國、是否「建立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上」，反而應該列為其次。試問，馬克思主義難道不是來自「西方」的理論嗎，它難道由於是來自外國，就與中國的國情格格不入了嗎？
即以施堅雅為例，他以近代市場史、城市史、人口史為中心創建的研究模式儘管獲得中國學者的廣泛讚譽，有些也成為中國學者用來研究中國社會的重要範式，但對他的著作、對他創建的模式的質疑和批評，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乃至其它國家，都一直存在著。對於這些批評，有學者認為「面對施堅雅，更應該反思的似乎是我們的知識和思維中究竟是什麼缺席了，為什麼會是這樣。」[56]「西方學者可能不懂中國，更難以將中國國情窮形盡相，但是，施堅雅模式提醒我們，早應該對明清以來就有的認識框架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應該是多學科多層面的，尤其是歷史學的反思必不可少，因為施堅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國人所稱的中國近代史。」[57]後者更多強調要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持的是一種很為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也為學界所普遍認同並接受。我們認為，對於「新清史」，何不也參照一下這種態度呢？
對於這個問題，黨為的說法在年輕一代中可能更具代表性：
由於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源於西方，目前我們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時代之下，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已經成為文化本身，成為我們的當代歷史與現代經驗的組成部分，從而當代中國的問題也變成完全是整個現代性文化自身的內部問題。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更無法在西方之外建構出一個自給自足的中國。[58]
（二）超越政治，可能嗎？
有學者發表議論說：「國內學者對新清史問題有所迴避的關鍵，不是其所運用的範式、理論或視角，而是新清史學者所關注的問題及其得出的結論挑戰了國內清史研究的既成觀點。」 [59]雖然說國內學者有所迴避並不儘是事實，而且新清史學者所關注的問題的結論，正是來自於他們所運用的範式、理論或視角，但他也確實指出了問題所在，那就是「新清史」挑戰了國內清史研究的既成觀點。這些既成觀點，包括上述引文提到的「大一統」、「中國認同」以及「滿洲漢化」、清帝國性質等等，都是最根本性的、被中國史學界視為公論、多年來習慣於以這種公論進行思考、撰寫文章並教育學生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提出挑戰，顛覆了中國百姓從小學到的，從來都以為是最自然不過的常識，所以受到冷遇、質疑甚至提到政治高度進行批判並不奇怪。
將「新清史」學者的一些論點提到了「背後有政治目的」的高度，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史學界對待西方各種學說、流派時比較少見的。儘管也有學者呼籲將這種討論置於學術範圍之內，但懷疑與反駁之聲也不絕於耳，恰便似上引文章的標題：「『新清史』之爭，超越政治，可能嗎」？
該文認為：
本書的編者曾在其他場合表示，希望將有關「新清史」的爭論置於學術範圍之內，避免將其政治化（《清朝的國家認同》序言），《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這本論文集的出版，證明上述理想近乎自欺。「新清史」的某些重要論著至今還不能在國內翻譯出版，一些論文還要因為「語境的不同」而作刪節，甚至相關的學術活動也曾經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干擾，在如此劇烈的思想交鋒之下，幻想將討論限制在純學術領域是完全不可能的。更現實的做法也許是，承認相關議題中的政治因素，但在討論中分清楚哪些是學術的進路，哪些是政治的考量。[60]
這段話說得很誠懇，甚至也很大膽，所涉及的問題已經逸出了學術討論的範圍，對於單純的學者來說，是一種善意的提醒，也就是說，當這個問題被提到「政治化」的高度以後，「新清史」對於清史研究本身來說究竟有沒有意義已經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作為「中國」學者應該站的「立場」了。
筆者二人數十年治史的主要方向，都是清代八旗制度和滿洲認同問題，卻從未料到這個問題在今天會變得如此敏感。不可否認的是，清史本身確實早已政治化了，不僅是清史，所有的歷史，包括像夏商周那麼久遠的歷史，都帶有很強的政治因素，這種傾向從上個世紀開始，就已經成為難以改變的潮流。美國德州大學的李懷印教授在他撰寫的有關中國近代史學史的新著[61]中說，自從「五四」以後，寫歷史變為一種要顯示自己政治思想的途徑，而不是自己對於過去的理解和解釋。無論是1930年代、1950年代，還是1970年代，無論是自由主義和現代化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的中國史學都變成了服從於政治的工具。李教授認為，在20世紀中國的兩個領域（歷史、政治）之間，從來沒能取得一個比較良好的、穩定的平衡。1980年代以後，中國的歷史學家終於可以開始脫離開政治、相對自由地尋找相對客觀的解釋架構與方法論。直到1990年代以後，與中國在經濟上根本翻身的同時，以前的模式和典範被顛倒了，卻仍然沒有找到新的模式來代替它。
李懷印認為，為解決這一危機，歷史學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尋找可以被歷史學恰當使用的模式的階段，這個模式，就是全球化。我們同意李教授的意見，但還要強調的是，史學的全球化並不意味著它的去政治化，而是剛好相反，現在的政治家更加依賴歷史，尤其是清史，來達到政治上的訴求，正因為如此，人們才開始將目光回溯到清朝，來尋找現代民族國家合法性的基礎。
因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外，如何書寫清史，就變成了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也就是說，正像這種政治化的氣氛會給史學家帶來某種困擾一樣，「歷史化」也同樣會令政治家頭痛，尤其是在如今這個中國歷史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已經看到了，國內學者對於新清史的反應是各種各樣、褒貶不一的，國外學者當然更是如此了。
儘管問題變得如此棘手，但書寫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凸顯出來。每個國家的歷史敘事對那個國家、對全世界都很重要，而世界上的強國更是如此。正如布朗大學德國歷史教授巴托夫所說：「當一個強國以它的過去作為決定國策的參考點（或者有如此的姿態），那麼那強國的過去（或者對過去的理解）就要在世界事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62]在當今中國，這正是「中華復興」、「盛世修史」等口號背後的思路。
結論
正如我們在上文中闡述的那樣，「新清史」提出的諸多結論雖然都給人以啟發，但對於中國學術界的最重大的意義，或許還不在於它的這些結論，而在於它提出了諸多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像所有的新理論、新範式一樣，「新清史」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國內外學者對它的批評和質疑也從未間斷，其中有些針對的是某部具體著作、某個具體作者闡述的具體問題，也有些則是從整體上著眼的。
首先，雖然「新清史」提出以滿文等非漢民族語言形成的檔案史料的重要性，但他們中很多人自己也做不到這一點，至少他們很多研究的結論並不是來自這些非漢民族的史料而仍然是漢文文獻。而且，由於真正能夠運用滿文或其它非漢文史料研究所出的成果並不多，所以直到現在，這些史料究竟有多麼重要的價值，在哪些重大問題上是因利用了這些史料取得的突破，呈現得仍不夠充分。
其次，「新清史」的有些作者由於把握語言和文獻閱讀等各方面的限制，出現一些「過度闡釋」的問題，舉例來說，他們強調滿洲皇帝與傳統中原王朝的皇帝不同的時候，總好以蒙藏等族首領將其稱為「大汗」為例，但僅僅憑藉這個稱呼，而不進而以相關制度、事件為證據，是不足以充分說明在這些族群中滿洲皇帝的真實身份的。至於一些著作中出現的對史料理解、闡釋的「硬傷」也在所不免。
第三，某些「新清史」學者過於強調清王朝的歷史在中國歷史中的特殊性，但事實上，正如羅新教授在《內亞視角的北朝史》一文指出的那樣：「新清史所引發的『清朝是不是中國』的爭議，容易給人一個錯覺，似乎清代歷史在中國歷史中十分特殊，與其他歷史階段迥然不同。其實，中國歷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時間內都存在類似清朝的問題，而另外一半時間中國史又與內亞史有著無法切割不可分離的重疊。……內亞史從來就沒有、或絕少有可能不與中國史發生或淺或深的接觸、交叉乃至重疊。完全脫離了中國史的內亞史，甚至不可能被記錄、被敘述、被了解，而成為永久消失了的過去。」這個意見確實切中要害，只是要真正做到這點，亦即將對清史的研究與對清朝之前諸多王朝的研究貫通起來考察，是以個人或幾個人之力難以做到的，需要清史學者與研究其它各斷代史乃至內亞史等眾多學科學者進行深入廣泛的交流，我們期待日後有越來越多學者加入到這樣的合作之中。
第四，一些美國「新清史」學者與中國學者交流不夠，對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成果不甚了解，甚至茫然不知。
但是，「新清史」確實打開了一條路，一個新的視野，很多人從這個視角，已經看到了很多以前未曾關注的問題，無論中國學界對它採取什麼態度，它造成的影響已經不可忽視。而「新清史」從面世到如今，已經走過了十多年，它究竟會不會到此止步，會不會繼續發展，或者說，它是否還有未來，這取決於年輕一代、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一代學者對它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從目前來看，無論是中國年輕學者包括博士生、碩士生對「新清史」的關注程度上，還是從美國攻讀中國史的學生的論文選題上，都可以看出「新清史」強勁的發展勢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學習滿文滿語，注重滿文檔案，已經成為國內外眾多研習清史的學者和學生的共識，並在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這種新局面，可能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還會呈現得更清晰。此外，「新清史」還提醒從事清史研究的學者，要注意打破「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界限，因為要對清末民初那段歷史有深入了解，不了解清朝前半期的和內亞的歷史，是不可能做好的，反之也是一樣，研究清朝早期歷史的學者也有必要與研究近代史的學者更多地交往、溝通。
最後我們還想說的是，「新清史」提醒我們，在21世紀這樣的全球化的世界裡，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學術也必然像中國的經濟一樣走向世界。將中國歷史的變遷從全球的、世界的角度來衡量和評價，已經不再是一種空談，而是一個趨勢，這是所有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無論國內國外的，都必然要面對的問題。目前，中國學界和西方學界對「全球化」的理解和認識還有相當大的、甚至難以調和的距離，而且在諸多關鍵性的問題上短期內不僅難於達成一致，甚至無法對話。但是挑戰畢竟已經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史學家是仍然埋首於自己研究的具體課題，還是自覺地把「小歷史」與「大歷史」結合起來，已經是希望「掌握國際學術話語權」[63]的中國學者必須思考的事。總之，作出什麼樣的選擇，取決於我們每個人對歷史與歷史學意義的基本觀念和認識。總之，我們的歷史是為誰而寫，在未來的「後民族國家轉向」的世界裡，歷史應該如何寫，是本文在最後向我們自己、也向我們的諸位同行提出的問題。
本文寫作得到眾多朋友，同行的大力支持幫助，並在初稿寫成後提出中肯的批評意見，特此致謝。
【作者定宜庄（女），1948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歐立德，1959年生，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3年6月6日
[1]此語出自王國維：「（中國學問上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案。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見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第5冊，台灣大通書局，1979，第1987頁。
[2]王晴佳在談到美國加州學派時曾指出，黃宗智等美國中國學家有關明清經濟的研究，與中國學者之間有大量的互動。其他許多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其研究也均在不同程度上與中國學界產生一些互動和交接。舉例來說，近年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王國斌(R.Bin Wong)等人引人矚目的中國研究，雖然被許多人視為當今「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分，但其實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及研究的原始出發點，與黃宗智的研究並無二致。他們都是想關注、考察和分析中國的「前近代」(early modern)，也即中國在資本主義入侵以前的社會經濟狀況。所以他們與黃宗智等人一樣，都被視為「加州學派」(California School)的成員。而這一學派的成員中，也包括像李伯重這樣的中國學者，更可見中美兩國學者的密切交流。參見王晴佳：《為何美國的中國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學術興趣之異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期。
[3]可參見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台北）《故宮學術季刊》24.2 （2006），第1-18頁；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載《史學月刊》2012年第6期，106-118頁；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1980-2010）：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等等。
[4]衛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譯，《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原文見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005.
[5]該文發表在當年10月的《亞洲研究月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Nov., 1996), pp.829-850. ）
[6]何炳棣生於1917年，卒於2012年。
[7]該文也載於《亞洲研究月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pp. 123-155）. 順便提一下，何炳棣回擊羅友枝的文章題目，英文原文是「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據他自述，所謂「Defense」，是從拉丁語「defensa」而來，本義為「答辯」、「辯護」，為尋找這個合適的辭彙，他曾反覆斟酌，亦可見他對這篇文章的用心。他很擔心中譯者會隨意翻譯這個辭彙（此據1999年5月26日筆者之一定宜庄與何炳棣教授在美國加州爾灣何家寓所的談話）。但結果還是被一些譯者漫不經心地將其譯為「捍衛漢化」了。
[8]所謂爭「正統」，亦有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爭正統，亦即儒家政治學說中的爭正朔。而廣義的「正統」，即爭「統治合法性」，含義要廣得多。
[9]這樣說也不完全準確。在1990到2001年之間，與所謂的「新四書」相繼出版的時間幾乎同時，中國國內也有相類的幾部專著面世，特別是中央民族大學王鍾翰教授培養的幾名清史滿族史博士生的學位論文，均與「新四書」討論的主題相關。這些論文日後都正式出版，以初版時間為序：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再版更名為《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遼寧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劉小萌《滿族的部落與國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再版更名為《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版）、姚念慈《滿族八旗制國家初探》（199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版。再版增訂更名為《清初政治史探微》，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但在學界從未被人放在一起作為一種學術現象看待，更未被視為一個「學派」。
[10]王笛：《評路康樂著《滿與漢: 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 1861 —1928》（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4 期）中，將羅友枝《清代宮廷社會史》譯為《末代皇帝：一個清代帝制的社會史》，按羅氏原文中的皇帝一詞為複數，如果譯為「末代皇帝」，容易讓人產生該書是講述末代皇帝溥儀的誤解；至於將Pamela Crossley （中文名字為柯嬌燕）譯作P. K. 克拉斯利；Mark C. Elliott （中文名字為歐立德）譯為M. C. 依利爾特，可能是不熟悉清史學界情況的緣故，雖然並未譯錯，但對於不懂英文的學者，容易產生歧誤，特此予以說明。
[11]柯嬌燕文章原名為「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歐立德文章原名為「Bannerman and Townsman：Ethnic Te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iangnan」，均載於Late Imperial China 11. 1990, pp. 1-35，pp. 36-74。
[12]有中國學者說「新清史」其名是2005年歐立德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出來的，此說並不準確。
[13]James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1600–1800（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Johan Elverskog,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14]參見濮德培：《中國的邊界研究視角》，載喬萬尼·阿里占(Giovanni Arrighi)等主編：《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第71頁。另見濮德培：《中國西征》pp．5，9．
[15]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第9期。並見朱政惠編：《中國學者論美國中國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版143-146頁。定宜庄於2002年再發表：《美國與台灣學者近年來對滿族史與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簡述》，（《滿族研究》2002年第1期），同樣沒產生任何反響。
[16]張瑞威，《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四卷 第一期（2006年4月），頁93-112；姚大力，《文匯報》2007.5.7.
[17]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24.2 （2006年12月），1-18頁。
[18]例如葛兆光、姚大力、陸揚等知名學者。當然他們對「新清史」的了解並非來自定宜庄的文章。
[19]《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20]劉鳳雲、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1]劉鳳雲、董建中、劉文鵬《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22] 2010年發表的論文等包括袁劍：《「新清史」與清代中國的「邊疆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0月29日；關凱：《滿族民族性：帝國時代的政治化結構與後帝國時代的去政治化結構》，《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8期，以及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博士論文、黨為著《近三十年來的美國清史研究：以新清史為線索》（該論文在2012年以《美國新清史三十年（1980-2010）：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23]由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辦的《清史論叢》集中發表了若干篇介紹「新清史」的譯著，也是「新清史」最終得到學界關注的原因。這些譯文如馬釗：《滿學：清朝統治的民族特色——1990年以來以英語發表的清史著作綜述之一》，《清史譯叢》第1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孫靜：《滿族民族認同的歷史追尋——柯嬌燕滿族研究評價》，載《清史譯叢》第3輯，2005年；[美]蓋博堅：《誰是滿洲人：綜合書評》，孫靜譯，《清史譯叢》第7輯，2008年；張瑞威：《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來滿洲史研究述評》，載《清史譯叢》第7輯，2008年；[美]衛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譯，《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等等。
[24]見劉小萌2010年9月21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青年同仁的讀書會所做《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的報告，該報告中的這部分內容，也被作者收入《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一文，載《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並再刊載於2012年出版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156-165頁。
[25]葛兆光的這次談話刊載於艾爾曼等：《對話：美國中國史學研究的新動向與新趨勢——兼談〈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暨〈劍橋中國史〉系列出版意義》，2009年12月。
[26]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6-7.
[27]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31-32.
[28]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載台北《故宮學術季刊》24卷2期。
[29]可參閱楠木賢道：《「兩國會盟錄」中所見志築忠雄與安部龍平對清朝北亞之理解——江戶時代知識分子的「新清史」》：「日本在200年前, 早已存在所謂New Qing History (新清史) 的研究了。」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編：《民族史研究》2010年，第425頁。
[30]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2002。
[31]歐立德：《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演講，2013年5月6日。
[32]按清朝戶籍分為「旗籍」與「民籍」二種，凡八旗制度下的屬民均為旗人，入旗籍；其餘未入旗者為民人，入民籍。旗人與民人在法律和社會地位上都有嚴格區分。在討論清代族群問題的時候，我們認為用「民人」來指代旗人以外的、以漢人為多數的人群，比用「漢人」更準確些，也更符合歷史事實。
[33]對於歷史上各個帝國在族群問題上的比較與分析，可參見請參看Kenneth Pomeranz（彭慕蘭），「Empire 『Civilizing』 Missions, Past Present,」 Daedalus 134.2 (Spring 2005), pp34-45 .
[34]楊念群也注意到「漢化」一詞的不妥並強調：使用「漢化」一詞更容易被理解為是一種單純的種族論敘述, 似乎任何外來民族只能單向接受漢民族的文化熏陶。如果改用「華化」一詞則無問題, 因為「華化」代表的是一種民族多元共同體的交融過程, 至少在相互遭遇時呈現出雙向交流的局面, 是不同文明多向交流的結果, 而非單一的種族對其他民族的單向文化塑造。《超越『漢化論』、『滿洲特性論』：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條道路？》，載《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第123頁。
[35]對這個問題的詳細解釋，可參見Mark Elliott, 「Ethnicity in the Qing Eight Banners,」 in Pamela Crossley, Helen Siu, and Donald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32-35。
[36]郭成康：《大清皇帝的中國觀》，《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7]可參考Jane Burbank 和Frederick Cooper 著，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8]參見Pamela Kyle Crossley,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5 (Dec 1992), pp. 1468-1483.
[39]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引言」，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頁注①。 [40]同上第31頁。
[41]歐立德：《關於「新清史」的幾個問題》，載《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
[42]同上。
[43]常建華《國家認同：清史研究的新視角》，載《清史研究》第4期。
[44]劉鳳雲、劉文鵬：《「新清史」研究：不同凡響的學術爭鳴》，《中國社會科學報》第130期4版。
[45]參見黃興濤：《清朝滿洲人的『中國認同』——對美國『新清史』的一種回應》，載《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第 16頁。
[46]黃興濤：《清朝滿洲人的『中國認同』——對美國『新清史』的一種回應》。
[47]郭成康《大清皇帝的中國觀》，載《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8]梁啟超說：「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又說：「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梁啟超：《少年中國說》，《飲冰室合集》之五，中華書局，1989，第9頁）在這兩段話中，梁任公明確指出的，就是我國從來都沒有「國家」，也沒有「國名」，有的只是朝廷而已。
[49]羅新：《內亞視角的北朝史》，《魏晉南北朝文史論壇論文集》，復旦大學中文系，2013年4月。
[50]其中尤以沈松僑的《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卷（1977）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台北，2002）最為詳盡並最具說服力。
[51]江風《新清史之爭：超越政治，可能嗎？》。
[52]米華健在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會議上即明確宣稱，所謂「新清史」並非一個學派。又如柯嬌燕，雖然她的兩部書（《孤軍》和《半透明的鏡子》）以及很多文章都被視為「新清史」的代表之作，但她自己對此卻未必贊同。2010年在接受中國學者採訪時她曾公開表示：「現在從事清史研究的一些美國學者強調新清史，我對這個觀點有些異議。新清史的主要觀點是：一是，清朝是滿族帝國，你要了解滿清帝國的行為或看法，要先了解滿族文化……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我的觀點是：要了解大清帝國，要先了解大清帝國的三個政府管理體系。新清史是要建立以滿族為中心的歷史，我覺得這是個錯誤。……第二，我們看旗人是移民，當然他們學地方文化沒有什麼特別，也不能說他們完全變成漢人，因為他們還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從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觀點和他們有很大的不同。我不同意他們的歷史分析，他們特別重視滿洲文化，不願承認滿洲文化改變了，中國文化不停地改變，當然滿族文化也不停改變……」見汪立珍：《美國著名滿學家、清史專家柯嬌燕教授談滿學與清史》，《滿族研究》，2010年第3期。
[53]王晴佳：《為何美國的中國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學術興趣之異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期。
[54]同上。
[55]可參考朱政惠、劉莉著：「柳暗花明又一村—關於海外中國學研究與史學研究的對話，」載《史學月刊》2013年第4期，108-115頁。
[56]孫明：《另一種「歷史」》，《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12月20日。
[57]任放：《施堅雅模式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載朱政惠主編：《中國學者論美國中國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版，345頁。
[58]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30頁。
[59]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
[60]江風《新清史之爭：超越政治，可能嗎？》。
[61]Reinventing Modern China: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2.
[62]原文是：「When a major power determines its policies (or at least claims to do so) by reference to its past, then this power』s past (or its understanding of that past) assumes a central role in world affairs.」參見 Omer Bartov,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The Historikerstreit and German Reunifica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55 (Winter 1992), p. 174.
[63]原話參見馬戎：「現在，國內有些清史學者已經在反駁美國的「新清史」。從國家的長遠利益看，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裡面包含著中國人如何掌握國際學術話語權的問題。」（《給少數民族更大的活動空間和更完整的公民權利》，載《中國民族》2011年第9期,第4-12頁）。歐立德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2013年5月6日的演講中則回答：「在二十一世紀這樣全球化了的世界裡，期待中國的歷史學家能夠「掌握國際學術話語權」是不太實際的」，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所謂「學術話語權」應該是多元的，而不應該、也不可能為少數人所壟斷。也就是說，對於同一個歷史事件或現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做出多種多樣的解釋，所以，掌握某種話語權的說法，是不實際的。
不玩這些新鮮玩意，剛寫的一段話不知上傳沒有---新清史的問題不是如何研究、如何認知的問題，而是由誰研究、在何語境下研究的問題。如果放棄19世紀這個西強東弱的時間節點，假如回到漢、唐等都不會生出這等問題。問題就在於，西方強大後，有了話語權，對一切問題的研究都是一種價值命題下的，所謂客觀、文化人類學、場域、微觀敘事等方法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代替清人去思考、代替別人去思考，尤其學術背後隱藏著對錯評價---中國學者的問題不在於迎合或批判西方，而是應該忘掉西方、現代、發達諸如此類的東西，回到歷史本位、文化本位去看待歷史、當下、未來。畢竟西方已經面臨死亡，現代性已成垃圾，我們沒必要再糾結傳統與現代、中國如何融入現代性的問題，而是如何用中國價值引導人類如何走出現代性泥潭的問題。放在這個語境下就不糾結了---倒是想寫一篇新清史的文章，人大人可交流一下--
新清史研究話題很火熱，但其實資料國內能隨意看到的不多，只看過一點點內容，覺得它在國內和國外不同境遇其實主要不是學術問題，學術問題從來都不是問題，問題是雙方的不同世界觀和不同認知。我覺得歐美學者覺得新清史應該是提高了清帝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把一個普遍認為和世界分隔開的閉塞帝國表述成一個和具有內亞性質和世界有聯繫近乎奧斯曼或者說哈布斯堡的世界性大帝國，從研究意義就是把中國納入世界史的範疇，而國內學者反對的態度恐怕是認為這個破壞了天朝的獨特性和獨立於世界體系的位置，對新清史的態度類似是以前你不了解我所以誤會我很差，結果你現在說研究過了，嗯，你就是這麼回事，接受不了。
令人耳目一新。我們也可以來研究下新南北戰爭史。
我還是那個觀點。治史無論角度多獵奇，方法多麼新異，它都必須經過嚴謹的論證與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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