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巴爾幹半島上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等還是基督教國家，阿爾巴尼亞和波黑卻是穆斯林佔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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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幹半島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佔領多年，土耳其推行打壓基督教的宗教政策，有的地方仍是基督教國家，如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有的地方，如阿爾巴尼亞和波黑，穆斯林佔50%以上

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希臘這些國家在奧斯曼時代都有相當多的穆斯林群眾。在塞爾維亞的桑賈克地區穆斯林人數甚至高於五成，同樣在保加利亞也有波馬克人，希臘北部有瓦拉哈德人，這些人本質上來說還保持著當地的語言與文化，但是由於改信伊斯蘭教的原因，他們被強行識別為穆斯林的烏瑪（語境意義中就是「土耳其人」）。近代這些國家建立之時都多多少少都實行過對於穆斯林群眾的強制同化與人口交換，如同土耳其一樣。

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樣，阿爾巴尼亞實際上伊斯蘭化的不算早。十六世紀末波斯尼亞薩拉熱窩周圍九成穆斯林、東保加利亞七成穆斯林的時候，阿爾巴尼亞的穆斯林人口還只有個位數的百分比。十七世紀開始大量大量的阿爾巴尼亞人才開始皈依，但是到了奧斯曼崩潰之時大部分的阿爾巴尼亞人都成了穆斯林。同時間有部分基督教阿爾巴尼亞人逐漸移居其他的地區，如希臘（這些人變成了Arvanites雅凡人）與義大利（這些人成為了義大利南部的拜占庭禮儀天主教徒）。

至於波斯尼亞，波斯尼亞的行政稅務在奧斯曼時代大量包給了當地改了宗的穆斯林斯拉夫地主，之後普通人改宗的狀況也相當嚴重。改宗的目的有很多，比如避開吉茲亞稅，比如強制改宗（並不是沒發生過）。

瀉藥。

土耳其統治時期，這些國家其實沒有那麼大差別，都是基督教和穆斯林雜居。

穆斯林做官、做軍人、做市民（手工業者和服務業者）、做地主，基督徒做買賣、搞金融、耕田。

有的地方穆斯林（比如阿爾巴尼亞）大官出得多、出得密集，或是地處前線、軍人聚集，穆斯林就更加多些。

1821年，克里特島有47%的人口是穆斯林（這些人被稱為「克里特土耳其人」，實質上大多數人仍說希臘語，只是信奉伊斯蘭教）；1832年，還有43%人口是穆斯林。當時，希臘本土都已經從奧斯曼獨立出去了。克里特的希臘人開始暴動（1841年）後，土耳其族人口逐步下降；克里特建立希臘人政權（1897年）乃至併入希臘（1908年）後，土耳其族人口銳減，大量移民土耳其、黎凡特乃至利比亞、埃及；到1920年希臘、土耳其實現人口交換後，土耳其族人口比例已經降低到個位數，至1970年後基本上完全從克里特消失。

1870年代後期，保加利亞剛獨立時，穆斯林人口（包括說突厥語的土耳其人、加告茲人和說斯拉夫語的波馬克人）也佔到全國的40—50%。獨立後的1880年，穆斯林約佔30%。1990年代，穆斯林仍約佔10%，但2011年時已下降到8%；主要原因是保加利亞經濟不行、民族主義和東正教教權主義者肆虐，大批穆斯林移民土耳其去了。

塞爾維亞和黑山之間有一塊領土叫桑賈克，現在人口大約40萬，也是穆斯林聚居，至今50%多人口是穆斯林（絕大部分自認為是波斯尼亞克族）。這塊領土在南聯邦成立的時候，也是準備成立自治省的；後來考慮到波黑單獨立邦，就被補償給塞爾維亞了。

所以，在19世紀的時候，現在幾個「基督徒占人口絕對優勢」的國家，都有很高的穆斯林比例（估計在30%到50%），而且這些穆斯林中社會地位高的人較多。可以說，上流社會是穆斯林的，基層是基督徒的。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民族主義興起了。

在奧斯曼帝國，民族主義不僅是跟語言，而且是跟米利特綁定的。帝國以米利特治國，不同米利特內部自治（即這個米利特的成員要以某種宗教的形式組織起來，並接受該宗教教職人員的管理）；而不同米利特在帝國內部擁有不同的社會地位（具體來說，是不同社會地位對不同米利特的開放程度不同），因此不同米利特之間有著長期的尖銳矛盾。結果，米利特之間固有的矛盾在外來思潮的衝擊下，迅速轉變為尖銳的民族矛盾，而且還同階級、宗教矛盾裹挾在一起，最終演化為長期的民族仇殺和種族清洗。

20世紀初，這一民族矛盾達到了其巔峰。經過了兩次巴爾幹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土耳其獨立戰爭，土耳其同上述幾個國家實現了徹底的人口交換：這些國家內的穆斯林以「土耳其人」的身份被交換到土耳其，而土耳其國內（主要包括東色雷斯、君堡和小亞西部）的各族基督徒被交換到上述幾個國家。不願意交換的人，則在各民族國家內遭到殘酷打壓，被強制同化，但是這種同化並不徹底，更多是一種建構和洗腦。至今我們仍可以在土耳其看到許多說希臘語而自認為土耳其族的土耳其公民——他們有些是從希臘被「希臘人」（希臘東正教徒）趕到土耳其的難民，因此自願接受土耳其族身份，而不願意充當世仇的「希臘人」；有些則是留在土耳其的希臘東正教徒，為求得生存權而被迫改宗、改民族身份認同。同樣的，在保加利亞，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反的人群。

阿爾巴尼亞在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已經是穆斯林佔優，因此獨立後也是穆斯林的地位更加鞏固。霍查時期廢止宗教，但對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東正教是一體鎮壓。霍查失敗後，伊斯蘭教和天主教都迅速恢復到二戰以前的人口比例，唯有在阿爾巴尼亞境內被同希臘人概念綁定的東正教恢復非常緩慢，可見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對於其「敵人」希臘東正教徒的打壓。實際上，阿爾巴尼亞跟希臘之間也一直在緩慢地進行著阿族（穆斯林、東正教徒）和希臘族（東正教徒）的人口交換。

波黑則更複雜。波黑在20世紀初被另一多民族帝國奧匈帝國佔領，後者也面臨自己的民族主義問題，因此採取了民族寬容政策。之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和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相繼控制了這一地區，總體來說塞族對穆斯林的態度尤其苛刻（這其中也裹挾著部分階級矛盾：南斯拉夫王國時期，大塞爾維亞主義者曾在波黑對穆族地主展開針對性的土改，以討好塞族佃農）。二戰時期，克族的烏斯塔沙對穆族是一手胡蘿蔔、一手大棒，而塞族的切特尼克則是採取屠殺政策。二戰結束後，波黑的穆族、塞族、克族大體上是30%多、40%多和20%多；到1991年，波黑的穆族、塞族、克族大體上是40%、30%和20%，穆族成為人口第一大族。到2013年，穆族人口終於超過了50%。或許有人會激動地說：你看，穆族擁有子宮武器啊。其實，這個解釋很扯淡，因為從1990年到2013年，穆族人口也減少了13萬之多（1990年為190萬，2013年不到177萬）。那麼為啥穆族人口比例反而上升呢？原因是其他兩族人口減少更多。考慮到穆族是在戰爭中人口損失最多的（戰鬥力實在是囧），其他兩族人口的減少只能解釋為一個原因：危邦不居、窮國不住，大家紛紛翻牆移民出國了。塞族、克族很容易到克羅埃西亞或者塞爾維亞本土找工作，但穆族離開波黑卻很困難；反而波黑作為穆族（波斯尼亞克族）掌握部分政權的國家，還要接納被周邊其他各國趕出來的穆族，因此穆族人口比例增加也就不足為其了。

總體來說，隨著多民族封建帝國的解體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巴爾幹各國（包括穆斯林最大的去處土耳其）不斷推行對內民族同化、對外人口交換的政策，從而加速本國內部的民族「純化」。在這種情況下，獨立時穆斯林占多數或掌握政權的國家穆斯林人口比例增多，基督徒占多數或掌握政權的國家基督徒人口比例增多，最後從宗教雜居變為宗教聚居，也就不足為奇。

關於波黑瞎扯幾句吧

對於波黑穆斯林而言，別只盯著他們的宗教，超過500年的地主群體意識，和作為市民階層的群體意識，對他們的族群塑造影響也非常大。

這點中國人應該不陌生，可以以上海打個比方了都。

帝國體制被時代淘汰，伊斯蘭羅馬帝國的各部分開始建立民族國家的時候進行了長期的易地易民，有自發的也有政策引導還有戰爭，只能說世俗權力要干預教權在組織術有技術加成的年代那就是代差碾壓
都能專門造個穆族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