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大陸曾有一種不知名的瘟疫破壞了古代絲綢之路的交往和貿易，加速了羅馬帝國和漢朝的滅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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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超長而且相當學術，可以在最下面直接看結論

好的，我來正式地回答一下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固定一下時間節點，羅馬帝國和漢朝並存的年代，我們來看一下，比較有可能的時間段，先來看羅馬帝國，資料援引自《古羅馬帝國中後期的瘟疫與基督教的興起》（《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6期作者：姬慶紅）：

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各種流行病時常肆虐於城鄉之間，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肉體痛苦和精神折磨。在希臘文中，瘟疫一般用「loimos」(死亡率高)表示，拉丁文則用「pestis」或「plaga」(致命的)[1]60-64。也就是說，那時的人們常把多數難以治癒、死亡率高的流行病統稱為瘟疫，如天花、腺鼠疫、猩紅熱、霍亂、傷寒、麻風病和白喉等。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399年人類和文明的發展簡略瀏覽表清楚地表明，在約80件影響人類歷史的大事中，關於古羅馬時期的大事有13件。其中竟有6件是關於瘟疫的記載[1]60-64。這些致命性疾病嚴重地影響了民眾的日常生活，甚至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

據目前可查閱到的文獻資料，西羅馬帝國時期曾先後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瘟疫。第1次瘟疫的記載見於塔西佗的《編年史》。這場瘟疫發生於公元65年，當時「在羅馬城裡，各個階級都有大批人死於致命的瘟疫……」[2]575。第2次發生於皇帝馬克烏斯·奧里略統治期間(Marcus Allrelius，公元161—180年)，史稱「安東尼瘟疫」。一般認為，此次瘟疫是由羅馬帝國軍隊鎮壓敘利亞叛亂後帶回，於164年開始在帝國東部邊境的軍隊中流行。兩年後，瘟疫傳到羅馬城，隨後又波及到其他許多地區。第3次瘟疫見於古典歷史學家索西姆斯(Zosimils)《歷史》中的記載。它開始於公元250年，猖獗了20年之久，其毀滅程度遠較前兩次嚴重。因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約公元200—258年)在信札中記載較多，故也稱西普里安瘟疫。第4次見於著名的教會史學家愷撒里亞主教優西比烏斯(Eusebius，約公元260—340年)的《教會史》，提到4世紀馬克西敏統治時期發生的大瘟疫與另一種傳染病(很可能是炭疽熱)接踵而至[3]414。除了上述4次大瘟疫外。古羅馬時期還曾發生過多次規模較小的瘟疫。學者以往在提及或研究瘟疫時多將之與饑荒、戰爭等一起論述。

這些頻繁爆發的瘟疫破壞性極強。當大瘟疫襲來時，「在羅馬城裡，染上了瘟疫的空氣看不出任何錶面的徵象，然而房屋裡卻堆滿了屍體，街道上到處都是殯儀的行列。任何性別，任何年齡都不能保證不成為不受傳染的對象；奴隸和自由人同樣都立刻倒斃。為他們的死亡而哀泣的妻子兒女，在料理喪事或哀悼時在同一柴堆上被火化了」[2]575。安東尼瘟疫期間，死亡的人數多得不可計數，義大利和外省的城市和鄉村變得荒無人煙。僅公元166—167年期間，死於瘟疫的人比戰爭中傷亡的還要多：羅馬城每天死亡2000人，包括很多的貴族[4]14。人口統計資料研究表明。安東尼瘟疫的平均死亡率大概是7％～10％③，而在城市和軍隊中很可能為13％～15％[5]。此次瘟疫還波及到小亞細亞、埃及、希臘等地，導致大批人口死亡，就連哲學家皇帝奧里略也未能倖免。西普里安瘟疫幾乎使帝國的每一個家庭都受到了侵襲[6]429；瘟疫高峰時，羅馬城連續幾周每天死亡竟多達5000人[7]274。亞歷山大主教狄奧尼修斯(Dionysius，公元200?—265年)曾絕望地寫道：「突如其來的瘟疫像晴天霹靂一樣，這真是……比有史以來的任何災難都可怕」[8]185，「地球上的人類在急劇減少，世界正在走向毀滅![9]144」皇帝克勞狄二世(ClaudiusⅡ，公元268—270年)於270年也死於這次大瘟疫[10]438。在4世紀大瘟疫期間，優西比烏斯悲痛地寫道：「一度寫滿名字的戶口簿，如今卻全被刪除，口糧的匱乏和瘟疫的肆虐幾乎一下子消滅了所有人口……到處都倒著一絲不掛的屍體，連續好幾天得不到掩埋，有時會被狗吃掉，這是一幅多麼悲慘的景象![3]414～415」

這些瘟疫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羅馬帝國的發展走向。數位皇帝在征服過程的瘟疫中死亡，造成了帝國擴張或鞏固帝國疆域的軍事行動中斷。西方學術界研究瘟疫的權威專家漢斯·芩塞(Hans Zinsser)評價說：「羅馬帝國以強大的控制力向其他地區擴張。把整個世界納入羅馬帝國之中的計劃，一次又一次地被唯一更強大的力量——瘟疫——所中斷……④當瘟疫降臨的時候，它就像在暴風雨之中裹挾而來一樣，所有的事物都不得不給它讓路。人們心懷恐懼，戰慄蜷縮，忘記了所有的爭吵、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志向，直到這場暴風雨過去。[11]89」

那麼我們看下在同一時期的漢朝可能出現的瘟疫,資料援引自《瘟疫和傷寒毀滅東漢王朝：世界歷史上最早的生物戰爭及其深遠後果》

【作者按】

此文披露中國古代歷史中一段鮮為人知的隱秘，在此之前從未見諸任何報道和研究。發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們知道大疫對人類歷史曾產生難以預料的久遠影響。因此，對當前所發生的這場疫情（作者註：此文寫於2003年，此指那一年的非典疫情）確實不可忽視。

個人認為，此次非典的爆發，應引起國家及人們的警覺和反思：

1.全民衛生及防病體系不容漠視和破壞。也不能走市場化道路，否則雖得小利於一時，卻遺大患於千秋。（毛澤東時代有「6·26指示」及謀建赤腳醫生農村醫療體系，極具遠見。）

2.對作為當代不對稱戰爭重要內容的生化戰爭，國家應提到戰略高度給予重視和研究。這次人們應特別感謝軍醫科院的軍事專家們，是他們及早找到了此病的真正病原及檢測方法，並且開發了有效的干擾素。

（可資對照的是衛生部方面的個別專家，直到4月14日，當軍事醫學部門及國際醫學界均於12日前後已確認非典病源是冠狀病毒後，仍在中央電視台的焦點節目中堅持病源是所謂「衣原體」，雖然他們早在年初即已參與了有關疫情的調研，但由於學術上堅持門戶之見和技術性的誤判，貽誤了幾個月的寶貴時間。）

21世紀人類面臨的戰爭形態是所謂不對稱戰爭。利用某些新危病毒進行生物戰爭，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戰爭手段。這種戰爭手段可以在隱秘的條件下應用，從而給對手造成經濟、政治、生命的嚴重破壞。對此，中國人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於漢武帝後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此事件關係西漢後期，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歷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我在編製《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人（按此即西語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後，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鑒》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名將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則很可能也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漢武帝後期，國中數起大疫。當時人認為，疫病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胡巫之詛（巫詛），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於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此事當另論之。)

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後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覆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暴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覆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由西漢全盛時期的5000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澤東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徵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故稱為「傷/瘍」。）

根據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征，英文縮寫為HPS。」]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嚙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病毒，除嚙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貓、家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後，卻很少發病，而只是通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覆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覆發作的「傷寒」瘟疫。

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於戰國後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生方術相結合，僅流行於貴族中。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後期，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張陵、左慈、張魯等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傳布「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使其逐步發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浮屠（佛教）於戰國未已入中土，但其立教並開始流行於上層精英中，則始於後漢明帝時期。東漢後期，精英貴族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開始流行崇信佛教。當時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也是一種養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於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來，臣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佛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學和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桓帝時在洛陽傳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學大師，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所以信徒眾多。

三國時割據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盛年（四十歲左右）。以善養生著名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餘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當時人多數死於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吳質書》中曾悲嘆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戰亂兵災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時代成為一個色彩陰暗悲愴的時代。

難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詩作常以「七哀」為題，作悲苦之音，充滿蕭殺之氣。如阮瑀的「七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民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身盡氣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王粲「七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晤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由此引致中國哲學及文化主題，由兩漢時代本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討論，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的問題討論，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清談」一詞，源之於曹丕詩：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

清談談玄之風始於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如葯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與疾病的救治有關。）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號放縱之論盈於朝野。」（晉書·言傳）

魏晉時期哲學中流行崇尚虛無與放達的存在主義，文學充滿中慨嘆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此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蕩不安有關，也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由於漢末的動亂，連年的戰爭及瘟疫殘害了無數人的生命，生存問題遂成為尖銳的問題，貴族、士人為躲避疾疫，延長生命，多親自入山採集藥石。如名士「（嵇）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晉書·康傳）又如著名貴族、書法家王羲之「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

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們在採藥與浪遊之中發現的。當時士人所練導引吐納，服藥采煉之法，名為求仙，實仍是求現世的祛病健身之術。

針對「傷寒」的流行，當時士人流行服用一種能致人發熱的「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鍾乳、石硫黃。（余嘉錫對此有詳考。）用這些原料煉出來的藥物，服用之後，據說能散寒氣，補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寒食散發候篇》云：「近世尚書何晏，耽好聲色，始服此葯，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歷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所謂「歷歲之困」，應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換句話說，五石散在當時之流行，是由於被認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後，在士人中逐漸流行。「寒食散之方雖起於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導也。」書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薦，服後說：「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服藥後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

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係，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服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乾淨土，於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世說新語》記：「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後嗜睡，可以拒客絕交遊，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吳世昌說，魏晉名士習尚服藥、飲酒、清談、放蕩、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樂、好享樂和自暴自棄的頹廢。近時文壇論及魏晉風度，猶有人推崇魏晉時士人之服藥、飲酒、山水遨遊，認為魏晉士人崇尚「自由」。卻殊不意識到這實際是根源於一種大不自由的背景——當時社會動蕩，民生艱難，又時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奪人性命。因此，對於士人來說，魏晉時期乃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所謂通脫，放達的存在主義，不過是精神上尋求解脫的一種自慰的表達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征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公元三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5世紀間流行到羅馬，10世紀前後傳布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覆發作，對中古歐洲歷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就與當時在義大利流行的「黑死病」即出血熱或者鼠疫有關。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了。

【附錄】

英國著名學者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講到「中國的漢朝與唐朝」時有這麼幾句話：「也許因為窮奢極欲損傷了元氣，漢朝衰落了，在公元2世紀末，一場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國的制度崩潰了，這是一場使羅馬帝國陷入一百年混亂的瘟疫，漢朝像一棵狂風中的朽木一樣傾倒了。」

此語似乎說明，東漢的滅亡更是天災。讀《三國》時過於注重人物與情節，忽視了小說是否有對瘟疫的描寫，於是查查資料，從一些側面了解那場災難。

中國類似醫院的組織最遲在漢朝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已經有了。那年黃河一帶發生旱災，瘟疫流行，皇帝劉衍（音看）選了適中的地方，較大的屋子，設置許多醫生和藥物，免費給老百姓治病。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立的臨時時疫醫院。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規被提升做中朗將的官，率領大隊人馬，在甘肅隴坻一帶作戰。適逢著軍隊里疫病流行，死亡率高達30—40％。皇甫規便租賃大批民房，設置醫藥，把病員都集中起來一起治療。他還每天去看士兵們的病，得到全軍的熱愛。當時軍隊中的這種醫療組織叫做「庵廬」，也就好比現在的野戰醫院。

此文似乎說明，公元1世紀，瘟疫已經流行。

（中國瘟疫暴發）一是東西漢之間至東漢時期（公元1—3世紀）；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紀）。這兩段時期都是處在地理環境的突變時期。氣候變遷異常激烈，導至生物圈和人類智慧圈的失調及震蕩。此間一些奇怪的病症、瘟疫就會預想不到地突然出現。東漢末年從公元204年至219年（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區流行瘟疫兇猛。東漢張仲景在「傷寒卒病論」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特別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憶說：「昔年疾疫，親故多受其災」。又說：「疫癘多起，士人雕落」。那時中原「家家有伏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聲，或合門而亡，或舉族而喪者」。

張仲景與曹丕的話證實了瘟疫的存在。但是，這場瘟疫暴發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有資料如是說：

東漢末年，又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時代。關於瘟疫的起源，據說是源自兩漢征討外族的戰爭。《漢書》中記載了一名匈奴俘虜的話：「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今人認為，這一記錄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動物，向漢軍傳播傳染病的情況。

匈奴戰士

在當時西方世界的歷史記錄中，也對源自於匈奴的疾病有相當篇幅的描述。弗雷德里克·卡特賴特在他的大作《DiseaseHistory》（中譯本為《疾病改變歷史》）中稱：「公元一世紀末時，一個殘忍好戰的民族出現了。他們來自蒙古地區，橫掃大草原直至歐洲東南。他們從中國以北地區出發，可能是被疾病或饑荒驅使，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些騎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匈奴人帶來了新的傳染病，造成了被歷史學家稱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

此文不僅說明瘟疫的事實，也猜測了瘟疫的來源。

三國赤壁之戰，軍中大疫，曹操自己放火燒船退卻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後漢三國時代的許多故事，但未必知道這數十年間出現過連綿不斷的大瘟疫。其死亡人數之多簡直無從統計。可惜不論《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都沒有注意到這件歷史性大事，幸而《後漢書·五行志》還留下幾行極簡略的記載，使人知道除了戰爭外還有一個瘟神同時肆虐。

該書記載，從公元119年至217年這百年間的十次大瘟疫，即119年會稽大疫、125年京都大疫、151年京都大疫與九江廬江大疫、161年大疫、171年大疫、173年大疫、179年大疫、182年大疫、185年大疫、217年大疫。此十次瘟疫，最集中的是靈帝在位15年間，共達5次，也正是黃巾賊大起義前夕，民不聊生的時候。真所謂禍不單行，大疫又兼大兵，中原地區陷入極恐怖的狀態。

有個戶口增減的數字很可以說明問題，東漢恆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全國戶數是1607萬多戶，人口是5006萬多口。到三國末年魏蜀吳合計，只有戶數149萬多戶，人口剩下560萬零200多口（金兆豐《中國通史·食貨篇》）僅存十分之一，這是何等驚心駭目的數字。當然，這裡沒算上戰爭和流動人口，但其數字也讓人害怕。

瘟疫流行，老百姓固然大量死亡，就連有特殊地位的官僚也不能避免。曹丕還未稱帝時寫了一封信給吳質，其中說，「昔年疾疫，親故多罹起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徐、陳、應、劉就是徐幹、陳琳、應暘、劉楨，不但這四個人，那時連有名的王粲、阮癆（笑獨行註：阮癆聞所未聞，癆字必誤，不似指正始詩人阮籍，或即指「建安七子」中死於建安十七年即公元212年之阮瑀）都在一場大瘟疫中死去，可知是一場瀰漫上下階層的大恐怖。

赤壁之戰，大家都知道是一場東風、一把大火把曹操83萬大軍燒得七零八落、大敗而回。但是《三國志》說，曹操軍中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事後，曹操在答孫權的信中又說，「赤壁之戰，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此固然是自我解嘲，但若不是真的瘟疫流行，他也是無從作為借口的。而曹操敗軍以後，回到譙縣又說，「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建安二十三年又下令曰，「去冬天降疫病，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可見，至獻帝末年，瘟神還未收手斂跡。

笑獨行編錄註：該文系轉錄自作者何新新浪博客《何新：世界歷史上最早的生物戰爭及其深遠後果》一帖（2010-09-18/22:17發布），其中附錄部分最後一節《三國赤壁之戰，軍中大疫，曹操自己放火燒船退卻》自「該書記載從公元119年至217年這百年間的十次大瘟疫」一段起何新博客原帖缺失，系根據鳳凰資訊·歷史轉發該文附錄部分（題為《悲慘：東漢末年大災難
人口只剩十分之一》，2008年08月13日 08:47發布）補齊並校訂。該文最初發表於2003年，後收入何新著《雄·漢武大帝新傳》（時事出版社）一書（另有中國民主與法制出版社版，書名調整為《雄·漢武帝新傳及年譜》）。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關於絲綢之路，資料援引自《絲綢之路與傳染病傳播》（作者楊瑞馥，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北京１０００７１）：

　絲綢之路是指古代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商業貿易和民族遷徙交流的大通道［１］，其形成應不晚於公元前５
世紀。它始於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古都長安（今天的西安），是古代東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一條主要道路。它因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得名。它跨越隴山山脈，穿過河西走廊，通過玉門關和陽關，抵達新疆，沿綠洲和帕米爾高原通過中亞、西亞和北非，最終抵達非洲和歐洲［１］
。絲綢之路在物質貿易、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給沿途國家帶來繁榮發展的機會，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２］：「它實際上是在極其漫長的歷史時期東西文化交流的大動脈，
對沿途各國、對我們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哲學等等方面影響既廣且深??」。

一、絲綢之路與傳染病傳播

在頻繁的人員與貨物往來過程中，絲綢之路也為傳染病的傳播提供了機會。研究表明，炭疽、麻風和鼠疫等古老傳染病的古代傳播都與絲綢之路商貿活動相關。

據古代醫書記載，早在公元５００—６００年前中國就存在炭疽病。該病是由炭疽芽孢桿菌（簡稱炭疽桿菌）引起的一種人畜共患急性傳染病，主要因食草動物接觸土壤中的炭疽芽孢而感染所導致的疾病，可引起皮膚、呼吸道和消化道炭疽病。炭疽桿菌由於能夠形成芽孢，體外生存能力極強，是一種重要的生物恐怖病原體，美國２００１
年發生的信件生物恐怖襲擊中的白色粉末就是炭疽芽孢。通過對病原菌的基因分析表明，炭疽芽孢桿菌可能通過絲綢之路在中國、遠東其他國家、中亞和歐洲間傳播［３］。

麻風病是由麻風分枝桿菌（簡稱麻風桿菌）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主要病變在皮膚和周圍神經。歷史上，該病在世界上流行甚廣，在中國曾經廣泛流行於廣東、廣西、四川、雲南以及青海等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積極防治本病，有效控制了其發生。對考古和現存標本的研究表明，該病可能起源於歐洲或者中東地區，通過絲綢之路等古代商貿途徑傳至遠東其他國家，大約在公元前５００
年左右傳到中國和印度，再由中國傳播到日本；而該病傳至美洲則是通過歐洲移民經白令海峽傳播的［４］。

鼠疫是由鼠疫耶爾森氏菌（簡稱鼠疫菌）引起的，歷史上曾經有３次世界鼠疫大流行，導致數千萬人喪生。該病也是唯一一種改變了人類歷史文明進程的傳染病，１４
世紀流行於歐洲的黑死病是導致羅馬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１６—１７世紀在中國流行的鼠疫也是導致明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世界醫學史中最早記錄該病的書籍之一就是《黃帝內經》，將其描述為惡核病。關於該病的歷史傳播，學術界有與戰爭和古代商貿有關的兩種學說，但一直沒有可靠的證據。基因組學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們能夠對考古標本的古ＤＮＡ
進行測序，同時，我們也能夠將測定大量細菌菌株用於疾病傳播路線的分析。通過對考古標本的測序直接證明了歷史記載的「黑死病」的確是鼠疫耶爾森氏菌導致的［５］，對不同來源鼠疫菌基因組測序比較研究進一步證明了絲綢之路在古代鼠疫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６，７］
。

二、比較基因組學研究為傳染病的古代傳播提供了證據

　　上述有關疾病古代傳播證據的取得，都是通過基因組的比較分析獲得的。對炭疽傳播的研究中，美國北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鮑·
凱姆教授與我國學者王秉翔教授合作，利用標準化單核苷酸多態性位點分析比較了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１９１株炭疽桿菌。在世界上現有的１２個基因型中，中國存在５個，其中３
個主要存在於新疆地區，而這３個型也是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主要基因型，說明這些型別的傳播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傳播的，它們在中國內地分布不廣，暗示著這３
個型別很可能是由歐洲傳到中國，而它們在中國境內沒有廣泛傳播。在中國普遍存在的另外２個基因型中的１個很可能是在內蒙起源，然後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歐洲，再傳播到美洲的［３］
。

尼泊爾的考耳教授等對麻風桿菌的測序比較分析表明，該菌在全球非常保守，通過對來自４個不同國家的菌株基因組比較分析表明，在大約３．３兆鹼基對長的基因組中，它們的一致性達到了９９．９９％以上，在編碼的１６１４
個蛋白的基因中，只有４９個發生了氨基酸改變，在全部的１５５個單核苷酸多態性位點中，只有７８個在不同菌株間具有比較價值。他們利用這些有價值的位點對來自世界範圍內的２８
個不同地區的近４００份麻風桿菌樣

本進行比較分析，僅鑒定了１６個基因型［４］。進一步證明了基因２型起源於東非，然後由基因１
型取代，通過人類活動向東傳播至亞洲，演變成基因３型；該型向西擴散至中東和歐洲，然後演變成基因４型，該型是通過奴隸交易傳播到西非及其交易路線沿途國家的［４］。麻風從歐洲傳至亞洲是通過絲綢

之路等古商貿途徑傳播的。

文獻記載的歷史上３次世界範圍的鼠疫大流行中，除１９世紀末首先發生在中國的第３次大流行中首次分離並確認鼠疫菌是罪魁禍首外，分別發生在公元６
世紀和１４世紀的前２次大流行是否為鼠疫菌所致，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論。來自加拿大的一個研究小組對死於黑死病患者屍骨的牙髓ＤＮＡ測序分析為黑死病的病原之爭給出了最終答案：黑死病就是鼠疫菌導致的［５］
。同時，為現存流行的鼠疫菌是源自中世紀鼠疫病原菌的後代之假說提供了證據。筆者實驗室進一步對來自中國、德國和蒙古國的鼠疫菌全基因組測序和比較基因組學分析表明，發生在公元６
世紀的第一次世界鼠疫大流行也可能是鼠疫菌引起的［６］，且鼠疫病原菌很可能起源於中國及其鄰近地區，通過絲綢之路等古代商貿途徑多次從中國傳播至遠東其他國家和歐洲等地區［６，７］
。我們發現鼠疫菌基因組非常保守，在測定比較的１３３株菌的基因組中，只有兩千多個單核苷酸多態性位點，而且這些突變主要是通過中性突變導致的［６］。我們還發現了該菌的進化分子鐘不是恆定的，在其演化的不同階段，變異速率是可變的。這與該菌歷史上曾經經歷了多次大流行和遠距離傳播的事實相符。

圖1　鼠疫菌的傳播與古商貿路線

Ａ．鼠疫菌的傳播路線，不同顏色與Ｃ圖鼠疫菌遺傳

發育樹上的顏色相對應；

Ｂ．三條主要的古代商貿路線：① 絲綢之路主幹道；

② 唐蕃古道（絲綢之路南線）；③ 茶馬古道。鼠疫菌在古

代是沿這些古代商貿途徑傳播的。

Ｃ．根據２２９８個單核苷酸多態性位點分析的鼠疫菌

群體結構，黃色的圈代表基因型４．ＡＮＴ。

三、我國相關研究的資源優勢與展望

對於絲綢之路與傳染病傳播的研究，我國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因為我國境內絲綢之路有南北兩條線，一條經新疆通往遠東其他國家、中亞和歐洲；一條經青海和西藏（唐蕃古道）通往印度、尼泊爾等國家。另外，我國在西南部還有茶馬古道，在海上還有鄭和下西洋的商貿途徑，還有發生在１２１４
年的成吉思汗遠征軍的外征路線。這些商貿和戰爭路線在繁榮商貿和開疆拓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為傳染病病原的遠距離傳播創造了條件。在上述的炭疽、麻風和鼠疫病原體或標本的收集中有著很好的積澱，在利用基因分析它們歷史傳播的規律中，中國科學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對炭疽和麻風病原體古代傳播路線的研究都有中國科學家參與［３，４］
，而鼠疫的研究中，在９７３計劃項目支持下，中國科學家發揮了主要的作用［６，７］。

因為古代商貿路線綿長，如果研究傳染病沿這

些路徑傳播的規律，離不開國際團隊的合作。對炭疽傳播的研究，由美國５個實驗室和中國１個實驗室共同參與完成［３］
；對麻風傳播的研究，是由尼泊

爾、法國、日本、英國、瑞士、伊朗、中國、美國、墨西哥和巴西共計１０個國家的１８家實驗室合作完成的；對於中世紀黑死病病原鑒定的研究，是由加拿大、德國和美國３
個國家的１２家實驗室合作［５］；對於鼠疫傳播的研究，是由中國、德國、愛爾蘭、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的２１家實驗室共同完成［６，７］。可見國際合作對於一個重大問題的揭示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應當發揮資源優勢，對資源豐富的傳染病病原或標本加大研究力度，不僅對於揭示傳染病的傳播規律具有重要意義，也對認識病原的進化和制定針對性的防控措施提供理論指導，而且將會為基於基因組多態性的病原溯源奠定良好的基礎。

綜合以上研究，我們可以認定，絲綢之路是瘟疫的載體，漢朝和羅馬帝國也確實很可能受到絲綢之路傳播的疾病的侵襲而衰落，而這種疾病本身很可能是鼠疫。

羅馬帝國和漢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氣候，正是氣候的變化導致了瘟疫等災難出現。而氣候變化是全球性的。
進入公元2世紀後，歐洲的氣候逐漸開始出現寒冷化跡象。公元205年到295年，挪威西部的冰河規模擴大，裏海的水位下降，亞洲內陸地區氣候變得乾燥。
中國在公元100年到150年以及350年到340年之間兩次出現洪水和乾旱頻發的時期。
不僅是中國，朝鮮的氣候也明顯惡化，公元150年到200年寒冷多雪。
同時期，日本大亂。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