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印度尼西亞930事件，如何看待歷史事件，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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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室友談論了印度尼西亞的問題。她告訴我說印尼在60年代因為毛勢力的擴張而殺害了千萬印尼人。而98年印尼反華事件是一個報復。查找了很多資料，心裡覺得很憤怒。我們應該怎樣向前看，求發展。同時，希望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可以講解。

文章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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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兩次屠華事件始末，有些事，不是你們想的那麼簡單

友情提示：文章很長，很枯燥，沒耐性的朋友就別看了，總之就一句話：事情沒那麼簡單，不是中共不救人，有些事，神仙都難救。

98年時，我已經是中學生了，當時由於一些私事，我剛巧不在國內，那時國外華人團體當中，最火爆的新聞並不是大陸抗洪救災，而是印尼屠華，耗不客氣地說，我當時見過的那些血腥的照片，比現在流傳在網上的還要多很多倍，見過的報道、新聞，比現在網上流傳的還要多很多、詳細很多。但可惜的是，那時的網路並不像現在這麼發達，很多新聞報道和照片，除了少數被掃描上網的以外，其它的已經很難再找到了。
那些事，我本來是很不願意提起的，那時的東南亞諸國所有的華僑都人人自危，不知道印尼屠華的事情會不會蔓延到自己所在的國家，每一個外族人都有可能殺你全家、殺掉每一個你認識的親人和朋友，而且求救無門，那種寄人籬下、擔驚受怕的恐怖氣氛，是大陸這個以華人為主體的世界無法想像的。
本來，那段恐怖的記憶我是不想再提的，但是在某帖子里，有位兄台叫我說說那段歷史，我猶豫了很久，最後才決定寫點東西。圖片我就不放了，太血腥，不忍心看。
要說印尼98屠華事件，得從另一次屠華事件：63屠華事件說起，這場慘劇，除了印尼方面毫無人性之外，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是當年華人內鬥、自毀長城。

——————第一次屠華事件——————

1、緣起，中國戰亂：眾所周知，在1840-1949的戰亂中，大批華人逃離戰爭，到達南洋，印尼也不例外。在這些華人當中，大致可以分成兩大派別：對GCD比較親近的親共派和對國民黨比較親近的反共派，雙方勢同水火，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火藥桶，如果不是華人社會的分裂，印尼土著是根本動不了華人的！

2、印尼政變，印尼一夜之間從親共變成反共。在印尼獨立之初，印尼國父蘇加諾跟中共的關係是非常好的，跟老毛交情極深，跟華人社會關係也好，這時的印尼華人在印尼日子過得很不錯。但是在1963年，印尼發生了政變，陸軍將領蘇哈托軟禁了國父蘇加諾，開始了長達30年的軍事獨裁生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蘇哈托是親美的，跟台灣關係非常好，接下來，大家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3、印尼GCD被摧毀，一場華人自毀長城的悲劇。印尼GCD是當時印尼的一個重要政黨，親共派華人是印尼GCD的重要支持者，印尼GCD試圖建立一個包括華人在內的、有巨大影響力，甚至有自己的軍事力量的組織。這是親美的蘇哈托政權絕對無法容忍的，於是他第一件事就是要滅掉印尼GCD！但是印尼GCD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由於華人社會的獨立性、漢語的複雜性，還有游擊戰的隱蔽性，蘇哈托的勢力一直都拿印尼GCD沒辦法，但這時，華人中的反共派給蘇哈托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出於政治立場不同，利用自己熟悉華人的特點，為蘇哈托提供情報，將華人中的GCD殺得一乾二淨。

4、台灣和美國方面：蘇哈托上台之後，台灣情報局持續不斷地為蘇哈托破譯印共的情報，美國的CIA在新加坡、菲律賓為蘇哈托提供訓練基地，訓練了至少4萬名軍官，提供武器彈藥，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蘇哈托屠盡印尼GCD，在60年代的這場大屠殺中，共有50萬華人遇害，另有60萬「疑似親共者」未經審判就被關進監獄。給大家推薦一本書：澳大利亞人萊格在其所著的《蘇加諾政治傳記》，裡面有詳細的記載。

5、60年代的大陸在做什麼？在熬苦日子，中蘇交惡、中美交惡、孤立無援，老毛為了搞工業化，導致農業勞動力不足，但工業化的成果卻遙遙無期（到70年代末才有所小成，成了老鄧改革開放的基礎），大家餓肚子，海軍只有用漁船改裝成的小炮艇，只能通過當時極為有限的海外關係，好不容易才把一批印尼華人撤回大陸，人數大約9萬人，主要安置在廣東、廣西兩地。

6、我一個朋友的奶奶就是那時撤回國內的印尼華人，全家只剩她一個人逃過一劫，現在90多歲了，一句漢語都不會說，據她所說（我朋友翻譯的），那時她有事不在家，回到家時，發現全村（全村！而不是全家）都被殺害了！當時其實不管你是不是真正的GCD，只要有人（主要還是同為華人的反共派）舉報說你看起來像GCD，那你全家就基本上沒活路了。

7、60年代屠華事件發生後，大陸立即與印尼斷交，這也是當時唯一拿得出手的反擊手段了，對印尼基本上沒有殺傷力，對自己傷害卻很大，當時國際上跟大陸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非常少，斷交之後，大陸官方在南洋諸國就基本上沒有建交國了。然後，蘇哈托很快就跟台灣建立了外交關係。大陸直到1990年才重新跟印尼建立外交關係。

————第二次屠華事件（98屠華事件）————

1、時間到了1998年，印尼經濟惡化，由於華人吃苦耐勞，在印尼社會中通常都比較富裕（換句話說是印尼人太懶，窮死活該），蘇哈托決定轉移社會矛盾，讓華人背黑鍋。中國大陸方面很早就得到了蘇哈托要屠華的消息，派人通知印尼各華人團體，結果，各華人團體來了個閉門不見！大陸方面急了，使出各種暴力手段：貼告示、撞門進去、開車撞過路障、逮住華人團體頭目直接通知，結果是：這些親台灣的華人團體第一時間就把事情舉報給了印尼政府，說中國大陸干涉印尼內政！

2、得知中國大陸方面試圖組織撤僑，蘇哈托決定提前動手！發錢給地痞流氓組織他們屠華、讓軍隊換上平民服裝直接參与屠華。與此同時，中國大使館連夜組織飛機、客輪試圖撤僑，但親台華人團體的反應是什麼？繼續舉報中國干涉印尼內政！焚燒五星紅旗！毆打前往華人社區組織撤離的大使館人員！請求台灣方面提供保護！

3、台灣方面的措施：強烈敦促印尼各華人團體，謹記漢賊不兩立！切不可受共匪蠱惑！不可投入共匪懷抱！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

4、當地華人團體曾經試圖組織力量自保，試圖湊錢僱傭一批人，武裝保衛華人社區，結果是價錢方面談不攏，各華人團體在各自要出多少錢的問題上僵持不下，一直僵持到大屠殺發生時還談不攏！

5、台灣方面的反應：抗議，大聲提出抗議，印尼置之不理，繼續屠殺。後來台灣自己都懶得抗議了。

6、大陸高層的反應：據說偉大領袖眼鏡大爺震怒了，要派兵過去，海軍把自己的實力攤在檯面上：從俄羅斯買的四艘現代級驅逐艦還沒到貨，手上的都是一堆破舊不堪的小驅逐艦和魚雷艇，沒有遠洋能力，根本到不了印尼。空軍乾脆兩手一攤：一堆破殲-7，幾架破殲-8，別說印尼，連飛到越南都勉強。二炮倒乾脆：東風系列射程管夠，問題是會連華人社團一起炸了。然後眼鏡大爺就抓狂了，說要遠洋艦隊！要先進戰鬥機！要航母戰鬥群！要操爆印尼猴子的菊花！然後就砸鍋賣鐵去烏克蘭買那條叫做瓦良格號的空殼子，去把中航集團的人逮來研究新飛機（殲-20就是被眼鏡大爺掐著中航老總的脖子逼出來的，造不出就提頭來見），不管是去偷去搶還是去山寨，一定要把遠洋空襲能力+航母戰鬥群給搞出來！咆哮完了，手上沒硬傢伙的眼鏡大爺只好繼續背上烏龜殼，去舔美國人的菊花，畢竟大陸還指望著跟美國做生意，打工賺錢來造上述的武器。

7、再說印尼方面，中國大使館暴走了，挨個兒給印尼高官打電話，甚至拿錢賄賂（人民的血汗錢哪），讓他們高抬貴手，放華人一條生路，使館工作人員帶著空白護照，開車衝過已經發生大屠殺的街頭，去尋找滯留倖存的華人華僑。其實工作人員也不想這樣玩命的，但是GCD的命令大家都知道的，下令往前沖時你不沖，回來之後你就完了。

8、在大屠殺已經發生的狀態下，大使館工作人員找到了一些暫時還沒被屠的華人聚居點，結果還是一樣，要麼吃閉門羹，要麼沒人理會，工作人員拿著空白護照跪求他們簽字，態度好點兒的就讓工作人員滾出去，態度差的連護照都給撕了。整個大屠殺期間，只有3722名華人簽名領取了護照，另有5000多名華人願意進入大使館避難。中國大陸護照是很難用，免簽國都沒幾個，但是在這種政治屠殺中，在你沒有美國護照的情況下，能防刀砍防子彈！那些印尼猴子提著砍刀衝過來，一看是中國大陸的護照，轉身就走！在整場騷亂中，3722名持中國大陸護照的華人全部生還。（事後蘇哈托在的親信法庭上辯解說，他們沒殺中國人，殺的只是印尼籍華人，蘇哈托認為，只要不殺持中國護照的華人，就不會搞砸中印關係。事實上，他們連持台灣護照的華人都殺。）

9、在大屠殺發生前，中國大陸方面就組織了飛機和客船撤僑，動用的是中國南方航空和香港國泰航空的飛機，兩艘客船則是租用外國的。這時還發生過一件很奇葩的事：那些撤到機場的華人，一看見飛機上面塗的五星紅旗（如果沒有五星紅旗，會被印尼當成不明國籍的飛機擊落），就拒絕登機，非得要等台灣方面的飛機！結果台灣方面根本沒組織撤僑，只有少數幾趟正常的航班（意味著要辦理簽證、要花錢買機票），一些華人好不容易逃到台灣，結果被遣返回印尼，原因是他們持的是印尼國籍，要先返回印尼首都雅加達辦理簽證！這等於是叫他們去死！（比如香港《明報》採訪過的那位陳先生）

————後續————

1、這件事過後，蘇哈托30年的獨裁總統也當到了盡頭，子女親屬統統被反對派從政府機構中清掃出去，大部分入獄，全部財產被充公，最後在2008年病死，整個印尼在98年至今，一直在清算審判蘇哈托的黨羽（到現在還沒完，他們的辦事效率讓人很不爽）。把他搞下台的是他的老仇家、反對黨首領、跟中國大陸關係很好的印尼國父蘇加諾的女兒梅加瓦蒂。梅加瓦蒂的政黨是98年屠華事件之後才成立的，她本人也在99年成為印尼總統，據說背後有某國的扶持，所以大家不難理解，為什麼98年過後，中國跟印尼關係突然變得那麼好。

2、經過了這次事件，海外華人團體紛紛倒戈，大約三分之一的海外華人團體不再視台灣華夏正統，並倒向大陸（在此之外海外華人團體90%以上反共。另：其實在50年代之前，海外親共華人團體為數不少，但經歷了麥卡錫主義之類的反共運動之後，大多凋零殆盡），其餘的即使不認同中共，也不會把中共拒之門外。在陳水扁執政期間，倒向中共的海外華人團體超過50%，其餘的通常都傾向於兩者皆承認（很有意思，在社團的大堂里，青天白日和五星紅旗同時懸掛）。

3、中國大陸開始向各國宣布台灣護照跟中國大陸護照有同等法律效應，當然，是非正式的宣布，因為政治原因不能正式宣布。因為以前只是自己內部默認，一旦再出印尼之類的事，外國翻臉不認台灣護照，交流渠道不暢很容易出事。（我特羨慕那些拿台灣護照到大陸的使館辦事的哥們，同等的法律效力，他們的免簽國還多那麼多。台灣承認雙重國籍，那些同時有台灣護照跟美國護照的就更讓人羨慕了。）

4、從今以後，再也找不到拒絕接受中共幫助的海外華人/台灣籍傻X了，畢竟內戰是國共兩黨的，命是自己的，不論是埃及動亂、利比亞撤僑，還是海地（這貨還是台灣的邦交國呢，但我們有維和部隊在海地）騷亂，他們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去找大陸的撤僑飛機，埃及動亂的那陣子，就有一大波台灣人是乘坐大陸的飛機到北京，然後再返回台北的。

5、老一輩的海外華人，由於歷史原因，對中共的恐懼感是極深的，其實我不難理解印尼98年的時候為什麼那麼多華人拒絕大陸幫助，因為他們實在是太害怕中共了。除去那些在國共內戰中被中共抄家的老一輩國民黨後裔不說，當年以蘇聯為首的GCD世界跟西方的對立、互相妖魔化對方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中共再怎麼跟蘇聯決裂，始終也都是沾上了一個「共」字。老一輩已經逐漸凋零，也許哪一天，這種仇恨和隔閡也會隨著他們的死去而淡化，類似的悲劇也不再發生。

瀉藥。

先給結論：

930事件是一次由蘇加諾總統周圍少數左傾的親信軍官策劃的政變，目的是為蘇加諾去除威脅其權力的右翼軍人。

但是政變失敗、右翼軍人的反政變成功後，蘇加諾卻將責任推卸到了自己的盟友印尼共身上，默許（儘管也嘗試進行了幾次反抗）右翼軍人對印尼共產黨人、左派群眾和華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而以艾地為首的印尼共領導集團（也包括大部分上層和中層幹部），則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一切翼贊蘇加諾、唯「加諾兄」馬首是瞻，結果葬送了黨、也葬送了整個印度尼西亞人民的事業。另一方面，以納蘇迪安-蘇哈托為首的右翼軍人，則得到了美國和蘇聯雙方的共同支持。

蘇加諾的雞賊、左翼少壯派將校的急躁、艾地等人的盲從、右翼軍人的狠辣以及兩大列強的合謀，共同製造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要理解1965年9月30日所發生的事件，我們得先回到整整17年前的1948年9月30日。

1945年8月，蘇加諾等人宣布印度尼西亞獨立。但是，試圖恢復其對印尼統治的荷蘭殖民者，卻以蘇加諾等人曾受日本扶植為由，在英國的支持下向新生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發動進攻。

在1945年9月—1946年11月和1947年7月—1948年1月的兩次戰爭中，儘管印尼政府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還是不敵荷蘭軍隊，反而連戰連敗：在第一次戰爭後，印尼失去了對婆羅洲、蘇拉威西、摩鹿加等外島的控制權，只保留爪哇、馬都抗和蘇門答臘三島；在第二次戰爭後，印尼又喪失了對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上各大主要城市的控制權。

控制區域大幅縮小後，印尼共和國政府內部的矛盾更加激化。當時，印尼左派主要分為兩大集團：以慕梭為首的印尼共支持共和國，而以陳馬六甲為首的極左派則反對共和國。1948年1月簽訂停戰協定後，印尼共開始陷入右派軍人和陳馬六甲極左派集團的夾擊之下。8月初，梭羅的陳馬六甲集團武裝組織野牛隊暗殺了左派武裝力量國軍第四師師長蘇達爾多。9月1日，駐梭羅的右派部隊西利萬吉師綁架印尼共產黨人，並無故扣押前往營救的第四師軍官，引起雙方武裝衝突。9月17日，駐梭羅的左派軍隊被右派軍隊趕出梭羅，退往茉莉芬。9月18日，茉莉芬駐軍兩派發生衝突，左派軍隊控制全市，左派組織人民陣線推選副州長（共產黨員）代理州長職務並電告中央政府。印尼共和國政府聞訊立即聲稱印尼共在茉莉芬發動政變，造謠說印尼共要「建立印尼蘇維埃共和國」。9月20日，茉莉芬民族陣線政府成立，並公布了"為了勞動人民的需要，加強和保衛無產階級共和國"的7項政綱。9月21日印尼共領袖慕梭撰文聲明，茉莉芬政府是民主的印尼共和國的一部分。9月23日，茉莉芬政府再度聲明承認印尼共和國現有的憲法、國旗、國歌等。9月30日，政府軍攻佔茉莉芬。10月底，慕梭在戰鬥中犧牲。11月，沙利佛丁等印尼共其他領導人被俘，12月被害。

1948年9月30日茉莉芬事件結束後，印尼共產黨有36000名黨員和支持者被捕，其中包括印尼共大部分主要幹部在內的大約10000人被殺。至此，印尼共元氣大傷，黨員數量在1950年銳減到了3000—5000人。

茉莉芬事件的慘敗，給一代印尼共產黨領導人留下了一個錯誤的「教訓」，那就是：千萬不能爭取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更不要說獨立自主地建立印尼共主導的民主政權了；一旦跟代表中央政府的蘇加諾發生衝突，黨將會死無葬生之地。

不過，茉莉芬事件同時也給了蘇加諾一個教訓，那就是：他從反共中得不到什麼好處。1948年12月，正當印尼軍隊主力忙於鎮壓印尼共時，荷蘭殖民軍看準時機發動了第三次戰爭。12月19日，荷軍攻佔其臨時首都日惹，並俘虜了印尼總統蘇加諾等政府首腦，印尼軍隊被迫退入山區。

本來，蘇加諾和他的印尼共和國在1948年12月就藥丸了。然而，這時美國卻出來給蘇加諾救駕。原來，美國對於英國、荷蘭等國在全球範圍內復辟殖民統治十分不滿，認為這對他在全球建立新的帝國主義霸權不利。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1949年1月開始向印尼滲透，並向荷蘭施加壓力。1月28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美國關於要求雙方停火，荷蘭釋放印尼領導人並「移交主權」的提案。11月，荷蘭與印尼在海牙籤訂《荷蘭-印尼協定》，規定成立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與荷蘭扶植的15個自治邦聯合組成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並建立以荷蘭女王為首的「荷蘭-印尼聯盟」。12月19日，印尼聯邦正式成立。27日，在印、荷兩國首都阿姆斯特丹和雅加達舉行移交主權儀式。印尼聯邦參加荷印聯邦。至此，荷蘭在印度尼西亞 340多年的殖民統治宣告結束。

1950年，印尼共產黨開始從1948年的大屠殺中恢復生機。1951年，從中國回來的艾地等人掌握了印尼共產黨的領導權，確立了支持蘇加諾「有指導民主」、奉蘇加諾為統一戰線最高領袖的新路線。

這一路線果然得到了急於擺脫荷蘭影響、重新統一印尼甚至兼并馬來亞等地的蘇加諾的歡迎，當然當時印尼共背後的蘇聯和中國對蘇加諾也是很重要的。到了1954年，印尼共產黨的黨員數量已經膨脹到了165000人。1955年，印尼共在9月和12月的兩次大選中獲得了16%多的選票，在257席人民代表委員會和514席立憲會議中分別獲得了39席和80席，成為了全國的第四大政黨。

這之後，印尼共獲得了蘇加諾的贊助，其力量在工會、農會、婦女會、青年團等方面的力量不斷膨脹，到1959年其黨員總數已經達到了150萬之多（作為對比：中共在1945年的黨員數量也沒有達到這個水平），被稱為當時全球第三大共產黨（僅次於蘇共和中共）。然而，黨員數量在短短9年之間就增加了300倍以上，其中的投機者比例固毋庸論，組織程度也大成問題。根據1965年之後在中國重建的印尼共領導幹部自我批評材料所述，當時黨的基層幹部中，充斥著只為在蘇加諾政府和企事業單位中謀求一官半職的人。

然而另一方面，印尼共也沒有讓蘇加諾失望。它不僅幫助蘇加諾從蘇聯和中國要來各方面的援助，而且能夠組織群眾為蘇加諾各方面的政策（當然，主要是反帝、反封建政策）打先鋒。例如：1957年12月，印尼共領導的工會佔領了荷蘭在印尼投資的主要企業，為蘇加諾政府國有化這些企業立下頭功（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企業不久就被右派軍人掌握，而成為其屠殺印尼共的經濟基礎）。到了1958年2月，印尼共又幫助蘇加諾政府挫敗了美國支持、教權派馬斯友美黨和印尼右派社會黨人組織的「印尼共和國革命政府」政變。這一時期，印尼共和納蘇迪安領導的軍部逐漸成為蘇加諾資產階級改良的兩隻手，而納蘇迪安也被印尼共乃至其在中國高層的支持者吹捧為「印尼左派軍人的傑出代表」。1960年，蘇加諾正式禁止了馬斯友美黨和印尼社會黨，而確立了納沙貢（民族主義、宗教即伊斯蘭教、共產主義）原則，印尼共的力量達到了巔峰。

到1965年，印尼共的黨員總數大約在200—300萬人之間，其外圍組織印尼中央工會、人民青年團、印尼婦女運動、印尼農民陣線、人民文化機構和印尼科學家協會等的成員總數加起來有印尼人口的大約五分之一。換言之，每20個印尼人中有一個是共產黨員，每5個印尼人中有一個是其外圍組織的成員，這個比例比趙黨這個「全民黨」也不遑多讓了吧。

然而，印尼共的強大意味著它與蘇加諾政權其他「支柱」的矛盾，首先爆發的是與工農黨的矛盾。

陳馬六甲在叢林中被打死後，他的極左派支持者如亞當.馬利克（後曾任蘇哈托政權的外交部長、副總統等要職）遂棄械投降，也學著印尼共那樣翼贊起了蘇加諾。由於勢力弱小，該黨在爭寵中甚至比印尼共更加「無恥」：工農黨的高級幹部公然做起了蘇加諾的秘書和吹鼓手，負責打造蘇加諾的意識形態和媒體形象。然而，伴隨著1962年之後中蘇漸行漸遠，印尼共在中立位置上偏向了中共，開始談論「反修防修」；於是，工農黨選擇了蘇共。

1964年12月，工農黨宣布印尼共正在策劃一場政變，建議蘇加諾解散印尼共和其他所有政黨，建立以蘇加諾自身為頂點的黨國體制。然而這個計划走得太遠，無法得到國民黨、烏里瑪黨等其他有力政黨的支持，最終被蘇加諾所否決。作為反動，蘇加諾在1965年1月宣布「凍結」工農黨，軟禁了該黨大部分的領袖。此舉導致印尼共的力量進一步上升。為了對抗新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蘇加諾政府拒絕承認其存在），蘇加諾在5月31日宣布組建陸、海、空、警之外的第五軍種——工農民兵。在海軍和空軍的支持下，2000名印尼共產黨動員的工農民兵開始在哈利姆空軍基地接受軍事訓練。

現在，掌握軍部（尤其是最強大的陸軍）的右翼軍人坐不住了，他們認為蘇加諾已經倒向了印尼共產黨，而他們有義務（從封建主和買辦的立場上出發）拯救這個年均通脹率已經達到600%的國家：那就是徹底分共，建立一個親西方的「新體制」，把1957年和1964年趕走的西方列強重新請回印度尼西亞。站在他們這邊的，除了蘇聯支持的工農黨，還有強大的伊斯蘭教士團體和站在他們背後的封建勢力。三位一體的反蘇加諾陣營已經建立，而且獲得了美國和蘇聯的支持。

印尼共產黨人對此也有所警覺。1965年8月，艾地指示印尼共產黨要統計自己的力量。9月14日，艾地又指示全黨要做好應變的準備。9月30日，就在政變前一天，人民青年團和婦女運動在雅加達組織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其中一部分人員因此在日後的政變中被利用）。可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印尼共產黨實際上沒有做好準備：「武裝人民」的計劃沒有大規模地展開、印尼共的許多領袖在9月30日都去了北京參加次日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6周年紀念活動、絕大多數黨員更是絲毫沒有察覺到首都劍拔弩張的氣氛。

1965年10月1日凌晨3點15分，蘇加諾衛隊司令翁東中校指揮總統衛隊和來自中爪哇、東爪哇的部分軍人離開了哈利姆空軍基地，開始發動軍事政變。他們暗殺了陸軍部長兼總司令亞尼中將等一批陸軍高級將領，但卻放走了國防和安全事務協調部長兼三軍總參謀長納蘇迪安上將。值得一提的是，軍部後來宣傳的所謂「七將軍被綁架到哈利姆基地後遭印尼共領導的婦女運動成員虐殺」一說純屬是虛構的。

稍後，930軍的2000多名士兵，在2000名工農民兵（原在哈利姆基地接受訓練）的支持下，又壓制了軍部的各主要機關，卻唯獨放過了蘇哈托少將的陸軍戰略後備司令部：這可能不是一個巧合，因為翁東中校和參加政變的大部分軍官都與蘇哈托少將關係密切（蘇哈托甚至還參加了翁東的婚禮）。

10月1日早上7時，翁東中校在晨間新聞中宣布，由他領導的930運動已經成功挫敗了一場中央情報局和「將軍委員會」計劃於10月5日發動的軍事政變，而蘇加諾總統已在他們的保護之下。此後，蘇加諾也離開總統府，前往哈利姆空軍基地與艾地、空軍少將達尼會合（後來他在蘇哈托控制下聲稱這是為了要坐飛機逃出雅加達）。下午1點15分，930運動繼而又宣布了該運動的45人領導層名單，宣布要建立革命委員會；最後，930運動宣布廢除中校以上的所有軍銜。與此同時，東爪哇等地的930運動軍也開始行動，而印尼共的個別領導和媒體也公開支持了930運動的這次「反政變」。

10月1日早上5點30分，蘇哈托被叫醒後得知了目前的情況，立即調動戰略後備部隊反擊翁東的930運動軍。後者似乎未料到這種情況，所以一觸即潰。到晚上7點左右，蘇哈托軍已佔領了雅加達市內被930軍佔領的所有要點。晚上9點，納蘇迪安抵達蘇哈托處與其會合，然後向全國宣布自己已經接管軍隊最高指揮權，將攻入哈利姆基地「救出蘇加諾」。隨後，蘇加諾拒絕了達尼少將讓城別走、再圖反攻的請求，離開哈利姆基地抵達另一處行宮，自此脫離了930軍；之後更與蘇哈托合流，委以「恢復秩序」的全權。蘇加諾走後，930軍人士氣崩潰，紛紛向納蘇迪安-蘇哈托軍投降。

10月2日，眼看大勢已去的艾地和達尼也逃出哈利姆基地。艾地逃往日惹。面對當面質問他首都到底發生了何事的當地黨幹部，艾地表示930運動只是一次陸軍內部的糾紛；印尼共與其完全無關，並將繼續支持蘇加諾。此後，印尼共面對政變軍人和穆斯林教士煽動的大規模屠殺幾乎是毫無還手之力，只是坐等「加諾兄拯救」而已。然而，這個拯救沒有也不可能到來。11月底，艾地被殺，同時整個印尼共產黨的組織也基本上被摧毀了。在美國、蘇聯、英國的援助下，後續的大屠殺持續到1966年，至少有50萬共產黨人、支持者或者被錯認為共產黨的普通群眾（最大的數字是300萬）慘遭殺害，另有數十萬人被捕（到1970年代中期仍有10萬人被關押）。

1966年3月11日，蘇加諾將權力移交給蘇哈托在美國的支持下建立了所謂的「新秩序」，而亞當.馬利克等人也雞犬升天。

此後，少數印尼共產黨人在中國重建了印尼共總部，而後在東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展開游擊戰爭，但到1970年代中期終於也歸於失敗了。

翁東中校被捕後，忍住了嚴刑拷打，即便在印尼共已被確認煙消雲散的法庭審判階段，依舊拒絕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目前，儘管公認他是一位左傾的軍官，但卻沒有有力的證據支持他確實是一位共產黨人，相反有大量證據表明他同後來鎮壓930事變的人有親密的聯繫。

1967年，軍部推出一個名叫塞賈姆的印尼共產黨幹部，宣稱他領導的「印尼共產黨特別局」領導了930事變。然而，塞賈姆的生平卻充滿了謎團。

在整個1960到1970年代，有許多人接受了審判，留下了龐大的資料。然而這些政變參加者和同情者們給出的看法也是自相矛盾。

顯而易見的是，蘇加諾、艾地和達尼都參與和支持了930事件，而蘇哈托則很可能事先知曉事件。然而，蘇加諾和艾地都沒有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來支持930運動，反而紛紛爭先恐後地與930運動劃清了界限；而廣大印尼共的中下級幹部，則根本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更不要說支持930了。唯有蘇哈托利用這一事件，一飛衝天。

930事件組織得非常倉促，執行得一塌糊塗，顯然出自極少數人倉促的密謀（居然有陰謀論客將這一陰謀歸咎於我黨或具體說是周公——這簡直是把策划過大量起義和暴動的周公當弱O——如果考慮到同一書又在渲染共諜萬能論，那就只能說明作者自身是弱O或是刻意將目標讀者群定位為弱O），而且這些人似乎真的相信有一個大政變將在10月5日發生（情報源來自哪裡呢？），所以不得不在沒有周密計劃的情況下採取了行動。這個小圈子就是翁東中校和他那些思想左傾的軍官夥伴，至於情報的來源則不得而知。拋開史學界流行的塞賈姆陰謀論、CIA陰謀論、英國情報機關陰謀論和蘇哈托陰謀論，我們只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這是由蘇加諾總統左右少數左傾的親信軍官在某個不明來源的「軍部政變計劃」刺激下發動的一次先發制人打擊，其目標是幫助蘇加諾掃除可能威脅自己的右翼軍人。

毫無疑問，單就這些人來說，他們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可是，他們的計劃卻得到了蘇加諾總統的認可。在這種情況下，艾地等印尼共高層的少數領導人也參加了這個密謀計劃，跑去翼贊蘇加諾和他周邊小圈子的冒險。然而，當冒險露出破綻時，「加諾兄」卻首先跳下了這條破船，跑到蘇哈托那裡去了；艾地也只好嘗試與930劃清界限，寄希望於蘇加諾永遠不會到來的拯救。

身為一個數百萬人大黨的領袖，艾地不相信群眾的力量，卻相信幾個校官和2000名士兵的力量，相信「加諾兄」個人魅力的力量。這本身就已經很豹笑了，也深刻說明了「左」傾盲動是怎樣從右傾妥協路線轉化而來的。而印尼共在艾地放棄領導後一盤散沙的表現，似乎又反過來「證明」艾地的不信還「有點道理」，這真可以說是互為因果了：右傾路線製造了渙散的黨，而渙散的黨反過來加強了右傾路線本身。

930事件能給我們的啟示很多，但歸根結底就是一條：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題主在題目中提到的兩點：

「印尼在60年代因為毛勢力的擴張而殺害了千萬印尼人」 ----- 因果錯誤；死亡人數過於誇張
「98年印尼反華事件是一個報復」 -------- 過於片面

不想看過程的話結論在這裡：

如果非要用一句話解釋這場65年的大屠殺，可以說是 a vast anti-communist coalition in the context of state-building. (在政權交替/建立背景下的大規模反G聯合產物）
一句話概括98年的大屠殺，可以說是 mass riots in the context of state-building. (在政權交替/建立背景下的大規模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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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1965的930事件本身是場軍事政變。

自稱的印度尼西亞國民軍殺了印度尼西亞陸軍6個將軍，聲明說控制了蘇加諾總統
同時爪窪島（印尼最大人口島）也有人想要控制陸軍和幾個主要城市

這場由自稱印度尼西亞國民軍主導政變並沒有完全「成功」，蘇哈托（當時的陸軍少將）抓住機會取得了政權。「成功」打引號的原因是因為學術界對事情的來龍去脈還是有爭議。

蘇加諾長這樣：

.. 是不是很像成奎安 hahahaha

然後蘇哈托長這樣：

當年剛上台的時候西方媒體還覺得這哥們兒推翻獨裁大大的好... 結果不久就新聞管制，還遣返外國記者...

930事件的發生大概四種解釋，

蘇哈托政府定性的：PKI (印尼GCD) 想奪取政權，失敗了，所以後來大屠殺是懲罰性的
學術界叫Cornell Paper：（相對）低級別軍隊之間的分裂衝突。提出這個觀點的學者被禁止入印尼30年，蘇哈托下台後才允許他去
Network, Coalition theory: PKI 和軍隊之間的分裂衝突
Set-up：雖然930事件後有清晰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有很多理論支持預謀論，但並沒有特別和完整的證據說930是有預謀精心策劃的。

幾個注意的點：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人口國
蘇加諾獨裁政權並不穩定，親PKI，軍隊擁護者多在空軍
60年代西方多米諾理論，遏制理論的大環境
930事件本身只有12個人死亡
PKI中很多華裔
死亡人數一般認為是 50W-100W 左右，並不全是華裔
華裔在東南亞的名聲大致相當於二十世紀初猶太人在歐洲的名聲，但並不代表華裔都是有錢的富人。有錢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還是中產甚至無產..

為什麼65年的整個印尼會有大規模屠殺呢？原因理論很多。Hefner的 Civil Islam；Roosa的 Pretext for Mass Murder: The Septermber 30th Movement and Suharto"s Coup d"Etat in Indonesia; Barker的「State of Fear: Controlling the Criminal Contagion in Suharto"s New Order; Pepinsky的Economic Crises and the Breakdow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Slater的Ordering Power; Chua的World on Fire寫的不錯，包括了主流的幾個解釋理論

Society v. Society: 65年的屠殺不全是政治力量主導，社會運作期間埋下的各種導火索，比如宗教與PKI(無神論)一直有衝突，少數族裔v.多數族裔，階級衝突等等等...
930事件標誌著蘇加諾政權（親PKI）對於全國的控制崩潰
也標誌著新政權企圖建立秩序的開始 (獨裁者往往製造敵人，消滅敵人來表明獨裁者權能給你安全）
國際影響導致蘇哈托建立政權過程中的意識形態站隊：蘇哈托反G親美（西方給了蘇哈托政權PKI名單）
為什麼是華裔呢？- Middleman Minority Theory - 少數族裔扮演經濟體中「中間」人角色（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經濟角色，如商人, 放款人..) 容易被歧視/攻擊.

如果非要用一句話解釋這場65年的大屠殺，可以說 a vast anti-communist coalition in the context of state-building.
後面的故事就是教科書式的獨裁政者蘇哈托執政32年.. 社會控制，政治高壓, 獨裁者做的他基本都做了...

65-98年值得注意的幾點

65年的印尼反G反華浪潮過後，蘇哈托的社會高壓控制（包括對華裔的去中國化教育）主要集中在爪窪島
爪窪島上華裔很多改名換姓，但是與其他族裔的隔離依然明顯
非爪窪島上華裔相對獨立，受影響相對較小，依然能夠說廣東話/福建話.. 與當地其他族裔關係更融洽
華裔富人相對來說依然是少數人，但是「華裔有錢」的名聲依然在
華裔極少被當做印尼人

所以98年的反華與65年的反華相比：

反G色彩少
受害者相對少，有相當一部分印尼人死於騷亂帶來的火災..
針對華裔的暴力主要集中在北蘇門答臘島和爪窪島（特別是雅加達），並沒有發展到全印尼
依然在新老政權交替的背景之下（蘇哈托這之後就下台了），各種政治勢力衝突交錯
獨裁之下，印尼經濟萎靡，貧富懸殊，政治動蕩，甚至食物短缺..

所以一句話概括98年的大屠殺，可以說是 mass riots in the context of state-building ..

-- 現狀：

鍾萬學（華裔，基督徒，富人）2014年被選為雅加達特區省長（前任省長是現任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wi。佐科威競選省長時，鍾萬學是其副省長）
2017.5 update - 鍾因關於古蘭經言論被判兩年。Jakarta governor Ahok found guilty of blasphemy

左邊是鍾萬學，右邊是佐科維
爪窪島華裔依然與其他族裔相對隔離
華裔相對也更可能被歧視

對於文明發達程度沒有高到足以建立近代威權國家的地區，民眾不會接受過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的教育，大規模的民間暴力本來就是不可或缺的社會組成要素。如果你再引入了伊斯蘭教，那全社會上下就會形成近乎軍事組織的嚴密團體，這種大規模的民間暴力就會更加被助長；要是昭和日本、蘇聯之類的勢力再來摻和一腳，那局面就幾乎無藥可救了。

馬來語世界近幾十年所發生的一切慘劇，都是這些因素的構成結果。各種因素摻雜在一起，既有穆斯林社群對外固有的擴張力和民間暴力傾向（馬來西亞的一些排華事件就是爆發在穆斯林的宗教節日），又有昭和日本、蘇聯先後扶持了馬來民族主義的因素，再有就是在華人經濟地位相對較高的情況下固有的仇富心態。930事件後的大規模暴力不是孤例，往前一年有1964年的新加坡衝突，往後五年有1969年馬來西亞全境（蔓延到新加坡和印尼）的五一三，往後三十多年還有距離我們更近、造成傷亡也更大的1998年排華事件。

就事論事，共運在馬來語世界的角色是相對光彩的，然而它卻從來沒有可能成功。在沒有工人階級的地方發明無產階級，本來就算不上純粹的共運，不如說是禮失求諸野，屬於大規模的社會冒險，如果求得到禮自然是皆大歡喜，如果野人的品質更加敗壞，那就萬劫不復了。即使在中國，把國家交給天國和義和團仍然是可能出現的失敗結局，更不用說文明程度遠遠比不上中國的馬來語世界。靠群眾路線變革社會的做法，新加坡的PAP已經做了，也取得了成效，然而這條路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根本不可能走通。英國人經營馬來一百多年，新秩序的影響範圍僅僅有一個小島大。

在新加坡以外的半島和群島地區，起支配地位的就是前近代的舊世界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經驗在那裡全無用武之地，這也是新加坡最後被迫獨立的原因。然而即使是舊世界，也有品秩高下之分，在英屬馬來的統治下，舊社會貴族的地位相對得到了保持，能建立基本的文明和秩序。儘管同樣對華人社群不算友好，出身大貴族的拉赫曼的吃相也是相對好看的——和鄰國出身軍人的蘇哈托比起來如此。然而我們還是要看到，1969年的馬來西亞騷亂，對拉赫曼的反對派在其中出力甚大。這種靠舊社會的中堅維持的脆弱秩序，本質上也是不可持續的。

而印尼，連這些都全部沒有，爆發傷亡慘重的排華事件，原因正在於此。荷蘭的殖民手段一直相對原始，所以既很難培養出拉赫曼那樣對帝國主義忠誠的舊貴族，也很難培養出李光耀那樣開創新秩序的新中堅，讓荷屬東印度成為了秩序的空白區。國際勢力更是在印尼起了非常差的作用。如果說蘇聯支持把信奉真主作為建國五原則之一的印尼是為了國家利益，那麼當印尼武裝侵略伊里安時，拒絕給荷軍軍艦裝煤的荷蘭工人就已經證明，一些所謂「左派」的節操，半個子都不值。在這樣的縱容之下，這種野蠻的社會狀態，才得以維持到現在。

理解了這些，就會知道，馬來語世界的前途和命運，可能不會顯著好於中東地區。伊斯蘭教在世界範圍內普遍極端化，這是大氣候，菲律賓南部已經出現了ISIS的分部，蔓延到印尼只是時間問題。此地的人民又從來不乏民間暴力的經驗，這是小氣候。像歐洲一樣，我們也會近在咫尺地、大規模地受到原教旨主義的滲透和威脅——不只來源於西北地區。做好這樣的準備。

九三涉及到的問題太多了，就簡要說一下吧。印尼共產黨可謂在自己同志們的屍體上三起三落，1926年領導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的大起義被鎮壓，1948年茉莉芬事變後被宣布為非法，50年代印尼總統蘇加諾為了制衡日漸尾大不掉的軍方開始支持印尼共產黨，印共又轉入公開活動，在第三任黨主席迪·努·艾地的領導下發展迅速是當時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印尼共成員普遍參加了各級政府，在農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組織工會和中共當年的做法如出一轍。當時的印尼海軍和空軍也是支持印尼共產黨的。圖片: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

而當時的印尼陸軍不但攜「戰功」的餘威而且已經開始了對國民經濟的滲透，與印尼共產黨水火不容，蘇加諾總統是民族主義者與中共關係十分密切，有所謂的「北京—雅加達軸心」之稱，與親美的印尼陸軍將領關係緊張。

圖片為蘇加諾總統和毛澤東。當時印尼各方政治勢力的博弈也有東西方冷戰的影子。蘇加諾在當時是有巨大政治威望的，足可以平衡各方勢力，但隨著蘇加諾總統病情的加重，印尼共和印尼陸軍各自都加緊了奪權的動作。至於九三零事件，個人認為是親蘇加諾的左派軍官所為，艾地可能事先並不知情，因為九三發生時，還是之後軍方對印尼共的屠殺，印尼共的應對均是非常的疲軟和被動，僅僅在西加里曼丹、東爪哇等地進行了零星的各自為戰的反抗暴動，完全不像是在下一個關係到本黨生死存亡的政治賭注。下圖為臨刑前的艾地

軍隊逮捕印尼共成員

很多時候，軍隊並未直接參与屠殺，而是通過宗教團體、流氓組織來進行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就是其中一個參與屠殺的宗教團體的領袖，後來他曾為此公開道歉，這是非常難得的。這些團體至今仍有很大勢力，通過《殺戮演繹》這部紀錄片可以看到連副總統都要巧言令色的獲取pemuda pancasila這個在當年在大屠殺中扮演了急先鋒角色的團體的好感。現在的旅遊勝地巴厘島，就是當年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地區，最後因為屠殺實在太過火，還是軍隊出面制止的。至於98年的排華，比較廣泛的說法是受經濟危機的重創，蘇哈托面臨著下台，他的女婿普拉博沃中將有意製造暴亂把矛盾指向華人，藉此進行軍事管制，維護蘇哈托的權位。需要指出的是網上關於屠華的照片有一些是西加種族衝突中獵頭族達雅人砍殺馬都拉人和印尼軍隊東帝汶暴行的照片。直到現在印尼共在印尼仍是十分忌諱的話題，在印尼宣傳共產主義最高可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印尼前總統瓦希德曾經想廢除禁止流亡海外的印共成員回國的法令最終以失敗告終。美國導演奧本海默因為拍攝了兩部反應當年大屠殺的紀錄片《殺戮演繹》和《沉默之相》被印尼政府拉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以前的華人是被禁止參政、參軍的，現在印尼也有了華裔議員和市長、華人警隊。在蘇哈托新秩序時期被迫中斷的漢語教育也在興起。不過我認為雖然蘇哈托倒台了，印尼也廢除了歧視華人的法令，在蘇哈托時代的利益集團現在仍有很大的勢力，華人的處境雖然好轉但仍需小心。一部印尼愛情片《sang penari》譯:舞娘就反應了印尼共產黨在農村的活動以及隨後的大屠殺。

直到今天我才發現：@傅友德原來是個隱藏托派分子！（看來，赫禿子給偉大領袖和畫幫給F4扣上的托派帽子儘管不得要領，但並非毫無根據）嚇得我趕緊念起了一首詩：

《卜運算元·悼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志》
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難為久，
春來反凋殘。
殘固不堪殘，
何須自尋煩？
花落自有花開日，
蓄芳待來年。

以上就是我黨給艾地同志的歷史評價，就此還可以參閱蘇哈托軍事政變後新華社通訊稿《艾地主席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偉大舵手》一文。方教邪黨長期以來是欲與天公試比高、方相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藍星無敵第一導師，沒幾個人入得了他們的法眼（他們小團伙內部當然是互相稱兄道弟、流氓痞氣）。在傅友德看來，艾地同志是根本配不上這般殊榮的：右傾投降主義機會分子艾地，是延誤和葬送了印尼人民革命事業的歷史罪人，甚至可以說其一生很「豹笑」。傅友德輕蔑地嘲笑英勇的艾地同志在法西斯槍口下的壯烈犧牲，本來已經不是一路同志了，卻後又煞有介事地指點江山，充當起深切關心國際共運前途命運的人類大救星，總結起了什麼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要掌握革命領導權的「歷史經驗」。這下，托派的帽子是必扣不可了。
對艾地同志及其印尼共（1951-1966）革命道路的不同評價，實質是馬列主義和托匪雜碎思想兩條路線你死我活的激烈階級鬥爭。現在，傅友德就暴露出他與人民為敵的極「左」野心家真面目。他的言論跟托派頭子王凡西、劉宇凡是一條三角褲一家人穿：
......為了證明自己一貫正確，千方百計去巧辯什麼「雖然不斷革命論對，但革命階段論也沒錯」，還強裝沒事人一樣極力向其它國家共產黨推薦那沒錯的革命階段論，要別人受這種錯誤理論約束──這就罪莫大焉！印尼共產黨就是因為忠實執行革命階段論，堅信蘇加諾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能夠同自己一道實行民主革命；為了拉住這個盟友，多次拒絕支持群眾的自發革命行動，甚至愚蠢到支持蘇加諾解散立憲會議，理由是階級利益要服從民族利益，結果使革命群眾在蘇哈托的右派政變中完全解除了武裝，五十萬（一說一百萬）人被蘇哈托宰殺。這完全重複了中國第二次大革命中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導致革命悲慘失敗的覆轍。（《毛澤東思想論稿》代序：勝利中的失敗）
傅友德的原話是什麼呢？他說：
(印尼共）身為一個數百萬人大黨的領袖，艾地不相信群眾的力量，卻相信幾個校官和2000名士兵的力量，相信「加諾兄」個人魅力的力量。這本身就已經很豹笑了，也深刻說明了「左」傾盲動是怎樣從右傾妥協路線轉化而來的。而印尼共在艾地放棄領導後一盤散沙的表現，似乎又反過來「證明」艾地的不信還「有點道理」，這真可以說是互為因果了：右傾路線製造了渙散的黨，而渙散的黨反過來加強了右傾路線本身。
本質托匪傅友德千言萬語一句話，就是艾地自1951年任印尼共中央第一書記以來推行的路線，尤其是印尼共五大、六大確立的關於三種鬥爭方式相結合、納沙貢、上下革命與下上革命、和平過渡和國家政權兩方面等問題上的原則方針和政策，統統都是右傾錯誤的。如此看來，艾地一生的主要貢獻也就是年輕時參加了八月革命罷！
然而事實果真如傅友德之流所說嗎？艾地的路線既然錯得如此離譜，何德何能八年內五次訪華並受到偉大領袖三次親自接見？現代修正主義的代言艾地及其領導的印尼共又為何拒不參加新沙皇勃列日涅夫陰謀策劃反華反共的籌備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國際會議起草委員會會議？這一切背後的傅友德，究竟是人性的淪喪還是道德的扭曲？是性的爆發還是饑渴的無奈？
事實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我黨從來都鼎力支持艾地及其印尼共的路線。這條路線是符合全世界無產階級長遠利益的。即在武裝保衛紅色中國的前提下，支援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和反帝鬥爭。托匪分子叫囂的國際主義世界革命，就是要求印尼共以本國人民利益優先，不顧全球反霸的大局，忽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盲目進行「不斷革命」。
他們看不到或者別有用心地不希望看到紅色中國擺脫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孤立，廣泛與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結成同盟，被蘇加諾這樣的民族資產階級左翼抬進聯合國。傅友德就差咆哮：偉大領袖是人人喊打的民族主義分子斯大林主義者了！

在東方紅太陽的無限光芒下，我們必須批駁托派、叛徒、特務傅友德的無恥讕言，為艾地同志作出以下正名：

1茉莉芬事件給了印尼共「正確的教訓」。
茉莉芬事件之後，艾地同志正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印度尼西亞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辦法，總結出了通過民族獨立走向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1954年3月召開的五大上，艾地正確地指出當前的革命任務是民族民主的階段革命，停止了特倫甘納地區農民游擊鬥爭，順應了紅色中國和印尼正式建交和友好往來的時代潮流。不久艾地就頻頻率團訪華、訪蘇。在國內，印尼共空前地發展、壯大了起來。在國際上，印尼共也通過沒收荷、美在印尼資產，打擊了大廈將傾的帝國主義殖民體系。

2艾地同志沒有「奉蘇加諾為統戰路線最高領袖」。
艾地同志強調，支持潘查希拉、政治宣言和蘇加諾是有條件的。固然受蘇共二十大影響，1959年印尼共六大寫明和平過渡一條，但也指出要「保持高度警惕」，中蘇論戰我方也從未排除這種可能。艾地同志英明地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情況下，自下而上的革命也要保留。
如果這些就是所謂的奉蘇加諾為統戰路線的最高領袖，那麼偉大領袖三度會見蘇加諾（待遇規格跟艾地一樣）豈不是叛變革命？1962年姚仲明大使拜會蘇哈托回來要不要給槍斃掉？蘇哈托駁斥荷軍所謂印尼游擊隊已被擊潰也不應該，要把反蘇哈托放在第一位？如果這是右傾投降，那麼右傾投降就是對的。只有極端反華、反共和反毛主席的托匪傅友德才會大題小做地對此叫嚷，動輒就是修正改良熄滅論。

3艾地同志的一生是輝煌的。
實際上，沒有直接、確切的證據表明印尼共參與了九三零政變。即使不陰謀論成這是法西斯軍部炮製的國會縱火案第二，也不能武斷侮辱革命先烈艾地同志是投機分子。這樣做的人都是別有用心，例如蘇哈託大肆逮捕共產黨人後重建的所謂印尼共中央（一個零散的殘部而已，主要領導人都已經就義）臨時作出的所謂《自我批評》決議。不能以後來我國與印尼斷交、七十年代印尼共在我黨的援助下開展游擊戰的時期，去反對前一個時期，二者不是對立而是互補的。

4印尼共的鬥爭永垂不朽，印尼人民革命事業永垂不朽。
印尼共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像傅友德這樣從主觀方面在個人身上找原因是典型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反映了托匪傅友德身上的小資產階級通病。蘇哈托法西斯專政穩定持續了三十二年，更被資產階級的發展經濟學吹噓為所謂的亞洲四小虎之一；反而是蘇加諾執政末期，經濟蕭條、民不聊生，被右翼威權政權取代只是時間問題。印尼共和蘇加諾等的歷史功績在於確保了印尼民族獨立的革命果實，這是任何人，更不用說傅友德等鼠輩所能抹殺的。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
印尼共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永垂不朽！

印尼反華和革命輸出沒有半毛錢關係，印尼共當時作為世界第三黨，領袖幾乎沒有給任何東西，所有東西都是蘇聯人給的，蘇聯人親自下場。所以和領袖的關係半毛錢沒有。領袖的輸出革命，實際上只是口頭喊得響，熊孩子看不起老教授，處處想別蘇聯一套，真正對世界革命物質輸出極少，和印尼共也沒有組織人員上的關係。

印尼共華人很多甚至佔據了半壁江山，這很簡單因為華人根本就不是有些人鼓吹的「東方猶太人」，東南亞那邊的華人大豪，實際上大多數都是靠給殖民者當二等人，通過政治資源或者投機壟斷某些資源渠道的寡頭。有歐美人就認為這些人根本不具備西方的「企業家精神」，當然你不能指望資本家有良知，但是這些靠壟斷資源投機發家的華人寡頭本質來說和當地掌握政治資源的土人統治者是沆瀣一氣的，壟斷資源把好處自己都吃下去，造成經濟社會結構上客觀的社會撕裂，又直接造成和有挑動底層兩個民族人民的仇恨，最後又以此來挑動暴力發泄仇恨，提前引爆階級矛盾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讓無辜的底層華人遭受厄運。當然中下層階級華人小商人和土人的矛盾也是客觀存在的，但不好量化估計，但無論如何從大屠殺打砸搶強制沒收華人的經營財產，到市場崩潰後又被迫還市於華，可見廣大土著基本的工商業才能和經濟地位顯然都是一塌糊塗，這種日常生活群體間矛盾沒有而且不劇烈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華人也是最窮苦的人群的很大部分，不能為殖民者歷史上的洋大人選中看上當狗，很大程度很大人口實際上也就是碼頭苦力。這就是為什麼華人超出自己佔據印尼社會人口比重，成為印尼共力量半壁江山的原因。基於這種兩個民族的被壓迫者的共同生活，印尼共的民族政治是堅持民族平等的進步的，也是當時印尼社會唯一的進步力量。所以不是赤匪連累了華人，說這種話的人對這件事好無了解。

總的來說，大陸對印尼這事，就是完全插不上什麼手，無論是輸出革命，還是撤僑。但至少沒有像台灣偽政權一樣幫倒忙，陷華僑台胞於水深火熱的境地。

南亞地區，氣候很好，各種吃的也不缺少，千百年來，養了一群懶漢。

後來華人來了，勤勞刻苦，優勝劣汰，替代當地土人成為財富的擁有者。

然後，貪婪的土人當然心裡不平衡了。

再加上華人也看不起那些好吃懶做的傢伙，也沒有融入到那裡面，畢竟華人的鄉土意識是最強的。

最終結果是，在有心人的挑撥下，那些土人變成了暴徒。

60年代是因為印尼共產黨針對印尼當局親美勢力發動政變，失敗後蘇哈托上台，屠殺印共，其中有30萬華人.
（此事件疑似和中國有關，但無從考證）
98年是因為金融危機，蘇哈托轉嫁到華人頭上，因為華人普遍有錢.（和希特勒排猶類似）屠殺了上千華人.
二者性質完全不同.

就我讀過的，兩本書，一是四川人民八十年代的《印尼9.30事件》，單講事件過程。二是世界知識八十年代出版的《外國記者眼中的印尼》，講述前因後果。
印尼共產黨，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印尼的合法政黨之一，深度參與印尼政壇，「半人半神」蘇加諾總統的支持力量，並被他庇護著。印共從議會路線走向武裝鬥爭（轉變不清楚），但自身不掌握武裝力量，就策劃軍隊政變，在很短的時間內，控制空軍司令和一大批陸軍中級軍官，特別是蘇加諾衛隊的中級軍官。據說海軍親蘇聯，陸軍親美。在政變前，成立了指導委員會，經常開會，但是效果不大。政變要通過綁架七名陸軍高管，保衛總統府，促使蘇加諾聲明支持，從而取得合法性，並建立以印共成員為核心的革命委員會。結果殺掉六個高級軍官，佔領總統府，一名高級軍官逃脫。逃脫的軍官，成了阻止政變的中堅力量之一。蘇加諾態度模稜兩可，先是不反對，後來不支持。被動員的很少軍人，在雅加達很快失敗。
蘇哈托並不是綁架目標之一（很奇怪），他穩定了駐雅加達的陸軍。
中國在政變中的角色，不明，但可以肯定，沒有直接參与（沒有武裝部隊支持）。但是中國和蘇加諾以及印尼共產黨都保持著極為親密的關係，大使館對政變的態度極為曖昧。

有答主開始賣屁股真有意思帽子滿天飛

從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產黨

　—— 印尼共產黨簡史
作者：克雷-鮑文(Craig Bowen)
譯者：詹特拉
譯者的話：
印尼共產黨創立於1920年5月23日，比中共早一年又一個多月，比馬共早了近十年。如本小冊子的題目所示，印共在其歷史上曾經歷從骨灰上的三起三落，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那次，慘遭以蘇哈托為首的右派軍人集團摧殘，最為慘重，幾乎到了難於復甦的地步:黨的最高領袖（包括艾迪主席）被殺，數十萬黨員和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支持者也沒能躲過屠夫們的刀槍，一個號稱擁有三百萬黨員和兩千萬支持者，在世界上僅次於中蘇兩大黨的第三大黨，為什麼毫無抵抗就在一夜間轟然倒下？印共歷史的三起三落，尤其是第三次，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什麼影響，特別是在黨的思想政治理論和組織建設、黨的鬥爭路線和方針方面，對前殖民地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有什麼經驗和教訓，值得參考和借鑒?這是國際上許多嚴肅的歷史學者至今仍然很有興趣思考和研究的主題。
抱著這個目的，譯者試圖把這本從用語、觀點、立場和方法來看，顯然是另類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翻譯出來，給對印共鬥爭史感興趣的讀者，提供多一種閱讀選擇。俗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藉助別人的批評和幫助來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
需要說明的是，本譯文對原文略有刪節，主要是刪除了帶較強烈派系色彩具有爭議性的評述。
引言
二十五年前，印尼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很有志氣和抱負的革命政黨，擁有350萬名黨員。之後六個月，它實際上就被消滅了，有上百萬人民被殺害。但是，這不是印共（PKI）第一次被粉碎。印共在五十年的時間內曾三次崛起，三次被粉碎，而最為恐怖和最為悲慘的一次，就是緊接著1965年9月30日事件而來的那一次。
事情為什麼會發生？本小冊子將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為此，將聚焦於印共整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一些基本主題和理論問題。
不過，這樣寫不僅僅是因為對歷史的愛好而已。我們相信，印尼的教訓在當今所有的前殖民地世界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印共面對的理論問題，跟整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積極分子今天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本小冊子正是針對那些認真的積極分子而寫的。
本小冊子只能算是對於印共極其豐富的歷史的一個介紹而已。同時，有關這個題目的書相當多（其中一些非常糟糕），據我們所知，自三十年前有了印共領袖艾地寫的「正史」以來，印共的歷史尚未曾濃縮成小冊子形式出現。
這將會是對印共歷史的一次非常嚴謹認真的審視，不過，必須指出，儘管有各種批評，很明顯的是，五十多年來，印共把印尼社會幾代尖子都吸收到自己的隊伍里。印共被消滅的消息，是對整個國際勞工運動一次可怕的打擊。
二十五年來，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報紙拍打著自己的胸膛，天天大肆吹噓：「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的信息。然而，儘管資本主義獲勝的空話滿天飛，階級鬥爭的勢頭一直沒有減弱，特別是在前殖民地世界。本小冊子在現在出版，也許是適逢其時，如今，勞工運動的領袖們在國際上實際上正和資本家一起垂頭喪氣地為馬克思主義高唱喪歌。
我們的分析恰恰相反。
在印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曾經是貫穿整個工人階級運動歷史的支柱。而且，任何屠殺，任何拷打，任何監禁以及任何鎮壓，都不能消滅思想。
尤有甚者，正如印尼新一代積極分子知道的那樣，革命從來不曾也從來不能在座談俱樂部的圍牆內取得成功。政治理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不是鑒於其自身的價值。理論的全部意義在於它是行動的指南。正如一位勇敢的死在波文蒂古(Boven Digul，此處為荷蘭殖民統治時代關押和放逐印尼政治犯的集中營和流放地，位於新幾內亞島，今之西伊里安——譯者)的印共元老阿里爾漢姆（Aliarcham）所說的：「一面學習，一面鬥爭：不學習就不可能去鬥爭！」
我們完全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不但遠遠沒有死亡，而且將再次成為印尼強大的勞工運動背後的推動力，當它又一次從骨灰上崛起之時。
它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1990年9月
早年時期
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來自一個與眾不同的源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於1914-1918年——譯者），造反之風吹襲整個爪哇（Jawa）。荷蘭殖民主義者處在四面楚歌當中。遠在數千英里之外的列寧寫道：「一個有著重要意義的進展是，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 ，印尼在舊殖民時代的名稱）的革命民主運動到處蔓延……政黨和工會正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在建立。政府正在禁止它們，因而只能煽起憤懣情緒和加速運動的發展。」
荷蘭殖民主義是非常殘酷的。一位美國的來訪者寫道：「一位波利尼西亞人（Polynesian，波尼西亞指中太平洋的島群，主要包括夏威夷群島、薩摩亞群島、湯加群島和社會群島等——譯者）被流放到普通的爪哇人活動的一個地點時，將會立即虔誠地相信，這就是傳教士曾告訴他的關於地獄的最壞的事情。」對印尼大眾的剝削是如此之深重，以致19世紀荷蘭社會資本大部分資金的形成，是靠吮吸印尼的財富得來的。然而，印尼人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是停滯不前，就是在下降。
一位自己曾經當過種植園主的作家這樣描繪爪哇的契約勞工：「他們可能不會逃離自己的工作，因為這樣做受到他們的契約禁止，而這些契約是那些愚昧無知同時受誤導的苦力們在爪哇某處簽訂的……他們是在從事強迫勞動，或者換句話說，他們是奴隸。這些苦力們由早到晚艱難地、辛勞地彎著腰工作；他們深陷於發出陣陣惡臭味的沼澤地，而貪婪成性的水蛭們則在吮吸著他們稀薄的血液，傳播瘧疾病的蚊子們也在毒害著他們病弱之軀。但他們不能逃走，因為他們被契約捆綁住。公司的打手、守衛和警察們，這些非常有力氣而且像野獸般殘暴的大力士們，將會追捕到那些逃跑者。而當他們抓到他時，少不了給他一頓毒打，並把他關押起來，因為契約把他捆綁死了。」
爪哇的第一條公路也是在荷蘭總督丹德爾斯（Daendels）的指揮下，利用強迫勞工修建的，那些不能按時完成他們獲分派路段配額的勞工立即被弔死。但是，最豈有此理的是，這條公路「只准歐洲人專用。兩旁的泥巴路則是提供給『土著』的！」（注1）
然而，對這種情況非但沒有逆來順受，在整個殖民地時期都發生反荷起義，至於爪哇島以外的地方，荷蘭直到進入20世紀許久之後，才完成對它的直接控制。萊佛士這個英國殖民主義者曾評論說：「自從歐洲人到來之後，他們（爪哇人）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企圖重獲自己的獨立。」不過，各種叛亂總是僅僅在地方或區域層面發生。
1911年，印尼第一個全國規模的群眾性政治組織——伊斯蘭協會（Sarekat Islam）成立了。它原本是為了保護爪哇峇迪（batik，一種印花布——譯者）商人在與印尼華商競爭時的利益而成立的，隨後它在烏瑪爾-賽伊德-佐格羅阿米諾多（Umar Said Tjokroaminoto）領導下，很快就變成一個由城市商業階層擴散到城鎮貧苦居民，並深入到鄉村地區的不滿情緒聚焦點。
差不多與此同時，一位原荷蘭鐵路工會負責人Henk Sneevliet，因為在荷蘭上了黑名單，跑來印尼找工作。在他的推動下，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Indonesia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簡稱ISDV ）於1914年成立。它的會員人數從原來的60人在次年就增加到85人，而且，他們還開始出版報紙，不過是用荷文出版，因為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絕大部分會員都是荷蘭人，而且，儘管實際情況顯示，貧窮在加劇，他們無法擴展影響至印尼的老百姓。
這時候，與其說是政黨不如說是一個社團的伊斯蘭協會，相比之下，卻擁有成千上萬的支持者。於是，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作出決定，把自己的工作向這個社團傾斜，而印尼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從這個源頭吸收過來的。
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名叫司馬溫（Semaun）的年輕鐵路工人，他在17歲時就擔任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泗水（Surabaya）分部的副主席，1917年又擔任第一張印尼文社會主義報紙《自由之聲》（Soera Merdika—原文如此，英文是The Free Voice——譯者注）的一位編輯。
1917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這一年，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內的保守分子由於Sneevliet在黨報上寫了一篇慶祝俄國二月革命的文章而分裂出去。這篇文章聲稱：「荷蘭人在荷屬東印度的統治將步沙皇的後塵，只要印尼人下定決心去抗爭的話。」
政府立即開始對Sneevliet提出控告，並且企圖禁止有關起義的議論，它不可避免地產生反效果，要不了多久每個人都在談論俄國革命了。
在Sneevliet候審的同時，保守派控制的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之Jakarta雅加達—譯者）分部發表了一份聲明，聲稱「我們應該反對那些置本地居民群體為實現民族獨立和自由需要的團結於不顧的人，通過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在內部挑起不和。」
其時，伊斯蘭協會也陷入混亂狀態之中。司馬溫已經遷移到三寶壟（Semarang）。在這裡，他在創建強大的伊斯蘭協會分會的工作中起著關鍵作用。該分會對伊斯蘭協會領導層越來越多地作出公開批評。到了1917年代表大會時，佐格羅阿米諾多和其它伊斯蘭協會的領導人要求斷絕與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一切聯繫，但是，作為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勢力中心的伊斯蘭協會三寶壟分會卻獲得其它分會的有力支持。
結果，伊斯蘭協會不但沒有把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除名，反而被迫發表了一篇聲明強調指出:如果「議會行動證明是沒有效果的話，伊斯蘭協會將毫不猶疑地起來造反。此外，大會還譴責外國『罪惡』的資本主義，要求有政治組織結社自由，根本上改善勞動和土地的立法，實施免費的公費教育。」（注2）
這樣一來，伊斯蘭協會就由六年前的一個保護商人（利益）的同業公會，以及僅僅在四年前還宣稱它無條件效忠於荷蘭政府的組織，變成朝著革命方向迅猛前進的一個群眾團體（組織）。
不過，布爾什維克領導的1917年10月革命，是當年所有事件中具有最重大影響力的。它發出了震撼全世界的電擊般的刺激。然而，它尤其鼓舞了印尼的革命者，因為別人老是告訴他們說，印尼太落後了，它沒有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足以奪取政權，而且事實上，它還受「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各種因素都闕如」的困擾。可是如今，俄國，這個落後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國家裡，工人階級卻奪取了政權！
在布爾什維克的鼓舞下，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開始組織士兵和海員蘇維埃（委員會），而且在三個月內，就成立了一個擁有3000名會員名為赤衛隊的組織。
另一方面，經濟情況繼續惡化，實際收入由1914至1924年連續不斷下降，一種「普遍焦躁不安」情緒到處擴散。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把相當多的注意力都用於伊斯蘭協會的工作上，它的地位和影響力穩步地獲得進展。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成員達爾梭諾（Darsono）成了伊斯蘭協會的正式宣傳工作者，司馬溫則成了伊斯蘭協會負責西爪哇（工作）的專員。
到了1919年的伊斯蘭協會大會，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影響力已強大到不容置疑的了。他們的報章在報道這次大會時聲稱：「……鬥爭矛頭已經是直接指向資本主義，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是少數人對於『罪惡的資本主義』,一種基於對社會主義某種誤解而產生的概念組合作出攻擊。」
但是，潮流開始轉向。在革命者當中都抱著這樣的看法，俄國革命只不過是將會橫掃整個歐洲，包括荷蘭在內的一系列革命中的第一個罷了，而它反過來將會貫穿印尼的運動。然而，歐洲的運動被打敗了（原因我們稍後再談），與此同時，印尼的赤衛隊隊員和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成員被監禁，荷蘭人革命者遭到驅逐。
作為商業資產階級的穆斯林利益集團在伊斯蘭協會內持續失去地盤，於是它們開始進行重組，其結果是鬧得分道揚鑣。在短短几年內，伊斯蘭協會就垮掉了。
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通過在伊斯蘭協會的工作，使自己由一個幾乎與印尼大眾毫無聯繫的荷蘭僑民小團體變成在許多地區實際上領導人民大眾的由印尼人佔壓倒性多數的組織。

不過，當伊斯蘭協會倒下來的同時，印尼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尚未結束。1920年，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改名為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簡稱PKI)之後，它成為亞洲的第一個共產黨，而且，儘管人數很少，它在1920年代，在公眾支持度方面遠遠超過印尼任何政黨。
1920年代初，印共領導了許多重大的工潮，特別是1922年當鋪工人的罷工和1923年鐵路工人的罷工。這些罷工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卻進一步嚇怕了荷蘭當局，轉而加強了對印共活動的鎮壓。印共一些很有才幹的領導人，如丹馬拉卡（Tan Malaka）、伯斯馬（Bergsma）和司馬溫被驅逐出印尼，Sneevliet也遭到同樣的命運，而且接踵而來的還有很多。

也正是大約在這個時期，黨放棄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方式，反而作出決定，地方單位不用知會黨的總部就可以獨立行動，「只要它的決定符合印共的黨章和規章制度」。（注3）
在這種日益動蕩不安的形勢下，試圖在「按自己的意願行事」的基礎上組織一個革命的政黨，無異於一種災難因素，尤其是考慮到黨相對來說缺乏經驗，黨的幹部頻繁地遭到逮捕、監禁和驅逐。（毫無疑問，這些因素在一開始作出這項決定時就發揮重大作用。）

1925年中，由於經濟情況有所好轉，罷工行動開始再度發生。它們全都是未經工會同意自發進行的，而且全都是小規模的，大部分都不成功。接著，在三寶壟開始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行動。隨後，棉蘭和巴達維亞的工潮以及泗水近似總罷工的工潮接踵而來。鎮壓行動加強了。集會權利在凡是有印共存在的地區被禁止了。挫敗感和絕望情緒，尤其是在那些剩下的沒有經驗的領袖們當中擴散。於是，決定在第二年組織一次起義。
「可是，到那時候，一向作為主要革命推動力的爪哇工人組織，由於工潮的失敗，正處於一種崩潰癱瘓的狀態。在某些地區成立了秘密恐怖組織，但是中央對它的控制很少或等於零，因為中央的想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如今被禁的出版物來傳達。地區黨組織內部發生了爭執，甚至於小單位向分部領導鬧獨立性的現象日增。」（注4）
使事情變得更為糟糕的是，黨的領導層本身在起義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在起義準備階段，有些領導人出巡到分部時表明贊成，其他則表明反對這個想法。這個組織很明顯地陷入了混亂狀態。（注5）
所以，當這些起義出現時都遭到徹底失敗了。儘管造反的情緒確實存在，爪哇的運動還是很快就被鎮壓下去，除了萬丹(Banten)的抵抗一直持續到1926年底，而蘇門答臘（Sumatera）的起義直到1927年初才開始，而且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萬三千人被捕，而在被捕者當中有數目不明的人被處決。數以千計被監禁，一千三百人被流放到令人恐怖和傳播瘧疾的蚊子大量滋生的位於西巴布亞（West Papua，即今之西伊里安）的波文蒂古集中營。
印尼的共產黨人的公開活動的第一階段就這樣結束了。
地下和獨立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從這一階段起，民族主義才成為鬥爭的重點，而民族主義運動也隨之興起。
事實上，所有資產階級評論員中最精明的Ruth McVey曾指出，當時的印尼共產黨人認為，「民族主義是19世紀的歐洲一種特殊現象，而不是他們的年代的印尼存在的嚴重問題……革命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實現獨立，而且是為了實行激烈的社會改革，這種概念不局限於黨中央領導層內的左派教條分子，它是印共受大眾歡迎的訴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訴求的力量表現在這一事實，即對手們寧可在幾乎所有問題上攻擊印共，除了共產主義本身。」（注6）
整個運動不僅在實質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經陷入倒退的狀態。關注世界上發生的事件以及隨後反過來在印尼內部本身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也是重要的。
全世界的革命者曾期望，俄國革命能成為一系列革命中第一個至少會使歐洲若干革命時機無疑已成熟的主要國家的工人階級取得政權的革命。然而，由於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基本上站到「他們自己的」資本家階級一邊，而且由於那裡年輕的革命政黨還沒有發展起來成為戰勝這種情況的力量，這些國家的革命失敗了。
在中國，共產國際曾命令中國共產黨根據據說是基於印尼經驗的戰略，與（中國）國民黨，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合作。但是，在這裡存在著極其重要的區別。印尼共產黨人並沒有掩蓋自己的綱領，而是相反，高聲地宣布它。
相比之下，「共產國際領導層命令中國共產黨人犧牲自己的綱領去迎合國民黨的資產階級綱領的需要……解散自己的獨立報刊，甚至把自己黨員的一份名單呈交給了國民黨領導層。」（注7）其結果，中國共產黨遭到一次慘重的失敗，成千上萬的工人被殺害，成為1965年印尼發生的一場令人不寒而慄的大屠殺的預演。
「印共歷史第一階段的結束，給印尼共產黨人的活動領域帶來轉變。印尼本身如今只是舞台上一個很小的角色。直至1935年，在那裡（印尼）並沒有出現有重大意義的活動。其時，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位印共流亡領袖慕梭返回到印尼，成立『非法的印共』。不過，共產黨人遠為重要的一個活動中心則在荷蘭，許多未來的印尼共和國領袖那時候作為學生正在那裡生活。」(注8)
好多年來，在荷蘭就已存在一個名叫印尼協會（Perhimpunan Indonesia）的民族主義組織，而那些在國外的學生正是參加這個組織。在同一時期，印尼自己內部無數的民族主義組織，包括印尼國民黨（或譯為印尼民族黨，PNI）、印尼黨（Partindo）和印尼運動（Gerindo）等，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而印共黨員尤其在印尼運動（Gerindo）內進行活動。在這一時期，在工會內的工作也繼續保持。
經濟大蕭條對印尼經濟帶來了嚴重破壞。因為稅賦增加以應付危機——1926-1932年稅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農民們被迫典當自己的土地。正如一位右翼作家JM Van Der Kroef說的：「那種無產階級化過程，長遠來說只能加強共產黨的吸引力，而1930年代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大的突發事件能被認為是（印共）所製造……毫無疑問，印尼社會日益廣泛的政治覺醒在晚些日子已隨時可以加以利用。1933年荷蘭水兵在七省號（Zeven Provincien）海軍艦艇上發生短暫嘩變，奪取了艦艇的指揮權，並企圖把艦艇駛往俄國的一個港口，直到荷蘭的海軍戰機對它進行了一輪轟炸才終止了這項計劃。這場嘩變，儘管據說是由社會主義的工會和民族主義者策動的，對印尼政治輿論的發展不是毫無影響，雖然它以可恥的失敗而告終。其時在印尼的筆者，從多個荷蘭人的圈子聽說，共產黨人確實要對這場嘩變負責……」(注9)
出口暴跌。1932年（原文錯為1925年，估計指大蕭條後期的1932年——譯者注）出口銷售的總數僅達到1925年的百分之二十五。貧窮和困苦加劇，失業上升，經濟萎縮，工資削減。支付的工資（以百萬荷蘭基爾德貨幣為單位）：1929年為102；1931年為84；1934年為10。
當時，共產國際不顧西方資本主義已經把希特勒上台執政當作它們「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的事實，宣稱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必須與他們各自的資本主義（政府）組成反法西斯「人民陣線」。
正如Ted Grant指出的，「……每個人都清楚知道，希特勒對蘇聯非常危險。……如今，斯大林在尋找自己的同盟軍時，轉向了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人民陣線』的政策啟動了……」（注10）
在印尼，「人民陣線」政策意味著不僅要與印尼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合作」，而且也要與荷蘭人「合作」。按照這條「路線」，其他的各種考慮，即便是獨立的訴求，也必須服從於反對法西斯的鬥爭。
在荷蘭，就荷蘭共產黨來說，它不僅要把社會主義，而且也要把荷蘭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如印尼的獨立，排除在議事日程外。與此同時，如今受共產黨人控制的國外學生的組織——印尼協會，也把「獨立」的字眼從自己名叫《印尼獨立》的會刊上刪除下來。
這樣一來，在1942年日本人入侵印尼的時候，印共曾被迫需要勸說印尼大眾應當與荷蘭人結盟一起抵抗日本人。但是，印尼大眾並不願意接受這一安排。實際上，（印尼大眾）不但不把日本人當作主要敵人，而且，據未來的印共領袖艾地的回憶：當日本人初來乍到時，「印尼人民懷抱著把日本人當作解放者的幻想……」。這種幻想迅即被驅散了。
值得注意的是，荷蘭殖民主義者並不像印共那樣抱有那種「結盟」的幻想。當某些印尼人真的向荷蘭人請求發給武器幫助抵抗日本人時，他們得到的回答是：這是「不可能的」。
這裡提供一個與印共正式路線形成有趣對比的事例，就是那些因1926-1927年起義仍然作為囚犯的印尼共產黨人的境遇。為了防止日本人利用他們來達到宣傳的目的，逃之夭夭的荷蘭行政當局把他們一起帶往澳大利亞。
他們因為過去十五年身陷囹圄，完全不樂意接受與荷蘭殖民主義者結盟的想法。
Rupert Lockwood的評論揭露：「雖然澳共（CPA）加以勸說，印共……最初犯了令澳共毛骨悚然的宗派主義錯誤。印共把D營鐵絲網內發生的許多問題也帶來了。印共不少黨員說起話來依舊是1926年那套激烈的陳詞濫調，並抗拒與荷蘭流亡政府合作。」（注11）
但是，澳共堅持立場，並最終成功。他們的「勸說」體現在印共元老沙爾佐諾（Sardjono）身上，（一如Lockwood如此獨特地描繪）：「……（他）以身作則……穿上一套荷蘭人制服，像是荷印流亡政府公共聯絡官。」而沙爾佐諾以往十六年光陰卻是在一個荷蘭人的集中營里度過的！
其他印尼工人並不完全心悅誠服。Lockwood談到戰爭期間駐紮在澳大利亞的印尼海員時不無失望地說道：「這些印尼人認為，這場戰爭是帝國之間一場毫無意義的衝突，而戰爭之後他們將會被要求接受那熟悉的專制主義者的指揮。」
日本人的佔領標誌著一個轉折點。日本人入侵後只有八天，荷蘭殖民行政當局就宣布投降，在印尼大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影響——他們見證了荷蘭人被打敗，而且是輕易地被打敗。
與此同時，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幻想消失了。他們實行一套野蠻殘暴的勞役制度（romusha），至少有20萬人因此而喪命。據一些史料記載，日本佔領時期，有高達2百萬印尼人死亡。因此，不管印共對荷蘭人的政策如何，但是由於他們對日本人佔領採取了敵視政策，的確贏得了尊重。
然而，隨著日本戰敗，整個形勢發生劇變，而印共卻失去了一次重大機會。
George Kahin在評論從荷蘭歸來的共產黨流亡者時寫道：「很明顯，當他們於1945年底和1946年初甫抵達印尼時，他們嚴格地堅持執行莫斯科路線……他們最初的目標與荷蘭共產黨的並行不悖，就是反對共和國。他們把共和國看作是日本人製造和法西斯的，而他們的目標是要把荷蘭與印尼重新聯合在一起。所以，荷蘭政府樂意用飛機免費把他們送回印尼。」（注12）的確，在獨立鬥爭時期，由於追隨莫斯科的指示，印共當時在客觀上不只是比印尼國民黨（PNI），甚至是比右翼穆斯林政黨-馬斯友美（Masjumi）更加右傾。
但是，流亡者很快就發現自己所處的地位是荒謬可笑的。正如Kahin說的，「他們從內部認識了共和國。他們很快做出結論：它既不是日本人製造的，也不是法西斯專政的共和國。他們清楚地了解到，共和國得到居民們的熱情支持。」

從1944年中起，在澳大利亞的流亡者組織成立了印尼獨立委員會，而且在他們的請求下，澳大利亞工會組織宣布禁止荷蘭船隻停泊，展現出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這對企圖恢復在印尼的殖民統治的荷蘭人來說，無異於一根「肉中刺」。必須指出，這主要是因為受到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影響和實際上抵制莫斯科路線的結果，顯而易見，保持一貫的親荷立場是站不住腳的。
1945年底，一份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報紙《澳大利亞戰鬥者》報道了剛由阿姆斯特丹發來的消息：「荷蘭政府採取的鎮壓印尼人民爭取獨立鬥爭的帝國主義政策所激起的普遍憤怒，導致過去一周發生的有組織的士兵抗議運動，在上周六的大示威中達到頂點，而這個城市開始於星期一的大罷工，於星期二晚才宣告結束。」
「在9月的第二周，位於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derwijk兵營的士兵接到開拔到印尼的命令……士兵們起而反對政府的這個命令……斷然拒絕前往。他們成立了一個最初代表150人的委員會，然後到共產黨總部，要求給予援助……因為他們中許多人是共產黨員。總部的領導人拒絕給予任何援助。士兵委員會於是轉向其他工人組織……」
就蘇維埃官僚機構喉舌莫斯科電台來說，他們無視印尼1945年獨立宣言。直到1946年1月，蘇聯才採取對共和國友善的態度。
在悉尼，奉命前往印尼協助恢復荷蘭統治的英國傘兵採取靜坐抗議行動，英國商船的海員發生嘩變。最後，緬甸、加拿大、斯里蘭卡、中國、埃及、荷蘭、印度、日本、紐西蘭、巴基斯坦、新加坡、蘇聯、泰國和美國的工人們對荷蘭採取了抵制行動。
正是印尼的青年人成為獨立鬥爭背後的推動力量，而且，正是他們那壓抑不住的熱情促使1945年8月17日獨立宣言的誕生。
（實際上，為了迫使蘇加諾簽字，他們曾一度綁架這位更加較為謹慎小心的民族主義領袖。）蘇加諾成為印尼共和國總統，而另一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哈達成為副總統。
然而，荷蘭人根本就不樂意於失去自己的殖民地。隨著英軍於9月底開抵爪哇，他們企圖在軍事上重新維持自己的控制。
據1945年12月的《戰鬥者》報道，「缺乏重武器，缺乏軍事訓練，缺乏一切，有的只是對他們的正義事業必勝的滿腔熱忱，印尼人英勇地起來反擊入侵泗水（Surabaya，東爪哇最大城市——譯者）的英國人。
「他們的英勇無畏、獻身精神和管理能力，令世界包括帝國主義強盜們感到吃驚。現在，這些強盜們發現自己不得不要訴諸武力，而他們原本是希望通過各種欺騙和含糊其詞來達到目的。
「英軍司令部為了贏取時間以集合他們自己和荷蘭的軍隊，展開一系列有預謀的會談之後，對幾乎不設防城市泗水進行了野蠻的狂轟濫炸和炮擊，與此同時，還開放巴達維亞和其他港口，隨時迎接據說現今已抵達印度的荷蘭軍的到來。
「資產階級報紙幸災樂禍地說什麼印尼人對英軍坦克進行「狂熱攻擊」時被打死，而當軍隊向一群『暴徒』開槍時，有許多婦女和兒童也被擊斃。
「他們說，一個俘虜也沒有抓獲，因為這些土著不理會英國人要他們解除武裝的最後通牒。另一方面，他們繼續散布有數以千計的日軍在為印尼人而戰的習以為常的幼稚廢話……」
事實上，原本到印尼去解除日本人武器的英軍，反而把日本人重新武裝起來，如今這兩個昨日的敵人卻肩並肩地站在一起反對印尼人。
英國人撤退了，但是，反對荷蘭人的鬥爭在繼續，有時是在軍事層面，但主要是在政治層面，直至1949年12月終於實現獨立為止。在這一整個時期，印尼政府控制著國內一部分地區，而荷蘭人則控制著其他一部分地區。
然而，印共在放棄與荷蘭人結盟之後，依然完全地把自己埋沒在獨立運動當中。正如Ruth McVey指出的，「印共領導人追隨一種極端自卑的政策……將自己的綱領制定得與政府的完全如出一轍，即便是在政府的最不受歡迎的政策方面。」（注13）反映工人和農民利益的訴求，在「民族利益」名義下被擱置一邊。
1950年代中期，艾地在回憶印共沒有奪取獨立鬥爭中的領導權時寫道：「在（八月）革命時期，黨放棄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對於自己在工人和農民群眾中進行活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敗的原因……黨在八月革命中沒能認識到，非法狀態不再需要。黨沒能認識到荷蘭人的殖民地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個新時代開始了。這是第一個錯誤，就是沒能宣稱黨是合法的並領導革命。」
結果，蘇加諾、哈達、沙里爾以及丹馬拉卡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領軍人物之間在獨立運動領導權上展開了一場鬥爭。而此時的丹馬拉卡已脫離共產國際，並且開始以一個「左翼民族主義分子」身份活動。
必須強調的是，儘管有這些錯誤，印共依然是一個擁有同情印共的軍隊支持的潛在的強大力量。由於認識到存在這種威脅的可能性，共和國政府領袖哈達在軍隊內部展開了一場「重組和整理」過程，意即解散印共部隊。支持和反對印共軍事部隊之間的衝突發生了，而且越來越頻繁，最後導致了1948年野蠻殘暴的「茉莉芬事件」。
1948年9月親印共士兵奪取了東爪哇中部城市茉莉芬。情況顯示，除地方層面外，印共並無參與策劃這次行動。然而，叛亂一旦開始便迅即變成奪取權力的嘗試，而且印共領袖慕梭宣稱自己是另一個新政府的頭頭。不過，猶如1926-27年起義那樣，它相當快就被粉碎了，雖然這次是更為血腥。然而，印共本身並不需要再經歷又一個二十年的地下時期。
的確，在這之後一年內，George Kahin就在《遠東述評》（Far Eastern Survey）談到印共的發展潛力時指出:「這種潛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批年輕知識分子中間，與他們對實現真正民族獨立的希望感到沮喪的程度成正比……一批具有高度領導潛力的年輕知識分子，以前反對共產主義，現正被它吸引過來，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會加入……要是現任共和國反共領袖被迫要對荷蘭人作出更多讓步的話。」這段生動描述說明當時的形勢是如何瞬息萬變。
此後三年內，印共領導了許多重大的罷工行動。Jeanne S. Mintz相當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氣氛：「……由於革命熱忱的消退，又沒有出現一個令人鼓舞的力量取代它的位置，在主權移交後的幾個星期里，普遍存在一種失望情緒的不良氣氛。從實現自己的獨立鬥爭中扮演了積極作用的印尼人民群眾中間，發出了一種稍微含糊不清，然而卻是真正的訴求，那就是要求獨立隨之帶來與他們貧窮和艱難的日常生活，有著明顯區別的某種積極的和切實的利益。正如他們的領袖曾經預料的：印尼人民很快就發現只有獨立是不夠的。」（注14）
也正是在1951年，一批以D.N.艾地為首的年輕人進入了印共的領導層，他們當中沒有一人年齡超過30歲。確實是從這一刻起，印共的第三次重生就開始了。
艾地年代
從一開始，新領導層的出現就帶來非常出色的成就。印共黨員數量從1952年初不到7000名，於1954年就增加到超過150000人。此外，它屬下的工會聯盟——印尼總工會（SOBSI）成為全國最大的工會組織。
由於民族主義領袖在「茉莉芬」事件後不願參與「統戰」之類的合作關係，印共沒有把「統戰」精力放在他們身上，而是「被迫把建立一條統一戰線的工作集中在下層。這是於1950-1951年間被證明非常有效的一個策略，是印共在暴亂後迅速復興，並發展了一批強大的共產黨群眾組織的主要因素之一。」（注15）
這個事態的發展，反映了經濟情況不斷惡化：失業率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五；封建制的土地關係繼續存在；獨立並沒有帶來任何實際利益。令人關注的是，到了1953年，爪哇和蘇門答臘百分之七十的種植園又回到外國人手裡。
印共繼續飛快發展。它在1955年的普選中獲得百分之十六的選票，而在兩年後的地方選舉中，它在中爪哇成為最受歡迎的政黨。到了1958年，印共黨員數量達到一百五十萬人。
在政府層面，一系列弱勢和不穩定的聯合政府不斷更迭——在不到七年時間裡，六個內閣一個接替一個。
與此同時，軍隊高層進行鼓動的跡象日益明顯。他們在獨立鬥爭中崛起，已形成一股強大的實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而且為了轉移人民大眾對他們的經濟問題的注意力，印尼的所有政黨都捲入到一場從荷蘭人手上把西新幾內亞(West New Guinea，原文如此，譯者)併入印尼的熾熱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去。
而在這一場運動中，印尼工人在由印尼國民黨和印尼共產黨基層黨員領導的一系列大部分自發行動中，佔據和接管了印尼國內全部荷蘭企業。
武裝部隊轉而沒收了這些公司。現在，他們的勢力不僅在軍事層面，而且發展到經濟層面。
翌年，武裝部隊內一個代表外島封建勢力的派別(在美國支持下)，企圖推翻政府。由於得不到民眾的支持，這場叛亂被粉碎了。結果，某些政黨被取締，其他政黨的活動則受到極大限制。軍事管制宣布實施。可以肯定地說，獨立並沒有隨之帶來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截至1959年，印尼至少還有舉行普選，然而，蘇加諾總統在軍方的壓力下，在那一年解散了國會，而且以總統地位宣布成立一個通過委任的「協商會議」（Consultative Congress）。於是，就這樣進入了「有指導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時期，其間，不曾舉行過一次選舉。
印共贊同蘇加諾這樣做。
在這裡，值得暫停下來思考一下，印共採取這個實用決定的理論依據是什麼？
根據艾地的說法：首要任務是為了建立「……一個由全國所有反帝和反封建的勢力組成的統一戰線，即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統一戰線。這個聯盟的任務不是要實行社會主義，而是要進行民主改革。」
任何關於改變社會的嚴肅理論，其出發點必須是它所處的社會的具體現實情況。顯而易見，印尼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如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的，它尚未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就是：
徹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農民，這樣做，反過來能夠創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國內市場。
經過議會民主機構，沿著現代化路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發展。
這些任務大體上在19世紀末葉已在先進的資本主義世界完成(如歐洲和美國等)。然而，它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國家則尚未完成。如此一來，隨著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用帝國主義方式日益加強對全世界的統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國家添加了第三個任務：
推翻帝國主義的直接統治，甚至在完成這一任務後，還要推翻帝國主義所施加的經濟束縛。
簡言之，這些措施是把印尼從落後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現代化資本主義經濟國家所必需的。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要由社會中哪一個力量來完成上述任務呢?
在歐洲，這些措施分別由各自國家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用人民大眾為他們進行戰鬥，反對現存的封建勢力而實行的。印尼的情況會否如出一轍呢？工人階級的作用是什麼？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
在1920年代初期，當共產國際曾經是一個健康組織的時候，一場極其重要的討論在其隊伍內部發生了。而這場討論，正是關於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問題的討論。
列寧從這場討論中認為：「……我特別樂意強調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問題……在剝削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和解，因此，十分經常甚至可說在大多數情況下，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在確實支持民族運動的同時，又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達成一致協議，就是把力量聯合起來以反對一切革命運動和革命階級。」
但是，如果資產階級自己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話，那麼，又有哪個社會階層能擔當這個重任呢？
「在整個歷史上，小農階級依賴其一小塊土地生存，致使眼界非常狹窄，一種範圍極其狹隘的視野。更有甚者，由於它是那麼複雜鬆散，它往往依靠城市的階級領導。在這個現代化時代，它不是由資產階級就是由工人階級來領導。」（注16）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由資本家來領導，因為這個革命是反對它們的，所以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
由於帝國主義在世界的統治，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毫無地位可言。尤其是對印尼的資產階級而言，作為一個階級，它是多麼的弱小，它實際上是否存在甚至成了一個大問題。不可否認的是，的確存在那種與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資產階級萌芽。
正如艾地自己於1964年不無沮喪地寫道：「印尼的民族資產階級仍然年輕，而且與地主有著許多親屬關係。它的一隻腿是資本主義，而另一隻則是封建主義的。」
然而，印共領導人還是相信他們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事實上，他們的分析是基於斯大林主義的革命兩個階段論的，也是與印尼的具體實際情況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的。
按照艾地的說法：「現階段印尼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印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不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者是已過時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組成部分；而是一種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
「印尼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因為它並不廢除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這一點表現在這一事實，即它將分配土地給農民，並且鼓勵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使它可以從對帝國主義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印尼革命的性質也是民主的，因為它是反對封建主義的，而且是為著全體印尼人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的。」（注17）
儘管艾地在玩弄什麼「新式」和「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詞藻，歸結起來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首先是讓資產階級上台執政，然後，經過若干年（？）、若干十年（？）甚至若干世紀（？），工人階級和農民才上台執政。然而，正如艾地自己指出的：「1945年8月革命的失敗表明，印尼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是沒有能力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不過，由於他們所受的全是斯大林主義的理論教育，由於莫斯科和北京的權威（影響），以及由於他們在人數方面的發展，印共仍舊繼續把自己的戰略建立在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基礎上。
正如Rex Mortimer說的：「一個黨，像印共那樣的大黨，鮮有對於某個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持有如此之高的評價，並對於它寄以那麼多的厚望，而且使自己來適應它，而對它卻了解不多。從本質上說，印共領導人是把自己的信任賦予了不是『盟友』，而事實上是人民大眾的敵人的那些人；這就是它是多麼危險的原因。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獨立後的十來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一項得以完成。封建所有制的關係依然完好無損，議會民主已被廢除，不是資本主義工業奮起，而是經濟一團糟。
經濟情況得到的發展，是由國家負責進行的。不過，正如Richard Robison解釋的：「……國有企業的發展並不意味著經濟朝向社會化，甚至也不是朝向國有化的一種協同行動……直到1956年，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嚴重受到以下這種思想的影響：即國家將會為一個國內資產階級的發展提供基礎設施，經營必需的但超出民族資本能力的企業，並且直接資助和保護一個民族的（這裡民族的含義通常是指土生土長的）資產階級。」此外，「儘管國家一致努力嘗試建立一個土生土長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發展並沒有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有指導的民主時期正是以這種基本上相同的經濟思想作為基礎，但是本土資產階級歷史性的無能變得越來越明顯。
人民大眾沒收的荷蘭企業，不能交給本土的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實在太弱小了，因此，這些企業必需國有化。支配這種形勢發展的，並非當權者的願望，而是具體現實情況所要求的。Robison接著說：「大多數評論員都同意這一點，即直至1965年……本國資產階級自1950年代以來並無進步。」（注18）
然而，從兩個階段論衍生出來的思想，正是要求工人階級不能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工業行動，因為他們被認為是盟友。但是，這不是一種平等的聯盟。由於這場革命被定性為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的利益應放在第一位，而工人階級的利益則被放在第二位。
正如Rex Mortimer 所描繪的：「整個重點……在於工人階級的自我剋制作用及其對其他階級和國家的政治責任……」(注19)。這是全部情況中最為危險，而且歸根結底地說，最為致命的方面。
那麼，印共為什麼能發展得如此神速呢？因為當印尼逐漸趨向災難臨頭的時候，整個社會發生了對立……而處在對立一面的則是印共。相對來說，他們沒有受到當時貪污成風的醜聞影響，而且，姑不論其政策如何，他們至少被認為是會「有所作為」的——他們是工人階級傳統的而且是唯一的政治代言人。正如Ruth McVey於1960年代初所看到的，「如今，印共實際上是唯一值得被認為是印尼的一個主要因素的政黨。瑪斯友美（Masjumi，印尼極右回教政黨——譯者）和社會黨（PSI，印尼極右政黨之一——譯者）由於叛亂的緣故，差不多已信譽掃地……最後於1960年被宣布為非法。伊斯蘭教師聯合會(Nahdatul Ulama，簡稱NU——譯者)和印尼國民黨（PNI）在組織上已經蛻變為自我維繫的互利互惠機構。只有貧民黨（Murba），這個全國性的共產黨……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但它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小派別，與其說是一個組織，不如說是一種思想意識。」
站在另一面的是軍人。他們聲望日隆，不僅是印尼資產階級/封建政黨弱小的一種反映，而且更為根本的是印尼資產階級自身弱小的一種反映。根據兩個階段理論，這應該是資產階級民主興旺發展的階段，然而，資本家階級卻是如此之弱小，以致必須由軍隊站出來作為其代表——而軍隊作為國家暴力，通常來說，是資本主義最後一道防線！
接下來就是典型的波拿巴分子——蘇加諾在其間巧妙地玩弄平衡術。到了1960年代初，印尼的階級力量正在聚集，準備攤牌了。如今只是時間問題。對群眾來說，情況已變得難於忍受了。「1963年底爪哇的收成，由於記憶中最為嚴重的旱災和鼠患而大大減少……艾地自己在1963年12月的報告里曾提及『人民如今實際上正在吃任何能吃的東西』，而接下來的數月，各方面的報道都提到苦難在大規模地發生。
據路透社1964年2月16日報道，中爪哇的農作物失收情況特別嚴重，有一百萬人在餓肚皮；在沃諾沙里（Wonosari）縣，每天有二至六人餓死；而中爪哇副省長說，有12000人正因營養不良接受治療，而15000個家庭被迫放棄他們的貧瘠的稻田。安打拉通訊社則詳細報道說，在峇厘有18000人正在餓肚皮，而在南蘇門答臘糧食嚴重短缺。人民日報於2月18日報道說，人民正在變賣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們的孩子。」（注20）
土地改革法令自1960年就已存在，但在現實生活中一切都沒有改變。感到沮喪的農民開始佔有土地。鄉村地區的警察、軍人和反動分子使用暴力對此作出反應。
國家在走向毀滅，平民和軍人官僚階層的貪污和走私泛濫。軍人管理效率奇差和貪污腐敗毀壞了已收歸國有的企業。生產按絕對值計算下降到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產值。印尼曾經一度是大米過剩的地區。現在，它每年卻必需輸入150000噸大米。錫和橡膠的出口工業逐漸大幅萎縮，只有石油仍然是賺取美元的一個工業。
國家對世界各地的銀行有嚴重負債，預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於長期惡性通脹的結果，印尼盾（rupiah）的幣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幣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間，生活費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與此同時，有報道說，令人吃驚的高達國家預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費用被用作武裝部隊的開支。
就蘇加諾來說，他更為關心在印尼人中間發展「一種對自己國家地位的自豪感」，那是一種生活在滿是昂貴工藝品的豪宅里的人才承受得起的感情。為了促進這種「自豪感」，數以百萬計的錢被用來建造雅加達的地標式豪華建築、新林蔭大道和宏偉的雕像。
與此同時，蘇加諾發布的沒完沒了的演講、口號和簡略詞，越來越多地以左的言辭包裝起來，諸如「Manipol（Manifesto Politik，政治宣言——譯者）/USDEK（即用Undang2 Dasar 1945 -1945年憲法、Sosialisme Indonesia-印尼社會主義、Demokrasi Terpimpin-有指導的民主、Ekonomi Terpimpin-有指導的經濟和Kepribadian Indonesia-印尼特性這五個片語的第一個字母拼成的簡略詞——譯者）。類似的簡略詞還有一大串，諸如Ampera（人民苦難教訓）、Berdikari（自力更生）、Tavip（生活在風險的一年）、NEFOS AND OLDEFOS（新興力量與舊有力量）、Nasakom（納沙貢，即民族主義、宗教和共產主義團結）、必需避免本本主義思想、回到革命的軌道以及不斷革命」（注21）等等，等等。
印共滿腔熱情地加入這些口號的大合唱。五十年代初，印共曾稱蘇加諾是一個「日本人的合作者」，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者」以及一個「准法西斯分子」。到了六十年代初，蘇加諾卻在印共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了。正如Rex Mortimer說的，「到了1963年，印共黨（對蘇加諾）的崇敬幾乎達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儘管蘇加諾對經濟事務的愚昧無知臭名遠揚和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印共卻宣稱經濟困難的解決辦法可以放心地交到他手上去處理……這之後不久，（艾地）給他奉上最終的榮譽，形容總統是自己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方面的第一位老師。」（注22）結果，印共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與蘇加諾主義是完全一致的！
到1965年8月，印共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僅次於蘇共和中共兩大黨）。有三百五十萬印尼人成為印共黨員。另外，其附屬的不同組織——工會、農會、青年團、婦女會和文化組織，據稱獲得大約二千萬人民的支持。

國際資產階級益發驚恐地注視著印尼的形勢。它們普遍地感到，印共即將取得政權。姑不論它們的政策在文字上是如何表述，具體和現實的形勢將迫使它們把經濟收歸國有，就像古巴和中國發生的那樣（也正如我們看到的，有許多部門已經被收歸國有）。失去印尼這一世界第五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將會是對國際資本主義的一個沉重打擊，可是他們又無能為力來干預。
他們思想上的絕望情緒在蘭德公司的一份備忘錄里顯露出來。在這份備忘錄里，美國政策主要顧問（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Guy Pauker寫道：「如果共產黨人失去蘇加諾這個保護者，有能力把分散和意志消沉的反共勢力團結起來的其他民族領袖，能否在最近的將來崛起，看來還是一個疑問。特別是這股勢力將可能欠缺冷酷無情，使之有可能像納粹份子在1933年3月5日大選過後的幾個星期就去鎮壓德國共產黨那樣……印共的敵人包括各次右派叛亂的餘孽、被鎮壓的政黨和某些武裝部隊份子。他們不僅在數量上和群眾支持方面，而且在團結性、紀律性和領導能力方面，都比納粹份子還弱。」（注23）（這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思維——「當你需要他們時，納粹份子去了哪裡?」）
在1965年9月30日夜晚，情況到了緊要關頭。最高司令部的六位將領被一小股由中級軍官率領的部隊綁架和殺害，雅加達的一些地點也被佔領。蘇哈托將軍指揮下的武裝部隊迅速地撲滅了首都的「政變」企圖，雖然戰鬥在中爪哇持續了好幾個星期。印共被指責為這場「政變」和將領被殺的主謀。
對印共黨員和同情者的屠殺開始了。最初情況非常混亂。大多數觀察家以為將會有一場內戰。正如10月16日的《經濟學人》指出的，「除非冒內戰的風險，否則印尼最有影響力的政黨根本不可能被趕入地下」。的確是發生了一場內戰，不過只有一方在戰鬥。
據1965年12月17日《時代雜誌》報道，「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紅色同情者和他們的家屬正在被屠殺。據說，內陸地區的軍隊對身陷囹圄的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進行審問之後，就把他們處決了。用有著寬闊刀鋒的巴冷刀武裝起來的穆斯林份子，成群結隊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溜進共產黨人的住家，把全家人殺害之後，就隨隨便便地把他們的屍體埋在淺坑裡。
「穆斯林份子在東爪哇把受害者的頭顱掛在木杆上，並拿它在各村莊遊行展示，使這場大屠殺運動變得如此恬不知恥。大屠殺的規模達到這樣一種可怕程度，即受害者死屍的處理，已經導致東爪哇和蘇門答臘北部出現嚴重的環境衛生問題，那裡的潮濕空氣充滿著腐爛肉體發出的難聞的臭味。據到過這些地區的目擊者說，那裡的小河小溪簡直已經被那些屍體堵住了。當地的河運已經嚴重受阻。」
1966年5月8日出版的《紐約時報星期日雜誌》報道，一位在日惹附近鄉村學校教書的教師曾經這樣說，「我的學生跟著軍人出去。他們指出誰是印共黨員。那些軍人當場就把這些共產黨員連同他們的全部家人槍殺了，婦女和兒童也不能倖免。這實在是太恐怖了……」《紐約時報》記者Seth King評論道:「泗水，是東爪哇的首府，長期來是共產黨的活動中心之一，市內貫穿著許多渾濁的運河。自去年10月，生活在運河邊上的家庭一個令人感到更為可怕的任務就是，每天一大早必需起身推走堆集在他們園子梯級附近的屍體。」（注24）
在峇厘這個曾經是印共黨組織發展最快的中心地方，大屠殺已經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亂殺一場，以致軍隊最終要介入來控制它。而CIA（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個從來都不是以人道組織聞名的機構也這樣寫道：「就被殺人數來說，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殺可列為二十世紀最嚴重的大屠殺之一……」
在四個月的時間裡，有五十萬到一百萬的人民——工人階級的精華和印尼社會最優秀和最有前途的兒女被屠殺了。印共關於革命分兩個階段的理論就以殘酷惡毒沒有階段的反革命終結了！
但是，整個形勢最難於令人置信的一點是，印共這個擁有二千萬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幾乎毫無抵抗地就全軍覆沒了。正如Rex Mortimer闡明的，「一個被驅散和震懾的領導層，看來已完全失去能力來集合黨的力量，或應付自己黨員被大批殺害的局面。（印共）領袖堅持把擺脫困境的最後一線希望寄托在蘇加諾身上，自己卻匿藏起來，致使失去實際活動的能力。以下是一位身為中央委員會工作人員妻子的印共黨員在講述她和她的丈夫在政變後的數月以及數年的反應，說明黨的幹部力量是如何陷入癱瘓狀態的：
「9-30事件之後，我們如常工作了好些日子，但是沒有一個我們接觸到的人能夠告知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或者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當雅加達的氣氛變得越來越惡劣的時候，我們只能坐在家裡，等待指示。我的丈夫完全沒有獲得任何指導要如何應對這種不測事件。我們沒有預料到情況會變得如此糟糕。我們以為這是黨的一次挫折，但是蘇加諾最終會處理好這一事件。
「這就是黨之所以崩潰得那麼快的原因。沒有指示，也沒有一個人知道該向誰求助或者該相信誰，自從大逮捕開始，我們知道有人叛變……（黨的領袖）只是捎話來要我們等待，而我知道一位黨領袖的妻子奉命去見蘇加諾。」（注25）
蘇加諾……完全依賴於蘇加諾。
根據他們關於與民族資產階級結盟的理論以及隨著所有政黨消失之後，印共得出結論，即蘇加諾本身，作為個人，如今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但是蘇加諾沒有群眾性組織。如果蘇加諾是代表某個強大階級利益的牢靠人物，他決不會如此之快倒台。
實際上，不是蘇加諾，而是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勾結在一起的軍隊，最終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階級劃分的對立面是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印共。當這些強大的階級對立力量最終分崩離析的時候，蘇加諾簡直就掉入裂縫裡去了。
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印共第三次被血腥地粉粹了。印共隊伍為此大吃一驚——對黨教導的艾地有關國家「兩個方面」的荒謬理論，感到疑惑。
（正如印共本身轉入地下後於1966年所說的：「根據這一『兩個方面理論』，在印尼能夠出現一個奇蹟。這就是國家可以不再是統治壓迫階級壓制其他階級的一種工具，而可以使之成為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共同享有的工具。而且國家政權的根本變化……可以通過發展『支持人民』的一面和逐步消滅『反人民』的一面和平地完成。」從本質上說，這種理論實際上不過是典型的改良主義貨色。）
艾地事前對綁架將領的計劃完全有可能是知情的。它顯示出整個領導層的態度——寧願由上層處理而不去動員群眾。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吧，艾地曾對獨立鬥爭時期的印共領導層作出這樣的批評：黨「放棄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並且不夠重視自己在工人和農民群眾中的工作。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歷史本身往往會重演。
但是，讓我們回到更上一代，回到印共本身最初創立時期來看。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右派不是反對把階級問題提出來，並提出：「為了達致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土著居民各集團間必需團結起來……」的要求嗎！難道這點不是意味著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嗎？難道這些右派跟那些後來建立印共的人之所以沒有分道揚鑣，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嗎？
難道伊斯蘭協會的佐格羅阿米諾多那一派人沒有一面譴責「罪惡」（在這裡他們指的是外國）的資本主義，一面又支持土生土長的資本主義嗎？
在艾地領導下的印共事實上又回復這些思想。然而，印共最初正是在反對這些思想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於是，輪子兜了一圈又回到原處（喻問題在原處兜圈子）。
1960年，艾地明確指出，「階級鬥爭從屬於民族鬥爭」，然而，這種觀點實際上至少是慕梭於1935年從莫斯科返回印尼以來的時期的印共政策。印共的歷史，從許多方面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一部歷史。顯然，它具有某些本地的特色（諸如對一個人——蘇加諾的依賴），但是，導致印共處於這種地位的根本的理論基礎，最初是從莫斯科傳過來的。
1961年2月4日，印共重演了一次1920年代中國發生的令人恐怖的事件，就是把一份黨員名單呈交「當局」，而名單上列明（黨員）地址、黨內職務和入黨日期。就連當時的印尼的資產階級觀察家也得出1960年代的印尼和1920年代的中國，情況相類似的看法。
但是，悲劇並不止於那裡。不到十年之後，智利的勞工運動被粉碎，工人階級最優秀的份子遭到屠殺，因為完全執行了相同的政策。的確，「……智利阿連德政府被美國支持的勢力推翻，正是在『雅加達來了』的口號下進行的。」（注27）
就像智利的案例那樣，美國中央情報局使用錯綜複雜和血腥的手段捲入了消滅印共的行動。但是，它們的作用不應被誇大。正如在智利那樣，在印尼，正是印共領導層所犯的錯誤，才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犯那些錯誤的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努力，亦是枉費心機的。
印共有可能取得政權嗎？是的，我們相信，有好多次了。或者讓我們把問題說得更為準確一點，取得政權的客觀條件有好幾回已經成熟。在1920年代，撇開組織方面的混亂不說，它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取得政權），肯定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丹馬拉卡相信，1926年的起義時機已經太晚，並且相信，如今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逐步增強黨的力量——這點也許是正確的。然而，很明顯，到了獨立鬥爭時期，印共根本就把領導這場鬥爭的機會拱手相讓出去。
同樣，在1960年代，印尼的革命時機也已經成熟，這點不成為問題。國際資本主義的態度總是成為一個重要的標誌，而它們的態度又是什麼？這種態度由驚慌失措到驚恐萬狀不等！讓我們別忘記，例如1960年代的印共，在數量上比起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具有某種程度的更大優勢。然而，在政治理論方面，它卻遠遠落在了後面。正是理論而不是數量，成為印共的問題。顯然，即便是對於理論採取了最為一絲不苟的態度，也不能一定保證勝利，有時條件就是不成熟。不過，我們並不相信，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尼，情況是如此。
甚至不排除印共在蘇加諾繼續擔任政府名義首腦的情形底下，於1960年代就取得政權。但是，如果他們取得政權（有或沒有蘇加諾），不可避免的是，鑒於領導層的政策，它產生的政權將不會是一個由工人民主管理具有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而是一個類似中國的畸形的工人國家。儘管如此，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在東南亞最大的國家的消滅，將會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並且是對國際被壓迫群眾的一個巨大鼓舞。
尤有進者，印尼是世界上任何國家裡穆斯林居民最多的國家。倘使1960年代印共取得政權的話，整個中東發生的事件的模式，從那時開始就完全可能非常不同，更不用說印度和巴基斯坦了。就東南亞地區本身來說，一個最大的國家的革命，其反響將會是巨大的，而對於西方帝國主義來說，在失去中國不過十來年的光景後，又失去世界第五大國將無異於一次毀滅性打擊。
復興？
那麼如今的形勢如何？自1965年以來，初期的土生土長的資產階級獲得了發展，有些也已經成為巨富，然而印尼的工資水平在東南亞依然最低。此外，印尼決不可能追上日本，甚或南韓的發展。為時簡直就太晚矣。
正如印度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指出的，「戰後能稱得上從落後的社會發展成為完全發達的工業化社會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日本和東南亞的所謂『新工業化國家』（即南韓、台灣、新加坡和香港）。導致他們發展的背後原因，就是對中國革命這個榜樣感到害怕。革命曾經擴散到朝鮮、越南和馬來亞，即便是日本，在1940年代，革命也曾是一個嚴重的危險。
「這些國家的資本家階級沒有能力打破封建地主的勢力和貫徹實行土地改革，而做不到這一點，工業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日本，儘管它的社會落後，早已是一個強大的軍事帝國主義國家，致使美帝國主義要以麥克阿瑟將軍作為其佔領軍首腦，來否定戰敗的日本軍閥的決定，實施了一個十分激烈的土地分配計劃，與此同時，拿出龐大的美元津貼來資助工業化政策。
「美帝國主義在其佔領下的南朝鮮實行了同樣嚴厲的土地改革，以阻止來自朝鮮半島北部的革命的蔓延。而且，又是這個麥克阿瑟將軍（在某種意義上，他可說是本世紀最進步的資產階級份子）完成了這個（土改）計劃。
「在台灣，因中國大陸的革命逃離到這裡的蔣介石軍隊，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以穩定其佔領下的島嶼。新加坡和香港其實是『城市國家』，均建基於近海島嶼，所以，土地問題並不是那麼難於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著名的『新工業化國家』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它們全都是由已經被革命橫掃的國家裡分裂出來的碎片——被放逐了的反革命！絕不可以把它們當作資本主義可行性的論據。」（注28）
就印尼的土改來說，恰恰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獨立後，朝著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和鞏固地主階級地位的傾向在繼續發展。文武官員經常用從商業世界以外積累的資本來涉足這個領域。」(注29)
1億8千萬印尼人民大眾有百分之八十在最低生存條件下生活（據最新統計，印尼人口已達2億以上——譯者）。印尼的嬰兒死亡率在東盟國家裡最高（87/1000），百分之八十九的居民沒有安全的飲用水。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民主這一方面來說，今天的印尼比起荷蘭殖民統治時期還缺少民主。顯然，歷史證明，印尼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
那麼，印共的情況又如何？在印共進行最後抵抗超過了二十年之後，政府依然還在射殺那些老人，依然還在清洗文職官員中的那些「共產黨人」。至於印尼的工人階級會否在印共旗幟下或其他旗幟下重組政黨，現在還很難說。不過，這實際上不是主要問題。正是黨採用的綱領而不是名字，才是至關重要。
1965年後，直到1968年，斷斷續續有報道說，倖存的印共份子展開游擊戰活動。但是，在印尼，把游擊戰爭當作主要的戰術，是註定要失敗的，這完全是地理因素使然。爪哇島過去是，今後仍然是全國的中心。爪哇在1960年代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要比荷蘭或比利時還高。如果說，1960年代的情況是如此的話，那麼自那以後，由於人口的不斷增加，今天的人口密度要比過去高好幾倍。
在各城鎮的工人階級，才是主要的社會力量。這不等於說，完全排除在較後一個階段，外島可能進行某種形式的游擊鬥爭，作為對城市工作的一種補充。尤其是指把工人群眾都武裝起來的「武裝鬥爭」，在某個階段具有絕對重要的意義。但是，以游擊戰爭道路，或者更糟糕以個人恐怖行動作為主要的策略，完全是一條死胡同。的確，1920年代發生的恐怖活動事件顯示出組織的混亂。不過，還有更為嚴重的危險迫在眉睫。
今天有許多印尼人冒充為「民主人士」和「人民之友」，明天將會有更多這種人。他們中的某些人雙手沾滿了血腥。有一天工人階級運動真的重新崛起的時候，千萬別錯把它的敵人當成自己的朋友。
革命的風暴又一次正在席捲印尼，而正是青年人再一次站在最前列。印尼革命歷史的過去篇章銘刻著司馬溫、達爾梭諾、丹馬拉卡以及其他千千萬萬青年人不可磨滅的功績。就像今天那樣，正是這些聚集在學習團體和活躍份子小組裡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和工人、農民結合在一起，他們將組成這次復興的核心。
在今天的印尼，工人的政黨被禁，真正的工會被禁，左翼的報紙被禁，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也被禁。可是，儘管政府要禁止，目前在青年積極分子和學術小組中正在辯論的正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而且，正是從這場辯論中，當然，還有從反對所有政權中最邪惡的這個政權的鬥爭中，明日之革命幹部正在形成。這本小冊子正是獻給這些英勇的年輕革命者的。
注
（1） Alisa Zainnu』ddin：《印尼簡明歷史》（A Short History of Indonesia）第165頁
（2） Ruth McVey：《印尼共產主義的興起》（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第24頁
（3）同上，第274頁
（4）同上，第328頁
（5）同上，第333頁
（6）同上，第178-179頁
（7）馬克思主義工作者極端派別（ANC，Marxist Workers Tendency）：《南非的社會主義革命迫在眉睫》（South Africa』s Impending Socialist Revolution），第28頁
（8） Ruth McVey：《印尼共產黨的發展及其與蘇聯的關係》（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第2頁
（9） JM Van Der Kroef：《印尼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第24頁
（10）Ted Grant：《共產國際的興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19頁
（11）Rupert Lockwood：《黑色艦隊》（Black Armada），第35頁
（12）George McT Kahin：《印尼的民族主義與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第160頁
（13）Ruth McVey：《印尼共產黨的發展及其與蘇聯的關係》，第8頁
（14）Jeanne S Mintz：《莫哈默德、馬克思和貧民主義：印尼社會主義的根源》（Mohammed、Marx and Marhaen:The Roots of Indonesian Socialism），第102頁
（15）Ruth McVey：《印尼共產黨的發展及其與蘇聯的關係》，第8頁
（16）Peter Taaffe：《1925-27年革命（中國的鬥爭傳統）》（The 1925/27 Revolution (China-the Tradition of Struggle)，第7頁
（17）DN Aidit：《印尼革命與印尼共產黨的迫切（當前）任務》（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Indonesia），第14-15頁
（18）Richard Robison：《印尼：資本的發展》（Indonesia：The Rise of Capital），第41-42頁
（19）Rex Mortimer：《1959-65年蘇加諾思想和政見影響下的印尼共產主義》（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 1959-65）,第62頁
（20）同上，第300頁
（21）John D Legge：《印尼》（Indonesia），第159頁
（22）Rex Mortimer：《1959-65年蘇加諾思想和政見影響下的印尼共產主義》，第88-89頁
（23）Peter Dale Scott摘自《印尼軍事恐怖的十年》（Ten Years Military Terror in Indonesia），第231頁
（24）同上，第14-15頁
（25）Rex Mortimer：《1959-65年蘇加諾思想和政見影響下的印尼共產主義》，第391頁
（26）Jeannes S Mintz：《莫哈默德、馬克思和貧民主義：印尼社會主義的根源》，第203頁
（27）《印尼軍事恐怖的十年》，第15頁
（28）Dudiyora Horaata：《是改變航向的時候了！共產黨人與印度革命》（Time to Change Course! Communists and the Indian Revolution），第25-26頁
（29）Richard Robison：《印尼：資本的發展》，第18頁

　　來自:人民網-文史頻道 | 2014-01-23 09:31 |

「9/30」事件的導火線是1965年9月30日6名陸軍將領被殺。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究竟是當時的總統蘇加諾，還是軍隊親美高層，或是印尼共產黨？目前仍不明了。但有一點確鑿無

疑：「9/30」之後，總統蘇加諾被迫下台，繼任者蘇哈托成了最大受益者——他迅即譴責事件系由印尼共產黨所為，緊接著便以此為借口開始了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的大肆鎮壓。之後，便迎來了蘇哈托武力統治印尼的32年。可為什麼在諸方政治勢力的角逐中，是華人成了犧牲品？

排華：荷蘭殖民者的精神遺產

印尼是一個有排華傳統的國家，大規模的排華騷亂間歇性的就發作一次，而且愈演愈烈。以 1740 年荷蘭殖民當局製造的「紅溪慘案」為開端，印尼曾爆發過多起大規模的排斥、屠殺、華僑華人的暴行。1945 年11月的泗水慘案、1946年3月的萬隆慘案、1946 年6月的文登慘案、8月山口洋慘案、9月的巴眼亞底慘案和 1947年1月巨港慘案等等都是極其惡劣的暴力行為。
那麼排華的主體是誰呢？「Pribumi」也就是「原住民」、「土著」，是印尼排華的主體。這一群體在荷蘭殖民統治時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壓迫最為殘酷；但在印尼獨立之後，卻轉而成為敵視華人最激烈，對待華人最殘忍的群體。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荷蘭殖民者採取間接統治和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埋下隱患。間接統治是殖民者選出有影響力的上層華人，賦予一定的內部管理權力。這種制度下，殖民者將部分稅收給華人承包，藉此將當地人對高額稅收的反感情緒轉嫁了華人身上。分而治之是對華人實行的「通行證制度」和「居留區制度」，都是為了限制華人在印尼的行動，尤其是商業行動，以防止華人經濟力量過大。這種統治方式使得華人與印尼原住民長期處於被隔絕甚至受挑撥的狀態，為日後的排華埋下隱患。

第二，華人遷居印尼之初就是為了經商貿易，經濟實力明顯優於當地人。當地人生活日漸貧困，仇富心態下，排華情緒一觸即發。因此印尼當局一有機會，甚至製造機會掀起排華事件。挑撥當地人排華，已經成為印尼當局轉移國內矛盾的一種慣用手段。
「9/30」政變中的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
20世紀60年代，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對峙狀態，而在印尼政治的生活中主要有三種政治勢力：總統蘇加諾，印尼陸軍以及印尼共產黨。

總統蘇加諾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前列，倡導「新興力量」的團結合作，發起並領導不結盟運動，還三次訪問中國。蘇加諾依賴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產黨，他曾說：「我是共產黨人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當時的印共是中、蘇以外擁有300萬黨員的大黨，群眾基礎雄厚。蘇加諾甚至考慮到去世後，把國家權力移交到共產黨的手中。

蘇加諾的政治傾向引起了軍隊內部如陸軍參謀長雅尼，和國防長納蘇蒂安等一些親美高級將領的不滿。親美將領們成立了「將領委員會」，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會議上還秘密組成新的內閣，策劃1965年10月5日建軍節時發動推翻總統的政變。

然而總統衛隊長翁東中校搶先行動了。9月30日夜22時，7輛卡車裝滿身穿總統衛隊服的武裝士兵從哈林空軍基地出發，次日凌晨到達雅加達，然後分赴7名陸軍將軍的寓所進行搜捕。結果，陸軍參謀長雅尼中將、潘賈伊坦中將和哈約諾少將被打死，蘇普拉普托少將、帕爾曼少將和蘇多佐准將被綁架到了哈林空軍基地，後來遭到殺害。只有納蘇蒂安將軍一人翻牆逃匿。

事前，翁東曾派人兩次去見當時掌握強大的陸軍戰略預備隊兵權的蘇哈托將軍，向他彙報情況。然而蘇哈托一直按兵不動。10月1日上午，翁東發布全國公告，聲稱事件目的，是為保護蘇加諾免受由中情局扶持的陸軍將領控制。下午，蘇哈托召開了參謀部會議，稱翁東等人「發動政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尼共產黨策劃的」。會議決定由他統一指揮反擊行動。
第二天蘇哈托拒絕了蘇加諾關於政治解決危機的要求，並迫使蘇加諾任命他為負責恢復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長和陸軍司令。之後，陸軍很快攻佔了哈林空軍基地。「9.30運動」以失敗告終。
關於「9/30」政變的真相，蘇加諾和蘇哈托的支持者各執一詞。那麼，印尼共與「翁東政變」到底有沒有關係？據中情局報告，印尼共領袖艾地曾在8月28日的一次會議上明確表示：「現在的問題是，印尼共應當坐等總統逝世、讓自己遭受突然的打擊呢，還是先發制人，挫敗陸軍的行動和攻擊？我更傾向於先動手。」中情局的結論是：「印尼共產黨在策劃政變中起著中心的作用，……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由印尼共產黨做的。」

不過，在事變發生後，印共總書記艾地指示黨的各級組織：千萬不要舉行擁護「9.30「運動的示威遊行，聲明那些是陸軍內部事務，與印共毫無關係，並表示完全支持蘇加諾宣布的任何解決辦法。此後艾地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但他卻在意料之外，被貼身警衛中的一個陸軍諜報處的特務出賣了，而遭到殺害。

美國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解密資料顯示，在這場屠殺背後，美國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資料顯示，政變發生僅四天之後，美國當時駐印尼大使馬歇爾?格林就表示希望軍方能夠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將軍被殺的機會，指控印尼共產黨陰謀奪權並控制印尼。

儘管格林並不確定印尼共產黨是否參與了事件，但他於1965年10月5日發給華盛頓的電報中，仍強調軍隊必須行動果敢：「不管是何背景……軍隊控制著局勢，它擁有諸如報紙、電台、電視等重要的權力工具。它還掌握了六名高級將領被殺的原因；如果軍隊想利用這一點的話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經開始這樣做……除了共產黨和他們的隨從，穆斯林團體和其它人都站在軍隊一邊……」「如果行動神速的話，軍隊現在具有擊敗印尼共產黨的大好時機……被害將軍屍體的發現，使上述洶洶勢頭達到了高峰。總而言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在10月15日另一份要求轉呈美國情報機構的電文中，格林強調需要進一步進行反共宣傳：「在所有媒體，通過不斷重複的事實，將目前這場恐怖事件和悲劇同北京及其共產主義思想聯繫起來；將綁架並殺害高級將領的手法同北越在南越村莊中殺害村長的事件聯繫起來。」

兩天後，美國助理國務卿邦迪在同澳大利亞外交代表團會見時一起討論了印尼局勢和軍隊應採取的戰略。隨後，在北蘇門答臘省發生了大規模反共流血事件。當地一個同軍隊有聯繫的穆斯林青年組織四處搜尋並屠殺共產黨青年組織的領導人，他們還開始在棉蘭和其它北蘇門答臘城市襲擊華人中的共產黨人，大批華人遭到毆打，房屋、商店被燒。在亞齊省，穆斯林狂熱分子幾乎襲擊了當地所有的共產黨人，一些亞齊暴徒甚至將人殺死後，將他們的頭顱割下，掛在道路兩旁的柱子上。

蘇哈托「禍水東引」

在清共過程中，軍方還將目標對準了蘇加諾的總統權力。1966年3月11日，3名將領來到蘇加諾的茂物行宮，迫使蘇加諾簽署所謂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權力移交給蘇哈托。1967年3月12日，軍方操縱的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一致通過撤銷對蘇加諾總統的任命，剝奪其所有職權。蘇哈托也開始了他對印尼長達30多年的鐵腕統治。

1965年那場屠殺將蘇哈托帶到了印尼權力的巔峰，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親美反共成了他對內實現印尼民族的認同，對外提升國際地位的快速途徑。而當時正值中國處在「文革」前夕的特殊時期，「極左」思想蔓延到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外交政策也受到了嚴重的侵蝕，對於「紅色革命蔓延到東南亞」的恐懼使得印尼更加緊了對中國的警惕和排斥。印尼軍方將中國視為印尼共產黨的後盾，「9/30」事件因此被禍水東引到了華人身上。

其間，印尼軍方曾誣稱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長老被華人所殺，挑撥大雅人對華人的仇視。報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許多華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雞血或狗血的紅色土碗。這就是大雅人復仇的記號，任何大雅人見到紅碗，都有責任將屋裡的人趕盡殺絕。

根據倖存者的陳述，至少有好幾個地方發生「屠村」事件。「溝水都變成紅色」，「大雅人殺華人，就像殺雞殺鴨一樣」。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把這段悲劇稱為「20世紀最慘的集體謀殺」，具體罹難人數，迄今沒有確切數據。據中情局後來的調查報告，截止1966年4月，大約有25萬到50萬人被殺，另有大量入獄者；據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的數據，則為45到50萬左右。真實數字當遠不止此。據美國駐印尼大使馬歇爾?格林披露，當年的大屠殺，「並不區分誰是華人共黨分子，誰是印尼公民」。
參考資料：《關於印尼「九零三事件」的各種說法》，《印尼焦點》1999年第1期；代保平：《印度尼西亞「九?三零事件」與美國關係的探討》；彭蘇：《國際共運史上的印尼慘案》，《春秋》2009年第1期。

首先，海外華人本來就不是中國人。渴求TG庇護，那就和地下黨合作。否則，TG沒那麼多力量庇護你們。當時大陸在扛北邊蘇聯的壓力，還要支援其他盟友，哪有那麼多人力物力管他們？
而且，說不定他們當時和國民黨當局有合作。賴大陸不管他們的，台灣怎麼不去救他們啊？普世價值的美爹呢？

最後，無論怎麼說，他們也是因為TG被屠的，那麼，他們應該主動站到大陸政權一邊，同時選擇戰鬥，而不是在那邊賴大陸不救你。當時大陸沒有航母。
6x年，國民黨海軍的實力不輸大陸。以通共名義進行的屠殺，難怪國府不怎麼救，說不定就是國府支持的。
某些人真是不要臉，明明被打為TG同黨才招致的屠殺，這時候還賴TG不救，而不是自己想辦法和TG結盟，是不是想讓王師反攻大陸啊

印尼有很多島嶼啊，不能視為統一體

反正人已經死了，不論是與否他還能辯解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