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清史的編撰進展如何？

12-27

2004年到現在也有10年了，現在已經完成到什麼程度了？

謝邀。

看了一下幾個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對這個東西比較隔膜的樣子，甚至有人把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和美國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簡單介紹一下情況吧。

強調一下：本文嚴禁以任何形式轉載。

1. 清史編纂問題的由來
實際上，說句不大好聽的話，直到今天，清朝歷史仍然沒有一個足夠權威的敘事體系。這背後的成因非常複雜，但至少，我們先得有一個比較權威的載體才能說敘事構建起來了。這套載體就是一套比較全面的、符合史籍體例的史書。通過國家權威為後盾的史書，將歷史連起來，構成一個大多數人都承認的、連續的歷史敘事，這正是大型歷史工程的意義。例如，清代以前的歷史敘事之所以能有一個很權威的體系，乾隆朝欽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沒。故而，通過編纂史書將清代歷史納入到這個過程中，應該說是中國歷史書寫進程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它不僅能建構中國歷史整體的連續性，也能彰顯編纂者背後的文化權威——我們經常聽到所謂的「隔代修史」，而實際歷史中通過編史書來表達文化觀念的行為比「隔代」這種簡單的繼承關係更為複雜。總之，全面地編一套清代史書，這是個大事。此即所謂清史編纂問題的由來。

共和國建立以前，編纂清代史書的工作已經進行過幾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沒有官方權威性。唯一一項有政府權威的是趙爾巽等編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權威性來自北洋政府，而這個政府早在1920年代後期就已經喪失權威了，史書的權威性大打折扣（歷史編纂權威不足）。另一方面，這套書在後世很多史學家看來，質量也確實比較差（或曰，歷史編纂質量不好）。總之就是《清史稿》雖然被很多人列為「二十四史」之後的第25部正史（特別是文革後該書被中華書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進綠皮那套書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學界不太看重這套書的歷史編纂意義。大家談起《清史稿》，一般只是當成史料，拆開零碎地引用而已。這是新中國建立以前清史編纂的情況。
（關於《清史稿》的問題，可參見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1-6頁。）

在這一背景下，1960年代以前國家權力對編纂清史的興趣也是不高的。中共早期的文化工程，基本上是以配合幹部群眾的思想政治培訓為目的的。當然，這種情況下，對歷史的看法會非常功利，歷史彷彿只是孕育中國革命的一個背景而已（這正是政治課中包括「史綱」的原因）。而清代作為直接觸發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朝代，在這套體系里，地位自然是很糟的。由於這些原因，直到1950年代，清代歷史在中共的歷史敘事里的表現形式，基本只有教科書里前幾章罵一罵而已。對於革命政權，這種程度的歷史書寫就已經夠了。

2. 清史編纂的提出與中斷
隨著1950年代政權逐漸鞏固，國家形態的文化工程也逐漸浮出水面，「編一部清史」這個想法，逐漸在史學界獲得了共識。1960年代中期已有初步的編修清史的意向。這方面的一個重要人物是郭影秋（1909-1985），他在1950年代擔任過雲南省長等要職，1963年調入人民大學，同時具有中共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兩重身份。當時人民大學整體上是一個以幹部培訓和進修為主的高校，思想政治培訓是老本行，但又不脫知識分子的風氣，比較適合傳統史學與革命政權之間的接合。在郭影秋等人的運作之下，1965年國務院正式提出建立清史編纂委員會。

接著爆發了文革，史學家沒死的都被扔去種紅薯。清史編纂工程就暫停了。

1970年代初，文革的緊張氣氛有所緩解，郭影秋的個人地位也有所恢復。在他的呼籲之下，一批清史方面做過一些工作的教師和幹部被召回北京。這時人民大學已經不復存在，只能在北京其他高校先嘗試著搞搞。1972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組，算是一個為將來編纂清史作準備的機構。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後，這個小組也搬了回來，就是現在的清史研究所。「國家清史編纂工程」的很多早期工作就是由這個機構承擔的；這個機構的成立，就是為了給中央日後編纂清史作準備。

3. 清史編纂的野生時代
改革開放以後，歷史學逐漸復甦。很多學者都意識到，沒有一個系統的清史敘事，無論教學還是科研工作都不好展開。於是分別搞了若干野生的清史。

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是，遲早中央都是要修清史的，而且一定會委派給編書能力較強、基礎較好的單位。於是一些高校或科研機構為了將來能承擔這一工作，獲得項（jing1）目（fei4）的主導權，都策劃著編纂了一些清史類的大型書籍。今天看來，這些大型書籍多是文字垃圾，不過也不盡然。一些機構逐步向正規學術組織轉型，在編纂與研究中發展出了較好的清史學科，沉澱下來了不少資源。其中最典型的是東北若干高校、中國社科院、人大清史所三個清史編纂的中心圈子。間歇性的合（si1）作（bi1）中，陸續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清史史書，如《清代全史》《清代人物傳稿》《清通鑒》（清史所的版本）《清史編年》等。應該說，由於此一時期中央沒有介入學術界的這些組織，而清史學界又不像中國古代史其他領域那樣有明顯的學術流派格局，因而文人爭執在所難免，不同單位之間的統籌分工尤其難辦。學術組織自己無論經費還是號召力都有限，想要推動大型文化工程，非常困難。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全史》，這套書是1990年代東北圈子和社科院合作的結果，想要作為學界通用的清史史書。考慮到成書年代，這套書的史學價值還是挺好的。然而從今天的歷史書寫角度來看，這套書有四個較大的歷史編纂學（而非歷史學）問題。其一是這套書沒有統籌編纂的人，相當於每卷都獨立編纂、然後統一套個皮出版，歷史書寫上不夠嚴謹。其二是這套書的編纂者中包含一些對清代歷史沒多少同情心的人（不要小看這個問題，明粉歷史學家的殺傷力特彆強，雙重標準玩起來讓人目瞪口呆），歷史敘事里埋雷。其三是這套書的編纂過程沒有政府參與，事後也沒得到中央認可。其四是這套書完全採用歷史教科書的體例和語氣寫成，和傳統史書相差太大，非但不能體現中國歷史的連續性，甚至還有種回溯的斷裂性。

此外還有一些由於學界不善統籌而自行消亡的工程，例如《清會要》，雖非歷史編纂的典型形式，但從傳統史學上講，接續在列朝會要之後，也是歷史書寫的一種體現。該書先由商鴻逵先生獨力從事，商先生去世後由王鍾翰先生主持，直到1990年代前期還有過協調性的會議。最終無疾而終。其成果分散於一堆學者自己手中，後來轉變為各種其他書籍的基礎，例如《清代典章制度詞典》等。

4. 清史編纂工程終於啟動
到2001年，經過若干運作（主要是社科院和人大清史所的折騰），「國家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由於得到了政府全力支持，該項目財力非常充足（真！的！很！有！錢！！），人力也就不太成問題:(。它頭幾年的運轉，主要依靠人大清史所的教工和學生，辦公也經常使用清史所的場地，甚至一度連文獻資料都從清史所借用。不過隨著工程的進行，其他學術組織的參與增多，涉及的人數已經達到四位數之巨，統籌的難度也越來越大，肯定無法依靠清史所這樣一個學術機構來管理。因而文化部越來越多地介入管理工作。近年來文化部派出的官員已經成為核心的主事之人，而學者只是「執行者」；委員會有獨立的辦公地點，建立了自己的文獻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但並無多少獨門秘籍，基本都可不太費力地找到電子版或公共圖書館館藏）和內部檔案資料庫（與一史館電子化檔案大致相同）。

清史編纂的困難，遠比一般人想像中要大很多。前朝歷史的編纂，往往是幾代人經過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鋪路，作出無數考證，然後再統一修訂的結果。而清代歷史缺少這種沉澱，實際上處於一邊編纂、一邊研究的狀況，因此很多實際工作中的困難實在是很難想像的。特別是近年來歷史學研究推進得非常迅速，今天剛寫出一段史書，可能明天就會冒出一篇論文來否定其中某些敘述。而且近代以來，不同研究範式、不同話語體系，都在影響著歷史書寫；用一種範式著成的史書，可能在持不同話語體系的人看來，就是老調/異端/「歷史虛無主義」/「泛政治論」/「套用西方後現代話語」/……等等。這比萬氏兄弟著《明史》的時候複雜多了。

（補充一點：紀傳體在這方面確有優勢，一方面能夠保留歷史事實考證的爭議與矛盾，一方面能夠盡量減少範式所帶來的問題。歷史教科書的體例在這兩點上問題都很明顯。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雖然是目前最好的民國史書，但它的編纂工作長達30年之久，最早和最晚編纂的部分可能話語體系差別非常之大，導致一部書里有幾套範式，這在歷史編纂學上肯定是缺憾。）

再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就是歷史知識的再生產問題。我們現在所用的各種書寫清代的史書（而不是史料），所採用的敘事體系都是源於20世紀初《清朝全史》《清代通史》等一些比較原始的史書，而這些史書受到當時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雖然作者本人可能力圖保持一種相對冷靜的態度，但是仍不能避免兩個問題：對某一個時代的歷史書寫，會錯判重點，把一些當時所不太重要的事情當成重點來講，而把當時的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忽略掉；所使用的很多資料仍是民族主義思潮之下的、滿足人們「排滿興漢」閱讀期望的商業出版物，如《清朝野史大觀》等，而這些資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荒誕不經之物。不要小看後面這一點——須知《清實錄》《清會典》都是1980年代以後才出版，《起居注》的影印版至今還處在零零星星的狀態。對於1980年代以前學習清史的人來講，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史料」，只能是民國初年的一些商業出版物，最翔實也就是《東華錄》這個水平了。其結果是，很多在清末民初「生產」出來的「清朝歷史知識」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史書，並且一下子就延續很多年。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在敘述乾隆朝歷史時，經常花不少篇幅介紹文字獄，進而強調這一時期的族群隔閡，彷彿乾隆朝就只有文字獄、閉關鎖國和貪污腐敗三件事似的；而近年來海內外的研究中都已經顯示，十八世紀的族群性恰恰是趨向於包容和淡化的，而且乾隆朝許多重大政策及其爭論，例如河工、海塘、糧政、邊政等，比文字獄要重要多了。清史編纂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基於較為可靠的史料，盡量剔除掉這些「再生產的」知識。

還有就是人物評價。委員會採用了紀傳體的體例（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多人都想用歷史教科書那個體例），故而在傳記環節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具體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這些都是雷區，不僅學界內部會有不同聲音，而且學術界之外的壓力也會滲入。比方說，可能會有歷史人物的子孫試圖施壓，要求寫得好一點。在具體問題上，這類爭論會變得很棘手。隨便舉個例子，如何書寫吳三桂：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功臣？正視他叛變的事迹？觀點之爭，落實到編纂工作中，就變成了學者之間的平衡術。當然，歷史編纂學一般會認為，歷史評價問題可以有矛盾共存，也可以對敏感問題淡化處理，但在實際工作中都需要協調。

此外還有各種神奇的問題。特別是涉及和國內學術環境相關的事情。這些東西由於我所知可信度不高，而且往往消息來源的主觀性較大，就不能再談了。不過這裡要強調的是，相信各位看到前面啰啰嗦嗦說了這麼多「清史編纂工程」的背景，應該可以意識到，清史編纂是一個背景特別複雜、利益牽扯很多的事情。對它的批評，學術經常只是幌子，真實原因往往來自學界內部的矛盾。指責越無稽、跟批評者自己的立場和地位牽涉越多，就和「本位主義」掛得越近，實際工作中往往就是沒能從經費里挖一勺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對這類局外人的批評太當真。

原本的計劃是，這套清史每一部分稿件都要經過三輪審查和校訂，然後交給人民出版社，於2018年出版。這個計劃現在肯定已經無法完成。絕大多數稿件目前處於審查狀態（第幾輪就不一定了）。不過根據現有的進展，肯定不會像《清會要》一樣爛尾，只要本朝不完，應該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裡是可以成書的。至於稿件質量，我說無可奉告，讀者大概也不高興，然而我還能咋辦……

與清史編纂同時進行的是「國家清史編纂工程」資助下對清代史料的清理和出版。這是對學界最有幫助的工作。藉助清史編纂工程的充裕經費，學術出版這種不太生利的事業得以進行，數量驚人的孤本與稀見史料得以廣為散布。目前已有檔案叢刊、文獻叢刊及一個譯介的系列，譯介不僅有經典著作，也有新書，檔案文獻規模更是可觀，僅《清代詩文集彙編》就有八百冊之巨。清史研究的一大困難，在於史料獲取非常困難。前代歷史可能把著欽定正史和會要就能做一些初步的東西出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清史也是這麼搞的。然而隨著很多新史料的披露，我們對清代歷史的廣度和複雜度都要有重新的估計，其中有趣的內容也越來越多。當然這也帶來一些新問題：新史料披露出來，學界就可以研究出和以往認知不同的成果；而同一時期編纂的史書，恰恰是以往認知的體現。換句話說，清史編纂工程掏錢印的史料，都是在為別人否定它自己的成果提供彈藥。這簡直是宿命一樣的結局，不過對廣大學界同仁來說也是好事嘛。

5. 最後一點辨誤
圍繞著「新清史」這三個字，可以說有三個完全不相同的實體。很多人不明所以，彼此混淆。這個問題里一度有一個「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標籤，就是這種混淆的一個例子。三個實體分別列於下：

(1). 「清史編纂工程」。但事實上，「清史編纂工程」從未被簡稱為「新清史」，它常見的簡稱是「新修清史」或「大清史」。

(2). New Qing History。這是美國漢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和清史編纂工程基本無關。2015年李治亭等人狠批的就是這個領域。其實想想看就能明白嘛，李治亭先生身任清史編纂委員會要職，怎麼可能自己打自己臉呢。

(3). 台灣編的兩本書。1980年代以後，台灣一度嘗試重新編纂具有官方權威認可的清史史書；然而由於陳水扁上台後打壓史學界對大中華區域的歷史關懷，推行歷史的本地化，要求以台灣為歷史書寫的主體，這個台灣版的清史編纂工程就胎死腹中了。已經編完的部分，以《新清史本紀》《新清史地理志》為名出版。這也帶著「新清史」，只是不太為人所知罷了。台灣清史巨擘庄吉發先生覺得大陸地區沒有把《新清史本紀》當成「新修清史」的通紀，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然而……哎很多事情大概也不是學者能左右的吧。

大概就是這些吧。利益相關：在層層發包中審過幾篇稿子。（所以對稿件具體情況無可奉告，不然發包給我的人就得算違約賠錢。你們不要聽風就是雨，我沒有半點說稿件不好的意思，宣傳上出了偏差你們要負責。）

我講幾個國家清史修纂過程中的事情吧，來源是《百年清史纂修史》，作者劉海峰是廈大的博士，參與了國家清史的一些工作。

一、閻崇年事件：

在05-07年左右，國家清史項目讓閻崇年主持太祖太宗朝人物修纂，結果當時閻崇年忙於百家講壇等事情，交上去的稿子水平一般，而且有一些直接抄《清史稿》和《清史列傳》。結果折騰半天，沒辦法，只好換項目負責人。這件事使得導致撥款部門給相關經費時由原來的直接全給變成了先給一半，另一半……以後再說…… （書中為了把這件事與08年閻崇年被打事件區分，把被打事件稱為「無錫事件」）

二、為什麼這書至今還沒出：

除了個別像閻先生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學者是……太努力了。

1、餘步雲生年本來是未知的。有位先生，為了查餘步雲的生年，從國家檔案查到地方志，最後終於查到了，是乾隆39年，但是前前後後花了三個月，也就是為了一句「生於乾隆三十九年」而花了三個月時間。有意義嗎？當然有，但是這樣一來，太費時間，自然會拖。

2、內部爭執，比如編寫者和審查者觀點不同，互不相讓，時間也會拖。

3、字數太多，越寫越多：

（1）議政王大臣有多少人？剛開始修的時候，覺得就十來個，結果越查越多，最後查到200多人，當然都得記，記的人多了，花的時間當然會多。

（2）恐怖的《藝文志》。《藝文志》是山東大學杜澤遜先生負責的，按規矩當然應該盡量記載完整，但是清代人寫的書實在太多，最後單單書目目錄就有幾十萬字（也可能是上百萬字？書不在身邊記不清了），這個……沒辦法啊，該修還得修啊。（評論中 @張鴻鳴指出：「藝文志不多，受篇幅限制只收了兩萬多條。作為附屬工程的《清人著述總目》有22萬3千條。」）

（3）我把這本《修纂史》里的內容給別人看，有個朋友上過謝景芳先生的課，他談到謝先生吐槽說，本來國家《清史》要求寫白話文，但是內容一詳盡就會超字數，為了不超字數只好壓縮，結果白話文被壓縮得像文言文……這個不斷壓縮字數的過程，當然也會花時間。

三，累死的學者

書里特別提到幾位在修纂期間去世的學者，其中有的就是累死的。

比如天文學家席澤宗院士，為了修纂國家《清史》的天文部分，勞心勞力，最後突發腦溢血去世。

歡迎大家去看《百年清史纂修史》原書。

清史項目主體是在人大歷史學院。在我還在讀本科的時候，雖然不是歷史系學生，但是通過體育課和馬哲毛鄧三等群眾喜聞樂見的跨系大型交流活動得知，差不多整個歷史學院超過一半的人都投身於這項如火如荼的活動。有幸進入過人大舊圖，裡面烏央烏央全部是清代史料，特別是戴逸老師捐獻藏書部分。再有一次，因為複印某個資格考試的材料而在複印店拿錯了，然後在自習室里看了半下午的歷史學院研究生內部刊物，全部都是學生們的學術心得和成果（那些沒能正式發表的吧我猜），整本雜誌2/3以上都是清史研究。
雖然我覺得自己真沒資格回復這個問題，但是抬頭一看樓上的回復都是在扯有的沒的。真正治史的人都在埋頭苦幹吧我想。

現在的狀態不知道如何來形容，用一個比較近似的辭彙，就是「爛尾」

新清史的提議是好的。清史的確需要好好修一修，而且清史資料十分豐富，足夠修史用的了。當然了，背後似乎有些歷史因素，這就不是能隨便說的了。這個歷史因素的改變，似乎也註定了新清史的結果。

大方面的操作也是不錯的。很清楚的是，一個學者很難對整個朝代的任何事情都有準確且全面的把握，故而把新清史的各個部分交給了不同的學校、學院，各有分工。應該說，從計划上來講，是很好的。

另一方面，作為新清史的輔助工作，出版了一系列的書籍。其中有對我國舊論文、書籍的整理，也有對外國清史研究的翻譯。與此同時的，其實目前已經出版了很多冠名新清史的分冊，這些有可能最後都會成為新清史的組成部分，當然也有可能不會。

正面說完了，說負面。

不該說的方面就不說了。我第二段隱約提到了。另外就是，其實國家投了那麼多錢進來，現在經費好像捉襟見肘了。誰叫計劃爛尾了呢。

具體的問題呢，也挺複雜的。目前來講，志的部分似乎水平較高，其實有人認為新清史最後能看到的有水平的只有志書。

不過。由於計划上採用了層層分工制度，所以也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一方面是體例的要求。舉個例子。清史·典制·民族志·蒙古族篇（請允許我不在這裡噴這個體例）被分配給了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大學搞了三年，搞出來了一套三十四萬字的《清代蒙古志》。新清史審批的時候，提出了不少修改要求，包括壓縮內容，調整結構等等，實際上是大部分的改寫。後來內蒙古大學直接把原本的《清代蒙古志》給出版了，在2009年。於是這至少說明，雖然採取了看似「各盡所能」的分派制度，但是其實體例相當混亂，而且存在不少矛盾。

另一方面就是層層分派之後，又出現了層層分派。本身來講，新清史的各個內容是分給各個院校，然後各個院校再分配給各個老師或者小組。但是由於各個老師自己因為各種情況，實際上能夠自己親自搞內容的是少數，恐怕主要的就是幾個志書的了，所以就出現了第二次分派。
某一樓有人說，作為資料整理，研究生幫忙打下手有何不可？這個是真理。而且很多部門都是這樣做的，經常是學者寫出來初稿，然後數個研究生進行文本工作和核對等等。但是可笑的是，在一些部門，特別是傳記方面，學者基本是把工作分派給了學生們，研究生，甚至於據說有分派給本科生或本科生小組的。這就成了研究生甚至於本科生親自寫歷史人物傳記，然後學者只做審核和整理。至於這些研究生甚至於本科生寫的傳記如何（一般來說分派的都是清史里的邊角人物），我只能說，有個別人還是很有才華的。恩。

還有。根據一些人的說法，新清史給清代史料檔案的保存和管理帶來了一些不可逆的破壞，這個具體不是很清楚，還有待高人補充。

之前興沖沖地標記了，結果竟然將我摺疊了。

沒道理啊，清史我的真的熟，大神不敢說是，但小神還是沒問題的。

當年年少無知，差點報考人大清史研究所，以身許清史。

扯淡完畢，開始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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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結論：目前清史編寫已經基本完成。

2004年:清史纂修正式立項

清史纂修是一項宏大的工程，要本著公正、公平、透明、競爭的原則，實行項目制，針對不同的項目實行委託、招標等方式來運作。2004年是主體工程的立項年，基礎、輔助工程也要相應開展一些項目的立項。項目中心已於六、七月份在各大媒體上進行宣傳，為進一步開展招投標工作做好準備。今年年底，主體工程的近百個項目將完成立項工作，基礎輔助類項目也要隨著主體工程的開展而不斷地拓展新的領域，以便更好地服務於主體工程。

2010年：清史草稿完成，進入修改階段

「現在送上來的稿件質量好的和比較好的佔60%，但也需要加工修改。估計有40%的稿件是要打回去重寫和修改的。」

以82歲高齡推動規模浩大的《清史》編纂工程，著名清史研究專家戴逸坦言身心均面臨挑戰。

最近他向參與該工程的1500名專家提出了最後期限——2012年，必須向中央拿出一部近100卷、3500萬字的「送審稿」。

2012年：清史定稿審批階段，距離定稿本面世仍然遙遙無期。

清史的定位問題其實就是寫一部什麼樣的清史的問題。就目前的史學發展趨勢看，清史可以有三種定位，其一，清朝史；其二，清代中國史；其三，清代中國人史。

新的正在纂修的大型《清史》，實際上就是廿四史（或稱廿五史、廿六史）的繼續，是一部大型史書。如何編好這部書呢？廣泛收集清代各種史書、資料是關鍵。在中外傳統史學中，有一種觀點頗為流行，那就是歷史學等同於史料學。被譽為「黃河流域第一才子」2的國學大師傅斯年，曾提出「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並號召學子們「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3。把歷史學只看做是史料學，當然有片面性。因為，研究歷史，如果沒有正確理論－—唯物史觀的指導，就如同瞎子摸象一樣，永遠不能描繪出真實的歷史事實，也永遠不能得出真實而又可靠的歷史結論。但重視史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把搜集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第一步，無疑又是十分正確的。因為，沒有史料的史學家就等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了充分的史料為依據，再加上唯物史觀的指導，修史專家們才有可能纂修出一部流芳百世的大型《清史》來。

更多細節請訪問：中華文史網。

新清史是由人民大學清史所的戴逸老師所極力倡導的，清史也算人大歷史學院在國內最強的學科，當然我知道編新清史在國內學界一直有些不小的爭議，就跟北大湯一介先生編的儒藏一般。從我個人來說，我認為還是很有價值的。不能因為現在這個時代的局限性就否認清史稿本身的不足。如果想知道具體進度的話，歡迎題主去張自忠路段祺瑞執政府舊址，現在那裡是人大的老校區，戴逸先生還住在那裡。

大家別急啊。東大史料編纂所的《大日本史料》斷斷續續編了100多年了還沒編完呢……

我才知道，修清史原來是這麼糾結繁雜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歪曲這段歷史，絕對不能像辮子戲一樣美化。

現在還有數量浩繁的滿文檔案史料沒有整理翻譯。而且普遍認識到滿文檔案並不是簡單漢文檔案的對應。那麼是不是還需要再等一等？

清史稿和蕭一山的大清全史必須被替代，民國編的清史怎麼能讓它上位，這是關係正統的問題，編好清史民國（台灣）就不戰而死，編不好就去編民國史吧（還不一定有機會）

怎麼說，清史的編寫條件和以往所有史書都差別太大了。以往的史書只要將前朝起居注還有國書什麼的總結一下就完了，但是當代呵呵了，1信息時代，知識爆炸，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亂七八糟的東西（文獻，出土，地方志，還有國外的）被翻出來，2再加上這個基本上是最後一部中國古代史，中國封建帝國史，3清朝也是一個外國勢力介入和影響非常嚴重的朝代，它親歷了殖民航海時代，對外戰爭，與國際史有接軌，他不是狹窄的中國史，。此前的朝代雖然有但基本上對政治沒啥影響，而且很多國家最後都被同化了，但清朝的對外戰爭可沒有將外敵同化；4數據，清朝的很多東西是有數據記錄的，而且清朝末期是有照片的，反正慢慢編吧，啥時候編出來都無所謂。

清史稿不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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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十六卷，以紀傳為中心。所記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下至1911年清朝滅亡，共二百九十六年歷史。《清史稿》是中華民國初年由北洋政府設館編修的記載清朝歷史的正史 ——《清史》的未定稿。編修工作歷時十餘年，至1927年，主編趙爾巽見全稿已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以《清史稿》之名將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為未定本。因尚無依中國傳統正史體例[2] 編寫的清朝史書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豐富，其價值仍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