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習得雙語的孩子在認知能力上是否會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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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喵。有關早期雙語對兒童認知能力發展的益處 (cognitive benefits for bilingual/multilingual children) 的問題，我在在國外生活的華人如何解決子女的中文教育問題？ - 安時的回答和在多語言環境，嬰兒學習語言是否會有障礙？ - 安時的回答中均有提及，總的來說：

跟單語兒童相比，雙語兒童在抗干擾、集中注意力方面有著顯著的優勢 [2, 3, 4, 7, 14]。
跟單語兒童相比，雙語兒童在做計劃和解決複雜問題時的表現更好，更具有創造力 [6, 8, 10, 13]。
在成年人當中，雙語人群認知老化的速度要明顯慢於單語人群 [1, 7, 18]。
有實驗表明，雙語成年人失憶症的發病時間要比單語成年人的發病時間推遲4年左右 [5, 13, 17]。
有部分實驗結果表明，在幼年時期習得雙語或多語的人群，通常在成年後更容易學習外語，但這一結論仍有待證實 [9, 11, 12, 16]。
通兩種或多種語言的人有機會掌握更多的人脈和資源 [8]。比如說在加拿大，會講英語和法語的人的收入要比只會英語的人高出10%左右，比只會講法語的人高出40%左右 [7]。

雙語或多語學習對認知能力的提升主要在於executive functions (執行管理功能), 也可以叫做cognitive control (認知控制)，它包括但不僅限於工作記憶、注意力、靈活度、推理能力和計劃安排。從解剖學上看，大腦額葉的前額葉主要參與了executive function的工作。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資源分配的中樞，如果把人腦比作電腦 (雖然不盡恰當)，那麼這個所謂的executive function就相當於CPU，裡面既有control unit，也有processing unit。

和單語人群不同的是，雙語人群大腦的語言中樞中有兩套不同的、並行的語言系統。大量實驗表明，在處理語言輸入和語言輸出的時候，雙語者的兩種語言都處於激活狀態，在不同語境下激活程度高的語言系統勝出，進而被用於處理語言輸入和語言輸出。按照Connectionism (聯結主義) 的觀點來看，激活程度高的語言系統應該是歷史激活次數多的和激活時間近的系，然而雙語者的兩個語言系統可能發育不均衡，兩種語言使用的頻率和場合也不盡相同，種種因素導致了激活程度高的語言不一定是當下需要使用的語言。在automatic psychological process (自動化處理) 不能勝任的領域，就是我們的executive function派上用場的時候。它能夠主動地降低非目標語言的激活程度，提升目標語言的激活程度超過特定的閾值，從而使說話者能夠使用目標語言進行理解和表達。這一過程就是inhibitory control (抑制)。就像肌肉越練越強壯一樣，大腦的特定功能在日積月累的重複使用後也會變得更加靈活。雙語人群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針對說話對象、說話場合和其他的因素轉變自己的語言，甚至有的時候為了特定的表達效果 (強烈情感，修辭，引用) 在同一句話中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例如: 教秘說了extension will be permitted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這種現象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code-switching。有的時候是有意為之，而有的時候可能是某種語言中某一辭彙/表達使用的次數太多、頻率太高，激活程度太高以至於阻礙了另一語言中的響應辭彙/表達的使用 (這種現象叫做blocking)。這種阻礙能否越過呢？答案是肯定的，只是需要付出額外的cognitive resources，簡而言之就是太費力，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就放棄努力，直接進行code-mixing的表達。

解釋完了inhibitory control的機制，我們來看一看雙語兒童的前兩個認知優勢。反直覺的是，集中注意力的過程其實是一個排除無關干擾的過程。而雙語人群最強大的能力之一正是抑制能力。就像抑制非目標語言，選擇性激活目標語言那樣，他們能夠在干擾性很強的Stroop effect和Eriksen flanker task中抑制干擾信息，選擇性地提升核心信息的激活程度，極大地提升答題的正確率。空說無憑，我們就來看看這個stroop task是什麼東西。

我們先看左邊一列，red就是紅色字體，yellow就是黃色字體，字體顏色和顏色的名稱是一致的 (congruent condition)。再看右邊一列，blue是黃色字體，green是紅色字體，字體顏色和顏色名稱是不一致的 (incongruent condition)。這個時候如果要求同一個實驗對象先後識別左右兩列中單詞所代表的顏色，他處理右邊一列的速度會明顯低於左邊，而右列的正確率也會明顯低於左列。大家可以試試看，當我說：請從上到下依次說出左邊/右邊一列的顏色名稱，感覺一下自己的反應速度和難易程度。這種因為干擾而產生的反應延遲就叫做Stroop effect，named after John Ridley Stroop.

和stroop task一樣，flanker task也有很多表現形式，我這裡取一種比較經典地來講。Flanker test也有congruent condition, incongruent condition和neutral condition (stroop task的neutral condition是所有的顏色名稱都用黑色字體)。實驗要求被試根據箭頭序列中心的那個箭頭來做反應，忽略其他的箭頭。箭頭向右摁一個鍵，箭頭向做摁另一個鍵。實驗結果表明，當箭頭指向一致的時候，反應速度要明顯快於箭頭指向不一致的時候。原因和上面一樣，當大腦需要主動地抑制某些信息的時候，需要佔用更多的資源/空間，從而降低了反應速度 (典型的speed-accuracy tradeoff)。可是對於雙語人群來說，因為經常在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之間不停轉換，大腦在應對相似的任務的時候就會更加熟練，控制能力更強。類似的實驗還有Simon effect，測試的是人腦如何處理空間上的衝突，感興趣的可以點開鏈接自己研究一下。

插播QA session:
昨天答題以後，看到有些評論認為雙語對認知的益處只能在成年或者更晚的時候才能顯現出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有很多實驗是針對學齡前兒童，甚至嬰幼兒來做的 [2, 3, 6, 8, 13, 14]，我這裡舉一個比較近的例子 sciencedirect.com 的頁面。在Poulin-Dubois et al. (2011) 的研究中，24個月大的雙語兒童在stroop task (這裡使用的是Shape Stroop Task, 以適應嬰兒的理解能力) 中無論是反應速度還是正確率都明顯高於單語兒童，表明雙語對認知能力的增益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產生了。

也有人認為只有早期 (關鍵時期) 之前的雙語才能產生這些認知優勢，這種看法也是不對的。愛丁堡大學的Vega-Mendoza, West, Sorace, and Bak (2015) 研究 [18] 表明，late bilinguals (晚期雙語者，在關鍵時期之後習得/學習第二語言) 和 early bilinguals (早期雙語者) 表現出相似的認知優勢，在一系列認知能力測試中都優於相應的單語人群 (ed.ac.uk 的頁面)。
（待續，明天更新雙語人群的劣勢）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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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a-Mendoza, M., West, H., Sorace, A., Bak, T.H. (2015). The impact of late, non-balanced bilingualism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Cognition, 137, 40-46. doi:10.1016/j.cognition.2014.12.008

關於bilingual的研究從很久以前的認為「從小習得兩種語言損害認知發展」到現在的「雙語兒童有各種各樣的認知優勢」，我在日本讀研以及現在在加拿大讀博期間進行了大量雙語兒童腦實驗以及行為測試研究，和這一領域的幾位泰斗級學者（Fransois Grosjean，Judith Kroll和Janet Werker)對這一話題有過一些面對面的交流。前面安時介紹得非常系統，我就補充幾點：

1. 雙語兒童的認知優勢，首先要想一下什麼是雙語兒童，「自幼習得」幾歲算「幼」？至今學界對「bilingual」也很難達成一致的定義。在國內的雙語幼兒園上學能叫早期雙語兒童嗎？出生在溫哥華的新移民華裔家庭里然後又迴流到中國之後經歷language attrition的兒童呢？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前先要分清對象是哪一類人群：early bilingual, late bilingual, 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這就不得不提到critical period. 最早提出的以6歲為界線，6歲以後習得的語言很難達到母語程度的假說很輕易就可以被身邊的事例推翻。但近期的neuro-imaging studies 又發現即使在出生後短短1年之內密集且大量接觸過的語言也有結構性塑造大腦語言系統的作用（一個出生後幾個月就被領養到加拿大法語區的中國兒童長大後雖然只會說法語，但是聽到中文時的腦內反應是和中法雙語者一樣的，而不同於法語monolinguals.) 這又說明，critical period不是存在不存在的問題，而是何時被打開，何時被關閉的問題。

2. 回到雙語兒童的認知優勢這一問題上，大量研究證明early bilingual在attentional switching, shifting, inhibiting 等executive function上相對單語兒童有優勢. 這種優勢在兒童期較明顯，在青年期幾乎看不到，到了老年又更加明顯地體現出來。之所以在青年期看不到是因為在青年時executive function已達到頂峰，雙語所帶來的優勢並不能在此基礎上帶來更大的優勢，而不同於在發展期的兒童和認知能力減退的老年。

3. 大部分證據支持早起雙語兒童的認知優勢，而關於晚期（中文不知道怎麼說了，晚期雙語兒童？）late bilingual是否也有這樣的優勢，一些研究證明並不存在認知優勢，當然也有一些發現了這種優勢的。因為late bilingual 不好定義，中國的初中生會英語的也可以叫late bilingual，8歲移民到加拿大在英語公立學校上完學的中國孩子也叫late bilingual，但兩者在語言能力上相差太大，每個研究的樣本相差太大，所以結果不同很正常。因此與其討論早期晚期，不如關注雙語語言能力。

4. 最近幾年在加拿大，特別是溫哥華的華裔父母中很盛行的一種現象是，既然報紙上經常說早期雙語有利認知，那就把孩子送到法語浸透式幼兒園吧。去年我去做實驗的大溫哥華地區的6個大型法語幼兒園以及小學裡，很多整個班級一半以上都是來自大陸的新移民家庭。這種想讓孩子不費力就精通中英法三語的想法很好，可是缺乏家庭內語言支持的法語往往在上高中後就荒廢了。重點是，這裡面不乏自閉症，唐氏綜合症等認知障礙的兒童，雖然雙語對他們的語言發展無害，但幼兒園時期用第三外語來學習無疑增加了這類有障礙兒童的負擔，並且浪費了父母本可以提供的母語（中文）支持。

5. 雙語並不是提高兒童認知能力的唯一途徑，打遊戲（當然本人不提倡），學習音樂，對executive function的發展同樣有益，父母要根據孩子特點選擇。

午休時間隨便寫的，沒有時間加citation，對相關研究論文感興趣可以留言。

早期四語環境的笑笑不說話

感覺這個問題我還是能回答一下的～
我爸爸是中國人媽媽是德裔美國人，所以我們家的語言一直比較複雜。不過小時候我爸媽只教我說漢語和英語怕我搞混了（不過我媽批評我和哥哥的時候還是會用德語），五歲上託兒所之後才開始和我說三國語言～
所以我現在能說中英德西（西班牙語是看電視+和拉美裔小朋友玩的時候學的）四國語言，但是認知能力的優勢嘛，我是這麼理解：因為懂多國語言，所以能接觸許多國家的書籍資料紀錄片之類，自然會懂的多一點～
不過我覺得，語言多會一點也沒有壞處啊～

這是從我自己的畢業論文里摘的，關於雙語和雙言對於認知的影響的綜述
2.2 對雙語者的認知功能的研究2.2.1 對雙語者的概念界定

有關雙語(bilingual)的定義，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界定。Bloomfield(1984)將雙語定義為兩種語言都能像母語一樣熟練；Weinrich(1984)認為雙語就是交替地使用兩種語言的實踐；Haugen(1984)則認為雙語是能夠用兩種語言完成有意義的話語。Grosjean(1992)明確指出雙語是有規則地使用兩種或多種語言。

這些定義中，Bloomfield的定義對雙語者兩種語言的水平要求很高，雙語者不僅能流利地使用兩種語言中的任何一種，且兩種語言的水平是相當的。許多研究者認為能夠達到這一標準的人是很少的。而Weinrich、Haugen和Grosjean則沒有考慮雙語者兩種語言的熟練水平及語言能力間的平衡與否，因此根據他們的定義，雙語就包括了相當廣泛的接觸兩種語言的活動。

2.2.2 雙語影響認知的國內外已有研究

國內外對於雙語的認知研究較多，證實了雙語經驗對認知是有影響的，而這種影響是雙方面的，在某些方面對於認知有促進功能，在某些方面則是不利的影響。有研究表明(Páez，Tabors，López，2007)早期的雙語經驗可能會導致兒童的語言發展相對緩慢。例如，在語言掌握進程上，只掌握一種語言的單語者和順序雙語者(sequential bilinguals：先掌握一種語言後再學習另一種語言的雙語者)和幼兒期同時掌握兩種語言的相比會快一些。也有研究發現這種幼兒期掌握語言的進程差異會在進入學校之後迅速的消失(Collier，1995)。有研究表明，雖然掌握兩種語言的兒童在進入學校大概兩年左右的時間內能夠把兩種語言中較不熟練的語言上達到口語上的熟練化，但是他們在達到更高層次的語言能力方面，如專業語言的熟練程度是顯著慢於單語兒童的。雙語兒童在學術語言上發展的滯後，使他們可能在學校提供的標準語言成就測試上處於劣勢(FrenchLlorente，2008)。

辭彙量方面是雙語者所表現出的另外一個認知劣勢。雖然由於在表達同一個概念的時候雙語者會擁有來自兩種語言的辭彙，因此雙語者的總辭彙量應該是大於單語者的，但是雙語者和單語者在同一種語言的辭彙量上相比是處於劣勢的。例如，對兒童的研究表明，雙語兒童在單種語言的理解和表達測試上的辭彙量都顯著小於相應的單語者(Bialystok，Barac，Blaye，Poulin—Dubois，2010)。

同樣，對成年人的研究也表明成年的單語者在語言的上的辭彙量顯著大於雙言者相應的語言(Portocarrero，Burright，Donovick，2007)。有研究者認為雙語者在單種語言上的辭彙量劣勢在成年後會逐漸消失(HamersBlanc，2000)，但這種觀點仍有待於更多研究證實。與雙語者較小的辭彙量相關，研究發現雙語者認識的高階辭彙比起單言者更少，並且存在更多的舌尖現象(tip—of—the—tongue)。例如在Gollan和Brown(2006)的研究中，雙語者和單語者被要求對圖片中的物體命名，一部分物體的名字比較複雜，另一部分物體的名字則比較簡單。研究結果表明單語者在對複雜名字的物體命名時候出現了比雙語者更少的舌尖現象。此外，研究還發現單語者在看圖命名測試上反應時更短並且產生的錯誤更少(Gollan，Montoya，Cera，Sandoval，2008)，在語言流暢性測試上較之雙語者也處於優勢(Gollan，Montoya，Werner，2002)。

認知方向的另一個雙語研究著重於探討元認知和雙語經驗的關係。研究表明雙語經驗能夠促進幼兒元語言認知。例如，一些關於早期雙語經驗促進語音意識和閱讀技能的發展的結論來自於對不同語種的雙語兒童的研究，包括西班牙—英語雙語兒童(Kovelman，Baker，Petitto，2008)，漢英雙語兒童(Marinova—Todd，Zhao，Bernhardt，2010)，以及義大利語母語的多類雙語兒童(Kolic—Vehove?Baj?anski，2007)等。研究表明單語兒童在辭彙—語義聯繫的靈活性上被發現差於雙語兒童。例如，在Sheng，McGregor和Marian(2006)的研究中，兒童需要對36個詞中的每一個詞產生3個聯想詞，漢英雙語兒童在漢語和英語測試條件下的得分無顯著差別，同時，他們比英語單語兒童表現出更多的範例式聯想(即聯想詞與目標詞屬於同類別，例如狗與貓)，表明他們在語義聯想上的優勢。對成年人的研究也表明，單語者的元語言認知能力顯著差於單語者。例如，Ransdell，Barbier和Niit(2006)讓大學生被試自我評價閱讀能力，然後測試他們的實際閱讀理解能力，結果顯示雙語被試的自我評價比單語被試較為的準確(即他們的自我評價與實際能力更一致)。此外，發現，有研究表明進入雙語環境學習的學齡兒童在小學四年級左右開始顯出語音意識上的優勢，表明三年以上的雙語經驗可以對兒童的語言認知能力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Laurent，Martinot，2010)。我國對少數民族兒童的相關研究也表明漢語—民族語雙語教學模式能夠顯著促進兒童的語言認知能力(陳寶國，2002，2004；萬明剛，刑強，1999)。

一些研究表明，雙語經驗對和語言相關或者非語言的認知操作都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例如，Bialystok(1999)採用維度變化卡片分類任務(DCCS)研究幼兒的認知複雜性水平，該任務的卡片有不同的顏色和形狀，要求兒童對卡片進行分類，每次選擇後會有正誤的反饋，以此來學習分類的方式。該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平衡母語水平和wm的情況下，4到5歲的單語兒童在維度變化卡片分類任務測試成績上顯著差於相應的雙語兒童。Vega(2010)的研究中採用威斯康星卡片分類測試任務(WCST)，在此測試中，被試需要按照給出的圖形的形狀、顏色或者數量進行分類。該研究結果也顯示了雙語的促進，西班牙語—英語雙語的小學兒童比相應的單語兒童在分類規則變化後能更快做出正確的調整，也就是說雙語兒童的認知靈活性比單語兒童更好。Kharkhurin(2009)採用簡化版的托倫斯成人測試(abbreviated torrance test for adults)，該測試由三個開放式活動組成，根據創新性、流暢性、靈活性、豐富性等標準對被試在這些活動中的語言或者畫圖反應進行評價——研究大學生被試的發散思維能力，結果發現在控制智力水平的情況下，成年雙語者在創新性上得分顯著高於相應單語者。

近年來的一些發現雙語經驗對中央執行功能(central executive functioning)有促進作用，正因為雙語者在中央執行功能上擁有優勢，才形成了他們在各種具體的語言和非語言的認知操作上的優勢。按照Baddeley(1996)的觀點，中央執行功能是指工作記憶里調控記憶迴路(phonological loop)和視空間畫板(visual—spatial sketchpad)的中樞部分，可以對外界輸入的信息進行同步的儲存和加工。其主要功能包括同時協調不同任務的操作，變換操作策略，抑制與當前操作無關的信息，在長時記憶里保持信息和對信息進行操作處理等，並存在多個子功能。很多研究表明，雙語經驗在中央執行功能的多個子功能上都表現出了積極的影響。

首先，研究者現單語者在中央執行功能的衝突抑制能力上比起雙語者要差一些。例如，需要處理各種信息衝突的任務中單語者比雙語者表現的更差(在這些任務中被試需要抑制無關信息的干擾而對測試要求的信息做出相應的反應)。在Bialystok(2010)研究中，6歲的雙語兒童和單語兒童被要求完成整體—局部測試(global—local test)，這個測試中刺激物為局部特徵和整體特徵可變化的視覺刺激，如一個由小寫字母a組成的大寫字母D，被試根據指導語對刺激物的整體特徵或者局部特徵做出反應。其研究結果表明，在控制語言力和工作記憶能力的基礎上，雙語兒童與單語兒童相比，RT顯著較小，表現出更快的處理衝突信息、抑制與當前任務無關的干擾信息的能力。在研究中使用實驗材料為閱讀素材時也發現雙語者比單語者更易覺察和控制語言衝突信息(Moreno，Bialystok，Wodniecka，Alain，2010)。我國研究者也發現漢語—英語雙語者的衝突抑制功能要強於單語者(焦江麗，劉毅，王勇慧，素霞，胡炳政，2010)，或者熟練雙語者在衝突抑制能力上強於不熟練的雙語者(蔡厚德，2010)。

其次，很多研究表明雙語對中央執行功能的促進作用還表現在變換操作策略和注意分配上。例如，在Prior和Mac Whinney(2010)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雙語者比單語者能更有效地在心理操作上進行任務轉換測試(tasks witching)。在該測試中，被試需要根據短暫的提示信號(250ms)後，對出現的刺激物的形狀或者顏色進行迅速的按鍵反應。在提示信號隨機變換的情況下，雙語被試表現出比單語被試更迅速的反應，說明雙語者比單語者更善於迅速變換操作策略。

第三，研究表明雙語者在中央執行功能的工作記憶容量方面上同樣有優勢。Baddeley(1986)等認為，工作記憶的容量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中央執行功能對所需記憶材料項目所使用的記憶策略，對需要記憶的材料進行適當的組織可以擴大工作記憶的容量。因此，雙語者強大的中央執行功能有可能有助於他們使用更為合適的組織策略，從而獲得更大的工作記憶容量。相關研究表明雙語者比單語者確實具有更優秀工作記憶功能，證實了這一假設(MichaelGollan，2005)。在Feng(2009)的研究中，數字長度記憶能力相等的雙語者和單語者被要求按照指示的順序去記憶一組隨機方式呈現的物體的空間位置，雙語者表現出在正確回憶得分上顯著高於單言者，說明在工作記憶容量相等的情況下，雙語者比單語者更善於組織刺激材料，從而獲得更大的空間工作記憶容量。

第四，從發展的角度看，雙語經驗可以提前兒童中央執行功能的發展開始時間。Diamond，Carlson和Beck(2005)發現雙語兒童在中央執行功能上的發展始於3歲左右，而單語兒童的中央執行功能發展則始於4到5歲。也有研究表明，雙語對中央執行功能的影響可能早於3歲，例如，Kovács和Mehler(2009)發現7個月大的雙語嬰兒在視覺線索(visual cue)條件下對視覺刺激物出現的方位的預期反應的正確率顯著優於單語嬰兒，雙語嬰兒表現出更強的注意調控能力。

由於中央執行功能是人類處理各類信息的核心加工機制，中央執行功能的優勢會造成雙語者在多種具體認知任務(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上更有優勢。很多研究者認為造成雙語者的中央執行功能優勢的原因在於雙語經驗中的語言抑制現象，即雙語者在交流中需要更多的抑制非目標語言。研究雙語運用的早期研究者認為雙語者在進行言語交流的時候需要進行一個語言抑制的過程，也就是說可能需要「關閉某一個語言」，從而能不受干擾地使用另一個語言。但是，也有研究結果表明，雙語者的兩種語言總是同時處於活躍狀態，是不能夠被「關閉」的。雙語者的雙語同時活躍的狀態，使得雙語者使用某一語言進行語言活動時需要運用中央執行功能的抑制優勢反應功能來對非目標語言的進程進行抑制。語言抑制調控在雙語者使用非母語(或較不熟練的語言)進行交流的時候尤為重要，因為其母語(或較熟練的語言)通常比非母語更容易通達，因而雙語者需要抑制其母語，從而能使用其非母語。相比之下，當雙語者使用母語的時候，其非母語相對不活躍，因此雙語者體驗到更少(甚至沒有)來自非母語的干擾。雙語者的語言控制需要，為之提供了額外的並且是大量的抑制優勢反應的鍛煉。因此，雙語抑制優勢反應的經驗導致了雙語者比單語者具有更強大的抑制無關信息的能力(Bialystok，2007)。

近年來，一些腦功能的實驗研究已經證實了雙語語言轉換和語言抑制與中央執行功能確實存在密切的關係(Rodriguez—Fornells，DeDiego，Münte，2006)。例如，在Jackson等(2001)的一個fMRI相關研究中，他們發現雙語被試的前額區在處理Go/No—Go任務時的抑制優勢反應和進行雙語轉換任務時表現出相似的激活模式。另一個ERP研究(Garbinetal.，2010)發現了，在處理非語言的任務轉換時，單語者激活的腦區域是右下額葉和前扣帶——傳統上掌管非語言衝突信息的區域，而雙語者激活的腦區域是左下額葉和左紋狀體——傳統上掌管語言控制相關區域。因此，這個研究從腦機制上表明雙語者的雙語轉換訓練導致他們用語言區域(方式)進行其他非語言信息衝突的控制。上述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雙語者中央執行功能優勢是由於雙語的抑制優勢反應鍛煉所造成的這個假說。

雙語者在中央執行功能上的優勢也許不僅僅來自於兩種語言見的抑制優勢反應的鍛煉，更有可能時來自於雙語經驗導致的更深刻的腦功能活動方式的變化。在一項元分析研究中，Hull和Vaid(2007)發現，雙語者所習得的兩種語言的熟練程度不同，相應的雙語者的大腦中進行語言表徵的區域也是不一致的：如果學習第二語言是在6歲前開始的，這種雙語者其語言表徵在大腦里的表徵呈現雙半球彌散分布趨勢；而學習第二語言是在6歲以後才開始的被試的語言表徵為左半球控制。前者被稱為先天雙語者，而後者則是後天雙語者。因此，先天雙語者在處理各種認知信息的時候，比單語者或者後天雙語者可能更傾向於同步激活左右半球，他們的左右半球的交流和聯繫更為的緊密。而且這種兩半球交流強化的傾向也許並不僅僅局限於先天雙語者。例如，Ibrahim(2009)對亞非語系閃米特語族—英語和閃含語系閃米特語族—英語雙語者在左右分視域進行辭彙決策任務的研究中發現，無論熟練(兩種語言同等流利)還是不熟練(兩種語言流利程度存在差異)的雙語被試，在不同視域的狀態下都表現出了加工速度更快的優勢。該研究說明，無論雙語熟練程度如何，雙語經驗都能促進被試在加工信息時進行左右腦交流合作。重要的是，這種左右腦在加工信息時同步激活進行交流合作的傾向被認為是天才兒童的工作記憶加工的腦功能特點(Boyle，2005)。雙語經驗之所以促進認知功能的深層原因，或許是因為雙語學習經驗強化雙語者的左右腦交流，進而促進雙語者的工作記憶加工能力(以中央執行功能為核心)，使雙語者具有更靈活更迅速的加工方式，並且能夠將這種優勢體現在各種認知操作上。

2.3 對雙言者的研究

語言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社會歷史文化的背景。方言的產生和發展，更是離不開社會歷史文化背景這個前提。漢語方言自古有之，先秦時期的一些典籍文獻，就反映出在諸侯割據、社會分化、國家未能統一的歷史條件下，「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可見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各國都擁有自己的語言（方言），而且差別很大。而這種「言語異聲」的局面，正跟「嗜欲不同」的社會文化密切相關。語言或方言一旦形成之後，就成為使用這種語言（方言）的群體所共享的習俗，它既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儘管國家政權可以統一，體現不同社會文化的言語習俗卻會在不同地區長久延續下去。因此，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六王畢，四海一」的情況下，各地方言分歧的現象依然如故，並沒有跟著統一起來。以至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漢語的發展，人們對先秦典籍中的語言文字日益感到生疏難懂。在這種背景下，興起了一股競相詮釋先秦典籍的風氣。例如對《詩》、《禮》、《公羊》、《穀梁》、《淮南子》等進行箋注，反映出在先秦社會歷史背景下的文化走向。我國最古老的傳統語文學科「小學」——訓詁學由此而產生。經師們在解說典籍時注意到存在不少各地方言詞語的事實，後來揚雄（公元前58年—公元18年）撰寫了《方言》，彙集周末到秦漢間各地的語彙11900 多字，內容包羅萬象，使我們看到了當時紛繁複雜的方言分歧現象，由此可知方言在我國的存在是非常普遍的（詹伯惠，2015）。

2.3.1 對雙言者的概念界定

雙言（Diglossia）與雙語既相似又不同。一般說來，雙語是指兩種語言具有不同的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雙言現象的界定仍存在爭議，筆者更傾向於參考Ferguson( 1959) 、佐伊基( 1989) 和嚴學窘( 1985) 的看到，將這一現象確定為: 在一定的語言社群里，一種語言存在兩種變體並各有其特定功能。對雙言者而言，同一文字元號往往具有兩種不同的語音表徵。雙言者一般在入學前在生活情境中獲得了方言，入學以後開始學習與掌握標準語。雙言是一種穩定的語言狀況。

2.3.2 雙言與雙語的共通之處

馬利軍、韋瑋和張積家(2011)研究了熟練粵語普通話雙言者，發現在啟動詞為普通話詞、目標詞為粵語詞時，存在顯著的跨語言重複啟動效應；在啟動詞為粵語詞、目標詞為普通話詞時，沒有出現跨語言重複啟動效應。馬利軍、韋瑋和張積家的這個研究驗證了語言表徵支持概念表徵共享的這一假設，熟練的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從第二語言到第一語言的聯繫更為緊密。黃健、陸愛桃和張積家(2011)在一項研究中探究了熟練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的跨語言干涉效應。實驗1發現，普通話單言者的音位流暢性和語義流暢性均要強於熟練粵語—普通話雙言者，表明非目標語種(粵語)對目標語種(普通話)產生了一定的干擾。實驗2發現，普通話在粵語中對應詞的不同讀音混淆影響了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的普通話的言語流暢性。兩個實驗都支持雙言者的跨語言干涉效應。張積家和張鳳玲(2010) 在一項語言生成範疇里的研究中採用普通話一英語雙語者、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和普通話單言者為被試，比較三組被試對指定圖片命名與特定圖片分類的得分。研究結果表明，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對圖片命名和圖片分類的反應模式和普通話—英語雙語者的反應模式沒有差異，表明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和普通話—英語雙語者在語言生成的過程中的認知機制是類似的。他們認為普通話和粵語是作為兩種語言儲存在粵語—普通話雙言者的頭腦中的，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和普通話—英語雙語者具有類似的語言表徵系統。這些研究表明，雙言者與雙語者的心理表徵更多地表現出「和而不同」。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表現在辭彙分離表徵，語義共享表徵。

2.3.3 雙言影響認知功能的已有國內外研究

我國的漢語是世界上方言最複雜的語言之一。在漢語這個大的共同體系的內部，就存在北方語、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閩南語、粵語等至少七大方言。外語的方言則並不普遍，因此較少能見到與認知相關的外文文獻。我國學者對於雙言者認知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

不少研究者探究了雙言經驗對雙言者的語言加工的影響。有證據表明，雙言兒童具有語音意識的優勢。林泳海，王玲玉，錢琴珍和邱靜靜(2011)發現，滬語兒童在語音意識和聲調意識上的成績好於普通話單言兒童。有關閩南語的研究反正(王幼琨，2004)，會講閩南語同時又會講普通話的兒童，語音意識比單一語言兒童更具有優勢。但是，李榮寶、張家秀、李艷鈴和陳素梅(2008)發現，優先習得方言的講話者在學習普通話時，對某些普通話語音的學習和感知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優先習得方言的兒童和值學習普通話的兒童相比，普通話的語音意識的發展存在著明顯的滯後現象。

也有研究者探尋了雙言經驗對雙言者的記憶的影響。記憶的語言依賴效應(1anguage—dependent effects on memory)近年來成為探討認知和語言交互作用的重要切入點。語言依賴效應表現為記憶對學習和測驗的語言環境的依賴：用一種語言有時能比用另一種語言回憶出事件的更多細節，換句話說也就是在一種語言環境下不能被回憶的事件可以在另一種語言環境下被回憶出來。在雙語者的相關記憶研究中這種效應較為普遍 (Zeelenberg Pecher，2003；Hernandez Reyes，2002)。研究者們普遍贊同使用不同語言的線索詞誘發的事件會帶有明顯的時間特點，即會誘發出雙語者不同年齡段的不同記憶記憶(Bugelski，1997；Schrauf Rubin，1998)。我國學者張積家和張倩秋(2006)首次考察了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在普通話環境和粵語環境下記憶的語言依賴效應。在自傳式回憶範式中，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被試的回憶體現了對語言環境的較強依賴現象：當被試被要求回憶時的語言環境和事件發生時的語言環境相同時，獲得了更多的同類記憶；通過聽覺方式呈現詞，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被試對於用粵語方言表達的詞反應較好，這一結果表明語音和語言表達方式是影響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記憶的語言依賴效應的重要因素。張倩秋和張積家(2007)將加工水平和語言熟練程度相結合，證明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的記憶的語言依賴效應在有意學習(有意識控制)和無意學習(無意識控制)中都存在，但兩者的趨勢不同。李利、莫雷和潘敬(2008)的研究結果發現，在言語產生的過程中，記憶的語言依賴效應受雙言者的兩種語言熟練程度影響，且影響較為顯著。熟練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只表現出局部的語言依賴效應，非熟練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表現出的語言依賴效應則是顯著的、全面的。

雙言經驗對雙言者的時間認知的影響也有相關的研究。張家積等（2011）研究發現，不同語言對於時間的表徵方式和推理策略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普通話單言者對周期性時間的推理主要採用的是數字的表徵和加工方式，而不採用空間表象的表徵和加工方式，粵語—普通話雙言者則交替地使用數字和空間表象的表徵和加工方式；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對周期性時間推理慢於普通話單言者，這可能是由於雙言者的時間語義表徵與加工方式的弱聯結所導致的。在進行時間推理時，對數字表徵的時間，普通話單言者只有數字的表徵和加工這一種方式，而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則有數字與空間表象兩種表徵和加工方式，雙言者數字加工和空間表象加工交替進行，使用一種加工方式的機會就相對較少。使用頻率的不同導致粵語一普通話雙言者對於加工方式的熟練程度也存在差異，進而導致了時間語義與表徵、加工方式之間的弱聯結，因而出現了雙言者在時間推理方面的低速率。

認知研究的比較多的是中央執行功能及其子功能，綜述如下

中央執行功能是工作記憶的核心，Baddeley(1974)最早把中央執行功能描述成「就像一個裝碎布的口袋一樣，裡面塞滿了各種複雜的策略選擇、計劃，以及提取檢察等」。隨著工作記憶模型的不斷修正，中央執行功能的界定也在不斷變化。學術界的主要看法有以下幾種。

有很多研究者認為：中央執行功能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目的處理功能，這種觀點主要來源於正在進行的認知活動和其相關的一些研究。而實際上，Baddeley和Logie(1999)表示：中央執行功能不是單一的、一般性的記憶功能，而是對工作記憶廣度發揮關鍵作用的目的一個系統，從整體上看，中央執行功能的內容主要涉及到對認知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中央執行功能在個體同時操作二種任務會導致認知資源更高的消耗，這一點與以前的認為中央執行功能既操作加工也操作記憶，認為需要進行的每一個任務都要進行特定的加工，同時進行可能會導致行為方面的績效降低(Baddeley，Bressi，DellaSal，Logie＆Spinner，1991)的觀點相符合，這個理論可以合理的解釋為什麼同時操作二種或二種以上任務時的作業成績沒有隻操作單個任務時的作業成績好的原因。

中央執行功能是一種注意的管理系統，這個思想觀點來源於Norman(1986)等人關於注意控制模型中的注意管理系統(supervisory attention system，SAS)理論，但是，因為中央執行功能中並沒有保護廣泛的注意管理系統，對於那些不定向的任務消耗的認知資源更多，Baddeley（1986)認為，中央執行功能能夠有意識的排除掉執行系統的習慣化反應序列的作用，以這個假設為基礎，引申出來可以得到中央執行功能負責激活反應計劃，與此同時能夠負責計劃間的轉換並以此來保證反應的新異性(Baddeley，Emslie，Kolodny＆Duncan，1998)。

協調或整合觀點認為中央執行功能是一個具有多個功能的系統，其中的信息要通過某種方式來保持同步和協調，否則要形成統一的知覺或表徵將會非常困難。中央執行功能作為一個協調系統，對工作記憶的各個子系統起到整合的作用，有許多研究者對中央執行功能進行了較為詳細研究(Camos，FayolBarrouillet，1999lTowse＆Hitch，1997；Yee，HuntPeUegrino，1991)。

Smith和Jonides(1998)對中央執行功能的功能做了較詳細的劃分，他們認為中央執行功能的功能中包含至少三種不同的方面，隨後又將執行控制分離出以下幾個功能：一是任務管理——任務管理能夠把複雜任務中的實際操作進行合理的排序，在根據操作順序進行複雜任務的期間，注意力將不會轉移；二是注意與抑制——任務管理會把注意力集中並放置在與任務相關的信息加工過程上，對和任務不相關的信息進行適當的抑制；三是監控——對與任務相關記憶內容進行監控，從而為下一步內容做出更為詳細和合理的計劃；四是計劃——個體能夠做出一系列具體的操作，並且為完成目標任務做好準備工作，五是編碼——按空間和時間的不同對工作記憶中的儲存的表徵進行處理。在這五種操作過程中，前兩個是最基礎的部分，它們之間關係最為密切(Smith＆Jonides，1999)。

在概念的基準上，由於中央執行功能成分所負責的任務多為複雜的複合任務，很明顯需要對工作記憶的中央執行成分進行分解。國外一些通過對腦損傷病人的個案研究，以及一些群體的其他研究已經得出，不同的子功能任務間相關不高，並且在統計上並不顯著。由此，有人提出了中央執行功能的成分並不是整合的(unitary)，需要對之進行分解。已經有許多研究支持這觀點，但是對於存在有多少個子成分以及這些子功能都具有什麼特徵卻依舊沒有達成統一意見(Baddeley，1998)。Baddeley(1996)曾提出了把中央執行功能分離為幾個不同的功能：首先是在同時進行的需要執行操作的兩種任務間分配認知資源(雙任務協調)的能力；然後是轉換提取策略的能力，有目的性的選擇性注意一個刺激，並且抑制其它干擾刺激的能力，以及對長時記憶中存儲的信息進行搜索和操作的能力，此外，還有一種經典的中央執行功能是記憶刷新功能(updating)。

Miyake等人(2000)使用潛變數分析，來考察不同的執行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認為是統一的(unitary)或者是非統一的(non—unitary)。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三種常見的執行功能——轉換、更新和抑制之間具有中度的相關，但是這三個功能之間有著顯著的區別。而且，結構方程模型表明這三種功能在複雜的執行任務中分別起到不同的作用，而雙任務協調能力則與這三種執行功能的不同更為明顯。

綜上多種理論，本實驗擬對中央執行功能的4個子成分進行研究，分別是注意轉換功能，記憶刷新功能，抑制優勢反應還有工作記憶廣度。

2.1.2 注意轉換

注意轉換(attention switching)能力是中央執行功能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工作記憶中體現為對兩項競爭同一認知資源的任務之間相互轉換的控制過程。這種能力可以用轉換代價來表示，即用轉換和不轉換實驗項目的反應時相減所得的差來表示。Allport 和Wylie認為注意轉換能力可能與前攝抑制或負啟動有關，即完成一個新的操作(如乘以2)需主動克服前一操作(如除以2)的干擾。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提到的注意轉換是操作性的注意轉換與視覺空間的注意轉換不同。

作為執行功能的注意轉換是一種在指導語指指導下的內源性的注意轉移機制，主要涉及額葉一些腦區和前扣帶回組成的前注意網路(anterior attention network)；而視覺空間的注意轉換是一種在線索指引下的外源性注意轉移機制，主要涉及的是頂葉和中腦組成的後注意網路(posterior attention network)。

2.1.3 記憶刷新

記憶刷新現象(updating)最早由Bjork(1978)發現，即為了接受新的輸入，記憶存儲子系統需要對之前儲存的信息做出的調整的能力，是中央執行功能修正當前計劃表徵狀態的一種操作。記憶刷新是工作記憶執行功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根據任務的需要，使工作記憶中存儲的信息不斷更新，添加有關的新信息，刪除無用的舊信息。具體地講，就好像你在野外活動時迷路了，為了尋求正確的方向，你必須先定位於某點，然後再通過周圍的新信息來重新確定並修正方位，直至最終到達目標。

記憶刷新功能是根據任務的要求，對工作記憶中的內容進行持續行的更換，以便納入新信息的能力。記憶刷新功能要求對新進入記憶中的信息進行監控和編碼，除去其中與任務無關的信息，留下與任務有關的信息並存儲；然後再對記憶中的項目進行修正，用新的更為相關的信息來取代那些已經不再與當任務相關的舊信息。目前普遍認為刷新任務包括三個操作：從工作記憶中刪除原有的信息；在工作記憶中對信息進行重新的排序；在工作記憶中添加新的信息。可認為刷新任務的前兩個操作是更新操作；最後一個操作是與任務相關信息的存儲操作。記憶刷新並不只是消極地存儲或刪除與任務相關的信息，它會對工作記憶中的內容進行動態的操作。刷新是一種複雜的活動，需要對出現(表徵)刺激的各種不同激活水平的歸因和對持續激活的元素的操作及維持。記憶刷新的核心部分在於對新進入工作記憶中的信息進行監控和編碼，即對進入工作記憶的信息激活加工，實時調控信息的狀態的複雜管理系統。

2.1.4 抑制優勢反應

抑制優勢反應功能（inhibition capacity）是指在認知過程及操作中必要時對佔主導地位的、自動的、優勢反應的一種抑制。包括防止那些自動被激活或者被部分激活的但與目標無關的信息的進入；阻止那些與當前情境不相適應的優勢反應的進入；抑制不再相關的信息的激活。抑制優勢反應功能在整個執行功能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在幾乎所有執行功能的任務中，都存在一定的抑制過程。Logan(1994)將抑制優勢反應稱之為「內在產生的行為控制"，可以用來描述複雜任務水平的多種功能。Miyake特彆強調這種抑制不是有意識操作和控制的；也不是指反應抑制，因這種抑制不是有意識加工後的結果。Miyake等人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抑制、轉換和刷新這三個功能之間的並不是完全獨立的，這主要抑制功能造成的。也就是說，這些執行功能的操作中都存在一些抑制的過程。

2.1.5 工作記憶廣度

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span）,又稱工作記憶容量。工作記憶廣度反映了個體注意控制的能力，不僅涉及了存儲容量方面的差異，也涉及了在控制過程和自動化過程中的差異。這也是導致工作記憶容量個體差異與高級認知能力如言語理解、推理、一般流體智力相關較大的根本原因。作為中央執行功能的綜合指標，是採用最廣泛的研究範式。採用的測量範式主要有運算廣度、計算廣度、閱讀廣度、聽力廣度、計數廣度等。

2.1.6 中央執行功能的研究方法

抑制任務的研究範式主要有：Stroop 範式、停止信號任務（stop—signal Task，Logan等，1997：Miyake，2000)、持續操作實驗(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和Go/no—go 任務(Newman 和Kosson，1986)、反向掃視任務(the anti—saccade task，Miyake，2000)、閱讀分心(reading with distraction，Hasher 和Zacks，1991)、線索衝突(Anti．cue，Jong，2001：成天勇，2002)等。

刷新任務的研究範式主要有：木塊敲擊實驗(the block—tapping task，Corsi，1972)、活動記憶任務(running memory task，Morris 和Jones，1990)、追蹤痕迹任務(keep track task，Yntema，1963)、倒數3 位刷新任務(n—back task，陳天勇，2002)、矩陣探測任務(matrixmonitoring，Salthouse 等，2003)、有色點空間位置刷新任務(colour dots updating task，陳天勇，2002)、數字探測任務(digit monitoring，Salthouse 等，2003)、語調控制任務（one monitoring task，Miyake，2000)。

轉換任務的研究範式主要有：局部和整體轉換任務(local—global task，Navon，1997；Miyake，2000；陳天勇，2002)、聯結與計數(connect and count，Salthouse 等，2003)、加減任務(plus—minus task，Jersild，1927)、威斯康辛卡片測試(Kimberg，D』Esposito 和Farah，1997)、數字與字母任務(number—lettertask，Rogers 和monsdl，1995)、詞類轉換任務(verbal task，陳天勇，2002)等。另外，漢諾塔任務、隨機生成任務等也是傳統的轉換功能測試範式。

工作記憶廣度是對長時記憶和子系統暫時激活的信息同時進行儲存和加工，作為中央執行功能的綜合指標。採用的測量範式主要有運算廣度、計算廣度、閱讀廣度、聽力廣度、計數廣度等。中央執行功能是工作記憶的控制中心，它負責各子系統之間以及它們與長時記憶的聯繫，也負責注意資源的協調和策略的選擇與計劃。

目前對於雙語者的認知能力的了解還比較少，但是有許多科學家正在對此進行研究。有一項由Ellen Bialystok等人做的研究發現，雙語者非常善於從不同的角度考慮問題、處理相互矛盾的線索以及排除無關信息。這可能歸功於雙語者善於快速切換語言系統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可以被應用於語言之外的其他領域，使得雙語能力具有更多外延的價值。

我是來當小白的。
個人背景:朝鮮族人，父母都是，親哥也是（廢話）。上的漢族學校，現在在日本學習生活打工已經有三年以上。
小時在家是說朝語的，在學校說漢語，學漢文，大了來到日本，學日語，用日語也一段時間了。
之間學習過英語，然並卵，早忘光了。
好處嘛？太多了，學東西快，悟性高。壞處是感覺學什麼都容易，不肯下功夫。
認知方面挺正常的。沒痴呆，沒瘋，多少有點抑鬱情緒而已。
就是小時候很木，想起來的話，別人只學一種語言的時候，我兩種同時學，相互翻譯，再說給別人聽，我當時多累？
還有好多的好處與壞處。
但總體上好處遠勝於一切。

還有就是我姥姥是日語教師，我小時候睡眠質量差，她就唱北國之春哄我入睡的。
並且教過我日語假名的發音。
也就是說我小時候(四歲之前)中，朝，日三種語言的發音都已經熟練。
這有什麼用？在學日語的初期，發音準是一種天賦，被贊，被誇是勤奮的助力，三個月內拿下n3(日本語言學校內部模擬考試)雖然因為個人原因無心學習，但用日語交流卻是我的放鬆方式。
而且還有個小心得就是，中文的漢字與日語的漢字相同，與朝語的古代漢字有聯繫。日語文法與朝語相對應。
每次發現都是一種快樂的靈感上的迸發。
好亂！想到哪就說到哪兒了，有時間整理一下。

有很多媽媽會問，給孩子雙語甚至三語的環境，會對孩子語言能力的發展有好處嗎？答案是：可能有好處，但不是the more the better。在早期生活環境里接觸多種語言的孩子，相對來說會發展出更強的語言能力。但是同樣，這種接觸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據孩子自身的發展程度來進行選擇。如果我們給孩子的刺激的豐富程度大大超過了她的認知負荷，可能就會過猶不及，比如語言表達上發生一些混亂的情況。

很小的時候，沒事喜歡聽英語兒歌磁帶。只聽不會讀寫，跟著瞎哼哼。
後來時隔幾年，上了小學4年級才開始學英語。成績一路碾壓同齡人，口音被大部分人稱讚。

同樣的事發生在日語。
初中瘋看了幾年動畫片，後來每周著急追新，竟然連無字幕版也能無壓力看懂。
直到大學修了基礎日語才學了假名，才學會了讀寫，就那麼一周兩節課學完一年（大概三級水平），翻了翻一級的語法，直接考過了N1。

至於韓語的話，幼兒園被扔到外婆家那邊上的時候簡直痛不欲生，什麼都聽不懂。趴在桌上哭。
後來上朝鮮族小學上到4年級。轉到漢族學校以後，因為喜歡韓流，看看電視節目什麼的，就保持住了。現在看韓劇不看字幕沒什麼壓力。偶爾還翻譯翻譯新聞呢。

我覺得這些已經是很大的優勢了。有什麼找不到資料的，跑韓網啊日網啊查完一樣看。
還有一挺高興的是，各國語的口音都挺標準的。

我家人都是會多國語的，爸爸是英俄漢，媽媽英俄日韓漢，外公外婆俄日韓漢。我就是英日韓漢了。看美劇全家一起看，出國旅遊甚至外公能當導遊。真的很有趣，還能明著打暗號什麼的。

反正我有小孩兒肯定會從小多給她聽聽外語動畫片什麼的，哪怕看不懂，以後學起來快。
邊學邊玩，不耽誤事的。當然同時一股腦學會也不現實，主要還是看。。喜歡哪個動畫片吧。

我是中英混血……在香港長大，念國際學校，現在又在加拿大了…… 嗯，我一歲前家裡的nanny是拉美來的。我現在西班牙語可靈光了。
我爸爸是英裔加拿大人，跟我講英語，媽媽跟我講廣東話和英語，還會教我國語和台語（她是港人，在台灣上過學）……
所以我現在可以無障礙交流的語言有（流利度從高至低）
中文廣東話≌英語＞中文普通話≌西班牙語＞中文閩南語
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快。基本上一首歌聽幾遍就可以唱出來……中文英文西班牙文的歌詞在腦海里幾百首妥妥的從頭到尾可以唱出來……
不要叫我diva！哈哈

會的。

幼兒的大腦比較容易吸收第二語言。
雖然雙語幼兒可能學到的和使用的語言有些差異，
但是學習雙語經驗卻對孩子有著認知的好處。
人們學習語言越早，大腦灰質區的面積越大。
大腦灰質區大小與對語言的熟練程度有關係。
（我記得以前看書，有一張圖片，對比兩個大腦剖面圖，
一個是從小的雙語學習者，一個是長大後再學習第二語言的人，
大腦灰質大小是不一樣的。但是在網上沒有找到圖片。）
學第二語言可改變大腦結構--《青年科學》2005年02期

同時，查看有些資料，
證明雙語幼兒可能在各項活動中注意力方面比較有優勢。
雙語幼兒會更加專註和靈活。
這可能會成為未來的認知優勢，包括提高注意力、問題解決能力以及創造性表達。
http://www.babytree.com/community/zaojiao/topic_8451678.html

我認為會有優勢。幼兒學習多門語言是一個刺激大腦認知發展的過程，所以比起沒有通過語言刺激大腦認知發展的幼兒，習得雙語的幼兒在認知能力方面會具有優勢。

某種程度上來說，部分地區方言加上普通話也算是「雙語」，但是並沒有多少地區差異的感覺。
另外幼兒學習能力真的不可小覷，根據身邊小朋友的成長經歷來說三語其實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就提兩點：

1）學習雙語是有機會成本的。任何一個孩子如果要中英這樣差異如此之大的雙語都精通到可讀寫的程度，是需要多年堅持的下相當大的功夫的。這樣的經歷/堅持，拿來學任何其他學科，都是可以達到益智健腦的效果的。（一個華裔小孩光在家聽父母交流用中文，周末去上中文班，基本學不成什麼。如果因為各種宣傳而不承認這點，就沒有交流下去的必要了）

2）大家真的認為，現在學習中文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么？學了中文又能幹什麼呢？中文幾乎不承載任何文化和科技的輸出。而「做生意」雇懂英文的中國人即可。

幼兒園（五六歲）時期開始非系統性的學習英語（二外），父母教+英文原版無字幕影片（那時候還只有錄像帶吶第一個是白雪公主，第二個是音樂之聲），小學三年級（十歲左右）開始系統性學習，直至大學結束。
小學（十一二歲左右）開始系統性的上補習班學法語（三外），也是父母的意思（培養一門興趣愛好，我是真閑），中間因升學中斷大約十年，大約三年半四年前到法國生活至今。
答題標準是符合了，這個題怎麼答呢。
我並不能準確分清自幼學習雙語能否成為判定「認知能力有優勢」的唯一標準。

只說自我感覺比同是本科教育及以前都在國內讀書的同學們稍微有一點優勢的是：
學語言非常快。
這種快不是體現在單詞量上。
自小在兩個城市之間奔波，雙城互相之間碰巧互不待見，如果我在A城說B城的方言會被小夥伴嘲笑之類的。所以自小養成地方話互換無壓力。
在北方長大，求學期間到達西南著名吃貨省後，半年掌握地方話，被計程車司機誇獎聽起來就是本地人。離開那座城四年後又回去，再次憑著記憶的方言和司機聊天，又被當成了本地人。
法語，到法國後（在-朋友強調一定要加上的-top6大城市）半年家教+自學，被巴黎人誇獎聽起來是巴黎出生的人有的口音。
有一個關於英語的傲嬌梗，第一次到美國時被海關攔住大約半個小時，聊天加盤問，幾十個問題里有三次重複問我英語在哪裡學的，並且堅持不相信我的英語來自中國，懷疑我在英語母語國家生活過。亞裔的小伙，放我走時嘟囔了一句impressive。

這種快也鍛煉了較為敏捷的反應和提取事物的能力。
比如，在用一種思維無法理解問題時會迅速轉換到另一種思維上。
英法之間，中英之間，等等。
所以碰到與自己自小接受的教育文化完全不同的政治或經濟語境時，會更善於換位思考。
大概就這麼多？

我們這邊基本都是自幼習得閩南語+普通話，並沒有什麼優勢

把雙語好處說的天花亂墜的不外乎兩種人，要麼是花了大價錢上所謂雙語早教班的，花錢買安慰，要麼就是自己開早教班的騙一個是一個。反正中國老百姓好跟風，容易被忽悠。

當然是選擇戀愛對象的幾率大大增加了，橫跨語言，橫跨國籍，橫跨種族。

客家話粵語普通話，不見得有優勢

方言和普通話算雙語嗎？四川話和普通話，粵語和普通話，白話和普通話算雙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