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是個真正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還是靠這些包裝自己和影響市場的投機者？

12-27

索羅斯是哲學科班出身。
他認為自己是個哲學家而不是投資金融家。只不過講哲學話題大家不愛聽，他說我得用我賺錢的方法證明給你看我的哲學思想是對的，然後呢，你才願意聽我的這套哲學東西。我看到他幾個採訪裡面呢，他的話語言談之中，總是帶出一點點對做投資金融家的不屑。而總是希望大家認為他是一個哲學家。這一點很有意思，就像中國有很多的企業家也總是讓人感覺到，我是一個教授。

索羅斯是一個踐行者。他不是常規意義上的金融家，也不是哲學家。

他的哲學闡述，如果簡化描述，去掉金融，以及他發明的幾個名詞，剩下的東西兩句話就能說完--物極必反，唯心所現。所以學術界對他的哲學不屑一顧也是理所當然，學術界的那些傢伙又不是傻子。

他的最大意義，是幾乎以完美的方式，把這兩句話用到極致，賺到很多錢，這是功力所在。

如果索羅斯是個虧貨，你還在乎他寫的那些狗屁不通的書嗎？

他寫書只是對金錢麻木，尋找一些新刺激而已。

他是一個哲學家！能幾十年不倒的金融大鱷，其思維體系都不是蓋的

靠自己是個思想家來影響市場嗎？
每一個投機的人都必須有自己的哲學，因此是投機者和作為一個思想家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的。
索羅斯在金融領悟實踐自己的理論，他把市場作為自己的實驗場，獲利則證明其理論的正確性，也沒有什麼不道德可言。

半吊子哲學家，他自己也承認，他的獲利比起他的哲學關係，更和其早年猶太人惡劣的生活經歷有關。哲學家是要有被認可的理論的，他的早年論文《意識的負擔》，沒啥影響，據說沒寫完，後期的諸如《金融鍊金術》，要不是他投機者的身份更加沒人看，況且所謂的「反身性理論」，也不算有什麼新意。慈善方面，他更多的表現為一個社會變革家，比如推動各封閉國家的開放等。

現在連研究索羅斯都成了一門「學科」可....!!!

半個哲學家、頂級投機家。他的哲學的宗旨是遵循著實用主義，或者說他的哲學服務了他的投機。二者相輔相成。其實，在很多行業里，能做到極致的，都是一些大家。但是最關鍵的是投機行業的特殊性，這裡面有人性、經濟以及社會發展遵循的定律等等，等等。所以他可以站到一定的高度看問題，審視這個世界。無論何種褒貶，最終都不能否認一點——首先，他是一位大家，不折不扣的大家。

毫無疑問，不只是他，任何一個把交易做到他這樣水平的都是哲學家。

下面是節選於《開放社會》的文字，他是一個用生命踐行自己開放社會理想的實踐者，無論對錯。

南斯拉夫的解體

自本書第一版問世以來，科索沃危機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關頭。北約干預是一個重要先例，即一個民主國家聯盟，在普適性原則的名義下，干預一個主權國家的內部衝突，即使這些原則還沒有被很好的定義。

干預獲得了成功，但其中險象環生，同時也提出了很多令人不安的問題。北約飛機從高空投擲炸彈的情景觸目驚心，而且從很多方面來說，是起了適得其反的作用：它加速了它本來要禁止的種族清洗；暫時封住了米洛舍維奇的國內反對派的嘴；它分裂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團結在它所援引的普適性原則周圍。最終的結果是減輕了其中一些負面影響。人們也很容易忘掉這些麻煩，宣稱大獲全勝，這樣做顯然極富誘惑力。

人們曾對北約干預寄予希望，但終未能實現。米洛舍維奇仍然統治著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法律和秩序的回復進展十分緩慢，也不全面。在米洛舍維奇的慫恿下，種族衝突仍在繼續，塞爾維亞和黑山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所有這些情況都表明了，北約成員國在軍事干預之後並沒有進行建設性行動。

北約成員國應該把這一地區融入歐洲的經濟和政治中，才能使南斯拉夫的解體過程停止下來。這一需求已經被政治領導人所認識，剩下的只是執行問題。

讓我們回顧一下南斯拉夫的解體過程。我對此有一些直接了解。除了希臘和土耳其之外，我在每一個巴爾幹國家都建立開放社會基金會。在科索沃危機爆發之前，我們就在科索沃和黑山建立了南斯拉夫基金會的分支機構。現在，這些分支機構都已經成為獨立的基金會。

1990年4月，我就在貝爾格萊德見到了南斯拉夫總理馬爾科維奇，那天他宣布成立聯邦性質的政黨，以參加各個共和國的競選。當時，我們正在商談建立一個由聯邦政府提供配套資金的開放社會基金。那時，南斯拉夫的經濟情況要比波蘭好。在共產黨的統治時期，它就比波蘭更為開放和繁榮。這兩個國家都曾經經歷過嚴重的通貨膨脹，也都於1990年1月1日實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助的穩定計劃---即所謂「大爆炸」計劃。南斯拉夫的優勢是它擁有在華盛頓國際金融機構訓練過的專家，IMF的組織在南斯拉夫推進的比在波蘭快。到了4月份，物價水平實際上正在回落---這也是馬爾科維奇選擇這時重組聯邦黨的原因。隨後，米洛舍維奇在塞爾維亞造成了巨額的財政赤字，破壞了穩定計劃，卻贏的了塞爾維亞的選舉。

1991年6月，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爆發戰爭前夕，我也在貝爾格萊德，有一天，我與美國大師齊默爾曼一起共進早餐，他告訴我，美國國務卿貝克剛剛訪問貝爾格萊德，他告訴南斯拉夫軍方領導人，如果他們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維持前方疆界的安全，並在6個月內舉行國際社會監督下的聯邦選舉，美國不會反對。我與外交部長輪卡爾進行了會晤，他告訴我，只要南斯拉夫不分裂，歐盟願意提供給30億歐元的貸款。這是一筆不小的貸款，但輪卡爾不抱太大希望。一半以上的聯邦預算被用於維持軍隊，而軍隊主要受塞爾維亞控制；一半以上的聯辦預算來自斯洛維尼亞收繳的海關收入，難怪軍隊急於保證其收入來源，而斯洛維尼亞卻拒絕繼續提供。當武裝衝突爆發時，南斯拉夫軍隊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試圖佔領斯洛維尼亞的邊界哨所但斯洛維尼亞打贏了這一仗。

隨著南斯拉夫聯邦分崩離析，我在每一個新建立的共和國都設立了基金會。此前，由於希望得到聯邦政府的配套資金而耽誤了建設這些基金會的進程，對此我一直後悔不迭。有一群致力於南斯拉夫民主改革的知識分子，曾經向我求助，我把經營基金的任務交給了它們。隨著南斯拉夫的解體，各種暴行迅速增加，它們反對日益盛行的民主主義情緒。然而，他們依然渴望互相合作，在他們看來，這些衝突並不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之間的衝突，而是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之間的衝突。

這使他們不僅與執政者產生了矛盾，在克羅埃西亞，他們還與社會公眾產生了直接衝突。克羅埃西亞基金會被禁錮於他們自己創立的孤立團體之中。為了使基金會被更廣泛的社會階層所接受，我不得不更換領導人。

當波斯尼亞危機爆發、薩拉熱窩遭受圍困時，我向聯合國難民署捐贈了5000萬美元。這是1992年12月份的事情。我的想法是，贊助自願進入這個國家的團隊，可以讓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保護它們，防止暴行發生。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做法。不過，我對我的捐贈保持了一定的控制權，資金的使用十分得當。在出色的救助組織者佛雷德庫尼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套備用供水設備，並通過隧道保證供電，在醫院裡安裝了血漿處理設備，他們還發放種子，讓人們在小塊土地和陽台上種植蔬菜，等等，儘管如此，我還是感到我的捐贈等於失敗了：如果當初能夠防止危機發生，豈不是更好么？這樣，這些錢就可以用於沒遭戰火破壞的國家了。

1993年12月，我訪問了薩拉熱窩，我乘坐的是世界最大的飛機之一--溢流型飛機。他載有庫尼準備用來擴建天然氣供給的天然氣管。這是一次令人擔驚受怕的履行，一路上，隨著飛機的顛簸，烏克蘭幾組人員不時的勒緊捆綁管子的袋子。我們就坐在緊挨著管子的一條長凳上，如果捆綁管子的帶子滑落，我們就有可能被管子壓扁。在薩拉熱窩，我要參加供水設施的竣工典禮。庫尼曾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建造了一個組合式凈水廠，再把它拆開運到這裡。這些部件被勉強塞進了一流型運輸機，可以在8分鐘內從機艙中搬出來。然後，這些組件被安裝在了沿河的一個公路隧道內：河水被抽出來凈化。庫尼甚至在附近的一個小山上發現了奧匈王朝時期留下的蓄水池，可以用來蓄水，並藉助落差配送水。不幸的是，地方當局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始終不明白這是為什麼---要麼因為用水會影響非法供水團伙的利益，要麼是政府需要在美國有限新聞電視網上用鮮血淋漓的照片來證明，人們是在等水時被殺死的。我不得不發出威脅，如果得不到批准供水，我將把此事公諸於世，地方政府這才發了許可證。

從性質上講，設在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開放社會基金不同於人道主義援助計劃，基金會的目標是支持民間組織並與當局保持一定的距離，他支持了喚起世人良知的抵抗精神，它至少喚起了我的良知。我的訪問只不過證實了沒去之前就存在的信念：他們正在為開放社會的價值努力奮鬥。

回國途中，我在薩格勒布做了短暫的停留，並與TUDJman總統見了一面。他指控我支持其國內的叛亂，並傳播一種叫做開放社會的危險的意識形態。我的基金會因支持獨立媒體而不斷招致政府的敵意。在克羅埃西亞，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比南斯拉夫嚴格，而且由於宗教和歷史的原因，歐洲社會很少給予批評和譴責。這使基金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面臨許多風險。

我還積極投身於馬其頓的工作。希臘因為不滿馬其頓的國名，對馬其頓實施禁運，對馬其頓經濟造成了許多麻煩。馬其頓是內陸國家，石油由希臘供給。在1993年年初，我向馬其頓提供了一筆2500萬美金的貸款，使其能夠購買足夠的石油過冬。馬其頓是一個多民族社會，其中阿爾巴尼亞族是很大的少數民族。只有各民族都享受同等待遇，馬其頓才能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生存下去，政府似乎也認同這種觀點。這就是我為其提供緊急援助的重要原因。後來，馬其頓政府償還了貸款，但除此之外就沒有履行其他承諾。也許它本來打算履約，但遭到了馬其頓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大學裡不允許用阿爾巴尼亞語授課。當一所非法的阿爾巴尼亞大學在特托沃成立時，我請求格里戈羅夫總統不要對挑釁採取激烈行動，但絲毫沒有用：流血事件還是發生了。當我公開表達我的失望，我變成了不受政府歡迎的人。人類的情感是共同的，看到公共道德的日益淪喪，我深感痛心。在馬其頓獨立初期和希臘禁運期間，我感到馬其頓政府士氣高昂，甚至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當南斯拉夫也遭遇禁運時，情況變了。走私和其他非法行為使腐敗迅速蔓延，暗殺總統格里戈羅夫的企圖險些成功。我看到，原來政府里的廉政官員都放棄了鬥爭，成為腐敗現象的冷眼旁觀者。

我們在南斯拉夫的基金會一直在與當地政府存在矛盾，但它還是設法深深紮根於民間社會。除了支持獨立媒體，發放了令政府恨之入骨的捐款之外，基金會還從事了大量政府不便公開反對的活動==公共衛生、教育、文化和難民救助。基金會曾經一度被取消了註冊資格，但它仍然繼續運作，並最終重新獲得了許可證。1997年6月，我訪問了這個基金會，受到了外交部長米盧蒂諾維奇的接見。用外交辭令來說，我們進行了坦率的交談。

南斯拉夫基金會在伏伊伏丁那、黑山和科索沃都設有分支機構。科索沃分部支持阿爾巴尼亞人建立自己獨立的、被官方教育排斥的平行教育機構。雖然大部分資金都被用於支持阿爾巴尼亞族的事業--包括阿爾巴尼亞語的媒體，但它的業務並不按種族加以區分。1997年我訪問科索沃的時候，在基金會見到了來自民間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基金會的阿爾巴尼亞族董事蘇洛伊自始至終都是理性和溫和的化身。在北約和科索沃進行軍事干預時，他在挽救藍布耶會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還應該談談我在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活動。在阿爾巴尼亞，我參加了學校基礎設施的重建，這與我們通常的做法有所不同，我們平常只從事學校內部的工作，但在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政權垮台時，許多學校遭到破壞，因此，重建學校變得十分重要。我們建立了一個沒有腐敗、高效率的建築業務機構，並調用社會力量參與學校重建工作。當一個承包商捐款重建家鄉的學校時，我知道我成功了。後來，貝里沙政權於1997年被暴力推翻，許多建築再次被毀壞，但我們蓋的教學大樓無一受損。我們放在倉庫的電腦被洗劫一空，放在學校的電腦卻毫髮未損。這些事情告訴我，阿爾巴尼亞人具有很強的道德感，反對政府不等於缺乏公共道德。總得來說，我對阿爾巴尼亞的工作感到十分滿意，基金會也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尊敬。在保加利亞也是如此。

我提供這些細節，部分是為了證明我講話的資格，部分是為了表明我的觀點（或是偏見）。我的各個基金會都曾經為開放社會而努力奮鬥過，雖然有些無功而返，但我仍然堅信，即使失敗的戰鬥，也是值得去打的。我還相信，如果西方國家奉行開放社會原則，我們可能打贏這場戰役。詳細談論我與西方領袖的會談是不合適的，不過，只要說我經常或公開或私下批評西方政策，而我在公共場合的言論有助於我獲得私下建言的機會就夠了。例如，我曾與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加力進行了多次討論，並提出他應該辭職，他不應該接受無法執行的維和任務，但他根本沒有考慮過辭職的問題。我當時就主張對米洛舍維奇和杜繼曼應該採取強硬立場，當西方最終在科索沃問題上就愛你吃強硬立場時，我感到了強烈的個人責任感和成就感，不是因為西方國家徵求了我的意見，而是因為我贊成這樣的做法。

我不像詳細介紹南斯拉夫事件發展的過程，只談幾點一般性的看法。

第一，西方民主國家歐洲和美國都密切介入了。我前面提到了美國國務卿貝克的訪問，也提到了歐洲提供30億歐元的貸款。我認為，干預應當更早一些進行。也就是米洛舍維奇取消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自治的時候，或在他破壞經濟改革計劃的時候，干預就應該進行了，而且干預也應當堅持開放社會原則。國際干預無論何時開始都不會太早，但即使提早干預，也沒有絕對成功的把握。

第二，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會為了幫助他國而影響本國的利益，歐洲和美國在南斯拉夫都存在各自的國家利益。也許正是因為如此，西方政策缺乏一致性，目的也不明確。在大部分時間裡，目標是維持現狀，防止武裝衝突。1991年，美國國務卿貝克統一南斯拉夫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又比如，在波斯尼亞，西方國家選擇了以人道主義干預取代武裝干預

總的來說，西方民主國家對南斯拉夫哥加盟國內部的政治情況並不關心，而這些又受到了宗教、歷史和國內因素的影響。例如，德國堅持認為，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為獨立國家，而不給在這些地區佔少數的塞爾維亞人足夠的保護。法國、希臘以及英國同情塞爾維亞人。歐洲普遍存在對穆斯林的歧視。美國提出的戴頓和解協議，沒有涉及不斷惡化的科索沃問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領導人魯戈瓦主張非暴力抵抗，推行西方民主的信念。戴頓協議簽署之後，他開始失去影響力，科索沃解放軍重新佔了上風。可以毫不誇張的說，1999年的科索沃危機就是1995年戴頓協議的直接結果。

第三，外部干預顯然是不成功的。外部干預採取了多種形式，但無一奏效。在波斯尼亞，國際社會的干預是在聯合國的框架下進行的，結果也是災難性的。鑒於這一教訓，在科索沃問題上，西方國家依靠北約，結果人沒有多大改善。最後，還是依靠聯合國來達成解決方案。

從索羅斯的幾本著作里，可以看出索羅斯是一個自尊心強、邏輯嚴密、對複雜事物有著特別嗜好的老學究式的人物。

他的初心是想成為一個哲學家，只是因為沒錢無法實現這一夢想，無奈先成為一個投機者。投機事業大獲成功後，才在57歲又重新拾起了原來的想法。

也是不容易。

非常感謝邀請回答這個問題，我也好久沒上知乎了。看了以上的回答，都沒有回答他基金會的和社會活動的問題。本來想翻翻書再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想了想還是推薦一本書給你吧。叫《和索羅斯一起走過的日子》，寫這本書的是索羅斯的私人華人顧問：梁恆。這本書講述的內容是文革結束以後，作者和索羅斯在中國創立基金會的故事，書中有好多耳熟能詳的名字，比方說譚盾。也寫了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索羅斯與中國政府積極合作的內情。也就是說索羅斯基金會在中國大陸也確實存在過，書中也包括索羅斯和榮毅仁見面的一些事情。我當初看的是台版，希望我的這些話對你有幫助，謝謝。

可以認為他是一個哲學家。可以看下他的書《我是索羅斯》，該書是德國女記者科南和摩根斯坦利的銷售經理韋恩對金融奇才索羅斯的訪談錄。索羅斯將其金融投資理論、政治分析、道德反省、社會主張和對往事的回憶交織在一起，娓娓道來，生動而又深刻。《我是索羅斯》充分展示了投資大師索羅斯的奇特奮鬥歷程以及經濟思想。我是索羅斯 (豆瓣)

都是啊，我相信當你投機到那麼多錢後，也會將重心轉移到其他地方索羅斯選擇的是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