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古文尚書」是否還有價值，應如何對待「偽古文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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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還可以看到很多文章經常引用「偽古文尚書」的內容。但既然知道「偽古文尚書」是偽書了，那引用其內容是否合適呢。
換句話說，「偽古文尚書」是否還有價值，我們應如何對待「偽古文尚書」。

《書古文訓》中《今文、漢魏古文尚書》所有的部分有接近三體石經者，又比如「湯誓」、「戮」三字與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文合（顏氏引用古文尚不止此，亦可對照），《隸古定尚書·孔注》、《隸古定尚書·釋文》今日尚有殘卷，此類均是隸古定的碩果僅存，《四庫總目》對《書古文訓》的批評沒有道理，其引用《隋志》的「無有傳者」乃謂無師承相傳，非無書本，至於引用陸德明《經典釋文》的說法也衹能說陸氏如此看待，不可直接引爲定論，具體如何，仍需考察。

一般來說沒有人這麼無聊去重搞一個隸古定，尤其在宋代還有傳抄隸古定《東晉古文尚書》流傳的情況下。

至於《書古文訓》的底本有沒有在傳抄中發生形體訛變、據題名孔安國傳改正文文字乃至南北朝時將部分文字改古，那極大概率是有的，至於傳抄閱讀者、經師將經文文字改古其實也不會是多數，陸德明的說法語意指向爲何可以商討，若指《尚書》本經，那不合實際；而對比三體石經，「文（當作?文心，訛作?衣心，隸定寧）王」、古文「祗」等在隸古定本中都沒有保留，也不排除《東晉古文尚書》原來就沒完全照搬三體石經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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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頤本或有少量古字，很快就被當時學者改為今字本」，未必；

反過來說，為什麼不可以認為東晉本在秘府、部分學者間傳寫，出土及傳世殘卷本、宋齊舊本、古音義書所據底本（晉代本）是民間據《今文、漢魏古文尚書》（經文自然不會失傳，不然當時人何從判斷梅氏本可信可寶貴，總要有個對比物吧？失傳者當為注釋、章句）大量改為今字、保留部分古文的俗本。這個根本無法判斷，耳學陸德明，並不可取。

隸古定本特別容易變形，倒是肯定的，沒有多少普通學者熱心抄那些難懂字形。好古而改古，也有可能，但也是大學者或比較有知識的學者才敢作，那也是有價值的，甚至它是不是梅氏本原貌都不重要了，因為梅本就是偽書，就是故意增加古字。只要增加古字是基本有所本的，那都是六朝、唐、宋傳下的文本，《四庫總目》不屑一顧，自然不對，至於清末一些學者過於誇大其價值，也沒必要，關鍵在於隸古定本古文可以作為六朝、唐宋所傳古文字及當時古文字學的重要資料，且對今日古文字研究有參考價值、對《尚書》文字修正、闡釋有意義，那就夠了。

《書古文訓》即使有改古，大體還是保留了東晉本的古文。

東晉本古文可靠不可靠，另一回事，它出現後，並沒有流行常見字改本，只是少數學者使用（如范寧），反而是唐代官方再次改為常見字。這意味著今本《尚書》文字考察仍然需要參考隸古定本。

隸古定是不是《尚書》在先秦的原始面貌？肯定不是，但有可能包含一部分壁中書之類殘本進去。

《書古文訓》有沒有偽「奇字」？大概有，也可能是我們現有出土古文字材料不夠。

它有沒有改古？估計有，但一般不影響東晉隸古定。

劉起釒於《〈尚書〉的隸古定本、古寫本》則解釋陸德明的說法實指宋齊舊本相對於隸書楷書的古文實際上還是不少的，但依偏旁類推之類所造「古文」奇字不多，陸德明所指古文，主要是這類。劉的關鍵證據就是唐寫本《釋文》。

劉氏文章可以參考。另外不妨去考察《尚書文字合編》。至於《書古文訓》繼腫增華的部分，如果很多的話，那也是唐以前增的，必有所據，也自有一定意義；如果反過來，唐抄《經典釋文》的底本是《書古文訓》祖本的改今字本，則《書古文訓》價值更大。至於《尚書》先秦面貌，只有鬼知道，一定要拿這個來要求東晉本、《書古文訓》沒意思。

《唐寫本釋文》有以今文出字頭，注中標以古文的現象，值得注意考察其本意，也許那個古文是別本，亦即被陸德明批評的那類系統。

隸古定《古文尚書》、《釋文》，不全。《書古文訓》很完整，就是有字訛、是陸德明所批評的別本，也有重要意義：

一、它保存了東晉本的基本內容，而今本《尚書》由隸古定本轉寫，必然有轉寫問題，可以據之參考。

二、它保存了奇字，有文字學參考價值。

三、過度糾結東晉本、南北朝宋齊舊本-經典釋文本-某些殘卷本系統、古文別本-《書古文訓》系統區別，意義不大，因為我們看不到東晉傳抄本。糾結於東晉本與先秦本的區別更意義不大了，先秦本就沒有多少直接材料傳下來。類比《玉篇》，宋本《玉篇》篡改特甚，但原本殘壞不全、《篆隸萬象名義》太簡，宋本對探討《玉篇》原貌的價值，還是有一定意義。而《書古文訓》本畢竟是來自郭忠恕傳本，則是唐代別本，亦即陸德明所見別本的後裔，相較來說，比宋本《玉篇》更有價值了。

四、嚴格說，宋齊舊本、古文別本（《書古文訓》所出），二者必有之一是東晉本的偽書（或者古文別本改古，或宋齊舊本改今，若改今更易，若改古當出經師、文字學家的手筆，改古也當有所依據，或者偏旁類推，或者據三體石經傳寫本、拓本之類；我們沒法直接相信陸德明的說法，至於今傳的殘卷文字，也是類似，畢竟隸古定不容易傳抄，改今字最容易，所以陸德明說的宋齊舊本容易流傳，別本如非學者好古則容易不傳，隸古定抄錯也很容易，而今字改古相對不容易，但反之，改古也不是絕對不可能。這是一個邏輯悖論，甚至得到一個東晉殘本出土也很難定論，無法判斷定案，陸德明的說法那就只是他的說法），東晉本又是漢魏《古文尚書》的偽書。然而從經文的本質說，宋齊舊本、古文別本均是東晉本的不同系統而已，它那點區別不影響其隸古定的本質，東晉本除去增加的部分也是此前《尚書》的別本系統。

五、既然無法判斷，我們就要認清材料的客觀現實，把《書古文訓》與三體石經本、殘卷本、殘唐抄《釋文》本結合起來，看其大致面貌，去嘗試考察《古文尚書》原貌。《書古文訓》至少基本忠實反映了唐末五代傳本面貌，大致反映六朝、唐初某一別本系統面貌及其時代的古文字學研究面貌，能不能上推到東晉進獻本不知，至於先秦本，則有那麼些模模糊糊的影子。也只能這麼判斷。

謝邀。前面有答主提到我們今天看到本子不是東晉梅賾上的本子。關於這個也有不同的說法。有人說是王肅造偽，還有人說梅賾的本子後來丟了，我們看到的是齊梁間人偽造的。這兩種猜測都有依據，但是也都沒有能說服人的證據。

關於偽古文是不是還有價值，答案是肯定的。這實際上涉及到了我們對一個文本的認識。從文獻的角度來講，它是假的，肯定沒有真的有價值。但是它畢竟流傳了一千多年，大家都把它當成經來看，思想、行為上都受到了很大影響。這樣來說，它就是很有價值的。類似的還有一些在傳寫過程中失真的文本。現在我們經常會在考古發現中得到一些比我們現有的本子時代更早，更為接近本來面貌的本子。這種文本在文獻學上意義很大，畢竟它更為接近祖本的面貌。但是不能用它來否定後代的本子。我這個時代晚的本子雖然經過改寫，很多地方都有錯誤，但畢竟流傳了這麼久，對人的思想、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你那個本子雖然是真實性更高，但是在地底下埋了幾千年，實際上的影響相對是比較有限的。

具體到偽古文尚書來說，這要看你怎麼用。你如果要用它來討論上古的歷史、思想、文學，那顯然是不妥當的。其實這本書的造偽應該也是雜取了一些真的材料，只是其中的很多材料的來源我們今天不知道了，所以難以辨別其中的真偽。但是你把它當作對象來研究《尚書》學的變遷（比如宋人特重的「人心惟危」那十六個字就是經典的例子）、六朝偽書的生成啊什麼的，這又是極好的材料了。

梅頤也不完全是憑空杜撰，僞古文尚書性質是造僞兼輯佚，還是有一定價值的。重要是要作文本批判工作，弄清其文本淵源。

這個問題太好了。

其實當我們說某某在『歷史』上的意義的時候，其實可能是指得完全不同的『歷史』。

一種歷史是真實的歷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堯舜禪讓的地點，商王的世系是什麼，商周牧野之戰到底是哪一天，周幽王怎麼死的…… 當然因為我們無法重現歷史，所以真實的歷史我們永遠無法確定，但是我們會通過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物的研究，來逐漸的推測這些事實。這些訓詁考據之學，致力於發現的就是歷史的真相。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點像推理破案。尚者，上也，尚書乃上古之書。而古文尚書確實有二十五篇是被證「偽」了，其實古人倒也不迷信，這個證偽的工作很久之前就有了。從宋朝開始，就不斷有人質疑古文尚書的真偽，朱熹就很不解：

《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卻又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

為什麼伏生記得的都是難讀的，而今文尚書中存在而古文中不存在的篇章，偏偏是容易讀的？因為按理說像『禹謨』這種夏朝之前的事情，文字應該更加古樸難懂才是。後來到清朝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終成定案。古文尚書多出來的那些篇章，基本確定不是夏商周時代流傳下來的文獻，它所描述的上古史可信度是存疑的。

所以在夏商周斷代的時候，看到引用『古文尚書』和『春秋感精符』、『尚書璇磯鈴』之類的緯書的時候，還是感覺說服力要打個折扣的。

但是，另外一種歷史是觀念史。比如說『春秋』，是不是孔子整理的其實目前還有爭議，但是就算是孔子整理的，孔子到底想在春秋中體現什麼，其實一點都不重要。因為孔子本人在春秋時代就是一朵小浪花，只有短暫的執政經歷。他的影響是透過他的著作，他的教誨和他的弟子來流傳千秋的。但是問題就在於，著作不會說話，教誨也是文字，弟子的理解也未必是孔子自己的理解。

對於歷史中的人物而言，『春秋』的重要性不在於孔子的原意，『春秋』描述的歷史是不是真的也可以放一邊，而在於董仲舒怎麼理解的，孔穎達怎麼理解的，朱熹怎麼理解的，胡安國怎麼理解的……這些人對『春秋』的解釋，不管符合孔子的原意與否、符合歷史事實與否，是真真切切的對當時乃至後世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古文尚書』其實也是一樣的，它是不是真的上古流傳下來，是一個非黑即白的事實問題，但是『古文尚書』作為開科取士的必讀，一代代的大儒對這些偽篇做的研究和闡發，對世界是產生了真實而深遠的影響的，並不隨著『古文尚書』被證偽而消散。從唐朝開始，古文尚書就成為了開科取士的必考科目；到宋朝，『尚書·禹謨』中的十六字心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更是成為理學的基礎之一。還是『尚書·禹謨』中，隨便挑幾條：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這都是流傳千古的為政之要，不知道多少大儒和名臣用心體會這些他們當時認為的聖人名言，闡微發幽，也教育砥礪了一代代的人，儘管現在我們知道『古文尚書』為偽，但是我們不能不正視這部偽書從觀念史的意義上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讀太平年代歷史的時候，不讀經書去讀當時的第一手史料，往往很困難。因為太平年代，文官當政，各種奏疏的借喻，排比，往往就從『尚書』、『春秋』等經書裡面信手拈來，並且有時候我們可能還需要理解奏疏作者所在的學派和自己的經學思想——因為同一個例子，不同學派可能就是完全相反的解讀。典型的比如宋襄公弘水之戰，『公羊傳』和『穀梁傳』的解讀完全相反，一個點贊，一個反對。所以在漢武帝時代（公羊派）的奏疏引用弘水之戰和漢宣帝時代（穀梁派）的人引用，可能就是不同的意思。所以即便『古文尚書』是偽書，但是它對我們理解歷史，尤其是唐朝以後的歷史，依然具有重大的作用。通過歷代官學對『古文尚書』的解讀，我們也能夠更好的把握當時的官員和皇帝所希望宣傳的和看到的。

觀念史和考據的衝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舉個例子，比如對洪秀全的評價問題。歷史上真實的洪秀全是一回事，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時候的，孫中山口中的洪秀全就是觀念史中的洪秀全。當時應該就會有不少人以洪秀全為偶像，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去。從我們現在來看，「以洪秀全為偶像來進行革命」多少有點違和感，但那是因為現在我們對太平天國運動能夠更加全面的來看待了，對洪秀全的方方面面了解的也比當時要深入很多；但是對當時的很多人來說，洪秀全就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英雄，那如果要理解當時的人的書信往來，所作所為，我們就要從當時的觀念史入手去理解，而不能因為觀念史和考據的分歧而放棄。

再比如，網路文學興起之後冉閔的走紅。過上一兩百年，後人研究我們的時候，冉閔的那篇偽『殺胡令』也會是觀念史的一部分。冉閔在真實的歷史上什麼樣是一回事情，但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冉閔是什麼樣子又是另外一回事。那麼後人就通過研究冉閔的走紅，通過『殺胡令』這篇偽文，就可以把握當時相當一部分網民的心理和訴求，並且可以用之來理解一些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現象。

最後，說一說我想過的一個思想實驗：

假如有這麼一個人，從小看的是一本改編的宋史，書中嶽飛和秦檜角色顛倒，秦檜是賢明宰相，岳飛是禍國殃民裡通外國的大軍閥。那麼在他去執行一次九死一生的任務之前，他敞開心扉，說自己從小讀宋史，立志以秦檜為偶像云云。那麼作為我們，是不是應該告訴他我們所看到的宋史是什麼樣的呢？如果告訴他了，他可能會因為心志振蕩，而不能很好的完成任務，如果不告訴他，他很可能就以秦檜為偶像盡忠報國，死在沙場上了，再也沒有機會接觸到我們所讀的宋史了。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麼做？

簡單說下看法吧。這個不僅僅是《偽古文尚書》的問題，也涉及到被判偽的歷朝歷代古書的問題。再擴展點說，偽書問題不僅僅中國存在，全世界文明範圍內都存在。偽書的成因是很複雜的，但總的來說無外乎是真品失傳的情況下，後人通過某種方式搞出替代品冒充真文獻。

這裡涉及到幾個問題，有些偽書在出籠沒多久就被時人識破，造成影響有限。有些偽書的辨偽則是持續了相當漫長的過程，而此書的內容已經傳播相當廣泛，甚至被官方認可。《偽古文尚書》就屬於這種類型。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偽古文尚書》拼湊了很多古籍的內容，所以所構建的思想雖然對於先秦歷史的真相考證帶來很多干擾。但是只是想從讀書中獲取某些思想理念的人來說，可能問題不是十分明顯，比如宋明理學所謂「十六字心法」，就是摘自偽古文尚書《大禹謨》，雖然《大禹謨》是偽造的，但是「十六字心法」不完全是造偽者憑空發明，也是根據其他先秦古籍中類似的言論精鍊整合（拼湊）而成。

另外早期梅頤獻上的最原始的《古文尚書》也失傳了，後世流傳了一種添油加醋的奇字本，在宋朝流行了一段時間。後世形成兩個本子：蜀石經殘石與《書古文訓》。其中完全是把好好的楷體字弄成怪字，跟現在某學生故意用甲骨文寫作文是一個類型，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古今思維到底有何異同。應該說在資料缺失的情況下，偽古文尚書的辨偽還可以繼續做下去，這些相關資料也是非常珍貴的。

對於先秦歷史研究，一般情況下最好不要直接使用《偽古文尚書》來證明什麼問題，前面提到，《偽古文尚書》抄撮化用改造了很多其他先秦古籍的字句，撰寫相關文章可以適度查一下字句的真實原始出處再運用。

==========補充兩句============

貌似有人比較迷信《書古文訓》，《書古文訓》明顯是在梅頤獻書之後鼓搗出來的奇字本，從敦煌殘本《經典釋文》引用的個別字可知這個本子可能是陸德明看過的所謂齊宋間的本子，陸德明的評價是穿鑿之輩搞出來忽悠人的東西，可謂真知灼見。這個本子一直流傳到宋代，就是宋人所謂的《古文尚書》，南宋晁公武補刻蜀石經的時候用了這個本子，而南宋薛季宣所留存的資料，直到清代才刊印出來，得以完整保存。這個本子對照唐抄本古文尚書來看，極盡誇張附會，甚至把一些無關緊要的簡單字妄改為怪字，用於欺騙世人。梅頤本或有少量古字，很快就被當時學者改為今字本，《書古文訓》本並沒有認真保存梅頤本的原貌，而是力圖搞出更古老的面貌，反而破壞了梅頤本的原貌，所以這個本子本質上是梅頤本的一個變種，但不是主流，它與唐朝通行的偽古文尚書抄本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三體石經雖然也是古文集字，但其底本跟《書古文訓》完全不是一回事。《三體石經》可能與《書古文訓》參考了類似的傳抄古文資料，但《書古文訓》本身沒有參考《三體石經》。所以有人吹捧《書古文訓》本顯然是違背客觀事實的。

是的。

1，並非只有原版才有價值
2，偽書很可能體現了後期的思想成果
3，所有思想成果都是財富

好痛心！華夏的核心價值百年來就這樣一代代的被否定而不自知。而且還是來自於研究華夏文明的文化群體。現在的否定不是來自於外在的運動，而是讓人們的心底里徹底不相信，「哀大莫過於心死」，不知是否有人察覺到這個問題？

從一個角度可以看《尚書》和春秋諸子百家文獻的經典性，我們現在耳聞能詳的成語，50%就出於他們，可謂文明奠基。現在，從朱熹的疑問，到清朝的「偽書定論」，再到現在的考古「鐵證」，一步步的完全落實中華最經典是」偽書」，實際上就是徹底的推倒華夏的信仰，告訴大眾，你們實實在在的不要相信華夏了，華夏文明的一切崇高理論、聖人論述是靠不住的：前人「處心積慮」造假，後人盲目的引用，始作於小人，跟風於一幫缺乏辨別的人。真是可以嘲笑諸多聖王、嘲笑唐宋了。

這裡不是扣帽子，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這樣的連鎖反應。大眾搞不清楚「今文尚書」、「古文尚書」，怎麼古文偽今文不偽，一看新聞：噢，中國的最高學界都下了定論了，百度一查，哦，定論了。站在大眾的角度，不會去查網上的學術文章，甚至發布新聞的記者也不見得搞的明白，大眾不會去搞文字辨析：偽跟假有區別，古文尚書來歷很曲折，梅書是「偽」，前面還是有「古文尚書」的，失傳了等等。價值是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根據是假的，那就毫無意義，甚至是恥辱與污點。《尚書》部分是偽，篇數還不少，那也是不可靠不可信了，其體現的核心價值就是無本之木，這是大眾的基本常識判斷。可恰恰「古文尚書』是文化中的精華，因為被反覆引用，貢獻了更多的典故。

我想說的重點是，如果這些古文尚書不是假的如何？下結論前是不是要慎重再慎重？

梁啟超把諸多文獻定為「偽」，甚至還列出諸條考古證偽定律，現在被事實證明為錯誤，其實是很偏頗的判斷，隱含著基本的邏輯錯誤。這些都是歷史的教訓。但是這條線被繼承下來了，疑古派一脈相承的顧頡剛、郭沫若，學術界當時很多人是不同意他們的，正統派的可能還是多數，但是各種歷史的原因，他們在近百年的治學中，影響是最大的，聲音是最響的，現在雖然回歸理性，繼承的依然巨大。

學術界很多質疑《古文尚書》偽說的論述，有的比較冷靜，有的急於正名。有這麼幾點值得深思：

1 、清朝人否定有個基本的前提假設(而不是結論）：造假的人處心積慮利用諸子的引用拼湊古文尚書，然後如何如何。可是事實上是反過來的，是諸子引用尚書，同樣也會表現出如何如何，也會表現出文字的錯位。這個原理就是「鄰人偷斧", 也叫有罪推定。但是這種思維撬動經典確實很厲害，因為歷史的真相向來並不瞭然和全面，很多細節過程都是在分析推測，你一個先入為主就會影響結果。這也是信仰、不信仰的區別，信仰可以使你在摸索中堅定前行與增長智慧。當然，就目前的現實社會，造假太多，論假似乎更加現實可信。看看知乎就知道了，說歷史上存在過孔子所羨慕的「大道行」時代，存在過盛唐氣象，存在過高尚的聖王與聖人、高尚的時代，真的很多人不相信，而相信華夏歷史更多的是厚黑與陰謀。

2、那麼就考古證實或者證偽。但是一遇到簡文與古文尚書差異巨大的地方就說古文尚書是偽，甚至定論簡文就是最早的母本，根據在哪裡？很多判斷的前提、隱含前提都還僅僅是假設，經不起推敲。目前對成書成史過程都是在探討推測，挖出來的都是局部零星的，就要"改變歷史「、」顛覆重要認識「。傳統的承傳經過了歷代聖賢的去偽純真，經過了幾大朝代，如漢唐，集國家之力的正本清源，這正是我們應該倍加珍惜的財富。怎麼就總是反過來思考，古不如今，極力打假，承傳的不如我現在挖出來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可信。但是浩瀚歷史，挖出來的是滄海一粟，連盲人摸象都湊不夠，而整個考古的歷史不就是不斷證實華夏文明的歷史嗎？甲骨文就是個例子。我就想起百年前清末被洋人打的趴掉了自信的一大批文化精英，才華來自於國學、傳統，卻棄傳統而毫不顧惜，常常標新立異卻經不起時間的檢驗。如果珍惜華夏價值的話，即便發現問題也是慎之又慎，越是影響大，越應該慎重，而不是急於定論與否定。

從教育的角度來講，本題在定論「古尚書」偽的基礎上，要更進一步了，是不是從各書籍中逐漸去掉引用的典故、成語？因為「假」的會誤導人，需要清除。但是如果搞錯了呢？是不是又是一次的「去華夏化」的行動？

其實學界很多是不認同《尚書》偽的，甚至不見得是主流，一如百年前，那這樣做就會成為污點。

歷史向來留下兩面：精華與糟粕，真真假假重在深思敏悟。孰為精華，孰為糟粕，孰為主流，孰為末流，清末前數千年都是清晰的，隨著西學東漸、各種運動與變亂，漸漸模糊了。但現在是回歸的年代，真是應該重新審視了。

本案還沒完全成定論呢，諸君先別急。尤其是近年張岩先生的翻案力作出現，此案目前幾乎被翻。
《審核古文〈尚書〉案》（中華書局）
本人猜測，古文尚書至少大部分不偽。同郭店楚簡的出現推翻了顧頡剛等人對易經十翼非孔子所作的論據一樣。

清華簡的結果逐漸出來了，一本人懷疑清華簡的來源，如何能指正它就是先秦儒經而不是普通歷史文獻呢。二清華簡的對比結論也不盡相同。比如我在另一個問題里看的此文：
http://www.guoxue.com/?p=18687

下面是部分轉載的另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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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古文尚書》案」的由來》
丁鼎（1955-），山東萊西人，歷史學博士，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_本文現代部分的節選。

　在清代至近代一浪高過一浪的疑古辨偽思潮的巨大影響下，現當代學術界在很長時期里幾乎眾口一辭地判定這部孔傳《古文尚書》是偽書。許多實際上對《古文尚書》並無深入研究的學者也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發出了「矮子觀場」般的陣陣喝彩，甚至把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視為學術「敗筆」。近現代學術界甚至在稱引這部《古文尚書》時徑稱之為《偽古文尚書》，其註解亦被稱為《偽孔傳》。
　　上世紀進入民國後的半個多世紀里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這部孔傳《古文尚書》被判定為偽書幾乎成了定論，幾乎聽不到為其辯護的聲音了。只有符定一在1927年撰寫《新學偽經考駁誼》對康有為論定孔傳《古文尚書》為劉歆偽造的觀點進行了有理有力的駁斥。〔20〕直到1970年才再度出現了為《古文尚書》辯護的呼聲。台灣的王保德先生連續發表了《〈古文尚書〉非偽作的新考證》〔21〕和《再論〈古文尚書〉非偽作的新考證》〔22〕兩篇長文。但學術界對他的呼聲反應較為冷淡。到上世紀末，隨著郭店戰國楚墓竹簡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問世，人們對這部《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郭店楚墓竹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均有《緇衣》篇，此篇見於小戴《禮記》，為今本《禮記》第三十三篇。兩個簡本的《緇衣》篇與今本《禮記·緇衣》的內容大同小異，應視為同一篇的不同傳本。簡本《緇衣》徵引《尚書》多條：其中不僅有今、古文《尚書》都有的《呂刑》、《康誥》、《君奭》等篇目的文字，而且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所沒有的《尹誥》（今本《古文尚書》無此篇名，該條引文在今本《咸有一德》篇內）、《君牙》和《君陳》三篇《晚書》的文字。
現在傳世的被判定為魏晉人所偽造的《晚書》內容竟在戰國時期的楚墓中被發現，其學術意義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據整理者研究，這兩批竹簡書寫的時間下限是戰國中期。由此可見，簡本《緇衣》所徵引的多條《古文尚書》的文字肯定是未經漢魏人改動的真《古文尚書》。
郭沂先生據此認為：「這足以證明《古文尚書》不偽。」〔23〕呂紹綱先生則認為：「郭店簡本《緇衣》徵引的《咸有一德》、《君牙》、《君陳》三篇4條古文《尚書》，從中多少能看出一點問題。至少，閻若璩的結論從此不是那麼板上釘釘，不可以討論了。……清人關於晚出古文《尚書》乃東晉人偽作的結論並非無懈可擊，仍可以再作討論。」〔24〕
王世舜先生通過對這4條引文與今本《古文尚書》進行對比分析，得出結論說：「如果將郭店楚簡的年代定為戰國中期，那麼，簡本既然引用了……《古文尚書》中一些篇章的文字，可證《古文尚書》……於戰國中期已在流行。由此也就有理由認為兩漢及魏晉時代的《古文尚書》很可能就是戰國時代《古文尚書》的傳本。……如果《古文尚書》在戰國中期就已在流傳，那麼，《古文尚書》的偽造者當是戰國中期或戰國中期以前的人，而決不可能是晚至東晉時代的梅賾。」〔25〕
　　楊善群先生近年來也發表了系列文章，支持毛奇齡的觀點，認為《古文尚書》並非偽書，指斥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證偽」的八種手法是：
一、主觀武斷，強詞奪理；
二、顛倒先後，混淆是非；
三、吹毛求疵，故意找碴；
四、信口雌黃，胡亂拉扯；
五、門戶之見，意氣用事；
六、自相矛盾，莫名其妙；
七、虛張聲勢，亂湊條；
八、二難推理，反正是「偽」。
並批評《尚書古文疏證》一書「證偽運用了八種手法，但絕大部分證據都似是而非，不能成立。」〔26〕

歷代把孔傳《古文尚書》「證偽」的一條重要理由,是由於先秦兩漢許多古文獻中有許多引用《古文尚書》的文句，因而證偽者便認為孔傳《古文尚書》就是作偽者在廣泛收集這些「引文」、「用文」的基礎上，連綴成文，偽造出《古文尚書》25篇。應該說這樣的證偽方法，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因為先秦兩漢許多古文獻中所引用的《古文尚書》的文句，固然有可能成為作偽者的作偽材料，但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作偽問題，這些文句本來就是從這部《古文尚書》引用而來。
顯然，這樣的證偽思路存在明顯的邏輯漏洞，因而當代學者姜廣輝先生雖然同意梅鷟、閻若璩把孔傳《古文尚書》判定為偽書的觀點，但卻並不認同這樣的證偽思路。他說：「雖然找到了《古文尚書》與其它文獻蹈襲雷同的證據,但卻不能判定兩者究竟是誰抄誰。梅鷟以及其它許多考辨者已經先入為主地認定《古文尚書》是偽作,從此點出發,將所有發現的蹈襲雷同之處皆作為《古文尚書》綴輯逸《書》而造偽的證據。但《古文尚書》是偽作的預設立場恰恰是應該檢討的。」〔27〕
　　楊善群先生則專門撰寫《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一文，「通過對《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得出六條反證，闡明《古文尚書》決非編自舊籍引語,而是別有來源的真古文獻。」〔28〕
　　劉建國先生則撰寫《古文尚書偽書辨正》，通過對《古文尚書》證偽者所列舉的先秦舊籍中引用的《古文尚書》的文句的分析，批駁了證偽者的觀點，得出結論說：「由上述可見，所有先秦諸子引《古文尚書》之文，皆證明《古文尚書》是真書，而非偽書。所謂抄書偽造《古文尚書》一說的根據可以休矣。」〔29〕
　　鄭傑文先生則通過對《墨子》所引《今文尚書》、孔壁《古文尚書》、漢代新出「百兩《尚書》」、東晉梅賾《古文尚書》等40條文字的比較研究，認為流傳至今的伏生《今文尚書》確為戰國古本；孔壁《古文尚書》僅是戰國所傳多種《尚書》選本中一種流傳很不廣的思孟學派的選本；梅賾《古文尚書》不但與《墨子》之《尚書》引文不同，而且與16種先秦文籍中163次《尚書》引文也不同，所以「梅賾抄襲前世古籍中《尚書》引文而偽造《古文尚書》的傳統觀點應重新研究；或許梅賾《古文尚書》是一個民間所傳《古文尚書》的真實傳本，孔穎達《尚書正義》所引《晉書》中所述的《尚書》在魏晉時的傳授系統及梅賾所獻《尚書》事件，乃至梅賾所獻之《古文尚書》的可靠性等，便不能簡單否定，而應重新研究。或許，梅頤所獻《古文尚書》是一個民間所藏、所傳的《古文尚書》的戰國選本。〔30〕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2005年，國學網站先後發表了張岩的《閻若璩〈疏證〉偽證考》和離揚的《〈尚書〉輯佚辯證》兩篇長文，揭示了閻若璩論證上的致命缺陷，得出《古文尚書》不是偽作的觀點。後來，張岩先生又在中華書局出版了《審核古文〈尚書〉案》一書，全面系統地批駁了閻若璩等人判定《古文尚書》為偽書的觀點，指出閻氏書中使用了「許多刻意捏造的偽證」，並認為「閻若璩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31〕
本書不僅從文獻學、邏輯學、歷史地理學、曆法學等多方面對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中判定《古文尚書》為偽書的主要理由進行了條分縷析的考證和批駁，而且還對清代紀昀主持編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贊同證偽孔傳《古文尚書》的論點進行了認真、縝密的辨析和反駁。
庫館臣在《尚書正義提要》中說：「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指判定孔傳《古文尚書》為偽書之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余、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
張岩先生在《審核古文〈尚書〉案》中對這四條「證據」進行了詳細精到的考證，斷言「其提出過程明顯存在捕風捉影、深文周納的『作弊』現象，沒有一條可以構成證據，都是『灼然不可據』；並且，其中還包含一條不容忽視的相反證據。」其說甚是。〔32〕
　　此外，張岩先生還在《審核古文〈尚書〉案》中利用現代計算機檢索、統計技術對今、古文《尚書》與其它二十餘種先秦兩漢時期的參照文獻的「字頻」進行了統計分析，選出《尚書》與其它參照文獻萬字含量（或多或少）明顯不同的108個常用字，作為「《尚書》用字量特徵字群」。然後對這108個字在《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中進行對比分析，結果發現這108個常用字在今、古文《尚書》中的平均萬字含量（字頻）基本一致（今文47%：古文53%）。於是從如此接近的字頻得出結論說：《古文尚書》「『作偽』難度太高，高到不可能實現的程度。」〔33〕
應該說張岩先生的《審核古文〈尚書〉案》是迄今為止對《古文尚書》證偽者批駁最全面、最系統、最深刻的著作，許多許多論斷擊中了以閻若璩為代表的孔傳《古文尚書》證偽者在學理和邏輯方面所存在的漏洞和軟肋，足以證明閻若璩等人的《古文尚書》證偽工作確實存在著「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34〕的弊端。
　　綜上所述，可知閻若璩等人將傳世本《古文尚書》判定為偽書的結論已經發生了動搖。雖然目前徹底推翻閻氏的結論為時尚早，但起碼說明閻氏的結論遠非定論，是可以繼續探討的；而毛奇齡等人對閻若璩等人的駁難以及為傳世本《古文尚書》所作的論證和辯護日益顯示出其學術價值，是難以簡單否定的。
2008年7月，清華大學獲得校友捐贈的從境外拍賣所得的兩千餘枚竹簡。經過專家鑒定，這批「清華簡」屬於戰國中晚期，距今大約2300—2400年左右，當是出土於古代的楚國境內。據報道其中發現有多篇《尚書》，都是焚書坑儒以前的寫本。甚至網上有傳言說其中發現了《古文尚書》中的《武成》篇。誠如是，則庶幾有望解決聚訟千年的「偽《古文尚書》案。
2009年1月14日筆者趁去北京出差的機會專程去清華大學拜訪主持這批竹簡保護和考釋工作的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向他求證網上傳言的真偽。他告訴我說：這批竹簡中確實發現了一些《尚書》篇章，但並未發現《古文尚書?武成》，網上傳言不實。至於這批竹簡中究竟是否有傳世本《古文尚書》的篇章，現在還難以斷言。因為對這批竹簡的考釋研究工作現在才剛剛開始，估計整個考釋研究工作至少要十年以上才能完成。

注釋：

〔20〕符定一《新學偽經考駁誼》，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14頁。
〔21〕王保德《〈古文尚書〉非偽作的新考證》，《文壇》124-129期，1970年10月-1971年3月。
〔22〕王保德《再論〈古文尚書〉非偽作的新考證》，《建設》26卷8期-27卷3期，1978年1-8月。
〔23〕郭沂《郭店竹簡與中國哲學論綱》，《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24〕呂紹綱《〈郭店楚墓竹簡〉辨疑兩題》，《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國院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
〔25〕王世舜《略論〈尚書〉的研究和整理》，《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
〔26〕楊善群《辨偽學的歧途——評〈尚書古文疏證〉》，《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27〕姜廣輝《梅鷟〈尚書考異〉考辨方法的檢討——兼談考辨〈古文尚書〉的邏輯基點》，《歷史研究》，2007年第5期。
〔28〕楊善群《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齊魯學刊》2003年第5期。
〔29〕劉建國《古文尚書偽書辨正》（上），《先秦偽書辨正》，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頁。
〔30〕鄭傑文《〈墨子〉引〈書〉與歷代〈尚書〉傳之比較——兼議「偽古文〈尚書〉」不偽》，《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8·
〔31〕張岩《審核古文〈尚書〉案?序言》，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32〕張岩《審核古文〈尚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51頁。
〔33〕張岩《審核古文〈尚書〉案》，中華書局，2006年，第29-33頁。
〔34〕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7年。

哪怕是偽書，也是很難得的語料。語言學家巴不得粗話、黃段子、碑文都收下。

我記得《四庫總目》里說過類似的話，大意是雖然這玩意兒不真，但是承用已久，於義理上大致還說的不差，而且這採摭的大概是故書舊文，所以這書還不能廢，還得留著。

當然有意義，晉版古文尚書雖然是偽作，但後世的人讀的就是這個偽作。偽作內容關係到古人的思維。

不能因為某個科學家是侵權了另一個科學家的發明，那個發明就會失效....

甚至，明顯的可以把尚書按年代分開成兩本。同名作不行么？

雖然它是偽造的，但是也是東晉時候的書啊，也流傳了上千年了，你說有價值沒。。

首先它能流傳很長的時間，在當時還獻給了皇帝而沒被發現，這本身就說明它這本書是有一定水平的。

偽尚書是後期的人撰寫出來的，既然能廣闊流傳，證明其還是有一定的價值；其實所謂的真尚書也不是原版的（原版的在秦朝時期就已經燒毀大部分了），而是漢朝時期的儒生根據殘留和各派流傳的經典補上的，後面好像又遺失了

寫小說的，大家都知道是小說，就是寫書的人已經聲稱了，這個是虛構的。

作為古書，本身又不是小說，既然有些內容已經失傳，為何不註明是已經失傳，後人整理的？

《大禹謨》借著古人的口吻來傳達後人的思想，無論他的思想正確與否，這個意圖太邪惡了。

不過這個題材拍電影應該不錯，可以反映人性，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