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一普林斯頓美籍華裔博士生因間諜罪在伊朗被捕？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郵件。Xiyue Wang為普林斯頓歷史系博士生，出生於北京，現為美國國籍。
CNN報道鏈接：http://edition.cnn.com/2017/07/16/world/iran-sentences-iranian-american/index.html微博上未經證實的說法「讀博期間被CIA收買」，以及……可怕的評論
前幾天在一些關於地區研究、中東研究微信群里就看到了這條消息，但我並沒有關注過這件事。我對伊朗也不太了解，而國內有很多研究伊朗的專家和學生，所以這事輪不到我發表什麼意見。我來看這個問題只是了解一下八卦的。
關於高票回答裡面那篇有趣文章，我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了，其中一些內容，更知情的微信好友予以了證實。所以這件事，及其身份、行為，很有可能是真的。
其實對於此事我只能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一位博士生能在博士在讀的時候已經加入美國籍？有若干可能性：一、因為他年齡較大，年近不惑，說不定之前在美國工作過，六年H1B，然後綠卡假如排了六七年，如果22、3歲本科畢業，那麼35左右拿到綠卡不是沒可能；只不過然後再入籍就有點緊了。拿了國籍然後再回到學校讀博，理論上沒什麼不可以的，不過時間上好像沒那麼容易；只不過似乎他過去的履歷並非如此。據說（就是那篇qq日誌）他在美國讀過碩士，好像在香港和內地又工作過，怎麼算，也不夠等綠卡的；第二種可能就是他是傑出人才，EB1直接綠卡。同樣，我知道本世紀初有文科博士畢業生靠這個拿到過綠卡，此君具有語言天賦，說不定學術水平驚人，拿過什麼獎，也未可知；第三種是家裡有錢，投資移民了。這些都不奇怪。（有人說可能是2010入籍，那個時候他在做什麼？好像2009年他還在香港---網上有他09年在香港公寓的照片。在美國是什麼身份？他fb顯示，進入哈佛讀東歐研究是在2011年。呃和我一年來的 我一直沒聽說過此人）。
有朋友提到結婚入籍，當然有可能 （最新普林斯頓大學網站刊登的其妻子曲某的文章則聲稱他妻子和兒子都是中國公民，因此結婚入籍反而不可能了！）。有網友援引新聞報道稱他妻子是前香港居民（可能是誤讀，應該是指王本身曾經在香港居住，其妻子自稱是北京人；曲姓集中於山東、京津冀、東北，不大可能是廣東人），並推測她有可能是香港的外籍居民，有美國籍。我們當然不知道是不是新聞用詞並不嚴謹。不過我看fb上他妻子很可能是華人，所以所謂前香港居民，難道只是說現在不住香港了？那麼她可能先於wangxiyue拿到美國籍然後王入籍。這樣的話，倒是有可能。
其他可能，就很容易涉及政治了——政治避難綠卡、加入美軍直接國籍等等。如果秘密加入或協助美國有些部門，也是可以直接入籍的吧，特事特辦嘛。到底是怎麼拿到美籍的，其實是個挺有意思的問題，也是個很關鍵的問題。
加入美籍後，據稱沒有按規定上交中國護照，這其實也不罕見，本身不一定代表他是有意為之。焦點還是入籍途徑。
此外，有人爭論他是不是偷渡去伊朗的，我想肯定不是吧，兩國公民不需要靠偷渡往來（當然特朗普發起了七國禁令，現在更麻煩了吧）。不過，中國護照去伊朗，可以德黑蘭機場落地簽；美國護照，需要去大使館面簽，且美國和伊朗目前無大使級外交關係。我不清楚他是拿那個護照入境的。
而長期簽證的話，我猜恐怕無論如何要面簽，是中國護照容易簽證成功還是美國護照容易簽證成功？考慮到美伊兩國關係，我推測可能是中國護照容易一點吧。很多國家對於外人入境進行所謂「學術研究」都持戒心。我知道有前輩付某東南亞旅遊免簽國家進行研究，訪學簽證就被拒過，而那個國家和中國關係目前在該地區還算是正面、積極的。拿美國護照申請伊朗訪學的簽證，然後去抄檔案，我只是憑直覺推測有點難。所以他到底是否利用「中國人」三個字做過一些事情，我覺得目前難以排除。
（有一些美籍伊朗裔的學生好像能去伊朗找資料；似乎其實應該更難，所以也未可知）
（另一個疑點就是有一些朋友提到的，他為什麼還聲稱自己是中國人，來自中國。如果他真的七年前就入美國籍了，為什麼一直還說國家是中國？為什麼伊朗方面貌似知道他有中國護照？難道隨身攜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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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研究古代，沒錯。
但研究古代，不一定就沒有現代方面的考量。愷加王朝又不是阿契美尼德王朝，不是遠古。你看看什麼新清史，當真沒有現代政治的考量？
你看看聖經考古，和現代地區政治能沒有關係？關聯怕是太緊密了。
所以研究古代不代表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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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看到了一些人給他解釋，但是疑點終究存在。主要是實際操作角度，如何加入美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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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是中情局的工作人員，但假如是真的，那麼我對此類行為的看法，就是和我點贊的答案是一致的。此類行為十分惡劣，可能間接影響中伊的正常學術和文化交流。
某些人就算不想當中國人了，也不要去做違法犯罪的事情，也不要替其他人去做損人利己的事情。
再上升一步，我們去國外學東西，要遵守各地法律。地區研究和人文社科，一方面不要去做那種實際上替別國搜集我國情報的事情，盡量少為國外學術和披著學術外衣的單位服務；另一方面也不要冒險去竊取任何涉嫌竊取任何國家情報，傷害第三國利益。
情報這種事情的保密程度本來就是相對的。你可以知道的，他未必有權得知。因而，算不算間諜行為，判斷起來也可能主觀。個人應該小心，最起碼不要加入某些竊取別國情報的組織，從功能上杜絕這種可能性。
從自我保護、保護國人的角度來說，留學生應該做到，別人問你中國的情況，如果問太細了，我們就說不知道，不了解；謹慎加入形形色色的組織；當有人找我們索要任何形式的名單（如某地中國學生和學者名單）的時候，要拒絕——特別是有些人打著學術或教會的旗號的時候。
最後這件事也說明了，所謂地區研究，是受立場影響的，沒有單純的地區研究。中國的中東研究和美國的中東研究，不可比較，因為立場、利益不同，角度和議題選擇也都不同。這一點我在自己的電子書里表達過。一個人在哪裡讀過書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人生逐漸成熟後，內心深處到底把自己當成哪國人。另一個問題，就是當自己是中國人的那些裡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在人文社科的留學生當中，這兩點最終是不能迴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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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是沒資格也沒動力回答這種問題的。只不過間接得知有某財經媒體的人士在他們媒體的微信群里提到我，還截圖了我點贊的那個高票答案以及我的個人描述（就是介紹我在美國讀什麼專業），然後評價說很奇怪什麼什麼的。我感覺這個做法才是真奇怪。難道我在美國讀古代中東，我就得同情不管是因為被收買還是志願加入某組織而在異國觸犯法律的人？
您要說真賞臉關注了我，應該知道我現在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吧，我沒隱瞞過。
整件事情是要坑美國人也好，坑伊朗人也好。那是國際政治上的事情。
但凸顯了一部分人的無知是真的。
一個研究者，怎麼能接觸到伊朗的機密資料，CIA為什麼會找一個有家室的研究學者做間諜
國內抓的打著研究交流旗號來撒錢收買人的不止一個，社科系統搞歷史、宗教、法律研究的讓人收買當了間諜最後啃窩頭甚至吃黑棗的也不止一個。
——僱主覆蓋美日韓以等各種你覺得有和你覺得沒有的國家，還有4V地區。
大概是以為間諜就是無名無姓從來沒人見過，每天入夜穿著夜行衣往火箭/中核/公安部大院里跳或者就是隱姓埋名敵營40年自家人都以為他死了的那種小白吧……
我宣誓：我完全徹底斷絕並徹底放棄對我迄今為止所隸屬或作為其公民的任何外國王子、當權者、國家或君主的效忠和忠誠；我將支持和捍衛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和法律，反對國內外一切敵人；我將信念堅定，忠誠不渝；我將根據法律要求為美國拿起武器；我將根據法律要求在美國武裝部隊中執行非作戰服務；我將根據法律要求，在文職政府領導下從事對國家具有重要性的工作。我自願承擔這一義務，毫無保留，決不逃避。幫助我吧，上帝！
....
這位王同學一定對著星條旗，莊重的許下了這個誓言。
若這位王同學當真是間諜，那麼顯然，王同學是個信守承諾的人，因為他完成了自己的承諾，反對美國國內外的一切敵人，信仰堅定，忠貞不渝，並且承擔了一切義務，毫無保留，他是一個美國人的英雄，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
一個愛國者，沒什麼可指責的。
有人同情他，其實我不這樣看，王同學和網路上的噴子不同，人家至少屬於實踐派，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肯定做好了被抓的準備，無非就是坐水牢、老虎凳、爆菊花，割不可描述的器官而已，為自己的國家而生不如死，快哉！
當然，假若王同學蒙受了不白之冤，在此，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能力有限，唯有敦促美國政府，善待他的公民，拿齣電影里拯救大兵瑞恩，或者吊打外星人的那股勁來，想盡一切辦法營救，這位美國學者，為貴國交稅納稅，為建設美國奉獻了自己的心力，提供了自己才智，請不要將他當作累贅和棄子，不管不顧。
好吧，說的我自己都有點感動了，眼睛濕潤，這是一堂生動的愛國教育課，感覺王老師，感謝大家。
如果王真的是間諜，別說網友和普通朋友了，就連他父母妻兒都不可能知情。
如果他不是，那就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看美國和伊朗如何交涉了。
在不可能知道王的身份的前提下，某些答案咬定他是間諜/不是間諜，並大力批判相關和不相關的各方，腦補得也是十分厲害了……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學還是愛德華?卡爾、伊薩克?多伊策、萊昂納多?夏皮羅、羅伯特?康奎斯特、理查德?派普斯、馬丁?馬利亞等一批老男人的狹小天地，而一位年輕女性蘇聯學家的迅速崛起打破了這一局面，她是繼Margaret Lock Kiddle、Kathleen Fitzpatrick、Alison Patrick之後墨爾本大學又一位傑出的女性史學家。
澳洲史專家 Margaret Lock Kiddle
英國史專家：Kathleen Fitzpatrick。Brain Fitzpatrick的第一任妻子。Kathleen曾說她一生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這段失敗的婚姻。
法國革命史專家：Alison Patrick
Sheila Fitzpatrick女士是西方最傑出的蘇聯社會史學家之一，蘇聯學芝加哥學派的核心人物，為蘇聯史學科的專業化做出重要貢獻。她1941年出生於澳大利亞一個信仰社會主義的家庭（關於父親Brain Charles Fitzpatrick，澳大利亞著名記者、歷史學家、社會主義者，D. Watson1979年寫有傳記Brian Fitzpatrick. A Radical Life ，Sheila也寫有對澳大利亞童年的回憶錄My FATHER"S DAUGHTER: Memories of an Australian Childhood，以及2007年的論文集Brian Fitzpatrick – Manning Clark Australian History。題外話：讓某些人恨得咬牙切齒的大清洗歷史專家Robert Conquest青年時代信仰共產主義）。
Brian Fitzpatrick – Manning Clark Australian History書影
1949年後，Brain Fitzpatric由於是同情蘇聯的左翼政治家，在澳大利亞的大學裡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裡整日酗酒，沒有賺一分錢。貝利亞被處死後，澳大利亞爆發震驚世界的彼得羅夫間諜案，隨後掀起了澳大利亞的「麥卡錫運動」。父親的左翼理想、自暴自棄與冷戰時期反共產主義的氛圍，在Sheila Fitzpatrick內心留下深刻烙印。青少年時代的Sheila覺得父親覺得蘇聯那麼好，只是聽信了來自東歐的宣傳，有時會與他發生爭論，但他們都不了解蘇聯，當然沒有結果。
1961年她獲得墨爾本大學榮譽文學學士學位。她當時參加了歷史系的榮譽課程項目，完成了一篇關於蘇聯音樂的論文，還激發了對蘇聯歷史的興趣。歷史系對運用一手史料的強調對她日後的治學產生深遠影響。1964年她懷著勃勃雄心遠赴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留學，想要追繼父親，在史學界做出成績，更想檢驗他與父親的爭執。
但是現實給她潑了一盆冷水。聖安東尼學院首任校長曾做過溫斯頓?丘吉爾的助手，該校是冷戰時期對蘇研究的重鎮，與英國情報機構建立密切聯繫。有人譏諷它培養了「一窩右翼間諜」。但是Sheila對這裡的學風難以適應，極為失望。她根本得不到相應俄語或者史學訓練。她在此校的老師Max Hayward是著名翻譯家，但不是歷史學家，而且是個酒鬼（這不禁讓她想起鬱鬱寡歡的父親），跟她講課時喜歡講各種風流韻事。Sheila在回憶中說，「我討厭牛津」，學校的蘇聯研究依靠的不是可信史料，而是「外交情報、文學八卦」。
其實她本應該報考的是著名史學理論家、蘇俄史大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E.H.Carr）所在的劍橋大學。Sheila的父親曾鼓勵她遠離政治，做個獨立學者，不要再重蹈自己的覆轍。進錯學校的Sheila應該體會到其中的含義。
1965年，她經歷喪父之痛，父親與她的爭論已經永遠沒有答案，在牛津的挫折更逼使她再尋出路。
當時，英國文化教育協會與蘇聯有個學生交換計劃。在後斯大林時代，雖然東西方仍然橫亘著一道鐵幕，但是互相之間的封鎖已有所鬆動。在蘇聯政府與西方國家一些組織的協商下，出現了學者、學生到對方國家作學術交流的現象。但是Sheila沒有英國國籍，不能參加。於是她聯繫了當時在日本東京留學的有英澳雙重國籍的男朋友Alex Bruce，通過近乎有名無實的婚姻獲得英國國籍。Fitzpatrick小姐一下子成了Bruce夫人。在澳大利亞的母親Dorothy Fitzpatrick反對她倉促的行為，但是又無可奈何。
1966年，為擺脫困境和完成研究蘇俄早期文化教育政策的博士論文，她作為唯一一名澳大利亞人，與二十餘名英國學生一起赴蘇聯留學。
在前往蘇聯前夕，一位不具名的據稱是M16官員的人將學生們叫到一起，警告他們「你們所認識的所有蘇聯人都有可能是間諜，你們沒有可能和蘇聯人做朋友，而蘇聯人也會懷疑你們是間諜。」他們不能和蘇聯人發生性關係，否則會蘇聯列入黑名單，英國政府也會將他門強制遣返。這席話其實告訴他們，蘇聯是個「不正常」的國家。
Sheila Fitzpatrick當時赴蘇護照上的名字是Sh.M.Brius（婚後的姓名）。從1966年秋到1970年春，除去返回英國的時間，她總共在莫斯科呆了一年半。
1969年在莫斯科
來到蘇聯，間諜問題始終縈繞在學生心中，每遇到一位蘇聯人，他們就會一起討論這個人是不是間諜。蘇方當然也如此。一位來自伏爾加格勒的率真女學生問Sheila Fitzpatrick是不是間諜，她當然說不。但Sheila心裡卻同時萌生一個問題：什麼是間諜？是狹義上的竊取情報的專業人員嗎？但從廣義上講，任何試圖揭露被掩蓋的東西的外國人，都被蘇聯政府當成間諜。學生們回國後或許會將所見所聞撰寫成詳細報告，這是不是間諜？甚至是否有人無意識地做了間諜？或者由於與間諜有瓜葛而自己不自覺成了間諜？她甚至因懷疑自己的母校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有間諜而惴惴不安。Sheila的老師Max Hayward是英國著名俄文翻譯家與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他在二戰結束後曾到英國駐蘇聯外交機構工作，六十年代在聖安東尼學院任教。他翻譯的《日瓦戈醫生》引發蘇聯政府震怒。
Sheila在聖安東尼學院的導師，《日瓦戈醫生》的翻譯者Harry Maxwell Hayward
學生們時時受到蘇聯警察的監視，因為對於官僚政府來說，每一個外國人都可能是居心叵測的間諜。但這並意味著不能和蘇聯人成為好友。事實上幾乎每個英國學生都有幾個蘇聯好友（出於安全考慮，交際數目不會多）兩國青年間甚至發展出了愛情，還為蘇聯家庭所接受，不過英蘇政府可不樂見。為避免惹禍，學生在回國撰寫的報告里對此避而不談。
Sheila Fitzpatrick的研究對象Anatoly Lunacharsky
為了學術研究需要，Sheila在一位導師莫斯科大學教授，盧那察爾斯基研究專家Alexander Ovcharenko （當時學生配有蘇聯導師，有些是真心幫助英國學生，但有些只是監視他們的舉動）的幫助下去拜訪蘇俄首任國民教育委員會委員盧那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的女兒伊琳娜。據傳此女手中有盧氏日記，但拒絕讓這位導師或者任何其他學者查閱。作為提供拜訪路徑的交換，導師要求Sheila把日記騙到手後交給他，或者在看到日記後誣告伊琳娜泄露國家機密給外國間諜。除了居心險惡外，導師還讓Sheila見識到他如長舌婦般愛散播流言蜚語的大嘴：諸如盧納察爾斯基的第二任猶太妻子是個惹禍精；盧氏可能是被他的舅子伊戈爾殺害的；伊琳娜不是盧氏的親生女兒，而是盧氏第二任妻子與前夫所生，而這個前夫在內戰時站錯隊，參加白軍戰死。雖然對Alexander Ovcharenko 心生惡感，但Sheila還是含糊其辭地假意答應他。
伊琳娜是位睿智健談而又令人望而生畏的女新聞記者，多年來致力於恢復盧察爾斯基的聲譽，推動建立了盧察爾斯基故居的紀念館。她察覺到引路者是個眾所周知的流氓無賴，來訪的外國女學生沒準是給她下套的蘇聯政府間諜。於是又把她帶到舅舅——蘇聯老紅軍伊戈爾·薩茨那裡鑒定身份。
Sheila穿著為英國冬天準備的外套、帶著緊張的心情敲開伊戈爾家的大門。伊戈爾一見面便察覺衣服不合身，說「英國姑娘怎麼穿著類似沙俄鐵道部的制服」，張羅著給她找件更合身的外套。不過最後也沒找到。幾番交談下來，Sheila感到，不同於住在富麗堂皇的公寓里的伊琳娜，伊戈爾是個不追求物質享受的老社會主義者。自此，「伊戈爾又接納了一個迷失的小女孩，而Sheila則找到了她的蘇聯家人（Soviet family）」。Sheila與伊戈爾一家成為好友，導師的險惡居心也因而落空。
雖然關係破裂，但是Alexander Ovcharenko 確實在早期給這位無助的英國女孩不少學術上的幫助，尤其是他對東亞國家一些歷史的興趣啟發了Sheila後來編纂論文集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Sheila後來只能感慨，沒辦法在莫斯科同時和兩幫對立的知識分子處理好關係。
1978年編纂論文集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928-31書影
Sheila後來問伊戈爾，問什麼覺得她不是間諜。伊戈爾笑著說，自己在蘇德戰爭時期就是紅軍特務頭子，手下管著一幫戰地間諜。現在他也關心著這群老下屬的生活，時不時找他們喝喝酒。
伊戈爾青年時代曾是個畫家，他拋下基輔富裕的猶太資產階級家庭，投身紅軍，參加蘇俄內戰。作為一名老布爾什維克，KGB對他很尊敬。儘管如此，當偵知伊戈爾與一位英國女學生過從甚密，KGB要求他保持警惕並報告一些異常行為。令Sheila驚訝的是，伊戈爾竟然把KGB的談話透露給她。出於安全考慮，伊戈爾要求Sheila以後要把新認識的朋友報告給他，他會調查身份。後來Sheila報告了幾位她認識的年輕男孩，老人每次都說不能繼續交往下去。其中一位男性曾向Sheila透露自己父親在KGB工作，這可能是KGB「釣魚執法」。
他經歷大清洗、蘇德戰爭、文學解凍，尤其是他做過盧納察爾斯基的秘書，這為Sheila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信息，成為她事實上的論文導師。
1924年盧納察爾斯基（右）與秘書伊戈爾（左）談笑風生
在交談中，伊戈爾很少吹捧蘇共官僚集團的某個人。他經常能夠用精妙的語言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歷史人物的特點。這可能是他在大清洗、反猶運動中倖存下來的奧秘。不過伊戈爾很少提及托洛茨基的自大、季諾維也夫的愚蠢、布哈林的天真這類說辭，他似乎在上世紀20年代加入過一些反對斯大林的陣營。他對自己在斯大林時代的遭遇保持緘默。在大清洗中，他的大量朋友被殺，以致他要照料很多孤兒。被問及有什麼辦法能躲過大清洗，他說有的朋友故意做些偷雞摸狗的事，然後被關在監獄中逃出一劫。
蘇德戰爭的爆發讓他如釋重負。他奔赴戰場以求一死。在伊戈爾心裡，二戰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這裡有驚心動魄的冒險，但是沒有和平年代那種沉重的心理負擔。除了在斯摩棱斯克前線凍掉整副牙齒，他沒受過什麼傷。反倒是他在蘇俄內戰時期受過重傷，幾顆子彈一直留在他的脊柱里。1979年這處傷害奪去他生命。
伊戈爾一家三口住在兩間房大小的公寓里，洗澡拉撒是用樓道里的公共浴室和公共廁所。妻子身體病弱，做過結腸開口術，但是蘇聯當時沒有結腸開口袋。於是Sheila利用每次回國的機會走私西方國家的結腸開口袋給伊戈爾家。伊琳娜利用權力找到間大公寓想給舅母改善生活環境，卻被舅舅一口回絕。
伊戈爾是蘇聯作家協會會員，在這個腐敗叢生的組織里，他的固執倒是一股清流。不過他本身並不喜歡寫作，儘管他講的一口好故事。他自稱是「蘇聯文學的保姆」。因為他是蘇聯權威文學雜誌《新世界》的編輯。蘇聯文學界60年代從維護社會主義政權立場出發，發起了一場反思批判社會、政府問題的運動。《新世界》就是這一運動的陣地。它首先發表了索爾仁尼琴的名作《伊凡傑尼索維傑的一生》。讓《新世界》編輯惱火的是，西方國家把《新世界》當成「異見分子」，說雜誌要維護社會主義不過是他迴避審查的策略。蘇聯政府對《新世界》的立場問題十分警惕，每期雜誌直到正式印刷前的最後一分鐘都有被撤掉的風險。蘇聯著名詩人、雜誌主編亞歷山大?特里豐諾維奇?特瓦爾多夫斯基也最終辭職。
著名詩人、《新世界》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
特瓦爾多夫斯基很喜歡伊戈爾，視他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兩人經常一起喝酒。伊戈爾也非常敬重他，在與Sheila的交流中，他從沒開過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句玩笑。不過索爾仁尼琴卻對伊戈爾十分厭惡，這裡大概是他的反猶情節在作祟。
伊戈爾十分熱衷於與審查官僚做鬥爭。他的這些事情都被他的傾聽者Sheila詳細地紀錄下來。有回發生了起涉及勃列日涅夫的事件，事情還未出現結果，Sheila已經回英國了。伊戈爾答應要把事情結果即時告訴她，並約定將「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用《新世界》雜誌一位作家「尼古拉?帕夫洛維奇」替代以規避審查。Sheila最終是收到信了，不過估計因為記性不好，老人真的在講尼古拉?帕夫洛維奇抱怨沃羅涅什地區香腸短缺的事。
1969年與盧那察爾斯基的秘書、老紅軍、蘇聯文學雜誌《新世界》編輯伊戈爾-薩茨合影
Sheila幾乎所有時間都坐在莫斯科的硬木頭椅子上：要麼坐在伊戈爾家裡，要麼坐在列寧圖書館、檔案館裡。她深知查閱檔案文獻對史學家的重要性，但在蘇聯，這對西方史學家來說只能是一種奢望。在蘇聯開具一份許可文件，是件非常麻煩的事情，需要沒完沒了地和蘇聯的官僚系統打交道。有時排了好幾小時的隊，好不容易排到隊伍前面，小窗口裡面的辦事員突然就說「吃午飯」、「下班了」，拍拍屁股走人。而西方史學家要獲得閱讀檔案的許可，就更是難上加難。
蘇聯中央檔案管理機構受制於安全部門，國家檔案為國家機密，因為外國人會利用這些東西造謠誹謗。Sheila輾轉莫斯科各種官僚機構，不斷向他們主張自己作為交流學生、訪問學者，擁有閱讀檔案的「權利」（Sheila也覺得「權利」一詞對俄國人來說應該很好笑）。不過都沒什麼迴音。不服氣的她甚至找到蘇共中央檔案館的地址，跑到那裡要說法，當是被俄國人以「不是蘇共黨員憑什麼進來」頂了出來。無奈向那位對她懷恨在心的導師求助，也一無所獲。
她在蘇聯圖書館查閱資料，偶爾誤打誤撞查到標為「絕密」的文件。有一次她在社會科學圖書館借閱一份看似很普通的文件，但是她拿到手才發現，上面寫著「絕密，只限蘇共代表大會委員閱讀」。其內容是格別烏訊問紀錄的複印件。Sheila估計是共產主義學術圖書館併入社會科學圖書館留下的東西。
有一次Sheila在列寧圖書館發現1937年莫斯科居民的號碼本。這讓她想起一種推測大清洗死亡人數的方法。時至今日，蘇聯大清洗的死亡人數仍然是爭論不休的問題，而在六七十年代蘇聯檔案封鎖的情況下，研究更是無從談起。Sheila試圖在1937年的電話本上搞個分層抽樣，看看她抽取的人名在1938、1939年還在不在。不過「1937」在蘇聯圖書館裡就是個敏感詞，KGB似乎也注意到她借電話本的奇怪行為。後來她再行借閱1940年代的電話本，就被告知電話本不見了，不允許借閱或者根本不存在。
當然，僅靠圖書館的東西無法完成學位論文，幸運的是，蘇共當時正開放一小部分檔案供外國學者研究革命以前的歷史。在申請碰壁3個月後，Sheila後來卻被允許進入國家檔案館（至今原因不明）。Sheila曾經問一位和她關係較好的檔案管理員，是不是導師Alexander Ovcharenko教授幫的忙？得到的回復是：他說絕不讓你進去。
在裡面，有專門供外國學者（都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工作的地方，只有她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歷史學家」。檔案館的衣帽間的服務人員看起來身體瘦弱，提運公文包和沉重的大衣。一位波蘭研究十七世紀歷史的學者告訴Sheila這些人是從古拉格放出來的。外國學者們研讀檔案期間不能中途出外就餐（以防無人監管），管理員們會親自把三明治送到他們工作桌上。諷刺的是，食物碎屑會經常掉到檔案上。
檔案管理人員並沒有像英美國家一樣提供給Sheioa一份檔案目錄（大概是因為她是資本主義國家歷史學家），而是直接跟她交流，問她需要什麼材料，然後挑選給她。於是整個詢問過程變成一場碰運氣的猜謎遊戲，她需要猜測是否留有相關條約文件、會議速記等等。官僚機構里這種怠惰消極的服務方式，讓她覺得：在各國檔案管理員里，蘇聯人大概是活得最舒服的。Shila在讀完幾周文件後，檔案管理員對她說沒有東西可以給她了。但是在那位波蘭朋友的幫助下，她找到到檔案館負責人的辦公室（辦公室門口沒有貼標誌），像孩子一樣又哭又鬧，才獲得再取閱文件的機會。
在官僚機構下，檔案管理既有僵化性，又有隨意性。Sheila在做關於蘇聯工業化的博士後研究時，也曾得過管理員額外主動贈送的禮物——蘇聯政府使用犯罪人員作為勞工的紀錄。這明顯是禁止對外國人開放的敏感文件，Sheila沒有要求過這東西。原來蘇聯人雖然把西方歷史學家都叫作「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貴呼某些人士至今還這麼叫吧），但也分為「客觀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歪曲事實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管理員經過一段時間觀察，認定她是一位「真正的學者」，「勤奮有良心的學者」，不同於Richard Pipes（美國傑出的俄國革命史專家，被認為立場偏右）這種頑固的反共分子，不是間諜，故而送份禮物。這個原因是多年後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再遇見那位管理員時得知的。
後來回想起這些經歷，Sheila覺得很有趣。如果她是研究英國歷史，在英國檔案館肯定會享受到管理員熱情優質的服務，不過生活就無聊不少。
Sheila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返回英國，撰寫報告，就在她輕鬆進出蘇聯的時候，自己1967年時她在第18卷Soviet studies上發表的論文給她惹來不是麻煩的「麻煩」。她在文章A. V. Lunacharsky: Recent soviet interpretations and republications指出蘇俄首任國民教育委員會委員盧那察爾斯基與統治層的分歧，被蘇聯歷史學家於1968年夏在報紙上駁斥是抹黑蘇聯與社會主義。不過有趣的是Sheila在論文上的署名是S.Fitzpatrick,還被誤認為是男性。而Sheila的護照上寫的是Sh.M.Brius，Brius是他的夫姓。.而且Sheila後來打聽到，這位蘇聯史學家其實是位不同政見分子，後來移民到以色列，或許他寫的與心裡想的並不同調。
然而這件事與同年發生的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讓這位澳大利亞左派學者的女兒有種理想幻滅之感。她在精神上陷入矛盾與痛苦。但在振作精神之後，她繼續到蘇聯堅持她的研究。
發表在Soviet Studies上的論文
不過這篇論文也讓她結識了劍橋大學教授E.H.Carr。Carr很欣賞這篇論文，但又發現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只有Sheila Bruce,並沒有Sheila Fitzpatrick這個人。於是寫信來問Sheila是否認識作者。Sheila自此成為Carr晚年熟悉的僅有幾位年輕歷史學者。她進而又認識了蘇聯工業化史專家、伯明翰大學教授R.W.Davies。
由於E.H.Carr在蘇聯史研究中，有同情蘇聯傾向。牛津大學的很多學者對他十分排斥。Sheila說學校里很多人總是喋喋不休地講Carr這個人多麼不可靠。但Sheila認為我又不是要找一個丈夫，為什麼關心他可不可靠，在我心裡，他是一位有崇高威望的學者，他在劍橋大學的圖書館裡擁有豐富的史料，而我卻必須跑到蘇聯。
劍橋大學教授，毀譽參半的偉大史學家E.H.Carr。1982年去世前夕，面對一片衰頹的社會主義運動，他發出「左派很蠢，右派很壞」的感嘆，成為一個時代的輓歌。
1969年她完成在牛津大學四百頁的博士論文The Commissariat of Enlightenment : Soviet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arts under Lunacharsky, 1917–1921 ，如今可以在網上免費閱覽。
這篇論文又讓她獲得審查人、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萊昂納多?夏皮羅 （Leonard Schapiro）的讚賞。有趣的是，夏皮羅具有反蘇傾向，和卡爾是學術上的死對頭。Sheila每次和這兩個老頭見面時，他們總是勸告她不要和那個人見面了。
E.H.Carr學術上的死敵，倫敦經濟學院教授、蘇聯政治史專家Leonard Schapiro
雖然由於學術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夏皮羅和Sheila最終漸行漸遠，但是Sheila始終感念夏皮羅是她在英國求學工作期間對她幫助關心最多的人。
作者的署名是S.M.Bruce
論文開闢了蘇聯史文化政策研究的先河，在牛津大學引起不少人的興趣。同時大洋彼岸正意圖革新蘇聯學的布哈林研究專家Stephen Cohen也注意到這顆冉冉升起的新星。Sheila赴美求職後，Stephen Cohen邀請她一起做新經濟政策、斯大林主義研究。
1980年，Sheila回到了她闊別十五年的故土——父親抑鬱而終的澳大利亞，用兩個月的時間寫出了經典的俄國史教材《俄國革命史講義》。
同時由於保有當時的訪學日記，她能從容撰寫回憶。1982年，感慨於蘇聯言論開禁，大批西方學者、學生湧向這個神秘國度，她在當年的The Wilson Quarterly發表文章 A Student in Moscow, 1966。 2013年她的蘇聯留學回憶錄《學術間諜》在英國、澳大利亞出版。
今年一月，她的回憶錄也被翻譯成土耳其文。
sheila fitzpatrick談笑風生
視頻：Melbourne Writers Festival In the Soviet Archiv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9qGUyUobI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t=933s
Sheila Fitzpatrick回憶在冷戰的莫斯科中閱讀蘇聯檔案
看到有人傳到B站了，youtube上不了可以看這個
【十月革命百年9】一個澳大利亞女孩的蘇聯留學記憶_演講?公開課_科技_bilibili_嗶哩嗶哩bilibili.com視頻
為了盡量客觀地認識這件事，我特別找到了和伊朗司法系統有關的新聞網站Mizan Oline上關於王同學的波斯語的調查信息，並用谷歌翻譯嘗試閱讀。
在這個信息中提到了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定罪證據，就是王同學作為一個所謂的「間諜」，在英國波斯學院（一個倫敦的非盈利組織）2015-2016年年度報告里自己把所有為他的研究提供幫助的伊朗人的名字都列了出來加以感謝，這個年度報告掛在網上可以隨時被下載。這些感謝卻被伊朗司法機構拿來作為王同學參與滲透伊朗的「間諜」行為的定罪證據展示在報告里。圖中名字的馬賽克是新聞網站自己打的。打不開的同學湊合看一些吧……
「I have been having trouble accessing Tehran』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Mrs. Reyhanpour offered to help,」 he said of one of the institute』s employees. 「And within a few days, she put me in contact with senior scholars at the National Archive. .?.?. Without Mrs. Reyhanpour』s help 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how long it would have taken for me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Iran.」
如果說之前我還對王同學是否是間諜保留一絲絲懷疑，看到這個細節時我可以百分百確定王同學是被冤枉的。我聽都沒聽說過有把自己「線人」的名字拿出來專門感謝一遍掛在網路公開報告里的「間諜」。如果王同學這樣的曾在戰亂的阿富汗地區幫助中國紅十字會當過翻譯的人真想去做間諜，絕對不會如此愚蠢。
參考網站：http://www.mizanonline.ir/fa/news/329856/%D8%A2%D9%85%D8%B1%DB%8C%DA%A9%D8%A7-%D9%87%D9%88%DB%8C%D8%AA-%D8%AC%D8%A7%D8%B3%D9%88%D8%B3-%D8%AE%D9%88%D8%AF-%DA%A9%D9%87-%D8%AF%D8%B1-%D9%BE%D9%88%D8%B4%D8%B4-%DB%8C%DA%A9-%D9%BE%DA%98%D9%88%D9%87%D8%B4%DA%AF%D8%B1-%D9%88%D8%A7%D8%B1%D8%AF-%D8%A7%DB%8C%D8%B1%D8%A7%D9%86-%D8%B4%D8%AF%D9%87-%D8%A8%D9%88%D8%AF-%D8%B1%D8%A7-%D8%AA%D8%A7%D8%A6%DB%8C%D8%AF-%DA%A9%D8%B1%D8%AF
http://www.mizanonline.ir/fa/news/329425/%D8%AC%D8%A7%D8%B3%D9%88%D8%B3%DB%8C-%D8%AF%D8%B1-%D9%BE%D9%88%D8%B4%D8%B4-%D9%BE%DA%98%D9%88%D9%87%D8%B4%DA%AF%D8%B1-%D8%AA%D9%87%DB%8C%D9%87-%D8%A2%D8%B1%D8%B4%DB%8C%D9%88-%D8%AF%DB%8C%D8%AC%DB%8C%D8%AA%D8%A7%D9%84%DB%8C-%D8%A8%D8%B1%D8%A7%DB%8C-%D8%A8%D8%B2%D8%B1%DA%AF%D8%AA%D8%B1%DB%8C%D9%86-%D9%86%D9%87%D8%A7%D8%AF-%D8%AC%D8%A7%D8%B3%D9%88%D8%B3-%D8%B9%D9%84%DB%8C%D9%87-%D8%A7%DB%8C%D8%B1%D8%A7%D9%86-%D9%88%D8%A7%D9%86%DA%AF-%D8%AF%D8%B1-%D8%A8%D9%86-%D8%A8%D8%B3%D8%AA-%DA%86%DA%AF%D9%88%D9%86%D9%87-%D9%82%D8%B5%D8%AF-%D9%86%D9%81%D9%88%D8%B0-%D8%A8%D9%87-%D8%A8%D8%B1%D8%AE%DB%8C-%D8%A2%D8%B1%D8%B4%DB%8C%D9%88%D9%87%D8%A7%DB%8C-%D9%85%D9%84%DB%8C-%D8%B1%D8%A7-%D8%AF%D8%A7%D8%B4%D8%AA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王希越 2013 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系學習，研究方向為俄羅斯、東歐與中亞歷史。訪問伊朗的目的是搜集其博士論文所需材料（其研究對象包括沙俄時期的土庫曼人），在伊朗主要涉及愷加王朝（Qajar Dynasty）的檔案資料，這些在普大的公開信里都說得很清楚。對於北美的文科博士研究生而言，在通過第二/三年的資格考試和論文開題後，第三/四年往往是搜集資料、建立論文基礎的關鍵時間段。這對於王希越來說也不例外。在他的計劃中，是打算在2016-17年先後完成在伊朗和俄羅斯兩國的資料搜集。
對於歷史、區域研究等人文學科的博士來說，研究對象相關資料是重中之重，因缺少或無法獲取資料而不得不更改題目的人不在少數。王希越犯下的錯誤是沒有通過伊朗相關檔案管理機構官方申請（他寫了申請信，但是沒有答覆），而有關機構內部願意有人有償幫助他。由於心急，他在沒有經過伊朗官方允許的情況下通過私人渠道獲得了這些資料。由於檔案非常難讀（包括波斯語和突厥語如亞塞拜然語），他保存電子文檔用於日後研究是合情合理的。100 多年前的材料，又有什麼機密性可言？總而言之，這一舉動被伊朗人當做借口，或者是王自己進了伊朗人設的陷阱。王希越不是間諜，而是美伊兩國關係的犧牲品。只是想純粹抓一個美國人，就是這麼簡單。
中文互聯網上的信息，除了一如既往地重新解讀西方新聞外，還有基於國籍和王希越以往工作經歷的文學創作（如高票回答中的微信公眾號文章）。「利用中國人身份騙取外國友人信任」這種不見於任何一手新聞報道的說法，只能說是純粹來自於民族自豪感。
美國和伊朗沒有外交關係，所以他沒有領事保護，沒人探監。想要出來大概要看美國政府通過私下的渠道願意做出什麼樣的努力，開出什麼價碼吧。
他的父母大概還是中國人。感覺比較慘，只能去美國求美國政府幫助了。
外交部關於國籍的澄清還是比較及時的，不管他是不是真的間諜，都與中國無關，希望這件事不要影響中國和伊朗的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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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幾個答案的回應：
1.僅僅從他的公開身份是無法判斷他成為間諜的可能性的。CIA/FBI的間諜身份當然是保密的。搞情報的常識就是間諜都會找一個不敏感的公開身份。是間諜更不會讓身邊的人知道，包括普林斯頓校方。
所以我反對所有一口咬定他是或者不是間諜的說法。
2.作為中國人，我們主要關心：
他在伊朗活動時是不是用了中國人的身份？伊朗媒體說他有『雙重國籍』是怎麼回事？據我的推測他可能被捕時身上同時有美國和還未被註銷的中國護照。
如果他在伊朗是以中國研究者的身份活動的，那麼當然中國一方有必要澄清。此案的影響越大，對中國在伊朗形象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
我剛去看了王夕越的linkedin，上面寫的單位是普林斯頓，但是country一欄卻填的是中國。有人非要把linkedin和qq做類比，我也無話可說。一個是用戶幾乎都是中國人的交友軟體，一個是非常正式的國際職業社區。
3.此事的道德價值判斷。
間諜是指為某國政府搜集情報的職業。既然任何間諜都要對某國政府負責，自然一個人的國籍會影響到做間諜的價值判斷。
一個本國公民為本國政府做間諜並沒有任何不道德的地方。這樣的間諜被外國逮捕後也不會處以死刑，一般會關押等待交換，並且也會得到外國政府和對手的尊重。
但某國公民如果為外國做間諜，就是很讓人不齒的行為了。即使是對手，也不會欣賞一個叛國者。
所以談論可能的間諜行為的道德判斷時無法脫開國籍。
這個回答下面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觀點：一個觀點認為王希越的行為是間諜行為，所以要為他的行為付出相應代價。另外一個觀點認為王希越是一個純粹的學者，絕無可能是間諜，持這種看法的大多和王本人有一些交集，出於對王的印象做的評價。
實際上這兩個觀點是同時成立的。
王確實是一個優秀的學者，他精通多國語言，師從普林斯頓的Stephen Kotkin, Stephen Kotkin是蘇聯史專家，寫過很多和斯大林有關的論著。而Stephen Kotkin曾在UC Berkeley的時候和福柯有一定的師承關係。所以王在學術上可以說是出身名門，如果沒有出這件事情，很有可能成為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如果聽聽他的podcast節目, 你甚至完全不懷疑他是一個純粹的才華橫溢的學者。
那問題出在哪裡呢？看伊朗方面的說法：
伊朗司法部門旗下的米贊新聞中指王夕越為美國國務院、哈佛甘迺迪學校和英國波斯研究院搜集秘密和絕密材料，指他「滲透伊朗的國家檔案館，並為世界最大的反伊朗組織構建一個4500頁的電子檔案」。
在伊朗的眼裡，整個英美的歷史學體系就是與之對立的。歷史學和自然科學本身不同，它的研究是必然帶有國家立場的，有著濃厚政治色彩的。在美國的歷史學體系里的每一個研究伊朗的學者都為美國智庫提供支持，對於伊朗歷史的理解都會幫助美國政府理解這個敵對國家，制定更符合本國利益的政策。不管這個歷史是十年前，一百年還是五百年前。而王的問題就在於他利用了他的身份（使用中國護照）為這個體系添磚加瓦。即便可能在王看來這只是為了追求卓越的純粹的歷史研究。
所以關鍵根本不是王是不是為CIA所用。
悲劇在於他作為一個中國出生的人加入美國國籍並決心成為美國體系里一個卓越的歷史學家的那一刻就決定了。即便不是在伊朗，他在其他國家也會出問題，比如他原本打算的下一站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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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說我國的國籍法不清楚，認定一個人是不是中國公民是含糊的，這一點是不對的，我國的國籍法是非常清楚的。通俗一點的解釋如下，大家可參照具體例子看是不是這樣：
一個擁有中國國籍的人同時擁有中國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包括在外國出了事國家撈你），和作為中國公民所要履行的義務（包括不泄露國家機密，不顛覆國家等等）。那麼在他加入他國國籍時，權利消失；在他申請退出中國國籍並被批准後，義務消失。完成這兩個步驟，他才真正和中國脫鉤。一個加入了美國國籍而沒有退出中國國籍的人，某些是想同時利用這兩種身份為自己牟利（例如王），實際上他處於非常不利的境地，因為在他利用中國公民身份享受相應權利時他已經觸犯了國籍法（儘管技術上是可以實現的），他的權利實際上已經消失，而他仍然需要履行中國公民義務。再舉例說國籍法規定現役軍人不得退出中國國籍，意思其實是即便你加入他國國籍，你申請退出中國國籍也不會被批准，你必須要履行中國公民義務。
這個，政府已經定性了，人家是美國人，屬於美國家裡的事，我們沒有干涉他人內政的做法，應該連僅表示遺憾的態度都不會有，所以，我們沒看法，這一點我想十幾億平民與政府的看法是一致的。另外，對於一旦某國華裔出了什麼事就扯上中國，問中國人有什麼看法的問題，我只說：世界大同了嗎？沒有，所以我們感到莫名其妙。
從法理上來說，感謝伊朗，為我國出了一口惡氣。以往你國政府總是冤枉我國利用美籍華人從事間諜活動，現在事實證明，真正這樣做的是你國政府，而不是我國。可謂報應不爽。
從人情上來說，不管是中美衝突還是伊美衝突，淪為犧牲品的都是黃皮膚的人。我們不得不懷疑這背後存在種族主義的因素。說明我們同種族主義的鬥爭還任重道遠。
最後，我預感馬上就會有人說:「他是為了研究歷史檔案走了後門，說明這人在中國走後門走慣了，加了美國國籍也改變不了他的劣根性，給美國丟臉了」。畢竟當初一個中國留學生，在早期移民(校長)的安排下，發表了一篇辱華演講，都能被說成是:「中國十幾年的洗腦教育，導致了她諂媚領導的習慣」。還有什麼無恥的話，是這幫種族主義者說不出來的。還記得黃鴻翔嗎？
同樣是利用中國人面孔做卧底 人家黃同學假扮中國商人 故意操著濃重的中國口音聯絡非洲大小象牙走私團伙 交易的時候帶著當地警方人贓俱獲 這才叫「改變中國人在當地的形象」...甚至是在世界上的形象
對比美國這位 實在沒太多可說 只想說 感謝你及時加入了美國國籍...
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象牙遊戲 》The Ivory Game (2016)
怎麼看？
一、美國人，不關中國的事，如果真是間諜支持伊朗的判決。
二、國家不承認雙重國籍是對的，試想一下如果我國承認雙國籍。國內的公知，精外，國外的移民黨又該鼓吹中國要拳列印度，腳踢伊朗「揚我國威」，但讓他們去或者交錢影響生活品質是萬萬不可的。
三、為陸慷的發言點個贊！活躍在阿富汗戰場上的北京小伙兒
http://qnck.cyol.com ：：文 小亮 2011-01-07 15:24 中青報訂閱
在阿富汗有一位很「牛」的北京小伙兒，他可以出入包括卡爾扎伊總統府在內的許多政府機關，經常深入部落地區與酋長們見面，甚至與塔利班坐在一起講條件。此人就是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因精通普什圖語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ＩＣＲＣ）派往坎大哈代表處工作的王夕越。他是近２０年來在ＩＣＲＣ里出現的惟一一名中國人。在戰火紛飛的異國，這位８０後男孩是怎樣冒著生命危險開展人道援助工作的呢？
放棄高薪，只身前往阿富汗
王夕越是位土生土長的北京男孩，因為家人從事涉外工作，他從小就對國際關係、地區文化和宗教等充滿興趣。１９歲那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美國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系，幾年後又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
哈佛的金字招牌，使王夕越很容易在香港找到了一份律師工作。然而僅僅一年，他就放棄了這份人人羨慕的工作，跑到了戰亂不斷的阿富汗。因為在他看來，律師工作太過枯燥，不適合他，而且從上大學到工作，他一直關注阿富汗的地區問題，也從來沒有中斷對當地語言的學習，去阿富汗看看是他的願望。
在聯合國工作的校友建議他向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阿富汗機構投簡歷，因為那是國際組織中最有效率的「海豹突擊隊」。成立於１８６３年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ＩＣＲＣ）以公正、獨立、人道為組織原則。交上簡歷的第二天，駐阿富汗代表處的長官就給王夕越打電話，約他面談。就這樣，王夕越順利成為ＩＣＲＣ在阿富汗惟一的中國籍僱員。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３日，王夕越第一次踏上戰火紛飛的阿富汗土地，前往ＩＣＲＣ駐坎大哈的代表處報到。
不懼生死，開展人道援助
坎大哈市是阿南部重鎮也是第二大城市，有２１萬人口，絕大多數是普什圖族。因塔利班在這一帶活動頻繁，市區內經常有槍戰和自殺性爆炸之類的恐怖事件發生。隨處可見持槍的保安和全副武裝的北約士兵。整個坎大哈只有一家醫院，是上世紀７０年代由中國政府援建的，至今當地人還習慣稱之為「中國醫院」，而其正式名稱「米爾維斯醫院」卻很少有人知道。ＩＣＲＣ自１９９６年起為該醫院提供技術支持，目前有近２０名外籍醫生、護士、藥劑師在醫院工作。
王夕越和同事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到醫院採訪受傷平民和家屬。如果發現是由盟軍或塔利班不分青紅皂白的襲擊造成的傷亡，就要記錄細節，在受害人同意的情況下，與盟軍或塔利班進行官方交涉。
一場軍事衝突之後，常有屍體在野外數日無人認領。根據伊斯蘭傳統習慣，人死之後應及早入土為安，所以出於人道考慮，ＩＣＲＣ會出資，負責把衝突中喪生的塔利班士兵、政府兵或平民的屍體運回原籍安葬。未能辨別身份的屍體，就送到米爾維斯醫院的太平間。
王夕越還經常到美方的巴格拉姆空軍基地，去看望關押在那裡的犯人。「你是不是塔利班，或者幹了什麼壞事，都不是我們的事，我們所關心的，就是在美軍關押下，你有沒有吃的，有沒有足夠的水喝；如果是穆斯林，能不能祈禱，有沒有宗教權利；有沒有看病權利，醫生給不給葯等等。」王夕越說。
ＩＣＲＣ探訪監獄還有另一個任務，就是幫助被關押者重建家庭聯繫。他們被逮捕時的情況各異，其中很多人的親屬並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已被拘捕。王夕越和同事們通過對被關押者的註冊和密談，幫助他們與家人重建聯絡，以此為這些關押者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秉持公平，和戰地各方交談
作為惟一和塔利班等阿富汗反政府武裝公開保持聯絡並受到尊重的國際組織，ＩＣＲＣ還經常要與這些恐怖組織斡旋，以爭取為其控制區內的平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由於以坎大哈市為代表的阿富汗南部地區是塔利班的發源地和傳統勢力範圍，因此王夕越所在的坎大哈辦事處，是ＩＣＲＣ內與塔利班接觸最頻繁的機構。塔利班代表出於安全考慮，都在當地僱員下班後才會到訪。與他們溝通成了王夕越的一項重要職責。
最近一次和塔利班交涉，是為了運送平民傷員的事情。在很多偏遠地區，路況很糟糕，交通工具有限，經常有受傷平民因不能儘快被送到有醫療設施的省會城市而耽擱救治。在ＩＣＲＣ努力下，阿富汗衛生局同意開通一條救護車專線，從交戰地區向外運送傷員。ＩＣＲＣ希望得到塔利班的安全保證，而塔利班在承諾提供保障的同時，也希望ＩＣＲＣ能對塔利班交戰地區境內的流民提供基本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交戰雙方，你們怎麼打仗，我們不管，ＩＣＲＣ只關注你們什麼時候暫時停火，我們的救護車輛怎麼安全進去，再安全地把傷員帶出來。」王夕越說。
然而，這種出於人道主義的援助，也常使ＩＣＲＣ陷入輿論質疑之中。英國《每日電訊》報２０１０年５月曾報道，ＩＣＲＣ向塔利班武裝分子提供急救培訓，並向他們贈送大量急救包。卡爾扎伊政府對此表示憤怒。北約發言人則表示：「北約尊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人道主義工作，承認人道救援工作應該公平執行。北約軍隊也對衝突中受傷的人提供儘可能多的幫助，包括對敵人。」
日前王夕越回北京辦事，他告訴記者，儘管無法預測接下來的生活會有什麼變化，但他不會離開。「有多少人能有機會跟塔利班談笑風生呢！」
如何評價：美國公民在伊朗涉嫌間諜被捕？
關我屁事。
（如果打著中國人旗號的話，求多關幾年
以上。
補充,
看到底下有個陰陽怪氣的回答：
我們中國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變得麻木不仁，起碼的正義感也沒有，自私自利，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沒想到知乎的垃圾也很多。
真是好一番貼標籤呢，就好像是紅衛兵說現行反革命一樣，然後再像老儒生一般唏噓一番，感慨什麼「世道不古」一類的話，我大概能想像他捶胸頓足的樣子來，真是
可愛極了。
別有一番前清腐儒的氣質。
有一句話，你說的很好，任何國家的人做了違反當地法律的事情都應該受到懲罰。這一點所有人都應該是有自知之明的，譬如，一個美國人違反了伊朗的法律，就應當被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正義的，也是相信法律的。我們希望每個違法者都得到宣判，我們希望每個間諜都得到懲處。另外，我們中國人，也是有自知之明的，譬如我們不會去那些對我們不友好的國家，也不會讓我們的親人和朋友承擔如是的風險。
另外，關於間諜的事情。對於你和伊朗政府來說，我是相信伊朗政府的。之前也有同學去過伊朗，總的來說並不是很壞的地方，中國人，即便是不小心犯了錯誤也會往往能被放過一馬，最多被遣返。我倒是有過身邊人被策反的經歷，大概得到了一個頗有用的人生經驗：一個人真正的所思所想是不能被探知的。只有事實本身才能告訴我們一切。
至於公正本身每個人都是有自己的出發點的，譬如對於美國人，他們認為把世界搞亂，傳播自己的制度、去傳教都是公正的事情。而譬如對於中國人，對其他國家尊重，不干涉他國內政也是公正的事情。這一次，是伊朗和美國的內政，我們自然不會去干涉。
最後，聽你的口氣，大概是美國人吧，那就請不要說「我們中國人」。我客氣一點，請你站在對邊去，說：
你國人。
A：C國籍B族裔的人在我們這裡搞破壞，我們將計就計，把他抓了然後不嫩死，放出風去，讓B和C掰掰腕子玩。
B：我們派個人混個C國籍到A去搞破壞，順便送人頭，然後弄死他，讓A和C搞得更激烈一點。
C：我們找個B族裔的國民去A搞破壞，順便送人頭，然後弄死他，讓A和B搞得更激烈一點。
以上內容純屬虛構，絕對不雷同……
1.這樣的事，已經超出了知乎社區網友們可以判斷的範圍之外了。是間諜或者不是間諜，並不是看起來像或者不像那麼簡單。涉及到間諜的（而且非中國籍），最好以我國有關部門的說法為準。
2.如果不是，希望早日被營救出去，真誠的祝福。
3.如果是，對於受雇於 CIA 的中國人/華人，並無好感。畢竟如果是這樣的身份，來中國時，目的也不會單純。@刀鋒漸暖 的回答就是在胡扯，利用人們對美國華人的情緒做文章，就這種從頭到尾都是無端猜測的答案也能最高贊，知乎真的是要完了。他還說「深度挖掘了這個事情」，我點開看了一下，所謂「深度挖掘」出來的所有內容都是在那篇CNN鏈接裡面說了的，而且很多觀點都是作者自我發揮出來的，也不知道你是從哪裡得出了王夕越是」為CIA效力的中國人「，」利用華人這個身份做偽裝，獲取國際友人的信任「的結論的。有證據請拿出證據，不要自己意淫了一個有意思的故事就出來煽風點火，深度挖掘這個詞都叫你糟蹋了。
我總結一下這個事件的一些有明確來源的重要信息點。
1，伊朗方面的聲明：伊朗司法機關周日發布了王夕越被捕並被判刑的消息，稱王夕越「以研究員的身份為掩護」進入該國，秘密地通過聯絡人「蜘蛛網」，為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工作，利用數字設備存檔了4500份文件。據宣稱，他掃描了4500頁數字文檔，花費上千美金以獲得到他所需要的文件檔案，並搜索Tehran圖書館機密區域的入口。（原文：It alleged he scanned some 4,500 pages of digital documents, paid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access archives he needed and sought access to confidential areas of Tehran libraries.信息來源：芝加哥論壇報）
（我個人覺得，從伊朗方面的描述來看，最大的漏洞就是真正的機密文件是不會放在公共圖書館這種地方保管的，而且這麼一來，全世界都知道了這個圖書館裡保存著伊朗不想被人看到的東西，這不是引狼入室么？）
2，美國官方的聲明：學校早已知道王夕越被逮捕一事，卻一直保持緘默，同時和國務院以及其他渠道合作，爭取讓他獲得釋放。周一，校長克里斯托弗·L·埃斯格魯伯(Christopher L. Eisgruber)對該校之前的沉默進行了解釋，說是因為「政府內外多名顧問建議，高調宣傳可能會損害該生的利益」。
(這句話有許多種解讀，而且為什麼現在又公布出來了，他沒有提。這句話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最能反映出美國政府態度的一段話。大家可以自行解讀一下。)
3，王夕越的論文導師：力挺王夕越在伊朗的活動，含蓄地批評了伊朗司法當局，說他們對間諜活動出現了巨大的誤判，並聲稱：「他在德黑蘭時閱讀和收集的文件是100多年前的了。」
4，相關組織的態度：主張改善美伊關係的倡導團體伊朗裔美國人全國理事會會長特里塔·帕爾西(Trita Parsi)也說伊朗對王夕越的指責很可笑。帕爾西說：「從伊朗司法部門公開的證據來看，王夕越唯一的罪行似乎是在公共圖書館看書。」
5，王夕越的親人朋友的態度：科學史專業的博士候選人伊萊恩·艾爾斯(Elaine Ayers)在她的Twitter賬號上寫道：「王夕越是一位非常好的學者、父親和同學，我們對他的安全和健康非常擔心。」
俄羅斯歷史專業的研究生安娜·琳德-古濟克(Anna Lind-Guzik)寫道：「這真是瘋了！王夕越是我的朋友。我們一起學了所有課程。他是一個善良的居家男人，是出色的學者，絕對不是間諜。」
王的妻子：我丈夫無罪，請放人。（大意如此，原文過長。）
（以上信息來自紐約時報）
6，他本人的背景和經歷，我實在找不出和這件事有什麼直接聯繫，而且網上有大量的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可以搜索一下看看。
7，中國方面的態度：跟中國沒關係。（這應該是最不重要的信息了，結果被一幫人捧成什麼了，也不知道這個中規中矩的外交辭令有什麼值得你們歡呼雀躍的。）
這就是網上截止到我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所能找到的幾乎所有的有用信息。
如果說有什麼可能的石錘，就是伊朗方面需要提供的證據，但是伊朗方面沒有提供，只是派了一個發言人做了一個通知，告訴美國，我把你人抓了。
這TM和朝鮮把美國人抓起來打成植物人送回去有什麼區別？人家朝鮮好歹還提供了一個視頻證明otto warmbier 確實觸犯了朝鮮當地法律。而這個，什麼都沒有。
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有些人也是挺可笑的，朝鮮拘留美國人質的時候，大家都在罵朝鮮，伊朗拘留美國人質的時候，大家都在罵美國。唯一不同就是這回是個美國籍的華人，而且罪名還是間諜罪，兩者一聯想，就會激發出來一幫腦殘的激烈情緒。
這個事情究竟會怎麼發展要看伊朗方面的動作，不過估計伊朗也根本拿不出什麼證據，之前這種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只是因為這次是華人，而且是名校高材生才會格外受關注，按照一般的處理法，估計王會被交換回到美國，這事兒就結束了。
希望來噴我的人繼續關注這個事兒，看看我說的對不對吧。
看到很多惡意滿滿的答案，我覺得真的是夠了。
我和夕越認識，是之前共事過一段時間。
夕越是我接觸到的人裡面，少數的具有極其濃厚的學術熱情，不斷追求的人。 為人謙和友善，幽默風趣。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大家都不願意看到。 周圍的朋友們都擔心他的健康安危，擔心他的妻兒。
關於他各種入籍的揣測，真的是惡意滿滿。 他早就入美國國籍了，是隨著他的家人入籍。 在美國讀本科，後來哈佛讀碩士，又後來香港、北京，再普林斯頓，都是後來的事情了。回國來工作一段時間，當時他的主要目標是想要申請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博士學位，研究中亞歷史。為了使得自己的申請更為有力，他在北京這邊又進一步學習俄語等對研究有幫助的內容，繼續申請。 第一年，普林斯頓婉拒了他，第二年錄取了。
還看到有人根據他的facebook linkedin 來推測各種問題也是醉了。 現在正常人類都那麼多社交軟體帳號，哪裡來得及全都一一更新，我哪怕能翻牆也懶得更新facebook了……又不怎麼用何苦。尤其是他這樣研究工作、生活十分豐富充足的人，哪裡來那麼多的精力把所有東西更新…… 寫錯不是很正常……或者忘記改……或者習慣說自己中國人，偶爾忘記，畢竟他成年才換國籍。
如果真是間諜，在我之前的老東家工作簡直是浪費時間，去啥地方不好……如果真是間諜，跟我們這樣的人交朋友，簡直是浪費時間，我一個搞教育培訓的，哪裡有半點幫助……
他之前就去過阿富汗，他的各種研究成果也是完全按照學術規範，完全公開的。如果是間諜，何苦……他這麼喜歡研究工作，都三十好幾，還去讀預估7~8年都不一定能畢業的歷史博士，不是真愛是什麼？
當時，我們還交流了很多關於英語學習的東西，他給我推薦了很多非常好的書。 而且他還非常謙虛的說英語裡面邏輯推理的部分覺得自己存在不足，尋求幫助，還找我討論LSAT邏輯題目啥的。我心想……他英語簡直牛的都突破天際了，他俄語波斯語恐怕都 比我英語強的多，還會找我來討論，真讓我受寵若驚。
拜託貴乎的各位大佬，少一點惡意揣測，多一點祝福關心吧。 管他什麼國籍，管他什麼種族，就因為搞博士研究，因為兩個國家之間的摩擦，就這麼被關押，和妻兒天各一方，已經很可憐了。 那些惡意的回答，讓夕越的妻兒，朋友、同學們看到了怎麼想。
他被捕已經挺久了。 一直以來普林斯頓都在嘗試解決這個事情。一直拖到最近都沒有解決，被伊朗官方放出了消息。 現在美國方面、普林斯頓方面都在積極尋求解決方案。 實話講，畢竟不是中國國籍，中國也做不了啥，但是同是華人，大家還是多一點祝福吧。
知乎er們，我提醒一件事，最近有個事情叫「武大學生被精神病」案，一開始一群知乎er馬上站隊支持說這位女生就是被精神病是被父母迫害，結果還介入搞得女生精神病加劇， 然後事情反轉，大家做鳥獸散。很多事情掌握的信息不全面，隨意地聽信一方之詞毫無價值。某些高贊答案翻出facebook什麼的做偵探好玩嗎？簡直無聊！這件事交給專家／國家去處理，跳那麼歡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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