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詞為什麼會出現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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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認為清詞「駕元明而上」，朱孝臧以為清詞「獨到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企及」。詩詞之外，小說散文戲劇等各種文學體裁清代好像也都比較繁榮。

冉耀斌先生是這樣講清詞中興的，如下：
詞盛於兩宋，衰於元明，大多數明代詞人把詞當作「詩餘小道」，而復振於清。清詞號稱「中興」，主要表現在兩個時期。清初，滿人入主中原，明朝的遺民故老，有感於宗社之淪亡，哀慟於生民之疾苦，黍離麥秀之悲，一托之於詞，詞多變徵之聲。例如徐燦、陳子龍、夏完淳、屈大均諸家之詞，凄涼怨慕，幾可與南宋末汐社諸遺民之作相媲美，於是一變明人之陋，詞的內容有了變化，詞的格調也有了提高。然而對於詞的格律一端，仍然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自朱彝尊、厲鶚之後，浙西詞派大興，但是時值「康乾盛世」，天下漸趨承平，文人學士畏懼清政府的高壓和文字獄，浙派末流規摹姜、張，徒襲雅貌，陷於瑣屑餖飣之中，到乾嘉之際，詞可以說是盛而復衰。常州詞派出，力矯浙派末流之弊。張惠言之《詞選》，專主寄託；周濟之《詞辨》，窮源析流，詞之門庭，由是益廓，詞體日尊，法度益講。加以乾嘉考訂校讎之學的影響，詞家不斷編選前人的作品，評析訂正、審音酌字，詞的意境格律，更加成熟。詞人群體也人數眾多，清詞又迎來一個新的創作高峰。

晚清之世，「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外有強敵入侵，國家積貧積弱；農民起（和諧）義此起彼伏，清王朝內憂外患，情勢與當年的南宋最為相似。海內詞人，感時憤事，寄託於詞。「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元遺山集後》）他們的詞作廣泛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獲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真所謂「愁苦之言易好」。更應該注意的是許多詞人的詞作反映了當時的國家大事，托諷隱微，寄託深遠，真稱得上是「詞史」。作家群也非常複雜，既有顯赫的朝廷命官，如鄧廷楨、林則徐等湧現出來的愛國民族英雄，他們的詞真實的記錄了當時的時代和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也有詞壇的耆宿，例如蔣春霖、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等詞學大家，在他們的詞中也反映了當時的國政如何混亂，民生是多麼凋敝；也有一些普通的讀書人，在民族危亡之時，挺身而出，除了英勇得跟侵略者鬥爭，也用他們的筆觸記載了下層老百姓苦難的生活。這些詞都始終貫串著一個主旋律，那就是愛國主義。這時期詞的創作可以說是晚清文苑的一朵奇葩。

個人認xia為cai，與其說是有清文學的中興，不如說是元明文學的中衰；與其說是元明文學的中衰，又不如說是元明文學的變態。
元明文學的中心是市民、商人，與前後歷代以文人士大夫為文學的中心，截然不同。例如，論及清代小說的代表，我們幾乎都會選擇儒林、聊齋、紅樓，三部文人氣息濃厚的作品。這與三國、水滸、西遊記的成功，也未必處在一個話語體系之內。

市民文學的萌芽可能在宋末，但它的興起一定要到元代。元代雖輕視儒生，但重視基層教育，在原則上要求每村都有社學。識字率的提高，帶來了通俗小說的暢銷。這與說唱藝術的繁榮不同，文人不能無法直接從事說唱藝術，卻可以從事商業小說的創作。另一方面，商人的崛起，也改變了文人與畫家的取向。徐渭、唐寅、祝允明，三位跨界文學與書畫的文人，都無一例外，反對模擬前代。眾多的小文人，也更願意、且不得不屈從於買主的品味，自發地調整自己的創作，而不再遵照以往的文人範式。識字率的提高，也導致碑銘、墓誌、楹聯等產品，需求側文化水平的整體下移，這自然伴隨著對從業者的要求有所轉變。另外，商人的崛起也帶來大批量巨賈出身的生員乃至舉人，使得出身士人家庭的文人比例下降。云云。在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元明文學走向了，親近市民與商人，這一與之前任何時代都不同的發展道路，是為變態。

另一方面，國家不幸詩家幸，元明兩代，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別笑）相當多的文人從市民和商人階級獲得報酬，生活幸福，詩興全無。正因為他們多是漢人，對輕視儒生的蒙元政權，多少抱有「旁觀者」（左東嶺語）的心態，對元明交代，也沒什麼大的觸動。他們所不滿的，僅僅是打破了和平與安逸的戰亂本身。有意思的是，由明入清，哀鴻遍野，由宋入元，倒不見得。答主學位論文大抵作元末明初詞人邵亨貞，按清儒的觀點看，他的祖父是宋遺民，他卻出仕異族，在洪武元年也沒有棄官而去，是漢奸加貳臣；他一個世代儒人、學官出身，卻從軍、入幕、檢踏屯田，以求仕進，斯文喪盡。可與邵亨貞同時代的人，都沒有這樣的看法。他與陶宗儀、王逢這兩位著名的高潔的遺民逸民，關係倒是鐵得很。在他們的詩詞中，一個常見的主題是懷念「承平氣象」，懷念蒙元中葉的好時光。那個時代何嘗不好呢，吃、喝、玩、樂。邵亨貞的親族長輩中有著名畫家曹知白，藉此接觸到黃公望，後者的《富春大嶺圖》（不是山居圖）就是畫給邵氏。曹知白、倪瓚，家裡都是巨富，也沒有什麼為往聖繼絕學的追求，倒和邵亨貞差不多，工書、畫、篆刻，陰陽（數學、工程技術）、佛老、醫卜之書，無所不讀。翻譯過來叫，東摸西搞，無所事事，不務正業，不求上進。這二位巨富，也算是松江（上海）、吳中（蘇州）文人集會的中心，在元末都不參與政治，專心炫富。圍繞在二位玩家周圍的，能是老杜、蘇黃，或者亭林、船山一路的人么。至於說蒙元殺戮過甚，則近乎腦補。蒙元製造過屠城的慘劇，但什麼時候，刻意地、單獨地、特別地向文人下手了？反倒是漢人朱明政權，出於立威也出於報復，把松江文壇搞了個七零八落，例如邵亨貞就大兒子遠謫、小兒子和女婿死在謫所或去謫地的路上。成家成家地驅逐不說，還要拆散，像義門夏氏，單挑一個發落到寧夏~透著一個毒字。朱明政權從建國之前就開始實施的政治高壓，也使得明代文人的心態，與傳統意義的積極無關，不xie贅bu述lai。易言之，元明作家，更多地考慮自己與美好自然、與世俗社會、與現實生活的關係，至於理想、聖賢、家國、社稷，通通後退。以正統的觀念看，這自然是一種落後、退縮，但跳脫正統觀念，以當代的眼光看，或許只是一種轉變。

從反面來看，明代詩詞佳者，或首推明末的卧子、小隱，恰是士人意識重新覺醒的產物，他們的成功正在於他們的品味與市民和世俗商人劃清界限，完全處在歷代文人士大夫共同的軌道。另有楊維楨、高啟，尤其是鐵崖體，放在清代恐怕也是一流。二人都有強烈的用世、濟世心態，與元明的底色有強烈的對比。

其實，當我們說到清代詩詞的中興，我們究竟在說什麼？答主相信，如果分為陳子龍、王夫之、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禛、陳維崧、朱彝尊、宋琬、納蘭性德、厲鶚、袁枚、洪亮吉、趙翼、黃仲則，張惠言、蔣春霖、陳三立、易順鼎、朱祖謀，這樣三組，必須割捨一塊，倒是中間這一長串容易被黜落。明清之交、道光以來的動蕩，與寬鬆的風氣一起，催生了更多的佳作，康雍乾的安逸生活鬆弛了鬥志，文字獄更直接壓制了文學的成就。如果我們能夠諒解中間這一串的「時運不濟」，為何不能諒解元明作家？

總之，個人認xia為cai，元明詩詞有向市民與商人傾斜的總趨勢，導致有清至今，出於正統視角的評判，對其有相當的誤解和不滿。而對元明市民與商人的心態與文化的疏離，也使得今人很難找到重新理解元明詩詞的切入點。而清代詩詞的中興，其實就是清代傳統士大夫精神的再振。
評價低---&>研究少--&>理解淺--&>評價低，未嘗不是一個惡性死循環。

重複一下，以上都是門外漢的瞎猜。

拿錯過商業革命的代價，退著步子硬圍出一個不作不會死的農耕田園社會，再留不下幾句好詞兒、幾筆好字兒，我看論誰都冤死了

清代詩詞中興的前提是，元明詩詞的中衰。

元明詩詞何以中衰？無他，人才斷層，到了明末清初才恢復過來！

宋代詩詞，卓然成峰，這與宋人內部環境寬鬆而外部環境險惡有關。險惡的外部環境造就了宋人的憂患意識，而寬鬆的內部環境又給了他們寫作的機會，二者缺一不可。

不幸的是，蒙元南下，宋代滅亡，元人來個九儒十丐，這樣搞下去，天下還能有幾個讀書人，還能有幾個有心思去寫詩？所以，元代的詩，那是在吃宋代殘存的老本！這樣的時代，其詩詞要是能超越宋人，那也真是絕了！

不過還好，元人過了一段時間，終於想起來讀書人還是有點兒用處的，就重新開了科舉，雖說時斷時續，一會兒廢一會兒立，但好歹也還是給了讀書人希望，也還給讀書人回了點兒血。在元末的動蕩中，順便就有了易代文學，給元末明初的詩壇填了光彩。

按理說，明代重新開了科舉，讀書人得到尊重，詩詞理應得到發展才對。可現實是，詩人的腦子，架不住皇帝的刀子。朱重八和朱老四這父子倆，對讀書人殺的太狠，導致元末回的那點兒血被耗光了。而洪武后期到永樂及其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應該是宋元明清各朝中的詩詞的最低谷。

最低谷之後，就該回血了。於是乎，前七子閃亮登場。而前七子所謂的詩必盛唐，也無非就是打著復古的旗號給詩詞續命。其後的後七子和前七子走的都是一條路，沒啥區別，但一般來說，後七子的成就稍高一些。

這裡需要多數一句，就是前後七子生活的明代，是中原強於四夷的承平時代，所以他們沒有什麼憂患意識，學盛唐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但沒有憂患意識的復古詩，即使復的再像，也不是真詩。當陽明心學出來並發展光大後，復古派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性靈派登場了，開始創新。

而性靈派和陽明心學都有一個毛病，就是太單薄。指望這種膚淺單薄的性靈派來中興詩壇，實在不靠譜。而明朝的詩壇，也就在復古與性靈這個泥潭中掙扎到了明末，到了明朝滅亡。

明末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了，時代巨變，心靈創傷，詩人的胸懷境界頓時開闊了許多，詩歌的精神內涵也豐厚了。特別提到的是陳子龍。他的詩歌觀同樣是復古的，和前後七子沒有多少區別，但是由於他經歷過時代巨變，寫出來的詩就比前後七子高出了那麼一截。由此，也可以看出時代對造就優秀詩人的巨大影響。

伴隨著明朝局勢的惡化的，還有哲學上的轉變。明朝中後期盛行的陽明心學在明末受到了巨大的批判，代之而起的是關心時事的傳統漢學。傳統漢學與陽明心學的區別在於，漢學的研究要從輯補、校正、訓詁入手，從而形成了重考據訓詁的研究方法，工夫下的很實；而陽明心學則很空，一切只在吾心的治學方式，很難使心學人物成為大學者。

清詩之所以能夠中興，與漢學的盛行有極大的關聯。我們看清詩人，相當一部分還是有名的學者。而明代詩人，多是才子。指望才子來複興詩歌，明顯不如指望學者來的靠譜。這也就回到開頭我說的那句話，元明詩歌的中衰，是人才的斷層導致的。所不同的是，元詩不行是整個政治大環境不行，明詩不行是整個文化大環境不行。只有將這兩種弊病都糾正過來，詩歌才有可能復興。

明末的動亂，開闊了詩人的眼界；而清初的文字獄，又使人埋頭苦學。這些精神都是眀詩人所缺乏的。

最後，再說一下何以清代能夠保持住易代之際的學風和文風，而明朝卻斷層了。這裡，最大的問題不是統治者殺了多少人，而是明末清初的文人和學風整體優於元末明初，畢竟經過明朝兩百年的恢復，讀書風氣提高了不少。也就是說，清詩的中興，那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

我也很想有看看知乎上的大神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可是沒人，其實這個問題提的挺好的，可惜了，不知道知乎大神們的高見了，那個人就簡單談談愚見，如有謬誤，還望見諒。
其一是明末清初詞還是被人目為小道，在文學上的地位遠不及詩，而明清易代之後，入關的滿清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對思想文化領域也要牢牢掌握絕對的控制權，而詩作為文人士大夫的言志工具，很容易就在其中流露出對於故國的依戀和對滿清政府的憎恨，所以觸怒當權者被殺被貶也是很常見的事了。而詞不一樣，滿清統治者入關伊始尚沒有關注這種「小道」，所以許多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想要傾吐不可不吐的衷懷，一方面又不得不考慮到自己的安危，就從詩壇轉戰到了詞壇，促進了詞這種文學體裁的發展。
其二就是詞這種文學體裁的先天優勢，詞起源於酒宴歌席，自然帶有一種要眇宜修的特質，所以人家說「詩庄詞媚」，「詩直詞曲」云云，那麼這種飄渺空靈的特質無形中成了文人士大夫抒發家國哀思的保護傘，不會那麼像詩直白地說出來，那麼為當權者所忌憚所矚目的機會也要大大降低，詞的發展就不會像詩文那樣容易被滿清政府橫加干涉，作為無數文字獄的借口。
其三應該是宋代詞很繁榮，很流行，但是人們到底是瞧不起它，宋人就是這樣矛盾，一方面沉醉於它的美麗恍惚之中，一方面又板著一副理學家的嘴臉加以貶斥。而從晚明時期的雲間派開始就致力於推尊詞體了，有清近三百年其間，陽羨詞派宗主陳維崧「存經存史，諒無異轍」、常州詞派詞的張惠言「意內言外」和寄託說、周止庵的「詩有史，詞亦有史」等等觀點的提出無不表明「尊體運動」始終不曾停息，相應而生的詞話也漸漸繁榮起來，要知道像宋代那樣詞的鼎盛期，成系統、有理論的詞學專著也只是到了宋季才出現，而清代詞學研究和詞的創作本身沒有太大的時間差，文學理論給文學創作大力支持，文學創作又帶給了文學理論許多「標本」，吸引了更多的人來架構和完善理論體系，兩相互補，良性發展。
其四，有明一代，詞學不振，後代學者雲「格調低下」，「格律不精」，「猥瑣粗疏」，其實明代後期詞就開始在有識之士的推動下進行自我救贖。在晚明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尖銳的社會矛盾的影響下，士大夫不可能沒有觸動，詞也不得不從閨中尊前，宮禁官邸里走出來，接觸廣闊的社會了，這和靖康之變後，風格悲慨豪放的詞作大規模地登上詞壇是類似的，一旦詞從上述的逼仄的環境中走出來，詞面對的就是廣闊而複雜的世界了，所以清詞比宋詞反映的社會圖景更為多樣化，這就是題材上的創新，文學是重創新而輕模擬的，宋詩在面對唐詩這座難以逾越的高山時，其中的一個辦法就是繞著走——寫一些唐人沒寫過的東西，當然，成功與否那是後話。
其五，清代是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發展的一個高峰，擁有前所未有的女性創作群體，作為偏向於陰柔化的詞來說，女性則更為適合藉此抒發幽思，產生了如吳藻、顧太清、徐燦、熊璉、賀雙卿等一批優秀的女詞人？
先寫到這裡吧，想到再補上。

前方預警：文章比較長，沒耐心看的直接點贊走人即可。

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弄明白這一點，其實對中國詩詞的發展過程、風格流變、歷史文化都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也包括詩詞）的成就或者說狀況，都和幾個方面有關：

1、世運，當帶的歷史事件、政治風氣。
2、思潮，思想流派和思想成就。
3、技法，主要體現在文藝理論的傾向。
4、人才，尤其特殊人才。
5、自然，文學自身規律，說是自然，其實也和上面幾條有關係。

首先要承認，清代詩詞的成就是被低估了，其高度並非元明的低谷襯托的，雖未必能達到唐詩的高度，至少和宋詩可以比肩。

這和數量有關，但也無關。說有關，是因為如果沒有量的積累，就不可能有整體的高度。說無關，是因為我們看到的量，能看到的詩詞作品，未必是當時的全部。（尤其宋代以後印刷術的發達，流傳下來的詩詞作品，肯定比唐詩要多，但不能說明唐詩原本就少於後來的時代。）

可以這麼說，漢魏之前，對詩歌的理論是不重視的，因為那時候的詩的產生，幾乎是自然生髮，樸質中見真性情，自然無雕飾，這種境界是掌握技巧後丟棄技巧所無法追及的。所謂無招勝有招，也是先有招。詩經和漢樂府，從一開始就沒有「招數」的概念。

所以那時候的詩，是真的好。發自性情，言之有物，不矯揉造作，樸直或綺麗，都是自然之風。故後世多次的所謂復古運動，其實都是對詩經和漢樂府精神的關照。

從曹植開始，詩法被提出來，人為地去用力美化字句，稱之為「文采」、「才華」。人們才發現這麼一搞，確實另有味道。於是謝靈運說曹植才高八斗，獨佔天下十分之八的才華，並非不可信的誇大之詞。因為在當時，其他人還沒往才華上發展。

但是，一旦強化了人為的技巧，詩就被玩壞了。物極必反，逐漸走向華麗的歧途，不光詩歌，連作文也是如此，於是賦啊，駢文啊，就流行開來。到了六朝，因為生活安逸，各自為政，皆無長久之計，所以整體社會風氣，是追求享樂的，於是文學就直接沖享樂來了，艷辭大興於此。發展到靡麗而空洞，還自以為美。

唐詩為什麼會大放異彩，成為一個絕然的高度？就在於技法被艷詩、山水詩之類小性情的詩人和作品鍛煉得很成熟，積累的手段。同時，也認識到言之無物是不能成氣候的，是沒有大價值的。於是，初唐四傑、陳子昂等，就開始講究漢魏風骨。所謂漢魏風骨，說到底是詩歌要結合時務，與時代相結合，走出閨閣小情懷，要大情懷。

唐代也提供了這種嘗試的時代背景。大家從南朝來，從北朝來，南北詩風交匯。政治穩定，南北交流，從宮廷到朝臣，都集中了大量作詩的人才。加上科舉考試開特科，動不動詩文就能博眼球，甚至從武則天開始，詩成了考試內容。

這些都對詩歌的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尤其對民間士子來說，不再以門閥門第為進身之途，寫詩也可以了，做學問也可以了，於是平民階層、寒門階層的人才大打出手，對當時的宮廷體、六朝體都形成很大衝擊。

唐詩走上了正路。

加上王維、李白、杜甫、高適這樣的天才級別的人物，詩歌經過漢魏六朝千年的磨練，終於成熟而爆發了。

宋詩為什麼好，為什麼能成為第二個高峰？也是上面幾個因素。首先，經過中唐、晚唐幾十年想達到盛唐成就的嘗試，主要是技法上和風格上的嘗試，進入宋代基本不用再折騰了。什麼新樂府、姚賈體、晚唐派等等，在宋人看來基已經不新鮮了。

但是，宋人很長時間找不到新的出路，於是在宗唐這個路子上還繼續走，其實是延續了晚唐以來的風格嘗試。當然，都談不上成功。

好在，范仲淹、歐陽修看到了問題的本質，徹底對當時的西昆體風氣進行糾正，所謂的復古，其實是宗唐，追白居易那種現實主義精神，白居易還不夠，再進一步到學杜甫。但只學習還是不行的，學得像也無法超越。

好在宋人的運氣在於，理學的興起。

文人們對思想學術的重視和成就，提到先秦以來的歷史最高度。不光是經學，史學也發展起來。於是，經學入詩，史學入詩，乾脆就叫才學入詩，成為宋詩的一大特點，這好不好？當然有其好處，就是使詩歌更加密實，內容空前豐厚，但不好的地方是，學問差的人讀來就比較吃力了。

這還不算，因為大家對理學的認識，對社會的新角度的思考，於是喜歡用詩來說道理。所以又有議論入詩。那麼，講議論有觀點，加上學問、用典，這就成為宋詩的最大特點。

所以唐詩比較豐腴、熱情，而宋詩非常冷靜，甚至冷峻。清代比較重唐韻，但多有晚年由唐轉宋者，蓋晚年好沉靜。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詩詞在唐末開始分野，到宋代基本完成了詩詞的不同分工。小情調都歸詞管，詩是抒發大情懷的。於是，用詩來表現感情，尤其私情，就顯得非常稀少而珍貴。所以我們覺得宋詩冷靜，也在於此。

好了，蘇東坡尤其王安石出來了，宋詩的高度就到了。

宋詩以理趣取勝，但後來只有理沒有趣，成為不良傾向。甚至黃庭堅一幫人，把用典、無一字無出處的機械照搬、自縛手腳發展到極致。其實，都是對「真詩」的反動。

物極必反，於是又出現了永嘉四靈、江湖派，來講性情，以糾正這種逐漸乾枯的風格。但一強調性情，就奔小情調去了，宋末的詩纖小柔弱，倒也美艷。直到宋亡之際，士人突然關注社會大事，詩風才提振了一下下。

自唐以來，詩歌的交際作用就大大體現了，成為文人必備的社交工具。所以，即便宋詞、元曲再興盛，詩一直沒有被淹沒，自上而下那是自始至終的重視的。

元代的詩歌基本是自生自滅，儘管朝廷也比較提倡，但到底是外族，文化不深，對詩歌的推動作用，遠無法和唐宋帝王和朝臣的作用大。但好處是帝王對文字不夠敏感，反而帶來了很寬鬆的文學風氣，那時候作詩是非常大膽敢言的。不好是一方面是，漢人的文士當大官機會少，仕途比較閉塞，所以大批人才轉向民間藝術，稀釋了詩歌創作的精力，整體成就不那麼高，也是必然的了。當然，元代時間也太短了，很多事情來不及做到位。

明代是非常糾結的一個時代，這當然是對詩歌而言。明初由元入明的詩風，還比較昂揚，但很快被台閣體佔領。這要怪罪朱元璋的政治手段，朝臣除了歌功頌德，還能做什麼呢？台閣體相當於現在的老乾體，面目醜陋，但影響巨大。

明朝的中後期，基本都是沖台閣體的言之無物、虛情假意做鬥爭的。前後七子、性靈派等，說到底都是主張要講究真性情。然而，真性情是什麼？一方面走宋詩的路子，往議論上走，但思想性、思辨性都達不到。另一方面就往山水田園上走，抒發小情懷。一會宗唐，一會學宋，左右搖擺，找不到路子。可以說，明代把詩歌的可能性方向都嘗試了，把詩歌的可能性錯誤也都表現了。

所缺的只有世運了，在理論、技法、實踐都充分走過之後，除非有時代的大變革，滌盪士人的心靈，才能出現好詩了。

於是，明清鼎革來了。

清朝實際上是在河流的下游設置了一個大壩，前朝、前代所有的文明成就都集中在這裡，一起關照來研究了。

這樣一種情況下，你講唐宋哪個好，還用討論嗎？你講詩歌怎麼做，還用探討嗎？都成熟得不能再成熟了。

世運方面，還有哪個時代能趕上外族入侵稱帝、天下太平盛世、幾乎全球列強侵略這樣一個中國歷史的大變局？

思想方面，也不必說，清代是各個領域的集大成時代。

尤其，清初就有錢謙益、吳偉業這樣的大家由明入清，一開始就奠定了唐宋並舉的正確道路。

所以，不必說那麼多，清詩是趕上了好時代。——詞，作為韻文的分支，於詩的境遇有所不同，但大致也如此。清代詩詞的水平，實際上詩要超過詞。

其實，我們很容易忽略另外一個歷史時期，那就是民國。民國，對於中國人來說，比任何一個改成換代都來得徹底而決裂，真的是幾千年來的大變局。攜裹著清末的人才，抒發民國的情懷，沒有好詩詞，你們信么？

我們只是缺乏很充分的研究而已。

研究歷史，包括文學史、詩歌史，都是讓我們更加明白當前。當前的詩詞以及新詩，到底能發展到什麼樣子，現在是什麼樣子，都可以從詩歌史找到參考答案。

最後，歡迎關注馬上就完稿的《詩傳》，本人專欄有部分篇章，歡迎關注點贊。

軟環境有人答了，說一點相關的硬體。
活字印刷發明之後，商人們看到有利可圖才更多的介入文化領域，而商人面向的市場自然是廣大的市民階層。如果只是依靠手抄和雕版印刷，人工費之重，元曲可能只有散曲，組成長劇流傳難度很大，更大部頭的閑話小說也繁榮不起來。到了清朝，因為文字獄這些政治層面的原因，風險太大，商人們不敢過多介入，沒有大量的印刷，又跑回去依靠手抄，文人們無奈又把目標轉向了短小精悍的詩詞。正如有機器印刷之後，我們可以天天看報紙八卦，有互聯網之後我們隨時隨地刷屏看段子看直播。越方便，文化領域參水越嚴重。
甲骨文、金文用字極省，基本是集體創作。周代刻簡，《詩經》四字，有部分私人作品。戰國毛筆流行，更多個人開始著書立說，篇幅也更長，形成百家爭鳴之勢，騷體詩字數也更多。紙張發明之後，在竹簡上不好塗塗改改，紙張便宜，不用太節省，可以隨便塗改，於是賦啊越來越華麗，駢文窮講究，詩也追求起韻律美了。不以商業為目的話，可能會一直窮講究下去吧。自從以商業為目的之後，越來越不講究了。現如今，我們每天要面對成堆的速成垃圾。

國家不幸詩家幸

其實不僅有中興，還有華為呢

參考文獻：林彬暉，郭建球．類乎香山風華為勝[J]．湘潭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2(2).

清代詩詞出現中興，這應該是穿越了吧，據我所知，清朝時手機還沒有發明出來。

因為地主士紳這些生產官僚，壟斷知識的階層坐穩了奴隸的位子了。

因為人口爆炸，所以不管幹什麼的都能達到歷史上的頂峰。

呵呵噠
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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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詩人「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
明前期詩人「台閣體」：楊士奇、楊榮、楊溥
明中葉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詩派」
明中葉詩人「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徐楨卿又與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合稱「吳中四子」）、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主張詩必盛唐.
明中後期詩人「後七子」：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梁有譽、宗臣、謝榛、吳國倫
明後期詩人「唐宋派」：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
晚明：復社諸才子
明代三大才子：解縉、楊慎、徐渭也都是名詩人
總之明詩詞再強也強不過十全老人，呵呵

個人以為，這問題其實某種意義上可以等同於問「明代詩詞水平為何如此低下」，以至顯得清民又成一高峰

中國的詩詞傳統，大抵從風、騷中來，興觀群怨，立心立命，出入儒、道之間，而每代均有傑出之作者，建安骨氣，陶謝風流，太白老杜，晚唐江西，蘇周姜張，文氣流傳未有竟時，清代詩有青主，炎武，梅村，初白，仲則，定庵，散原等等，作手眾多，各有面目，詞中之陳朱，鹿潭，彊村，亦足與前賢並祀

唯一的低谷，就在元明兩代

全金元明詞曾通讀兩遍，可摘可取者，零零散散幾十篇而已，能深會風人之旨的，除了遺山，幾乎可算一個人也沒有，尤以明詞而論，所謂文壇領軍人物，其品味見識大體膚淺表面，甚或俗陋不堪

直至建州流寇之變，陳子龍，王夫之等懷家國身名之感，上溯風雅以求抒發，才開三百年之風氣

而一旦有人指出「向上」一途，形成共識，才智之士自會代相傳遞，力求變化，所謂「中興」也不過是水到渠成，並非特異之事

而明代之衰，多半可以歸咎於蒙元殺戮過甚，以至文脈斷絕

文藝之道，美醜好惡，多由師承友授，以此為基，再有闡發，方可卓然自立，譬如西昆、四靈、虞山、常州、同光，均由主事者地理籍貫極近，甚或日相過從，相互扶持砥礪，才有所成就

而明初之作者，未聞其有如端木、王、朱之故事，其師友風氣若盡屬低淺，所聽所見、交往唱和具是浮詞麗言，則天賦再高，有數篇豁人心目，也難孤峰突出，明代非無才學兼備者，非無戛戛獨造者，非無求新求變者，但若要盡掃陳辭，起文脈之衰，其對手也需分量足夠，沒有幾代人前仆後繼，幼學滋養，易移風俗，想成氣候勢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