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為什麼會變成阿拉伯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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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什麼奇談怪論.

某某之春是專有名詞好伐。指的是蘇修鐵蹄下瑟瑟發抖的東歐僕從國們獲得了自由。只有這種春天才是真春天，一旦超過了東歐某些工業國，就是濫用，比如某都之春之類的，由於不是蘇修鐵蹄也不是僕從國，於是悲劇了。

某某之春在東歐可以用是因為確實提高了東歐不少國家的GDP，確實挽救了一部分天主教國家，你要知道捷克是奧匈帝國的主要工業區之一，對吧，被迫跟東正教世界混，那不是正常現象。至於匈牙利，那是天主教之盾。普法，一戰和小德意志的最大問題其實就是普魯士的激進思路大大損害了德語區和天主教區的利益，最後結果是奧匈解體，整合東方天主教區的所有努力破產。

所以好不容易春天了嘛。春天是對俄羅斯嚴冬的顛覆，對冷戰秩序的瓦解嘛。

至於阿拉伯之春這種已經錯亂到姥姥家去的用法，我們已經不需要去批判他了。因為2011年要瓦解的看似是冷戰秩序在中東的遺留（的確，也確實是為了搞學習蘇聯式政黨的中東軍政府），但是實際上最後的結果是瓦解一戰秩序在中東的遺產。

一戰秩序是英法對奧斯曼的徹底肢解，本質是徹底摧毀一個可以整合東羅馬——伊斯蘭世界的超級大國，是東方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一戰秩序的瓦解，最後指向的無疑是東方問題的復活，和英法（美俄）相對於中東本土力量對比的改變。（什麼是東方問題？東羅馬的土地上出現了異教徒超級大國，異教徒不斷向西歐腹地推進和定居，異教徒壟斷了大陸貿易，這就是東方問題。）

六年後，英法的觀察家們肯定已經看清楚了這走向，所以才開始哀嘆冬天，不好意思啊，這冬天是歐洲的冬天，可不是中東的冬天。中東進行了除殘去穢的一系列內戰後，作為英法美俄（現在主要是美國）釘子的以色列，作為美國釘子的沙特，作為北約釘子的土耳其，作為蘇聯釘子的前軍政府國家——目前還活著的只有敘利亞，作為美國後冷戰秩序最大成果的伊拉克都已經內憂外患或者事實性殘破，而作為西方秩序的主要假想敵伊朗順利形成對沙特的包圍網，建國趨勢勢不可擋的庫爾德人即將掀起可能徹底摧毀小亞細亞的風暴，可以說打到現在，中東人民反而看到了中東世界未來的影子。

絕望是六年前的故事，現在，歷史的地平線有了新的龐然大物。

所以怎麼說美國的大陸中心——孤立分子（以希拉里為代表）們的智商呢？

很簡單，畢業旅行，動物保護，全球施恩，各種拍照片，曬美食，體會落後民族的痛苦，宣揚普世價值，只會讓自己變得愚蠢。

阿拉伯之春這個偽概念早就破產了，他們開始哀嚎阿拉伯之冬，不好意思，中東人民可不冷，冷的是其他人吧。

接下來是庫爾德人在建國運動中需要思考的問題，敘利亞，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五常，得罪誰，團結誰，依靠誰，消滅誰的問題。

以及伊朗在不斷拓展影響力時注意把控節奏的問題，波斯人很容易把自己艹翻，要千萬注意。

好啦，就叮囑這兩點。

其他答主也提到一部分，我補充幾點。
第一是因為所謂「阿拉伯之春」原本就是美帝用來擾動中東的手段。一方面推動軍火銷售，第二方面努力擼掉傳統的反美大旗諸如卡扎菲和小阿薩德，第三，警告中東國家要牢牢團結在以美帝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政權周圍。第四點則是推動中東亂局威脅歐洲安全和經濟穩定，第五點也是努力遏制諸如土耳其和伊朗在中東的國力上升（尤其是土耳其的經濟和國力增長驚人）。第六點則是對俄羅斯南線的全面戰略壓迫，尤其是擼掉敘利亞就可以完全在南線鎖死俄羅斯。可以說美帝從來沒有打算給中東國家民主，從計劃推動開始就已經是骨子裡的「阿拉伯之冬」了。

第二，中東國家政權大多結構不穩定或者不合理。要麼是沙特和約旦一樣的絕逼難以在二十一世紀看到的獨特風貌，要麼是小阿薩德和卡扎菲那樣的強人政治。下面的民眾從來沒有一個正兒八經想過有合適的非統治階級家族的繼承人，各級官員誰也沒有政治優越性，所謂「有槍就是爹，有錢就是娘」，地盤大、火力強的的軍閥就是「皇太子」了。這也使得諸如新利比亞的政局，即使看似穩定，也是貌合神離，戰勝卡扎菲後的「聯盟」已經從骨子裡分崩離析，隨著新利比亞政府各派勢力此消彼長，內戰也是必然的結果。

第三點則是由於中東文化問題限制，要知道綠綠的文化可不強調「忠君愛國」。而且綠綠國大多數缺乏戰略眼光，政治上極端保守，一根筋比重比較高，還容易受到所謂「教義」的影響。從而釀成政治悲劇。典型的沙特，外交標準完全是：什葉派的一定反，遜尼派一定和，其他宗教聽老大美國。

可以說，美帝的中東新政從美國國家利益來說是相當不錯的策劃，但是奧巴馬政府落實狀況之差是相當驚人的。

埃及穆巴拉克和穆兄會相繼完蛋使得塞西政府上台。塞西本人很厭惡美國人的套路，主動向中俄靠攏。在俄羅斯「5.9」和中國「9.3」閱兵都反映了這一點，中俄兩國和埃及的經貿關係以及合作備忘錄數量也達到了巔峰。

而在什葉派伊拉克，由於美國將巴格達迪的釋放（動機可疑），引發了伊拉克北部開始席捲全國的混戰，加上沙特的外交壓力，直接導致了伊拉克什葉派政府對於俄羅斯的親近和倒向。

伊朗魯哈尼領導的什葉派政權不僅沒有受到中東亂局的波動，反而得以成為中東的新核心和政治安全島。

土耳其得以以武力掃清南翼威脅，而且利用難民威脅歐洲，討價還價，獲得了大量政治利益。美國人進行的補刀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在政變發生後，俄土竟然意外走到了一起。

而以色列為了自身利益，鼓動俄軍展開軍事打擊，而出賣了美帝。（去年9.30俄軍打擊之前不到一周，內塔尼亞胡秘密訪問俄羅斯）

最大的受益方還是俄羅斯，不僅深深將力量楔入中東，還鞏固了政治同盟的基礎。

對於美帝也不算太吃虧，至少擾亂歐洲的目的達到了。對於美帝來說這也是一項極高的戰略成就，儘管有點歪打正著。

最悲慘的莫過於中東人民，默哀！

阿拉伯之冬首先是由美國外交官提出來的。
當北非及西亞等傳統西方盟友阿拉伯國家爆發革命時，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嚴重誤判形勢過度樂觀，不僅未能預見其可能產生的嚴峻局勢和嚴重後果，對革命的原因也缺乏理性的分析，伴隨著對局勢的盲目樂觀，誕生了所謂的阿拉伯之春這個名詞。而實際上，這場革命就其影響而言，更應當用阿拉伯大變局這個更加中性的名詞。
自上個世界冷戰時期以來，阿拉伯地區經歷了殖民地革命和初步的工業化探索，但在大國勢力的干涉下，始終未能獲得穩定的發展環境，時至今日，依然在現代化道路上步履蹣跚。域外大國對地區的染指也愈發明目張胆。
到本世紀初，由於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以及西方國家加快向外輸出自身金融危機惡果，阿拉伯地區嚴重依賴西方的經濟體系面臨奔潰，自身發展停滯不前。革命前夕，埃及大學生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八十，開羅大學是國際一流綜合性大學，其本科畢業生居然只能在本國找到鐘點工之類的工作，利比亞石油收入銳減，福利財政入不敷出，統治階級極端腐敗。整個阿拉伯地區就業率不會高於百分之四十，經濟雖然還在增長，但更多是處於空轉狀態。
社會的一切問題都只能在發展中解決，停滯就是革命的前奏。發展陷入停滯，原來固有的社會矛盾開始顯現並激化，因此才有了阿拉伯大變局。
而變局本身就是對發展之路的再探索。
革命驟變，必然導致各方勢力對國家大權的激烈爭奪。人民自主的革命卻被一幫自私自利的政客在各自西方勢力的支持下利用，一時之間，極端宗教勢力、落後封建部落頭目、西方石油財團代言人甚至前朝皇室粉墨登場。
埃及，最大的阿拉伯國家在跌跌撞撞之後，在美國的暗中支持下，軍方發動政變，走回了老路，算是勉強穩定下來。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大會一度掌控局勢，相對穩定，但國內各方勢力矛盾重重，一旦平衡被打破，難保不亂。葉門，大規模內戰，表面是教派衝突，實際上是伊朗沙特對地緣優勢的爭奪，目前還看不到穩定的跡象。利比亞，美國賠進去一個攪屎棍大使，自不多說。敘利亞，已經淪為血肉磨坊。其餘阿拉伯富裕君主國，靠著賄賂群眾暫時穩定，實則危如累卵。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各種解釋很多。核心一條就是，原有的統治者們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腐化，部分國家統治者拋棄人民與西方勢力合流壓榨本國群眾，最終又被西方拋棄。新崛起的革命精英迷信西方模式，還是未能滿足本國群眾的核心需求，伊斯蘭勢力崛起卻又缺乏治國經驗。
之前沒有解決好的自主發展問題，想靠換個新頭來解決，不過是鏡中月水中花，徒勞夢一場。
而對於某些西方政治家，中東億萬群眾不過就是桌面上的數字或者籌碼而已。

伊斯蘭教團勢力推波助瀾

法國《世界報》2011年10月29日刊出著名作家希爾威.考夫曼的文章，稱「阿拉伯之春」正一點點變成「歐美之秋」，最初帶有些盲目色彩的「阿拉伯世界終於現代化民主化」的狂喜，如今已被一種失控的感覺所替代。之所以如此，核心問題就在於，外部社會突然發現，阿拉伯的這輪新變革，其實並非按照它們的意圖在演繹，而它們對於伊斯蘭原教旨勢力的崛起並迅速把握「阿拉伯之春」的方向權、話語權，感到不知所措。

初期：看似隱形實則無處不在

「阿拉伯之春」最初是以經濟訴求的形勢在西亞、北非各伊斯蘭國家蔓延，並隨著突尼西亞小販巴濟濟之死，而迅速轉化為政治鬥爭。

最初的形勢發展快得讓人眼花繚亂：1月14日，統治突尼西亞23年的本.阿里流亡海外；2月21日，執政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到2月底，「阿拉伯之春」已在西起摩洛哥、東到阿曼的廣大中東地區遍地開花。

突如其來的「春風」令許多外界觀察家歡呼「民主終於光臨伊斯蘭世界」。在他們看來，這次運動是群眾性、自發性，甚至民主性的：示威者用互聯網和手機短訊串聯，示威的主體是青年學生、資深自由派人物、海外流亡分子和城市貧民，喊出的口號則是「打倒獨裁」和「人民做主」。

在突尼西亞，新生的各派政治勢力再三承諾，不會改變這個國家世俗化的面貌；在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手拉著手走上解放廣場，向全世界展示「不分教派的埃及人民大團結」；在利比亞，班加西「全國過渡委員會」最初的班底，充斥著網民、自由派異議者和「海歸」；在葉門，人們的焦點集中在薩那大學，集中在那些面對政府軍槍口血流成河的青年學生，或多少也看到倒戈部落武裝首領阿赫馬爾或第一裝甲師師長穆赫辛「我們支持民主」的表態，將這裡發生的一切，也簡單歸結為「民主與專制」的鬥爭；在敘利亞就更不用說了——還有什麼比號召推翻世襲到第二代的阿薩德王朝，更符合「民主鬥爭」定義的么？

與之相應的，是原教旨組織的低調、甚至隱形。

突尼西亞的革命幾乎成功於瞬息之間，資深原教旨組織——突尼西亞復興黨未即發力，其領導人拉希德.格魯希流亡英國20年，事變蔓延後匆忙發表「願為祖國擔負重大責任」卻已緩不應急，趕回國時「革命」業已結束；埃及勢力龐大、根基深厚的穆斯林兄弟會在整個「尼羅河革命」中表現沉穩，既積极參加解放廣場和全國的示威、「逼宮」，也一次不落地參加了穆巴拉克所召集的對話，在最後階段，他們則一直在踩「剎車」而非油門，不斷向埃及內外的「觀眾」表明，他們不想搞原教旨主義，不會破壞世俗和民主政治，甚至「哪怕科普特基督徒當總統也沒關係」；在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們是代表利比亞各階層、各部落人民的組織，是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的力量，「陣營內存在伊斯蘭極端分子」是「卡扎菲勢力的誹謗」；在敘利亞，反對派的網站竭力淡化所謂「遜尼鐵三角」的概念，力圖向世人證明，這是一場「全民倒阿薩德」的鬥爭，而不是如以往一樣的穆斯林教派爭鬥。

但看似隱形的背後，卻是宗教勢力的無處不在。

原本由「四月六日運動」等組織挑頭髮起的街頭運動，聲勢始終不大，但兄弟會支持者借周五晚禱大規模捲入後，便迅速成為聲勢浩大的「逼宮」；敘利亞海外反對派在土耳其連著開了幾十天的大會徒勞無功，真正起作用的，卻是哈馬、霍姆斯等「鐵三角」地區的鐵杆遜尼派反對派，而其背後，則是和埃及兄弟會同源的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在利比亞，班加西方面的武裝得到西方大量支持、援助，但最終顯示出戰鬥力，並一舉「解決問題」的，卻是由原教旨派別掌握的西部反卡扎菲武裝；甚至在革命過程中最少宗教色彩的突尼西亞，革命後迅速到位的突尼西亞復興黨也通過幾次倒閣，顯示了自己的力量。

不論埃及、敘利亞的兄弟會或突尼西亞復興黨，都可追溯到兄弟會源流，並帶有遜尼派瓦哈比教派的色彩，儘管塗抹上現代色彩，但其背後的屬性卻很難掩飾。

更值得關注的是傳媒和傳播途徑。

在「阿拉伯之春」開始之初，卡達半島電視台、沙烏地阿拉伯新聞電視台和阿聯酋《海灣新聞》，成了最重要的「革命吹鼓手」，一浪高過一浪的「革命熱潮」，往往通過這幾家媒體的渲染鼓動，變成更大的浪潮。如今回頭審視，不難看出這些媒體對「阿拉伯之春」最初態勢的報道錯訛很多，這本不奇怪，事實上大多數傳媒因形勢混亂和當事國的媒體封鎖，都存在大量錯誤，但這些海灣媒體的錯誤，幾乎清一色對抗爭者有利，並在事實上給國際干預推波助瀾。「阿拉伯之春」的重大轉折點，是阿盟對北約軍事干預利比亞的放行和參與，其背後的推手是卡達；敘利亞問題的重大轉折點，則是阿盟通過中止敘利亞會員國資格的決議，其背後的推手又是卡達。

阿聯酋、卡達等「海合會」六國都是君主國，這些國家有的沒有議會，有的沒有憲法，有的沒有反對黨，即便有也是虛應故事，是全球範圍內僅存的幾個君主專制國家，它們當然未必真的熱愛民主和「普世價值」。但這六國的當權者，正是掌握著遜尼派宗教話語權和麥加聖地的瓦哈比教派代表人物。海灣媒體發聲，各國兄弟會掌舵，「隱形」的背後，宗教勢力其實早已無孔不入。

將這二者串聯起來的，則是清真寺。

人們往往把目光投向推特、臉書等新穎的互聯網工具，津津樂道於網路時代對阿拉伯民主化推動。這固然是事實，但更應看到，互聯網的作用有其局限性，在大多數保守的阿拉伯國家，其傳播範圍局限在城市青年、知識分子和自由派中，信息轟動性和國際影響力有餘，而對社會主體結構的穿透力卻不足。與之相比，傳統的清真寺體系卻嚴密、周到、國際化，它們無所不在，即便邊遠地區目不識丁的人，也會在阿訇的引導下參與變革運動，甚至許多被普遍認為是知識青年的學生，他們的基礎教育也同樣來源於清真寺體系，就更不用說後者對中東大專院校的滲透了。

以遜尼派正統自居的瓦哈比教派，本身就憑藉「聖地在握」、「金錢在手」兩大優勢，控制著清真寺體系的話語權，如果說，工團派和自由派讓街頭出現了抗爭者，讓專制政體出現了挑戰者，那麼清真寺體系的龐大社會基礎和動員能力，便足以讓原本單薄的挑戰和抗爭，在尋日之間變成一股足以吞噬舊體系的洪流。

即便網路普及率極高、世俗色彩最淡的突尼西亞，經過大半年「拉力賽」，人們也無奈地看到，和七嘴八舌的自由派及傳統反對派政黨相比，原本在「革命」中並沒多少功勞的原教旨派也可以後來居上，在大選中穩穩獲勝組閣，教派的動員力和群眾基礎，由此可見一斑。

宗教勢力：變革之舵

如果說對西方人士而言，「阿拉伯之春」的發展有失控之嫌，那麼在宗教勢力看來恰相反：隨著「阿拉伯之春」的步步深入，其對變革方向的掌控也逐步加強。

如果說，宗教勢力在突尼西亞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在埃及也只是趕了個晚集，那麼在利比亞和敘利亞，他們已經開始主動攬權，爭奪變革的舵桿。

在利比亞問題上，沒有「海合會」的力推，1973號決議絕難出台；沒有卡達、阿聯酋兩個「海合會」阿拉伯國家派兵參戰，聯軍對一個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干預便師出無名；而沒有「海合會」六國對班加西當局不遺餘力的「輸血」，即便有北約的空中保護傘，最初尚顯稚嫩的過渡委，能否頂住爛船還有三斤鐵的卡扎菲「三板斧」尚不好說。

在敘利亞問題上，沒有「海合會」的積極活動，阿盟11月13日的暫停敘利亞會員國資格決議即便出台，也絕不可能是18:4的壓倒性優勢，而倘沒有阿盟這一鮮明立場，許多遵循「主流主義」立場的局外國家，就仍然會在譴責、制裁等問題上保持沉默，巴沙爾也不至於孤獨到環顧四周，只剩俄羅斯、伊朗、黎巴嫩等寥寥幾個同情者。

鑒於阿拉伯問題的複雜性、特殊性和敏感性，局外國家對直接干預往往顧慮重重，阿盟給不給「大義名分」，幾乎可以成為外界能否大膽干預的試金石。正所謂「秤砣雖小壓千斤」，這獨特的地位，讓看似在國際大舞台上實力平平、本國的安全尚需他國保護的「海合會」六國，佔據了「阿拉伯之舵」的形勝之地。

依靠這種舵手的有利地位，宗教力量便能在「阿拉伯之春」中連消帶打，讓運動沿著自己希望的方向發展。仔細「復盤」不難看出，迄今實現政權更迭的四國（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都是在上世紀60-70年代被阿拉伯社會復興運動所掀起的上一輪「阿拉伯革命」所推翻了世襲王朝的世俗非君主制國家，而在另一些仍保持君主制的國家，如摩洛哥、阿曼、約旦等，「革命」都淺嘗輒止，有驚無險。

不僅如此，「變革之舵」在涉及教派利益時，這種「上下之手」的作用便更加明顯：同樣是要求民選、變革和自由的群眾運動，巴林和阿曼就明顯受到「海合會」和海灣傳媒冷遇，前者甚至直接遭到海合會武裝的鎮壓。箇中奧秘，便在於在這些國家，起來「革命」的是什葉派，巴林甚至是後者人數居多，倘「一人一票」，遜尼派瓦哈比教派執政的巴林王室便會被架空，這顯然是同為遜尼派瓦哈比教派的「海合會」諸國君主所絕不樂見的。同是對本國示威者大開殺戒，葉門的薩利赫能從利雅得去而復返，直至其交權都未受到實質性的孤立和制裁，他雖號稱「交權」，但仍保留榮譽總統稱號至大選，且其本部人馬實際上仍服從自己號令，自己和家屬也豁免於鎮壓責任之外；與之相比，屬於什葉派阿拉維特教派的巴哈爾就沒那麼幸運，倘敘利亞不是擁有「前線國家」這個敏感身份，且巴以矛盾又不合時宜地因巴勒斯坦入聯問題而凸顯，或許不用等到11月13日，阿盟的大棒便已落下。

在中東，最大的矛盾是阿拉伯-以色列，其次是以海合會為核心的遜尼派，和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再往下，則是君主制與世襲制，以及部落與部落（如在利比亞），甚至部落內部（如在葉門）的矛盾，這些矛盾每隔幾十年便會間歇性引發中東政治地震，只是往往都會包裹上時尚的外衣，如一戰時的「反對土耳其」和「民族自決」，上世紀60-7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和此次的「民主自由」。「宗教之舵」在起事之時，會有意無意地借「普世價值」的風帆，達到「得道多助」的目的，但一旦佔據主動，便會適當「收舵」，以免把舵柄拱手讓人。利比亞政權易手後，新政權並未如西方所預料的那樣「一邊倒」，而是出現「教法治國」、「一夫多妻」等雜音，和拒絕向海牙國際法庭引渡賽義夫等「雜音」；埃及兄弟會所組成的政黨——自由與正義黨儘管依舊態度穩重謹慎，但「科普特人沒資格當總統」、「女人不能參選」之類原教旨色彩濃厚的論調，卻不時從某些兄弟會系政客口中飄出。

即便在自由派力量最強大的突尼西亞，曾是運動中堅的他們，如今也只能屈居第三：「冠亞軍」分別為溫和原教旨的突尼西亞復興黨，和本.阿里時代就合法存在的前「御用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在埃及，自由派希望推遲公決，結果公決照常舉行，希望推遲立法選舉，結果立法選舉也將一切如常，他們既不能左右軍方和兄弟會，也無力控制「四月六日運動」等廣場派，不論是曾風頭強勁的穆薩，還是如今的「頭牌鬚生」巴拉迪，都難以觸及埃及政治變革的舵柄，示威人數的多與寡，立法選舉的是否推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兄弟會和軍方之間的博弈；而在敘利亞，正如一些中東問題觀察家所坦言，許多非遜尼派敘利亞人之所以仍不願明確站在反阿薩德一邊，所顧慮的便是遜尼派一旦奪權後的「教派獨裁」，因為阿薩德時代雖然政治上專制，但出身小教派的他們對宗教上的「異端」尚能寬容。

宗教勢力之春？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在地緣政治複雜、社會結構極其特殊的中東，宗教勢力在變革中發揮巨大影響力本身，在現階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未必一定就是壞事。

儘管並非「茉莉花革命」的「起義元勛」，但突尼西亞復興黨在後本.阿里時代的積極參政，以及他們對世俗政治的一再承諾，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穩定亂後人心的作用；影響力巨大、群眾基礎雄厚的埃及兄弟會的左右逢源和善於妥協，固然有政治投機之嫌，客觀上也讓千瘡百孔的政治改革進程一步步向前推進。不論是廣場派或自由派，他們中很多人更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卻尚未學會建設一個新世界，在這種特殊時刻，傳統的清真寺系統和宗教體系，還是可以起到安撫人心、安定社會的作用，而這種體系和網路、傳媒等現代載體的結合，就具有更大威力。

在突尼西亞、埃及乃至利比亞，原教旨派系或已經、即將贏得政治主導權，或正發揮著越來越明顯的政治作用，威權專制消失所帶來的政治真空，自然而然地被群眾基礎最好的他們所填補，而新生的自由派，或根基淺薄的工團主義者，一時都無法與之較量，埃及「廣場派」之所以屢屢發出「我們上街，別人上台」的不平之鳴，奧妙也正在於此。

然而在一些部族勢力盤根錯節、地區矛盾錯綜複雜的國家，宗教勢力往往也束手無策，如在葉門，非但南與北、都市與農村、當權派與革新派、此部落與彼部落間衝突不已，薩利赫所在的阿赫馬爾部落內部、甚至他的兄弟子侄之間也仇殺不已，這又豈是宗教的力量所能調和的？

歷史看似在輪迴，但實際上卻是螺旋向上、盤旋發展的，一輪變革後，社會不會回到幾十年前的社會，所謂的「宗教勢力之春」也不會是回到昔日的一套。「阿拉伯之春」讓一系列威權體系崩潰，在釋放宗教原教旨活力的同時，也給阿拉伯社會帶來了又一個難得的思想活躍期，其對當地社會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恐怕要假以時日，方能看得更清楚。

阿拉伯之冬

阿拉伯之春兩年後，埃及和突尼西亞是否如一些人所言，正慢慢走向伊斯蘭統治之路（就像1979年的伊朗）？宗教問題專家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 Roy）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指標：伊斯蘭勢力的「資產階級化」。他說，此番轉向獨裁，與埃及穆兄會和突尼西亞復興黨主導的「伊斯蘭革命」無甚關係。相反，這是一場保守、親西方勢力的「反革命」活動。埃及示威民眾在解放廣場高喊的口號是：穆爾西是「新穆巴拉克」，而非「新霍梅尼」。

在奧利維爾看來，埃及和突尼西亞兩國並非日漸滑向混亂的深淵——它們只是在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撰文：奧利維爾·羅伊

翻譯：侯婕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 來源日期：2013.02.21

和埃及一樣，在突尼西亞通過選舉上台的伊斯蘭勢力，面對民意支持度不斷下滑的局面，想冒險通過獨裁手段繼續掌權。但是，他們要處理好阿拉伯之春遺留下的問題。他們還要面對新的政治文化：現在的人們若是不認同政府，便會走上街頭；他們不會畏懼當權勢力和軍隊，警察也不再是恐怖的代名詞。

由於對軍隊和宗教領域缺乏控制力，伊斯蘭勢力必須尋找盟友。即便他們能在宗教保守勢力沙拉菲教派（Salafists）以及軍隊中找到盟友，這兩股勢力也不情願他們做大做強。伊斯蘭勢力需要與各方談判。這裡有一套傳統的權力邏輯存在：統治集團無法接受政權易手，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地位。另外，民眾缺乏革命動力，更願意走上街頭宣洩情緒。

令人感興趣的是，此番轉向獨裁，與埃及穆兄會（Muslim Brotherhood）和突尼西亞復興黨（al-Nahda）主導的「伊斯蘭革命」無甚關係。相反，這是一場保守、親西方勢力的「反革命」活動。以埃及為例，如果示威民眾在解放廣場高喊穆爾西總統是新穆巴拉克（而非新霍梅尼），恰恰說明反對派已經領悟到，穆爾西正在試圖藉助傳統做法（討好軍方並控制國家機器）建立獨裁政權。

埃及政權的選舉和社會基礎並非是革命性的。除與阿拉伯之春主要勢力達成妥協外，穆爾西還要儘力拉攏支持政局新秩序的各方力量。他的聯合政府，是建立在商界、軍隊、沙拉菲教派和那些可能已對混亂局面厭倦的民眾基礎上的。

穆爾西採取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他身邊的一眾學者都是支持自由市場理論的「芝加哥派」。他推崇解除市場管制、取消補貼及對外開放市場。他的政府剛剛和國際基金組織簽署有償貸款協議，這也是勢在必行之舉。穆爾西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點，並非形勢所迫，他本人也認可這一做法。這將進一步推進私有化進程和競爭。由於民眾將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政府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鎮壓機關，並削弱工會。政府還要得到軍方默許，換來豁免權和管理權，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的管理權力。

另一方面，為了拉攏沙拉菲派，穆爾西還要在社會上推行伊斯蘭化裝點門面——一種沙特式而非伊朗式的伊斯蘭化：強制婦女佩戴面紗、繼續對科普特基督教徒（Coptic Christians）歧視、公共場合遵守宗教儀軌的要求和限制非正統宗教儀式（尤其針對伊斯蘭神秘教派蘇菲派的儀式）。

穆兄會新戰場：控制宗教領域

為能全神貫注地處理國內事務，伊斯蘭勢力必須讓西方認可其不可或缺——這就是埃及積極斡旋近日加沙地帶危機的原因所在。穆爾西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尚佳，得到了美國人的認可。他一方面打擊西奈半島上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另一方面有意同伊朗及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保持距離。他成功重建了埃及在外交方面的聲譽及影響力，避免走上四面出擊的納賽爾式泛阿拉伯主義或泛伊斯蘭主義的道路。

穆爾西在國際舞台上的成功，更激發在國內大展拳腳的雄心。儘管去年大選爆出一些違規醜聞，並給穆爾西惹來司法麻煩，但是，無人真正質疑穆兄會和沙拉菲派完勝的結果。穆爾西在鞏固總統寶座方面行之過激，也操之過急，甚至不惜以犧牲司法機構為代價。穆巴拉克時期，司法機構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他對輿論力量的誤判，讓事態變得更加糟糕。跨界別大遊行的規模超出了早先的預測，嚴重損害了穆兄會的民意信任。穆兄會內部也出現了質疑穆爾西轉向獨裁的反對聲音。

留給穆爾西的時間不多了，他推行的經濟政策會讓政府更加失去民心。另一方面，持續不斷的民眾抗議活動，迫使穆爾西向軍方尋求支持，但支持是要有代價的——軍方會要求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性，這與穆兄會推行的經濟自由化政策背道而馳。簡言之，新政權在政治上是孤立的。

街頭抗議和政治角力之外，控制宗教領域是穆兄會的新戰場。和突尼西亞復興黨一樣，埃及穆兄會面對的宗教戰線更加分化。另外，原先相對溫和的人物，例如開羅阿茲哈爾清真寺大伊瑪目艾哈邁德·穆罕默德·塔耶卜（Ahmed el-Tayeb），不斷強調從阿拉伯之春運動中獲得的自主權。這意味著，政府重新掌握宗教領域的辦法只有將其置於國家統治之下（尤其是將清真寺置於宗教事務部管轄之下）。

政府對宗教的控制，事實上將超越對宗教機構的管控，延伸至宗教正統方面，直接帶來對蘇菲教派宗教儀軌和理論討論的限制。儘管穆兄會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步，即宗教機構的國有化，卻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為伊瑪目沒有興趣讓自己淪為公僕。穆兄會還冒著自毀運動宗教動力的風險：如果國家控制了宗教，那麼宗教上的「兄弟會」還有什麼存在價值？宗教等同於國家隱藏著極大的風險，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將波及到宗教機構，正如伊朗所發生的那樣。

穆兄會將被完全等同於其所屬的政治組織。正如在伊朗發生的那樣，宗教的國家化要麼帶來非正統宗教信仰的復活，要麼帶來社會世俗化。穆兄會會丟掉自己的靈魂。在此過程中，它將失去科普特基督教徒、自由派和婦女等反對國家推動伊斯蘭化進程的眾多勢力。

穆兄會冒著極大的風險，試圖強行維持統治。它最先下手的對象就是意識形態。伊斯蘭教並不能解決問題，但也算是團結沙拉菲派的一面旗幟。沙拉菲派隱藏其政治意圖，更像智利的皮諾切特，而非伊朗的霍梅尼。

如果所謂的自由派反對勢力（也包括部分非民主勢力）意識到自己無法與政府正面對抗，繼而扮演民眾信任的政治替代勢力，穆兄會將會因玩弄導致埃及政治「世俗化」的獨裁政治，蒙受巨大損失。宗教也成為一種統治工具——和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統治工具一樣。總之，這將是伊斯蘭在政治方面的失敗。

同樣的故事也在突尼西亞上演

同樣的故事也正在突尼西亞的舞台上上演。與埃及穆兄會相比，突尼西亞復興黨既不強大，社會根基又不夠深。突尼西亞的社會運動更趨多樣化，即便追求自由勢頭不足，也算的上比較現實。因其暴力背景，突尼西亞的沙拉菲派不可能成為可靠的政治盟友。另外，突尼西亞社會比埃及更接受示威文化。在某些地區，針對政府的遊行和騷亂是家常便飯，而且很難分辨出背後主導勢力的目的或採取的手段策略（不可小覷混雜其中的犯罪行為和幫派活動）。突尼西亞還有阿拉伯地區影響力最強的工會運動。

突尼西亞勞動者總工會（Tunisian General Workers』 Union，簡稱UGTT）擁有由組織嚴密的激進分子組成的全國網路，可以發起民眾抗議活動。復興黨與總工會之間摩擦不斷，原因要麼與埃及一樣（政府迷戀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而與工會產生矛盾），要麼更具突尼西亞本土特色（政府可以接受左翼盟友，但不能忍受草根激進分子發動的真正意義的全民運動與之分庭抗禮）。

另外，突尼西亞復興黨尚未掌控安全力量。軍隊的確想維持社會秩序，但是不願意背上鎮壓突尼西亞人民的惡名。最後，復興黨沒有控制宗教界，與埃及穆兄會相比，控制宗教的牌也不多。10月，上百名支持或計劃支持復興黨的伊瑪目聯名上書請願，反對將清真寺及其他宗教機構置於政府管轄之下。效仿埃及，復興黨計劃利用宗教事務部來管理宗教界，儘管這樣的集權管理方式將反過來影響運動。

民眾的抗爭精神已無法磨滅

兩國伊斯蘭勢力遭遇的困境,直接造成其民意支持度下滑,如果此時選舉,都有可能被趕下台。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誰能接替伊斯蘭勢力來掌權執政。新政黨的領導人都存在可信度問題：他們與街頭示威民眾聯繫並不緊密，倒是經常與舊政權淵源頗深，並對政治生活持有精英觀點。總體說來，反對派要結成同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因與該國首都突尼西亞城的世俗精英層觀點相近，突尼西亞反對派失分不少。

突尼西亞城的世俗精英層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再伊斯蘭化。反對派因長期支持壓制宗教軍事力量的政策，它在民主方面仍有欠賬。最後，它在巴黎似乎比在突尼西亞街頭更吃得開。如果突尼西亞國內能產生各方可接受的、團結的反對派勢力，它將在大選中擊敗復興黨。因此，突尼西亞堅持走民主化道路的前景好於埃及。

阿拉伯之春給埃及和突尼西亞兩國帶來的影響十分深遠，已經無回頭路可走。兩年前，我在寫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第一篇文章中強調過（新世代的崛起帶來新的政治文化；宗教領域的多樣化；地緣政治背景的變化讓伊斯蘭勢力不再天然屬於「反西方」陣營；伊斯蘭勢力的「資產階級化」，革命運動的對象轉向保守政黨一方），新因素導致伊斯蘭勢力改善了形象——行使權力。伊斯蘭勢力既沒有在提供經濟和社會產品方面有所作為，又沒有證明自己是社會工程的設計師，他們只是給自己日漸失控的社會不斷加深著「伊斯蘭」的印記。

伊斯蘭勢力可以故技重施（宣布政敵是「叛徒」，啟動新聞審查、戒嚴，甚至宣布緊急狀態），但是這不能阻止民眾向其問責。為了能度過緊縮政策及相伴的經濟困難，他們還應為與自由派達成的「歷史性妥協」，多做些實事。能替代這一聯盟的，肯定不是「伊斯蘭革命」。聯合政府的政策已經成型，政治和道德上保守、經濟上走新自由主義道路、並對西方開放。在這個方面，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縮寫AKP）堪稱典範，它學會了與現存各方勢力和公民社會共處。這讓其能將經濟自由化、保守的伊斯蘭政黨和開放的社會很好地統一起來。

相比之下，如果穆兄會為了一黨私利強化政府機器，它將失去各方勢力的支持。穆兄會的「忠實支持派」將棄之轉投（態度相對更強硬的）沙拉菲派門下，商人將流失到自由派旗下——甚至軍隊旗下，因為軍隊中舊勢力已經被肅清。唯一不能磨滅的就是那種抗爭的精神。

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 Roy）：現任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地中海項目主任。他最有名的一本書是《政治伊斯蘭的失敗》（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1994)。

這個問題，得說一下茉莉花-，-

反正我覺得我是有發言權的。

如果不是埃及政變，我現在就是個阿訇-，-

11年開大阿拉伯世界與宗教專業-，-

本來12年要去的，結果1月政變，穆巴拉克就GG了。我那個心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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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想到突尼西亞的小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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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路泛濫和恐慌情緒的蔓延，是人類歷史之最。

2.以訛傳訛的謠言形式

3.穆巴拉克在老一代的心裡是戰鬥英雄，然而，年輕人呢……？

最後他們推翻了一個覺得「不滿」的政權，然後建立了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反正我就是要表態，中國現在有不少人，也在這麼圖謀。

我的態度就一句——

穩定大一一切。

不懂這句話，那麼請考慮一下你身邊人的處境。

不要看一個新名字就覺得這是新東西。

阿拉伯之春和以往各國歷史中發生的大事件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阿拉伯之春借用了新式武器——網路，所以才覺得它是個稀罕東西。

革命不代表著好結果，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國依然面臨著更多災難。

更何況阿拉伯之春到底有多少先進性，我們很難以現在標準來判定。有可能它是黎明前黑暗，也有可能它是毫無意義的災難。

所以現在變成冬，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多人覺得變冬不可思議，或者看著阿拉伯之春就淚流滿面歡欣鼓舞，其實這一切表現才是不正常。

多讀讀歷史都明白，我們是凡人，我們很難預測未來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往往是一步邁出去，遇到的變化是我們從未想到。

但是一旦真邁步出去，就要做好承擔一切。

車輪的無情勝過一切。

本質上就是美國發起的顏色革命，
而且還玩兒砸了。
除了活該，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說明當一個國家的精英在別國的指揮棒下起舞的時候，那麼他們一定是失心瘋了。

因為沒有毛澤東思想，簡單的來說就是沒有考慮到阿拉伯革命的實際情況，和親蘇派一樣，以為把俄國革命在中國複製一遍就能成功。
結果被現實打臉。

不是說時代過去了，輸出革命就過時了。今天的顏色革命那都是文革玩剩下的

文革是什麼？就是老百姓造反，衝擊政府，打倒官僚，打倒公檢法機關，建立人民的政府

顏色革命是不是這樣？不過換了一個名字。

中國不同於蘇聯、東歐、中亞等國家的最大特點，就是曾經有過文化大革命，有過全民參加的街頭革命大演習，整個民族都受過街頭革命的實戰訓練，特別是那些經過文革淬火的造反派，天生就是街頭革命的超級大師，甚至可以稱得上是街頭革命的老祖宗，和他們相比，美國那些散發著奶油味兒的所謂街頭革命專家，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甚至連小巫都算不上。

至於你說文革或者顏色革命有什麼作用沒有？我就不回答了，大家自己判斷。

因為白左寧要民主的割禮，不要獨裁的比基尼

有破無立，焉能不敗？

當然，外部勢力的干涉也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阿拉伯人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一個怎樣的未來，更別提如何實現它。

可以預見的是，由於伊斯蘭國家婦女地位底下，未來生育率必將保持較高水平，馬爾薩斯陷阱就在等著它們。突尼西亞小販自焚是因為高失業率，等人口再多一些，也許下一輪動蕩將會由饑荒引發。尼羅河養育的埃及，現在已經是世界上進口小麥最多的國家了。如果有一天，阿拉伯的幾個國家發現，即使所有的外匯都用於進口糧食，也不能填飽所有人的肚子…

自求多福吧。

削弱中東，攪亂歐洲，這才是阿拉伯之春的目的

春和冬都是你們的臆想，對於美國人而言，在全世界有計劃的推行顏色革命是其國家戰略或者說十字軍東征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你當美國人花錢在中東打仗的時候，當然是無利不起早啊，這是常識。

有位知友說，美國就是歐亞大陸的攪屎棍，左手英吉利，右手大日本，分別從兩邊對歐亞大陸進行攪屎。中東作為歐亞大陸的中間，自然要弄亂，這樣歐亞交流才需要走海洋，航母才有用。

人口素質不行啊。

美國也不是一步民主化的。建國的時候選民還有財產的要求，還有人不被當人看，女性也沒有投票權。不也是幾百年慢慢演變的結果嗎？好傢夥一夜之間改變，蘇聯那麼好的身板都垮成那樣，阿拉伯幾個貧油國想通過遊行變天，那是笑話。

他們的那個經濟基礎能匹配的了美式上層建築嗎，這可是公知最愛的抿住，你們輕著點黑哈。

把柴某吾哥國光都派過去指導指導他們吧

因為西方反動勢力根本沒想給他們春天

這就是底層民眾的無知，不單單是教育的問題，要是哪個別有用心的國家趁著那時候反川普添油加醋，說不定阿麥內卡之春就來了

說到底，平平淡淡才是真，想找春天，很容易嘛
x吧有你，春暖花開

有哪個地方的XX之春，XX花革命，XX色革命最後不是一地雞毛，動蕩奔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