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中國都會有狹長的甘肅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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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知乎是關於漢五代十國唐宋一些歷史分析，看地圖是狹長的甘肅地區總是與大中原在一起的。所以想問一下，甘肅地區是因為地形問題或者資源或者民族或者其他原因？圖片只是一個例子，好像古代經常大多數時間是這樣，唉地圖上傳不上來。

已有 @lai-zhi-yi 提出了河西走廊是這種版圖形成的原因，甘肅之所以得名，就是以河西走廊的兩個城市張掖（曾名甘州）酒泉（曾名肅州）命名的，而要解釋這個問題，就得從河西走廊下手。本答案試圖詳細解釋。

先插播一個紀錄片鏈接《河西走廊》
預告片鏈接：河西走廊終極預告片——夢想-20150225河西走廊
全輯鏈接：河西走廊_鳳凰視頻該片十集分別以《使者》《通道》《驛站》《根脈》《造像》《絲路》《敦煌》《會盟》《蒼生》《寶藏》為題，以「河西走廊關乎國家經略」為主題，以位於中國西部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的主要幹道——河西走廊為講述對象，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角度，全方位呈現了從漢代至今約兩千年的時間裡，河西走廊和河西走廊連接的中國西部的歷史和文化變遷，以及河西走廊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和重要影響，凸顯河西走廊的自然、人文魅力和河西走廊在華夏文明歷史長河中的顯著地位。

以下為回答正文

之前看過一個比喻，說河西走廊形同男性的一個器官，能屈能伸。的確如此，中原政權強大的時候，就可以一直到延伸到地理上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甚至通過河西走廊在西域留下影響力，中原政權不強大或者動亂的時候，就縮回來了，產生的真空被河西走廊南北的其他民族佔據或者形成地方割據了。

先推薦一篇文章，《河西文化圈的形成及其代表人物略述》全文貼在下面，加粗的部分為答主所加，是為與本問題相關的內容，主要是從西漢到東晉十六國期間的河西走廊。

河西文化圈的形成及其代表人物略述

吳浩軍

[摘要]河西地區從張騫通西域、霍去病破匈奴開始，經過六七百年的開發和經營，到東晉十六國時期，已發展成為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一個獨特地域。中原文士的湧入，佛教文化的傳播，五涼各政權執政者的崇尚重視，使這一地區的文化呈現出極盛的面貌，湧現出了一大批碩儒高僧，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徵的文化圈，並創造出了輝煌的文化。

[關鍵詞]河西文化圈；形成；代表人物

從戰國到秦，活動在河西地區的主要是月氏、塞種胡和烏孫等族。（答主註：此時河西走廊並未與中原政權形成實質性的關係）在這些種族中，以月氏最為強大。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1]所以到了秦漢之際，活動在敦煌與河西其他地區的則主要是月氏和烏孫了。

西漢初年，匈奴趕走了月氏、烏孫，佔據了河西。匈奴不僅在佔領區徵收賦稅，還嚴重地破壞和阻礙中西交通；並與羌人連結，威脅著漢朝的安全。面對這種情況，漢高祖劉邦曾經出兵抗擊，但是不幸失敗，被圍於平城（今大同市東），後用陳平之計才得以脫身。此後，雙方簽訂了和親盟約。匈奴通過和親，每年從漢朝獲得大量的絮、繒、酒、米等衣食。但是匈奴仍不斷地派兵南下，騷擾漢朝邊境，殺戮吏民，虜掠人口。漢朝初建，無力反擊，只有忍讓。
在西漢建國的六七十年間，匈奴勢力變得更加強大，史稱其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2]。匈奴貴族為了滿足其貪慾，對漢朝的邊境侵擾日甚。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33年間，匈奴騎兵連年南下，虜掠人畜，劫奪財物，踐踏莊稼，漢朝北方廣大地區受到嚴重危脅。（答主註：主要是今陝西、寧夏南部、甘肅東部）在此數十年中，西漢王朝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特別是經過「文景之治」後，國勢變得十分強盛。到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登上皇位時，對匈奴反擊的條件已經成熟。於是漢王朝制定了以武力防禦和抗擊匈奴的方針。建元二年（前138），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前去尋找被匈奴迫逐西遷的大月氏、烏孫等民族，以聯合他們共同抗擊匈奴。張騫在中途兩次被匈奴扣留達十一年之久，於元朔三年（前126）方才還歸長安。這此出使，並沒有達到原來的目的，但對西域的地理物產、風土人情卻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堅定了漢武帝以武力抗擊的決心。於是他任命衛青和霍去病為大將，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戰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河套以南）之戰，前121年的河西之戰和前119年的漠北之戰。
河西之戰主要是由青年將領霍去病領導進行的。據記載，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西行過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餘里，大破匈奴，斬獲甚多。同年夏，漢王朝乘勝出擊，再次進軍河西。這次，霍去病從北地出發，至居延，然後南下打到祁連山，俘、斬匈奴三萬多人，並「得單于單桓、酋塗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3]這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4]從此，河西走廊正式歸入了漢朝的版圖。（答主註：中國版圖第一次出現問題中所描述的情形）
河西歸漢後，漢王朝便採取了一系列政治、軍事和經濟措施進一步開發河西。元狩二年河西之戰結束後，漢王朝即以匈奴之地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至此，歷史上有名的「河西四郡」完全建立起來，使河西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為了防禦匈奴的侵擾，保障河西地區的安全，漢王朝又在敦煌以西設立了玉門關和陽關，以扼守西域進入河西、中原的大門。同時，還將秦長城向西延伸，修築了從令居（今永登縣）到敦煌，一直延伸到鹽澤（今羅布泊）的長城。並在長城沿線按一定距離修築烽燧亭障，由侯官、侯長和都尉等率戍卒把守。這樣就形成了嚴密的軍事防禦體系，為保衛河西地區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絲綢之路」上往來使者、商賈的安全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由於西漢王朝對河西走廊的牢固佔有，原住匈奴諸族的遷徙，河西地區一時變得人煙稀少。為了鞏固對河西走廊的統治，漢武帝採取了移民實邊的政策，將關東貧民或罪犯遷來進行屯田和墾荒。（答主註：河西走廊第一次大規模移民）
徙民措施的直接結果便是河西地區人口大增。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到西漢平帝時，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戶，28萬多人[5]。
這些大量遷入的徙民和戍卒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必需的勞動力，再加上河西走廊廣袤肥沃的土地和祁連山豐富的冰川融水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還有中原地區先進農耕技術隨著移民的傳入，使河西農業生產飛速地發展了起來，在不長的時間內就不僅保證了移民和駐軍生活的需用，而且在中原地區發生饑荒和災難時，還能調撥出大量的糧食支援中原災區，使河西地區成為我國古代歷史上有名的商品糧基地。居延漢簡的有關簡文即生動地為我們說明了這一點。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唐代。《太平廣記》說：「河州敦煌道，歲屯田，實邊食，余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答主註：河西走廊農產品由輸入轉為輸出）。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唐代晚期，張議潮驅逐吐蕃在河西的統治，歸義軍治下的農業生產有了更大的發展。敦煌文書中就有「荷鍤如雲」，「家家都有十磑水，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記載。唐僖宗時，中原發生饑荒，河西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還將大量的儲糧運往中原，供給中原王朝，助其渡過難關。[6]
移民不僅為河西地區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技術，促進了河西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帶來了中原發達的漢文化。漢時，許多朝廷命官，如戾太子事件中受到牽連的許多官員就被流放到河西地區。這些人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他們的到來，使中原發達的漢文化也隨之傳播到了河西地區，他們本人及其後裔也成為當地的望族和大姓。如敦煌地區的翟姓，即是漢朝著名宰相翟方進的後裔。這些望族大姓的活動往往帶有較強的文化意識和很濃厚的宗教色彩。莫高窟的一些題記和榜文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7]
西漢末年，中原大亂，群雄割據。竇融從內地來到河西，擁兵自保，被推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大將軍。他「撫結雄傑，懷輯羌虜」，遂使這一地區「上下相親，晏然富殖」，「匈奴懲乂，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8]。相對穩定的河西地區吸引了不少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地區的人前來。《後漢書·孔奮列傳》載：「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今甘肅武威）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河西之安定富庶於此可見一斑。（答主註：河西走廊歸入中原政權後第一次實質上的脫離）
東漢時期，由於北匈奴的不斷侵擾，絲綢之路西域段曾經「三通三絕」（答主註：可見中原政權經營河西不易），但經竇固、班超等的苦心經營，仍然保持著繁榮景象。尤其是東漢後期，敦煌更成為經營西域的中心，控制中西交通孔道的咽喉要衝。

到曹魏時期，由於東漢以來形成的豪強大族的勢力更加強大，他們兼并土地，壓榨農民，敲詐勒索西域商賈。針對這種情況，當時的涼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倉慈便採取措施，解除豪強的私人武裝，打擊了豪強大族的器張氣焰。特別是倉慈，處事公正，平等對待少數民族，鼓勵胡漢通婚，為絲綢之路上往來的各國胡商提供種種方便，極大地促進了貿易的發展，使敦煌成為商賈雲集、貿易發達的商業都會。
這樣，河西走廊從張騫通西域，霍去病破匈奴開始，經過六七百年的開發經營，到魏晉初期，業已成為政治相對穩定，經濟空前繁榮的一個獨特地域（答主註：與中原政權的關係若即若離），它為學術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準備了充足的條件和肥沃的土壤。
到東晉十六國時期，整個中原地區戰火瀰漫，干戈不息，而河西地區則「秩序安定，經濟豐饒，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地，復是流民移徙之區，百餘年間紛爭擾攘固所不免，但較之河北、山東屢經大亂者，略勝一籌」[9]。前後相繼或交錯並存的五涼政權，彼此之間雖有征戰，但和中原地區的「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等相比，無論其規模還是造成的破壞都要小得多。相對來說，在當時的中國，河西走廊無疑是一片人間的樂土，因而「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10]（答主註：其實是有一次與中原政權在政治上的分離）。據記載，永嘉之亂時，京城士大夫就認識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建興之亂後，晉王司馬保敗亡，「其眾散亡涼州者萬餘人」[11]。大量中原庶士的避居河西，使河西文人學士大為增加，這對保留中原先進文化和推動河西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正如胡三省所說：「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12]
中原文人學士湧入河西，只是河西「多士」的一個原因。隨著漢代對河西的開發，絲綢之路的暢通，河西文化與河西經濟一起迂迴上升。一批作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士」，便在西北邊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漢以來，河西地區特別是敦煌，已是文化極盛之地，文人學士早已大量湧現。而西晉王室內亂，中州雲擾，安定世族張軌出牧涼州，保境安民，興辦文教，選拔人才，為河西的地主階級創造了保存和發展自己家族和家學的有利條件，從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這就使本來「多士」的涼州，更加地靈人傑。[13]
河西的文人學士，多出自西州大姓。如安定張氏、隴西李氏、略陽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陰、索、汜等，都是「以儒學顯」、「以儒學致位」、「以儒學見稱」的西州右姓。當中原板蕩、京洛公學淪廢，學位下移之時，西州大姓在相對安定的河西一隅，「專心經籍」，致力儒學，既可以發展本地的學術文化，又能保存、繼承固有的傳統文化，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劉（淵）石（勒）紛亂之時，中原之地悉為戰區，獨河西一隅自前涼張氏以後尚稱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學術既可以保存，外來避亂之儒英亦得就之傳授，歷時既久，其文化學術遂漸具地域性質。」[14]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河西地區的文化事業在兩漢以來的基礎上得到了迅速發展，出現了繁榮興盛的局面，並一躍而成為北方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圈。
這一文化圈的形成又與河西各政權的執政者對學術文化和教育事業的重視提倡有著密切的關係。如張軌到涼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15]，並廣泛徵求高才碩學、經史著述等有識之士，如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等為股肱謀主，為其政權服務。至張駿時，更「立辟雍、明堂以行禮」[16]，選派官吏主管教育事業。張祚、張天錫執政時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禮徵聘隱逸有學之士。張天錫還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縣守令紛紛拜師求學，形成風氣；他還親自組織了《首楞嚴》等經的翻譯，稍後，涼州即高僧輩出，人才濟濟。
南涼禿髮氏，最初致力於徵戰拓土，獎用武士，不大重視教育事業。後採納史暠「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的建議，積極辦學，「以田玄沖、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7]。至傉檀時，又延納後涼、後秦文士為己所用，使境內尊師重教之風依然興盛。當後秦姚興欲吞滅南涼，遣其尚書韋宗窺其虛實時，韋宗僅以「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回報[18]，足見南涼興學之舉，影響已傳諸境外。
西涼主李暠執政後思賢若渴，「采殊才於岩陸，拔翹彥於無際」[19]，廣泛地吸收文人學士，並積極興辦教育，於敦煌「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就學[20]，他本人亦於從政之暇，訓戒諸子，潛心向學，並親自修補破損的書籍，在文化事業方面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劉昞一生著述頗豐，就與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21]。沮渠蒙遜及其繼承者對儒家文化和佛教的保護提倡更是史不絕書。
於是，河西地區便湧現出了一大批在學術成就上居於領先地位的代表性人物。如郭瑀、劉昞、索靖、索敞、索襲、索紞、索綏、張穆、張斌、張湛、祁嘉、宋繇、宋纖、汜騰、闞駰等。他們不但自己勤奮好學，紛紛著書立說，而且還興辦學校，聚徒授業，傳播和發展了傳統文化，以其多樣的學術活動營造了濃厚的學術空氣，為河西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所取得的豐碩的學術成果標示著當時河西地區文化發展的歷史高度。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年遊學受業於張掖郭荷，盡得其傳。他「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郭荷去世後，他守孝三年，然後隱居於臨松薤谷（今張掖馬蹄寺景區），從事於撰著和教學，著有《春秋墨說》、《孝經錯緯》等，受業學生多達千餘人，名噪於時。張天錫派人具書持節，前去徵召，他指著飛翔於天際的大雁說：「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使者拘系了他的弟子，郭瑀感嘆說：「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征。後仍歸隱於南山。前秦時，苻堅又派人去徵聘他，正遇上他父親去世而罷休。太守辛章派遣書生三百人前去受業。苻秦末年，王穆起兵酒泉，郭瑀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響應。王穆任用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他「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後卒於酒泉南山赤崖閣。[22]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大儒郭瑀的女婿和得意門生，曾經隱居於酒泉，從事講學和著述，遠近從其受業者，多達數百人。劉昞生歷西涼、北涼和北魏三朝，都受到最高統治者的極大重視。劉昞在西涼朝任儒林祭酒、中郎、護軍等職，深得西涼王李暠的重視。其得劉昞，用比三國蜀主劉備之得諸葛亮。西涼為北涼沮渠氏所滅，劉昞再入於北涼，沮渠蒙遜拜其為秘書郎，掌管著書證史工作，並在西苑之中建造「陸沉觀」作為學府，供其教授學生之用。沮渠蒙遜死後，其子沮渠茂虔對劉昞的尊重更是有增無減，尊其為國師，並令文武百官一律聽其講學。北涼時期，還將所著的《敦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作為河西文化的典範作品，獻於南朝的劉宋。可見劉昞影響之大。在公元5世紀，北魏滅掉偏處河西的北涼政權，年近古稀的劉昞再入北魏，被拜為樂平王拓跋丕的從事中郎。劉昞對於北魏政權朝政和文物制度的建立多有貢獻。後於涼州患病而卒。在其卒亡之後，在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太保崔光奏稱：「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23]劉昞一生著有《略記》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二卷，《靖恭堂銘》一卷；並註疏《周易》、《韓子》、《人物誌》、《黃石公三略》等書。其中《略記》、《涼書》和《敦煌實錄》，是三種不同體裁的著作，各具特色；特別是《敦煌實錄》，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實錄性的史書，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通過這些著作，即可見出劉昞學問之淵藪。說其為南北朝時期敦煌乃至全國的一位大儒、大學者，當是不謬的。
闞駰，字元陰，敦煌人，著名史地學家。祖父闞倞，父親闞玖，都是當時河西的著名學者。闞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儒」。在沮渠蒙遜的北涼政權中，他官至秘書考課郎中。公元436年，北魏滅北涼，佔據河西走廊，闞駰官拜北魏樂平王拓跋丕的從事中郎。樂平王死後，他流落到北魏的首都平城，「家甚貧敝」，饑寒而卒。他生前曾註疏王朗的《易傳》，撰《十三州志》等。《十三州志》是一部繼《後漢書·郡國志》之後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書中對河流山川、地名物產等都作了認真的考證，在很多地方糾正了前人的錯謬，是一部極具學術價值的巨著，備受學者的重視。[24]
索靖（230—303年），字幼安，敦煌人，西晉著名書法家。生於累世宦族之家，在西晉王朝曾任駙馬都尉、雁門都尉、酒泉太守等職。公元303年，率秦、雍、涼三州之軍討伐司馬顒的叛軍，受傷身亡。被追贈為「司空」，封安樂亭侯。索靖為人有膽有識，人稱其有「逸群之量」。曾與同鄉人汜衷、張甝、索玠、索永同在太學學習，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他博通經史，在文學和書法藝術上造詣尤深，受到士林極高的讚譽。其書法淺濃適度，氣勢雄厚，古樸似漢隸，轉折似今草，在我國書法史上享有較高的聲譽。著有《五行三統正驗論》、《索子》、《晉詩》以及書法學專著《草書狀》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少清貧，好學。二十多歲時，西遊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後又「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征拜他為儒林祭酒，讓他傳授儒學。他性情寬厚溫和，教誨學生、傳授知識從不倦怠，「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著作有《二九神經》。[25]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東晉時期著名的經學大師、教育家，節高德隆，頗為人所重，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前涼敦煌太守楊宣畫其像於壁以奉之，並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亦為當時之名士，備禮儀欲求見，纖則入處高樓重閣，拒而不見，馬岌退而喟然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耳。」遂題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室邇人遐，實勞我心。」此後張祚數遣人徵聘，拒之不就，所贈財物亦皆不受。宋纖勤奮好學，年八十仍篤學不倦，所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26]
宋繇，字休業，敦煌人。嬰孩時，父母先後亡，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少有宏志，隨張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群言，糜不綜覽」。後涼呂光據涼州時，官為郎中。後奔段業，官散騎常侍。後又奔敦煌太守李暠，佐暠成霸業，歷位通顯。公元420年，北涼沮渠蒙遜滅西涼後，曾感慨地說：「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遂任繇為尚書吏部郎中，委以考核官吏之重任。蒙遜臨終時又將其子沮渠牧犍託付於宋繇，令其輔佐。牧犍以其為左丞。北魏滅北涼後，繇隨牧犍到平城並卒於平城。宋繇酷愛讀書，尊重知識和人才，「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在處理政務上，是非分明，秉公無私。雖官居顯位，但家無餘財。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27]
索綏，字士艾，敦煌人,十六國時期著名學者。幼時家貧好學，前涼時舉孝廉，後因母喪而去官。後又舉秀才，為儒林祭酒。在前涼張駿時，任搜集內外大事之官。著作有《涼春秋》五卷，又作《六夷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被封為平樂侯。
趙，敦煌人。十六國時期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歷學家。曾任北涼太史令。著有《七曜曆數算經》、《河西甲寅之歷》、《陰陽曆書》等。在英人李約瑟所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趙被列為中國古代科學家之一。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十六國時期著名學者。常常閉門讀書，不交當世。精通陰陽之術，著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數十篇。
除了上述以儒學見稱的文人學士外，河西文化圈還孕育出了一大批在佛學方面造詣深厚的高僧大德。如涼州人寶雲、智嚴、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覽，張掖人沮渠京聲，金城人玄暢等。他們不辭艱辛，跋涉於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磧之中，西行求經，瞻仰聖跡。歸來時又攜回大量梵文或胡語佛經，在河西境內開窟建寺，或聚徒講經，或從事譯著，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做出了貢獻，並使佛學成為河西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8]

其代表人物是被後人稱為「敦煌菩薩」的竺法護。竺法護，原名竺曇摩羅剎，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八歲時就出家，拜外國僧人竺高座為師。晉武帝時，曾隨師遊歷西域諸國，學會了36國語言和文字，並獲得《賢劫》、《大哀》、《法華》等梵本佛經165部，攜帶東歸。回敦煌後遂致力於梵文經的翻譯。於元康四年（294年）在酒泉譯《聖印法經》，後在敦煌又譯出《道地經》及《不退轉法輪經》等，並圍繞譯經，發展了大批僧徒，培養出不少高僧。如其第子竺法乘亦「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29]，以及竺法行、竺法首、孫伯虎、聶承遠、聶道真等。每次譯經，大師、弟子、勸助的信士，都組成規模不小的譯經團體，如太康五年（284年）在敦煌翻譯《修行道地經》，筆受者、勸助者及書寫者近四十人。這為河西佛教的發展起了極大作用。竺法護自武帝太始二年至懷帝永嘉七年（266－313年）先後譯經47年，除他後來去長安、洛陽等地的時間，大部分時間在敦煌與酒泉，他所譯的《光贊般若》、《法華》、《維摩詰經》等為敦煌一帶所流行。法護一生共譯經210部394卷[30]，包括了大乘佛學的主要部分，如《法華》、《華嚴》、《涅槃》、《般若》等，是中國佛教史上的著名譯經大師，為佛教在中國的流傳做出了貢獻，故《高僧傳》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十六國時期的兩位譯經大師鳩摩羅什和曇無讖都在河西有過活動並對河西地區的佛教產生了重大影響。
鳩摩羅什（344年—413年），龜茲人，早年深受小乘佛學的影響，青年時改宗大乘，爾後主要從事弘揚大乘佛學的活動。他的弘法活動，曾對當時塔里木盆地各綠洲的佛教產生過巨大影響。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堅派大將呂光率軍進攻西域，次年，呂光進軍龜茲，大破龜茲諸國聯軍，東歸時，將高僧鳩摩羅什帶到涼州。途經敦煌時，羅什所騎的白馬病死，葬於沙州城內，並留下了一個神奇的傳說，至今還在敦煌一帶流傳。為此，後人特意建塔紀念，名「白馬塔」。此塔經歷代維修，至今仍聳立在沙州古城東南隅[31]。白馬的傳說及白馬塔的修建，說明羅什對敦煌地區的佛教確實產生過影響。羅什在敦煌稍事停留後，便隨呂光到達涼州，建精舍，授弟子，講經說法，翻譯佛經，使涼州佛教盛行一時。弘始三年（401年）後秦主姚興亦好佛教，遂出兵涼州，從呂光手中奪得鳩摩羅什，羅什被請到長安，繼續從事佛經的翻譯。羅什在涼州與長安共譯經74部384卷[32]，現存39部313卷。主要有《大品般若》、《法華經》、《彌陀經》、《金剛經》等大乘經典；《坐禪三昧經》、《禪法要解》等禪宗經典及《十誦律》、《大智度論》、《成實論》、《馬鳴傳》、《龍樹傳》等律本、論著和傳記，這些佛典成為後來中國佛學學派和宗派建立自己的理論和學說的基本依據，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後人將他和唐玄奘、義凈並稱為古代的三大翻譯家。
曇無讖，原為中印度僧人，後輾轉罽賓（今克什米爾地區）、龜茲、鄯善（今新疆若羌）來到敦煌，在這裡熟悉了漢語。沮渠蒙遜滅西涼後，將他作為「聖人」接到姑臧主持翻譯佛經。在譯經過程中，有僧道數百人參加，遇到的許多疑難問題，獨有曇無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33]。再加上他的文字修養很好，故其翻譯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由曇無讖翻譯的佛經共有11部，即《大般涅槃經》36卷，《悲華經》10卷，《金光明經》4卷，《海龍王經》4卷，《菩薩地持經》8卷，《菩薩戒本》1卷，《方等王虛空藏經》5卷，《方等大集經》29卷，《方等大雲經》4卷，《優婆塞戒》7卷，《菩薩戒優婆戒壇文》1卷。
曇無讖早習小乘，後從一白頭禪師改習大乘，喜其義理，於是專攻大乘。他主持翻譯的11部佛經，都屬於宣傳「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經，其中以《大般涅槃經》最為重要。據記載：「讖既達此（涼州），以玄始十年，歲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遜）勸請令譯。讖手執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銳，而為法殷重。臨譯敬慎，殆無遺隱；搜研本正，務存經旨，惟恨胡本分離殘缺未備耳。」[34]此經進一步發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說，不僅承認「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而且還進一步認為，斷滅一切善根的「一闡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這一新的提法，是對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大般涅槃經序》譯成後，在河西等地廣為抄寫流傳，對大乘佛教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35]
河西佛教文化的興盛不僅表現在佛經翻譯和聚徒講經上，還表現在開窟建寺和靜坐苦修方面。河西地區現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國是少有的。這些石窟寺雖沒有興盛於漢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淵源，則大都產生於十六國時期。《高僧傳·曇摩密多傳》說：「曇摩密多，此雲法秀，罽賓人也……博貫群經，特深禪法……遂渡流沙進到敦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為嚴靜。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記載涼州石窟開鑿時說：「涼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斫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尤其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雖盛於隋唐，下迨宋元，但其開窟建寺之始，卻在十六國時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止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岩，造窟一龕。」[36]這些活動同講經說法、翻譯佛經一樣也有力地推動了佛教文化的發展，並為後世留下了大量可資考證研究的洞窟壁畫及其他實物資料。
伴隨著河西地區佛經翻譯和開窟建寺等活動，十六國時期，一度出現了「西天取經」熱。河西地接西域，成為西行求法者的必經之地。西行求法者，不僅有河西僧人，也有中原、江南的僧人，東晉著名僧人法顯就是從河西經敦煌到達西域的。《法顯傳》記載：「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元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西秦統治者乞伏乾歸的都城，先後設在金城和苑川）夏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南涼）。度養樓山（今青海西寧市北、大通河南之山脈）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段業遂留為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敦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余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敦煌太守李暠供給度沙河。」由於涼州是北方的譯經中心，中原、江南僧人也有到河西取經的，河西僧人也有東去南下，對中原、江南的佛教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如北魏太武帝滅佛，至文成帝興佛，其領導佛教復興的重要人物師賢、曇曜等大多原為北涼僧人，他們對北朝佛教禪學及戒律方面的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曇曜與現存大同雲崗石窟的開鑿與興盛更是有著直接的關係。因此，十六國時期，包括敦煌在內的河西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
綜上所述，河西從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組織實施對匈奴的反擊並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開始，歷代統治者相繼採取移民實邊和屯田墾荒的正確措施，經過六七百年的開發和經營，再加上它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地處中西交通孔道的優越地理位置，到東晉十六國時期，已持續發展成為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一個地區。在當時北方大混亂的情況下，中原文人學士的大量湧入，不僅使固有的漢晉文化得以保存、繼承，而且還在此基礎上有長足的發展，使河西一度成為漢文化的中心；佛教東漸，河西又得近水樓台之便，沙門僧人西上東下、求法譯經、開窟建寺使這裡成為佛教的聖地；五涼各政權的執政者對儒家文化教育和佛教文化的崇尚倡導更為河西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外部條件。終於，河西地區孕育出了獨具特色的學術文化，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徵的文化圈，湧現出了一大批碩儒高僧，以其卓越的文化活動創造出了光照千秋、澤被後世的文化成果，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書寫了極其光輝燦爛的篇章。
注釋：
[1]《漢書》卷96《西域傳》。

[2]《史記》卷110《匈奴列傳》。
[3]《漢書》卷55《霍去病傳》。
[4]《漢書》卷6《武帝紀》。
[5]《漢書》卷28《地理志》記載：武威郡，戶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張掖郡，戶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萬八千七百三十一；酒泉郡，戶萬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萬六千七百二十六；敦煌郡，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計戶七萬一千二百七十，口二十八萬二百一十一。
[6]參閱孫修身《敦煌與中西交通研究》第10頁，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參閱孫修身《敦煌與中西交通研究》第11頁，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後漢書》卷33《竇融傳》。
[9]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30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10]《晉書》卷86《張軌傳》。
[11]同上。

[12]《資治通鑒》卷123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條胡注。
[13]參閱武守志《五涼時期的河西儒學》，載《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14]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23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15]《晉書》卷86《張軌傳》。
[16]《資治通鑒》卷96。
[17]《晉書》卷126《禿髮烏孤載記》。
[18]《晉書》卷126《禿髮烏孤載記》。
[19]《晉書》卷87《涼武昭王傳》。
[20]同上。
[21]《魏書》卷52《劉昞傳》。

[22]《晉書》卷94《隱逸·郭瑀傳》。
[23]《魏書》卷52《劉昞傳》。
[24]《魏書》卷52《闞駰傳》。
[25]《晉書》卷94《隱逸·祁嘉傳》。
[26]《晉書》卷94《隱逸·宋纖傳》。
[27]《魏書》卷52《宋繇傳》。
[28]參閱杜斗城《隴右高僧錄》，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29]梁·慧皎《高僧傳》卷4《義解》。
[30]據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竺法護譯經數目，史載不一：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為154部309卷，《開元釋教錄》為175部354卷，《貞元新定釋教錄》同《開元錄》。今人呂徵先生曾作過詳細考證，見於《中國佛教源流略講》、《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
[31]參閱《敦煌簡史》第47頁，敦煌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編印，1990年。

[32]據唐《開元釋教錄》。
[33]梁·慧皎《高僧傳》卷2《譯經》。
[34]釋道朗《大般涅槃經序》，見任繼愈《佛教經籍選編》5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35]參閱齊陳駿等《五涼史略》第159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6]《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上文描述了河西走廊是為什麼以及如何被劃入中原政權的版圖的，也說了東晉十六國（即原作者認為的「河西文化圈」形成）之前的河西走廊的變遷。

東晉十六國為五涼依次統治，之後的南北朝時期屬北魏、西魏、北齊統治，從隋煬帝在涼州會盟西域各國到唐朝期間唐朝是時斷時續，五代十國時基本為少數民族控制，兩宋時期在西夏統治之下，元朝置甘肅行省，明朝收縮至嘉峪關，半個河西走廊仍在了關外，清朝恢復元朝的統治範圍，民國時曾為軍閥「馬家軍」割據。

所以說，問題所描述的這種版圖是斷斷續續存在的，我認為原因主要在地理上。

其一是河西走廊南有祁連山與青藏高原少數民族為屏障，北有龍首山、合黎山、馬鬃山、巴丹吉林沙漠、騰格里沙漠與北方少數民族為屏障，西面的界限比較模糊，歷史上曾以陽關、玉門關、嘉峪關、星星峽為界。東面雖與中原政權相接，但有烏鞘嶺為隘。這種與中原政權斷斷續續的關係，就是因為這種地理條件，斷是因為地理上相對獨立，天高皇帝遠，容易形成地方割據勢力或中原政權無法支援時被少數民族佔領，續是因為與少數民族之間有天然屏障，可以保護農業生產不受干擾。

其二是更為關鍵的一點，河西走廊儘管為我國五大牧區之一，但卻更適合發展農業。有保障的灌溉農業、較好的土壤條件加上充足的太陽輻射，使河西走廊成為了我國的區域性商品糧基地、全國最大的玉米種子產地。相同的生產方式成為了河西走廊與與中原在政治、文化上共通的經濟保障，使河西走廊成為插入西部牧區的一把利劍。

贊數過九就上圖。

9月13日首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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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片摘自《中國歷史地圖集》，用以表明各個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的政權歸屬和地理意義。因河西走廊並不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地理概念，因此用西漢所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今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市來定位河西走廊，下列圖片中紅圈即是。

當河西走廊在某個歷史時期被劃入某個政權時，並不代表該政權對河西走廊獲得與中原地區相同的管理能力，需結合其他文字性材料進行理解。

9月15日添加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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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地圖

上面的不清晰，但能很明顯看出甘肅與青海和西藏地形的巨大落差。
下面是谷歌地形圖：

然後是路線圖：

因為騎單車走過這條路，印象很深刻，所以看到這個問題忍不住答一下。
甘肅的整體海拔高度在1000-1500米上下，出了玉門，就到了古代傳統意義上的西域。在現在，出了星星峽（鎮），就到了新疆。這是因為河西走廊北方是沙漠或者戈壁，南方是高原。周邊唯一的平坦路線，只有武威—張掖—酒泉一條路。而且這幾個重要的城市都是建在水源上的。沙漠或戈壁中的集市必須有水，而且武威的北方是騰格里沙漠；張掖的北方是龍首山和合黎山；酒泉、嘉峪關北方沒有天險，卻占著周邊唯一的水源（當年玉門關能成為雄關也是得以佔據了水源，現在可憐的玉門關遺址據說在雙塔水庫中），而南方的高原是吐蕃的天下，這就使得河西走廊成為唯一一條從西域到達內地相對快捷的道路。
不僅在古代，現在河西走廊依舊十分繁忙，從甘肅到新疆，走公路也只有這一條路。內地人對新疆了解不多，主要問題還是新疆太遠，而且進疆的路線太少，國內只有四條主要路線，比西藏都少。
其實看著天山變成祁連山，走在路上的感覺很不錯，只是獨行，太孤單了。

純個人感受，如有不對的，請輕噴。

因為河西走廊。

中國古代地域劃分最重要的兩個原則：
1因地制宜；
2犬牙交錯。

恰恰甘肅都是最好的標本。

鐵血強宋淚流滿面。

看看初中地理課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