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主要思想是什麼？為什麼曾國藩如此推崇他？
晚清重臣曾國藩極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於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遺書》，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廣為流傳。有人說他是心學流派的，但「經世致用」和「知行合一」明顯不同；有人說他是氣學流派，這是什麼流派？
感謝邀請。蕭萐父和許蘇民兩位先生為這個問題寫了厚厚的一本《王夫之評傳》，區區研習船山先生學問時日未久，尚無深入剖析探討的功力，僅能談談自己學習的一些體會，疏漏謬誤之處，還望賢君子雅正，亦期能起拋磚引玉之效。
一、學術源流
船山先生作為「宋明道學的總結者與終結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義性質的新思想的開創者和先驅者」①，他在神州沉陸、禹甸為墟而不得不做首陽山下的遺民時，憑藉深厚的學問功底和久經浮沉憂患的社會經歷，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氣魄，和不竭的創造力，在批判繼承中國古代傳統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大量創造性的理論建設，在哲學、史學、道德倫理、政治經濟、文藝美學、宗教等方面都表達了前所未有的獨到見解，「其思想體系的博大精深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與同時代的諸大師比，雖然音學考據不如顧炎武，天文歷算不及黃宗羲，然而在思想的博大精深方面，特別是在哲學思想的建樹方面，則大有過之而無不及。」②其思想已經大大超越了宋明道學的範疇，作為明末啟蒙思潮中最為突出的大師之一，已然為儒學的傳承開創了全新的局面，深刻影響了後世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一眾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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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蕭萐父 許蘇民：《王夫之評傳》第九章.第605頁
②蕭萐父 許蘇民：《王夫之評傳》第九章.第627頁
船山先生雖然對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都有著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其受影響最深的、構成其思想體系基石的還是張載的氣學。
船山先生私淑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對其思想推崇備至，這一點在其自題墓石中已然自道其志：
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含恤以永世。
張橫渠即張載。
張載的學派，若以地域論則稱為關學，若以學術要旨論則可稱為氣學，與理學、心學鼎足而立，共同構成宋明道學，氣學與心學一樣，皆處在較為非主流的地位。
1、船山先生完全繼承了張載氣學的主要論點。氣學的首要主張為「天地萬物皆氣也」，且認為「虛實皆氣」，即並不存在有無的區別，只有「氣」的顯隱之別，常人所認為的「無」只不過是「氣」的隱匿不可察的狀態。其次即「理氣一元」，即認為天理並不是獨立的存在，還是蘊含在「氣」的不斷攻取變化之中並與之為一體的存在。這兩點是氣學的主要支柱，船山先生完全繼承了這一點，並以此為基石，構建其學術體系的大廈。因此船山先生的《張子正蒙注》可謂是其學問的樞要。
2、以《易》為學問根基。船山先生繼承張載學說的另一個特點，體現在對待《易》的態度上。朱熹重四書而輕《易》，以為其不過是「巫卜之書」，而張載則完全不同，其學問最重《易》，並認為其餘五經所含之理皆自《易》所發。朱張二人對待《易》態度的不同，體現了學問根基的不同，張載認為「天理」並非至高無上、永恆不變的，是與「氣」為一體的且與「氣」一同不斷變化的，朱熹則認為「天理」是永恆不變的，實然不過是應然的派生，而《易》的要旨就是「與時偕行」、「不可為典要」，兩人對其不同的態度也可想見。船山先生亦繼承了張載對待《易》的態度，對張載的學說極力褒揚：
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自朱子慮學者之鶩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為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柱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格、郭璞、賈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①
而在對《易》如何闡釋的問題上，船山先生繼承和發揮了張載「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的論點，否定了象數派結合天文歷算、五行學說對《易》的過度發揮，對義理派雜老莊之說的理論進行了修正，因此，船山先生在繼承張載「虛實皆氣」、「理氣一元」的基礎上，最為重視對《易》的闡釋，可謂是以《易》為宗，其《周易內傳》、《周易稗疏》、《周易大象解》、《周易外傳》可謂是其學術的「內功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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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子正蒙注》序論
3、倫理學說。在對待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態度上，船山先生是批判繼承的。他批判了程朱、陸王以「天理」為本源的學說，對陸王以心起理，忽視客觀世界的「逃禪」之說批判尤烈，然而在程朱偏重「道問學」和陸王「尊德性」的問題上，力求合二者為一，但更加偏向王文成公諱守仁，在高揚主體意識的基礎上，希冀以程朱「道問學」之法避免明末王學逞情任性、袖手談心性的流弊。即侯外廬光生所認為的：對於程朱理學，是「否定式的修正」，對於陸王心學則是「肯定式的揚棄」。另外，船山先生也與張載一樣，重視禮的修鍊，這也是以「禮」來修正王學的致良知之功，使之得以有的放矢。
4、政治經濟的學說。船山先生目睹了明末黨爭給國家帶來的混亂，明朝高度集中的君權應對內憂外患的無力，親自經歷了異族入主中原的時代巨變，同時在流亡途中親身考察了苗、瑤等上古社會的活化石，其豐富的社會經歷為其提出創造性的政治經濟思想提供了基礎，同時自王文成公諱守仁創明末啟蒙思潮之濫觴，明末資本主義萌芽及社會巨變，迫使著一批精英士大夫對舊有的政治經濟學說進行重新思考，船山先生作為同時代的一員，亦對此有著深入的思考。
二、後世顯名
船山先生學術的顯揚，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是鄧顯鶴，曾國藩的作用更多的是增加了船山先生的影響力。
船山先生作為明末遺老，對於清朝的統治，採取的是完全不合作的態度，不但在政治上不合作，在學術上也完全與官方乃至徹與江、浙、中原學者斷絕往來，只在深山中隱居，發憤著書。這樣有意的隱晦自己的學說，一方面是船山先生認為在道消正隱的時代，應當奉行「無譽無咎」的處世哲學，若冒然將自己的「正學」傳播於世，則不免重蹈孔鮒冒然投奔陳涉而瀆道的覆轍，另一方面，船山先生的學術內容包含著為時所不容的觀點，冒然傳播則不免有身家之戮。因此船山先生身前曾經叮囑其子孫，當「盡藏其書，二百年後乃可出」。因此其著作主要在其家族及親族好友中小範圍傳播。
然而其子王敔並不忍其父之學湮沒無聞，但顧忌到清廷文字獄之酷烈，因此採擷了其中未乾犯時忌的著作27種進行刊刻，這是湘西草堂版《王船山先生書集》。
到了修編四庫全書時，官方將其定性為考據學家，並且收錄了其六種考據著作。
由於船山先生著作未能廣泛傳播，時人對於他的學術尚不能窺其全貌，對他的定性尚不準確，更無法認識到其學說的偉大，直到鄧顯鶴的出現。
鄧顯鶴是清末湖湘學派中一個重要人物，梁啟超稱他為「湘學復興之導師」。他廣泛與湖湘名士進行交遊，提攜了魏源、鄒漢勛、何紹基等後學英才，對於湖湘學派的興起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對湖南本土文獻的整理出版，《清史稿》說他：
嘗以為洞庭以南，服嶺以北，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歷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鬱不宣。乃從事搜討，每得貞烈遺行於殘簡斷冊中，為之驚喜狂拜，汲汲彰顯，若大譴隨其後。
在這過程中，他發現了船山先生的著作，於1839年與友人歐陽兆熊、鄒漢勛等搜集編校船山先生的譯著，於1842年刊布船山先生著作18種，共150卷，以《船山遺書》命名，這是「守遺經書屋」版。
同時，鄧顯鶴在於湖湘名士交遊及自身的教學過程中，大力宣傳船山先生的學說，使得船山先生學術成為了清末湖湘學派重要的支柱。也是他首先將船山先生提到了與明末顧炎武、黃宗羲二人並駕齊驅的地位。
湖湘學派諸賢君子在他的影響下，無不以船山先生作為精神上的導師，作為湖湘學派一份子的曾國藩大力推崇船山先生的學說也就不奇怪了。
至於曾國藩在金陵刊刻船山遺書，這倒不是由他起意的，而是由他的弟弟曾國荃推動的。曾國藩在《王船山遺書序》中寫道：
咸豐四年，寇犯湘潭，板毀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征劉毓嵩伯山等，分任校讎。庀局於安慶，蕆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粗備。
當然還有其他涉及政治的說法，這裡就不道了。
三、學術要旨
因船山先生學說可謂是博大精深，單其著作就有48種之多，區區修習時日太淺，實在無力深入分析，因此僅羅列部分讀書所得，以饗諸君子。
1、虛實皆有，虛實皆氣
這點繼承自張載，即並不存在有無的對立，並不存在包容氣的虛空，而是虛空本身即是氣的一部分，一切不過是氣顯隱狀態的區別，一物之生是氣聚，一物之亡是氣散。這一立論破了玄釋虛與空的理論，為儒家世界觀的闡釋開闢了新的局面，之前漢儒及理學、心學在世界觀的闡釋上面，仍然時不時需要藉助玄釋之說，張載的氣學也未能完全否認包容氣的虛空，而船山先生得以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
人之所見為太虛者，氣也，非虛也，虛涵氣，氣充虛，無有所謂無者。①
虛空者，氣之量：氣彌綸無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虛空而不見氣。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②
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問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範圍也。③
氣的顯現，因可為人的感官所感知，因此人產生了有的概念，但是人不能因感官無法感知就否認了隱匿的氣的存在，天地運行自有其理，人即便是聖人也無法完全和天理同一，因此人敬天，然而人可以部分的與天地之理相通，並以此為人處世，這一點為修身中道德標準的來源做了闡釋，排除了心學以一己作為道德衡量尺度的學說，防止了肆意闡釋聖典的流弊。以現代的話來說，是明確了人理性的局限，但是又為人類不斷提升自己的理性划出了努力的空間。
同時為了人作為氣聚而產生的物，必然要散去，為了能把自己完整的歸還給上天，同時讓世間存留更多的正氣，所以必須要修身養德，即船山先生所謂的「貞生貞死」。這一立論解決了道德修養的動力問題，也是對玄釋虛空之說導致人對於現世道德教條無向心力的境況的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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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子正蒙注》卷一
②《張子正蒙注》卷一
③《張子正蒙注》卷一
2、理氣一元
凡言理者有二，一則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一則健順五常、天以命人而氣受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①
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②
理與氣互相為體，而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氣，善言理氣者必不判然離析之。③
理只是以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健者，氣之健也；順者，氣之順也；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④
簡單來講，這就是樸素的唯物辯證主義。氣的攻取變化必然導致理的變化，天理不是如朱熹所說恆定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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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讀四書大全說卷五
②張子正蒙注卷三
③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④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3、變動不居，因時得宜
凡物皆太和絪緼之氣所成。①
言太和絪緼為太虛，以有體無形為性，可以資廣生大生而無所倚，道之本體也。二氣之動，交感而生，凝滯而成物我之萬象。②
絪緼之中，陰陽具足，而變易以出，萬物不相肖而各成形色，並育於其中，隨感而出，無能越此二端。③
太極者，本動者也。動以入動，不息不滯。④
天地之氣恒生於動而不生於靜。⑤
氣機物化，皆有往未。原於道之流蕩，推移吐納，妙於不靜。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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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子正蒙注卷二
②周易內傳卷六
③張子正蒙注卷九
④周易外傳
⑤讀四書大全說
⑥老子衍
至於歷史思想、政治思想、文學思想、倫理道德思想、宗教思想，如要做一大致了解，可見《王夫之評傳》第九章。（饒了我吧，實在寫不動了）
四、學術感悟
船山先生曾經在《俟解》中說過：「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誠然，縱觀儒學學術長河中的諸賢君子，哪一位不是如此？孔子周遊諸國，為得就是能正衰亂之人心，邪妄之世道；孟子嶢嶢雄辯，力辟朱墨，至有千萬人吾往矣之豪言；張載早年慨然有經略西陲之志，為范純文一語折服，而開關學之說；文成公贛南平叛，扶大廈之將傾，建千古卓絕之功。修身治國平天下，既是聖賢垂訓後世的教誨，又何嘗不是聖賢自道其豪傑之志呢？
豪傑是胸懷大志之人。聖賢之學，本來就是代天而立百世之教，若無懷揣著吞吐天地、縛龍捕鯨、治平天下的氣魄，又何能在學術上做開天闢地之舉？
豪傑是元氣充沛之人。王夫之在周易內傳乾卦中解元亨利貞之意時，對乾元一道推崇備至，認為聖賢之幾在於此，而豪傑者，自強不息、剛健不止、元氣充盈之人，因此若無這股充沛淋漓的元氣，又何能臻聖賢之境？
豪傑亦是勇於決斷之人。倘若沒有毅然捨棄邪佞之道的魄力，又何能夠克己復禮，改過遷善唯恐不速呢？又怎能在生命與道義之間做出無悔的選擇呢？
王夫之本身就是這樣的一位豪傑，他在晦暗的時代，為了堅守其正道，毅然放棄了儒生治國平天下的志願，以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氣魄，從事學問的探討，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放棄了身前以卓絕學問的揚名天下的機會，一心一意的探索天道的希微，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正如船山這塊頑石一樣，王夫之以其苦心孤詣的「抱獨之情」，自覺選擇了崇高與孤獨，期盼著以自己一己之力，讓聖賢的學說潤澤百代之下的蒼生。
百年之後的我們，當時刻毋忘這股沛然的元氣，方能無愧於千載聖聖相傳的殷勤期盼！
敬上
你好，我就你的回答第一小部分表達一下我的看法。
毋庸置疑， 蕭、許兩位先生是研究船山的重要人物，但我本人並沒有完全讀完《王夫之評傳》。但是他們說「宋明道學的總結者與終結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義性質的新思想的開創者和先驅者」，這一點我覺得有商榷的餘地，特別是後半部分「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義性質的新思想的開創者和先驅者」，個人以為兩先生有拔高船山之嫌。為什麼這麼說呢？船山的主要著作，我讀過一些，經類和子類的可以說幾乎讀不懂，自認為領悟最深的當屬《讀通鑒論》。在這部著作裡面，作者反覆強調、三致其意的，我認為有三大主題：夷夏之防、君子小人之防和禮法之重。第一點，毋庸贅言，船山的民族觀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極端、最激進的。我就不舉例了，書中有多處論及，你可以去查看。如此極端的民族主義，怎麼能和近代人文主義聯繫起來呢？關於君子小人之防，這一點我感受比較深刻的是船山認為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既是先天決定的（和氣化說聯繫，（參見《讀通鑒論》三國卷部分，又和後天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他試圖從這兩方面把君子和小人的界限絕對化、神聖化。很有趣的是，在船山晚年重訂的《尚書引義·太甲》一篇里，他比較詳細地闡釋了他的人性觀，其中非常著名的一個命題就是」習與性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這就和君子小人之間的絕對化界限相齟齬了。總之，這一點也和近代人文主義性質的思想相左。第三點，禮法之復，書中論述禮法的篇幅雖然不多，但是共同表達了一個主題：禮法的極端重要性。換句話說，在論述禮法的時候，他反覆強調的還是儒家的三綱五常，試圖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尤其是前三倫神聖化、絕對化。這又怎麼能說具備了近代人文主義性質呢？
兩位先生之所以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原因是十分複雜的。我的看法是：船山本身思想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容易使人走入誤區，如果不全面、反覆研讀他的著作，就容易被他思想的某一面或幾面
迷惑，這是我讀船山的一些體會，這裡當然不是指兩位先生，提出這一點是想說明船山思想複雜性對於研究者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其次，和時代背景有關係。改革開放後，西方的思想湧入中國，各種學說和價值觀大行其道，人文主義就是其中的一例。換句話說，當時學界盛行用西方的學說來解釋中國的一些問題，人文主義可以說是」時尚之學「，好像不用那些學說解釋，就顯得非常落後一樣。這是時代的大環境決定的，不可過分苛責。最後一點，我想是船山思想的巨大魅力，使得研究者有意識無意識之間，把對於研究對象的敬仰、欽佩的個人感情融入到了對於他的解釋過程之中，因而出現這種拔高之嫌的論調，就不足為奇了。以上是我對於第一小部分的看法。
關於船山學說，個人認為相對客觀、準確的研究者及其著作包括：嵇文甫《王船山學術討論集》三聯書店1962年；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特別是嵇文甫的觀點，更有利於讀者全面把握船山思想的真實面貌。換句話說，在解釋船山學說的諸多研究者中，我傾向於嵇、陳兩位老師。
我認為 要想初步把握船山思想的整體面貌，《讀通鑒論》和《宋論》是不錯的選擇。第一，在這兩部書中，作者就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正面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對於許多問題的見解可謂鞭辟入裡，高人一籌，這不必贅述。而他的哲學著作如《周易外傳》、《張子正蒙注》等因為以闡釋經典的形式發揮自己的觀點，理解起來就有兩層難度：首先要理解這些經典，然後才能理解船山本人的觀點。所以相比之下，《讀通鑒論》更容易理解。這是內容上的具象與抽象之別。形式上，這部著作議論縱橫，跌宕起伏，感情充沛，可讀性極強，而其他著作因為體裁和內容形式，可讀性就不么強了，雖然不排除有些著作的部分篇章議論的精彩程度不亞於《讀通鑒論》，比如《外傳》和《引義》。《外傳》、《讀四書大全》和《張子正蒙注》屬於語言不太流暢的那一類。順便提一下，個人以為，從純粹修辭學的角度來看，兩部史論和《外傳》、《引義》的部分篇章，代表了中國古代文言的最高水平。這只是純粹的個人感情，以資一笑，不值深究。哈哈！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歡迎指正。
王夫之主要思想起碼夠得上十篇博士論文的容量——有志於此的話，可以去慢慢深究。
如果只是了解一下，或者明確他在學術源流中的地位，梁啟超與錢穆兩本《三百年學術史》是肯定要看的——你可以先看梁啟超的，因為是白話文，引文也少；錢穆就是正宗的學案體，作為明晰源流綽綽有餘了。
至於說曾國藩為什麼推崇王夫之。我想你大概不知道王夫之是哪裡人吧？王夫之是湖南人，和曾國藩是同鄉。問題來了：學術和地域有關係嗎？同鄉就要推崇同鄉嗎？所以你可以去看看楊念群的《
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其中關於湖湘學派的情況會對你有幫助的。
還可以推薦你看一下秦燕春的《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裡面解析「三大思想家」的地位形成尤為精彩，其中就包括王夫之如何通過曾國藩的推崇而逐漸與顧黃二人並列。
第一個問題很不好回答。
第二個問題倒是很容易：王船山也是湖南人。
另外，稍微了解一些船山的思想就該明白，他是徹徹底底反心學的，跟陽明完全不是一個路數。王夫之的思想，一兩句話說不清楚。就我知道的來說，王夫之強調歷史是進化的，古不如今。這個思想和他研究周易有關。想了解透徹，可以看南大出版的《王夫之評傳》或者相關的博士論文。
船山之學，本於張載，因此屬於氣學學派。至於什麼是氣學，粗淺的講，就是認為世界本源是氣。
王夫之與曾國藩算是同鄉，曾國藩推崇他的思想也不奇怪。原因，前面的答案已經說過了。
王夫之著作的學術價值當然是主要方面，不過還有個原因是他倆都是湖南老鄉
俺也鬱悶，王夫之學說是皇漢吧，滿清家奴為啥推崇他？
王夫之屬於氣學，和心外無物的心學基本屬於不同路。氣學的原始主張是在外求道，也就是一切不離外相，屬於自然外道。王夫之對心內求道的老莊道家和心學都大肆批判，其實是層次未到。
朱熹理學其實也已經走到在內心求道，但層次不如王陽明的心學。
心學，理學，氣學是明朝儒學的三大主幹。都比孔子孟子走的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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