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華帝國無論分裂多少次都會統一,而羅馬帝國分裂後再也沒有統一?

你認為有那些原因?


聲明:我對古典時代晚期史(Late Antiquity),尤其對西羅馬帝國經濟系統的崩潰有過較細緻的研究,因此以下答案主要關注點在羅馬,而非中華帝國。但我相信我的回答能夠給題主及其他對該問題有興趣的朋友們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路。

拋卻名詞語義層面上的爭論,(西)羅馬帝國的衰亡和中華帝國周期性的政權分裂並不具有太大的類比性。究其原因,則在於羅馬帝國(自此以下特指西羅馬帝國)的分崩離析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權更替、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政治轉換過程,而是一次彙集統一國內經濟逐步解體、交通和運輸系統逐步區域化、跨地中海貿易網路逐漸崩潰、農業人口變遷及農作物持續歉收、開放式工商業市鎮被更小規模的交易站和軍事堡壘所取代、常備軍士兵構成的逐步日耳曼化等一系列深刻社會變革的整體轉變。西羅馬的衰亡,是一次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過程,是一個大政治實體崩解為多個具有獨立政治、經濟和文化認同的小政治實體的過程;而中華帝國的周期性分裂則僅僅是分裂(Fragmentation),是一個大的政治實體周期性解體為更小政治實體的過程,而並未涉及多少政治、經濟和文化認同上的獨立演變。

用著名線上遊戲http://Agar.io來形容的話,羅馬的衰落就像是你踩到了病毒而內部炸裂,中國的短暫分裂就如同玩家控制下的細胞分裂。

下面由我舉兩個最具體而又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

情景一:不列顛尼亞(Britannia)

英文里稱羅馬的衰亡常用的是一個「Fall」——這個詞其實不太準確,因為西羅馬的衰亡是一個因地區不同而影響截然不同的過程;公元450年的不列顛和高盧北部已幾乎被徹底從羅馬世界中剝離出來,羅馬市場經濟的影子幾乎徹底消失,當地社會的權威認同也徹底本地化;而前進五十年,公元500年的亞平寧半島和高盧南部,卻依舊在外表上維持了「羅馬」的模樣——誠然,大道、橋樑和驛站已年久失修,納博納(Narbo)和馬賽(Massalia)的商貿港口也已鮮有人問津,古典時代開放式的城市布局也已是難見蹤影,但區域性的市場經濟依舊繁盛(從目前考古出土的陶器數量可以判斷這一地區當時依舊極大程度上維持了帝國時代的交易網路),普羅旺斯的小商人們和拉文納的貴族們依舊自認為羅馬人,昔日帝國的行政系統依舊在運作,米蘭(Mediolanum)的一位年輕學生依舊可以循著一百年前他的先輩走過的道路(雖然會更費時)去羅馬探望一位教士,坎帕尼亞的一位農場主依舊可以給他在翁布里亞的親眷送上一封長信而不必擔心遭血光之災。羅馬的衰亡是一個區域敏感性相當高的題目,不理解這一點就很難理解統一羅馬一去不復返的必然性。

不列顛作為羅馬人心目中「位於世界邊緣」的一個行省,在三世紀危機的廢墟上重建起了一個繁榮的商業經濟網路。與此前兩個世紀不同的是,3世紀中葉至4世紀中葉的不列顛經濟放棄了以大城市(如艾伯雷肯、倫敦)為唯一貿易樞紐的模式,轉而發展出了許多中小規模的貿易站和更加本地化的貿易網路。這樣的轉變雖然導致了不列顛的城市化程度發生倒退,倫敦等大城市的人口規模急劇縮小,但也同時加速了不列顛的羅馬化程度,尤其是經濟意義上與帝國經濟的整合度。我們不難注意到,不列顛的經濟模式存在問題——它極大地依賴來自帝國的軍事上的堅強後盾,而一旦這一軍事後盾消失,繁盛的經濟也將灰飛煙滅。383年,僭位者馬格努斯-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前往高盧作戰,徵召了大量原本駐防不列顛的軍隊,388年他被狄奧多西擊敗,但他的士卒卻多數再未回到過不列顛,一部分史學家也因此以388年作為羅馬帝國在不列顛的統治終結的年份(可參考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1, C.500-c.700,作者Rosamond McKitterick,編者Paul Fouracre)。從390年代開始,來自北方的皮克特人、自來西方的蘇格蘭人(Scots,為時代錯置,這一代詞在4~5世紀語境下指的實際是愛爾蘭人)以及來自萊茵蘭的撒克遜人對不列顛尼亞的侵擾和劫掠變得越來越頻繁,而帝國中央政府疲於應對混亂的內政而無暇北顧;394年的冷河戰役(Battle of the Frigidus)更是將西羅馬帝國近二十年培養起來的精銳部隊幾乎一戰報銷。居住在哈德良長城以南的羅馬-不列顛居民(Romano-Britons)別無選擇,必須自謀生路。

蠻族人對不列顛的入侵與羅馬在不列顛統治的結束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Creative Commons)

大環境交待完畢,現在我們設想一個情境:

你是一個居住在維魯拉米恩(Verulamium)附近的經營奢侈品生意的商人,你有著天生的商業頭腦和商人的敏銳嗅覺,早在戰亂開始之前就已經通過和高盧北部與帝國處於同盟關係的日耳曼貴族交易而有了一筆可觀的積蓄。然而隨著帝國從行省的撤出和蠻族入侵壓力的加劇,你發現你所信賴的舊有商業模式再也無法正常運行:你寄出的信件石沉大海,你送出的貨物一去不返,從大陸駛來的船隻越來越少,最終趨於杳無音信;而在撒克遜人的侵襲下,一座座城鎮在烈火中被夷為平地,流民們為溫飽而疲於奔命,你的生意再無銷路。

面對這種情況,你果斷的想到了一個解決當下問題的方便法門——既然權威已走,則必然新權威將登台。你散出大把金銀招兵買馬,並圍繞你的莊院開始修築深溝高壘的防禦工事,不出一年功夫,原來雕樑畫棟的亭台樓閣已然變成了巍峨高聳的城堡。就在你的城堡快完工之時,你遭遇了你的第一場戰鬥:一支移動作戰,四處劫掠的撒克遜人軍隊沖入了你的領地,並對你的城堡展開了猛烈的攻勢。你指揮你新近招募的士兵英勇作戰,並許諾作戰最勇猛的士兵土地和財產;經過一整天激烈的攻防,你成功擊退了這股撒克遜人,並且成功在維魯拉米恩附近樹立了地方保護官的權威。然而一次勝利並無意義,權威必然來自持續不斷的勝利;隨著你和撒克遜人作戰的增多,你的領地和士兵也漸漸越變越多,你開始不滿足於僅守著一座城堡過活,於是你派出了信使前往附近的城鎮打探消息。很快你就發現,原來選擇築起堡壘,召起軍隊,擔當起一方保護官的人還遠遠不止你一個;北邊的鄧斯特布爾(Durocobrivis,今日Dunstable)和南邊的蘇洛尼亞斯(Sulloniacis)都有當地貴族和富商招兵買馬占山為王,而與此前吃喝享樂的貴族們不同的是,這些領主們的權威實實在在的與他們的戰功和對當地居民的責任感綁縛在一起。

覺得眼熟?你不是一個人!中世紀的封建領主制絕不是一夜之間成型的產物;歐洲從古典時代向中世紀的轉變,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而不列顛作為去羅馬化過程開始最早和最快的地區(再次強調,我們這裡所指的羅馬,是其代表的經濟貿易體系、城市文明與人口交換),無疑是研究中世紀早期封建制度發祥機制最好的樣本之一。

3~4世紀典型的羅馬-不列顛鄉村莊園

(圖片來源:Chedworth Roman Villa,Furneaux Stewart Design Ltd,作者Tony Kerins,繪製於Adobe Illustrator)

以上這個例子說明了什麼?它說明了,即使我們假設公元451年,埃提烏斯(Flavius Aetius)所向披靡般地率大軍跨過海峽,他所面對的也早已不是那個羅馬人記憶中的不列顛了;當地認同已經漸漸取代對帝國的認同(這一點在不列顛尤其明顯,由於羅馬常備軍的主動撤出和一去不返,許多羅馬-不列顛貴族對帝國抱有不滿和怨恨,更不必提失去保護的普通百姓),甚至連語言都已經開始出現多元化分流的情況——隨著蠻族人在英格蘭的定居,各種土著語言與拉丁語雜糅形成了一系列克里奧爾語(Creole language),而城鎮的大量荒廢與貿易的中斷使得各地區之間更加隔絕。此時的不列顛,已在羅馬的沉重地基上搭建起了新的建築,「統一」已不是一個僅憑武裝優勢和政治正確就能實現的夢想,從此,羅馬是羅馬,不列顛是不列顛。

情景二:茅利塔尼亞(Mauretania)和阿非利加(Africa)

熟知這段歷史的朋友想必能迅速識別出,以上這兩個地區(我用地區而不用行省,是因為自4世紀以來,元首制下的行省制度已被新近的行政區制度取代)是汪達爾人(Vandals)自429年以來的大本營所在,亦是汪達爾-阿蘭王國的本土所在。另一個常用的指代這一地區的名字是努米底亞(Numidia)。

北非自羅馬人征服迦太基後,作為亞平寧半島的麵包籃子已經穩定的維持了近五百年的緊密經濟紐帶,如果說埃及是整個東羅馬的糧食命脈,那麼北非毫無疑問對西羅馬有著同等的重要性;無怪乎有一派史學家將公元429年汪達爾人跨越直布羅陀入侵北非視為壓死西羅馬復興希望的最後一根稻草(可參考Peter Heather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公元500年到630年的西歐形勢,淺藍色標記者為汪達爾-阿蘭王國

(圖片來源:Grote Historische Schoolatlas, H. Hettema Jr, 1959年版,荷蘭語)

大環境交待過後,我們依舊按照之前的套路,設想一個具體的情境:

你是一個居住在希波(Hippo Regius),出身中產階級的年輕學生,早在你出生之前,帝國北境就已是一片糜爛,不列顛和北高盧已經無可挽回地從帝國版圖上消失;在你蹣跚學步時,西哥特人已在阿基坦(Gallia Aquitania)站住了腳跟,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則在伊比利亞半島上肆意馳騁所向披靡。你按照當時很常規的程序接受教育,你天資聰穎而又勤懇刻苦,很快得到了當地教會長老的賞識,又輾轉經過朋友的推舉而獲得了一次去羅馬城深造的機會。正當你寄出了署有教會長老姓名的推薦信,自信滿滿期待著美好前途之時,地平線上卻傳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汪達爾人的大軍已經兵臨城下。

你對汪達爾人的侵擾並非一無所知,與大多數北非的居民一樣,你對此雖然感到一絲擔憂,但並未真正思考過大軍壓境;一者自直布羅陀到希波路途實在太過遙遠,二者阿非利加地處帝國腹地必然受到格外重視和保護,三者羅馬人依舊習慣性地認為蠻族人的慾望僅限於今朝有酒今朝醉,不會無止境地索取。然而汪達爾人的「矛之王」蓋薩里克(Genseric)用行動證明了他與他前輩們的不同——在跨越直布羅陀僅僅一年後,汪達爾人已經自海陸兩路向希波挺近,很快整座城池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

此後發生的圍城戰徹底刷新了你和你身邊所有人的認知。在最開始的兩三個月里,食物和淡水尚可向百姓充足供應,而城內官民在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的領導下也是士氣高昂,大有與汪達爾人魚死網破的決心。然而圍城四個月後,奧古斯丁在人們的震驚與恐懼中死去了,他的死讓守城軍隊指揮官博尼費修斯(Bonifacius)感到繼續守城凶多吉少,而你也親眼目睹了城內大量百姓因為缺糧少食而餓死在街頭,而城外觸手可及的田舍和穀倉被汪達爾人逐一焚毀。那些一直在集市上被當做傳說一般被四處傳送的關於北方蠻族的故事突然闖進了你安詳而美好的生活。

希波城遺址,位於今阿爾及利亞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Creative Commons)

冬去春來,汪達爾人的圍城部隊短暫撤去,博尼費修斯抓住這個機會帶領剩餘部隊快馬加鞭向東方而去,你則與你一位在軍隊里當自傭兵(Bucellarius)的好友一起加入了向東逃散的人潮中,你感慨自己的不幸,卻未意識到你身後那些被困在城內不得逃脫的人們將遭遇更大的不幸。當你輾轉徘徊幾個月後再次回到希波時,整座城池已是一片搖搖欲墜的廢墟(唯一的例外是奧古斯丁留下的主教堂,汪達爾人出於尊重未對該建築進行破壞),你曾經的親朋好友也已離散四方。

你翹首以盼王師南渡救民眾於水火之中已久,等來的卻是來自拉文納的一紙條約,同意將努米底亞和茅利塔尼亞的大部割讓予蓋薩里克而換取和平;而向來信奉機會主義的汪達爾人自然不會認真履行契約精神,西西里(Sicilia)、科西嘉和撒丁尼亞(Corsica et Sardinia)的陷落已經可以預見,整個西羅馬境內的所有沿岸港口市鎮也將徹底暴露在汪達爾人的五橈戰船(Quinquereme)的虎口下。已經繁盛了近六百年的西地中海貿易在汪達爾刺刀的威脅下漸漸趨於沒落,馬賽的船主不再敢將滿載紅酒和橄欖油的商船派向迦太基,塔拉科(Tarraco)的經銷商也不再敢將上好的皮革與羊毛通過海路送往義大利和東帝國;自奧古斯都時代起一直使得羅馬帝國各個地區保持有機聯繫和勃勃生機的內在機制——國內貿易網路,隨著汪達爾人在地中海的橫行無阻而被無情地打斷。當然我們必須認識到,商業網路的崩壞與城市的逐漸荒蕪一樣,都不可能是在轉瞬之內發生的;西地中海區域經濟合作體系的大規模崩潰,特別是以義大利本土與北非和西西里的隔絕為標誌的崩潰,是一個延續了近一個世紀的漫長過程。從中能提煉出來的一點是,汪達爾人的登場無疑給這一過程打上了一劑強力催化劑。

以上這個例子又說明了什麼呢?如果說不列顛和北高盧從帝國機體中的分離是一次令人不悅的骨折,那麼北非和地中海的淪陷則是一次截肢。失去了最重要穀物來源的義大利,陷入了糧食危機的惡性循環,隨之而來的是一輪又一輪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動蕩,身居拉文納的皇帝和貴族統治集團即使心懷大志也難以落實,馬約里安(Majorian)和巴西利斯庫斯(Basiliscus)的遠征嘗試都以戰場上的慘敗和皇帝本人的落馬而告終。其間,東西帝國雖然多次嘗試合力對抗來自汪達爾人的威脅,但西羅馬經濟體系無法換回的崩壞和東羅馬漫長東方疆界上所必須面對的各路敵人都使得此類努力或草草收場或大敗而返。如前所敘,汪達爾人控制北非和地中海制海權的真正危害並非政治符號的分裂,而是其對貿易網路的毀滅性打擊使得各個地區之間的聯繫進一步衰弱,加劇區域化和本地化的進程而淡化對羅馬的認同。政治上的短暫分裂可以通過一次迅雷般的再征服快速解決,但經濟和文化上的區域化卻是一個極難扭轉的過程;尤其對於西班牙地中海沿岸、南高盧和迦太基等倚賴商業貿易的地區而言,商業的衰落必然導致商站、航路和交通系統的迅速衰退,進一步引發此前我們已經在不列顛所看到的城鎮商業文明的衰亡和本地粗放農業和畜牧業經濟的取而代之。

美國畫家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的名作《帝國的歷程》(The Course of Empire)之四:毀滅(Destruction)

(圖片來源:Creative Commons)

到這裡,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浮現出來了:為何羅馬各個地區間的貿易網路崩潰會帶來這麼大的後續影響,而中華帝國歷經幾次大分裂時期卻並未出現大量城鎮被荒廢、大量人口退回蠻荒的情況呢?

這是一個相當有價值的問題。正如我開頭所聲明的,我對後期羅馬史有所研究,但對中國歷史卻比較一知半解,因此只能提供我的兩點猜想,供讀者參考:

  1. 對國內貿易網路與人口流動的不同要求。古典時代的各主要政權中,羅馬帝國的內部人口流動比例是最高的;有研究表明羅馬帝國在全盛時期內部人口跨省流動比例高達40%(參見Human mobility in Roman Italy, I: The Free Population和Human mobility in Roman Italy, II: The slave population,分別出自Journal of Roman Studies第94期(2004)和第95期(2005)),考慮到當代美國國內人口流動率(以跨越州境工作、學習或定居為標準)僅有30%左右(美國人口調查局2012年調查數據),羅馬的人口流動深度是相當驚人的。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必然帶動文化和商業的交流——一個來自艾伯雷肯的不列顛地主能夠暢通無阻地與一個居住在薩羅納(Salona)的海商談笑風生,一個來自約爾凱撒里亞(Iol Caesarea)的牧師能夠和他遠在安條克(Antioch)的同僚書信往來,其所依賴的是語言規範、書寫系統、表達方式等各方面的統一,而這樣的統一所倚賴的正是羅馬帝國境內各地區間人口長期而深度的流動。不誇張的說,任何一個地區一旦被從這個人口流動網路中割裂出去,該地區也將以極快的速度完成政治、經濟和文化意義上的去羅馬化。在不列顛和北高盧的例子中,這一人口流動過程的終止大約發生在公元380年代,與之對應的即是大約自380年代開始的迅速而難以挽回的去城市化、去商業化、政治碎片化和權威多元化的進程。以此推斷出因果關係顯然過於武斷,但兩者間明顯的正相關關係卻是不可否認的。
    以上論述只為說明一點:實現羅馬帝國的長期統一有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內部條件,即持續而通暢的區域間人口流動,一旦這一條件失去,羅馬的統一則會難以維繫。而反觀同時期的中華帝國,對工商業和國內貿易的依賴程度不及羅馬,人口的流動程度也自然低於羅馬,因而國家的統一局面與人口流動與貿易行為亦不存在如羅馬那樣的明顯相關關係,因此當天下局勢有變,軍閥割據政權破碎之際,羅馬的統一局面受到來自內部的巨大挑戰,而中華帝國因為不存在對人口流動的局限性要求,因而不容易短期內喪失統一認同。
    當然,如果要討論為什麼中華帝國對工商業和國內貿易的依賴程度低於羅馬,以及為什麼中華帝國各地區對「天下」的認同具有更高的韌性,則是另外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了,在這裡不做贅述。
  2. 地理環境上的區別。西羅馬帝國所處的地理位置使得區域化進程更加容易實現:不列顛與大陸隔絕,高盧與西班牙之間以比利牛斯山脈為界限,高盧與義大利本土之間以阿爾卑斯山為界限,北非諸地區則有地中海相隔,羅馬對西地中海其他島嶼的控制也往往局限於沿海平原(科西嘉與撒丁二島均是這樣的情況)。不難看出,這樣的先天地理條件預示了羅馬在中央權威失靈,各地區進入自治狀態的情況下很容易以天然存在的地理邊界為界限而演化出一個個具備不同經濟和文化面貌與地方性認同的區域政體——事實上這也正是476年後西羅馬下轄各地區的演變軌跡。

羅馬治下的撒丁島,藍色部分為羅馬統治未覆蓋到的地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Creative Commons)

反觀中華帝國,客觀的地理邊界雖然存在,但在地區之間起到的隔絕作用有限,當出現中央政府崩潰的情形時不容易發生長期而大規模的割據。即使是處於相對隔絕位置的蜀地,也難以在對外戰爭中長期維持獨立地位;而西羅馬治下的不列顛擁有海峽天塹,伊比利亞半島三面臨海而北倚高山,征討北非則更是需要動輒可觀的海軍力量,對於身居拉文納的皇帝和貴族統治集團而言,在危急時刻維持統一的成本要比各個地區維持自身獨立的成本高得多。

與第一點類似,我們必須要明確,這裡所討論的不是兩者間的因果關係,而是可見的正相關關係;以任何單一論點為依據結論都是片面而不準確的,在以上的例子中我們也應當避免陷入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極端論調。

原本我是準備添加上第三點的,其內容是關於羅馬統治人口與中華帝國統治人口的種族與宗教構成的不同,但經過深思熟慮我認為這一點主觀性太強且缺乏確鑿可信的證據支撐,因此選擇不予列舉。


簡單總結一下我的回答,不難看出,我的主要注意力其實集中在「羅馬帝國為什麼分裂而不得統一」而非「中華帝國為什麼分裂後得以回歸統一」,這一方面是出於對我自身知識邊界的合理考慮,一方面也是因為上述的站在(西)羅馬帝國這個視角上的論點即使在古典時代晚期研究領域內也算是比較新近的成果,我認為值得進行討論和分享。

我因為長期都是以英文寫作,對中文的學術規範知之甚少,各位讀者對本回答內任何細節有疑慮的,歡迎通過評論或私信問詢,我會儘快做出答覆。


羅馬沒分裂過,你有見過分裂了之後一頭還能往另一頭派皇帝的國家嗎?魏國有欽點蜀漢的皇帝嗎?

我真的不想再解釋了。


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現在的很多歐洲國家的前身,並非是從羅馬帝國分裂出來的。而是南下和西遷的各路日耳曼蠻族部落在公元五世紀打垮了當地的羅馬勢力後建立的。換句話說,他們是入侵者。
你管這叫分裂?你能說漢趙、後趙、前燕、北魏是從晉帝國分裂出來的么?


是誰給你一種現在的歐洲國家是從羅馬帝國分裂出來的錯覺?

歐洲現在的一部分國家是從羅馬死後的真空中重新建立的,而不是先被羅馬天子分封出來然後走向獨立的;還有一部分歐洲國家壓根從來沒有羅馬統治過,怎麼莫名其妙地成了分裂羅馬的獨立分子了呢?

另外,我也想不通為什麼歐洲統不統一的問題能讓中國人這麼糾結,都快成日經問題了。


這就是因果顛倒了,正是因為數次的再統一,我們才確立了,這種觀念,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影響。「那句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寫於明朝,而不是真的三國時期。在大一統國家第一次大分裂的南北朝,沒人真的能保證中國能再次統一,而第三次,第四次統一,就不太一樣了,有了第一次經驗,大家對中國恢復統一的信念更強。


因為內部差異性(熵)的不同


丟了就是丟了,過度糾結是不是分裂,其實也陷入了法統論的誤區


羅馬是分治,而後丟失西部省份。分治可追溯到戴克里先,更早來說共和制時代國家也是兩個執政官執政,怎麼成分裂了?


我認為是不好好學習歐洲歷史/中世紀/羅馬帝國話題下高質量回答就來搞個大新聞放黑啤的原因。


羅馬從未分裂過,他只是失去了西半部分。


我不覺得元和清的建立歷程能美其名曰中華帝國的統一,未免有些太自欺欺人了。

當然你要說是外族侵略者征服毀滅了分崩離析的中華帝國,然後被廢墟上中華民族的文明遺產同化成為新的中華帝國,我也勉強認了。

但即便如此也只適用於中後期的大清,元朝我不提四等人初夜權之類的什麼鬼,只說統治層格局,蒙古人管軍,色目人管錢(綠),漢人管民,官方文字也是蒙漢並用,但很多場合以蒙文為主,中國人只佔三分之一的權力份額,還是最無力的那一份,也好意思單方面宣稱中華帝國嗎?

既然如此老毛子憑什麼不能宣稱自己說是第三羅馬帝國、古羅馬文明的延續?他們的皇室娶了東羅馬帝國的公主,還是有血脈繼承權的公主。這樣看來,人家的皇室有羅馬皇帝血統,人家的帝王稱號是凱撒(就像元清自稱中原天子),人家的國旗是羅馬帝國雙頭鷹,怎麼就不夠羅馬了?

難道就因為有一群儒家士大夫自我麻痹跪舔外族政府者就能保證元清的政治法統嗎?既然如此俄羅斯文明的主體東正教文明也是由東羅馬帝國輸入的,毛子最初的宗教社區組織都是拜占庭過去的傳教士創建的,難道不比跪舔的儒家士人高大上?


各位對提問者冷嘲熱諷又貶低自己文明的,提問者的問題雖然不嚴謹,但是指向沒什麼問題。他的問題實際上是在問,羅馬帝國在衰退滅亡之後,為什麼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再也沒有出現一個強大的政權,統一地中海沿岸(即控制伊比利亞,亞平寧,巴爾幹,小亞細亞和北非),並向歐洲腹地擴展自己的邊界,推廣羅馬化的制度文化。


瀉藥。

先說一下,不認同題主的這種說法。

首先,歷史學概念中不存在中華帝國這種說法,一般認為的,是以中華文明固有疆域為核心發散出來的中華文明圈,歷史上形成的大一統的文化概念,是仰賴於這個文明圈的維繫下來的,歷代王朝,是這種文明形式上的表現。

其次,羅馬帝國分裂後再也沒有統一也是個偽命題。所謂的羅馬帝國分裂,題主指的應該是東西帝國分治。事實上這並不是帝國分裂的標誌。恰恰相反,這是當時的帝國中央出於加強對廣袤領地統治,提高行政效率而進行的一種政制改革。當然,事實上在後來,兩奧古斯都兩愷撒的政制增加了帝國不同地區的離心傾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直到阿提拉時代,西羅馬帝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仰拜占庭的馬首是瞻,更不用說貝利撒留斯和納西斯在義大利和北非的勝利在形式上再次恢復了羅馬帝國的舊有版圖。

再次,中國古代王朝的覆滅往往是由於內部矛盾激化,導致中央權力和權威的喪失。有所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固有的文化傳統沒有喪失,文明的特徵不曾滅絕,已有的歷史、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都能夠得以傳承。即便是在因強大外敵入侵而導致的王朝更迭時期,由於中華民族特有的堅韌不拔與不懼犧牲,外來者最終都會選擇與本地文明相妥協以求穩固自身統治。

相反的,對於羅馬帝國來說,其廣大的疆域融合了數以百計的民族和眾多文明系統,在征服的過程中,依靠武力的強悍和對本地文明有所保留的接納使得帝國能夠快速高效地擴張版圖,但是,由於羅馬特有的自治體制,各地區既有的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和思想體系等皆得以保留,一俟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壓迫失效,便立刻可以成長為地區分離的基礎。最簡單的例子,在東西帝國分立的時候,羅馬主教依仗西帝國的庇護始終與君士坦丁大牧首虛與委蛇,而在蠻族大規模入侵,西帝國滅亡法蘭克人崛起之後,立刻搖身一變成為了西歐的文明核心,並且在日後後來者居上,最終笑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又次,中國的思想基礎和羅馬的思想基礎有極大的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一向要求為統治服務,但是在羅馬,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後,神權逐漸取得了與君權能夠平起平坐的地位。向心的凝聚力上,遠不如中國傳統的聖王一來的有效。

最後,事實上羅馬帝國所面對的戰略威脅遠比中國為高。對於中國來說,東臨東海,南至百越,西有高原,北面流沙,這是一個既限制了中華文明在當時低生產力條件下向外擴張,又保護了中華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不會遭遇過於強大的外敵侵襲的地理形態。對於中華文明來說,致命的敵人始終是來自於北方的游牧民族,而羅馬則不然。北方的日耳曼諸民族、東方的游牧民族,非洲和小亞逐漸崛起的伊斯蘭信仰的游牧部落,都是這個帝國致命的威脅。可以說,羅馬帝國的疆域始終是處在外敵環伺之下的,加之中世紀過低的生產力,很難想像這樣的情況下,在東西方都已然進入高文明程度的敵人威脅下還能像中國一樣,同時保持著對內和對外的有效控制。


這時候就要探尋秦皇大一統的歷史意義了。這其中最重要,對後世影響最深的舉措就是進行了文字的統一。
語言這東西源於口耳相傳,因此越廣袤的疆土方言越多,如今的中國有成千上萬種方言,雖然讀音千奇百怪但寫法大體上不外乎繁簡兩種,這形成了中國人一直以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日韓近代去漢化進程第一大要務也是去漢字,足見文字對國家統一,文化統一,民族統一的重大意義。
這其中還有一個核心原因,就是漢字是象形文字,其寫法不隨讀法的改變而改變,在口耳相傳中也不會改變本來含義;反觀西方文字大多是依靠拼讀規律總結的文字,這在口耳相傳中,文字記載中難免有讀音差距,以及根據讀音猜想拼寫時難免有差錯,久而久之一個意思的字詞有很多種寫法。這也是西方社會始終難以統一最終分裂成多個小國的最重要原因。
祖先創立文字的時候更注重追求本質而非易學易懂易傳的形式,再由秦始皇統一,終於形成了我們統一的五千年華夏文化。


因為漢族人的人口始終有絕對優勢,不說以前,現在你把台灣省那百分之九十八的漢人換成荷蘭人試試,收的回來么?
同理海參崴的人口要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漢族,一定會回歸祖國


在中國歷史上,玩羅馬這種「兵強馬壯為之」繼承法的時期,之後絕對是會接個分裂時代的。並且再次統一後,都會分析解決導致「兵強馬壯為之」的原因。
而羅馬帝國到了連東邊都保不住的時候,還在玩「兵強馬壯為之」繼承法,這貨有救的話,那才真是見鬼了。
用來維繫羅馬帝國統一的基督教,相比較中華帝國的禮教有著巨大的缺陷。基督教是希伯來宗教與希臘哲學進行融合的產物,外殼與內核不和諧統一,這讓他天生就具有分裂的潛能。

事實上直到今天基督教都還在不斷地「分裂增殖」。雖然有些馬後炮,但指望用這玩意來維繫帝國意識形態的統一,真的實在是太腦殘了。
本身就有先天性疾病,後來又吃錯了葯,能「苟」這麼多年,已經非常不錯了


周代看樣子鬱郁乎文哉八百年天下共主
立大德,有大功,是有廣泛認同的概模
羅馬帝國血腥淫亂王朝短命,各被征服地區要麼以羅馬正統為榮,要麼以反抗羅馬為榮。


大漢帝國和羅馬帝國,一東一西傲立於地球文明之上。

然而這只是東亞人和部分歐美人的幻象。漢帝國立國基礎和羅馬帝國立國的基礎根本不一樣,根本不應該相提並論,實際上步入現代前也很少有人追溯本源把這兩者相提並論。

漢帝國...以及所有漢人王朝加外族王朝,立國基礎在於外無邊患,內控漢地十八省。依靠的就是漢地十八省上的農業和人口資源。

而羅馬帝國不同。羅馬帝國並不是一個統一義大利半島的王國。所以統一義大利半島並無法重回羅馬的輝煌。羅馬帝國的本質,是掌控地中海的王國,靠地中海的貿易來維生。義大利半島只是剛好是他的核心部分。問羅馬帝國無法再雄起,和問秦地為何在唐以後就戰略性大減是差不多意思。

正如在中國可以在秦地統一天下,可以在河北統一天下(劉秀),可以在山東統一天下,也可以在南京統一天下。而地中海貿易,可以在義大利掌控,可以在希臘掌控,但也可以在北非、中東來掌控,甚至可以只靠蘇伊士運河來掌控。這大概就是中華帝國統一而羅馬帝國分裂的原因吧。


一個中間是 中原

一個中間是 地中海


因為中華帝國是自耕農帝國,分裂後只要能夠重新分配土地就有了重建的可能。


問題其實是想說我大中華帝國的人民比歐羅巴土鱉牛逼多了,事實也的確如此。

不過最關鍵的是南北少數民族都對中華體制的認同,而歐羅巴蠻族雖然自稱羅馬帝國皇帝比如神羅沙皇俄國但是都沒有一統天下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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