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裡什麼是「敘事」，或者「宏大敘事」？

12-27

只知道現在這種已經被主流拋棄(？)了。。。也看過一些解釋，覺得不明就裡

謝謝 @Hakumo 的邀請。下面的文字真的是非常隨意的家常，極欠梳理和深入的討論——當時只是想吐槽一下Hayden While和Jean-Fran?ois Lyotard……以後有機會重新來討論這個問題，補交一下這份敘事性的答卷。

這裡就請大家移步 @司馬亮的回答~~。

敘事（narrative）其實就是講故事，講述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有一個或幾個主角，一開始是這樣的，後來那樣了。這個主角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組織、一個國家、甚至一個觀念。

該如何進行敘事呢？對十九世紀的史學家來說，這不是一個問題，或者說並不是史學所要考慮的問題。史家講述歷史事件和詩人敘說神話，在形式上是一樣的，區別在於內容，或者說獲得內容的途徑（cf White, 1984: 1）。史家的任務並不是探索如何呈現他的發現，而是窮盡收集材料、辨別其真偽立場——著名的蘭克史學中著名的「史料批評」（Quellenkritik）。當史家充分吸收這些史料之後，歷史事實就會向其呈現出來，他只要一五一十地述說就可以了。

今人很難有這般虛己的虔敬。

但無論如何，在歷史中，敘事實在是再基本不過的了。就今天而言，敘事仍然是歷史書寫中重要的元素——我很難想像沒有任何敘事的歷史作品……因為敘事過於基本，它的局限更多得為人們所注意、所討論。在最膚淺的意義上，人們會說敘事是主觀的，他沒有方法的指導。更進一步，就會有人說，如果一個學科的從業者只是基於自己的感受在講故事，這說明這個學科根本還沒有科學的方法，歷史就是這樣一個「不夠科學」的學科（cf Mandelbaum, 1977）——好像歷史就一定要和科學看齊……

但與此同時，另一些社會科學家也開始接受敘事作為一種研究的方法。例如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學部的教學實踐中，就長期把歷史敘事看做一種研究取徑，和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一樣，是一種可操作的方法。

「宏大敘事」，中文中的用法很寬。如果這裡說的是grand narrative，它指的是人類歷史發展演進的圖景，簡單說就是告訴大家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什麼，然後再以既有的規律解釋歷史事件。如果說敘事的目的是為了把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grand narrative宏大敘事就是為了給人類歷史一個一以貫之的解釋。前者是為了呈現歷史，儘管呈現中多少會帶有解釋；後者是為了解釋歷史，儘管解釋中多少要有所呈現。

所以，grand narrative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我們認識歷史的基本框架。框架幫助我們看到一些什麼，也讓我們看不到一些什麼。比如，我們把近一千年來的歷史想像成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我們就會覺得在10世紀的時候，現代法國的雛形已經在歐洲活躍了——當然，彼時法蘭西大地上的人們很難說有彼此間特定的認同。同時，因為拜占庭帝國沒有形成任何現代國家，我們也許就會傾向於覺得它一開始就是一個很鬆散的政體——我們會傾向於忽略，從小亞細亞到巴爾幹的許多地方，人們對君士坦丁堡有一種共同的認同（Wickham 2009: 2）。總之，框架為紛繁的歷史事件賦予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形態，讓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大概。

但現下，我們對grand narrative這個詞的使用往往是貶義。譬如我們同學歷史作業做的不夠細，老師可能就說，這個比較宏大敘事，我們要深入一點。在學術批評中，說某部作品是grand narrative，其實就是說她忽略了歷史背後的複雜性與偶然性，希望通過單一的脈絡來解釋歷史。德里達說，「福柯你的瘋狂史背後還是grand narrative啊」，這就是在說：「朋友儂瓦來賽！」——「老兄，你不行啊！」

輕描淡寫地說，我們要努力避免歷史研究中的種種後見之明，但我們又不能失去對歷史連續性的把握。有時，這很微妙。

還有一個詞，叫metanarrative，中文有時叫做「元敘事」，理論上說這應該是關於敘事的敘事，但其實在實際的使用中，經常會是以下兩種意思：

或者，和grand narrative 完全相同。
或者，是一種特殊的grand narrative，這種敘事不光要告訴我們歷史演進的規律是什麼，還要告訴我們：因為歷史演進的規律是這樣的，所以我們要這樣那樣做。換而言之，metanarrative不僅旨在解釋歷史，也要改變歷史。在這一種意義上，馬克思、哈貝馬斯是其代表（cf Blanning 2002: 5-11）。

希望對題主有幫助。很尋常的書，不出bibliography了。不過還是隆重推薦以下這本書，序言和題主關係的問題略微有少少關係……但人家就是寫得好：

@殷守甫的回答非常好，從史學理論的角度談了「宏大敘事」的概念。我這裡主要是就中國歷史學界中的習慣用法及範式實踐來做一點補充。

事實上我認為，在中國的歷史學界里，「宏大敘事」的意涵比單純的後現代史學理論批判要複雜一些，已經不僅是停留在「史學理論這個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上，而是直接和歷史學研究的實踐及批評聯繫了起來。我們應該看到的是，許多世界史、全球史、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概念，在中國歷史學界都處於和歷史研究實踐相隔離的狀態；只有在「史學理論」這個分支的學者所撰寫的論文中，大家才能讀到這些概念。而「宏大敘事」這個概念就不一樣，正如殷氏的作答中所說，它變成了一種常見的、對一些關注國家、民族，用「自上而下」的視角來看待歷史的批評。

那麼，為什麼這個概念會在中國史學界里產生影響呢？產生的影響又是什麼呢？

這裡我們要引用201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很能說明「宏大敘事」在中國歷史學界所指的對象：

歷史學中所謂宏大敘事大抵指研究者遵循某
種理論預設，以歷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為標誌劃分
時期或階段，從該時期或階段中尋出一些重大事件
或一連串性質相同相近的事件，根據這些事件的性
質特徵斷識它們反映了這段歷史的某種發展趨勢，
從中抽繹出一條線索為綱，將若干乃至所有事件人
為聯繫起來，在這條線索聯繫及其發展的趨勢中解
釋這些事件的意義、評價人物作為，並概括出這段
歷史的某種發展規律，形成某種理論認知體系。以
此方式講述歷史，即稱為歷史學的宏大敘事。
就中
國近代史而言，從以范文瀾為代表的老一代學者建
構中國近代史體系，到 1980 年代完善以「反帝反封
建」政治革命為主線考察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範式，
其實踐發展持續到新世紀。200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陳其泰主編《中國近代史學（1840－1919）》，
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的第 6 卷，承續了老一代
學者的思路；2009 年人民出版社再版吳澤主編《中
國近代史學史》（上、下），其主旨、內容與初版相較
無大調整。這兩部著作體現了原有範式研究所能達
到的高度，成為後人依舊有思路難以企及之作。

（劉俐娜：《疏離宏大敘事之後——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現狀及思考》，《湖北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110-114頁。）

換言之，「宏大敘事」在中國歷史學界當中，幾乎特指近代史的「主流敘事」。如果說得更具體些，便是由「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進而同中國共產黨史對接，描述從農民起義到工農運動、從落後挨打到民族覺醒，最終收結於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以「反帝反封建」、階級-民族雙線交叉的敘事體系。從這個角度來說，甚至劉文所列的兩部書都只是在「擴充」它；而位於這個體系的核心的，則應是《毛澤東選集》，外面包裹的則是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兩書，以及戴逸《簡明清史》等一批相對已有些學術色彩的著作。這些著作，構成了「宏大敘事」形諸文字的實體。

當然，「宏大敘事」和「主流敘事」兩個概念還是有不同的。「主流敘事」更強調結論的統一性（其他歷史學的寫作要能在觀點上被容納到這個「主流」里）和這種敘事的統治性地位（這個觀點要在對歷史的認知中佔據「主流」）。而「宏大敘事」則更多地指一種方法，不僅是看待問題的視角，也包括鋪陳史料、行文組織的習慣。展開來講，「宏大敘事」的視角，要求著史者始終把歷史問題抬升到國家、民族的層面上，書寫階級鬥爭、民族覺醒、抗擊侵略、步入現代，在線性史觀中不斷消除落後、走向進步的故事。而「宏大敘事」的行文組織，則更為具體，要求著史者援引「與主流敘事相稱的資料」（例如《毛澤東選集》等），不要迷惑於「繁瑣且局部」的碎片故事，並且一定要以雄壯有力、激昂向上的筆觸來著史。

「宏大敘事」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國歷史學界具有壓倒性的統治地位。這種壓倒性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視角上的，即絕大多數歷史著作，無論是研究性的還是敘述性的，幾乎都是在關注、書寫、回應那些「重大問題」，言輒稱「中國」如何如何、「中華民族」如何如何，很少去關注具體人的日常生活、具體某一「小型地域」的地方社會等等不那麼「宏大」的問題。再比如說斷代的時間點也是確定的，比如說不會寫「從宋到民國」的歷史，中間至少要斷一次（鴉片戰爭）。其二是資料上的。由於「宏大敘事」要求著史者必須看到大題目、大概念，因而許多具體的史料如清宮檔案等，便難免於所謂「局部」之譏。其極端形式，便是黨史學界中長期以「毛澤東選集」為唯一權威史料的習慣。近代史其他領域比這個要寬容不少，但仍然長期對具體的一手史料解析有所輕忽。

當然，也並非沒有人注意到這些問題。然而試圖修正這一問題的人，往往也會落入類似的問題里：他們寫歷史時，還是會下意識地講問題抬升。而那些臚列碎片史實的書，如「清宮傢具探析」等等，又因為構不成「敘事」（甚至有時候還要硬往「主流敘事」上套以便體現出這本書有「敘事」）而談不上方法的突破。

這裡要辨析兩個概念。第一，「宏大敘事」與「自上而下」（Top-Down）並不總是一回事。這裡虛構兩個例子：以奏摺和諭旨為史料研究光緒朝財政政策，以及通過國民政府的政令研究1930年代初國民政府的工業政策。如果有人做這兩個研究，那麼毫無疑問它們都是「自上而下」的視角，但嚴格來講並不完全符合「宏大敘事」，因為問題的設置並不契合「主流敘事」所對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史觀」（當然，廣義上講，說宏大敘事也並非不可，只是不夠準確罷了）。第二，「宏大敘事」與「以論代史」也不全是一回事。楊奎松先生曾同時用這兩個詞來形容近代史書寫的代表性風氣，但細究起來，「以論代史」比「宏大敘事」更強調行文風格，即拒斥具體事件的關注和對具體史料的考辨，將歷史書寫等同於政治論說。而「宏大敘事」更強調的是一個視角，行文組織更像是這種視角的一種體現。

而步入2000年代中後期以後，「宏大敘事」開始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反思。這與海外中國研究的譯介、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著作的稍有傳播、國內外學術交流的頻繁分不開。然而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1970年代後期出生的一代新生學者開始崛起，他們大多數成長於經濟起飛的年代，特別是1989年以後，宏大的國家、民族、社會議題越來越和生活中的政治脫鉤，或者說對政治的實踐與革命時代差異越發巨大。相反，切身體驗越來越集中於消費、物質文化、日常生活等等不那麼「宏大」的問題。同時，應該說，學術界的風氣雖然尚不能與美國的中國研究相比，但相較於1980年代的歷史學界，畢竟已經開放了很多，至少學術界可以容許年輕學人憑藉自己的興趣揀選題目、不必事事貼近主流敘事。與此對應的，是「宏大敘事」相關的領域，如清代政治史等或凋零、或轉向。而近代（或者「早期近代」）醫療衛生史、城市史、物質文化史、書籍出版史等領域則悄然興起，成為近年來有志走向學術研究道路者所樂於探討的問題。

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對「宏大敘事」有種痴迷，認為「宏大敘事」所要述說的國家、民族、社會乃是至高無上的皇冠；而做一些小題目，則不啻為歷史學的逃兵。這半年多以來，讀了很多美國學界的史學研究，深感先前未免將關懷與方法綁得太死。誠然，著史者要有宏大的視野和關懷，但這並不意味著視角必須限制在宏大的層面上。日常生活、潛意識的觀念、中介因素中同樣可以潛藏有宏大關懷的實踐，而且這些實踐的影響真未必比「宏大敘事」影響下的、稍早所習見的政治史、經濟史所指稱的要小。在此我要鄭重推薦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和劉文楠《近代中國的不吸紙煙運動研究》。兩位學者仍是在中國人著史的習慣下寫作，前者是前輩學人，後者……啊，好吧，相對於我而言也是前輩啦。前者關注早期近代的十八世紀，後者關注一般意義上的近代，也就是二十世紀。兩部書都是非常好的脫離「宏大敘事」來書寫宏大關懷的著作。

總之就是，「宏大敘事」在中國歷史學界里確實有其特指。我們今天可能經常會以各種理由嘲笑「宏大敘事」，但或許更有價值的問題是，如何超越它呢？我們看到的經常是就著小事寫小事，要怎麼才能就著小事寫大事？「政治」「社會」從來都會是歷史最迷人的主題，「國家」「民族」也絕不會遠去。但我們該怎麼去「看山捉水」，還是一個未知的問題。

比如我們談論一個姑娘。總體而言，大家對她的印象是其生活作風有問題，睡過的男人太多。
這時候來了一個圈外人，他想認識這個姑娘，於是讓大夥給大概說說這姑娘到底怎麼樣。
於是有人就說了，她很風騷的，一天換個男人。而且跟其中每個男人都睡過。我女朋友是她閨蜜，她給她看過很多她的床照。
又有人說，其實我睡過她，我覺得她挺有魅力的。怪不得這麼多人想跟她上床，我倒是可以理解，相信你睡了她你也能理解。
還有人是這麼說的，我是她們班的班長。有一次學校要學生的個人信息統一辦保險，我負責收集資料。那時我還特別留意了一下她的那份，是這樣的，她身高一米七零，體重四十八公斤。家裡邊有兩個弟弟，父母離異後，三個孩子都跟著媽。她媽媽在經營一家飯館，這個飯館在市財政局院子裡頭，生意看起來還不錯，包括現在（即十八大召開之後）。她的兩個弟弟一個在上初中，一個在上小學。

此三人說的，大致上沒有衝突。而前兩種說法，我們也許能稱其為宏大敘事。理由很顯然，這兩種說法強烈地導向了一個結論，而忽略了其他細節。而兩者的區別在於，第一個人在開始就說明了結論，其敘述策略是提出觀點，並且證明它。由於這種方法的局限性，它通常提取的是未經證實的二手材料。這也是民史（參照民科，民哲）的一般敘事手段。第二個人的方法則稍有不同，他首先擺出一手材料，然後對其進行分析，進而導出結論。跟第一個人的結論不一樣，第二個人的結論是一個分析命題。也就是通過邏輯分析來還原材料本身的結構。這種手段比第一種要高明，但是其缺點也相當致命。由於預設了分析主體，也就是作者自己，它很難做到客觀性，在材料的選擇上，也難以做到全面性（因為事實上，如果展開所有的史料，其結構與規律顯然不是一元的，鑒於此，這類作者對於史料的選擇，只能局限在對其敘述方案有利的那些。）不過，更要命的是，此類作者為了證明自己手段的合理性和權威性，往往會鼓動讀者進行理論實踐。他們的理由是：自己的學說在邏輯上是成立的，倘若真的去踐行他的理論，那麼從邏輯上來說，也會達到他所預想的結果。而反過來，倘若實踐後真的如作者本人所預見，則更能證明其理論的權威性，倘若與作者意圖相悖，則按照作者邏輯來說，這次實踐並沒有完全遵循歷史原則。簡言之，這種方法使歷史研究偏離了科學的軌道，因為它不可證偽。我想各位應該很清楚這是哪些人的慣用手段，就不多說了。
最後來說說第三個人的敘述手段。在擺出資料之前，首先證明資料的可靠性。這是現當代史學的基本規範之一。無論材料是一手二手，研究材料的來源及其合理性在敘述開始前是相當重要的。可靠性自不必贅言，材料的合理性（比如說統一買保險，要收集學生的個人信息，由於是買保險，所以這些信息應該跟個人家庭狀況與經濟狀況有關，因此這份材料在進行敘述時就有了合理性，在這裡，合理性指的是材料與事件本身的相關程度）實際上往往暗示著事件本身的結構，誠如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工具論所指出的那樣。然而，即便選取材料不夠全面（做到絕對全面斷無可能），這樣的敘述方式仍然能保持它的客觀性，其中原因在於，首先，材料的來源基於其自身的可靠性而不是作者本身的觀點。再次，證明材料的可靠性這一行為，其本身已經或多或少的還原了事物或事件的結構（證明材料可靠性，首先要求研究材料的來源，材料提供者的可靠性，其次，在第一步基礎上，分析材料何以如此的合理性，比如，以第三個人的敘述為例，在獲得姑娘的個人信息以後，要分析姑娘填寫的這些資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如果這是一次很嚴肅的商業行為，那麼材料基本可信，因此個人資料為真。而姑娘本人的生活經濟結構也為真。倘若這次買保險，不過是一個商家聯合學校的促銷活動，個人資料填寫不用特別認真，那麼姑娘的資料可能為假，如果為假，再鋪以其他資料，或許又能揭示出姑娘的性格特徵）在這個層面上，作者在開始敘述之前，就確立了整個文本的客觀性。
盡量列出多元化的材料進行敘述，也是第三個人區別於前兩者的特點。使用這種手段進行敘述，可以盡量避免敘述最終導向一種明確的結論。還原歷史，才是歷史學的根本任務，總結歷史規律，往往是一種政治行為（也就是波普爾說的歷史主義）。這也是現代歷史學家對宏大敘事嗤之以鼻的原因之一，對歷史理論的研究更多的是哲學家或者政治家的事，歷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應該有自己的任務與方法。因此，現代的歷史學家更崇尚中立客觀的敘述方式，如果有可能，甚至更希望完全摒棄掉敘述中的議論，而只對材料進行結構化的梳理（比較為大家所知的一件事是，《萬曆十五年》被認為是一本不夠嚴肅的歷史著作，其原因來源於此。很難相信，蘭克之後，還有人會這麼執著於歷史議論並且其著作還極為暢銷。黃個人的觀點，比如說大歷史觀什麼的，簡直讓人懷疑他對於近代史學的了解程度。）。如前所述，材料的多元化，可能會使歷史看起來更為錯綜複雜（因為歷史本身就是這樣），但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就是這些多元化的材料會導向一個結果。但與上述第二個人的敘述手段不同，這種結果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結構化的東西，不是簡單的邏輯推理可以歸納出來的。而正是由於這種可能，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就變得更為豐富與綜合。因為既然歷史會呈現出某種結構，那麼只從單一元素或者對象去研究它，顯然不能還原其面貌。那麼，從不同維度與更大範圍來研究歷史，就成了必要。上述部分極為粗略的說了一些布羅代爾和湯因比，說得太糙，見諒。

說了這麼多有點累，不過回頭再看看，感覺廢話說了不少。畢竟只是及其業餘的愛好者，手機打了這麼多字，還望題主能稍微看看。希望對您有些許幫助。

太久沒有答過和歷史學有關的題目都快忘了本行了，稍微談談我的一點淺見吧
什麼是敘事？敘事就是將一系列的事件編排在一起，當然，在歷史學中這種編排往往是按時間順序的。
然而，在敘事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必然裁剪和挑選了它的工作對象，那麼歷史學家為什麼編排出了劇情？這是因為他認為這樣編排過後的歷史是有意義的，而意義是主觀賦予的，這就成為了敘事的一個黑點。進一步而言，在尋找歷史「意義」的過程中，我們很容易墮入歷史哲學的深淵，而至少在所謂追求客觀性與科學性的科學歷史學看來，這是一個忌諱。
然而，我們是否可以想像一種非敘事化的歷史？
讓我們姑且先排除社會史中常見的共時性描述分析（這種分析把對象看作靜態的，而歷史，無疑，是動態的）。那麼，一種非敘事化的歷史，就是編年。克羅齊和海登懷特都將歷史哲學和編年史對立了起來（在前者那裡歷史本身是作為歷史哲學的）

一種純粹的，徹底排除敘事的編年，將會把所有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按照時序排列起來，不嘗試對事件做任何篩選（當然前提是通過科學歷史學的方法確認它們是真的），也不嘗試建立事件間的邏輯聯繫和發掘事件的意義。
這可真是科學歷史學「如實直書」教誨的完美體現了

毋庸置疑，我們都沒有見過這樣的歷史著作，而一切現存的編年史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編年。因為歸根結底，歷史學這門學科並不是關於過去事實的學科，而是關於「我們感興趣的過去」的學科，在書寫歷史之前，我們就開始尋找歷史的意義了。即使是歷史主義學派，同樣需要訴諸上帝以確保歷史的邏輯鏈條是有意義的而非無序的。

宏大敘事是在編排歷史情節的過程中，將宏大的，能賦予整個人類史以意義的概念作為情節主線，比如現代化，人的解放，絕對自由的實現，etc。這樣一種宏大概念的定義是模糊的，因此上文中對敘事的批評很大程度上也是對宏大敘事的批評。
宏大敘事一定是站在國家或社會的高度上嗎？不一定。或許一項研究關注的只是18世紀某個法國農村教堂的衰落，但這個對象被放到「封建主義衰落」或者「祛魅」的大框架下時，我們就試圖尋找這個教堂衰落的意義：它是否在證明或反駁上述的線索呢？這在進行的同樣是宏大敘事。
後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批評，和科學歷史學對於敘事的批評採取的是不同的方向。它將宏大敘事視作啟蒙運動以來試圖構建某種普適性思想體系的產物，這種敘事構成了對個體性和差異性的壓迫。然而可以指出，這種批評本身就是在進行宏大敘事，就像尼采攻擊黑格爾一樣，這是在用較小的玄學去替代大號的玄學。（我對後現代不熟，如果理解有錯請輕噴）
那麼，我們能不能擺脫宏大敘事呢？的確，在很多領域我們試著擺脫宏大敘事，比如我們已經超越了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解釋（雖然後修正主義解釋在先定論式的僵化死板方面甚至更勝於經典解釋），但至少我個人不相信我們能夠不用「現代化」（無論在何種定義上）的概念來談論近代史，或者說拋開這些概念很難做出有意義的研究。
如果我們不用那種科學歷史學的偏執霸權眼光來審視歷史，不是去尋找絕對統一唯一客觀真實（這串形容詞還可以繼續加下去）的歷史，而將歷史學視作我們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和解答他們的一系列嘗試，我們就會注意到每一種宏大敘事都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問題域和解答的途徑，二不同的敘事方案激發出了豐富多彩的問題與解釋策略：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歷史哲學鼓舞了無數的歷史學家，韋伯學派為我們理解現代世界搭建了必不可少的框架，托克維爾關於大革命的宏大敘事帶來了對於近代政治變遷的全新理解。
當然，一種極端的宏大敘事可能會產生這樣的觀念：歷史的劇本已經寫好，那麼歷史學家的工作只是為這個劇本配上一個年表罷了。然而，新黑格爾主義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肯定都不會同意這種觀點，雖然斯大林社會發展五段論指導下的史學研究隱隱約約有這點意思。國內對宏大敘事的反感，拋開蘭克客觀主義的深刻影響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對後者的反動，儘管許多是以宏大敘事批宏大敘事而不自知的。

敘事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作為歷史學你擺脫不了敘事。但宏大敘事就有一點問題了，如同第二位同學所說，宏大敘事認為歷史必然有規律，歷史發展成現在的樣子，有其隱藏在眾多歷史事實背後的本質線索。換句話說就是「目的論史學」。
就是說，你預設了一個結論（什麼主義啊，發展方向啊，當然很多史學家不承認自己預設了結論，認為自己是客觀的），然後在歷史中找事實去證明自己的結論。（兔國歷史學家為了防止被打臉，提出主流和支流的概念）

問題就是1、你預設的結論不可避免的受到現實社會條件和自身認識水平的制約。時代一過，就不適用了。結果就是被歷史打臉。中國近代史學史有其明顯，范文瀾用在近代史的革命敘事體系中用妥協派投降派影射蔣介石，還有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史學為現實服務，後文革發展到極致。改革開放後，80年代興起的晚清史研究熱潮，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正麵價值的肯定，都在迎合一個新的時代。但是他們能站住多久？革命史範式已經讓很多人厭煩了。
2、歷史敘事本來就是一個主觀的事情，得出怎樣的結論，選擇怎樣的材料，如何對材料進行編排和把握，都沒有固定的規律，也不能有固定的規律。歷史學變成「主觀之學」。後現代史學更是發展到了極致，作為文字為載體的歷史敘事必然是主觀思想的產物。不可能有「永恆」的意義和價值。

最後我想說，宏大敘事反映了任何時代歷史學家的「本能衝動」，但是它並不能代表真正的歷史。

史料是原始數據。

歷史學是壓縮演算法。

敘事是有損壓縮。

宏大敘事是追求壓縮比，不在乎精度的有損壓縮。

1）敘事

2）宏大敘事

粘一下李劍鳴老師的一段話：

「從事史學理論研究的人，對於「宏大敘事」也有不同的理解。許多人習慣於把「宏大敘事」、「元敘事」、「主導敘事」作為可以混用和相互替換的術語。但是，美國學者艾倫?梅吉爾在論及歷史的「一致性」（coherence）時，區分了四種不同層次的敘事概念：「敘事本身」（narrative proper）；「主導敘事」（master narrative），相當於「綜合」，即宣稱可以為歷史中某一部分提供一種權威的敘述；「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宣稱可以為全部歷史提供一種權威的敘述；「元敘事」（metanarrative），通常是對無處不在的上帝或理性的信仰，可為「宏大敘事」提供合理性的支撐。另一位美國學者小羅伯特?伯克霍弗，則用「偉大故事」的概念來指「各種局部歷史」的「大語境」，也指能為所有歷史敘事提供「合法性」的「被構想成歷史的整個過去」。他還舉了一些例子作說明：「資本主義、民族主義或帝國主義的興起和擴展」的故事，塑造現代世界的「宏大轉變過程」，斯賓格勒關於西方文明衰落的描述，馬克思關於歷史上階級鬥爭階段的描述，都屬於「偉大故事」的範疇。他把「偉大故事」說成是一個比「元敘事」更大的概念，可以包容所有的元敘事。但實際上，他說的「偉大故事」只是歷史研究中的「宏大敘事」而已。此外，還有學者把「宏大敘事」界定為「全體人類的（有開頭、中間和結尾的）故事」。」

具體參閱李劍鳴《「宏大敘事」的浮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IxMzk4Nw==mid=208501866idx=1sn=1a57c8818f0e5c74f2a03815ed740f83scene=7#wechat_redirect

敘事

簡單的說就是講故事，把一件件事情按時間的順序說出來。
例如人類的發展從」認知革命「到」農業革命「再到「科學革命」；小說中開端-發展-高潮-結尾。無一例外是以時間為軸，將一連串事件組織成前後連貫的故事。

宏大敘事-黑格爾」時代精神「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宏大敘事就是用黑格兒式」時代精神「來講故事，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宏大敘事並不是把歷史時間機械地一件件呈現出來，而是有意地用某種理論體系，把時間軸分成幾個階段，然後在這幾個階段中挑選出有特點的重大事件，並將它們連接起來，使歷史變得有意義。

而往往這個統籌全局的理論體系就是」時代精神「，時代精神是一段歷史時期內一個社會文明特點的總體概括，它反映了當時主流的文化價值和藝術思潮。這話觀點會把歷史的發展看成是背後」時代精神「在社會文化上的直接反映，把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點都看成是歷史的必然，歷史的發展具有明確的前進性。

宏大敘事弊端

如上所述，宏大敘事必然是」先驗邏輯「的，也即是現有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然後再從史料中尋找合適的素材。宏大敘事也是一種歷史決定論，它機械地把歷史上的事件分成合乎歷史方向與不合乎歷史方向，也就是說這種觀點是排他的，其他有意義的史詩會因為不符合理論體系而被排除。

事實上藝術不可能成為時代精神的傳聲筒，引用一段話：

每當一個古代的畫作，一個牆壁上的圖案，一截雕像或者一塊彩陶碎片要求被譯解時，任何稱職的藝術史學家都將試圖從自己的藝術史知識和創造性想像所提供的那些方面去猜測其含義，並努力的尋求進一步的證據把它拼成一個「已失去的文化」的形象。當然通常這種進一步的證據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可以找到，而藝術史學家的任務正是把它們拼在一起，使之成為有意義的上下文。他從不同的現象中讀解他要遵守的統一性。正是他自己把線索統一了起來，以便從中找出意義。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自己把線索統一起來」，以便「從中找出義」、找出「邏輯」、找出「風格變化」的做法，恰恰蒙蔽了我們自己。我們不能指望光憑藝術社會學就能解釋藝術史，或者以為藝術社會學能夠「破譯」藝術之迷。在事物的相似性中尋找同一性的努力實際上是循環論證的，用這種方法我們永遠都陷入在各個時代的藝術中尋找那個時代的精神中。「時代精神」這種定型套式阻礙了人們對各種藝術現象和作品的具體理解。
而那些異質性、偶然性因素因與邏輯框架或抵觸或不相干而被排除，那些與「時代精神」相悖或疏離的因素也難以進入「先驗邏輯」的視域。

批判時代精神表現論——淺談《貢布里希對黑格爾主義批判的意義》--《作家》2008年02期

建築理論與歷史的宏大敘事

第一代建築理論家其實研究的方式正式宏大敘事，代表人物是giedion pevsner kauffmann，他們認為從古典建築到現代建築有一條清晰的脈絡。
例如在Giedion 的《時間、空間、建築》中就把空間觀念的發展當成建筑前進發展的動力，他會從歷史同期不同領域中發生的事情論述時代精神的發展，例如物理科學界，藝術界，工業產品等等的變化發展都透露出空間觀念的變化。
Pevsner《現代建築的先驅們》同樣把去裝飾、標準化、工業化等當成一條進步的決定性的路線
他們都是現代建築的旗手，然而這種閱讀方式會讓他們忽略同期其他建築師有意義的發展。例如他們會把高迪、未來主義簡單貶斥為變現主義。忽略同期哈林、夏隆等有機建築的發展。他們無法對卡洛斯卡帕的建築進行定位等等。
這些充分反映了他們為了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而把體系以外的東西排除掉，而且，會忽略了現代建築中各種偶然性，建築師自身的個性，把他們的行為說成是情不自禁受到時代精神的影響而作出的回應。
由於種種的弊端，第二代建築理論家進行反思，更加關注主流體系以外的建築發展
第二代代表人物有：benevolo zevi banham(pevsner"s student) collins 總體來說肯定現代建築的貢獻，但並非宏大敘事，同時關注同一時期其他脈絡中的建築，是對於上述歷史觀的補充。
collins的《Changing Ideals in Modern Architecture 》（現代建築設計思想的演變）是非常厚的一本書，但其中的目標不是梳理出一條「正確」的路線，而是充分體驗該時代的豐富性。

所以現在的建築史論都強調把建築放回到原來的歷史背景中閱讀。避免陷入宏大敘事的循環怪圈中。

可以看一下《歷史的輝格解釋》
這本書很短，100頁不到，實在沒時間看個序章就行。新浪微盤上有電子版。

可以總結出如下與「宏大敘事」相關的解讀：有某種一貫的主題的敘事；一種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敘事；常常與意識形態和抽象概念聯繫在一起；與總體性、宏觀理論、共識、普遍性、實證(證明合法性)具有部分相同的內涵，而與細節、解構、分析、差異性、多元性、悖謬推理具有相對立的意義；有時被人們稱為「空洞的政治功能化」的宏大敘事，與社會生活和文化歷史的角度相對；題材宏大的敘事，與細節描寫相對；與個人敘事、私人敘事、日常生活敘事、「草根」敘事等相對。從本源上講，宏大敘事這一說法大概來自後現代理論，與語言學關係密切，與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利奧塔聯繫密切。一般對於利奧塔與宏大敘事的關係的描述關鍵有這樣幾點：

1．利奧塔將「後現代」態度界定為「不相信宏大敘事」，並以此凸顯了敘事與知識的關係，從而對啟蒙以降的現代理性主義傳統展開了深刻的反思。利奧塔之所以如此防範宏大敘事，是因為宏大敘事中含有未經批判的形而上學。

2．敘事方式，從表面上看，如果我們沿用利奧塔的概念，似乎全都是由「小敘事」構成，而缺乏整體的「宏大敘事」，構成小說的諸「小敘事」之間似乎缺乏有機的聯繫，因此從某種角度看，也可以認為它帶有一些「後現代」特徵。②

3．《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著作中，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利奧塔拒斥宏觀理論而推崇差異與悖謬推理，並且指責總體性、宏大敘事、共識及普遍性等。⑧總體的感覺是，利奧塔反對宏觀理論，解構了宏大敘事。《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是我們深刻理解利奧塔與宏大敘事的對立關係的有力嚮導。④從基本精神來看，後現代理論與宏大敘事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在論文注釋中，羅斯對她所使用的宏大敘事這一概念做了解釋。她說，她所用的「宏大敘事」這一詞語在這裡是指對於整個人類的敘述(thestoryofallhumanity)，有開始、中間和結尾。這種用法與阿倫·麥吉爾在《宏大敘事與歷史學科》一文中的用法相同。⑨只是麥吉爾區別了「宏大敘事」與「主敘事」(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敘事)，而羅斯則說明她要討論的美國和歐洲的主敘事，與人類進步的宏大敘事密不可分，而且一般都暗示了人類進步的宏大敘事的存在。⑥也即是說，美國史學寫作的主敘事與宏大敘事密切相關，而且主敘事一般對宏大敘事都有所反映。從麥吉爾在《宏大敘事與歷史學科》一文中的具體敘述來看，宏大敘事是西方歷史編纂學中長久盛行的一種敘述。⑦麥吉爾說，他借用的是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在《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①中所使用的「宏大敘事」這一術語的概念，在保留的同時做了些修改。依照利奧塔在該文中的表述，宏大敘事可以表述為，證明「科學知識的合法化」話語的合法化的敘事。在麥吉爾看來，「宏大敘事」這個術語最好被看作是指代一種無所不包的敘述(anaIl—embracingstory)，按照開頭一中間一結尾的順序來布局謀篇是其最顯然的意義。麥吉爾講明自己在文章中打算運用宏大敘事的更加概括的含義，是指代一種連貫性的觀點(avisionofcOherence)，特別是一種概括明了、足以支持客觀性的主張的觀點。麥吉爾還認為，宏大敘事與認為史學具有善於吸收其他學科的有用的方式方法的特點的神話密切相關。「終極世界的統一」是這種敘述的基本假設之一。②大致看來，宏大敘事本意是一種「完整的敘事」，用麥吉爾的話說，就是無所不包的敘述，具有主題性、目的性、連慣性和統一性。文藝理論批評中，經常使用這個詞語。史學借用這個詞語，是受後現代主義思想的影響。史學中的「宏大敘事」這一概念與歷史認識論息息相關，與歷史的發展規律及史學家對於這種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索與認識緊密相連，隱含著使某種世界觀神化、權威化、合法化的本質。羅斯這樣寫道，「由於將一切人類歷史視為一部歷史、在連貫意義上將過去和將來統一起來，宏大敘事必然是一種神話的結構。它也必然是一種政治結構，一種歷史的希望或恐懼的投影，這使得一種可爭論的世界觀權威化。」⑧這裡的「政治」，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關於國家及社會治理的政治內涵，更是後現代主義者所闡釋的強調一種將某種意志強加於人的以強凌弱的權力政治的內涵。因此，史學宏大敘事往往與意識形態脫不了干係。可以這樣認為，宏大敘事是一種完滿的設想，是一種對於人類歷史發展進程有始有終的構想形式。由於這種設想無法證實，反而常常會遭到現實的打擊而破滅，因此，不免帶有神話的色彩。另一方面，宏大敘事是針對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所進行的大膽設想和歷史求證，它的產生動機源於對人類歷史發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種希望或恐懼，總要涉及人類歷史發展的最終結局，總要與社會發展的當前形勢聯繫在一起，往往是一種政治理想的構架。宏大敘事與其說是一種歷史敘事，不如說是一種歷史構想。

根據羅斯的敘述，美國歷史寫作中的宏大敘事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來考察。④第一階段，19世紀以班克羅夫特和斯勞恩為代表的浪漫派史學家構建的宏大敘事，特點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進步的敘事」。這種宏大敘事是以一種「進化哲學」為基礎的，這種哲學揭示了一切歷史的統一性和連續性，使得歷史可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構建19世紀美國史學的宏大敘事，由緊密交叉的兩部分組成。一是西方進步的敘事，是對商業發展、政治代議制、知識的發展與傳播的敘述，對按計劃重塑整個世界進程的自由敘事。第二種就是對美國例外主義的自由的供和的敘事，這種敘事將世界的進步寄托在美利堅民族身上。班克羅夫特將以美國為中心的宏大敘事鑄造成一種傳奇，一種對美國天定命運的敘述，以清教徒傳教士人新英格蘭為起點，以1882年革命勝利和從歐洲的控制下獨立出來、國家統一和民主自由為結束。第二階段，19世紀以後比爾德等人對浪漫派以美國為中心的進步的宏大敘事的重塑，增加了諷刺的成分，在諷刺與浪漫之間徘徊，但最終仍然歸為浪漫。查爾斯·比爾德和瑪麗·比爾德的名著《美國文明的興起》(1927)成為這一時期宏大敘事的典範之作。與浪漫派的神話不同，比爾德的宏大敘事更接近於自然主義。在《美國文明的興起》一書中，進步既是一種有規律的敘述規則，同時也是一個必須明確提出和予以回答的問題。比爾德夫婦將美國的歷史刻畫成喜劇。它不僅是對美國天定命運所取得的成就的敘述，而且是美國社會為進步而鬥爭的故事。事實與理想之間是有差距的。比爾德通過諷刺的修辭手法將不好的因素、破壞性的經濟力量排除在美國之外，從而跨越了不完美的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巨大差距，完成了美國歷史文明進步的浪漫神話。與浪漫派不同的是，比爾德相信進步而又懷疑進步。他對於歷史的宏大敘事是否是一種進步的敘述產生了迷惑，幾年以後，這種迷惑轉變為懷疑史學家能否知道歷史的形式。也許這種懷疑正是比爾德史學相對主義思想的根源。儘管如此，在二戰後美國史學「碎化」嚴重，史學「綜合」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時候，比爾德夫婦的《美國文明的興起》一書常常被作為人們驚嘆缺失了並期待出現的綜合性著作的典範。第三階段，二戰後，美國史學對宏大敘事的重申和逐漸疏離。疏離宏大敘事並不代表沒有主題，一致論、美國的獨特性成為這時美國歷史著作中廣泛的主題，不過一致論中隱含著極大的諷刺。一方面，美國的獨特性仍然是美國歷史著作的主題和軸線。大衛·波特的著作《豐足的人民：經濟富裕與美國特性》(1954)就是典型範例。波特選擇了國民性格為敘述的主題，想當然地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國民特性被描繪成無所不包、永恆不變的。另一方面，美國的缺陷也成為這時美國歷史著作的主題之一，帶有諷刺意味。宏大敘事的難題之一就是「宏大敘事的講述是冒險的，因為未來的事件會疏離所講的敘述路線。」④因而一旦史學家認識到某一主題的宏大敘事面臨著諸多的不可能性，那麼他就會放棄這一主題，而選擇另外的主題。二戰後的宏大敘事也面臨這樣的問題。二戰後，美國享受著戰爭勝利、成為世界強國的喜悅的同時，也暴露出其自身內部存在的一些問題，暴露出美國力量的局限性。而對於傳承下來的宏大敘事來說，較為棘手的正是這種楷模的局限性，這威脅著以美國的獨特性為核心的宏大敘事的普遍完成。因而，許多史學家更多地是尋找美國的局限性作為他們歷史著作的主題，更多地採用了諷刺手法。在這些敘述中，美國歷史、美國自身不再像浪漫派和比爾德派所設想的那樣是完美無缺的世界典範，它們也有自身的瑕疵。但史學家們並不懷疑美國作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和諧的國家的獨特性。

個人認為，宏大敘事的實質是政治需要，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支撐框架……屬於歷史與政治交融地帶的模糊性產物。學習中，不到之處敬請諒解。

大飢，餓殍千里，人相食

這就是宏大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