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乙和帝辛均以「帝」為自稱，這是表明二者對神權的藐視還是憑藉神權來加強自己的統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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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時期，敢稱為」帝「。隨後這種說法減少。西周代商，武王弄出了」天命「的說法。因此，對上面兩位的稱號比較迷惑。

1、帝非商王自稱，而是上古帝王的通號，如同「皇」、「後」、」王「
《爾雅註疏》

林、烝、天、帝、皇、王、後、辟、公、侯，君也。
[疏]「林烝」至「君也」。○釋曰：皆天子諸侯南面之君異稱也。

考之史籍，前人稱夏王為帝者尚斑斑可見
《史記·夏本紀》稱夏王皆為帝，如帝啟、帝太康、帝孔甲等
《竹書紀年》稱夏王則」後「、」帝「混用，如」後少康「、」帝寧「（即帝杼）

2、天命非武王所創
《尚書·西伯戡黎》

西伯既勘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按，即紂王）。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易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於爾邦。」

剝奪祭司階層的神權，將神權和王權合一，實際上就是軍事貴族藐視神權，只想靠神棍麻痹子民，而不想要這些神棍指手劃腳，這對以後中國無法誕生宗教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不請自來————————————————————————————————————
假期正好在補一點商朝的歷史————————————————————-
新回答也很不錯啊——————————————————
首先在這裡表明不贊同題主說的—帝乙和帝辛均以「帝」為自稱—帝辛，是商國的人稱呼自己的國君的叫法。按照現已發現的甲骨和史書的資料來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國的人在稱呼君主時，便是在名字前加一個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所以說帝乙和帝辛不是自稱。這是從《殷商史·殷王稱號》這裡面看來的。
至於為什麼商人會把自己的國君前面加個帝字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猜想加上書上看到的隨便發散一下。因為商朝立國之後呢一直是以帝嚳的後人自居的，而且神化帝嚳創立了一元神教以此來維護統治。具體操作我估計和唐朝的情況差不多。然後的事情補救順理成章了嗎？既然我們祖宗的時候就是稱帝，咱們稱自己的君主前面加上個帝字也無可厚非。咳咳，這一段純粹是自我想像，當不當真你題主隨意。
題主說的是蔑視神權還是憑藉神權加強統治力度的問題，自然是憑藉神權來加強統治啦。在商湯滅夏，建立商朝之後，將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王集王權、神權於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也就是說商朝的時候出了啥事甭管是天塌地陷還是旱澇，其後的內涵都是由商王說了算。
至於周朝開始之後弄出了個「天命」的說法嘛就是因為利益需要了。因為周朝剛剛乾掉帝辛之後，還遠遠沒有能夠達到萬國來朝的能力。可能大多數人都受《封神演義》的影響以為打下朝歌商王朝就徹底滅亡了，其實不是的。那個時候的商朝只是失去了君位，而不是失去了王位。附圖一張。

當時的情況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用後世的話來說呢就是從皇帝變成了一路諸侯，當然我也不是說我是百分之百準確。
並且帝辛的兒子武庚還是依舊做著商國的國君。直到後面周公旦平定三監之亂後才算是周完全吞併了商。在這個前提之下，周為了從思想上瓦解商，才提出了這個「天命」。參見呂思勉《中國通史》
最後，咳咳，題主說的這個五帝稱帝也不是自稱，而是後人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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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裡面問到商人以帝嚳後人自居的出處，這當然是傳說啦。反正你也沒辦法證明我不是，我說是了怎麼滴？敢說我不是？打你信不信？這應該就是當時商人的想法吧。後代不都一樣么。
——————————最近一個月才研究的商朝歷史說的有什麼不好不對的地方還請各位多多指教，以免我繼續犯錯————————————

商的神權非常脆弱，因為商人是很功利的，不論祭祀，占卜都帶有目的性，總沒有成效信仰就會動搖。商王稱帝和帝乙的辱神事件就是神權衰落的象徵。

顓頊帝絕地天通

怎能不問是不是就問為甚麼...關於商稱帝的問題，我同意程流蘇的看法，帝不是自稱。另外關於天命，我不認為是武王所創，「天命」說法的來源不可考，但在殷周之際產生應是無誤。然後講一下「天命」論的意義吧。三代的宗教是以巫祝文化為主的，那麼巫的作用是什麼呢？「事鬼身而祈福於天」，也就是溝通天和人。而在周代以前，巫權是被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上的，發掘的古物可以顯示到，大致上商王是祭祀的主要人物，所以有「群巫之長」的說法，即便不是君主親自出馬，也只有得其授權才可行巫事。政治對巫權的絕對控制，是這一時期的特徵，國語楚語裡面「絕地天通」的神話可以參考，一言蔽之，此時商朝的合法性全來自於「天」的意志，而與天的溝通權利被政治所壟斷。轉至西周，「絕地天通」也就是巫權被王權牢牢控制的情況鬆動了。西周的「天命」是什麼呢？即是民眾可以反應天的意志，「天視自我民視」也是這種天命論的寫照，在此種天命理論之下，君主想要得到合法性，不僅要靠祈福於天，更要靠對百姓的德化。言下之意即是百姓和天之間存在溝通，這是「天命論」與商巫文化大不同之處，可以參看《召誥》，其中有不少要求君主以德化民，維護統治的告誡。這一時刻，由巫祝文化中濫觴的禮樂，不再是為君主服務的宗教和政治儀式，開始演變成倫理和社會的準則，「天命」就是其背後的依據，周公的偉大創舉可見一斑。一言蔽之，西周的合法性來自「天命」，天命不僅靠祈福於天，更靠德化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