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更戎法是什麼？

咱家就知道，一遇見這種對體制，法律法規，官職官制，公文運轉等最體現功力的基礎性問題，我們的淚痕大濕就躲起來看不見了。

誰來幫邀一下，他已把咱家拖黑。

給個咱家掛他一個不學無術整天腦補的機會嘛！

如果他不敢答，那咱家來答。

明天答。

第一更：

突然發現老王在兵制初探里有一個章節寫更戍法（不是更戎法），OK，直接無恥抄來。

以下引自《宋代兵制初探》

宋朝統治者並不滿足於禁兵駐紮的「內外相制」，自宋太祖始，又創設了所謂「更戍法」。北宋規定，除殿司的捧日和天武兩軍外，「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文獻通考》卷15《兩朝國史志》)，故「諸軍少曾在營」(《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52《乞罷將官札子》)，事實上沒有固定駐地，「更番迭戍」，「新故相仍，交錯旁午，相屬於道」(《文獻通考》卷153)。

據宋人說，設置更戍法的理由大致有兩條。一是使「將不得專其兵。(《文獻通考》卷153)。富弼說，宋太祖「盡削方鎮兵權，只用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所以壞其凶謀也」(《歷代名臣奏議》卷317)。二是使軍士「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鬥，習山川」(《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52《乞罷將官札子》)。沈括說，宋太祖「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夢溪筆談》卷25)。這兩條理由中，第一條自然是主要的，為防範軍權威脅皇權，必須利用更戍法，造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勢態，可算是煞費苦心。

北宋禁兵移屯有三種名目，即「就糧」、「屯駐」和「駐泊」，三者有較嚴格的區別。宋仁宗時，「中書、樞密院言：『剗刷到外處就糧馬，步軍六十四指揮，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人，欲並遣赴澶州駐泊。』從之。」(《長編》卷135慶曆二年二月己亥)這是禁兵由就糧改為駐泊的一例。又范仲淹在一份奏中建議簡汰軍官，主張朝廷派人往陝西與河東，「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同共揀選」，凡被簡汰者，「內屯駐、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范文正公奏議》卷下《奏乞揀沿邊年高病患軍員》)，也證明這三種名目不能隨便混淆。

「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往」(《文獻通考》卷152《兩朝國史志》)，「以糴賤而留之者」(《山堂群書考索》後集卷40)。就糧屬經濟性的移屯，將禁兵移駐糧草豐足的地區，並「許挈家屬以往」(《文獻通考》卷152)，而屯駐和駐泊一般是不許攜帶家眷的。應當指出，就糧並不限於京師禁旅往外地，駐外地的禁旅也可往其他地區就糧。如宋真宗時，「徙保德軍屯兵於并州就糧。先是，以麟、府難於饋運，故徙之渡河，保德芻糧亦鮮，故復徙焉」(《長編》卷71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乙巳)。

宋仁宗時，曾因河北路「冀、博、深三州糧食最為闕少」，故「那移軍馬」，往外地「就食糧草」。其中冀州二十指揮駐軍中，「那移馬軍十指揮」分別往真定府。大名府、懷州、衛州和恩州就糧；博州五指揮駐軍中，發遣振武軍兩指揮往澶州就糧；深州六指揮駐軍中，發遣雲翼軍兩指揮往外地就糧。[《包拯集》卷8《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關於這三州駐禁兵指揮總數，可參本書第41、42、43頁。]

屯駐和駐泊是軍事性或政治性的移屯。《兩朝國史志》說：「至於諸州禁，廂兵亦皆戍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管曰駐泊。」(《文獻通考》卷152)《山堂群書考索》後集卷40也說：「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可見屯駐和駐泊的差異，主要在於隸屬關係和指揮級別

的不同。陳傅良說，「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著在令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止齋先生文集》卷19《赴桂陽軍擬奏事札子第三》)。北宋開國之初，禁兵作為中央軍，各路和各州府一般沒有固定的駐軍番號和指揮數。由於三衙禁卒「分屯而更戍」，總約有一半出戍外地，一半營居開封，故開始出現屯駐和駐泊兩種名目。「凡戍更有程，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荊湖、川峽、廣南東路三年，廣南西路二年，陝西城砦巡檢並將領下兵半年」(《宋史》卷196《兵志》)。按照慣例，「諸路屯駐。駐泊軍回」，

皇帝還親自「引見」(《長編》卷241熙寧五年十二月壬寅)。禁兵離京屯駐和駐泊，往往需要長途跋涉。

例如宋仁宗皇祐時，「宣差在京步軍虎翼第四指揮使唐興下五百二十二人，宋興下三百二十人，至福州提轄司」，再由福州提轄司差往守備薄弱的州軍，以備「捉捕盜賊」(《文獻通考》卷156)。總的看來，禁兵的屯駐、駐泊也和就糧一樣，往往以指揮作為調遣的基本單位。

北宋實行禁兵的「更番迭戍」，一方面固然有效地防止了武夫的割據和叛變，另一方面卻又損傷了禁軍的戰鬥力。更戍的長途跋涉，特別是北方禁兵移屯南方，常不服水土，「一往三年，死亡殆半」。「只如差二萬人駐泊，及至當替，又須二萬人，常須四萬人可了辦」，「軍還到營，未及三兩月，又復出軍，不惟道路勞苦，妻孥間闊，人情鬱結」(《蔡忠惠公集》卷18《論兵十事》)。可見更戍法事實上也不一定就能使軍士們「習山川勞苦」，反而給他們帶來痛苦和死亡，影響軍事訓練。

由於更戍法造成了「將無常兵，兵無常將」的弊端，正如呂陶所說：「出師數萬，而以生殺存亡之柄，授人於倉卒之中，把旄賜鉞，建靈旗以啟行。而三軍之士不知其誰何，莫敢仰視其面，而欲與之同其死生，攻取戰捷，不亦難乎?」(《歷代名臣奏議》卷221)宋太宗時，宋軍這方面的弱點，在對遼戰爭中已暴露得相當充分。雍熙三年(986)，曹彬在涿州大敗，原因之一是「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長編》卷30端拱二年正月乙未)。宋仁宗時，蔡襄也上奏說：「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鈐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佐屬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蔡忠惠公集》卷19《請改軍法疏》)在出戍征戰之際，一般由各種番號的禁兵指揮臨時拼湊成軍，各指揮與部署、鈐轄等暫時委派的統兵官之間，號令不通，「不相管轄」，不能組成臂指相應的戰鬥整體，因而往往招致軍事失利。

更戍法持續了百餘年，到宋神宗時，才「慨然更制」，而規定禁兵「無復出戍」(《文獻通考》卷153)。但實際上更戍仍不能全免。

二更補充：

前面的部分，是老王在《宋代兵制初探》里對更戍法的簡要介紹，基本上可以說大面上的情況都講得很清楚了。

咱家肯定是沒本事給他翻牆倒灶說他水平差的，頂多也就是個敲敲邊鼓，查缺補漏的本事了。

咱家就在這裡講講老王在文章里沒寫的部分，例如更戍的調動和里程時間安排。

先看史料：

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癃老。至於諸州禁、廂軍亦皆戍更，隸州者曰駐泊。戍蜀將校，不遣都虞候，當行者易管他營。凡屯駐將校帶遙郡者，以客禮見長吏，余如屯駐將校。凡駐泊軍，若捍禦邊寇，即總管、鈐轄共議，州長吏等毋預。事涉本城，並屯駐在城兵馬，即知州、都監、監押同領。若州與駐泊事相關者，公牒交報。凡戍更有程：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荊湖、川峽、廣南東路三年，廣南西路二年，陝西城砦巡檢並將領下兵半年。

景祐元年，詔：「若聞陝西戍卒，多為大將選置麾下，及偏裨臨陣，鮮得精銳自隨。自今以全軍隸逐將，毋得選占。」三年，詔廣、桂、荊、潭、鼎、澧六州各置雄略一營，與歸遠軍更戍嶺外。

康定元年，頒銅符、木契、傳信牌。銅符上篆刻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五，右旁為四核令可勘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干字為號：一甲己，二乙庚，三丙辛，四丁壬，五戊癸。左符刻十干半字，右符止刻甲己等兩半字。右五符留京師，左符降總管、鈐轄、知州軍官高者掌之。凡發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復始。指揮三百人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已上用雙虎豹符。樞密院下符，以右符第一為始，內匣中，緘印之.命使者齎宣同下，雲下第一符，發兵與使者，復緘右符以還，仍疾置聞。所在籍下符資次日月及兵數，毋得付所司。

其木契上下題「某處契」，中剖之，上三枚中為魚形，題「一、二、三」，下一枚中刻空魚，令可勘合，左旁題雲「左魚合」，右旁題雲「右魚合」。上三枚留總管、鈐轄官高者掌之，下一枚付諸州軍城砦主掌之。總管、鈐轄發兵馬，百人已上，先發上契第一枚，貯以韋囊，緘印之，遣指揮齎牒同往。所在驗下契與上契合即發兵，復緘上契以還，仍報總管、鈐轄。其發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契官籍發契資次日月及兵數以為驗。

-----宋史 卷一九六

這則兵制中的調動說明，就對細節描述比較多了。

1、調動軍人出戍，有時間限制。其中大部分地區要去衛戍三年時間，廣西開發比較差，自然條件惡劣，因此只去兩年時間。陝西時間更短，半年時間（因衛戍區不遠）。

前面老王在兵制初探里所引用的那條史料，說「軍還到營，未及三兩月，又復出軍，不惟道路勞苦，妻孥間闊，人情鬱結」(《蔡忠惠公集》卷18《論兵十事》），其實說的並不是全面的情況，而是陝西當地的情況。就是因為陝西當地更替快，六個月就一換，而不像其他地區那樣兩三年一換。

2、管理手段上，有虎豹符、木契等信物，還有傳信牌這種傳遞工具。

虎豹符是中央向總管、鈐轄（北方路級單位多設總管，在宋真宗以前則為都部署，南方路級單位多設兵馬鈐轄，級別大致相當。但也有不同的，這裡不展開。）等下達調撥軍隊指令的信物。而總管、鈐轄則使用木契想他們的下屬軍官調集部隊，然後逐級響應。

3、傳信牌不是令牌。

看文字，很容易把傳信牌和令牌搞混，例如：

驛傳舊有三等，日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時。有軍前機速處份，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夢溪筆談 卷四

這個金字牌是從御前發出的快速通信手段，直接承擔通往軍隊的快速通信窗口。岳飛本傳和小說中所說的「十二道金牌」、「十三道金牌」，就是這個東西。

但這裡的傳信牌是另外一個工具，和「金字牌急腳遞」不是一個東西。

看史料：

合用堅木朱漆為之，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雲某路傳信牌。卻置池漕，牙縫相合。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用印印號上，以皮系往來軍吏之項。臨陣傳言，應有取索，並以此牌為言，寫其上。如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遣回。

-----宋史 卷一五四（這個很容易漏，因為不是兵志里的記載，而放在輿服部分）

這裡的傳信牌，是某路主將對軍隊開始集結部署之後，要下達命令的時候，為防止偽造命令，驗明命令真實性，而使用的信物。

既可當做令牌使用，也可以帖紙寫書面指令。

這是臨戰之時的通訊系統，和中央直接下達指令的金字牌不是一回事。

PS:

說實話，如果淚痕對官制官職、公文運行、法律法規能深入一點，有一點基本常識的話，他犯的那些錯誤他自己看了都害臊。

他就是因為缺乏這些打底的最基本的體制常識，所以腦補出來的東西簡直讓人不忍促讀。

希望他以後能少腦補一點，少看點白話通俗讀物，正經看一點嚴肅的學術文獻，摸一點原始史料。

否則他和圈圈功有個P的區別~

湊個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