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時代唐朝國力為何支撐能夠發動如此多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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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戰爭就是一個吞金獸，當年漢武挾文景之治所留下的豐厚財產對外發動戰爭都差不多把大漢給掏空了。
康熙連年征戰結果雍正接班時國庫差不多都空了。
可李世民時候大唐建國才十幾年，修生養息不到十年，整個大唐就敢對外發動大規模戰爭，滅突厥，征西域，滅吐谷渾。而且當時大唐還是一片治世
當時李世民和他的大唐為何有這等國力發動對外戰爭？

因為贓唐初期有兩個比較BUG的軍隊組織來源，都是不怎麼花錢的。

一就是均田制下的府兵，首先均田制的廣泛推行確切是在唐代，北周和隋代的均田制在制度上明顯優越於唐（比如北周和隋代奴婢也有權授田、土地禁止買賣限制了大地主階層），但推行不力啊，也就是說北周和隋代的均田制僅僅是在關隴地區推廣，這也就造成隋代軍隊依然依靠關隴府兵而不能依靠整個中原。唐代的均田制雖然有對大地主階層妥協，但湊湊合合推廣全國，這使得自耕農階層、富農階層灰常強大。府兵的衣服、口糧、生活用具都是由府兵個人承擔，政府為此可以節省一大筆開支。開元之前，唐朝中央負擔的軍費僅僅只有每年200萬貫，這什麼概念呢。我鐵血強宋一年的軍費要4800萬貫，還尼瑪處處挨揍。贓唐在開元前的軍費只有鐵血強宋的1/24啊！

為什麼贓唐這麼摳門，軍隊戰鬥力還能得到保障呢？

原因不外乎就是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剛剛推廣，一段時間內還不能夠被大地主階層侵蝕光。國家的中堅階層——富農、自耕農很多，自耕農家庭專註於種地的，可以以庸代役，多花點錢不服徭役。自耕農專註於打仗的，可以自幼習武，然後家庭花大錢供養他去上戰場砍頭攢功勛，到時候屌絲逆襲成勛貴。所以說實話，初唐的軍事戰爭的開支，都轉移到了普通自耕農的身上，而且自耕農還心甘情願自己掏錢給政府培養優質炮灰。這有點像啥呢，像TG的土改，土改後農民搶著爭著去當兵。

而在其他朝代或者唐朝後期，為什麼這樣行不通了呢？因為均田制、租庸調製完蛋了，大地主階層強大了。沒多少自耕農了，農民不是淪為佃戶就是奴婢，不但沒錢也沒有精力去給政府當炮灰了。政府招募軍隊，就只能用財政開支來訓練養活一批破產農民、市井流氓、少數民族軍閥，這個開支無形中就增加了幾十倍。

二就是草原游牧部落。唐朝在擴張戰爭中，幾乎每一次戰爭都有草原游牧部落的參與。唐朝政府給他們的唯一優待就是不收賦稅，但說白了，在古代你要是能從游牧部落身上收到賦稅那才叫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所以說這個優待其實就是一紙空文，本來你就沒辦法從他們身上薅羊毛的。還不如徵調他們作戰。

比如平定阿史那賀魯、完全消滅西突厥的戰爭。唐朝只出了漢兵幾萬人，卻徵調了五萬回紇兵、十幾萬西突厥僕從軍。這五萬回紇兵和十幾萬西突厥僕從軍，唐朝基本上是不花錢的。

再比如唐朝在西域首建節度使時，西域只有幾千漢兵，怎麼維持戰爭需要呢。很簡單，把從海南島流放多年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叫來，然後收攏幾萬帳西突厥人，這一下大略十萬人的軍隊就有了，而且還不花錢。

但是，拉攏草原游牧部落還不花錢，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須要戰勝不能戰敗，要有勝利後的戰利品可以劫掠，否則人家跟著你當炮灰是腦子犯渾了嘛。所以為什麼本來好好地服役唐軍的東突厥人暴動復辟了，最大原因就是唐朝多次徵調東突厥人參與對吐蕃的戰爭，結果敗多勝少，東突厥人得不到一點好處，還屢屢送命，也只能造反了。

最後一個原因，就是絲綢之路的興盛，使得唐朝的軍事打擊對象，都不是漢朝匈奴那樣的窮渣渣，而是都富的流油。尤其是西突厥地區也就是西域和中亞，那都是財寶彙集之所。程知節一次收降幾千胡人，就因為貪胡人財貨而將胡人悉數殺害。你要是把這幾千胡人換成漢朝的匈奴人或者明朝的蒙古人，你能搶個啥啊，毛都沒有啊。所以在對西突厥和中亞的戰爭上，唐朝完全可以做到以戰養戰，甚至只需要嘴一張，徵調附近臣屬國的錢糧來完成戰爭需求，而為唐軍作戰的草原部落也會眼紅戰後的分贓，爭先恐後地玩命。這點就比如高仙芝在中亞的數次作戰，要麼有拔汗那國給唐軍提供錢糧，要麼自己搶劫一番，基本上不花中央財政。

而為什麼唐軍在吐蕃和後突厥方面，卻經常進展不大呢？這也很簡單，吐蕃和後突厥相比於西突厥地區，太尼瑪窮了。

所以說，初唐能四處擴張，不是說初唐富，耗得起。而是初唐時期自耕農力量強大，他們自發地為政府承擔了大量軍事開支。主要作戰對象因為絲路商貿而都很富裕，所以有很多習慣搶劫的草原部落也搶著要給唐軍當炮灰，一起在戰爭中分贓，就此而已。

先說結論：

某甲外族不獨輿唐室統治之中國接觸，同時亦與其他之外族有關，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強大可致某甲外族之滅亡或衰弱，其間相互之因果雖不易詳確分析，而唐室統治之中國遂受其興亡強弱之影響，及利用其機緣，或坐承其弊害，故觀察唐代中國輿某甲外族之關係，其範圍不可限於某甲外族，必通覽諸外族相互之關係，然後三百年間中國輿四夷更疊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時當唐室對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

這話不是我說的，說這話的是大唐黑陳寅恪先生。

貞觀時代，主要的對外戰爭分為草原（東突厥、薛延陀）、西域（吐谷渾、高昌、焉耆、龜茲）、東北（高句麗）三個方向。但正如陳先生所說，貞觀時代的戰爭，更多地是因勢利導以小搏大的勝利。例如，滅東突厥有薛延陀與回紇叛亂的背景、滅薛延陀則有回紇叛亂的背景，高昌等國都非大國，比較成功的是征吐谷渾，而高句麗則沒有攻下。

回到問題里所述，貞觀時代的國力顯然依靠戰爭紅利的加成，比起歷經文景兩代休養生息的漢武帝時還沒有那麼深厚。而不斷勝利的原因，除了最終軍事上的一錘定音，如上所述，天可汗在外交上的運籌帷幄才是小投入大產出的根本原因。直到遇到高句麗這樣的硬骨頭，以唐太宗時代的國力是不可能複製之前的一蹴而就的。

之後唐廷國力不斷強盛，但是周邊各族也在東北亞民族大爆發背景下的養蠱競賽中，不斷進化成長。無論是唐高宗、唐玄宗時代都是既有大勝又有大敗，當然沒有唐太宗時似乎戰無不勝的印象來的深刻。

然後，照例要吐槽一下@關毛老爺的歪理邪說。他的回答總接下來兩條，一條是府兵無敵，一條是戰爭紅利。後者部分同意，前者純粹扯淡——或者說，至少過時了70年了。

府兵制神話歷史非常悠久，與之相輔相成的均田制神話。最早的起源是中晚唐人李繁的《鄴侯家傳》，歷經安史之亂後，唐人追憶貞觀榮光，無限美化想像唐初的制度，提出「北破突厥，西滅吐谷渾，南取林邑，東滅流求，皆府兵之力也。」這種思潮一直影響到後來的宋代，范仲淹、王安石軍政改革都試圖復活這個「兵農合一」的府兵制神話。——當然，這個調調如今已經落伍到快有七十年沒人提了。

府兵制的實質，我以為更接近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領主武士階層，而不是什麼自帶乾糧的自耕農土八路。

唐代均田制規定丁男、中男受田百畝——看上去很美對不對？我家有屋又有田，生活樂無邊有沒有？——然而實際上，以唐代的生產力一丁根本不可能耕種百畝，貞觀時靈口丁男所受不超過三十畝。那麼真正能保有百畝田的，至少是雇1-2個佃戶的小地主。隨著參加戰爭獲得勛田，這個小地主的受田能夠不斷增加，僱傭更多的佃戶、奴婢擴大生產——這是府兵-均田體制下的受益者階層。

真正的自耕農階層，唐代軍籍史料里大把「應受田百畝，實受田十幾二十畝」的府兵，實際上和軍事農奴沒有區別——作為家庭唯一的丁壯，上番、行軍則無法耕種農田，當兵所雖然免去租庸調稅，但是根本抵不上府兵制規定的自備兵器裝備乃至口糧的消耗。最後的結果，只能逐漸淪為上面有地主身份的府兵的佃戶、奴婢，甚至代其服兵役的炮灰。

關毛說府兵制進行不下去，是因為租庸調製和均田制完蛋了，大地主階層強大了——這話其實沒錯，只是因果顛倒了，本身有缺陷的府兵制就是這個大糖藥丸的元兇之一。

由於以上分析，便明白府兵制是游牧社會的落後組織，中國早進入封建社會，拓撥族及其繼承者卻把那種制度再施行於中國，拉向後走，維持了二三百年已嫌太久，如何再能繼續下去呢？

by大唐黑?岑仲勉

我把府兵比作中世紀封建領主武士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初唐府兵的主要職能是上番宿衛，而非對外戰爭的主力。唐人自己總結的好，「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這個是什麼？這不就是後來弱宋的「守內虛外，強幹弱枝」么？

初唐對外戰爭的模式是，少量府兵核心+大量兵募炮灰。所以外戰的主力其實是比府兵更苦逼的兵募。「兵募」雖然有個「募」字，但在歷史學分類時卻被不客氣地分為徵兵制，而非募兵制。因為兵募是在戰爭前，臨時性一次性地徵募士兵，他們沒有府兵免稅、勛田等獎勵，但是承擔的裝備、乾糧等負擔卻與府兵相差不遠，那麼能夠吸引其參軍的，又回到最初所說的戰爭紅利了。

而貞觀以後，對外戰爭陷入長期化膠著化，戰爭紅利不足以吸引百姓應募從軍，於是唐廷徵兵的手段乾脆就成了拉壯丁了。

打仗就是打仗。打勝了，可以搶掠對方，可以因糧於敵，可以以戰養戰，一切好說點（但也不能長期打）；打敗了，數年、數十年的積累一招喪盡，戰爭吞金獸的面目就露出來了。

貞觀年間，能在國力有限的情況下發動諸多戰爭且取得重大戰果，簡單分析，大致有五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唐軍最高統帥李世民本人超一流的軍事素質。

作為大唐帝國的最高領導人，李在政治上的耀眼成績掩蓋了他在軍事上的表現，以至於很多人忽視了李本身就是一個超一流軍事統帥的事實，本朝太祖稱之為歷代皇帝用兵第一人，絕非虛言。

李世民用兵，善戰前謀劃，善用精兵猛將，善戰機選擇，不動則已，動則如狂風猛浪，往往以少勝多，而且成本極低。最能體現這一風格的，就是虎牢關前大破竇建德的輝煌戰役，數千精兵幾天之內大破竇建德的10萬大軍。

此舉令時人瞠目結束，就像很多人現在無法理解貞觀年間唐軍為什麼屢戰屢勝一般。因為此戰之前，竇建德地盤廣大，政治上頗得民心，軍事上也是屢戰屢勝，還有北方強國作為依靠，文臣武將也都是一時之選。但如此強敵，一戰被李世民所滅。

當皇帝之後，李世民實際上嚴格控制帝國軍事機器的開動，很少大規模動員（此時主要是休養生息），但唐軍一旦有軍事行動，必然是經過了精心謀劃，必然是精兵猛將，必然是勝算極高，這也是李世民的一貫特徵。

第二個因素是唐軍前敵統帥和諸將的軍事能力過硬

中原地區經過隋末逐鹿戰爭，湧現眾多軍事能力出眾的將領，貞觀年間的一系列軍事勝利都是在這些人手上完成的。

核心大將是李靖，這又是一個超一流的軍事統帥。李靖作戰與唐太宗有所不同，此人喜愛冒險，喜愛批亢搗虛、出奇制勝，利用精兵偷襲敵人的核心陣地，破敵後再追亡逐北，不給人絲毫喘息之機，跟民國的孫傳芳比較類似。

滅蕭銑：精兵突襲江陵，蕭銑還沒有來得及將全部力量集中起來，已經被滅了，各地的援兵只好投降。

滅突厥：精兵突襲定襄，突襲陰山，敵人逃跑後諸將便追著對方打，最終俘虜對方可汗。

滅吐谷渾差不多也是同樣的流程。

第三個因素是府兵制運行良好，戰爭成本低、收益高

前面那位仁兄說得夠多，不再贅言。

第四個因素是對手較為平庸

不管是突厥還是吐谷渾，表面看起來很強大，但領導人都比較平庸，算是正常人。面對李世民和李靖這樣的逆天人物，被滅也算正常吧，更何況他們自己還時常作死。

第五個因素是可以徵調僕從國兵力

貞觀年間，一開始唐朝的威望不夠，只能靠自己。等到滅掉東突厥，唐朝國威大振，征吐谷渾的時候，已經可以徵調一些僕從國的兵力了。

下面是「孫傳芳」問題的回答：

無意中一句話，卻被人稱為「知乎黑李靖最厲害的一次」，末學本人也覺得有點詫異，但稍微一想也就明白了。

在北洋諸將中，孫傳芳原來的起點太低，後來思想太頑固，退出歷史舞台又太早，以至於現在人對他了解有限。

單就軍事作戰風格而言，孫傳芳與李靖頗有相似之處，喜愛弄險，喜愛出奇制勝、突襲敵人，利用精兵猛將突破敵人的核心陣地後再追亡逐北，不給人絲毫喘息之機。

攻打盧永祥：靜等齊燮元和盧永祥兩敗俱傷之機，策反仙霞嶺敵人，然後猶如猛虎下山一般向浙江腹地推進，不到一個月，佔領整個浙江。

攻打奉軍：以演習為名突然發動襲擊，主力直撲敵人的咽喉南京，另外兩路一攻上海，一攻丹陽，江南奉軍全線崩潰，破南京後不暇入城，隨即渡江逐北，大破施從濱，北進直達山東邊境。僅一個月，橫掃千軍如卷席，佔領東南半壁江山。

但這種作戰策略也並非沒有失效的時候，一旦敵人戰鬥力過硬，突襲不能成功，打成膠著狀態，很有可能演變成傳統的主力決戰。

又有人問：「可能我不了解孫的用兵風格，可北伐戰爭敗得也太慘了些太快了些吧，這和李靖咋比？況且敵人也不是那麼強。」

這個需要仔細分析。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北伐軍並非「不是那麼強」，而是非常強。此時的北伐軍與後來的國軍和共軍都不一樣，是一個十足的怪胎。它外有蘇聯源源不斷的金錢和軍火支援，內有共產黨的工農運動和政治工作，再有加倫軍事顧問團的天才謀劃，雖然只有八個軍十多萬人，但許多都是久經戰陣的精兵，尤其是第七軍和第四軍，更重要的是，此時的北伐軍相當團結。

面對這樣的敵手，孫傳芳在軍事上的表現（不說政治上，實際上他的失敗根源還在政治上）絕對可圈可點。

江西戰場：第一次與北伐軍交手，孫就發現這夥人與之前的對手全不一樣，他節節抵抗，預備在南昌和九江一帶決戰（這個過程中，損失了核心大將謝鴻勛，陳調元開始離心）。終於在南昌失陷時尋找到了戰機，將北伐軍先頭部隊（第一軍、第三軍和第六軍各一部分）圍困在城中，幾乎將其全殲，大挫南軍銳氣。隨後，北伐軍除了武昌圍城部隊之外，主力全部集中到江西戰場，孫軍才不敵潰敗。

江西失利後的應對：孫在江西失利後，迅速調整策略。他知道僅憑自己一個人絕對無法對抗南軍，孤身北上尋求張作霖的諒解和聯合，組成對抗南軍的統一戰線。隨後，他收攏殘部，將江南防區交給張宗昌部，自己到江北練兵待機。再後，張宗昌潰敗，接連喪失江南和徐州，但孫軍始終保持相當實力，主力猶存。

江北反攻戰：機會終於到來，四一二之後南方軍分裂，開始互相內鬥，孫趁機反攻，攻取徐州，擊敗南方軍名將王天培，總司令蔣介石北上也被擊敗，孫軍追亡逐北，二十天佔領整個江北，南京震動（蔣介石將失敗責任推到王天培身上，殺之）。

龍潭戰役：連勝之下，孫破釜沉舟，冒險集中主力11個師渡江突襲南京，但幾個歷史性的巧合匯聚在一起，突襲沒有成功（桂系第七軍扮演了救世主角色），反而演變成為一場持續時間達到一周的陣地戰，最終因海軍倒戈、後援斷絕而崩潰。

此戰可謂是北伐以來前所未有的慘烈戰役，也是國民黨統一中國的奠基戰。此戰之後，孫傳芳大勢已去，基本退出歷史舞台，中國歷史也掀開了新的一頁。

可以看出，面對強敵，孫的軍事表現依然耀眼，是所有軍閥中打得最好的，差一點就造成南軍的全線崩潰，其失敗，非戰之罪，正如孫的對手李宗仁所說「雖雲人事，豈非天命哉！」

與孫傳芳相比，李靖幾乎從來沒打過敗仗，一打就是驚天動地的滅國之戰，這也是有原因的，除了傑出的軍事才能，至少還有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是李靖始終順應歷史潮流，站在順勢一方，而孫傳芳則恰恰相反。你敢想像孫傳芳也投身革命後的情形嗎？

其次李靖作戰，往往是攻勢作戰，防守的時候少。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李靖慎戰，而孫好戰。

最後總結：

從軍事角度看，兩人作戰風格類似，但李在軍事綜合能力還是更勝一籌。

如果全面比較，感覺沒法比。

（多餘的話：十幾年後，皖南事變發生，而指揮這一行動的國軍將領，就是當初孫軍的一個二線將領——上官雲相。）

我提一個個人看法吧：大唐能同時支撐如此多戰爭，是唐政府提前預支了未來的國家能量來換取的，俗話就是寅吃卯糧

1任何一個朝代，最忌諱的就是同時維持多線戰爭看下其他歷朝歷代的建國初年邊界戰爭情況

秦朝：同時對北方匈奴和南方南越用兵，帝國核心力量都被迫分散到南北方，尤其是南方軍團直接獨立了，二世而亡。

漢朝：北線匈奴，經漢武帝一朝，順利解決，對於南線南越國，也通過外交手段，使之臣服於漢朝，成為漢朝藩屬國，漢朝前期也以解決北線問題為主

漢武帝時期雖然也四面出擊多線作戰，但武帝的多線作戰是建立在經歷了高祖、（呂后）、文帝、景帝四代人的隱忍積累之後，才開始大規模對外出擊的

而且漢武帝的對外作戰也差一點導致漢朝崩潰，最後以下罪己詔轉為寬鬆政策才得以挽救。

東漢：對朝鮮（懷柔為主、建立朝貢體系）、高句麗（懷柔為主，寬鬆統治、朝貢體系）、扶余（懷柔為主）、羌人（武力解決）、嶺南（武力解決）、匈奴（大規模軍事行動）、鮮卑（懷柔為主，鮮卑依附於東漢，漢末年才崛起），建國短暫興盛之後就東漢王室就變成了傀儡。

晉朝：建國後很快陷入八王之亂

隋朝：對北線的鮮卑（懷柔分離為主、武力為輔）、吐谷渾（武力為主，短暫成功但仍失敗）、高句麗（大規模武力行動，失敗告終），隋朝也受此影響短暫而亡。

宋朝：北宋（西夏、遼、金）、南宋（金、蒙古），南線（越南），北線作戰為主，對越南在宋神宗年雙方有過戰爭，但以後越南方面有動作，宋朝方面都不給予反應，軍事部署始終針對北方線上。

明朝：北線對蒙古作戰、南線安南（越南），主要精力都用於對付蒙古，南線作戰一年即為結束，並未對明朝構成什麼大的影響。

軍事力量主要用於防守北方，南線有沐氏家族鎮守。

清朝：主要為西線對準噶爾作戰，南線初有吳三桂鎮守，後至乾隆年間，和緬甸爆發戰爭，但清朝也沒有投入大量軍事力量，後雙方和談，南線國防壓力消失。

可以看到，歷朝歷代中，同時多線作戰的朝代（東漢、隋）壽命都相對較短，或者穩定期較短

而其他單線作戰（即有明確的主戰方向）的朝代，往往壽命較長，即使是北宋、南宋面對強大的北方政權也能維持幾百年

而再看看唐朝貞觀時期的對外戰爭：北線（東西突厥、薛延陀）、西線（吐谷渾、高昌、龜茲）、西南線（吐蕃）、東線（高句麗），，最重要的是這幾個對手實力都不弱小，無論是東北亞地區霸主高句麗、還是突厥、吐蕃都是相對強大的政權。

總結下貞觀年間的對外戰爭特點就是：全面出擊、多線作戰

2 的確，貞觀年間，可以憑藉強大的國力、府兵制，以及合理利用少數民族部落的部隊以及募兵（遠征高句麗時期曾經在全國範圍內募兵，但只是個例，並非常例），財政支出小，不代表沒有支出，財政支出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府兵制傷害，府兵制本身作為一項出色的兵制存在，以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為基礎，能夠極大節省軍事開支，並且也能對戰鬥力有保障，但是府兵本來就要承擔番上宿衛的任務，需要到邊界地區戍邊，又要承擔貞觀年間連續的對周邊作戰，北朝時期府兵制只需要對國內進行軍事作戰活動，戰爭範圍小、持續時間也較短，但是貞觀年間的對外戰爭，路途遙遠、作戰時間長、對手都相對強大，直接造成了如下幾個負面作用：

1）長期的戰爭，讓府兵犧牲較大，持續的戰爭，往往一場戰爭就是幾年，讓府兵得不到休息，當一個折衝府內勞動力數量出現下降，農業得不到充足勞動力出現農業衰退，府兵的犧牲也不可避免，數量持續下降，折衝府內的可用人力逐漸減少，又變相造成了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結果就是均田制一步步被破壞，又反過來影響府兵制，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2）連年的戰場，不可避免的在後期引起了府兵厭戰的情緒，到了貞觀末期，已經開始出現府兵逃兵役和作假的情況

3）長期對外戰爭，尤其是主動的對外出擊，也給後來的高宗、武后、玄宗時期留下了邊界問題，太宗去世後，邊境游牧民族又開始侵犯邊界，邊界戰爭持續了三朝，大量頻繁的對外戰爭持續消耗府兵，府兵數量越來越少，到了唐玄宗時期名存實亡，改用募兵制

4）持續的多線戰爭，給邊防留下了巨大壓力，需要在多邊防禦，唐政府需要在邊境維持大量的軍隊規模，原本是府兵進行邊界防務任務，但邊界戰爭頻繁，府兵又長期投入對外戰爭，唐睿宗時期就開了節度使來解決邊境防衛問題。

總結：唐太宗的持續對外戰爭留給了後世一個不穩定的隱患，後繼者也被迫不斷進行多線作戰來應對，唐朝經歷了貞觀時代、武則天時代、玄宗時代的對外擴張和繁榮後，在玄宗末年就迅速陷入混亂的局面，迅速由盛到衰，府兵制徹底凋謝，募兵製成為主要兵制，藩鎮問題從玄宗就開始成為唐朝政府的隱患，中央政府力量開始一蹶不振（中間有很短暫中興）。

募兵制往往需要中央政府承擔巨大的財政壓力，並且可控性低（唐朝皇帝不得不依靠各地的藩兵和募兵），唐朝的府兵制存在不足百年就消亡，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而造成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開的頭，雖然李世民有資本有府兵可以用於自己的對外擴張慾望，但也因此極大加速了府兵的損耗，讓自己後世無府兵可用，拿自己子孫的資源來滿足自己的擴張慾望，到了玄宗以後，唐朝的皇帝也基本上是傀儡皇帝了...

為什麼會成為傀儡皇帝，看看軍權掌握在誰的手裡就知道了..

（有人質疑，唐太宗和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衰落有什麼關係，我想表達的是，因為唐太宗對外戰爭頻繁，導致府兵從太宗時期就開始消耗衰亡，到了睿宗時代就要開節度使開募兵制了，到了玄宗時代就徹底改為募兵制，節度使開始成為大患，安史之亂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唐朝中央軍即朝廷直接掌控的軍隊太少，只能依靠節度使來替朝廷守邊，而為何要開節度使和藩鎮）

關於均田制被破壞問題，請思考下，均田制又不是唐朝第一個採用的，北魏就開始採用了，北魏期間和其後的北朝、隋朝，也採用均田制，但沒有像唐朝均田制兼并情況這麼快和嚴重，一個正常的朝代，大規模土地兼并往往是發射在中後期的，但是唐朝的均田制實行了不足百年就基本名存實亡，這又是為何？（人口增長是一個因素，官員吞併也是個因素）

PS：

和唐朝府兵制比較像的，還有明朝的衛所制，從明朝建國，對外戰爭基本上也是對蒙古為主，明太祖也列了一份永不征之國名單，避免後代走向對外擴張的道路。

也是基於此，明朝的對外戰爭壓力始終較小，衛所制雖然也在很大程度上一步步衰退，但仍保留到明朝末年，皇帝掌控的兵馬仍然是以各地的衛所士兵。

清朝的兵制八旗制+綠營制，也較類似於軍戶制，雖然清朝建國後也對外進行戰爭，但主要是和準噶爾汗國進行拉鋸戰，八旗還能一直存在到清朝滅亡，始終擔任著帝國的監視任務。

這個要從多方面來考慮，題主自己也說到了武帝對匈奴的作戰，那麼我們不妨看一下。自從元光二年後，漢武帝發動了十數次對匈奴的大規模反擊戰，而這些反擊戰大多數徵調十數萬人，對匈奴進行直接打擊，匈奴遠遁漠北後的「漠北之戰」耗費絕對空前絕後，而且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長期戰爭，而且匈奴是一個較為完整的政治實體，我們來看看突厥。
大業年間，突厥一度「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但是傳到頡利可汗這裡，情況就大大不同了。突厥天災頻發，各部人心離散，此時的突厥，已經不像匈奴一樣「團結」，薛廷陀佔據漠北，夷男受封為可汗，唐朝對突厥的「分化」戰略十分成功，以至於唐朝滅突厥也就差不多是陰山之戰一場仗的事（不包括防禦突厥的戰爭），而且在這次戰役中生擒頡利，原本就不是滿狀態的東突厥自然受到毀滅性打擊。而唐朝對吐谷渾，高昌的戰爭也都沒有像漢朝對匈奴那樣長期作戰，戰爭的持續性不是這麼長，耗費自然不是很大。
其二:府兵制便宜，這個就不用說了，參戰者的武器兵糧都是自備的，朝廷可以省下一大筆錢，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後，唐朝的軍費由200餘萬貫猛增致1000餘萬貫，而此時唐朝中央平均收入大概3000餘萬貫，幾乎三分之一都用來養兵。
其三:貞觀年間的戰爭，規模和烈度其實不如高宗時期。高宗時期，對吐蕃連連用兵，大非川之戰出動五萬人（一說十餘萬），青海湖之戰十八萬，素羅汗山又是十餘萬。西北又有對西突厥的征伐，其實唐朝完全肅清西突厥正是高宗時期。高句麗也是高宗時期才被打敗，有人可能說，高宗時期並未大規模對北方用兵，其實這是不對的。679年因為後突厥的反叛，高宗命裴行儉率十八萬唐軍討叛，這還不算大規模用兵么。所以，貞觀年間的經濟水平不亞於高宗時，戰爭的強度又不如高宗時，自然可以支撐起戰鬥。

很有趣的，不光是唐朝，宋朝，明朝，清朝，雖然時間有長短，但王朝開國初期，一般都保持了一段或長或短的武功強勢時期，能夠比較容易的發動對外戰爭，好像沒有很嚴重的經濟負擔。從皇帝以下（很多時候是皇帝親征），比較容易下定戰爭的決心，能夠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動員，進行大規模和遠距離的軍事遠征，比如明代甚至打到了呼倫貝爾。

1，唐王朝具有糅合了漢朝式的官僚體制和北朝式的民兵制度產生的古典軍國主義國家體制，威力非凡。

2，主要敵人正處於恰好的衰落期。

3，將領軍事實力的優秀

4，唐朝統治集團對於外交手段優秀的使用。

說到貞觀之治，那我們就先了解下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在位期間，他虛心納諫，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能用賢相房玄齡，杜如晦，直臣魏徵。天下太平百姓安樂，至於「行千里者不齎糧」，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史書評價「況周發，周成之世襲，我有遺妍；較漢文，漢武之恢弘，彼多慚德。跡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
所以第1點，唐太宗本身是一個賢主，在位期間大的失誤基本沒有，社會經濟也是持續發展，能為戰爭提供物質保障。唐朝的租庸調製（高祖武德七年定，公元624年）在當時也是較益於社會的，簡單地說，有田地的，每年上繳粟二石，謂之「租」；看地方的出產，成絹，綾，僧，各二丈，綿二兩；或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謂之「調」；勞役每年二十日，遇閏年就多加兩日，不想服役的，每日抵絹三尺，謂之「庸」。租庸調製使農民的生產時間較有保證，賦役負擔相對減輕，政府的賦稅收入也有了保障。
2.李世民在輔佐李淵反隨時期，基本上領兵征戰都是他，居功至偉。表明李世民本身就有卓越的軍事才能，在長期的統一征戰中，也是收囊了諸多賢才。如李靖（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程知節（原名咬金），秦瓊，尉遲恭……以上都是上了唐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的，領兵打仗個個都是好手，一分的兵他們能用出十分的效果，貴精不貴多。相比之下，無論是漢武抑或康熙，用兵多為徒勞。倒不是說否定他們的功績，只是一件速決的事卻往往耗費頗多，終歸是不經濟的。再一個邊境諸族亦衰，突厥分裂為東西，回紇遇著天災，國勢大衰。然而也是有鎩羽的，就是對朝用兵。公元645年二月出兵，四月，渡遼河，克遼東；繼而進攻安市（今蓋平縣），破高句麗援兵十五萬。然而安市城小而堅，久攻不下。九月，因為遼東嚴寒迫近，遂班師。這一次，雖然沒有打敗仗，然而兵威的挫折和實際的損失，是不言而喻的。太宗深以為悔。
最後再談談唐朝的兵制
唐初的「府兵」制，是起源於後周的。徵召的兵士，並不是全數叫他當兵，平時無事就從事農務，訓練都是在農閑時段。有事就出去從征，事訖，依舊各還其鄉。據《唐書.兵志》說：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關內一道的，就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力量還是很強的。唐初用府兵的時候，有所征伐，都是臨時命將；戰事既罷，兵歸其府，所以軍費也不算太高。以戰養戰的話，完全是夠的。

以下資料來自《大唐，如此江山》，可以比較好的回答題主的問題。
李世民每次大規模用兵，都是相隔四五年時間。這個時間節奏，把握得很好。讓我們看一下貞觀年間的戰爭時間表：
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今內蒙古）；
貞觀九年（635），平吐谷渾（今青海）；
貞觀十四年（640），平高昌（今新疆東部）；
貞觀十九年（645），平高麗（今遼寧）。
可以說，貞觀時期，除了幾次小型戰役外，每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之間，幾乎都是五年左右的時間間隔。這個規律很明顯。顯然，這是李世民有意識控制的一個節奏。其原因有二：
一、間隔五年用兵一次，可以有時間積累物資，不會導致民力的過分損耗。戰爭，是一種巨量的物資和人力消耗。貞觀雖然號稱盛世，但畢竟剛剛經歷過一個亂世，人口劇減，經濟總量很低。而貞觀時期的戰爭，基本都在邊疆地區，很多時候都是勞師遠征，這對後勤供給的需求就更大了。成倍增加的後勤供給對國力是個很大的考驗。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漢朝。雖然漢武帝時代是鼎盛時期，漢初七八十年都休養生息，儲備了巨大的財富，但和匈奴打了幾次大仗，就導致國庫空虛，要額外增稅，「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農民起義紛紛出現。
所以，貞觀時期並不適合大規模用兵，如果必須用兵，那也得有個緩衝時間。積累五年左右，差不多物資可以支持一次大型戰役。

還有一個原因是隋朝留下來的巨大的財富。

貞觀一朝才是真正「奮六世之餘烈」，謝謝。

貞觀時的唐朝國力當然可以發動Ｎ場戰爭，更何況他打的大部分戰爭都是有前面幾世的經驗跟積累在先的。

說外患處於衰落，一大原因就是前朝們都拚命揍數輪了，說透支國力倒也未必錯誤，當然所謂的透支國力為什麼頻繁出現在立國之初，最大原因大抵是「慣性」，這點值得一提。

好的兵，強的將，以戰養戰，提前透支的國力

關於府兵制說一點，有種觀點認為，其源頭是北朝時期中央政權解決嚴重的地方豪強武力問題。用官方府兵制來消融豪強部曲。

唐初以及之前，士兵打仗和交稅，服揺役都是必須的，這就是免費的。武器鎧甲，馬匹都是自己買。

第一，相比於後世，又或者說自己的那些不爭氣後代，初唐一般打打仗出動幾萬戰鬥部隊就足夠解決戰鬥了，不像後面那些喜歡吹XXX萬，走的是快速突擊的精兵政策。

第二，按照遙公公的說法，初唐府兵已經不是富農或者自耕農了，而是直接是地主，按照言必稱歐美希臘的說法叫做：「騎士老爺「 —— 中男和丁男每人受田100畝，其中包括口分田80 畝、永業田20畝

去過農村種地的親們就知道，一百畝的土地你把一個人累死了他也管不過來，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一個人能種8-10畝地就算是體力驚人了，這麼大的耕地必然就存在佃戶、短工的僱傭關係。

也就是說每個兵（「丁男」）他在均田制未受到破壞以前有足夠多的收入來配置裝備，補充營養（給軍隊補充營養可是古往今來軍隊頭等大事），所以當塞外那些屌絲還只是拿著把破刀的時候，唐朝均田制下的府兵已經是人馬披甲，拿著精良武器，老實說只要不是指揮失誤，就是平A過去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