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有哪些讓你深受啟發的經濟學論文？

12-26

不管是研究方法／思路／結論，歡迎推薦

本題已收錄知乎圓桌 ? 2016 年度盤點，歡迎大家一起回首這一年讓人印象深刻的熱門事件和人物，聊聊所處行業發生了怎樣的變遷，也一同分享自己的變化與成長。

感謝 @Joe De 的邀請。想不到論文也有盤點的時候 ^_^. 確實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刻，但是要把原意用白話表述出來挺有挑戰，本來我是想著過幾天寫專欄的，不過既然要盤點，就先貢獻給盤點吧。

這篇論文來自今年八月份的《美國經濟評論》，題目叫做——寬恕和放逐。聽這名字就很大氣吧^_^ 讀完之後，這篇文章讓我理解了為什麼宋朝為什麼「不殺士大夫」，為什麼會出現「鐵打的政事堂，流水的宰相」的情況，乃至於有些人經常兩度甚至三度為宰相，而清朝那些「剝去頂戴花翎，永不敘用」的大臣，往往沒有過幾年就能夠被重新啟用。是因為宋朝和清朝的皇帝喜歡反悔么？如果皇帝金口玉言都可以隨便收回，那麼是不是會讓大臣有一種肆無忌憚犯法的動機呢？反正只要不觸及底線，過幾年還是有很大概率起複的嘛！這是皇帝人性的缺陷，還是理性的必然？這篇文章中就有答案。

假設一個小團體有三個人，A，B和C。每次隨機的抽取任意兩個人合作進行生產，只有這兩個人能互相觀察到對方是不是在合作中偷奸耍滑了。比如說，假如A和B的合作中，B偷懶了，那麼A可以選擇把B的行為公之於眾，那麼一個最高權威將「放逐」B，把B排除出這個群體之外。

在學習博弈論的時候，我們都知道在無限期重複博弈下，背離懲罰越重，合作程度越高。那麼就上面這個簡單的設定來說，一個直覺的結論就是，如果實行永久放逐，只要一次偷懶，就真的永不敘用，似乎是最優的選擇。事實真的如此么？

我們來仔細分析這個貌似很簡單的模型。那麼分兩種情況：

1. 如果所有的人都很誠實，只要合作夥伴偷懶了，就馬上彙報給權威放逐對方，那麼這種情況下，對A來說，偷懶一次的代價是永久的丟失了在未來和B和C合作的機會，所以A會有很大的激勵不去偷懶——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因為A，B和C的互相監視，他們都會相對很努力的工作。我們把這個均衡的努力水平定義為E1. 均衡水平的定義為，在該努力水平下，偷懶一次所得到的收益（因為之後都為0了沒有折現）正好等於不偷懶一直合作下去所得到的所有收益的折現，我們把這個收益定義為R1.

2. 永久放逐了B之後，只剩下了A和C，這個時候因為減少了一個人，所以未來合作的選擇也少了，偷懶的動機也變大了，我們把只有兩個人合作時候的均衡努力水平定義為E2，而每個人收益的折現定義為R2.

顯然兩個均衡的努力水平相比較，E1&>E2，也意味著在三人局中偷懶一次獲得的收益要大於兩人局中一直合作的收益，也就是R1&>R2.

那麼有趣的事情來了，當人們不是那麼誠實，而是嚴格的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在A和B的一次合作中，B偷懶了，A會怎麼想呢?

如果A把這件事情公開了，那麼B會被永久的放逐，那麼只剩下A和C，因為B永遠的消失了，A和C之間合作的均衡會從E1跳E2。這個真的對A有利么？

A這個時候就會心裡有小九九了：」不如這樣，反正B偷懶了這一次，下次他碰到C的時候肯定還會偷懶，因為他知道自己遲早要被放逐掉，到時候C就會知道B不是個好人，所以對我來說，最優的選擇是隱瞞B和我合作時偷懶的事實，如果C不告訴我，我就不告訴C。這樣C還會認為我們三個人都在努力的工作，所以C會投入E1的努力，那麼我在和C的這一次合作中讓C當個冤大頭，什麼都不幹攫取一個R1的收入，這要比放逐了B之後，和C一直雙人合作能獲得的R2好多了啊！「

於是A隱瞞了自己曾經被B耍過一次的事實，把魔爪伸向了懵懵懂懂什麼都不知道的C。

在永久放逐的機制下，B在和A的合作中偷懶，這讓A私下裡知道，B會很快的被放逐（因為他欺詐了A，下次碰到C保持努力毫無意義，所以也會欺詐C，等A和C都知道了B的欺詐，不管告不告訴權威，事實上都相當於放逐）再也無法監視A了，從而單方面的降低了A工作的動機，還給A提供了信息優勢。而A的最優策略，就可以通過隱瞞自己的知道B偷懶這一事實，來欺騙C繼續以一個較高的努力程度來合作，從而讓自己得利。

上面這個分析說明，在永久放逐的機制下，高水平的努力程度E1是無法維持的，因為人們會策略性的隱瞞同伴對自己的欺詐，以便於自己去欺詐其他人。只有當均衡的努力水平下降到E2的時候，也就是無論幾個人合作，努力程度都不高於雙人合作的努力程度時，人們才沒有這一隱瞞的動機，從而再次回歸誠實。

這也就是說，如果皇帝的懲罰過重，只要有彈劾，查證實了就判死刑，或者永不敘用，結果就是官僚之間心照不宣，誰都不揭發誰，大家都磨洋工，不干事或者以一個很低的努力水平在幹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崇禎天子，殷鑒不遠。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引入策略性的寬容就變的很重要。寬容有兩個作用，一方面是不好的，因為懲罰輕了，降低了E1，僅僅是一段時間不能夠和其他人合作了，而不是永久，所以努力水平的上限降低了，但是我們通過上面的分析已經知道無論如何，這個上限不可能是均衡的狀態。寬容的另外一個作用，則是實實在在的提高了努力水平的下限。因為當A知道遲早B還是可以回來和自己一起共事合作的時候，隱瞞B偷懶的事實僅僅是推遲了B被放逐這件事情的發生——而自己也會偷懶，自己也會被放逐，自己也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再回來, 這段時間損失的並不僅僅是和C合作的收入，並且也無法和回來之後的B合作。所以寬容讓懲罰的威懾變小的同時，也保持了三個或者更多人相互監視的可能性，不會出現：」我知道你偷懶了，你會被永久放逐，所以我再也不怕你告我的密了「這種情況。在最優的寬容度下，努力的均衡程度為E3.顯然 E1&>E3&>E2.

不同的是，這次E3是真正的能夠維持下去的均衡。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帝王用人的心術都可以在現代的文章中得到佐證，不夠震撼么？^_^

謝 @從不毒舌可達鴨邀，推薦前幾天讀的一篇文章，Xavier Jaravel的The Unequal Gains from Product Innovations:Evidence from the US Retail Sector。

上圖展示文章核心結論：家庭收入愈高，受通貨膨脹愈小。對年收入30000美元以下家庭，實際年通貨膨脹率超過2%。對年收入超過100000美元家庭，實際年通貨膨脹率僅為1.4%。其中超過80%差距來自高端品革新更多，新產品更多，整體降價更快這一因素。

通貨膨脹壓力負擔不均來自產品革新分布不均是文章另一核心結論。文章說明原因來自供給：收入不平等上升使高端產品市場容量（market size）相對重要性上升，廠商會在高端品上投入更多資源。從消費者角度看，年收入每上升10000美元，新產品消費支出平均上升3%。

最後，高低收入家庭受通貨膨脹影響不均等程度在逐年上升，具體見上圖展示低收入家庭實際通貨膨脹率與高收入家庭比值，65年增加約15%。

收入不平等可能是重要驅動因素，上圖顯示收入與通貨膨脹不平等間有高度相關。總之，我們應更關注這一不平等傳導渠道。如果效應很大，傳統主張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改善不平等效果可能沒有預期的大。我會儘快補更簡單介紹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Jaravel X. The Unequal Gains from Product Innov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US Retail Sector[J]. 2016.

謝邀 @雷徹
說實話，好文章多的是，但是好文章未必是讓人深受啟發的對不？
所以2016年最讓我深受啟發的paper是這篇：

Trezzi, R. (2016). I AM IMMORTAL. Economic Inquiry.
鏈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ol1/doi/10.1111/ecin.12419/abstract

Abstract

I suggest a model to forecast life expectancy based on the electrocardiogram signal. I show how the heart electrical activity can be decomposed in the state-space and that the suggested model has superior out-of-sample properties compared to a set of alternatives. When the model is used to forecast my own electrocardiogram, a striking result arises: the n-step ahead forecast remains bounded and positive even after one googol period. Therefore, my life expectancy tends to infinity implying that I am immortal. (JEL I10, I19)

我提出了一個基於心電圖信號預測預期壽命的模型。我說明了如何在狀態空間中對心電活動進行分解，以及為何該模型在樣本外預測時比其它同類模型有著更加出色的性質。當使用這個模型來預測我自己的心電圖信號時，可以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向前n期預測的結果始終是有界且穩定的，甚至在1 googol(10^100)期後仍然如此。因此，模型預測我的預期壽命趨向於無窮，也即我是不死的。

顯然這個預測是扯淡……
但是這篇文章的本意就是批評某些預測模型很扯淡……
以及我知道你們在評論區要說什麼……

Dani Rodrik 在2000年的舊文一篇，但放在今天絕不過時。
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Rodrik的文章里用「國際經濟一體化（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來表述）的推進客觀上要求各國消除貿易壁壘，統一協調稅制、監管體系、司法體系等國內製度，這與現有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體系存在衝突。為此，Rodrik提出三種方案：
一是各國放棄部分主權，統一協調各國國內製度體系，實現全球經濟一體化，Rodrik稱之為global federalism。
二是保持各國主權獨立自主，但各國政府推行有利於全球化的政策，如去監管、協調稅制、私有化等，但在這會限制各國政府為本國民眾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與提倡政治自由的民選政體（Rodrik稱之為 mass politics ）相悖。
三是各國保持主權獨立，並對本國選民負責，實行有限度的經濟一體化政策。
可以看出，無論那一種方案，在全面的經濟一體化、政治民主制、完全的主權三者中，只能兼顧其二。仿效國際金融領域著名的三元悖論（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Rodrik提出了一個「廣義三元悖論」，即經濟一體化（或者說全球化）、民主政治和民族國家難以同時兼得：

在Rodrik發表這篇文章的2000年，冷戰已經結束，原社會主義陣營開始納入到全球化體系中；歐盟選擇放棄部分主權推行一體化；世界在WTO框架下推行有限度的一體化，在大幅削減貿易壁壘的同時，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例外；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並在第二年加入WTO······一切似乎朝著樂觀的方向發展，Rodrik的三元悖論似乎有點杞人憂天。
然而，十六年過去了，在2016年，Rodrik的這一詛咒開始顯現：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特朗普上台······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似乎開始壓過全球化的潮流。
正如Rodrik所指出的，關鍵矛盾在於「markets become international while politics remains local」，2016年再看此文，一聲嘆息。參考文獻：Rodrik D. 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14(1): 177-186.

2016年，我最喜歡 Nick Chater 和 George Loewenstein 合作的 The under-appreciated drive for sense-making。

簡單來說，文章推薦了 sense-making （理解力？）對經濟學理論的潛在幫助。

熟悉行為經濟學的同學對 George 一定不陌生。Nick 則是在認知科學界里的大拿，也是推崇構建認知經濟學的學者（可以參考他2015年的文章是如何勾勒出這一潛在學科的藍圖：Can cognitive science create a cognitive economics?）。

我今年看的最有啟發性、也是印象最深刻的經濟學論文當屬這篇：

Nelson, R. (2016), The scienc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differences matter, Research Policy

作者是Richard Nelson，是在創新領域的一位重要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這篇文章主要討論的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近些年來，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在逐漸向物理學靠攏，也就是數理化和量化的大量運用，其中經濟學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但是數學模型是否完全適合社會科學的研究，一直以來存在爭議。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一直以來討論頗多，也並不算是新鮮的話題。不過這篇文章討論的範圍更加廣泛，作者引用了大量經濟學、生物學、地質學等學科的例子，涉及的理論思想的時間跨度有數百年，可以說已經大大超越了經濟學論文的範疇。

作者認為，物理學中用數學來表達各種關係的方法，在許多社會科學領域是無法成立的，因為社會科學涉及太多的主觀對象，這些都是很難量化的。作者在文中反覆強調了「characterization」這個詞，意思大概是描述、界定、刻畫等意思。他認為社會科學中單純用數字去描述某些對象是不完整也是不準確的。

比如他舉了一個創新領域的例子：如何界定企業的創新能力。現在學界用的最多的量化方法就是用研發投入（RD）來代表創新投入，用專利數量來代表創新產出。但是作者認為這樣簡單的界定是存在很大局限的，比如一些創新活動並不會以研發投入的形式出現，而許多創新的成果又不會申請專利（比如許多默示知識）。因為我自己研究的就是這個領域，每天都在用這些數據，所以感受頗深。這樣的爭論其實一直都存在，學者們也都知道其中的局限性，但是這兩個變數卻一直是最為常用的指標，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法，也沒有其他更好更完整的數據。作者表示，如果研究中大量使用忽視了某些關鍵信息的量化指標，很有可能會產生誤導，得出錯誤的研究結果。

文章另外一個觀點是，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來源於社會，研究結果也是要運用到社會實際當中的。數學模型固然簡潔清晰，但大量的數理化反而使得研究內容脫離實際，對於指導實踐並沒有實質性的幫助。這裡作者提到了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來闡釋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的關係：

（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steur"s_quadrant）

如果一項研究是基礎性研究且不考慮大範圍應用，那就是左上角的純基礎研究，比如物理學家玻爾的研究。如果一項研究不是基礎性研究，又要大範圍應用，那就是右下角的純應用性研究，比如愛迪生。如果二者都要顧及到，那就是右上角的巴斯德象限。也就是說，如果一項社會科學研究是以指導社會活動為目標，那麼過於數學化和抽象的分析是不會對實現最終的目標有什麼意義的。

社會科學中的許多現象和理論，都是需要定性研究和文字性的描述來解釋。如果一味的只依賴量化分析，那麼分析的結果只能反映出社會現象的某一個部分，而另一部分則是被忽略了。當然，作者並不是完全拒絕數理化和量化研究在社會科學中的使用，他所呼籲的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學科，不應該為了數學化而數學化，為了體現出自身的所謂科學性和準確性而過於依賴量化分析，反而丟掉了原來的最基本的定性分析方法。

最後是一些我個人觀點：文章作者 Richard Nelson 的觀點當然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畢竟他是20世紀30年代出生的人，他當時的經濟學教育和現在已經有很大不同。而且他所研究的領域並不是像博弈論、金融學這樣本來就需要很多數學才能支撐起研究的學科分支。創新領域現在依舊有很多學者在做定性分析、案例分析，並且取得了很出色的成果。不過，Nelson這裡提到的過度數學化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每一位在社會學科領域的人思考的，我們需要搞清楚自己的研究目的是為理論做貢獻還是要指導實踐，如果是後者，那麼就不應該忽視那些更加符合實踐的研究方法。

還有一點，眾所周知，在所有社會科學中，經濟學引入數學方法和量化分析的節奏都是最快的。同時經濟學的（量化）研究方法正在越來越多的滲入到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當中。但是我認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思想是不可取的，每個學科都有自身原本的研究方法，每種方法都值得尊重，並不是說「數學建模」或者「數據分析」就比「訪談調查」高端，很多時候做幾個深入的訪談要比分析幾百兆的數據更能說明問題，也更加深入。數學方法和量化分析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應該與傳統定性研究保持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係。

補充：

1. Nelson的這篇文章一個數學符號都沒有，完全的文字敘述，所以不同背景的童鞋都可以讀一下。

2. 對於這篇文章，另外一位創新領域的經濟學家Cohen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有興趣的也可以看一看：
Cohen, Wesley M., and Jon Fjeld. The three legs of a stool: Comment on Richard Nelson, The scienc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differences matter, Research Policy

3. 關於經濟學的數學化問題，著名經濟學家Paul Romer之前也寫過文章進行批判，詳見：
如何理解保羅·羅默所寫的《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數學濫用》，以及隨後引發的爭論？ - 扣小米的回答 - 知乎

4. 關於經濟學與歷史學的碰撞：
計量史學對歷史學研究有什麼幫助？又有什麼局限？ - 扣小米的回答 - 知乎

這個答案介紹今年發表的兩篇論文，兩篇論文的結果正好相反。它們研究的問題不新，但具有極其重要的政策意義。這個問題是：銀行之間的競爭對金融穩定有什麼影響？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無需多言。但是在介紹論文之前，我需要說說這個問題里的一個坑。和大多數行業不一樣，銀行和銀行之間不僅競爭客戶，彼此還是重要的交易對手和合作夥伴。銀行和銀行之間的交易包括拆借、債券交易、證券回購等。由於各國監管部門往往規定銀行對單一風險主體的風險暴露不能超過資本金的某一百分比。面對大客戶的貸款需求時，銀行還往往組成銀團來滿足客戶需求和監管要求。如果說銀行之間競爭客戶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麼合作賺錢或者為對方提供融資便利也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當銀行的人跟你說出「兄弟行」這個詞的時候想表達的意思，跟其他大部分行業的人說出「友商」這個詞的時候，是有些不一樣的。換句話說，把從其他行業里得到的結論直接套到銀行業頭上，不一定能得出靠譜的結論。

產業組織的一個重要議題是競爭對福利的影響。放到銀行這，福利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出事的概率有多大」。大家都知道，把資產放銀行，銀行給你的收益率不太高。它的好處在於流動性高，風險小。既然風險小是把資產配置在銀行的理由之一，那麼銀行破不破產就變成了大家關心的重要問題了。給定監管環境，銀行破產與否取決於它資產端的實際表現。當然，表現是事後的，但配置是事前的。如果競爭會影響銀行配置資產的策略，那麼它當然會影響金融穩定。

這個觀點是John Boyd和Gianni De Nicoló（2005）考察的角度。在2005年的這篇綜述中，Boyd和De Nicolo挑戰了認為競爭程度越高，銀行資產端風險暴露越高的舊觀點，認為舊觀點忽視了驅動銀行降低資產端風險暴露的力量。這兩位和Abu Jalal - Suffolk University（清真哥）2009年的文章用了一個美帝橫截面數據和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大概是非平衡）面板數據，得出了銀行間的競爭程度與破產概率負相關的結論。

考慮到他們用的樣本，這個問題的爭論似乎被畫上了句號。我要介紹的第一篇今年發表的文章也無非是佐證這個觀點。它是Akins, B., Li, L., Ng, J., Rusticus, T. O. (2016).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1(01), 1-28.

前面說的2009年文章用的競爭測度是Herfindahl index。JFQA16的四位作者認為，這個測度描述的是市場層面的競爭水平——一個行業在一個時點只會有一個HHI。JFQA16使用了FDIC提供的分行級別的存款數據，構建了一個銀行級別的競爭測度。換句話說，在一個時點，每家銀行都會有一個競爭測度。這個測度比起HHI，更直接地模擬了一個銀行管理人員面臨的真實競爭場景。而銀行管理人員當然就是決定銀行資產配置策略的人。所以，既然這個用銀行級別的測度做出來的結果和用行業級別測度做出來的結果是一致的，那麼Boyd等人2009年畫上的那個句號理應被再描一圈。

不過，這個句號描完以後可不一定就不再動了。我介紹的下一篇文章得出了和它完全相反的結論。這篇文章是Bushman, R. M., Hendricks, B. E., Williams, C. D. (2016). Bank Competition: Measurement, Decision‐Making, and Risk‐Tak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4(3), 777-826.

這篇文章用的測度也是銀行級別的。不過與前一篇不同，這個測度是通過對銀行的10-K進行文本分析得出來的。作者們宣稱，通過文本分析，能得到銀行管理人員對於當前競爭壓力的（帶有一定主觀性的）觀點（原文叫current perception）。比起前面說的用存款構建的測度，這個測度看上去攜帶了更多關於銀行面對的競爭壓力的信息。BTW，對10-K進行文本分析的作法最早是密大+高金的Li Feng老師等人提出的。

他們發現競爭壓力越大，銀行越容易放鬆貸款發放標準，在確認貸款預期減值上越不及時，同時更依賴非利息收入。這些微觀決策上的變化，最終會導致銀行破產概率的增加。另外，經營範圍和體量相似的銀行面臨的競爭環境也相似。不難想像，它們適應競爭環境的作法也會是相似的。

如果銀行管理人員認為JAR2016這篇文章更能描述他們的苦衷，那麼Boyd等人確立的那一派觀點，就有了些「何不食肉糜」的意味。事實上放鬆（房屋）貸款發放標準正是次貸危機風險積累的原因。不過當時影響貸款發放標準的不是競爭環境，而是資產證券化的容易程度。但是，如果銀行面臨的競爭環境會影響貸款發放標準，那麼我們就真的要多長個心眼了。或許銀行競爭與金融穩定後面的句號，現在畫上還太早了。

參考文獻：

Akins, B., Li, L., Ng, J., Rusticus, T. O. (2016).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1(01), 1-28.

Boyd, J. H., De Nicolo, G. (2005). The theory of bank risk taking and competition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0(3), 1329-1343.

Boyd, J. H., De Nicoló, M. G., Jalal, A. M. (2009). Bank competition, risk and asset allocations (No. 9-14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ushman, R. M., Hendricks, B. E., Williams, C. D. (2016). Bank Competition: Measurement, Decision‐Making, and Risk‐Tak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4(3), 777-826.

曼昆寫《r&>g，so what》，說實話大概因為國內的教育導向吧我對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範式並不排斥，但是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總讓我覺得哪裡不對。曼昆這篇文章推出了一個維持Piketty的假設需要r-7 &>g的結論，然而這個很難實現。這也直接動搖了Piketty的結論根基。

不患寡而患不均可以是高尚的，但是很多時候變成了惡意的煽動，這個事情好心寒啊

謝謝邀請。我覺得我的回答可能與樓上的專業程度相差甚遠。趁著午休的時間（律師實在太少有午休了），我就簡單隨便說一下我最近讀過一本書的感悟吧。
書名是《Speculation, Trading and Bubbles(誰都逃不掉的泡沫)》，作者是Jose A. Scheinkman。
它不是一本系統的書，與其說它是一本書，不如說它是經濟學家們的一個講座。內容是泡沫經濟。
給我印象最深的兩個感悟。
其一，泡沫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樣「窮凶極惡」。泡沫，簡單說，就是一個買家願意支付的價格與其對其買進的資產未來收益估值之間的差異，也就是轉售期權的價值。雖然信貸泡沫已經被證明有災難性的後果，泡沫和科技創新的關係仍可以顯示出，某些泡沫或許在經濟增長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泡沫中資產價格的增長會讓新科技類企業更容易獲得投資，促進了人類的進步。
其二，在瘋狂時期，投資者會緊緊因為短期資本利得預期而證明自己購買資產的合理性。實際上，不知情或者無知的投資者會僅僅基於那些掌握更充分信息的投資者的行為而做出買入賣出某類特定資產的舉動。這讓我想起了《貨幣戰爭》的第一章，講述羅斯切爾德家族的興盛。內森憑藉先知一天的信息，騙英國普通投資者拋售國債，在低價大量購入，奇貨可居。這不就如我們普通人在炒股嗎？我們所能掌握的信息，其實不過是大鱷們故意放出來的信息，我們不一定賭得過。我不是反對股票，只是覺得，如果資本低，還想著利用炒股翻盤的人，不如把那些心思和時間，低頭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認真讀一些有益的書，這也許會來得更加實在。
若有不對，請多多指教。
再次，謝謝邀請。

不得不佩服這些經濟學家，從中世紀羅馬地震，到工業革命的時期英國失竊的手錶，再到美國的鐵路網路，你們真是可以上天了。

其實文章背後道理可能並不難理解，但是困難的是如何證明和量化這些理論。所以就有了這些酷酷的論文。

http://qj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31/4/1875.abstract
http://qj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31/4/1727.abstract
http://qj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31/2/799.abstract

昨晚剛看的
人大國發院的政策簡報第十一期
楊其靜老師的《特朗普當選，中國面臨巨大挑戰》
這是篇關於國家政策方向的論文但由於特朗普的商人氣質他所能採取的行為大抵是經濟政策這也是我一直關心其動向的原因算得上是有關經濟學的論文吧
文章深刻簡明與普遍媒體觀點相左很能引起深思
鏈接http://nads.ruc.edu.cn/upfile/file/20161123101638_794425_45090.pdf

多的不貼了歡迎點鏈接
http://nads.ruc.edu.cn/upfile/file/20161123101638_794425_45090.pdf

拜讀實在佳作

人大國發院其他政策簡報也寫得非常好

馬科維茨的《資產組合選擇——投資的有效分散化》。學過金融的或者投資學的基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馬科維茨，他做的開創性工作就不多說了，大家自行百度。不過均值—方差模型真的是我見過的最簡潔優美的模型了！

試論建設知識共享的區域創新能力

[摘要]對區域創新不穩定性加以過濾的介質是區域創新能力。多主體知識共享是區域創新能力構建的關鍵。知識源及知識主體的多元性、隱性創新知識的大量存在、信任程度差另、信息不對稱等造成區域知識不對稱。在過去區域創新活動中、地方技術標準建設中、區域軟技術獲取中及區域創新與金融資本擬合配置中的知識共享是區域創新能力建設的主要路徑。 [關鍵詞]創新能力知識不對稱知識共享區域路徑

1 引言創新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源。這一過程中,創新產出本身的不穩定性促成創新能力內化,但內化到企業的創新能力建設有其必然的局限性。相較而言,區域多主體及其趨同的公共知識、基礎知識及產業歷程、社會規制使其天然成為這一統籌行為的載體。通過內化到區域的創新能力建設,創新主體可以在區域環境下通過知識共享更多地獲得已有技術創新的使用經驗,避免純粹市場行為所帶來的創新知識的浪費,並與區域多主體RD結合,從而進一步積累新的創新能力,形成多主體創新能力建設的良性互動。區域創新能力的本質是區域擁有的知識,是以創新知識管理為基礎的能力集群。區域創新能力建設以克服區域內知識不對稱為前提,以區域內多主體知識共享為關鍵職稱論文。

2 區域知識不對稱及其原因知識共享是區域創新能力建設的關鍵。區域創新能力建設受制於區域創新主體的知識寬度與知識深度…。知識寬度是指創新主體截面知識容量,決定創新主體創新過程中跨學科融合能力。知識深度是指創新主體特定領域知識的精深程度,反映創新主體專業知識質量,決定創新的先進程度。現代區域創新能力建設要求主體知識寬度與深度的結合。現代知識的大容量及高頻次更新加劇了個體創新者實現這一結合的難度。多主體知識共享一方面幫助解決這一問題;另一方面又可進一步擴展知識深度與寬度,從而提升創新能力。創新個體應更多參與到區域知識共享中,從而提高區域創新績效及其個體創新績效。這樣可以克服個體知識的局限性。知識共享過程比電子或書面形式記錄或整理的過程對創新能力提高更有效率。但事實上區域內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知識不對稱現象。知識不對稱是指知識在創新主體問分布的不均衡狀態。

2016年4月18日上午，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常務副院長、商務部政策諮詢委員會主任王洛林教授在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圖文信息樓526報告廳作題為「關於『一帶一路』的若干問題」的專題講座。
發表於《國際商務研究》, 2016(5)
文章深刻刨析了國內外經濟形勢，給人深醒。

Gale和Sharpley的matching market，簡直為我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不過2016年才讀了這篇上世紀60年代發表的paper，有點點慚愧。

有時間慢慢補充…

人民日報：權威人士解讀中國經濟

原來網上傳的李克強總理的關於《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當時我剛上大學，完全看不懂，但我了解了，政府官員不是像我原來網上看的一樣，不管老百姓死活，那些公知們的言論。我看到了我們政府有一批人，每天為國家的生機而努力，而白頭。這篇論文改變了我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