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不應該幫癌症母親解脫？

12-26

哎，真的是很艱難的人生選擇題，我自己是真的差一點實施了。現在回想，那天晚上父親要是沒走，而我真的做了，我不知道我現在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想一想，還是感謝命運吧。
之前曾寫過我自己的故事。

為了兌現承諾，我差點親手幫父親「安樂死」
斗瘤
去年農曆九月初三夜，父親最後還是走了。在確診癌症晚期的兩年里，他經歷著人生的終極拷問，如何直面自己的死亡。但父親人豁達、樂觀，他以較高的生活質量活過了兩年——像個正常人那樣生活了大概14個月，又像個病人那般，入院3次，最後一次住院30天。在放棄治療後，再次忍受了十二天的折磨，最終離去。

那十二天，是他一直希望迴避或盡量縮短的人生際遇。從得知癌症的那一刻，父子倆就達成了一致意見：絕對不能為了所謂地活著，而去忍受各種折磨，讓自己渾身插滿管子，「毫無尊嚴毫無希望」地活下去。

「保證不能為了活著而讓你去受折磨」，為了讓抗拒治療的父親去住院，我一度輕率地做出承諾。而為了兌現這個承諾，在他彌留前的折磨期，我也差點親手實施了「安樂死」。

一

2015年10月3日，在整整住了一個月的院後，一家人做了決定，把父親送回華容老家。這時，距離父親在湘雅醫院確診肺癌骨轉移，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年。每個人心裡都清楚，這是父親最後的日子，但還要受多久的折磨，誰也說不清。

因為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腦部，父親的頭腦不是很清晰。有時和他聊天，他描述鄉鄰印象，神情像個兒童，語氣平緩。但我感覺，那只是他腦子記憶的複述，自己可能並不清楚說話的含義。

在老家呆到10月8日，在生死線上的徘徊，我選擇了逃離，只留下了80多歲的奶奶和母親。離家那天，父親像個委屈的孩子一樣，縮坐床頭，逃避我的眼神，和他打招呼，不吭聲。我勉強笑一笑，還是走出了房間，離開了家。

「必須等我走了以後你才能走。」在前一天晚上，我告訴他我要去上班寫篇稿然後很快回來的消息後，父親說。

但我走得似乎理直氣壯，在家人和鄰居們的觀念里，也覺得理所應當，「不知道還會耗多久，你千萬不要耽誤了自己的工作」。

回到長沙期間，打電話詢問母親，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成不變的「還是老樣子」。我似乎放了心，心安理得地繼續呆在長沙。

到了10月15日，也就是農曆九月初三，鬼使神差的，我決定回家陪伴父親，去忍受親眼看著他要離去前的折磨。這日子還會有多長，我也不知道，當時的感覺，可能還會是一個月，或者是更久。

回到家，父親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息著，已是半人半鬼的神情，像是遭遇了一場煉獄，劇烈的刺痛感刺上心頭。

「還認得我不？」我說。

仰面躺在床上的父親，眼神散漫，似乎無法向我聚焦，然後搖頭。我湊上去，仍然沒有眼神的交流，只看到他巨大的胸膛上下起伏，大口喘息著。

我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怎麼變成這樣了」，我嚷著。大哭過後，突然感覺極度飢餓，撐不下去了一般。奶奶給我調了一杯糖茶，喝下後，恢復了正常。

我開始詢問母親，父親身體到底痛不痛？母親轉述有經驗的鄰居們的話，應該是不痛，否則額頭會冒汗。

我用棉簽沾了水，潤濕後送到父親嘴邊，他允吸著，似乎很乾渴，「你這輩子受了苦，下輩子就不會受苦了」，我在父親的耳邊不時叮嚀，父親不理會，大口喘息著。

而我也忍不住回過了頭，望著角落裡的母親，大聲說，「這樣下去不行，我得給他灌點毒藥」，「不能再受折磨了，要儘快走」。想起以往的承諾，我大聲說著。母親縮在80年代的那面土牆的陰影里，沒有吭聲，而我再回頭時，父親似乎聽到了，朝我看了一眼，帶著某種期待，那是父親和我最後的一次交流。

二

以往，父親身體一直很好，他有1米78，身材魁梧，虎背熊腰。在2013年年初，幫人蓋房子時，似乎閃了腰，右腿開始有點疼。

雖然有點疼，但父親也沒太理會，依然談笑風生，也未曾告知我。私下裡，他開始四處求醫。以為是骨質增生，打針，拉牽引，吃中藥，吃完後還按照醫生的叮囑，把藥渣倒到馬路上。回家看到這個場景，我還笑了他。

到這年7月份，父親疼得受不了了，給姐姐打電話。而母親身體也不太好，就決定一起去岳陽一醫院看病。我陪父親，我姐姐陪我母親，分別去骨科和婦科。

母親可能患癌的陰影當時籠罩著我和姐姐，但都沒有聲張，檢查的結果很樂觀，我和姐姐喜笑顏開。

而父親在做了核磁共振檢查後，姐姐不放心，還專門拿片子給了一個副主任醫生，得到的答覆是問題不大，可能是腰間盤突出壓迫神經導致的疼痛。

當時的方案有一個是做手術，但我覺得是脊柱，位置太危險，沒有同意。而父親希望拿掉身上的痛，期待著手術，我還是制止了。

到了這一年的國慶，放假回家。父親雖然右腿有點疼，但飲食、情緒等方面一切正常。國慶時天氣仍然炎熱，鄰居們坐在堂屋裡一起聊天，我突然發現，父親挽起了褲腳的右腿，似乎要比左腿細一些。說出來後，父親大笑，「可能是吧」。

這時我才意識到，父親可能不像表面上看去的那麼樂觀，而確實很疼。我開始打聽手術的危險程度，一個在長沙的醫生同學給了某種樂觀的提示。

假期快完了，我提議父親去岳陽二醫院再做個檢查，如果確實可以動手術拿掉疼痛的話，我們就去長沙做手術。

在我心裡，腰間盤突出壓迫神經只是個小毛病，老年人都會得的。讓姐姐領著父親去做檢查，而我一如既往地去了昆明出差做報道。

三

在昆明呆了幾天，在酒店裡，姐姐打來電話，失聲痛哭，「可能是癌症」。我一時被驚得口齒不清，哆嗦半響才詢問到底怎麼回事。

在岳陽二醫院，父親繼續做了一個核磁共振檢查，醫生看了片之後，望著父親離開病房後才告訴姐姐，「片子上有陰影，懷疑是癌症」。

心思細密的父親從醫生讓他離開的眼神讀懂了一切。他對此很生氣，覺得醫生愚弄了他，輕視了他的智商，他希望知道答案。

當晚，我給當時的瀟湘晨報深度部主任肖世峰請假。剛開口，我在電話里哭了起來。肖一時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安慰，果斷批了假，「中斷調查，趕緊回長沙」。

當天夜裡，我在酒店放聲大哭，悔恨的情緒涌了上來，覺得自己太不努力，在生活上沒有讓父親享過什麼福。而父子倆的感情，在我成年後，似乎也有了某種隔膜，這更讓我感到傷心。

父親1954年出生，24歲有了我。我小的時候，父子倆感情很深，在田間勞作，父親會給我講講故事。和姐姐相比，他似乎更喜歡我一些，但他更含蓄。察覺這種微妙的感情，是三個人玩的一次遊戲。

吃完午飯後，決定通過抽籤確定誰洗碗。父親寫了兩張簽，姐弟倆一人拿了一張後，父親催我姐姐快打開看，結果是「洗碗」。我得意大笑，父親跟著笑，姐姐察覺了異常，望著父親，打開了另一張，果然也是「洗碗」。

但在成年後，父子關係變疏遠了。大學畢業後，我在社會上一直混得並不如意：剛畢業在浙江《嘉興日報》，那批大學生第一年的工資每個月只有699.3。我呆了一年後去新創辦的寧波《現代金報》，報紙還沒印卻天天要報題、開會，生性散漫的我很自然地選擇了逃會，結果第十三天就按照「殺雞駭猴」的邏輯被開除了。

然後去了寧波一家環保企業給老總做秘書，倒是幹了兩年，但性格明顯不合適，老闆有一次終於忍不住說：「劉潔，我感覺你才是老闆，我倒像是在給你做秘書呢」。沒忍住，我竟笑了起來。

這些不成功，給曾經急切「望子成龍」的父親留下了足夠的負面印象，而我的價值觀里，任何成功學都是毒藥，幹嘛要成功？父子倆都有了心裡隔膜，再也沒有了什麼交流。

父親突然「得癌」了，多年的疏離，讓我更加感到悔恨。

四

當天夜裡，我註冊了一個ID「悲傷的昆明」，在網上搜索一切關於癌症的資訊，但茫然無措。父親身體一切正常，怎麼也想不出，到底那個部位出了毛病，得了癌症為何沒有一絲徵兆？

第二天一大早，我從昆明飛回長沙，姐姐帶著父親坐高鐵到長沙南站。我在出站口見到父親時，他滿頭白髮，神情倒是鎮定，姐姐有點慌亂跟在後頭，我的表情應該是嚴肅，沒有做聲，只說打車去湘雅二醫院。

慌亂無措的心境下，二醫院就像一座巨大的迷宮，而我們就像迷途的羔羊，等待著最後的裁決。人來人往，任何一項檢查，都需要我們費力打聽。

第一天，沒有什麼結果，檢查在繼續。但我們還有一絲幻想，希望只是岳陽的醫生搞錯了，給我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而我自己，腦子裡一再幻想著，如果發現診斷錯了後就放肆大笑，一如周星馳在電影里那樣，無厘頭地大笑。這場景，在腦子裡出現了無數遍，給自己做著精神按摩。

當天深夜，姐姐和父親留在我的出租房，我去二醫院排隊掛專家號。第二天上午，先看了一個年輕醫生，建議做一個全身的檢查，說是可以確定到底是什麼癌。價錢大概是8000多，姐姐有些遲疑，我想圖省事，咬牙檢查算了。最後詢問了一個學過醫的記者朋友，他說沒必要，價格太貴，而且說醫生提成不少。於是放棄。

中午，三個人縮在擁擠、昏暗的走廊里，等待著脊柱科專家的到來。排的是第一個號，老人家顫顫巍巍地進來，似乎中午還沒休息好，臉色也不好看，我和姐姐對望了一眼，意思是失望。

老人家接過資料，也不吭聲，埋頭在病曆本上抄著以往在華容人民醫院和岳陽醫院的病歷單，頭也不抬地說去照個X光。

我提出了質疑，意思是X光是不是多餘的，核磁共振都做了，還要什麼最沒技術含量的X光？

老人家沒理會，而我姐姐也悄悄抱怨，感覺這個專家是個糊塗蟲。但還是依照醫囑，帶著父親繞著醫院的迷宮，去做了檢查。

片子出來後，老人家很簡潔，「肺癌，骨轉移」。我問還能做什麼治療，老人家見慣不怪地語氣說，肯定要治療了，多活一天也是活啊。

而我們以「糊塗蟲」的態度看這個所謂的脊柱科專家，心裡雖然慌亂，但總覺得還不是最後的定論。

期待的診斷錯誤沒有出現，我們不得不從脊柱轉到了腫瘤科，去做最後的裁決。接著是各種檢查，其中一項是骨掃描，全身不少地方都有了黑點，右腿臀部位置最集中。

腫瘤科的女醫生，語氣冰冷地做出了最後的裁決。姐姐悄聲問了一句，還能活多久，「大概9個月吧」，女醫生大聲說，沒有留意病房裡的父親。

父親離開了病房，喊著「不看了，回家」，姐姐跟出來，淚眼漣漣，父親和我同聲責怪，「哭什麼咯！」「我忍不住嘛。」姐姐邊擦眼淚邊說。

三個人站在病房的走廊中央，周圍人來人往，沒人在乎或者留意，一個家庭遭遇了它的厄運，要共同面對一個親人的死亡了。

五

在湘雅四處奔走看病的那幾天里，父親表情雖然嚴肅但還淡定，只有一次我撞見了他的傷心，在等檢查結果的間隙，他一個人蹲在了湘雅二醫院的馬路邊，右手撐著下巴，看車來車往。走近時，才發現他在流淚。沒有吭聲，我遞了一張紙巾過去。

拿到最終的結果後，父親再也不肯在醫院呆了，他覺得一切都沒有了任何意義，命運已經無情地做出了它的裁決，他不想再徒勞無功地做任何反抗。

當天回到出租屋，父親開始交代他的後事，以後堅決不土葬，要火化。然後說起了他的人生。

父親出生只有7個月，爺爺就走了。他小時候遭遇了各種心酸往事，餓得發昏。還說起了我的二爺爺，當年為了報答地主的恩情，不忍心捲入政治鬥爭，而喪失自己的政治前途，日後成為一個木料工人，一生任性使氣等家族史。

父親說起這些，大概也是想告訴我他的人生理念，但求活得心安，自己活得開心就行。

而我和姐姐認真地聽著，答應了他火化的要求。而我親口承諾堅決不會為了讓他活著，而去忍受各種折磨，該放棄就放棄。

那一次，似乎是很多年以後，我們父子倆第一次親密的談話。

六

湘雅治療的經歷給三個人都留下了心理陰影，在這座迷宮裡，做任何一件小事都費勁心力。父親堅決不肯呆下去，而要回岳陽。

臨去長沙南站前，我不顧父親的腿疼，提出一起去看看我前兩年買的房子，似乎是想向父親證明什麼，又似乎是想讓他能夠有一點心安。在小區樓下掃了一眼，父親隨口聊了幾句，說是當西晒也好，「你五行缺金，西方主金」。

父女倆先回了岳陽，第二天我再跟了過去。而領導肖世峰傳來的消息也很簡單，安心去陪父親，不要理會所謂的請假那些事。

呆在姐姐家，父親的腿一陣陣疼，而他仍然不肯去醫院治療。有個老家的鄰居知道消息後，時不時過來看看他，陪他聊天，父親很開心，我們也很高興。

母親對發生的這一切卻一無所知，她一個人留在家裡勞作。母親是個整天忙著在家裡洗洗刷刷的人，屋子雖然破敗沒有任何裝修，但一切都是她收撿打理，幾十年下來，那裡的秩序都是她來主宰。有時回家後我去幫忙，往往不能按照她的規矩來，總是會發生一點口角。

而我們都覺得母親氣量小，知道消息後怕她受不了，決定先由我回去做個溝通，打打預防針。回到老家，那一年，家裡種了十多畝棉花田，母親一個人忙，她疲憊不堪。

晚上兩人聊到半夜，我試圖去引導她，處理事情不要急，遇到事要想開一些。父親的病，並沒有透露，只說還是腿疼，可能需要去住院。

安穩了母親後回到岳陽，父親已經痛過幾輪，似乎想硬抗，卻又力不從心，晚上往往會叫出聲來。而我第一次以不容置疑地口氣，幾乎推著他往外走，去岳陽二醫院住院。

這裡住院的硬體條件顯然比湘雅好了許多，沒有那麼多人，心理壓力小了一些。人也感到舒心，醫生是熟人，環境顯得格外親切。

我期望的診療方案是，如何盡量緩解父親的疼痛，而不要去考慮如何盡量延緩他的生命。最後的方案是針對疼痛部位做放療。

放療的方式顯得輕鬆，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做了幾次之後，父親的腿就不那麼疼了。父親也恢復了他樂觀的天性。那段時間，我天天在醫院陪著他，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偶爾還開開玩笑。

有一次，父親望著鏡子里的「肥頭大耳」，笑一笑說，「實在是個有福氣的相，怎麼會得這個怪病呢」，然後罵了一句髒話解恨。有一次我摸著他的耳朵說，「你這耳朵真的好大，應該是三國演義里的劉備吧。」然後他笑一笑說，「耳朵那麼大，你割去當下酒菜啦。」

生命似乎迎來了轉機。

七

第一次放療住院的日子，正是2013年的金秋十月，天氣好，醫療的效果也好，父子倆都感覺很輕鬆。在夜晚，我們甚至會聊到死亡，我很認真地說：「說實話，你到底怕不怕死。」「不怕，我真的不怕，死有什麼好怕的，但我怕疼，怕受折磨」。父親認真地說。

這一次住院放療的同時，父親也開始接受靶向藥物治療，效果一直都還不錯。我住了一段時間，病情基本穩定了，然後把母親接到了醫院來照料。

住院一段時間後，母親也知道了實情，但父親的狀態已經很正常了，大家都不再太把癌症當回事，生活似乎回到了正常的軌道。

之後出院，父親也似乎好了。到2014年5月，我陪同父親去北京玩了一趟。那時候他精力、精神狀態都超乎想像的好。每天凌晨4點，他就把我叫醒了，喊著天亮了，要到外面玩。

在故宮的太和殿，他擠進人群看龍椅，出來時大驚失色，褲兜里的1300元不翼而飛了。臉色很不好，我故意用輕鬆的語氣開著玩笑，安慰他丟就丟了吧。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打趣說：「皇帝不愧是剝削階級，看下龍椅就被剝了個精光」。父子倆大笑。

在北京那幾天，我儘力陪著他玩，最想不到的是在頤和園，我已經實在走不動道了，停在了在佛香閣的走廊上。父親回頭怪我太沒用，一個人居然爬到了最頂層，然後下來得意地笑。

北京的表叔和表嬸也出來陪他玩了幾天。最初，父親要住到表叔家裡去，而我對人的理解，是城市裡那種保持某種距離和隱私的人際關係，沒有同意，父親有些不高興。

父親沉默了一下，然後嘆口氣，「我們這代人的感情，你根本不懂」。我的觀察，兩代人對親情的理解，確實稀疏了。表叔、表嬸為了讓父親住到家裡去，一度讓一個臨時住在家裡的親戚搬了出去。

在離開北京的前一夜，我對錶叔、表嬸的儘力陪同總是感到有些愧疚，提出第二天的飛機太早，就不用送了，反正也預約了計程車。

但表叔沒有同意，凌晨3點多，天已經微微亮了，夫妻倆開著車，一路把我們送到了北京機場，然後開車去上班。

後來父親告訴我，表兄弟分別時，相互眼裡都含著淚，引而未發。他以此再次證明，我根本不懂他們那代人的感情。

八

父親的好狀態一直持續著，在華容鄉下，他忙著打牌，不時到外面去散散步，走上好幾公里，保持著正常人的生活節奏。

到了2015年年初，父親的狀態突然變壞了，左腿又開始疼。那一次，他比較相信醫療的效果了，主動提出來，再次住到了醫院，方案仍然是放療。

事後想來，這時父親的心態應該蒙上了一層灰影，而我被他之前的好狀態給蒙蔽了，也沒有過多的留意，做更多細心的照顧。

去年年初父子倆又住了一段時間的院，隨後緩解了疼痛，又出院。之前，父親來長沙做過一次骨掃描檢查，那天，我不小心在他口袋裡摸到了兩支打棉花的「助狀素」，據說村裡患癌的老人，都曾靠這個很快得到了解脫。

我丟掉後，父親很生氣，「不能丟，有這個我才安心治療」，但我未加理會。按照母親的說法，父親的惡化應該是去年農曆5月26日，那天是奶奶的生日，父親去了東山鎮二叔家，還到山上看了看自己的「墳地」。

那天異常熱，回家坐的客車上又是冷空調，父親感冒了，發高燒，之後狀態不如從前。

而奶奶也突然知道了父親的病情。過了沒幾天，父親出現中風狀況，奶奶過去看他，父親躺在床上，滿頭白髮的奶奶，遲疑著站在房間門口：「波清，你怎麼樣了？」聲音細微如小貓，母子倆忍不住同時失聲痛哭。

第二天，父親再次去住院，鄰居去看望他，希望他早點回來，「只怕是回不來了」，父親說。

這一次，按照中風的方式治理後，父親很快恢復了語言功能，似乎又正常了。出院，再次回家，沒過多久，父親的飯量下降了，出現了嘔吐癥狀。

到2015年9月，父親再次住院，這也是最後一次了。而我，漸漸也麻木起來了，從未想到父親這次住院治療，到底有多辛苦。

九

這一次住院，父親的癌細胞已經轉移到頭部，考慮到以前放療的效果，決定再次接受放療。

在醫院，有個楊老師，是父親的病友，倆人經常在一起聊天，父親也很信服他。楊老師開導父親，「人要守終命」，父親似乎聽了進去，在解脫與堅持治療間徘徊。

一直治療到十月份，父親不再同意做放療了，他說，人實在受不了了。我期待他做完療程，他堅持再做了兩次，最後還是放棄了。

父親的病情慢慢加重了，他不再那麼清醒，不時處於糊塗狀態。有時想不起母親的名字，告訴他後，他一遍遍小聲念著，生怕忘記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看他，他哭了起來，要我去給醫生下個跪，打一針解脫算了。之後，他又責問我：「你說不會讓我受折磨的啦！」我訕笑，囁嚅半響。

父親最終在10月3日回到了華容老家，鄰居們陸續來看他，他有時清醒有時又有點糊塗。但他只有了一個念頭，就是如何儘快結束這一切，早點獲得解脫。

他埋怨身上不痛了，不知道要拖多久；要我拿出紙筆，他簽名同意做「醫藥解譜」（他可能以為只要簽字同意器官捐獻，醫生就可以幫他打針「安樂死」了）；還不時詢問鄰居，手電筒的電壓是怎麼回事，不知內情的鄰居一本正經的解答，完全不知道他探聽不過是為了早日解脫。

到10月15日，我回家的那天，舅舅等親戚也湊巧包車過來看望他。到晚上快10點了，我正在外頭沖澡，突然聽說人不行了，我趕到房間一看，父親的眼神已經暗淡下來，慢慢閉上了。那時是10點過3分。

「人生的意義到底在那裡，什麼和他有關係呢？」看著仰面躺在床上的父親，我腦子裡的疑問不斷閃現。隨後給遠在北京的表嬸發了條微信，表叔的電話隨後過來了，滿是悲傷。

農村的葬禮隨後按照古老的習俗開始啟動，而在致詞答謝時，我感謝了親友來參加父親的葬禮，也傳達了父親的人生理念，「做一個拿得起、放得下、想得開的人。」

最後是父親的下葬，我突然明白了入土為安那句話的真實含義，父親入土時，我突然沒有了悲傷，而只感到了心安。

抗癌經驗
對待疾病，其實也需要一個好的世界觀，去做正確的判斷和選擇。父親治療兩年，最幸運的可能是，沒有穿刺做病理分析，盲試靶向葯卻效果不錯；最欣慰的可能是，以較高的生活質量活著，沒有遭受太多的痛苦；最遺憾的可能是，沒想到後期惡化那麼快，以致一心撲在治療上，而忘記了更多的交流。

什麼是解脫？不再承受身體巨大的痛苦，還是內心了無牽掛？建議題主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我母親的妹妹，一直非常非常疼愛我的老姨，前幾年因癌症離開了。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晚期，期間經歷了家人充滿期待但也明知道結果的各種治療，因癌症身體受苦，因治療又是受了不少苦。
工薪家庭，早年下崗，家裡本來就沒有什麼積蓄，好在我家的親戚們關係都很好，各種幫襯，但大家也都承受著很深的無力，誰都知道再怎麼幫忙再怎麼急也沒辦法真正替她挨著一些。非常無奈。
在她還能比較自由走動的時候，家人常帶她出去玩兒，我小弟弟也一下子變得特懂事，打工攢了些錢先給她買了個筆記本電腦讓她能隨時上網散散心。
表面上一切都很好，但誰都知道她心裡在承受著比身體的痛苦還要巨大的恐懼與難過——有對家人的惦記和不舍，有對死亡的不安與不甘，有對命運不公的怨念（老姨是母親姐妹中命運最坎坷的一個，一言難盡）。現在迴向起後來她不方便動了之後我們去她家看她，她叫我到一邊耳語：以後你弟弟就拜託你了（我是這一輩里的老大）。仍然覺得很難過。
幾年過去，看到您這個問題，回憶當年種種，敢說當時家人對她在物質上盡了全力，臨終也一直無虧欠，過程一直很體面，不失尊嚴，唯一有欠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如果當時我對人事的經歷和思考像現在一樣，一定會想盡辦法多陪她，讓她走的時候在心裡儘可能少幾分牽掛。
不是雞湯，也無意增加題主的痛苦，但畢竟人都是會經歷生死的。與其在親人走後反思中覺悟，不如早考慮考慮內心牽掛的問題。可能這才是我們能給到親人的最好的支持。

死是比活著更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活著已經足夠痛苦了，人是有權力選擇可以讓自己更輕鬆的方式的。
不能過分重視生命的長度而忽視了生命的質量。

我覺得還是要看母親自己的意願了吧，如果是晚期，母親因為病痛太痛苦，自己也堅持不下去的話，還是解脫比較好。但母親還在堅持，就應該鼓勵她。可能我的回答太官方了。。。

你兒子患癌你會幫他解脫么？

現在情況怎麼樣呢，要放棄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