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范兒到底是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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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一定要旗袍男生一定要大褂？膚白柳眉溫潤儒雅？

根據陳丹青的訪問，他覺得民國范兒是這樣的：

１９７９年我在北京的什麼演出場合遠遠看見當時的僑聯主席廖承志。遲到了，穿著肥大寬鬆的中山裝褲，一臉疲倦而寬厚的官相，被前呼後擁走過座位當中的通道，和人握手點頭，談笑風生，十足像個老爺。你想啊，雖然他在共和國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國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國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爺，從小看慣兩黨大老，自是民國的氣度。前年讀到一篇他的下屬的回憶，果然說他一天到晚開玩笑，為此還做檢討，檢討時仍舊開玩笑，說是臨死前再說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後跳進棺材去。

這就是民國范兒。如今的高官會是這般做人說話嗎？

可是老牌共產黨員有的是這范兒。單是特務系統，李克農喜歡養狗打獵，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夾克，還精於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畫家華君武也會打扮，叼個煙斗，皮大衣敞著，雪白的羊毛圍巾，他在延安時期的照片穿著破棉襖，可是一臉神色是上海灘前衛藝術家公子哥）。周恩來不必說了，重慶南京時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時期，美國人見那范兒，就有認同感。周的父祖輩是被選派迎候南巡聖上的地方豪紳，所以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其實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見外賓，全套西裝領帶，頭髮專門弄過，還是又土又吶，放不開。前時退休外交官吳建民指說駐外官員說話言語貧乏，其實很難怪的：二十年來，再高層的官員學者也是小科員一路看眼色混上來，談吐氣象，自是不濟。

但民國范兒並不單指權貴，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勁。民國前後出來舉事的傢伙，敢作敢為，有豪情，有膽氣。成敗不論，忠奸另說，你譬如汪兆銘，詩詞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彈，搞暗殺（蔡元培也干過同樣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員念他才俊，給他免了——清朝的范兒也是性情畢露啊——再譬如胡蘭成，浙江鄉村窮孩子，學歷背景全沒有，出來指點江山，有學問有文采。現在嵊縣胡村出來個窮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寫寫手機簡訊吧……民初張國燾陳公博他們去廣州，年紀輕輕，滿腦子革命見解，廖仲凱，就是廖承志他爹，乾瘦老頭，直接帶著小夥子進國民政府面見孫中山，說是你們講講吧，什麼主張，他們就沖著國父大大咧咧說。民國的有志青年見了大人物，心裡臉上，沒遮攔。五四那天，張國燾為首的學生隊伍準備前往天安門，校長蔡元培出面勸說，給小張跑上來一把檔開，領著隊伍就出校門了。

抗戰之際，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說政府萬難，結果學生竟然擁上去拖著打。蔡先生是怎樣的資格與人格？經此一事，身心倶傷。

清末民初，中國民間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遺傳，４９年後，遺傳錯位了。林昭，５７年陽謀初起，沒她的事，實在因為看不過所謂右派同學被圍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聲喝斷，和那些圍攻者激辯，還當場念古詩。你想想，一個蘇州的女子，二十幾歲，渾身是民國的剛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國的烈士，而她後來果真拿命抵了自己這股氣。她在獄中也有柔弱愁慘之時，留有詩文，言辭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國時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紅衛兵，都以為是在繼承先烈遺志，都有一腦們子被灌輸的革命記憶，誰也不會想到那是民國記憶，他們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國范兒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見余光中夫婦，余夫人說，我們民國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樣，一門之中，兩代人喋血成仁。

現在的七零後八零後總算擺脫這致命的記憶了。掐斷歷史是要動刀的。張志新喉管給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嗎：她在單人囚禁時整天叫罵，獄卒專門製作一個頭套，封住她的嘴臉，吃飯時解開，飯後再給嚴嚴實實套上，睡覺時也戴著。指揮家陸洪恩當庭叫罵，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場路中再給擊落下齶，發不出聲。切喉管是醫學進步，並不止張志新，１９７９年我看過官方報道，總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後執行死刑的人。

瘦削的稜角臉龐，梳的一絲不苟的上過髮蠟的背頭。

呢料衣料，有墊肩的衣服，大衣，褲腳翻邊的較寬鬆的長褲，羊毛圍巾，呢料禮帽。用舊磨損的皮包。

黑膠木的電話，爵士音樂，香煙。

綠色或紅色絲絨， Art-Deco風格的沙發和落地收音機，餐桌上的小檯燈。勤勞謙遜整潔的傭人。

奧斯丁轎車。沿街低玻璃窗配小窗帘的Cafe，台硌路，到處昏黃的燈光，街上的長影。

這全是那些碼字兒的搞影視期望給您留下的印象。可能的實際情況，貧窮的人民，混亂的政治，恐怖的戰亂，落後的工業，稀罕而傲慢的知識分子，比華人高無數等的東西洋人。

首先無論男生女生，都是黑白的。
男生：圓形黑邊眼鏡；平直（堅定）而略顯高傲的眼神；短髮；呈坐姿時，雙手最好持有煙斗之類的物件──雙臂形成菱形（一臂略高），自然垂放在下腹；藤椅。
女生：一種是素的，整齊的劉海，看不出美醜的臉；一種是葷的，略微抬頭，口紅，捲髮，香煙，旗袍。

關於「民國范」，我倒是見過一貼，說的比較有意思，發給大家看看。
轉帖地址小說:城管無敵獨家首發/二、是誰在懷念民國時代？/小說）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有個很時髦的名詞，叫做「民國范兒」。大概意思就是說，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蕩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師輩出、精英湧現，一個個都有著獨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氣質，把這些民國時代的節操和風骨歸納起來，就是所謂的「民國范兒」。
　從清朝上溯整個中國古代的那種士子之氣，那股「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於民國時代的教育界和學術界猶有遺風。可惜隨著眼下的社會風氣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國的大學裡，已經幾乎沒有那種清高不凡的氛圍了。所以，過去那些充滿古典中華士人風骨，又結合了近代西方進步思想的「民國范兒」，實在是我輩信仰空虛的現代人，應當仰慕和借鑒的經典對象！
　　嗯，這番論述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過一點，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時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一多、魯迅、張愛玲、梁啟超……雖然確實是名聲如雷貫耳，令人高山仰止，肅然起敬，可他們基本上都是搞社會科學的文化人，學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學、外語、歷史、哲學、藝術之類，卻很難找到什麼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們比較熟悉的老一輩科學家，例如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等等，幾乎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因為國內沒有培養和扶持優秀科學家的條件，在民國時期也看不出什麼很特別的「范兒」——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軍閥時代的教授待遇之優厚，大學經費之充足，難道就蓋不起一個實驗室嗎？要知道，20世紀早期的科學研究，其所需經費還遠沒有後來那麼龐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在民國前期，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的中國各所大學裡，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極度不平衡——學習文法藝術的文科生獨佔鰲頭，竟然達到了學生總數的90%以上！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大學裡攻讀工科、農科的學生卻寥寥無幾，連商科都沒啥人，講這些課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醫科稍微強一點，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當年北京的那些大學裡，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還是文科！
　　除了醫學和外語之外，如果你還要想學一點實用的先進技術，就只能到國外去留學了。而且在學成之後，也很難歸國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謀生——舊中國的工業實在是太落後，海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除非是自己辦廠創業，否則簡直是毫無用武之地。
　　總之，在民國前期的大學裡，理科的情況真是叫做一個悲劇！據說就連學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學工程技術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後以「理科第一」而聞名全國的清華大學，當時的教學內容居然也還是以政法、文學和神學為主，每年的理科畢業生從來都不曾超過100人！
　　上帝啊，民國時代的舊中國，明明最缺的就是現代化工農業，最落後的就是現代科學技術，但卻偏偏只培養了這麼少的一點兒理科大學生，其中很多最優秀的人才還要移民出國，對一個好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有啥用啊！民國的工業要能發展得起來，那才是有鬼了！
　　那麼，民國時代的大學教育，為什麼會辦得如此不科學？明明國家在工業和科技上全面落後，急需建設現代化產業的科學技術人才。可是在大學裡卻把經費向文科極度傾斜，反而對理工科毫不重視？
　　民國的大學教育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怪誕的狀況，自然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事實上，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後，民主與科學的觀念，已經在中國的知識界深入人心，社會上一直都在強烈要求發展實用科學，培養實用人才。
　　但問題是，當時的中國經濟落後，人才匱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學只要有圖書館和教室，再湊齊了教師即可招生開辦。理工科大學卻必須購置大量昂貴的教學儀器設備（國內基本不能生產，進口則需要天價）、教育經費要求更高，教師的聘請也極度困難。
　　因此，在當時想要辦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綜合性大學，實在是難上加難。於是，很多辦學者不得不降低大學設置標準，先把耗資較少的文科學院創辦起來。
　　上面說了在中國興辦理工科大學的客觀困難，而另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則是由於主觀方面的不重視。
　　——在傳統上，中國就是一個由文官統治的國度。而所謂的文官，在很多時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國的古代歷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們無論是否出仕，總是與統治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在封建科舉體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國子監」、「太學」之類，其實就是高級官僚的專門培養機構。而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同樣也是如此。一定要做個類比的話，基本相當於如今的黨校。因此自然會更注重於傳統文學、政治、法律、財政乃至於傳統禮儀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語、國際政治和世界歷史之類的「新式」內容進去，就已經算是符合時代潮流了。
　　而當時的學生們之所以要去讀大學，大部分人的最終目標也跟過去封建社會的讀書人類似，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自然要學法律和行政，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學習跟仕途無關的理科。
　　至於西方人在中國開辦的大學，最初的目標是培養一批親近西方的中國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國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幾千名大學生，從英美教會和民間教育機構在中國創辦的大學畢業，然後進入政府或工商業領域就業，而他們的政治觀點自然普遍傾向於親美、親英。
　　為了適應這一需求，這些學校的課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學為主——前者用於滲透上層建築，後者則向底層民眾傳播影響力——最多再辦一些醫科課程，以便於懂得醫術的傳教士擴大在貧民之中的影響力，卻並不怎麼願意為中國培養出工業和科技人才，從而為自己本國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製造競爭對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國，或許是因為德國人的心眼兒比較實，在割佔了青島之後，於1909年開辦了一所當時亞洲第一的理工學院——德華大學。並且以德國式的嚴謹，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相當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可惜這所學校僅僅辦了5年時間，就隨著日本在1914年攻佔青島，而從此灰飛煙滅了。
　　外國人在中國的辦學，有著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國初年那些主持大學教育的中國人，儘管在一輪又一輪西方堅船利炮的猛轟之下，已經明白了西方科學的重要性。但出於傳統士大夫的理念，對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觸，不怎麼願意把它們放進相當於「國子監」的大學校園之中。
　　——傳統上，中國文人讀的是聖賢書，滿口的仁義道德，號稱以天下為己任，其實卻是遠離實際的社會生產，喜歡在書齋里做學問，卻極度輕視體力勞動和實際建設。哪怕到了建國之後的時代，這些傳統文人依然把「兩參一改三結合」視作極大的迫害，更不用說「文氣風骨」尚存的民國年間了。
　　例如民國時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認為大學不應該開辦理科，只要有文科、醫科和藝術類的內容就已經足夠。至於理工之類的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工作，則應當由專科職業學校來承擔。
　　他的觀點也不能說是全錯，畢竟近代的德國就曾經這麼搞過（後來改了）。但問題是，當時北洋政府撥下來的非常有限的一點教育經費，幾乎都給了諸位耍筆杆子的大師們去鑽研傳統國學，順便教導諸位未來的官老爺們各種傳統文化，實在是沒錢再辦各類理科的專科職業學校了。
　　同樣的道理，在民國初年，那些北洋軍閥之所以對待大學校園裡的師生們十分客氣，也不是因為他們思想進步、重視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們的腦子裡，依然延續著過去清朝的舊思維，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學，看成是「太學」、「國子監」之類的高級官僚預備隊，自然要待遇優厚，態度客氣才行。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時代，那些讀書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們，就和民國年間的大學生一樣，經常做一些集體請願或者集體抗議的事情，甚至還有罵皇帝的，很類似現代西方國家的示威遊行。例如康有為這位廣東舉人，就在甲午戰爭期間搞過「公車上書」，一度拉起了上千名進京趕考的舉子共同行動。
　　而對待這些未來的官僚成員生力軍，不管是再怎麼專制腐朽的朝廷，也都總是表現得異常的寬容，一般都會派出重臣耐心勸解，最多就是懲處幾個帶頭的人，幾乎從來沒有過查封國子監，把師生盡數下獄的瘋狂舉動——因為這些人就是未來的朝廷官員，如果過分地得罪了，豈不是就要擔心在日後被秋後算賬？
　　相反，要是鬧事者並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麼通常就是血腥鎮壓沒商量了！
　　於是，就在民國初年的動蕩歲月之中，面對著遍地的文盲和失學兒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業，這些充滿了「民國范兒」的大師們，卻心安理得地揮霍著僅有的一點兒教育經費，悠然自得地研究著歷史、哲學、書畫藝術之類缺乏實際意義的「傳統國學」，或者翻譯一些西方文學名著，同時對落後愚昧的國民視而不見，還自詡為國家柱石、社會脊樑……這究竟應該說他們是沒良心呢？還是說他們沒頭腦？
　　有人看到了這種現象的荒誕，比如說魯迅，他認為不事生產的知識分子獨自富裕，是很恥辱的；有人卻覺得這才是知識分子應當享受的待遇——沒有人民的苦難，哪有士子的享樂？例如說胡適。
　　在過去，我們認為魯迅是對的。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適的理論。
　　另一方面，那些理科大師們既不會舞文弄墨地給政府歌功頌德，使當政者心花怒放；也不會以筆墨為匕首揭露社會黑暗，令當政者有所忌憚。因此自然只有坐冷板凳的份了。
　　大家在這裡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我黨不肯花錢搞現代化建設，構築自己的獨立工業體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識地組織了大批國學宗師和考古學家，去搞「夏商周斷代工程」，號稱要以此來提高民族榮譽感……不知老百姓會怎麼想？恐怕只會大罵政府昏了頭本末倒置吧！
　　所以說，北洋政府投入僅有的經費，養了一群窩在大學象牙塔里的「國學大師」和「留洋高材生」，卻無視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領域……這樣只重視「貴族教育」的「民國范兒」，難道就很好？
　　在此摘錄一本雜誌《翻閱日曆》當中對「民國范兒」的一個定義：「……如果非要定義「民國范兒」的話，我想，或許可以用『貴族精神』來指稱……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講求原則』，第三是『保持低調』，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這些描述不能算錯，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寫寫文章上上課，就能跟這些大師們一樣每月收入10萬以上，還有大筆稿費和版稅進賬的話，那麼我想我應該也可以變得很有「民國范兒」……
　　請大家在這裡先看兩份工資單：
　　1918～1919年，青年時代的毛主席曾在北大圖書館擔任管理員，而著名海歸學者胡適則在北大當教授。
　　——毛圖書管理員的月薪不過8塊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卻高達240塊大洋，兩者相差30倍！
　　事實上，當時的胡適雖然從海外鍍了一層金歸來，但在北大參加工作的時間還不長，名聲也遠不如後世，月薪還不算最高的。同一時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陳獨秀的月薪為400塊大洋，相當於毛管理員的50倍——再過幾年，北大教授的月薪還要再翻一倍，平均達到500塊大洋，而圖書管理員的月薪卻沒怎麼上漲。
　　而更要命的是，胡適教授的240塊大洋，一般來說每個月都能按時發放。而毛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卻總是被拖欠，直到離職也沒能全部拿到手。據說他先後幹了半年，最後卻只拿了三個月的薪水，相當於減薪一半——我突然明白傳聞中毛主席仇視知識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還有陳獨秀主席在日後為什麼會右傾投降，而胡適又為什麼堅持**立場，也可以從這份工資單上看出一點倪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實上，真正的問題還不止於此。平心而論，假如我們工薪階層能夠拿到2000～3000元的工資，基本滿足溫飽、接近小康，那麼就算看到某位高級白領能拿十幾萬的月薪，是自己的幾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羨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還過得去，就不至於會發展到階級仇恨的程度。
　　可問題是，毛圖書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在當時的實際購買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於民國時代戰亂頻繁，各地物價的變動幅度極大，光是米價就經常上下波動好幾倍。基本上是越到後面的年代，通貨膨脹就得越厲害。
　　而且，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的物價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較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張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價，用20年代的物價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鄉下豐收時節的糧米收購價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參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謬的結果——而這也是當代「歷史發明家」們常用的一種移花接木之術。
　　舉個例子來說，前些年，河南鄉下的白菜收購價一度跌到一毛錢一斤，讓農民們賠本賠得欲哭無淚。可我們有誰在城裡買到過一毛錢一斤的白菜？光是運費就有採購成本的好幾倍了啊！
　　同理，如果現在讓人拿著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寧去生活，也絕對會非常寬裕，但問題是根本辦不到。
　　回到正題，當毛主席進北大擔任圖書管理員的時候，民國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進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幣值還算堅挺。根據《民國經濟史》提供的數據，在1919年的北京消費市場上，一塊大洋應該可以買20斤米，8斤豬肉，購買力最多相當於如今的40元人民幣。
　　而毛圖書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只能摺合如今的320元，還不夠當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標準。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國僅次於上海的物價高昂之地，毛管理員的8塊銀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經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卻實在是不經花——雖然這8個銀元可以買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飯，還要吃菜，要買衣服，要交水電費，要買煤球做飯，還要買報紙和火柴、香煙，尤其是還要交房租……
　　當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對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體會。而毛主席當年的北京房租水平，雖然沒有眼下這般誇張，但同樣也不會便宜到哪裡去。
　　——現在的320元人民幣，在不少地方應該也可以買到160斤米，可有誰能用320元的收入過日子？不信的話，讓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個圖書管理員試試看？恐怕就算是兼職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塊大洋月薪，卻可以摺合為當今的9600元人民幣，完全夠得上現代大學的標準。若是放到那個烽火四起、餓殍遍地的民國年代，更是已經要歸為富豪一類了！
　　很顯然，讓勞動人民們拿著3000元工資看教授們月入96000元，與拿著300元工資看教授們月入9600元，絕對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還只是一般的羨慕，而後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紅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從來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貧者無立錐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總之，在民國年間，大學教授是一個非常體面的職業。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大學教授們的工資水平遠高於社會的平均工資，過著非常優越的物質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學教授和講師們，自然有很多錢去逛琉璃廠，買書籍報刊，買古玩字畫，生活充滿了小資情調。
　　北洋政府的那些軍閥們，雖然外表看起來頗為粗野魯莽，彼此之間總是打來殺去的，但對知識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氣。哪怕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也從來不曾虧欠這些專家學者們的薪水。就算是魯迅這樣總喜歡與執政當局鬧彆扭的刺頭兒，教育部門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銀元高薪。
　　而這些教授們的職位通常又很穩當，既不像商人那樣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破產，也不像官員那樣隨時可能因為政權更迭而被無故罷免，還居住在治安相對良好的大城市裡，不像鄉下地主們那樣要擔心農民抗租、土匪劫掠、軍閥勒索，堪稱是鐵飯碗中的鐵飯碗。所以，他們的幸福生活常常讓後人感嘆不已。
　　再回過頭來看看當代，在如今國內的沿海一線城市，大學講師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門衛、勤雜人員的薪水，最起碼也有2000元左右。兩者僅僅相差3～5倍而已。
　　對於這樣被大幅度縮小的收入差距，廣大勞動人民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覺得這些教授的收入已經夠高了，更何況在教育機關的編製內，很可能還有分房子之類平常人享受不到的優厚福利。
　　如果把大學門衛、勤雜人員這些人的收入，壓縮到民國年代的標準，也就是原來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價指數不變，福利待遇全無，此外還要時常拖欠薪水……我想他們應該就可以充分體會到當年毛主席在北大圖書館裡幹活時的心情了——「……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摘自斯諾的《西行漫記》）
　　所以，勞苦大眾們就算對當今社會有些不滿，也絕對不會懷念那個月薪320元人民幣的民國年代。
　　而當今的很多「磚家叫獸」們回顧歷史，卻覺得心裡非常不平衡——在他們看來，時代在進步，知識應該更受尊重，知識分子的薪水也更應該與時俱進，跟愚民們拉開差距才對！
　　哪怕是按照民國時代的「落後標準」，他們最起碼也該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萬到10萬才算是合理啊！可現在政府才肯給民國標準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識分子了！！！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可以很輕鬆地在北京買一座四合院。而現代的大學教授，想要在北京弄個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廳，都要幾乎買到通州那邊的地界上去了！
　　對於這些人來說，當代社會給他們提供的待遇，遠遠不如民國年間的高標準，自然要滿腹牢騷，並且無限懷念那個「美好的年代」。而他們又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也是最擅長玩筆杆子的一類人，自然有本事在筆下「發明」出無數描述民國時代美好之處的「新思維」、「新發現」了。
　　——正如我們在政治課本上學到的那樣，一切問題從根本上講都是經濟問題！
對於當代某些知識分子懷念民國的深層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經有了初步的描述。那麼，他們有關於提高自身經濟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沒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這個……該怎麼說呢？尊重知識分子這個說法，應該是絕對沒有錯的。
　　但有一點請大家先弄清楚，我們到底應該尊重怎樣的知識分子？
　　或者說，究竟是哪一類的知識分子，才能給我們這個社會真正地創造出財富和價值？

上流社會的民國范兒是這樣:

底層老百姓的民國范兒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的是哪個民國？

按民國的水平……你先起碼得混的相當現在千萬富翁的水平……才有民國范吧

【國產大英雄第1集】《一代大媽》幕後花絮特輯_電視劇相關_電視劇_bilibili_嗶哩嗶哩彈幕視頻網

民國時期小學生作文

民國文言作文：漸行漸遠的優雅

摘自《文匯報》2011/3/3

作者——上海交大附小老師：丁慈礦

受白話文運動的影響，自1920年起，國語課本（即白話文課本）開始在初級小學使用，然後逐漸過渡進入高級小學，在這個過程中，語文教育的文白之爭從未停歇，最終在上世紀30年代初白話文課本取得了全勝。整個小學階段，國語課本完全替代了國文課本，這似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總讓人有些遺憾。
在小學白話文課本完全取代文言文課本的八十餘年後，再來讀讀這些文言老作文，令人感慨萬千。這些老作文散發著純正漢語的清香，悠遠綿長……

1.春郊遊記

廣東番禺三區南田小學盧焯坡

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課餘在家，殊無聊賴。聞街外有賣花之聲，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覺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綠水，白鳥紅花，楊柳垂綠，桃梅堆錦。仰望白雲如絮，俯視碧草如氈。見有茅亭，乃入座。未幾，炊煙四起，紅輪欲墜，乃步行而回。就燈下而記之。

【讀後感】讀著這篇老作文，我不知不覺就想到初小國文課本中的一篇課文「夕陽西下，炊煙四起，三五童子，放學歸來。」文字雖短，意境甚美。再來看這篇作文，文字如此優雅，描寫如此生動，對偶恰到好處。恬靜的鄉野生活已不可復得，真是恍如隔世！

春日游公園記

廣東番禺三區南田小學黎壽泉

星期之日，偕友某君作公園之游。時則春風和煦，園花盛開，草木青蔥，群鳥飛鳴，遊目騁懷，至足樂也。至音樂亭畔，聞有樂歌之聲，自放音機出，因與某君駐足聽之。既而環遊公園，乃知音機之設，遍於園中。公園之大，一人歌之，千萬人得而聽之。與民同樂，其斯之謂歟？游罷歸來，因為之記之。

【讀後感】我第一次看到「遊目騁懷」，是在師專書法課上臨寫《蘭亭序》的時候——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那時還不清楚文字的意思，臨摹了若干遍，方覺得妙不可言。看看這位前輩小學生，他已將「遊目騁懷」化用到文章中去了！

清晨上學記

廣東番禺三區南田小學游杈波

庚午之春，某日晨起，推窗一望，則大雨淋漓。遍地紅花雜綠葉，夜來風雨洗春嬌，可為斯詠也。未幾，入書房攜書上學。出門，狂風大雨，撲面飛來，大懼急退，入坐房中，無聊而觀書。忽觀至「訥爾遜冒雪返校」之事至，醒吾心，一躍而起，再攜書，奮勇出門。沿途花柳飄搖，泥濘滿路，四望無人，獨自前行，衣履盡濕，及到校後，乃更衣而坐，未幾，鍾遂鳴矣。竊思：吾人不為榮譽則已，若求榮譽，必堅忍耐勞，以戰勝艱難辛苦，方有出人頭地！不然，則畏風怕雨，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矣，乃記之以自勉。

【讀後感】讀文章，可以想見小作者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初見狂風大雨而大懼急退，後觀「訥爾遜冒雪返校」又奮勇出門，一個頂風冒雨的少年形象躍然紙上。

春江垂釣記

四川郫縣縣立第四小學劉在鎔

某星期日，學校放假。吾謂友曰：「時當春日，江水清澈，而江邊之景又可玩賞。吾友可往江邊垂釣否？」友曰：「可！」乃持竿而行。沿途縱觀春景，時則桃紅柳碧，草長鶯飛，顧而樂之。

不覺已至江邊矣，余與友乃於垂陽下，選釣魚磯而坐。則見浪花四散，水天一色，真奇觀也。友乃以手持竿，垂於江中。未幾，釣線一動，手舉竿，遂得一魚，魚屢躍而不得脫。余見友得魚甚喜，余又持竿釣之，終日不獲一魚。友笑謂余曰：「事必學而後能，垂釣亦猶是也！」余曰：「然！當靜心以學之。」余遂歸，乃留友於吾家宿，遂將魚烹而食之，味甚鮮美。吾因謂友曰：「今日得魚之時，魚躍亦可憐否？」友曰：「彼貪餌而來，是自取也!然貪餌而致死者,豈獨一魚也哉？」

【讀後感】筆法果然老練！借友人之言道出己之胸臆，「彼貪餌而來，是自取也!然貪餌而致死者，豈獨一魚也哉？」堪稱警句，一小學生竟有此等見識!方今之世，不知多少「貪餌」之輩自取淪落，何時醒悟？讀此文深感前賢可畏。

記地震

四川郫縣縣立第四小學李蓂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五日。余正伏案潛修，忽聞屋宇有軋軋之聲。因出戶視之，則見樹木傾斜，花草搖動，溪水有洶湧之狀，牆垣有簸動之形。吾方驚詫，覺地面簸蕩，若乘舟而涉波濤者，噫！奇異哉，非地震歟？因思夫震撼之大，時間之久，為前所未有者。不數日，友人告余曰，前日地震，茂縣以上之大山崩頹，壓死人民，不可勝數，岷江上流，為之壅塞。

余因之有感焉。吾人處此安全之地而不受地震之災，豈非吾人之幸福乎？雖然，中華四面受敵，外人協以謀我，國勢飄搖，視地震尤烈，吾人不得狃於目前之安全而忘土崩瓦解之危險也！

【讀後感】這篇作文記敘的是1933年7月5日發生的四川茂縣疊溪地震，從文中可以看出，郫縣震感也非常強烈——樹木傾斜，花草搖動，溪水有洶湧之狀，牆垣有簸動之形。小作者為我們保留了一段史實，文末由地震而生髮出的感嘆更是發人深省。

書樓望月記

四川萬縣分水場縣立第二小學陳曉初

一夕，人靜矣。余倚窗讀書，偶見月光射入，宛如白練，頓生明月入懷之感，遂棄書起立，循欄徘徊。見夫玉免懸空，光輝皎潔。舉目四望，萬籟寂寥，清風夜起，促織微吟，顧而樂之。適有孤鴻橫嶺東，展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其音交交，掠余而西也。

時已夜半，月涼似水，忽見草際微動，黑影隱露。余不禁長嘯，嘆曰：「人耶？鬼耶？何裹足而弗前！」半晌無聲，長空寥廓，清寒殊甚。少焉，嫦娥西匿，余亦就寢。

【讀後感】此文吾讀之再三，有似曾相識之感。忽憶及東坡之《後赤壁賦》——「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原來如此！小作者將東坡妙句化入文中，水乳交融，渾然天成！讀畢，為之擊節而贊：東坡千載後，亦有知音矣！

聽鵑記

四川郫縣縣立第四小學魏邦權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夜，解衣欲睡，見月色入戶，欣然起行，斯時明月在地，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龍蛇蟠結，蓋竹柏葡萄影也。已而庭樹之上，鳴聲凄切。傾耳聽之，似喚「不如歸去」者，蓋杜鵑也。其鳴急迫，其聲凄厲。凡入耳者，未有不動於衷也。夫鵑一鳥耳，晝夜悲鳴，催人耕作，故又謂之「催耕鳥」焉。余聽之，不禁有感於中矣！夫人生之光陰有幾，而九十春光，尤如白駒過隙焉，彼杜鵑者，夜半啼血，欲喚回將去之東風，吾人對此垂暮之春，能不感韶華之易逝哉？因聽鵑而作記自警。

【讀後感】又是一個蘇東坡的崇拜者，文章前段從東坡《記承天寺夜遊》脫化而出，後段的議論由杜鵑鳥而生髮，足見少年老成！

夜月採蓮記

廣東番禺三區南田小學江炳崧

飯後齋中獨坐，好友忽臨，約往外游。乃束裝偕往，蓋月下泛舟也。舟次池中，舉目四眺，則亭亭獨立，不蔓不枝，微風吹來，搖曳波中者，凌波仙子也。而月影星光，益輔其美，殊可樂也！余以良宵美夕，人生難再，故至夜闌興盡，始搖舟而歸，並攜蓮一枝，置諸瓶內，以驅塵俗。歸而記之。

【讀後感】月下泛舟，池中觀蓮，何其美妙！置蓮瓶內，以驅塵俗，何其高雅！此非周敦頤乎？此篇作文文字之美倒在其次，生活態度大可玩味。

民國政府到底腐敗到什麼程度？ - 雅赫維的回答
以下是方舟子推薦的文章：
《初夜權血淚史：江蘇山東新媳婦先給地主睡三天》
文：馬俊亞
原文地址：初夜權血淚史：江蘇山東新媳婦先給地主睡三天

20世紀40年代中期，據蘇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調查，「地主對佃戶的妻女，可以隨意侮辱、霸佔。……甚至有若干地區如宿遷北部，還保留『初夜權』制度，佃戶娶妻，首先要讓地主睏過，然後可以同房」。
世界各地的初夜權敘述，絕大多數存在於文學作品或口頭傳說中①，缺乏過硬的史料證據②。蘇魯地區的初夜權資料則極為豐富可靠，充分反映了這一地區的社會狀況。蘇北漣水籍的嚴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由於中國地區之間差別極大，蘇北就存在著初夜權的現象③。應該說，這一現象源於蘇北特殊的社會結構。
一
華夏(漢)民族地區，初夜權多為民間傳說，並且存在較大爭議④。郭沫若認為，《詩經》時代，公子們對平民女子擁有初夜權⑤。有些學者則認為，周代、乃至中國傳統社會不可能存在初夜權⑥。上述對中國初夜權的看法，均是臆測。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有著充分的依據。

與歐洲相似，中國文學作品中不乏初夜權記述。一部晚明作品描寫的主佃關係，包含明顯的初夜權成分。
壽山寺，田良五百石，分為十二房，僧皆富足，都錦衣肉食，飲酒宿娼，更甚俗家。……或有畏受家累，不思歸俗者，輒擇村中愚善佃客，有無妻者，出銀與代娶。僧先宿一個月，後付與佃客共，不時往宿。⑦
魯人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有許多郭沫若所說的「公子」形象。如韋公子「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懷慶潞王，「時行民間，窺有好女子，輒奪之」⑧。
一部清末作品中，魯南俠盜雁高翔酬謝蘇北世家子沈筠時，儘管沈非常中意一「尤妙麗」之姬，但雁認為：「此皆非貞軀，不足以辱長者。昨得一全璧，臂上守宮砂未退，謹當奉獻。」⑨後使沈獲得了青州賈太守之女的初夜權。這部作品的作者為泗州人宣鼎，同治(1862—1874)、光緒(1875—1908)年間在濟寧、淮安等地游幕，熟悉蘇魯的風土人情與社會心理。從中可以看出蘇魯社會上層非常看重初夜權。
現實中更不乏這類人與事。晚清儀征學者程守謙記載，淮安府鹽城縣的富室商人，多利用財勢姦淫未婚女子⑩。同治年間(1862—1874)，沭陽(現屬宿遷市)一名施恩於貧者的寺僧，明確提出初夜權的要求，並得到了對方的認可。
甲者……棲身廟中，為香火道人。甲父在日，為甲聘同邑某氏女。甲財產既竭，貧不能娶。僧故饒於資，性尤險僻，嘗奢甲值而輕其事，甲頗惑之。一日置酒密室，召甲飲。半酣，謂甲曰：「聞子已論婚，胡久不娶？」甲以貧對。……僧曰：「今有一策，不知子能俯從否？若能與共之，當先為子謀百金，入門後衣食悉取給於我，併當增子值。」甲本非人類，欣然從之。合巹之夕，賓客既散，甲出，易僧入房，女不之知，聽其所為。(11)
蘇北的初夜權更多地發生在主佃之間。儀征學者劉師培指出：「禾麥初熟，則田主向農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12)據1928年的一份報告，徐海地區地主下鄉，佃戶們要獻上妻女供其淫樂(13)。蘇北地主看中佃戶的妻女，常以服役為名，召至家中隨意姦淫(14)。沭水、臨沭一帶地主對佃戶「打、罵、姦淫的事情也是層出不窮的」(15)。《申報》載，號稱「沭陽程震泰之半」的顧七斤，「墾良田七萬有餘畝，姬妾百。……此人好淫，遠近婦人受其污者，莫點其數」(16)。曹縣朱庄大地主朱凱臣擁有土地數千畝，任五方局團總，他看中的佃戶女性均為其所姦淫(17)。蘇北宿遷極樂庵與壽山寺相似，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18)。宿遷邵店聖壽寺的和尚「幾乎個個尋花問柳」。當地俚語：「廟前廟後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19)
由於蘇北魯南是古代的魯地，儒家傳統影響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於談論涉性話題，加上初夜權本身存在著隱秘性，當事人多不願對此加以張揚(20)。並且，「初夜權」一詞20世紀以後才成為漢語辭彙。因此，對初夜權的準確敘述，多為新式知識分子。
20世紀40年代中期，據蘇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調查，「地主對佃戶的妻女，可以隨意侮辱、霸佔。……甚至有若干地區如宿遷北部，還保留『初夜權』制度，佃戶娶妻，首先要讓地主睏過，然後可以同房」(21)。1942年4月，蘇北新四軍領導人鄧子恢指出：貴族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包括「可以自由姦淫以至霸佔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權利」(22)。香港報人潘朗寫道：「農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須先陪地主睡，讓地主老爺『破瓜』。」「這風俗，在中國，在號稱文風甚盛的蘇北，也是存在。」反之，佃農「如果討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爺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23)。
據20世紀40年代擔任沭陽農會會長、錢集區委書記的徐士善敘述：「有次在沭陽張圩鬥地主，晚上讓他的佃戶看管他。結果，夜裡佃戶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後來調查知道，原來佃戶的媳婦，娶過來的頭夜，被這位地主睡了。」(24)沭陽有的佃戶向地主借貸娶親，地主則以得到初夜權作為條件：

沭陽胡集北老單圩地主單旭東佃戶某某，兒子大了要帶媳婦，因沒有錢，向地主商量。地主說：「不要愁，我替你想辦法。但你要允許我一件事。」佃戶問他什麼事，他說：「你新兒媳帶來，頭一晚上我去，這你也賺便宜。你不允許，我只要想你兒媳，還能不給我嗎？」佃戶經過思考，沒辦法，答應了。地主借了三石小麥。(25)
值得注意的是地主所說的「我只要想你兒媳，還能不給我嗎？」表明地主對佃戶妻女擁有常規的性權力。對這種權力略有不滿的佃戶自然會受到地主的嚴懲。沭陽宋山區河東鄉小宋庄地主徐香太姦淫佃戶田二的兒媳，被田二發覺，田僅責罵兒媳幾句。次日，徐執牛鞭將田痛打。田問：「你為什麼要打我？」徐答：「你自己知道。」(26)1936年，沭陽湯溝鄉鄉長、大地主湯宜遜的佃戶王某娶妻，湯闖進王宅，姦淫王妻。王母勸阻，被其槍殺(27)。
類似於郭沫若所說的「嘗新」(28)，在蘇北廣泛存在。沐陽程震泰家族的程廉泉，家中的女性僱工「差不多都受過他的蹂躪。老的也好，丑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於滿臉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他[她]。他說這是『嘗新』」(29)。淮陰孫圩孫大琨，家有田地26頃多，「聽到溝南佃戶陳兆臻有個美貌的姑娘，他就馬上叫幾個自衛團[丁]，挑了被子，拿著氈毯，提著尿壺，他自己捧著水煙袋跟在後面，一步三幌(晃)，三步九搖，到了陳兆臻的家裡，是話未講，只說：『把你姑娘帶來睡睡看，好才要，不好兩便。』」(30)
更有許多地主獲得了初夜權後，長期霸佔佃戶的妻女不予歸還。泗沭縣裴圩地主周繼叔家的僱工朱尚隊兄弟兩人，積蓄多年替弟娶媳，入門頭晚被周奸占，後被周長期霸作「小婆子」(31)。宿遷北部窯灣區王樓鄉地主馬知非(又名馬如元)，有地60餘頃、佃戶200餘家。他46歲時看中佃戶孫廣禮17歲女兒，在孫氏嫁果場張姓的當晚，用花轎把孫氏抬到自己家中，後長期予以霸佔。「因他有錢有勢，張姓也只好啞吧吃黃蓮，有苦無處說。」另被他長期霸佔的還有佃戶王懷仁的女兒與佃戶張九清的妻子(32)。
地主厭膩了佃戶的妻女後，可隨時拋棄，無需負任何責任。沭陽曙紅區崔溝村崔家莊丁傑三，父輩有80頃地，本人在上海讀過大學。他曾將佃戶王春保女兒霸佔一年多，王女懷孕後，丁即予拋棄。佃戶黃德安一個15歲的妹妹，亦被丁霸佔年余後拋棄。後又將佃戶崔振露之妻霸佔(33)。
與歐洲中世紀不同的是，蘇北從外地遷入的佃戶妻女同樣要被當地地主行使初夜權。沭陽縣耀南區長安鄉地主袁席山，有地9頃，有位佃戶搬來的第一夜，他去佃戶家姦淫其妻，「地主及門勇一夜去打幾次門，小笆門都被打壞了」(34)。
在《費加羅的婚禮》中，法國伯爵為了取得女僕蘇珊娜的初夜權，採取的是「溫情」引誘的方式。相比而言，蘇北初夜權的實施極為野蠻。有的新婚婦女因不順從，竟被逼死。1945年春末(當地人稱「麥頭」)，沭陽龍廟鄉長兼大地主徐士流在一鄉民娶親時，欲姦淫新婦，新婦不從，被迫跳井自殺(35)。宿遷順河區日偽區長張少桐與義子曹壽才強姦祁某之婦不遂，竟槍殺了祁氏夫婦(36)。宿遷姚湖北高圩地主高永年姦淫佃戶陸某17歲孫女，陸女兩次喝鹽滷相拒，仍迭次被奸(37)。
與蘇北類似，抗戰和土改時期的調查均表明，山東不少地方，地主對其佃戶享有初夜權，直到1945年山東省戰時行動委員會制定了《婚姻法暫行條例》後才真正廢除(38)。
抗戰時任豐縣、魚台等地婦女部部長的張令儀寫道：抗戰初，在魯南，「我第一次聽說有這樣的事：佃貧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權」(39)。據她敘述，1938年她在單縣任縣委委員時，中共縣委書記張子敬(40)親口對她說，因佃種了單縣辛羊區張寨地主的田地，張新婚時，妻子被張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權。她認為：「魯西南的初夜權不是潛規則，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不成文法規。農民根本無力抗拒。地主實施初夜權主要是為了滿足其荒淫的肉慾。」(41)
抗戰期間，山東救國團體為了發動民眾，把取消魯南地區的初夜權作為改善僱工待遇的一項內容。1940年8月11日，山東省各界救國聯合總會會長霍士廉在山東職工聯合大會上報告：「魯南許多落後的地區，仍存在著超經濟的剝削和殘(慘)無人道的野蠻行為，如初夜權。」(42)由此可知，初夜權在魯南是比較顯著的社會問題。1943年12月，陳毅經過魯西南，他的《曹南行》詩稱：「毫邑湯都史所傳，至今豪霸圈莊園。蜀客多情問遺事，居停首說初夜權。」(43)其時，地主尚是中共的統戰對象，山東的中共高層反覆強調「照顧地主利益」(44)，陳毅等人不會刻意醜化地主。據一位「老戰士親身經歷」所寫的作品同樣記述了魯南的初夜權：臨沂張庄有400多戶人家，莊主族長張大富，擁有全庄土地，還享有初夜權，「誰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45)。

即使在普遍存在過初夜權的西方，「真正的性交權力是很難證實的，目前並無確鑿的證據證明其真的發生過」(46)。但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是確切無疑的。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初夜權有著較大的區別。
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也存在著形式不一的初夜權。據記述，在西藏，「這些地區的民眾不願與年青的處女結婚，而是要求她們必須與其他許多人發生過性關係。他們相信這樣才能為神所悅，並認為一個沒有男伴的女人是極為低賤的。因此，當商隊到來，搭好帳篷過夜時，那些有女兒待嫁的母親們會領著她們來到這裡，請求這些陌生人接受自己的女兒」(47)。在新疆，「回俗女子至十歲左右，即送請阿渾誦經，為之破瓜，彼俗稱為開窟窿，否則無人承配。幼女舉行此典，恆數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潰爛至成廢疾者」(48)。為此，民國新疆省長楊增新專門下令，女子「非至十四歲，不得開窟窿」(49)。改土歸流前，鄂西土家族女子婚期的前三天，土王享有初夜權，凡與土王異姓成親，新娘在婚前必須和土王同住三宿後，方能與新郎結婚(50)。四川酉陽土司所屬的大江里、小江里一帶，不僅居於特權地位的土司享有初夜權，就是封建氏族長，也在本(氏)家族內享有初夜權(51)。湖南永順、保靖、永綏的土司，除同宗外，對於任何人新婚都享有初夜權(52)。貴州畢節的土司享有初夜權(53)。該省安龍，農民婦女出嫁當晚，即遷往兵目附近，為兵目服役三年，才可落夫家，這種習俗「可能是『初夜權』的殘存形式」(54)。
這種權力是基於習俗或信仰的「神權」。某些漢人地區流傳著類似的傳說，不少與神權有關。郁達夫所述的浙江諸暨避水嶺西山腳下的石和尚，「從前近村人家娶媳婦，這和尚總要先來享受初夜權」(55)。宋之的所說的山西冀城東山，「相傳那山裡有一個東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權的」(56)。在這些傳說中，石和尚和東山大王都非現實中的人，而是具有神性，至少擁有某些神通。
蘇魯地區享受初夜權者均是活生生的人，一般是富者通過財產關係對貧者性權利的統治，多見於地主對佃農的妻子施行這一特權。由於地主身兼官僚、寨主等多種身份，處於極為強勢的地位，作為弱勢一方的佃農無力抗拒其要求。這一關係的本質是人身依附的表現。
二
性權力的不平等是由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決定的(57)。近代蘇魯鄉村嚴重分化，大地主是極為強勢的利益集團，他們幾乎佔據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社會資源，把鄉村社會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視普通平民為農奴。而平民群體不但在經濟上被剝奪殆盡，而且連基本的公民權利也從未擁有過。這是初夜權這種惡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性土壤。
一般認為，中國近代各階層構成了一個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佔地500畝以上的大地主約32萬人，小地主200萬人；自耕農1.2億，其中有「余錢剩米」者達1200萬人；半自耕農和貧農約1.5億—1.7億人(58)。與此估計不同，近來的研究表明：土改前，宿遷、沭陽、淮陰、邳縣、新沂等縣的富農數量不但遠少於中農、貧農，而且遠少於地主！富農數量僅相當於地主的66%，事實上，中產者的數量最少。近代蘇北社會系由少數極富者和絕大多數極貧者構成的啞鈴型結構(59)。
魯南與蘇北差堪相似。據1943年統計，莒南、贛榆(時屬山東濱海專署)3個區13個典型村中，「地主」人數最少，戶均佔地僅50.50畝(60)。應該說，除去個別佔地特別大的地主，魯南一般地主戶均佔地面積顯然不足50畝，而山東全省有3個縣農民戶均佔地超過了50畝(61)。也就是說，魯南的不少「地主」佔地不到山東許多地區的一般農民佔地的平均數。蘇北土改時富農戶均被沒收的土地為56.3畝(62)，實際佔地數不會少於60畝。即使佔地達60畝的農戶，「生活仍很困難」(63)。因此，魯南的「地主」充其量相當於蘇北的富農，是各階層中人數最少的。魯南同樣缺乏中產者。近年來，有學者強調：「99%的地主佔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畝上下。」(64)但不論近代魯南還是蘇北，鄉村大地主佔地數量均極為驚人。唐守中在銅山、沛縣、滕縣、嶧縣等處佔地數百萬畝(65)。魯南竇家擁有土地8萬畝(66)。嶧縣王海槎、鮑大安分別佔地7萬和10餘萬畝(67)。魯南的社會實態是「地主統治佔優勢。富者田連阡陌，地以頃計，貧者縱有土地，亦漸荒蕪，地主操有政治經濟大權，以政府為支持……橫占土地，魚肉人民。非特中貧農不能上升，富農多數降為佃戶」(68)。這說明社會一直處於兩極分化之中。
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沭陽程震泰家族佔地16萬餘畝(69)，被譽為「江蘇第一家」(70)。蘇北陳、楊兩氏各占田40萬與30萬畝，而占田4萬至7萬畝的地主「為數不知凡幾」(71)。民國年間，地主佔地的勢頭不減反增。1929年，中共徐海特委報告：「東海、宿遷、邳縣、泗州等處，則地主土地，有二十萬畝以上、十萬畝以上的，幾千畝以上的非常之多。」(72)睢寧有地主占田10萬多畝(73)。蕭縣「大官僚地主」段氏在徐州佔地，方圓達幾十里；僅在蕭縣即有18個莊園(74)。據民國學者調查，邳縣、阜寧、灌雲等縣均有占田五六萬畝的地主(75)。宿遷極樂庵及下院佔地20萬多畝(76)。大地主謝應恭有田數十萬畝(77)。據國民政府地政學院抽查的蘇、浙、皖、贛、湘、鄂、冀、晉、豫、陝、閩大地主情況比較，江蘇省的地主佔地數量最大(78)。
當然，大地產本身並非原罪。大地產形成過程中所表現的社會不公，才是值得譴責的。蘇魯地區的大地主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土地所有者，他們的主要成分是國家的軍政人員(79)，是國家各種恩寵的獨佔者，他們掌握國家賦予的各種權力。國民政府內政部地政司司長鄭震宇認為：「官紳世家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於集中。」(80)陳翰笙指出，蘇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為職業」。蘇北一帶，身兼軍政職位的地主佔地主總數的57.28%(81)。像唐守中，乃沛縣團練首領(82)。民國年間，海州鎮守使白寶山，「佔有海州多數鹽田官田」(83)。其他大地主也多有軍政方面的背景(84)。沭陽王洪章任官田游擊隊長，原有地百餘畝，通過敲詐霸佔，增加到560畝(85)。灌雲縣大地主徐繼泰，原任國民黨常備第二旅長，佔地20餘頃。團長蒲開喜，在短時間裡佔地300餘頃，「這裡包括了脅迫欺騙、利誘各種方式的」(86)。阜東圩寨寨主顧豹成，其弟乃阜寧縣長兼保安團長，本人則是悍匪，佔有土地四五千畝(87)。

山東莒南縣大店、筵賓、溝頭的地主，「大都做過官」。庄陔蘭曾任清翰林院編修，民國山東省議會會長，庄德孚原系舉人，庄明遠曾任國民黨軍隊的軍長等職(88)。臨沭甄家溝地主甄安樂擔任鄉長，佔地7000餘畝。「他們是這一帶的土皇帝。」(89)1930年後，韓復榘實行軍墾，沒有所有權的土地全部沒收，連排長每人分得1頃，士兵50畝，連長以上無限制(90)。造成有權者大肆霸佔土地的局面。
近代蘇魯鄉村普遍軍事化，大地主全部擁有強大的武裝，更強化了強勢集團的權力，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從《水滸傳》中的「祝家莊」，到《施公案》中的「殷家堡」等，蘇魯地區早就出現了圩寨。捻軍戰亂髮生後，蘇魯鄉村全面圩寨化。圩寨的寨主通常是當地最大的地主。如沭陽地區，有民國學者指出：「都像部落式的各個土圩子分成了村莊，等級森嚴[的]一個莊主，都是這庄的首富地主。一般農民都是仰仗著他們的。」(91)新四軍領導人同樣意識到長江南北地主之間的區別。管文蔚寫道：「蘇北的地主與江南的地主有很大的不同。蘇北的地主主要靠土地剝削生活，終日閑在家裡享清福，不事勞動，婢女成群。出門收租時，保鏢人員，前護後擁，完全是封建社會的一種景象。」(92)黃克誠回憶：蘇北鹽阜地區「地主本身有武裝。大地主住地周圍住著他的佃戶，有點像封建時代的莊園一樣」(93)。
蘇北圩寨類似「小小部落」，經濟是「自足」型的。大地主本質上是暴富的小農，這些利用權勢致富的利益集團，是建立在對平民的超經濟剝奪的基礎之上的，他們沒有任何公民意識，沒有社會責任感。蘇北圩寨中儘管沒有法庭，但作為寨主的地主可以處理任何糾紛，可以隨意殺死平民。是以卜凱(J. L. Buck)指出：「北江蘇宿遷那些居留的地主，使我們想起歐洲諸國古代的封建主。」當然，這種情形並不限於宿遷，整個蘇北地區差堪相似(94)。
鄭震宇認為：官僚地主較多的地區「自然要使佃耕制度盛行」(95)。光緒前期，江蘇北部除沿江30英里內，自耕農很少，農民自耕地僅佔全部耕地的20%—30%(96)。據國民政府所作的調查，20世紀30年代，嶧縣的自耕農僅佔2.6%，佃農佔24.1%，半自耕農佔51.9%，僱農為21.4%(97)。蘇魯社會截然分裂為極富與極貧兩個階層。鄭震宇指出，上下階層之間地位懸殊，使得上層「對於農民，可以頤指氣使，奴隸待之」。江蘇江北各縣「大都是地主與農民身份懸殊的地方，也都是業佃關係最惡劣的地方」(98)。
處於社會下層的佃農，從未獲得過近代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他們根本無力抵禦作為強勢集團的大地主的欺壓。民國學者指出，蘇北農民，「對於一般的地主、老爺們，總是順從的。他們能忍受毫無理由的、強迫的、很明顯的地主和劣紳的虐待，他們能甘心受地主和劣紳的敲詐」(99)。這與《費加羅的婚禮》中為了取消初夜權而與伯爵勇敢鬥爭的僕人費加羅的形象判若雲泥。
國民黨中央委員藍渭濱主辦的刊物稱沭陽地區，「一般無智識的農民，差不多一無所知，只有惟命是從的特殊現象」(100)。據《中外經濟周刊》1927年的調查，東海、沭陽、灌雲地區佃戶與田主所訂的契約，「須聲明永遠服從田主指揮」(101)。1928年徐海蚌特委報告，海州等地的農民、鹽民，看見地主均要叩頭，「地主對於農民任意侮辱，有生殺之權」(102)。據山東省民政廳長對嶧縣的視察，「地主對於佃農極其苛刻，每屆農忙，不出男差即出女差。佃農只得放下犁鋤去為地主傭工，無論時日，多不給工資」(103)。
中世紀歐洲的初夜權通常以法律形式加以規定。孟德斯鳩寫道：羅馬窩爾西年人地區的法律，「使脫離奴籍的人取得對於同自由民結婚的少女的初夜權」(104)。恩格斯寫道：在卡斯蒂利亞，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決，才廢除了初夜權(105)。法國作品《夜深沉》中，巴朗森對弗朗西斯說：「您是不是要向我承認，您常常去對我們的佃婦施行初夜權？這可是已被1789年的革命連同其他特權廢除了的。」(106)
蘇魯地區的初夜權不見於法律規定。事實上，在近代蘇魯鄉村社會中，法律的影響力極小，社會生活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個人權勢。
初夜權並非蘇魯鄉村孤立的怪俗異習，而是社會經濟結構畸變所造成的強勢集團人格裂變的必然結果。權力巨大、缺乏程式化監督的田主，是不可能成為「仁義」地主的，他們利用國家的庇護縱容，肆意對平民進行慘無人道的欺壓。因此，相對這一利益集團的其他暴行，初夜權竟成了相對「人道」的行為。

在蘇北，地主的名字，是平民必須避諱的。沭陽十字耿卓如，其父擁有二三十頃地，佃戶見了他要喊「我三太爺」，如不帶「我」字，耿就會將人痛罵一頓(107)。灌雲李集杜養禾，家有100多頃土地，1939年冬，魚牢庄富農張鴻如無意說了「杜養禾」三個字，杜知道後派出一連兵丁到張家，將張逮捕，搜走全部衣物及槍5支，把張關入牢房，張多方行賄才予保釋(108)。
在地主面前，佃戶沒有任何人格尊嚴。1940年，漣水縣葛溝區佃戶王四在地主鄭介仁田裡割草，鄭誣王割苜蓿，將王捆起跪在門前，用「毛廁括屁棒」括嘴。佃戶馬如祥因缺差一次，地主趙某見他正做飯，「用屎糞勺放里去攪」(109)。漣水塘西區地主井瑞五，佃戶替他家挑水，不能換肩，前一桶水他會留下，後一桶拒收，因他認為「佃戶會放屁，有臭味」(110)。漣水西鄉奮官莊地主朱子龍，有3個客庄、2000多畝地、50多家佃戶、4個大炮樓，「他門前的馬樁上，經常吊著佃戶打得皮開肉綻」。佃戶徐兆標因拿他家一個饅頭給乞丐，一家13口被罰跪半天，並被罰洋200元。最後把徐逐出庄，沒收所有財物。從此連乞丐都不許上他家門。馬樹本替他當差，解手時間稍長，他令人打得馬樹本大小便失禁。胡廣才因探親，誤了一天庄差，回來後他拿槍就打。經多人求情，最終打了40皮鞭。「他打人時，要叫人向他笑，否則認為你被打不願意，打得更厲害。」(111)
在地主的威權下，平民沒有生命權。漣水塘西區鄉長井泉五，有12頃地，庄丁孫培倫妻替他做飯時糊鍋，井令孫將妻打死，孫因妻懷孕，不忍下手。井喝道：「三爹命令，非打不可。」孫被逼殺妻(112)。嶧縣王海槎之子王致平因一名16歲使女答話「犯上」，先用烙鐵烙，後用皮鞭抽，再活活打死(113)。
潘正芳回憶：
得有一次，我從古邳上縣城，途經魏集北門，曾目睹一樁慘事：夏××的狗腿子，向農民魏樹德要租糧沒有要到手，竟然把魏的年輕妻子帶走抵租，魏妻有兩歲多的小男孩跟著哭喊，兇殘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把孩子扔多遠。還說：「去狗肚裡喝湯吧！」(114)
連汪偽政府也認為，徐海地區，「七八年來除直接受到軍隊的災害外，更有著地方上惡勢力的壓榨，他們唯一的借口是『通八路』，如果敲詐不遂，便聯絡官方實行那最慘酷的『活埋』，在七八年中也不知被活埋了多少人，有時更把被活埋人底家屬叫他們在旁看著受刑」(115)。東海南崗區日偽區長(下同)劉海如等，殺死人命29條。沭陽韓山鄉楊士同等殺死人命19條。宿遷北部沂河區土樓鄉王洪波殺死8人，維持會長王守巡殺死9人，最奇的連律師王維英也殺死4人。沭陽章集區葛子玉僅1941年8月27日在仲灣就打死仲兆奎、仲兆彬、仲兆喜、仲兆佑、石廣仁及仲躋昌之妻、葛明俊之母、趙廉(後被勒死)等(116)。沭陽小店區朱開富殺害人命28條，薛棣西殺害人命15條(117)。沭城某區長張晉民殺害的百姓超過10人(118)。宿遷北部蔣記臨陵鄉長陸永禹，僅於陸溝、西歐棋盤一帶，即活埋33人，死者妻子，大都被出賣、姦淫(119)。張敬軒在博愛，先後殺死130多人，以致該村多年很少看到男人。劉村一婦女拒奸，被擲入水井，因井中屍骨太多，未被淹死，爬出來二三年不敢露面(120)。
在封閉的鄉村社會中，集各種權力於一身的大地主，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戶視為農奴，就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對其土地上的婦女擁有性權力。20世紀20年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議案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約中時常規定：如欠租的時候，地主得直接沒收其家產。……甚者雖其妻兒，亦把來抵租。」(121)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指出：豪紳「在和平的民眾們間，他可以任所欲為。人民的財產就是他的財產，人民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122)。狄超白寫道：「地主惡霸強奪人妻，強姦農民閨女，也算不得希[稀]奇。」(123)蘇北豪紳勢力之大，甚至可以強佔縣長的女兒。盱眙縣日偽縣長郭濟川只有一女，「非常疼愛」，「長大供其讀書」(124)。1939年，郭女竟「被仇集豪紳宋振中仗勢強娶為妾。該女備受宋妻虐待，過著傭人生活」(125)。郭濟川終也無可奈何。一般平民妻女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綜上所述，近代蘇魯社會掌握政治、經濟、行政等權力的大地主，構成了社會的上層，他們掌握的絕對權力導致了絕對腐敗。經濟與人格相對獨立的中間階層極為弱小，在蘇魯社會中基本上沒有影響力。因而，這種啞鈴型社會經濟結構中，弱勢群體無法抗拒強勢集團的種種侵權行為，自然無法抗拒強勢集團的初夜權要求。
地主本身並不意味著罪惡。但利用權勢故意製造社會不公正，從而使自己成為利益集團的大地主，則是罪惡的象徵。
三

大地主是鄉村權力的集中佔有者，事實上是國家的寵兒和依恃的精英。如中國傳統法規就明確禁止「奴訐其主」(126)。由於國家政策的偏誤，大地主勢力膨脹，成為蘇魯社會甚少受到制衡的強勢群體。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楊少中陳奏：「切見江南富戶，止靠田土。因買田土，方有地客。所謂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於官司差發。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為婢使，或為妻妾。」(127)應該說，蘇北的地主早就對農民擁有領主式的奴役權，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與中世紀的歐洲相似，農民須向領主或保護者購贖初夜權(128)，無力承購者，連婚姻權都被剝奪。楊少中奏：「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戶常行攔當，需求鈔貫布帛禮數，方許成親。其貧寒之人，力所不及，以致男女怨曠失時，淫奔傷俗。」(129)
隨著近代中央政府威權的下降，既無法像傳統「盛世」那樣，利用國家權力抑制豪強，更不能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政府，使平民享有公民權，利用程序化的法律規範限制這一強勢集團的違法越權行為。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的大地主階層有較多的質疑(130)。文學作品中「沒有見利忘義、貪戀錢財；沒有霸佔民女、貪戀女色」的地主形象(131)，備受某些學者的讚賞。事實上，由於沒有法治環境，大地主腐敗的程度實乃駭人聽聞。一些地主豪紳的勢力遠在縣政府之上。有些縣長必須聽命寨主才能履職(132)，有的還被豪紳公然殺死(133)。
由於大地主本身多是軍政官員，並由於教育背景、經濟資源、人際關係等因素，大地主本人、親屬及子嗣顯然比貧民更容易躋身官場。據國民黨學者調查，「一般農民都是無智識的，子弟小的時候，都任他們去遊盪，略大的就干著割算[草]等工作，都是不給子弟們去受教育，所以往往受一班劣根性的人欺弄的。沭陽的農村學校，還沒有普及，學校里的學生，多數都是富農的子弟」(134)。此處的富農系指富裕家庭。滕縣大地主申憲武的家訓是：「能交遊官場，花錢再多也得花。」(135)應該說，不論是古代、還是近代國家，國家的公權力總是被逐漸私有化。各級政權總是逐漸被大地主所利用和把持。正如亞當·斯密所說：「有時候，所謂的國家的憲法代表政府的利益，有時是代表左右政府的某些特殊階層的人們的利益。」(136)
在沒有法律規範的環境里，滿足了物質需要的大地主們，沒有任何動力和動機去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要，只能沉湎於低層次的肉慾享受。在治世時，他們充其量是西門慶、韋公子式的人物，雖然不斷地腐化社會，但不會危及國家政權。因此，大地主通常利用國家賦予的各種權力，牢牢控制著在經濟上依賴他們的下層民眾，進一步破壞國家體制，破壞社會的各種規範，甚至直接起而推翻予他們以各種恩寵的國家政權，就如宿遷人項羽所言：「彼可取而代也」，由自己充當可以享受更大肉慾的封建君主，而不滿足於當「土皇帝」。晚清名臣潘祖蔭對蘇北魯南一帶地主豪紳的軍事化深感憂慮：「山東郯城至江南宿遷一帶土匪蜂起，道路為梗。現聞紅花埠一帶，俱築土城，挖濠溝，雖為防土匪起見，究莫知意之所在。團練鄉勇愈聚愈多。原其初心，未必即懷叵測，而勢由積漸，實恐浸成禍端。」(137)這種擔憂是有相當的根據的。
在蘇魯地區，豪紳反叛不勝枚舉。大地主平時擁有的君主般的權力，促使他們頻繁地「叛君」。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巨野徐鴻儒，「以妖術煽眾，為聞香教。設盆水照人頭面，自見帝王將相衣冠」。從者達數萬人，攻佔了鄆城縣城(138)。清順治年間(1644—1661)，成武人李化鯨，「糾黨謀逆，奉偽主，僭忠義王，遂發兵反」(139)。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定陶縣賈由彪等謀反，聚集兩千餘人攻打定陶縣城(140)。1927—1928年，漣水大地主朱溫領導紅會暴動，目標是打下南京稱帝(141)。1929年2月12日，山東馬士偉稱帝，國號「黃天」(142)。同年4月11日晨，宿遷薛干臣稱帝，建立「大同」國(143)。1938年以後，侵華日軍攻佔了蘇魯部分地區，以大地主為首的利益集團更紛紛叛國。「當初徐州淪陷時的地方情景，真是所謂：『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煙塵。』敵騎縱橫，匪偽遍地。」(144)宿遷某鄉鄉長王斗山投日後，搖身變成了偽軍區團長(145)。灌雲縣大地主徐繼泰，原任國民黨常備第二旅長，1943年投日，歷任71旅、11旅旅長(146)。嶧縣南古邵大荒村大地主孫茂墀，1940年投日，被任命為嶧縣警備第六大隊隊長(147)。前文所述的徐士流、張少桐、顧豹成、朱子龍、井泉五、郭濟川無不投降了日軍，擔任各種官職或軍職。蘇魯地區大地主階層的頻繁「叛君」與普遍叛國表明，在近代民族國家的構建中，這一利益集團不是正面的建設力量，更不可能成為積極的中堅因素。
因此，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是鄉村法制毀壞、地主權力失控的結果，而不是源於法律規定或宗教習俗。豪紳大地主在社會生活中的優勢地位以及掌握的較多資源，主要用於維護其私益和滿足其私慾，而不是把這些資源用於追求更高成就的動機，實現人格的進一步升華。他們沒有脫離本能需要的追求，使其在近代社會中始終淪為負面的因素。
掌握國家權力的軍政人員，極易成為鄉村大地主，進而成為一個強勢的利益集團。因此，本文所說的大地主，如其說是土地佔有者，更不如說是鄉村權力的佔有者，且這種權力基本不受程序化法規的制約。這個集團享受了國家政策的種種優渥，成為國家在鄉村的化身，但他們卻不是國家利益的維護者。也正因為這個集團集國家萬千寵愛於一身，造成了對平民最大程度的剝奪，使蘇魯社會除了這個集團外，幾乎所有的平民群體都成為依附於他們的貧困階層，社會結構發展成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顯然，與金字塔型結構相比，啞鈴型結構更加體現了社會不公，也更加脆弱，更容易崩潰。由於缺乏經濟與人格相對獨立的中間階層，一方面，社會上層極易通過經濟手段對下層進行控制。另一方面，社會上層可以輕易地控制社會的話語權，通過思想精神層面對社會進行操縱，成為具有巨大社會動員能量的集團。
表面上看，初夜權是強勢集團剝奪貧民性權利，滿足個人肉慾的陋俗。進言之，通過剝奪貧民的人格尊嚴，樹立強者在社會中的獨尊地位。從深層次看，由於其權力極少受到程式化法制的制約，強勢集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肆意制定鄉村規範，任意創造低俗「文化」，恣意發展陋劣「傳統」，對平民從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進行統治。由於性權利被剝奪者的長子與剝奪者之間可能存在的血緣關係，初夜權還有助於強化貧民對豪強的君父認同，更有利於對其加以控制。
在嚴重缺失法治的環境下，一方面，強勢集團絕不會成為近代國家的建設力量和鄉村社會的穩定因素，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把自由民變為農奴、甚至奴隸，使依靠不合理、不公正原則建立的社會關係無以變革，固化為徹底的人身依附關係。另一方面，強勢集團本身的人格升華受到了極大的束縛，使他們異變為僅能追求肉體享受的低層次人格，始終處於動物本能的狀態。
在大地主階層的操縱下，本應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近代國家，成了強勢集團的代言人和最忠實的保護者。而強勢集團卻往往以叛「君」和叛國來作為回報。這一悖謬現象表明，要建設真正的近代民族國家，必須對強勢集團進行程式化的監督和法制制約。
附記：本文初稿曾獲曹樹基、胡永恆、劉克祥、胡英澤、張佩國諸位教授的批評，深表感謝！
注釋：
①Jrg Wettlaufer, 「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 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0(21)， pp. 111-123; S. MacPhillb, 「Jus primae noctis and the sexual image of Irish landlords in folk tradition and in contemporary accounts. Bealoideas」， Th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of Ireland Society, 1988(56)， pp. 97-140; Voltalre, Le Droit du seigneur, ou l』écueil du sage, comédie, 1762-1779, Vijan: Lampsaque, 2002; 二階堂招久：《初夜權》，汪馥泉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4—7頁。
②學界目前對初夜權通常有三種解釋：(一)原始習俗。恩格斯指出：「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親屬或請來參加婚禮的客人，在舉行婚禮時，都可以提出古代遺傳下來的對新娘的權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後的一個。……在另一些民族中，則由一個有公職的人，一部落或氏族的頭目、酋長、薩滿、祭司、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麼頭銜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對新娘的初夜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頁)拉法格認為：「在父權社會的初期，這種公公與兒媳通姦的事是一種很自然的實踐。……丈夫的兄長也僭妄地對於新媳婦保留初夜權」([法]拉法格：《拉法格文學論文選》，羅大岡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45頁)。持類似看法的還有周作人(少侯：《周作人文選》，上海：啟智書局，1936年，第199頁)、二階堂招久(《初夜權》，第41—54頁)，等等。(二)宗教信仰。8世紀天竺、唐、吐蕃等王朝密教盛行的時候，阿利僧擁有信徒的初夜權(杜繼文主編：《佛教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4頁)。對西藏的類似看法還有Komroff(Manuel Komroff e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1271-1295, v. 2. NewYork: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34, pp. 252—253)，對新疆的類似記載有謝彬《新疆遊記》(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第134頁)。(三)封建領主特權說。倍倍爾指出：「地主對於他們的家臣和農奴差不多有無限的支配權。……臣下們的主人，自承有使用女農奴和家臣的性的權利——『初夜權』就是這種權力的表現」([德]倍倍爾：《婦人與社會》，沈端先譯，上海：開明書店，1927年，第89頁)。持類似看法的還有蔡和森(蔡和森：《社會進化史》，《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64頁)及Pfannenschmid(H.Pfannenschmid, 「jus primae noctis」， Das Ausland, 1883[56], pp. 141—150)、Hanauer(C. A. Hanauer, 「Coutumes matrtmonlal du moyen-age」，mémoires de l』Aac-demie Stanislas, 1893[2], 253—312)。另有男性權力展示說(Jrg Wettlaufer, 「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0[21]，p.111)、強姦說(Vern L. Bullough, 「Jus primae noctis or drolt du seigneur」，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991, 28(1)， pp. 163—166)，等。
③據劉克祥先生2011年7月9日在河南大學召開的「中國近代鄉村研究的理論與實證研討會」上對拙文評論時所談。
④各地流傳最廣的是元代蒙古人對漢人施行的初夜權。參見張紫晨：《中國古代傳說》，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17頁；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上海分會等編：《中國民間文學論文選(1949—1979)》上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174頁；荀德麟等：《運河之都——淮安》，北京：方誌出版社，2006年，第174頁，等等。
⑤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頁。
⑥金性堯：《爐邊詩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頁；何滿子：《何滿子學術論文集》(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頁。
⑦林鯉主編：《中國歷代珍稀小說》(1)，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8年，第103頁。
⑧蒲松齡：《聊齋志異》，長春：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806、423頁。
⑨宣鼎：《正續夜雨秋燈錄》(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221頁。
⑩程守謙：《退谷文存》卷一，光緒二年(1876)刻本，第31頁下。
(11)《沭陽奇案》，《申報》第649號，同治甲戌四月二十七日(1874年6月11日)，第3版。
(12)李妙根編：《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288頁。
(13)蕭縣黨史辦、蕭縣檔案局(館)編：《蕭縣黨史資料》(1)，蕭縣，1985年，第44頁。
(14)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江蘇省農村調查》(內部資料)，1952年，第438頁。
(15)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山東省農村調查/華東各大中城市郊區農村調查》(內部資料)，1952年，第63頁。
(16)虞山棣花庵主人稿：《黑蟲傷人致命》，《申報》第428號，清同治癸酉七月二十七日(1873年9月18日)，第3頁。
(17)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25頁。
(18)中島權：《江北農村社會の構造に就て》，《滿鐵支那月志》1930年第9期。
(19)唐文明：《宿北大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82頁。
(20)如棲霞縣，「事情[初夜權]確實有」，但「群眾不肯談自己事情」。見棲霞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等合編：《牟墨林地主莊園》，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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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皮定均在回憶文章「鐵流千里」里就揭露說解放前少林寺的有些和尚對周圍的佃戶進行要挾「有閨女的種水澆地，有好媳婦的種好地，有爛媳婦的種爛地，沒有女人的開荒地！」，結果「少林寺佃戶的閨女沒人家願娶，小夥子沒有人家願嫁，家家都有一篇慘痛的血淚史」。

輪船。
天字碼頭。
廣州城。
黃牆藍瓦的官方建築。
茶樓。
粵劇。
艇仔粥。
和尚。
尼姑。
娼妓。
交際花。
西洋人。
蘇聯人。
中山裝。
黃埔。
通鋪宿舍。
木條崗亭。
大沙頭的別墅。
軍閥。
鴉片稅。
大學。
傳教士。
草地上的餐會。
演講。
植樹。
跨校組織。
話劇。
暑假。
農村調查。
土豪劣紳。
流氓。
洪門。

學貫中西，謙謙如玉。

文錦河山，家國兩望。

《情深深雨濛濛》，《大染坊》，《夜來香》，《夜上海》，《上海灘》…女人穿旗袍，男人穿西裝…
總之就是與全民穿綠軍裝帶紅胳膊箍、女人都穿綿襠褲、「不愛紅妝愛武裝」，相反的那個范兒。

總結一下，跟現在的小資一樣，潘驢鄧小閑

http://lawrencelry.tumblr.com/post/6346525403

現在和民國差不了多少

借朱平《民國范兒》里的一句話，什麼是民國范兒，就是在那時，人說人話，鬼做鬼事。人像人，鬼像鬼。頂天立地。

建議看書《民國范兒》——新周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