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古拉格的真實情況?

古拉格的發展史，死亡人數，人在裡面的生活情況以及對古拉格存在的客觀分析。網上看了一下，答案都非常主觀，希望大神可以理性詳細的解讀。

總地來說在管理混亂的時期是人間地獄，最惡劣的時間基本集中在大清洗期間和大清洗之後的一兩年，還有就是二戰。

在30年代的一段時間內，古拉格是個不折不扣的犯人樂土，不是說條件有多好，而是犯人可以通過勞改上的勤勞出力獲得減刑提前出獄，甚至有的勞動模範可以減掉刑期的接近一半。當然，這主要是針對牢底坐穿的政治犯以外的人，畢竟很多人是刑期剛超過三年就被送去古拉格了。這個期間勞動都是有償的，不少犯人出獄時還可以小小的攢下一點積蓄。

在之後的大清洗時期，古拉格就變成人間地獄了，巨量的無辜被迫害者幾乎要把勞動營擠爆，而且葉若夫、貝利亞分別兩次對監獄管理層進行全面的死亡清洗。醫療、食物、住宿等硬體的極度短缺和管理混亂造成的結果自然是非常嚴重的，大量的犯人由於患病和饑寒而死亡，本身的勞動改造也因為管理缺失和犯人虛弱而陷入停滯。不過在貝利亞上台結束清洗以後，條件就逐步向清洗前恢復了，犯人數量減少，監獄硬體要求基本可以滿足，勞動生產的管理也恢復了。

二戰時期的條件惡劣主要是兩個方面，犯人激增和物資短缺。慈父特色的沙文主義和粗暴作風導致的民族流放大量增加了犯人數量，比如被流放的德意志人名義上只是短暫隔離，但實際上的條件並不比集中營好。物資短缺應該是很好理解的，末日式的衛國戰爭發瘋一樣的吞噬資源，工人國家不僅做不到給予集中營足夠的資源，反而需要其作為強制勞動部門提供更多產能。

二戰之後的解散其實很簡單——集中營失去了經濟價值，強制勞動的效率實在低下，自然也就沒必要維繫這麼龐大的改造系統了。

順帶一提，二戰後的民族流放雖然和古拉格沒有直接關係，但卻是性質更惡劣的種族大屠殺，被流放民族的死亡率普遍在百分之二十甚至三十以上，與日本人在菲律賓 本土 滿洲的戰俘營死亡率是持平的，甚至還要略高。同一時期蘇聯的日本德國戰俘營死亡率也只有百分之十。這個現象主要是由於流放期間以慈父為首的蘇聯官僚極度失職和極度野蠻導致的，沒有任何醫療 燃料 糧食 住房的保證就把極為龐大的人口遷移過去，其結果自然是蘇聯公民在寒冬和酷暑中像狗一樣的迅速死去。很諷刺地，勞動改造和強制拘禁在最危急的內戰時期都被視作是針對資產階級的非致命性臨時措施，但是在慈父及其走狗手下卻成為了和平時期對異族農民和無產者集體屠殺的殺手鐧。

《古拉格 一部歷史》

對其來歷，發展，政府的觀點與犯人的體會都有詳細的說明。

直接看這本書就行了

列寧時代集中營管理不嚴格，跟沙皇的流放地一樣，幾乎是來去自由。

斯大林上台後集中營直接變成了納粹集中營的同類，只不過沒有毒氣室而已。在全國瘋狂槍斃領導人與軍隊高層的情況下，集中營要是管的很松那就太荒唐了。斯大林集中營的極端化與斯大林這個人有關，他有一種對極權的迷信，覺得奴隸制比正常社會勞動效率高，所以開始瘋狂擴大集中營規模。

赫魯曉夫上台後曾經聯手貝利亞想要解散集中營，貝利亞管了很多年集中營，深知其中弊端——如果奴隸制效率真的高，羅馬帝國就不會完蛋了。但是他們因為內鬥耽擱了，只來得及做一半。

勃列日涅夫時期集中營才變成我們後來知道的樣子，也就是關押政治犯的監獄。

戈爾巴喬夫把握權力後，釋放了全國的政治犯，古拉格的歷史到此為止。

這本書開篇有一段話，描寫了列寧時代的集中營，我覺得可以載入文學史：

一天，他們外出野餐，中途改變路線渡過了海灣，然後父親告訴他和媽媽，他們正在步行離開蘇聯。沒有指南針，沒有地圖，他們就這樣翻過大山，穿過森林，渡過沼澤，一直走到芬蘭。父親相信，如果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就可以改變世界對蘇聯的看法。他寫了，但什麼都沒改變。

資料很有限，主要是古拉格一部歷史以及古拉格群島。我算是詳細看過古拉格群島，其中索氏親身經歷了八年集中營生活，並通過對二百餘名親歷者上千封信件的採訪，可信度是較高的。

我就簡單說一下發展史吧，古拉格是勞改營管理局的音譯，類似的集中營沙俄時代就有，主要是關押政治犯；最早的制度化勞改營於一九二三年建立，初期以異見人士、舊軍官貴族、僧侶居多。至列寧去世人數約30000

到了斯大林時代人數陡然增多，內務部主管，在大清洗中的犧牲品被投放於其中；此外隨著集體農莊模式確立以及將波羅的海國家居民大批強制遷移，集中營規模擴大；二戰中的波蘭、德國戰俘也送進集中營。此時集中營已與監獄幾乎無差，內部有內務部三人法庭，罪名各式各樣，刑期五年到死刑具全。內部關押著政治犯、刑事犯、沒完成指標的工人、偷拿穀物的農民、外國人、俘虜和索氏那種批判慈父的人，當然不乏完全無辜者。四十年代人數在一百七十萬人以上 —— 要注意的是地主富農大多流放到泰加林自生自滅

赫魯曉夫時代進行了一定的赦免，關押的人數大量減少，直至五十年代末才廢除，而勞改營模式仍繼續存在。

我大概就寫這麼多吧，最好還是自己找書看，說是說不完的

命運讓所有人一律平等
在這化外之地
無論你老爸是富農還是紅軍司令
是牧師還是人民委員……


在這裡所有階級不分高低，
同為手足，同為營中同胞，
人人都被烙上叛徒的罪名……
――亞歷山大?特瓦道夫斯基，〈憑藉著記憶〉

古拉格是GULAG的音譯，全名為Glavnoe Upravlenie Lagerei，即勞改營管理總局。但久而久之，「古拉格」不止用來指稱勞改營當局，亦代表蘇聯的勞役制度本身，舉凡勞動營、懲治營、罪犯及政治犯集中營、婦女集中營、兒童集中營、中繼營等各類集中營都包括在內，爾後甚至用來泛指蘇聯的壓制系統。犯人曾經把整套過程稱為進「絞肉機」，包括逮捕、審問、坐上冰冷的運畜車送移他地、強迫勞動、妻離子散、流亡生涯、客死異鄉等等。

古拉格的前身在帝俄時代即已出現，即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駐西伯利亞的強迫勞動隊。俄國革命後，它很快成為蘇聯體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轉型為現代較為熟悉的模樣。集體打壓實際或可疑的對手打從革命一開始就存在。革命領袖列寧早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就要求把「可疑分子」關進大城市郊外的集中營。許許多多貴族、商人及被打為潛在「敵人」者紛紛入獄。到一九二一年為止，蘇聯四十三個省已有八十四座集中營，多半用於「改造」人民公敵。
一九二九年起，這些集中營有了嶄新的意義。這一年，斯大林決定利用強迫勞動力加速蘇聯工業化，並前往蘇聯北部的蠻荒之地開採天然資源。同年，蘇聯秘密警察也開始把手伸進國家的刑罰體制，一步步從司法部門手中奪走全國集中營和監獄的掌控權。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規模逮捕行動的推波助瀾下，集中營進入快速擴張期。截至一九三○年代末，蘇聯的十二個時區個個都可找到集中營。

圖為1923-1961年之間存在過的蘇聯集中營
一九三○年代間，古拉格未如一般預期的停止成長，反而一路擴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四○年代，並在五○年代達到顛峰。當時集中營已經成了蘇聯經濟的要角，全國三分之一的金礦、大量的煤礦和木材，還有各式各樣的天然資源很多都產自集中營。
蘇聯時代起碼出現了四百七十六個性質各異的大規模勞改營區，其中包含幾千個集中營，每個營容納幾百到幾千名犯人。犯人從事各式各樣你想得到的工作，如伐木、採礦、建築、農耕、到工廠做工、設計飛機大炮等，生活在窮鄉僻壤中，幾乎與世隔絕。古拉格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習俗、自己的道德標準，甚至自己的俚語。它創造了自己的文學、自己的英雄和惡棍，並在所有身歷其境者身上留下印記，無論是犯人或守衛都一樣。
而且要遇到也不是太難，因為勞改營的流動率很高，經常逮人，但也經常放人。犯人因為服刑期滿、加入紅軍、失去工作能力、身邊小孩嗷嗷待哺、從犯人晉陞為守衛等原因而獲釋。因為如此，雖然古拉格總人數通常維持在兩百萬上下，但待過古拉格的政治犯和刑事犯的總人數卻比這個數字高出很多。從一九二九年古拉格開始大舉擴張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為止，根據最可靠的估計約有一千八百萬人進出過這個龐大的勞改體制。另有約六百萬人被放逐到哈薩克沙漠或西伯利亞森林。這些人被迫留在放逐之地，一樣從事強迫勞動，即使周圍沒有帶刺鐵絲網。

集體打壓實際或可疑的對手打從革命一開始就存在。革命領袖列寧早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就要求把「可疑分子」關進大城市郊外的集中營。許許多多貴族、商人及被打為潛在「敵人」者紛紛入獄。到一九二一年為止，蘇聯四十三個省已有八十四座集中營，多半用於「改造」人民公敵。
一九二九年起，這些集中營有了嶄新的意義。這一年，斯大林決定利用強迫勞動力加速蘇聯工業化，並前往蘇聯北部的蠻荒之地開採天然資源。同年，蘇聯秘密警察也開始把手伸進國家的刑罰體制，一步步從司法部門手中奪走全國集中營和監獄的掌控權。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規模逮捕行動的推波助瀾下，集中營進入快速擴張期。截至一九三○年代末，蘇聯的十二個時區個個都可找到集中營。
一九三○年代間，古拉格未如一般預期的停止成長，反而一路擴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四○年代，並在五○年代達到顛峰。當時集中營已經成了蘇聯經濟的要角，全國三分之一的金礦、大量的煤礦和木材，還有各式各樣的天然資源很多都產自集中營。
蘇聯時代起碼出現了四百七十六個性質各異的大規模勞改營區，其中包含幾千個集中營，每個營容納幾百到幾千名犯人。犯人從事各式各樣你想得到的工作，如伐木、採礦、建築、農耕、到工廠做工、設計飛機大炮等，生活在窮鄉僻壤中，幾乎與世隔絕。古拉格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習俗、自己的道德標準，甚至自己的俚語。它創造了自己的文學、自己的英雄和惡棍，並在所有身歷其境者身上留下印記，無論是犯人或守衛都一樣。待過古拉格的人多年後在街上遇到，光從「眼神」也能認出彼此。

而且要遇到也不是太難，因為勞改營的流動率很高，經常逮人，但也經常放人。犯人因為服刑期滿、加入紅軍、失去工作能力、身邊小孩嗷嗷待哺、從犯人晉陞為守衛等原因而獲釋。因為如此，雖然古拉格總人數通常維持在兩百萬上下，但待過古拉格的政治犯和刑事犯的總人數卻比這個數字高出很多。從一九二九年古拉格開始大舉擴張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為止，根據最可靠的估計約有一千八百萬人進出過這個龐大的勞改體制。另有約六百萬人被放逐到哈薩克沙漠或西伯利亞森林。這些人被迫留在放逐之地，一樣從事強迫勞動，即使周圍沒有帶刺鐵絲網。這樣一個動輒幾百萬人的大規模勞役體系在斯大林去世後便告瓦解。雖然斯大林終其一生都認為古拉格對蘇聯的經濟成長厥功甚偉，但繼位者很清楚古拉格實際上是倒退落後、錯誤投資的根源。斯大林死後不過幾天，繼任者就開始解散古拉格。三次大型反抗行動加上多次規模較小但殺傷力不小的事件，也加速了古拉格瓦解的過程。
然而，古拉格並沒有消失，只是變了樣貌。一九七○到八○年代早期，少數古拉格經重新設計之後，成為囚禁新一代民運人士、反蘇聯民族主義者及罪犯的監獄。多虧蘇聯的異議人士網路以及國際人權運動，後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的消息才頻繁見諸西方報章。古拉格開始逐漸在冷戰外交佔據一席之地。即使在一九八○年代，美國總統雷根及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仍在討論蘇聯勞改營的問題。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其祖父也待過古拉格――才全面解散蘇聯的政治犯勞改營。
古拉格的歷史跟蘇聯的歷史一樣長，經歷過古拉格勞改生活的人多達千百萬。然而蘇聯集中營的真實歷史直到最近仍然鮮為人知，以某些標準來說甚至完全不為人知。連以上引用的赤裸裸事實都只為研究蘇聯歷史的西方學者熟知，西方大眾根本毫無概念。
或許可以說，了解古拉格所需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架構，到目前為止尚未到位。
近幾年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話說有天我走在查理大橋上，那是當時剛解放的布拉格的熱門景點。橋上好多街頭藝人和扒手乞丐，每走幾步就會看到各式小販，賣的商品正是你在這種明信片最愛取景的地方會期待看到的東西：一幅幅美麗街景圖、便宜的首飾，還有「布拉格」鑰匙圈。在一堆小玩意之中，你會找到蘇聯軍隊用品：軍帽、徽章、皮帶扣、小別針，還有蘇聯學童以前別在制服上的列寧像和勃列日涅夫像。
眼前的景象令我納悶。正在選購蘇聯紀念品的多半都是歐美人士。這些人想到要把納粹黨徽別在身上一定很反感，卻覺得把鐵鎚鐮刀徽章（蘇聯國徽）別在T恤或帽子上沒什麼大不了。這只是個小小的觀察，但有時從小地方最能看出一地的文化氛圍。
這件事給我的啟示再清楚不過：一個大屠殺的象徵符號讓人心有餘悸，另一個大屠殺的象徵符號卻讓我們一笑置之。
若說布拉格的觀光客對斯大林主義無感，從西方流行文化缺少這類題材的現象就可看出端倪。冷戰激發了○○七這類間諜片，還有藍波電影里的刻板蘇聯人，但從來沒有類似《辛德勒的名單》或《蘇菲的抉擇》如此野心龐大的作品。
精英文化也對蘇聯古拉格興趣不大。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在希特勒展開大屠殺之前短暫支持過納粹，從此留下惡名。相反的，法國哲學家沙特在戰後大力支持史達主義卻絲毫未受批評，即使證明史達林惡行的證據唾手可得。
「我們不是共產黨員，」沙特曾經寫道，「因此描寫蘇聯勞改營不是我們的責任；只要沒有發生撼動社會的事件，我們就可以不理會有關勞改營本質的爭論。」另有一次他對卡繆說：「我跟你一樣難以忍受那些勞改營，但也一樣難以忍受資產階級報刊每天炒作這個話題。」
蘇聯解體後，有些事開始有了改變。例如，二○○二年英國小說家馬丁?艾米斯深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相關題材撼動，因此用一整本書來處理這個主題。他的嘗試使其他作家開始納悶：為什麼探討該題材的左派作家或政治人物如此之少。然而，有些事還是沒變。到目前為止，美國學界仍有人出書主張一九三○年代的蘇聯大肅清對促進階級流動功不可沒，並為之後的「重建」（perestroika）打下根基。而英國文學編輯仍有可能因為一篇文章「太過反蘇」而予以退稿。
不過，更常見的是對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冷漠無感。
有一篇犀利的評論文章提到：
「一九三○年代這裡發生過大饑荒，期間斯大林害死的烏克蘭人比希特勒屠殺的猶太人還多，但有多少西方人還記得？畢竟，這種死法是那麼的……那麼的無聊，缺乏戲劇效果。」
選購紀念品、哲學家的名聲、是否受好萊塢電影青睞，這些都是些小事，但全部湊在一起就有了脈絡可循。歐美知識圈都知道蘇聯發生的事。索忍尼辛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三年間譯成多國語言在西方出版，廣受好評，小說描寫的即為勞改營的生活。他的勞改營生活口述史《古拉格群島》一九七三年譯成多國語言出版時也引起極大轟動，甚至在某些國家的知識圈引起一場小革命，尤其是法國，法國左派因而全面倒向反蘇立場。一九八○年代「開放」期間更多古拉格的內幕被揭發，同樣也在海外引起廣大矚目。

然而對很多人來說，斯大林的罪行不像希特勒的罪行令人打從心裡不齒。有些人認為蘇聯只是走偏了，不像納粹德國那樣錯得離譜，而且抱持這種想法的人不只有老左派。
一直到最近，我們仍然可以把大眾對歐洲共產悲劇的普遍無感，解釋成某些因素造成的必然結果。時間的洗禮就是其中一個。時移事往之後，共產政權確實不再那麼令人髮指。沒人看到雅魯澤爾斯基將軍甚或勃列日涅夫會膽戰心驚，即使兩人都發動過血腥鎮壓。此外，缺少有史料研究撐腰的真憑實據顯然也是一個因素。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很少，長期以來都是因為缺乏研究資料。檔案未開放；集中營禁止進入；蘇聯勞改營也不像二次大戰後的納粹集中營留下影像紀錄。沒有影像也就意味著了解有限。
不過，意識型態也影響了我們理解蘇聯和東歐歷史的方式。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就有一小群西方左派人士努力為古拉格及其賴以成立的恐怖政權辯解甚至開脫。一九三六年已有數百萬蘇聯農民被送進勞改營或流放，英國社會主義者衛伯夫婦卻在這一年發表了一份蘇聯的大規模考察，文中說明「受壓迫的蘇聯農民如何逐漸有種政治解放之感。」莫斯科公審期間，史達林任意把數千名無辜黨員打入勞改營，當時劇作家布萊希特對哲學家希尼?胡克說：「他們越無辜就越該死。」
直到一九八○年代仍有學者稱許東德的醫療保健或波蘭的和平倡議，也仍有社運人士為東歐戰俘營里的反抗活動引發的混亂而感到難堪。或許這是因為西方左派的創始人馬克斯和恩格斯，同樣也是蘇聯左派的鼻祖。雙方連用語都有重疊之處，例如群眾、鬥爭、無產階級、剝削者、被剝削者、生產資料所有制。因此太過用力譴責蘇聯，就等於譴責了部分西方左派擁護的價值。
打死都不替希特勒說話卻會為斯大林辯解的人，不僅限於極左派和西方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正義、人人平等）對多數西方人來說，就是比納粹鼓吹的種族主義和優越主義更具吸引力。即使共產主義一落實就變了個樣，但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傳人還是很難譴責一個起碼聽起來跟自己的制度很像的制度。
或許這多少可以解釋，為什麼從沒想過要質疑普里莫?萊維或埃利?維瑟爾的納粹集中營回憶錄的人，卻往往一開始就否定或貶低了古拉格的見證紀錄。
俄國革命之後，誰想拿到古拉格的官方資料都非難事，最廣為人知的早期勞改營紀錄――白海運河紀錄――甚至出過英文版。由此可見，光是無知並無法解釋西方知識分子為何避而不談這個議題。
另一方面，西方右派確實大力譴責蘇聯的罪行，但用的方法有時卻造成了反效果，最佳代表人物無疑就是美國參議員麥卡錫。近年來雖有文件證明他的指控屬實，卻仍舊改變不了他為了打共而對美國社會造成的衝擊。麥卡錫對親共者的「公審」帶有盲目愛國主義和排他主義，反而玷污了原本的反共目標。到頭來，他的所作所為跟敵對陣營一樣，都禁不起客觀的歷史檢驗。
戰後，盟軍把成千上萬俄軍強制遣返，等於叫他們去送死，把數百萬雅爾達人交由蘇聯統治，不啻於助人為虐。一旦承認這些事實，就會破壞那個時代在我們心中留下的正義形象。誰都不希望我們是靠著一個劊子手打敗了另一個劊子手，更不想記得這個劊子手曾跟西方政治家相處融洽。「我真心喜歡斯大林，」英國外相安東尼?艾登曾經告訴友人，「他從不食言。」歷史上也留下許多斯大林、邱吉爾和羅斯福開心合影的相片。

最後，蘇聯的宣傳策略也有一定的效果。例如，試圖為索忍尼辛的著作打上問號，把他塑造瘋子、酒鬼或反猶分子多少發揮了效用。而蘇聯對西方學者和記者施加的壓力也讓他們綁手綁腳。一九八○年代我在美國大學主修俄國歷史，有人叫我上研究所就換個研究主題，不然會遇到很多困難。當年你寫的東西要對蘇聯「有利」才能看到更多檔案，拿到更多官方資料，爭取到更長的蘇聯簽證。反其道而行的人就有被開除或刁難的危險。想也知道局外人接觸不到斯大林勞改營或後斯大林監獄系統的相關資料。這個題材根本不存在，挖得太深的人就會被驅逐出境。
曾經，以上理由綜合來看都有一定的道理。
古拉格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時代下，與其他事件一同發展的制度，尤其離不開三個脈絡。確切來說，古拉格離不開蘇聯的歷史，也離不開國際和蘇聯的監禁史和流放史，更離不開二十世紀中葉的歐陸思潮，後者也孕育了德國的納粹集中營。
古拉格「離不開蘇聯的歷史」這句話要表達的意思很明確。
那就是：古拉格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它在在反映了周圍社會的普遍準則。
如果營中髒亂不堪、守衛殘暴蠻橫、工隊做事馬虎，多少也是因為髒亂、殘暴、馬虎是蘇聯社會不同階層常見的現象。如果營中生活凄慘、難以忍受、慘無人道、死亡率超高，通常從社會中就能看出端倪。在某些時期，蘇聯人民過的生活同樣凄慘、難以忍受、慘無人道，死亡率也跟集中營里一樣高。
蘇聯的第一個集中營在血腥殘暴的俄國革命之後不久成立，當然也非巧合。
革命期間和之後的恐怖統治以及繼之而來的內戰，對很多俄國人來說，就好像文明本身遭到永難修復的重創。
從一九一七年開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徹底翻轉：畢生累積的財富和經驗成了罪狀；搶劫美其名為「收歸國有」；殺人成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可行方法。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列寧第一次只因個人財富和貴族頭銜就把數千人打入大牢，也就不足為奇了。
同理，集中營某些年的死亡率特別高，同樣多少反映全國各地發生的事件。
一九三○年代早期勞改營死亡率飆高時，全國各地正在鬧饑荒。二次大戰期間死亡率再次升高，因為德軍入侵蘇聯不只讓百萬人戰死沙場，也讓痢疾和斑疹傷寒開始流行，並再次造成饑荒，營內營外無不受害。
一九四一到四二年的冬天，古拉格有四分之一人餓死的同時，遭德軍圍困的列寧格勒人可能有多達一百萬活活餓死。寫下圍城經過的史學家莉蒂亞?金茲堡形容，飢餓在當時「是一種常態……一直都在，無時不讓人感覺到它的存在……吃飯時最痛苦、最絕望的就是，食物一轉眼就沒了，而你一點飽足感都沒有。」往下讀你就會發現，她的描寫跟勞改營囚犯的描寫離奇地相似。
列寧格勒人至少是死在家中，而古拉格卻拆散一家人，毀了無數家庭，害得數百萬人遠離家園，流落荒原。
儘管如此，把古拉格的慘痛經驗拿來跟蘇聯「自由人」的悲慘記憶相比也不為過，艾蓮娜?庫其娜就是一個例子。一九四二年二月她從列寧格勒撤離，途中看著兄弟姐妹和祖母活活餓死。當德軍逼近時，她和母親徒步越過大草原，偶然看見「混亂失控、潰敗四散的場面……世界飛散成千萬碎片。周圍一切瀰漫著煙霧和可怕的燒焦味；草原上又擠又悶，逼著人喘不過氣，好像被緊緊掐在黑麻麻的炙熱拳頭中。」
庫其娜雖沒進過勞改營，但十歲以前就嘗過饑寒交迫、恐懼不安的滋味，這段記憶跟著她一輩子。她在回憶錄中寫道，什麼都「抹不去那些記憶：法第克的屍體蓋上毛毯被帶走；譚雅痛苦得喘不過氣；剩下我跟媽媽在濃煙和轟隆巨響中涉過熊熊燃燒的草原。」
除了悲慘的生活，古拉格人和其他蘇聯人還有其他共同點。無論營內營外，都看得到同樣馬虎的工作方式，同樣愚蠢到極點的官僚政治，同樣的貪贓枉法，同樣的罔顧人命。
然而，如果古拉格無法完全脫離蘇聯的常民生活而存在，古拉格的故事也無法跟罪犯、流放、監禁和集中營的跨國、跨文化的漫長歷史分開。把罪犯放逐到偏遠之地報效國家，「向社會贖罪」，免得污染其他人，這種作法就跟文明本身一樣古老。
古希臘羅馬的統治者會將反對者送去遙遠的殖民地。蘇格拉底在死刑和放逐雅典之間，選擇了死刑。詩人奧維德被放逐到黑海上某個臭氣衝天的港口。喬治王朝時代的英國會把扒手和小偷送到澳洲。十九世紀的法國把犯人送往蓋亞那。葡萄牙則是把社會的不良分子送往莫三比克。
一九一七年崛起的蘇聯新政權用不著遠至格陵蘭尋找先例。早在十七世紀，俄國就有自己的流放制度。俄國法律首次出現「流放」一詞是在一六四九年。
當時，流放被視為一種新的、較為人道的刑罰方式，遠比死刑、烙印或肉刑好，也適用於各種大小罪行，小至抽鼻煙、算命，大至謀害人命都有。很多俄國知識分子和作家都有過被流放的經驗，普希金就是其中之一，而擔心被流放的恐懼也對很多人造成折磨。
一八九○年，文學聲望如日中天的契可夫（編按：又譯為契訶夫）前往俄國太平洋沿岸的庫頁島，考察當地罪犯的流放生活，讓眾人大吃一驚。臨行前他寫信給困惑的出版商，解釋他這麼做的動機：
「我們任由數百萬人在牢中自生自滅，沒有目的，沒有原因，像野蠻人一樣自生自滅。我們逼這些人戴上鐐銬冒著冰雪跋涉千山萬水，染上梅毒，任其墮落，讓罪犯人數倍數增加……但這些都與我們無關，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沙俄時代的監禁制度很多都跟後來蘇聯古拉格的制度遙相呼應。例如，流放西伯利亞跟古拉格勞改營一樣，從來就不僅限於罪犯。一七三六年有條法律明訂，一村若判定村中某人對他人造成不良影響，村中長老有權將這名不幸之人的財產瓜分，命他遷往別處。若他找不到別的住處，當局可以將他流放。一九四八年赫魯曉夫就曾引用這條法律，作為依據，成功將不夠積極勤奮的集體農場成員流放。
將不容於社會的不良分子流放的作法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喬治?凱南（與美國同名政治家有親戚關係）在《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這本書中，如此形容他一八九一年在俄國觀察到的流放制度的「行政程序」：
這個不良分子可能根本沒犯罪……但若在地方當局眼中，此人的存在「有害公共秩序」或「與公共和諧相衝突」，他或許會無端被捕，或許會被拘留兩周到兩年不等，然後被強制遷往帝國境內的其他地方，受警方監視一年到十年不等。
行政流放（不需審判也不需判刑）不只很適合用來對付這類麻煩分子，也適合用來整治政治異端。早期這些人很多都是反對土地和財產遭俄國強佔的波蘭貴族。後來，宗教異端也包括進來，還有「革命」團體和秘密社團成員，例如布爾什維克。
十九世紀西伯利亞最惡名昭彰的「強迫移民」雖然不算行政流放（因為他們既有受審也有判刑），但這批人也是政治犯――即十二月黨人，一八二五年這群高官貴族發動起義，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後來這場起義以失敗告終，沙皇判處五名十二月黨人死刑，震撼全歐。其他人丟了頭銜，戴上鐐銬押往西伯利亞，少數勇氣過人的犯人之妻也加入流放隊伍。能夠撐過三十年，等到尼古拉一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一世上任、頒布特赦的人寥寥可數。但回到故鄉聖彼得堡的人也成了滄桑老人。
一八四九年被判四年勞刑的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另一個著名的政治犯。從西伯利亞流放歸來之後，他寫下《死屋手記》，至今仍是描寫沙俄監禁制度流傳最廣的一本書。沙俄時代的流放制度跟古拉格勞改營一樣，都不只是一種懲罰方式。
俄國統治者也希望流放者（無論是政治犯或罪犯）能解決幾世紀來的問題：俄國最東和最北人口稀少，導致帝國未能成功開採本國的天然資源。有鑒於此，俄國早從十八世紀就把服勞刑當作一種刑罰；一般稱此種刑罰為katorga（苦役），源自希臘文，意指「強迫」。這種強迫勞動在俄國由來已久。十八世紀早期，彼得大帝就派遣囚犯和農奴去建造道路、堡壘、船艦及聖彼得堡城。一七二二年，他下了一道更明確的命令，要罪犯攜家帶眷到西伯利亞東邊的達爾亞銀礦場流放。
當時，彼得大帝這種強迫勞動的作法被視為經濟和政治的一大成就。
確實，幾十萬奉獻生命建立聖彼得堡的農奴留下的故事，對後世造成極大震撼。很多人在興建過程中喪命，但聖彼得堡卻成了進步和歐化的象徵。方法是很殘酷，但國家卻因此受益。彼得大帝的例子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其繼位很快就採納了苦役制度。斯大林無疑也對彼得的建設方法十分讚歎。
不過，「服勞刑」在十九世紀仍然是相對少見的一種懲罰方式。一九○六年，實際在服勞刑的罪犯只有六千人；一九一六年革命前夕也才兩萬八千六百人。更具經濟重要性的是另一種囚犯：強迫移民，即前往具經濟發展潛力的偏遠之地流放的罪犯。光一八二四到一八八九年間，就有約七十二萬強迫移民被送往西伯利亞，很多人都與家人同行。所以說，逐漸讓俄國礦藏豐富的荒原不再杳無人跡的是這些人，而不是戴著鐐銬服勞刑的罪犯。
這些人受到的刑罰不一定比較輕微，有些甚至覺得自己的命運比服勞刑的人還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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