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年首次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為什麼沒有獲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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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胰島素科學歷史中國
相關問題牛胰島素是什麼？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是否有拿諾貝爾獎的水平？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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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一件事：

中國的研究團隊第一個合成了結晶牛胰島素，不是第一個合成胰島素。

第一個報道出來的工作是德國的Zahn，1963年。

第二個報道出來的是美國的Katsoyannis，1964年。

第三個報道出來的是中國科學院，1965年。

中國的優勢在於純度高，拿到了結晶，進行了動物實驗，能夠讓小鼠低血糖而驚厥。

這三個工作都沒有獲獎。

=====以上更新於2017.7.11=========

反對兩類答案：

A 我國由於意識形態原因拒絕被提名
B 我國由於上報人數過多失去得獎資格

這兩類答案暗示了一個結論：

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工作值得獲得諾貝爾獎，都是愚昧的中國政府導致沒有領獎。

對於這兩類答案，請思考兩個問題：

1）為何這個工作到現在依然沒有獲獎？
2）當時幾乎同一時間完成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有三個工作組，除了中國的實驗室以外，德國、美國各有實驗室完成了類似的工作，為何德、美的科學家同樣沒有獲獎？

請堅持認為奇葩政府/體制/領導/意識形態導致沒有獲獎的朋友反覆看上面這句黑體字。如果還覺得AB兩類答案非常有道理，呃，我也沒什麼辦法。我叫不醒裝睡的崔永元。

另外，請參考下面建議閱讀中賽先生上的文章。文章中確實提到：

中國科學家確切地獲得諾貝爾獎提名卻是後來的事。1973年11月16日，楊振寧致函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稱自己準備提名生化所、有機所、北京大學代表各一人合得1974年諾貝爾化學獎，請郭提供具體的人選。該信被迅速傳達給有關部門。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中國科學院和外交部的有關領導提出：雖然如果我國科研人員獲得了諾貝爾獎，對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會起某些積極作用，但考慮到該獎系由資本主義國家頒發，且我國胰島素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員在黨的領導下集體努力的結果，難以提出有突出代表性的人選，故我們傾向於婉言謝絕楊振寧的好意。經毛澤東、王洪文、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等人圈閱，報國務院批准之後，中國駐美聯絡處依此出面回復楊振寧[注3]。

（之前我所說「最高票答案」即這一份批複的影印圖像。）

然而

「文革」終於過去。1978年9月，楊振寧再次向中國領導人——這一次是對鄧小平說的——表示，自己願意為胰島素合成工作提名諾貝爾獎。

在分別徵求貝時璋等幾位評委的意見之後，錢三強決定：「推薦鈕經義同志代表我國參加人工全合成研究工作的全體人員申請諾貝爾獎金」。

只剩一個候選人之後，楊振寧、王浩、王應睞分別向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推薦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

沒有獲獎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這個工作不值得得諾貝爾獎。

這個工作不值得獲獎，是因為
1）胰島素是Banting發現的
2）胰島素的氨基酸序列是是Sanger測的
3）溶液相氨基酸偶聯的方法合成蛋白質是Vigneaud先做的（順便提醒題主：胰島素不是人工合成的第一個蛋白質）
4）固相合成技術幾乎於胰島素人工合成工作發表的同期由Merrifield發表，並且僅僅兩年後Merrifield就用該方法合成了胰島素。固相合成比溶液相合成不知高到哪裡去了。

上述四點原因中提到的四個人，均獲得了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表彰的是"the first or the best"。往前看，三個合成胰島素的實驗室，目標分子到合成方法，都算不上"the first"；而他們的合成方法很快就被徹底淘汰，遠遠稱不上"the best"。這樣的工作憑什麼獲得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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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中有人提到，諾貝爾獎表彰的是「The first of the best"。我的理解是，諾貝爾獎首先表彰的是產生巨大影響的工作，而這個工作中一般都由很多科學家前赴後繼地各自獨立地完成，最終得獎的往往是the first or the best，比如下村脩和錢永健同時獲獎，前者是the first，後者是the best。以上是我說"the first or the best"的原因，"first"和"best"均指人。
當然，"the first of the best"同樣是有道理的。Best指的是總的成果，first指具體成果，即在產生巨大影響的工作中率先做出突破性成果的人。

評論中有人質疑，既然不值得獲獎，為何要提名？首先，在當時的有機合成領域，具有複雜空間結構的蛋白質從來沒有被合成過：Vigneaud合成的是一個具有生物活性的八肽單鏈，而胰島素具有兩條肽鏈，分別有21/30個氨基酸，由三個二硫鍵連接摺疊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結構。胰島素合成的難度是非常大的，遠超當初Vigneaud合成的八肽。同時，胰島素本身也是極為重要的「救命藥物」。在人工化學合成之前，生物工程技術也遠不如現在發達，胰島素都是從生物體內提取的。然而從其他生物體內提取的胰島素畢竟和人胰島素有差異，我們又顯然不可能從人體內摘取胰腺來獲得胰島素，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方法可以被用來合成人胰島素，這對於人類健康也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這種既有極大難度，又有重大意義的項目，在當時看來，確實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然而我在上面提到了，Merrifield幾乎同時發表了與這三個溶液相合成胰島素的工作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工作：固相多肽合成。這個工作直接動搖了那三個成果的重要性。如果沒有這個工作橫空出世，溶液相合成繼續鑽研下去，假如以他們三個工作為根基開創出更多更好的方法，那時候再來看這三個最初的溶液相合成胰島素的工作，也許有可能獲獎。然而現實就是現實，固相合成與生物技術不斷發展，已經再沒有人用他們的方法合成多肽：開發新型胰島素用固相合成，工業生產用生物表達，溶液相胰島素合成幾乎再無用武之地。他們的工作產生的影響力極為有限。當時沒有獲獎，今後也很難獲獎了。

精力有限，恕不回復大部分評論。

建議閱讀：
我國人工胰島素合成緣何未獲諾獎？ -- 賽先生 -- 傳送門結晶牛胰島素：可能是中國最被人熟知的科研成果之一

關於文中提到的「固相合成」，可以參看：
你所在或了解的領域有哪些技術上不是很複雜，但 idea 非常好，很有原創性的研究？ - 無碼餵羊的回答

相關文獻：

[1]Banting, F.G., et al., Pancreatic Extracts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922. 12(3): p. 141-6.

[2]RYLE, A.P., et al., The disulphide bonds of insulin. Biochem. J., 1955. 60(4): p. 541-556.

[3]Meienhofer, J., et al., SYNTHESE DER INSULINKETTEN UND IHRE KOMBINATION ZU INSULINAKTIVEN PRAPARATEN. Zeitschrift Fur Naturforschung Part B-Chemie Biochemie Biophysik Biologie Und Verwandten Gebiete, 1963. B 18(12): p. 1120-.

[4]Katsoyannis, P.G., A. Tometsko, and K. Fukuda, Insulin Peptides. IX. The Synthesis of the A-Chain of Insulin and its Combination with Natural B-Chain to Generate Insulin Activ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63. 85(18): p. 2863-2865. Katsoyannis, P.G., et al., Insulin Peptides. X. The Synthesis of the B-Chain of Insulin and Its Combination with Natural or Synthetis A-Chin to Generate Insulin Activ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64. 86(5): p. 930-932.

[5]Kung, Y.T., et al., TOTAL SYNTHESIS OF CRYSTALLINE BOVINE INSULIN. Scientia Sinica, 1965. 14(11): p. 1710-.

[6]Merrifield, R.B., Solid Phase Peptide Synthesis. I. The Synthesis of a Tetrapeptid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63. 85(14): p. 2149-2154.

[7]Marglin, B. and R.B. Merrifield, The Synthesis of Bovine Insulin by the Solid Phase Method1.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66. 88(21): p. 5051-5052.

重要性不夠。
結晶牛胰島素1965年完成合成，在此之前Merrifield已經提出了固相接肽法，跟這個革命性的突破相比，牛胰島素合成純靠堆積人力物力，方法論上並無先進性可言，也沒有導致新的科學發現，更不要說成本奇高，工業上毫無價值。
前面有人說是體制問題或者拒絕提名的，不很準確。文革結束後還是提名過一次的，但是也沒有得獎。

1979年提名了，由鈕經義作為代表參選化學獎，但輸給了維迪希。
袁騰飛的歷史評書就別信了。諾貝爾獎的評選，自己國家推選的影響有限。
就說這次屠呦呦的獎吧，從頭到尾是美國人路易斯米勒推薦並宣傳的，中國科學院根本就沒推選她。

我們只是合成了胰島素，並不是發現了合成的方法。

發現方法的那幾位已經獲獎了。

這就好比發現核裂變現象並歸納原理的人能獲獎、造出原子彈的人不能獲獎一樣。

諾貝爾獎是獎勵探索和發現的，不是獎勵工程技術的。

諾貝爾獎更傾向於理論方面的，中國是合成牛胰島素，而不是發現胰島素的功能。當美國的維格納奧德（V. du Vigneand，1901-1974）於1953年合成了第一個天然多肽激素（他因此而獲得了1955年度的諾貝爾化學獎），英國的桑格（F. Sanger，1918-）於1955完成了胰島素的全部測序工作（他因此而獲得了1958年度的諾貝爾化學獎）之後，人工合成胰島素就成了一項世界性的熱門課題。據媒體報道，1955-1965年間，在世界範圍內共有10個研究小組在進行胰島素的人工合成。

《關於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成果的歷史真相》

參考文獻
[1] 薛攀皋，
關於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成果的歷史真相，關於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成果的歷史真相----中國科學院，2015/12/2

作者薛攀皋先生

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1927年12月出生於福建省福清縣，1951年畢業於原福州大學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院部，從事生物科研組織管理工作，歷任見習科員、科員、生物學部辦公室副主任，生物學部副主任等職，直到退休。

1956年～1966年先後兼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國家計委、國家經委聯合主持的全國科學技術長遠規劃生物技術組組長，組織編製1986年～2000年全國生物技術規劃綱要草案，其中前期研究工作獲1988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集體)。

正文

1965年9月17日，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化學系和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三個單位的有關科學工作者，合作在世界上首次實現用人工方法全合成蛋白質牛胰島素。我國科學家的這一重大基礎研究成果，是在多肽化學薄弱、專門人才缺乏、各種氨基酸和特種試劑國內不能生產等不利情況下，同科學發達的美國、聯邦德國有關實驗室的激烈競爭中取得的。消息一經傳出，國外許多科學家對此始則表示驚訝，繼則給予高度評價，甚至有的著名科學家認為它可以獲諾貝爾獎。國內許多人士對它獲諾貝爾獎也持樂觀態度。但後來的結果卻是它與諾貝爾獎無緣。

近年來，諾貝爾獎成為國內有些人士的熱門話題。他們期盼在中國本土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學者儘早實現零的突破，在諾貝爾獎中佔有一席之地。與此同時，他們對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成果與諾貝爾獎無緣而遺憾。這種心情可以理解。然而，人們在探討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科學家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原因時，以訛傳訛，錯誤的說法廣為流傳，湮沒了歷史真相，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還它以本來的面貌。

傳聞之誤

近幾年，國內出版的一些專著、傳記、報刊，乃至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都把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科學家失去登上諾貝爾獎領獎台的機會，歸咎於我國有關機構違規申請諾貝爾獎。其中有代表性的說法當推兩本專門研究中國人與諾貝爾獎的書，即欒建軍的《中國人誰將獲得諾貝爾獎——諾貝爾獎與中國獲獎之路》(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和吳東平的《華人的諾貝爾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這兩部書中寫到：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化學組主席對此給予很高評價，並希望中國推薦領銜這一研究的科學家角逐諾貝爾獎。但後來沒有結果。……到了1975年，楊振寧又推薦了這一成果。有消息說，我國有關機構曾提出以集體作為候選人，因為不符合諾貝爾獎的評選規定，以後又經過平衡，從參加研究的十多位科學家中，推薦出四位候選人，但由於諾貝爾獎同一獎項獲獎者不得超過三人，又不了了之。」(欒建軍，第206頁)

「"文革』後期，楊振寧回國時再度提出×××等人研究成功的胰島素，應該去爭取諾貝爾獎一事。他本人也極力向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推薦。當時中國也寫了申請，並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了四個獲獎人。根據諾貝爾獎的評獎規則規定，每項科學獎中一次最多不超過三個人，有人提議將報告中的獲獎人減少一人，但由於國情，強調集體主義，不能助長個人主義，還是堅持報了四個人……」「據說瑞典方面也願意把獎發給中國科學家……就此和中國有過交涉，但是中方不肯更改名單，這個問題被卡住了」；「正是如此，使×××等人失去了登上諾貝爾獎領獎台的機會。」(吳東平，第163～165頁)

兩本書的說法大同小異，概括起來就是：(1)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成果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的；(2)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教授推薦了兩次；(3)「我國有關機構」也寫了申請，推薦了四個候選人，雖不符諾貝爾獎的規定，卻又不肯更改，從而導致中國科學家失去了諾貝爾獎。

以上說法都是錯誤的或毫無根據的。事實是：(1)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成果只有一次，是1979年1月；(2)楊振寧確實十分關注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研究成果，1972年、1978年先後向周恩來和鄧小平提出過，但也只在1979年這一次作了推薦；(3)中國科學院只是應楊振寧等有資格提名或推薦諾貝爾獎候選人的人士的要求，向他們提供了一份代表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的全體人員的名單，作為諾貝爾獎1979年候選人的有關資料，而且沒有以自己的名義同諾貝爾獎有關部門進行任何聯繫。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在諾貝爾獎候選人的問題上，機構、組織、團體是否有推薦權。在諾貝爾獎的幾個獎項中，除和平獎外，其它獎都不受理任何機構、組織、團體推薦的候選人，也不受理任何個人自薦，只受理有資格提名或推薦人士的個人提名或推薦。這些規定，欒建軍、吳東平是知道的，在他們的書上也有所表述。然而，他們卻在「我國有關機構」直接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了4個人的候選人名單等這類子虛烏有的事情上煞有介事、津津樂道，令人費解。

批判拒絕諾貝爾獎的時代背景

上述兩本書還提到，「文革」期間，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科學家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的另一可能原因，是江青認為諾貝爾獎是「資產階級的獎金，我們不要」(欒建軍，第207頁)；「有的領導者」認為諾貝爾獎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不感興趣。對此，我無從查證。

我國對諾貝爾獎持批判拒絕態度不是始自「文化大革命」，其發明權也不屬於江青或「有的領導者」。拒絕或反對諾貝爾獎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對學術獎勵制、學位制、學銜制乃至於軍銜制等採取全盤否定的必然結果。

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研究成果，正式通過國家鑒定的時間是「文革」前夕的1966年4月。在這次鑒定會即將結束時，有人發言：「諾貝爾是靠搞炸藥發了財的，後來拿出一些錢作獎金，我們要打破諾貝爾獎金的迷信。獎金本身是資產階級物質刺激辦科學的手段。諾貝爾獎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我們不要這些獎金，我們要的是人民的獎賞，這是最崇高的。」(1966年4月19日，鑒定會議簡報第14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席捲中國大地。我國科學事業在「文革」中遭受空前浩劫。1972年，楊振寧向周恩來提出，擬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成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形勢，周恩來婉言謝絕。「文革」期間，它提不到日程上來。

與諾貝爾獎接觸的真相

錢三強為促進推薦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成果參與1979年度諾貝爾獎評選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6月12日至30日，以錢三強為團長的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澳大利亞。在同澳大利亞科學家的一次談話中，有人對錢三強說：「你們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工作是應該獲得諾貝爾獎的，問題在於你們願不願意接受。」對此，錢三強不知個中原委。

錢三強如此「孤陋寡聞」是有原因的，這裡不妨作點兒交代。錢三強是中國科學院的籌建者之一，中國原子能事業的創始人。他創建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劃歸原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後，他轉任二機部副部長。他對該部一些不按客觀規律辦的事不違心迎合，大膽直言，因而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不止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從1965年10月起到河南信陽農村參加勞動，緊接著「文革」時進一步受到批判鬥爭，直到1972年5月因心臟病發，經批准才回到北京治病。「文革」結束後，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由於以上情況，他對我國科學工作者在世界上首先實現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以及國內對諾貝爾獎持批判拒絕態度都一無所知。

在同澳大利亞科學家的這次談話後，錢三強才從同團出訪的童第周、王應睞那裡知道了事情的梗概。他認為，中國科學家在基礎研究方面取得這一可喜的重大成就，不管能否獲得諾貝爾獎，應該藉此擴大中國的影響。他願意出面推動這件事。過了不久，機會來了。

1978年9月，楊振寧向鄧小平提出他準備提名人工合成胰島素的中國科學家為諾貝爾獎候選人。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王應睞收到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主席B·烏爾姆斯特洛姆等6位教授的來信，要他在1979年1月31日前推薦1979年度諾貝爾化學獎候選人。

這時，國內正在進行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恢復實事求是的傳統。這也為打破對諾貝爾獎偏見的思想禁錮提供了契機。

在得到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方毅、副書記李昌的同意後，錢三強便開始運作，向楊振寧發去電報和信函。

1978年11月3日，國家科委黨組與中科院黨組舉行聯席會議。會議認為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科學家，可以作為候選人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

接下來的難題是按諾貝爾獎的有關規定，從參與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眾多科學家中推選出代表，作為諾貝爾獎的候選人。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成果，是3個不同單位人員共同合作的結晶，僅最後一兩年直接參加研究工作的人員就有30餘人，其中：生物化學研究所20餘人，負責胰島素A、B鏈的拆合和B鏈(30肽)的人工合成；北京大學化學系和有機化學研究所各六七人，共同負責A鏈(21肽)的人工合成。

為此，1978年12月11日至13日，錢三強組織並主持召開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總結評選會議。與會的有3個單位參加合成工作的主要研究人員和科研管理人員30人，以及通過協商組成的評選委員會委員17人，他們是童第周(主任委員)、周培源、于光遠、嚴濟茲、華羅庚、錢三強、楊石先、黃家駟、貝時璋、張龍翔、王應睞、汪猷、馮德培、梁植權、柳大綱、邢其毅、過興先。評選委員會的任務是對會議最後推出的候選人進行無記名投票。

會議初步選出在合成工作中4名成績突出者：鈕經義(生物化學研究所)、鄒承魯(原生物化學研究所，1970年調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季愛雪(北京大學化學系，女)和汪猷(有機化學研究所)。

會議認為，如以4人申請難以被接受；出3人，矛盾較多，而且聯邦德國、美國在胰島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較好成績，有可能此獎將由兩國或三國科學家共同獲得。據此，我國以一名代表申請為宜。北京大學和有機化學研究所認為，如出一名代表，理應由生物化學研究所選出。生物化學研究所則推薦鈕經義為代表，認為他自始至終參加B鏈合成，成績突出，也有一定學術水平。最後，評選委員會表示贊同。

會議期間，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國家科委主任方毅接見了與會的全體同志。

會議在良好的氣氛中進行和結束。會後，錢三強主持起草亦代表中國科學院，簽發了1978年12月25日呈報國務院的《關於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成果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現在我國正進入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新時機，我們正在加強同國際上的科學技術交往，對諾貝爾獎金似不宜於長期持拒絕態度。」

《報告》在彙報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總結評選會議的情況，推薦鈕經義一人為代表的原因和過程後寫道：「我們建議，以鈕經義同志一人名義，代表我國參加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工作的全體人員申請諾貝爾獎金，擬由楊振寧教授和王應睞教授分別推薦。」一周後，請示報告獲得批准。按要求所需的各種推薦材料，由錢三強具函，以最快速度寄給楊振寧以及也受諾貝爾獎委員會邀請推薦候選人的美籍華裔科學家王浩。與此同時，王應睞也作了推薦。

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集體的代表鈕經義，被推薦為諾貝爾化學獎1979年度候選人的過程和事實就是如此。

最後，1979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為美國人布朗和德國人維提希。我國鈕經義未能獲選，自然令人惋惜。1982年，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成果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這是後話

人工合成胰島素中國科研工作者確實付出了很多，但最後獲獎的卻是發現胰島素蛋白結構的人，原因顯而易見…就像大家都知道蘋果手機，知道喬布斯並且非常尊崇他，然而卻並沒有人尊崇那些製造蘋果手機的富士康員工。

我覺得上面那個乾貨已經夠了……完全是鐵證。

但是我還是要說一下，諾貝爾獎本身其實是有諸多限制的，比如獲獎者必須還在人世，獲獎最多只能由三個人分享等等，而且最主要的，本身諾貝爾獎確實是一個權威度很高的獎項，但是，但是這個名譽本身並不能達到完全的徹底的公平公正，這個獎項本身仍然會受到當時社會的限制，和平獎頒給過什麼樣的人我就不說了，腦額葉切除手術什麼的也算是一個例子，之前某網路小說作家在自己小說開頭玩了玩意識流，立馬有一群粉絲跪舔說不得諾貝爾獎沒天理……
至少就諾貝爾文學獎本身，是永遠不可能頒發給一個幻想小說作家或者偵探懸疑，言情之類主打的作家的，寫得再好也沒用，因為評獎人鄙視他們。

以上。

@無碼餵羊的答案已經很好了。我再貼一個算是官方的類似說法做為補充。
我國人工胰島素合成緣何未獲諾獎？
以下為原文

我國科學家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研究工作，在1966年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引起轟動。著名科學家的來華訪問和讚賞言論，讓人們把這項工作與諾獎聯繫起來。此後，楊振寧、王浩等海外科學家紛紛提出，要為胰島素工作提名諾貝爾獎。為了確定由誰作為諾獎候選人，中科院還組織召開了高規格的盛大會議。然而出乎國人意料的是，這項工作最終未能獲得諾獎。多種版本的原因分析，也開始在社會上流傳。

熊衛民（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來自楊振寧的提名

1966年4月上旬，鄒承魯和王應睞因為另外一項研究工作，被邀請參加在華沙召開的歐洲生化學會聯合會議第三次會議。他們把在胰島素合成中擔當重任的龔岳亭也帶了過去，希望在這個國際會議上介紹關於胰島素人工合成的情況，並準備公布自己的實驗結果。可惜的是，儘管他們早就遞交了摘要，他們的演講時間仍被嚴格限制在10分鐘之內。在鄒承魯報告完他們另一項成果後，留給龔岳亭的只剩了很短一點時間。儘管如此，龔岳亭的簡要報告仍然引起了轟動，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Sanger教授（編者註：Frederick Sanger，英國生物化學家，曾兩次獲得諾獎）親臨會場，聽罷我們的報告後，熱烈祝賀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會議期間，包括美、英、法、意、荷、比、挪威、瑞典、芬蘭、奧地利等國的著名科學家都祝賀我們取得的偉大成果。[注1]

會議結束後，一些國際知名的科學家訪問了中國。譬如，1966年4月26日，法國巴黎科學院院士特里亞教授訪問了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他說：「這是很好的合作例子，可以得諾貝爾獎」。同年4月3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化學組的主席、烏普薩拉大學生化所所長、諾貝爾獎得主蒂斯利尤斯（A．Tiselius）也訪問了上海生化所。他說：「你們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島素十分令人振奮，向你們祝賀。美國、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經驗的科學家未能合成它，但你們在沒有這方面專長人員和沒有豐富經驗的情況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驚訝。」他在回國途中適逢中國爆炸第三顆原子彈，在被詢問對此事的看法時，他說：「人們可以從書本中學到製造原子彈。但是人們不能從書本中學到製造胰島素。」[注2] 「文革」爆發不久，諾貝爾獎得主、英國劍橋大學的肯德魯（J. C. Kendrew）爵士也來中國訪問。他告訴大家，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消息被英國電視台安排在晚上的「黃金時間」播出，至少有幾百萬人觀看了這條新聞。毫無疑問，這是最為英國人所知的中國科學成就。

這些著名科學家的來訪和言論很自然地讓人們把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和諾貝爾獎聯繫了起來。但中國科學家確切地獲得諾貝爾獎提名卻是後來的事。1973年11月16日，楊振寧致函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稱自己準備提名生化所、有機所、北京大學代表各一人合得1974年諾貝爾化學獎，請郭提供具體的人選。該信被迅速傳達給有關部門。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中國科學院和外交部的有關領導提出：雖然如果我國科研人員獲得了諾貝爾獎，對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會起某些積極作用，但考慮到該獎系由資本主義國家頒發，且我國胰島素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員在黨的領導下集體努力的結果，難以提出有突出代表性的人選，故我們傾向於婉言謝絕楊振寧的好意。經毛澤東、王洪文、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等人圈閱，報國務院批准之後，中國駐美聯絡處依此出面回復楊振寧[注3]。

「文革」終於過去。1978年9月，楊振寧再次向中國領導人——這一次是對鄧小平說的——表示，自己願意為胰島素合成工作提名諾貝爾獎。10月，他又向周培源提及此事。周培源回來後，向聶榮臻副總理彙報了此事，請他加以關懷。稍後，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寫信給生化所所長王應睞，請他推薦諾貝爾化學獎候選人名單。與此同時，另一位十分著名的美籍華裔邏輯學家王浩教授也主動提出要為我們的胰島素工作提名諾貝爾獎。

誰的功勞更大？

這一次，對於從不同地方湧來的相同建議，新的中央領導人非常重視。這種態度的改變是不難理解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剛過去不久，中國經濟依然處於崩潰邊緣，一切都還百廢待興。如果能在社會生產力有決定性意義的科學領域獲得一項世界大獎，對於激勵士氣、鼓舞人心、改良中國的國際形象必然有重大價值。

在他們的指示下，從1978年12月11日起，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了一個為期近十天的、盛大的「胰島素人工全合成總結評選會議」。會議由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主持，生化所、有機所、北大化學系共有60多名相關科學家、科研組織者參會，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確定諾貝爾獎候選人。

會議的第一天是大會報告，由生化所、有機所、北大化學系三個單位分別報告了各自的胰島素工作情況。從第二天起開始分小組討論——從工作的角度看，拆合工作、B鏈合成工作各一個小組，A鏈合成工作則分為北大化學系、有機所兩個小組；從單位的角度看，有機所、北大化學系各一個小組，生化所則分為拆合、B鏈兩個小組。

胰島素工作的參與者人數那麼多，單骨幹就有十餘位，究竟哪些人的功勞更大呢？經過長時間的小組討論和評選委員會無記名投票，「選出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成果突出者4人，分別是鈕經義、鄒承魯、季愛雪、汪猷」[注4]。很顯然，他們各自代表一個小組。

諾貝爾獎評選有個不成文的規則，每個單項的獲獎人數不多於3人。選出4人，可是還沒解決問題。又是進一步的磋商。雖然有人提出要讓諾貝爾獎委員會遷就我們而不是我們去遷就它，並且「寧要大協作，也不要諾貝爾獎金」，但考慮到「聯邦德國、美國在胰島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較好成績，有可能此獎將由兩國或三國科學家共同獲得」[注5]，在分別徵求貝時璋等幾位評委的意見之後，錢三強決定[注6]：「推薦鈕經義同志代表我國參加人工全合成研究工作的全體人員申請諾貝爾獎金」[注7]。

只剩一個候選人之後，楊振寧、王浩、王應睞分別向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推薦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但出乎國內人意料的是，這項工作沒能獲獎！

為何沒能獲獎？

對於未獲獎的事實，國人是難以接受的。從1979年起，社會上開始流行多種版本的未能獲獎原因分析。

其一是歧視說。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委員都是西方人，因為意識形態的關係，他們對於中國人存在偏見，根本不願意將這個獎項授予我們。而且他們的歧視還有感情上的理由，因為我們曾經有過不接受他們的獎金的說法。他們之所以還要做出考慮給胰島素工作以諾貝爾獎的姿態，為的就是羞辱我們一下，以報復我們對他們的羞辱。

其二是時間過得太久說。如果胰島素工作早點申報了諾貝爾獎，它是應當能拿到獎金的。可我們的工作是十幾年過去後才被推薦，而十幾年後相關領域的氛圍已經大不相同了，曾經轟動世界的工作早已不再新鮮。

其三是候選人太多說，這種說法流傳最廣。譬如，美國Lomalinda大學的周勇教授就在2001年1月8日的《北京青年報》中談到：

由於人工合成胰島素是「集體」研究成果，參加的主要科學家有10餘人，最後平衡的結果，國內方面推薦了4位獲獎候選人，而諾貝爾科學獎評選規則上明確規定，每項獎一次最多只能推薦3人。諾貝爾科學獎再次與中國科學家擦肩而過。[注8]

上述原因中，候選人過多說顯然是錯誤的。前面已經說過，有關部門最後只選定了鈕經義一個候選人，即便安排他和查恩、卡佐亞尼斯共享一個獎項，人數也並不為多。時間過得太久說也經不起推敲：獲諾貝爾獎的都是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工作，而且通常是獲獎距離成果的完成有12年左右的時間。從1966年完成論文到1979年評獎，也只是13年的時間，這個時間間隔對諾貝爾獎評選而言是很正常的。而且即便間隔時間過長確為原因之一，那麼這恰好意味著這項曾經轟動一時的工作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它並沒有最初以為的那麼重要。關於瑞典的那些教授是不是對我們有歧視心理，這無從檢驗，因為他們並沒有在任何文件上闡述自己有這種心理。而且，對於一個享譽世界百年，未曾出現明顯歧視現象的大獎，最好還是不要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恐怕真正起決定性影響的不是上述原因，而是人們不願意承認的理由：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未必達到了獲諾貝爾獎的程度。

可以先考察幾項與胰島素合成比較接近的獲得了諾獎的工作。這樣的工作至少有5項：

1923年，班丁（F. G. Banting）和麥克勞德（J. J. R. Macleod）因為發現胰島素和使用胰島素治療糖尿病而榮獲了醫學或生理學諾貝爾獎；
1955年，維格納奧德（V. du Vigneaud）因為合成多肽激素催產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958年桑格（F．Sanger）因為分離和確定胰島素的氨基酸組分的構成而榮獲諾貝爾化學獎；
1972年，安芬森（C.B.Anfinsen）等人因為發現氧化被還原的核糖核酸酶肽鏈能得到活力恢復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984年，梅里菲爾德（R.B. Merrifield）因為發明固相合成方法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班丁和麥克勞德的研究導致了糖尿病治療上的革命性進步，使這種昔日的不治之症一下子變得有葯可醫。它的實用價值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在完成（1922年完成）後只經過一年就榮獲了諾貝爾獎。

顯然，在經濟和社會價值上我們的胰島素合成工作研究無法與班丁、麥克勞德的工作相提並論：用化學方法合成胰島素工序極為繁複，價格十分昂貴，從經濟上考慮，遠不如從天然產物中提煉合算。我們的成本太貴，在當時根本不具實用性，只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基因工程發展起來後，人們在連接用細菌合成的胰島素時曾經在某個時間段用過我們發展出來的連接方法。但這很快又為別的方法所取代了。如果我們發明的是廉價的方法，那就真能造福億萬人，應該很快獲得諾貝爾獎，但可惜的是我們沒做到那點。

維格納奧德不但在多肽合成方法上有較大的改進，還毫無爭議地合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有生物活性的多肽。而且他的工作有相當大的經濟效益，並直接引發了大量後繼的多肽合成工作——我們的胰島素合成應當算其中之一。從多個方面講，他的工作都是劃時代的，所以，他也是工作完成僅兩年就拿到了諾貝爾獎。

而我們的第一是存在一定爭議的——在胰島素合成上，我們和美國、德國的實驗室存在一定的優先權之爭。從最後的全合成論文的發表來看，確實是我們第一個發表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論文，但胰島素工作並不等於一篇論文，它還有大量的中間工作要做——在發表最後的合成論文之前，我們共發表了24篇中間成果。這些中間成果也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並不一定遜色於最後的成果，完成它們之後，最後的結果就基本上是水到渠成的了。而在中間成果發表方面，美國、德國的實驗室並不總是比我們晚——實際上，他們在B鏈合成等重要項目上論文比我們發表得還早。而且，他們還比我們更早宣稱得到具有胰島素活性的物質。所以並不能說他們完全沒有一點優先權。多年以來，卡佐亞尼斯、查恩均宣稱自己才是最早的。

另一方面，胰島素的確切身份也存在一定的異議。它是蛋白質和多肽的分界物，有時候被稱為蛋白質，有時候又被稱為多肽激素。其實蛋白質和多肽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區別，它們之間最早的界限完全是人為的——我們把分子量超過5000道爾頓的多肽稱為蛋白質（胰島素的分子量為5733道爾頓）。後來的理由更高級一點：有高級結構是才是蛋白質，無高級結構的則為多肽。但更後面一些時候卻又發現一些多肽也是有高級結構的，只不過蛋白質的高級結構更為完整。因此有人說，並沒有一個令大家都信服的理由，將胰島素和催產素等多肽截然分開。催產素的合成是被授予了諾貝爾獎的，胰島素主要只是比催產素長，比催產素分子量大，它的合成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個與催產素的合成類似的工作，這類工作似乎並沒有重要到值得再次獲諾貝爾獎的程度。

桑格的蛋白質測序方法是整個蛋白質結構研究的基礎（他後來又發明了一種DNA測序方法，該方法又被廣泛利用，他因此於1980年幾乎空前地再次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想知道蛋白質的結構，就必須用上它。他的工作價值也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剛提出3年就使他去了斯德哥爾摩領獎。而我們的多肽合成方法和先前的方法比並沒有什麼新的創建，對類似的合成工作啟發不大，更不用說做它們的基礎了。

現在，在多肽合成方面，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固相合成方法，它是美國的梅里菲爾德在1963年首創的，被譽為化學合成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用這個方法，再加上後來的一些改進，研究者在合成儀中加進所需的氨基酸和其他試劑，按下按鈕，幾天之後就能收到所要的肽段。我們在多肽合成方法方面的創建當然沒法和他比。

對於安芬森的工作，我們倒似乎有超過之處。安芬森的貢獻主要在於發現還原被氧化的核糖核酸酶可能使其恢復活力，並從中而得出了「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的結論，而我們通過對胰島素的拆、合，也已從實踐上提出了類似的結論，同時我們的工作比安芬森的要困難得多。但可惜的是我們太重視最後成果，太輕視中間成果，太注重保密，沒能將這個實驗結果及時發表出來。

所以，與上述獲得了諾貝爾獎的工作相比，我們的胰島素工作確有很多不及之處。它既沒有學術思想方面提出重大創新，又沒有帶來工具、方法的革命性進展，既沒能引發一系列的後繼研究（譬如掀起合成蛋白質的熱潮），又沒能產生任何的經濟效益。它確曾領先於世界，但並沒有領導世界的潮流。這樣的工作未能獲諾貝爾獎確有令人惋惜之處，卻也並不值得憤憤不平、怨天尤人。

雖然未能如願獲得諾貝爾獎，但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還是獲得了其他多個重要獎項：

1982年7月，國家自然科學獎在斷評20多年後再度開評，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獎金為10000元人民幣。證書上把鈕經義、龔岳亭、鄒承魯、杜雨蒼、季愛雪、邢其毅、汪猷、徐傑誠等八人列為主要完成人。
1997年9月，香港求是基金會給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頒發了「傑出科技成就集體獎」。除上述八人外，陸德培也作為主要完成人被增補了進來。他們各被獎勵了20000美元（已去世了的由其家人代領）。
除集體獎外，相關研究、組織人員也部分因為胰島素工作而獲得過一些重要獎項。譬如：
1988年，在美國邁阿密生物技術冬季討論會上，王應睞被授予「特殊成就獎」。

1994年，鄒承魯獲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當時稱何梁何利基金獎）。獎金為10萬港幣。
1996年，王應睞獲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獎金為100萬港幣。

除此之外，政府還以中國特有的方式對胰島素合成工作和相關科學家進行了表彰。譬如：

1966年10月24日，也即在毛澤東生日之前兩天，《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我國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一文，並發表社論《用毛澤東思想打開「生命之謎」的大門》，高度讚揚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
1969年4月，作為自然科學工作者的代表，未被打倒的相關人員中唯一的青年黨員胡世全被指定進入中國共產黨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

（本文原載於《生命科學》雜誌2015年6月刊，標題《人工全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歷程》。作者授權《賽先生》刊發，略有修訂。回復文章編號「392」「401」，分別提取《一個「革命的」課題：結晶牛胰島素成功合成始末（上）》《人工胰島素：「革命課題」的幸運勝利》全文。）

註：

龔岳亭.關於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研究的回憶.院史資料與研究.2000（5）：3-20.

瑞典科學家蒂斯利尤斯訪華後說：中國正迅速走上科學大國的道路.參考消息.1966-05-27.

王揚宗.胰島素合成與諾貝爾獎問題.中國科學報.2014-12-19.

葛能全.錢三強年譜長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455頁.

薛攀皋.關於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成果的歷史真相.科學時報.2005-09-16.

熊衛民.葛能全先生訪談錄.收藏於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的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資料中心.

中國科學院.關於向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成果的請示報告.轉引自：葛能全.錢三強年譜長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455-458頁.

周勇等.新世紀里中國科學家離諾貝爾獎有多遠.北京青年報，2001-01-08.

昨天晚上上藥理課，講到了降血糖葯，講到胰島素的時候老師就給我們拓展了一下，說到：
第一次沒成功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
第二次沒成功是因為很多人都想上，什麼掃地大媽都想，然後胰島素是由兩條鏈組成的，所以是兩個研究所合作的，選誰上去是個比較困難的事情。最後推薦上去的人是個領導（你懂的），最後把獎給了美國和德國的（後來別人也奮發向上，也成功了），但是說他們自己覺得很慚愧，因為這個人：王應睞，沒有得獎。
於是我就去百度了一下，他是組織並領導這項工作的

然後我又來知乎看了一下，發現大家所了解的跟我們老師講的好像不太一樣啊，這就尷尬了

這個賽先生上曾經轉載過生命科學上的文章，說得很詳細了。

我們老師當年說好像是因為上報人數過多，但是作為一個團體，踢掉誰都不合適，於是因為人數限制這樣的問題被刷掉了……看來是我太lian青啊，想到當年還是憤青的時候我還慷慨激昂的引用此證，想來真是…捂臉

當時是差一點，因為人數問題放棄了

感謝萬能的網叔！北朝地址http://bbs.northern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388

實情很簡單，這個就跟為什麼屠呦呦的那個青蒿素為什麼沒在八十年代拿獎一樣，因為諾獎最多只能三人申報，而在那個集體主義至上的年代，光是胰島素的主要貢獻者多達幾十人，按那時候的價值觀，這是集體和國家的榮譽，不是單獨屬於某個人或者某兩三人的，所以咯，就這樣了

記得課本上的說法大意是：諾獎對提名人數有要求，但是取得的成果是集體的力量，既然不能所有人都上，那就所有人都不上，遂放棄...

今天聽我們地質老師上課。

老師是一個特別能諞的微胖老頭，上課基本就是和我們天南地北的海聊，然後一節課下來你竟然發現他把一章內容講的一個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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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大家都知道屠呦呦得了諾貝爾獎，可是我們國家在上個世紀干過一件更厲害的事情，那就是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個成果已經提上了諾貝爾獎的議程，最終可惜的是我們上報的獲獎者超過3個人，輸給了形式。

以上非老師原話。

為什麼好多老師都說是人數限制？難道所有老師都是校友？

說這個東西因為是技術實現問題所以不值諾貝爾獎，只能說明這種人科學素養很低。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技術上能夠實現，很多時候比光提出個理論意義大多了；同時配得上得，但沒得過諾貝爾獎的東西也多了。諾貝爾再神聖，也就是個獎而已，評獎這東西影響因素太多了，也許過幾年又有人想起來了就又得獎了，Heck反應不就是幾十年前的東西么。
不過我覺得，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有效的提升了我們的科研水平，建設了以鈕經義、鄒成魯為代表的一批生物化學家隊伍（我的一個同學就是崇拜鄒承魯才學的化學哈哈），比諾貝爾獎和諾貝爾獎金有意義多了。

體制、環境與時間。
舉國體制、不計個人名利，論文由集體發表，沒有個人署名和第一作者。
六七十年代的國際封鎖環境，信息不通，評委會追查不便（詢問時中國有關部門只給團隊名單）。
改革開放後相關規定放開，但當時的主要成員多半過世。
其實屠呦呦好在保留了自己首先發現提取青篙素的方法並且比研製胰島素的人、長壽以及自己有爭取的強烈願望，85歲得獎，國內仍有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