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中國是否會出現劉易斯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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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易斯拐點」說法產生於上世紀60年代，意思是：發展中國家二、三產業不發達，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務農收入低，只要城鎮務工收入略高一些，大批農民就會湧入城鎮，資方不愁招不到人，開出的工資當然不會太高，直到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完畢而新增勞動力滿足不了不斷膨脹的需求時，這個區間就叫劉易斯拐點，拐點以後，勞方在勞資博弈中逐漸佔有優勢，他們的收入可望有較大的提升。
今天聽到一位學者說2016中國將出現劉易斯拐點，國民工資將大幅上漲，這是根據什麼推斷出來的？是否可能？

最近幾年的確存在工資上升而勞動力供給未見同步上升的現象，很多人就此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或者即將到來。

但這一論斷依然不無可置疑之處。
首先，劉易斯拐點是否必然存在是個問題。這個論點雖然看似簡單而邏輯清晰，但其實需要的前提假設不少。它要求在農業向工業進行人口轉移的過程中農民的收入水平變化不大；它要求勞動供給是相對連續的；它要求所謂的最低工資水平變化不大；它要求勞動力流動至少是不存在較大的阻力。
因而近來其實有不少從這些方面出發對劉易斯拐點是否出現的質疑聲。比如上半年中國社會科學有一篇認為勞動供給不連續的，09年經濟研究范劍勇有一篇認為存在較大勞動力流動阻力的。簡單來說的話，這些觀點認為當前工資上升和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情況只是某些非經濟因素導致的表面現象，而不能被認為是劉易斯拐點出現的證據。

就個人來說，我比較傾向於劉易斯拐點尚未真正到來的觀點：戶籍制度、身份歧視、地區間價格水平差異等阻礙勞動力流動因素的存在，使得工資上漲不足以彌補農民工因此而帶來的效用損失，從而阻礙了勞動力的轉移進程，使得勞動力供給未能隨工資上漲而增加。通俗地說，我覺得漲工資也解決不了的民工荒不是因為民工不夠了，而是因為民工到了城裡就要整天被查身份證暫住證，被歧視被另眼相看，城裡高得多的消費水平尤其是房租又使得工資上漲意義不大，因而他們不願意來了。

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歸根到底是看城鄉兩部門的人口問題。劉易斯拐點到來，其表象是勞動工資上升；但勞動工資上升，並不代表劉易斯拐點到來。因此，從當前的農民工工資上升判斷劉易斯拐點到來，是顛倒了邏輯。
在劉易斯拐點的定義中，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農村部門的邊際產出為0，即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他們在農村，根本沒有產出貢獻，自然收入極低。這時對城市工業部門而言，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因為此時農村勞動力的勞動供給彈性為0，收入無論怎麼變化，也比農村邊際為0的收入要高，農民工此時必定會選擇外出打工。
第二階段，隨著農村部門勞動力轉移，農村部門的邊際產出從0開始上升，城市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出下降，但後者仍然高於前者。此時勞動力轉移仍然會繼續進行，但農村勞動力的勞動供給彈性不再為0。
第三階段，轉移結束。此時農村部門的邊際產出與城市部門相同。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劉易斯拐點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而非一「點」，中國可能處在第二階段，但離拐點結束還有很遠。在拐點結束時，農村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出相同，兩者實際上成為了一種部門，這時國家的工業化才會完成。然而中國的農業邊際產出仍然相當低，遠低於城市工業部門，這時說拐點到來，實在為時過早。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看見農民工的收入大幅上漲？為什麼會看到民工荒？這裡就存在一個扭曲問題。一方面，如前幾個回答者所說，農民工的工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壓低了，低於其在城裡工作的邊際產出不說，甚至可能低於他回鄉務農的產出。另一個方面，則有可能是國家對於農業大幅度的補貼，表面上提高了農村的邊際產出。比如農民本來種1畝地收入1000元，國家通過各種補貼，使他一畝地收入2000元（假設）。那麼此時，城裡少於2000元的工資必然不會吸引他外出打工，就表現為了農民工工資大幅上漲。這樣的扭曲還在各種方面存在，這不是劉易斯拐點，而是「制度」拐點。
當然，我不是說不應該補貼農業，而是說在工業化過程中，作出一個合適的政策，是不容易的，補貼一方，必定是另一方的損失。

2010年發表的《第二次農業調查》為基準推算、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為１億2,233萬人。從而推翻了「沒有剩餘勞動力」的說法。
根據日本相關機構的數據，中國各省剩餘勞動力排名：①河南（1,721萬人）、②山東（1,055萬人）、③河北（969萬人）、④安徽（741萬人）、⑤江蘇（632萬人）の５つの省で、少ないのは①チベット（26萬人）、②海南（37萬人）、③上海（38萬人）、④北京（58萬人）、⑤青海（60萬人）である。
而剩餘率排名：①北京（135.8％（注６））、②上海（97.9％）、③天津（64.9 ％）、④ 浙江（62.9 ％）、⑤ 黒竜江（61.1％）と沿海地域であり、低いのは、①雲南（13.6％）、②広西チワン族（14.5％）、③海南（15.6％）、④四川（19.0％）、⑤重慶（20.7％）といった省?市?自治區である。
剩餘量和剩餘率不對等，這是說明大量剩餘人口在流動。隨之而來的是什麼，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根據第二次農村調查，農村外出就業人口１億3,273萬人。這個數字是城市就業人口（２億8,310萬人）的46.5％。於是，NEET「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沒工作、不培訓、也不學習的三無人員不斷増加。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的NEET問題就在城市顯示出來，並從都市波及到農村。農村的NEET估計有1,941萬人。在中國全體推算的話，估計有數倍規模。
勞動力不足和最低租金上漲範圍擴大，2016年會不會出現劉易斯拐點，我不確定。但從國內發布的數據，以及日本等發布的研究數據對比，或者可以看出點啥，知乎里大牛巨多，期待下。

以下摘自楊繼繩的《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第八章城鄉過渡階層——農民工》

農民工的規模還會繼續擴大，但增長速度將趨向平穩。農民工規模還要繼續擴大是因為還有大量農業人口需要向城鎮轉移。《2008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對中國城市化發展進行預測：預計2030年，城市化率達到65%以上，城市人口達10億人左右。由於中國「人口紅利」出現了減少的趨勢，農民工規模的擴大也會受到影響。2002年至2009年間，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量逐年遞減，從1511萬降到665萬。而這兩個年份，城鎮新增就業分別為859萬和1020萬，外來農村勞動力分別為2071萬和459萬。顯然，新增就業已經超過勞動力的增量。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越來越慢，自2002年以來平均每年增長率只有1%，預計2015年停止增長並轉為負增長。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就此消失。專家認為，2015年農村向外轉移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730萬）不足以補償城市的需要量（696萬），此後勞動年齡人口呈負增長，比總人口負增長提前10年。因此，勞動力供求關係發生了變化，成為「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調查中發現，74.3%的村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只有1/4的村認為本村還有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大部分村莊的幹部認為能夠轉出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都已經轉出。調查組對青壯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率的進一步考察發現，近1/3的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率都在80%以上。調查發現，中、西部農村尚有賦閑可轉移的青壯年勞動力。從調查結果看，賦閑在家的青壯年勞動力全國平均每村48人，比例為17.82%。東部賦閑率最低，為11.3%，中部其次，為20.42%，西部賦閑率最高，為26.06%。這一情況表明，各地區農村勞動力在勞動時間上仍存在過剩現象，總體上中、西部賦閑可轉移的勞動力較多。

1.我們關心劉易斯拐點不是關心它到底是個什麼前提下的什麼概念，而是關心關心勞動力資源的結構性變化。
2.從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來看，我想這不是什麼問題。
3.大家關心一下近幾年剃頭價格和餐館服務員工資水平吧。
4.富士康把勞動營開到河南去了，還聲稱以後若干年要改用機器人了。

我認為這個拐點其實已顯端倪：
其一：近幾年沿海用功短缺的事件是屢見不鮮，而企業招不到人，最直接的手段便是提升工資，這是事實存在的。
其二：這些年來的西部大開發，使得西部迅速的在發展，各種建設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我國主要的勞動來便是來自於西部，同樣是賺錢？大家都在家附近就能賺何必要跑那麼遠的路呢？更何況事實上的工資差別並不大。
其三：即是拋開通貨膨脹，農民工的工資依然是在不斷的上漲，而且這一情況還會持續下去，直到市場給出最合適的工資區間，舉個例子，十年前的磚瓦工一天工資不足30，而現在的磚瓦工，工資卻高達200或300，甚至500，但是依然存在用工短缺的情況。
再從宏觀來講，30年以前的中國，什麼資源都稀缺，科學技術，科學管理，資金，等等，隨著中國這30年來迅猛的經濟發展，直接帶動的便是我國經濟的躍進，曾經的中國，什麼都稀缺，有的只是人口紅利，所以在當時的勞動力大量剩餘，而極低的工資情況也是符合當時國情的，但是現在卻有本質上的改變，人口數量得到控制，這從根本上遏制了勞動力過剩，大量企業的新生（尤其是製造業），又極大的分攤掉了龐大的勞動力，人口素質的提高（僅指受教育程度），使得現在的工人能夠更加清楚的認識到自己所創造的價值，同樣的他們也會迫切的希望自己得到應有的回報，再加之全國性的整體發展（即是有些地方依然落後），勞動力應當會逐漸呈現供應不足的情況，除非科技的再一次躍進，以及市場經濟的高度成熟，但是很明顯，這些發展的速度是跟不上現如今的改變，所以大致上應該會在2016年出現路易斯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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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馮晗同志的觀點，我想再添加以下幾點。
首先，就談前提的假設吧，我拋出一個已經被實施很多年的政策——《退耕還林》即：把不適應於耕作的農地（主要指坡度在25°以上的坡耕地）有計劃地轉換為林地。
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得大量的農民失去了土地，尤其是西部這個多山林的地區，而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大多數農民會怎麼做呢？
儘管這一政策國家會補償糧食，但是作為樸實的農民他們閑得住嗎？他們會坐吃山空或者奢望他們以他們並不高的文化程度和幾乎沒有的其他技能去創業？（一定程度講，這還延緩了路易斯拐點的到來時間）。
不會的，他們大多數都拋棄了務農而選擇進城打工，儘管城裡的消費水平很高，儘管存在戶籍制度，身份歧視，等等的阻力，但是他們會不去嗎？他們還有的選嗎？
並且，對於中西部大多數地方來講，務農大多數都只能保障基本的生活，而若還想讓家庭稍加富裕，幾乎所有的農民都會在農閑的時候選擇去做工，賺取一些錢補貼家用，這幾乎都成了農民生活方式的定式！（當然，不包括那些現代農民）。
而恰巧，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勞動力最大比例的佔有者恰恰就是這些農民，農民工人！
相信大家都聽過零和遊戲吧，在這個貧富差距愈發加大的社會，80後，90後，他們正因為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而不得不重蹈先輩的覆轍。
其次，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現如今高速發展的地區不僅僅再是東部沿海地區了，這些都已經是過去五年左右的事情。
現如今，很多東部沿海工廠，企業都逐漸的在向中部和西部轉移，這一方面或許是企業迫於競爭壓力而做出的合理選擇，另一方面何不是為了節約成本而做出的生存策略呢？
在東部沿海，高消費水平的存在使得企業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勞動成本，但是若將工廠企業置身與勞動力豐富的中西部，再加之中西部相對較低的消費水平，勞動成本必然會有大幅的下降，雖然兩者相較，工人們的收入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提高，但是很明顯他們更願意呆在離家不太遠的地方！
隨著企業的不斷向中西部遷徙，以及這些年來國家對於中西部地區逐步加大的投資力度，東部沿海地區必然會出現勞動力突然短缺的狀況，而究其原因，並非勞動力沒有流動，而是不再集中的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動，它部分流向了本地，因為本地的建設同樣開始對他們大量的需要，而這種勞動力的「不連續供應」，恰巧成了路易斯觀點到來的有力佐證。
總結幾句：在我國，勞動力基本上就可以理解為農民工，雖然有些狹隘，但一定程度，這也是正確的，農民，失地的農民，他們並不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們不得不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換取生存條件，所以他們會源源不斷的投入到工人的行列，這幾乎就使得勞動力的供應總是呈現最高負荷的供應（歸其原因是因為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完善），而實際反映出來的用工短缺基本上應該就是最真實的反映，並非一些表面現象，而是實實在在的勞動力供應不足，勞動力供應的不足必然會使得勞動力的價值逐步上漲，所以我國高速的發展必然使得路易斯拐點的降臨，而這個時間或許會因為這幾年國內經濟形勢轉變而有所延緩，但絕對不再遙遠，十年以內，必然出現！

拐點早已過去.
普通工人工資增速已經比GDP增速快了,說明潛在勞動力供給跟不上經濟發展,以至於需要提高工資,爭搶有限的勞動力.

劉易斯拐點就是個笑話，那個時候他會想到生產自動化嗎？他會想到製造業的加工環節現在根本不需要人口支撐嗎？勞動力成本上升了，資方自然會想到普及自動化生產…

2016年已經快過了一半了，目前看來什麼拐點都沒有。

研究報告：安信證券-中國經濟是否經過了劉易斯拐點？-110831
by高善文
「我們認為中國大約在 2006-2007 年前後已經走過了劉易斯拐點，低端勞動力的短缺正在成為常態，這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http://www.microbell.com/UpFile/2011_9/20119282642382.pdf

關注這題挺久的了，想從農業技術進步的角度來回答這題，首先看一下這個簡單的模型：
農產品供給曲線 $q^{s} =q^{s} (p,F)$
農產品需求曲線 $q^{d}=q^{d}(p)$
其中p表示農產品價格，F表示農業技術。
求全微分，分別得到： $frac{dq^{s} }{q^{s} } =varepsilon ^{s}cdot frac{dp}{p} +frac{dF}{F}$ ， $frac{dq^{d} }{q^{d} } =varepsilon ^{d}cdot frac{dp}{p}$ ，其中， $varepsilon ^{s}$ 表示農產品供給彈性， $varepsilon ^{d}$ 表示農產品需求彈性。

在市場均衡時，供給等於需求，有 $q^{s} =q^{d}$ 。
根據上式，可以求出農業技術進步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 $frac{dp}{p} =frac{1}{varepsilon ^{d}-varepsilon^{s} } cdot frac{dF}{F}$
大多數情況下，對農產品來說， $left| varepsilon ^{d} ight| <1$ ， $left| varepsilon ^{s} ight| >0$

所以，當 $varepsilon ^{s}$ 和 $varepsilon ^{d}$ 都較小時，技術進步會導致價格下降更多，勞動力要素的要素收入下降，那麼勞動力這個要素的轉移壓力會變大。換句話說，從動態來看，農業技術進步會釋放更多的農業勞動力。

回到現實中，近20年來，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佔比3-5%，每年從農村不斷轉移出去的勞動力約1-2%，而中國約有30%的農業勞動力，遠超發達國家，在技術不斷進步的前提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進程不會停止，從這個角度來看，2016中國不會出現劉易斯拐點。

絕對的勞動力供給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但是不應該僅僅從人口角度去考慮這一問題，更好的衡量標準應該是內生增長模型中考慮技能知識水平後的有效勞動力，即A*L。
關於這些年出現的民工荒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型工業化背景下所需要的skilled workers的缺乏，即上面提到的A*L；以及城市戶籍居民與農民工社會保障和各種福利的差異，導致二代農民工不願意去城市工作。這兩點都超出了劉易斯拐點當時討論的範圍，民工荒這個現象肯定是不能說明中國已經到達了劉易斯拐點的。

感謝閱讀，歡迎交流。

看這個問題一定要結合國情這就是中國特色，農民是想湧入城市但是途徑很有限，僅僅去做農民工是不現實的，社會地位，保障教育等問題導致城市的吸引力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大，我認為這將加劇勞方市場的到來，拐點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是提前到來

劉易斯第一拐點已經來臨，第二拐點還未來臨。

解釋一下：事實上由於中國傳統的農村勞動市場存在嚴重的內卷化，大量的勞動力投入於有限的土地，導致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益幾乎為零。城市工業發展後，因為城市工業中的邊際產出大於農業的邊際產出，農村勞動力會向城市勞動力市場轉移，剛開始，農村勞動力處於嚴重過剩無限供給的狀態，城市勞動力市場可以在不怎麼提高工資的情況下，大量增加人力資源，增長由此得以加速。當農村勞動力被耗盡後，城市勞工市場需要大幅增加工資才能請到新的工人，這個時點被稱為劉易斯第一拐點。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當農業與工業的邊際生產率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勞動報酬水平大體相當時，形成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餘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這個轉折點也稱為劉易斯第二轉折點。

存在，推遲退休年齡和放開二胎生育已經證實了中國經濟遭遇劉易斯拐點這一觀點的存在。另外，曾經有一位經濟學先驅，民國時遠赴哈佛留學。但是最輝煌學術造詣卻永遠的留在phd的畢業論文上。回國了卻進了牛棚。農業與工業化——劉易斯，舒爾茨，與張培剛。

ls的各位還在說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轉移沒有完成。看來各位都沒有來過農村。
實際上，戶籍、暫住證、借讀費等等都沒有擋住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移。
在農村已經基本上看不到年輕人了，幾乎全部都是從事非農業生產了。
農村剩下的都是些50+，無力出門打工的人了。

戶籍、暫住證、借讀費等產生的效果不是讓年輕人回家種地，而是大量非農業就業機會向農村
（縣城周邊、鄉鎮等）轉移。

請ls各位不要單憑數字來瞎猜，向農村走一下，所有事情都一目了然了。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
我們先來看下我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中國13.67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12億人，佔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佔比10.1%.
到2050年，中國將有35%的人口超過60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可按程度做以下劃分：65歲以上人口達到7%為進入老齡化；達到14%為深度老齡化；達到20%為超級老齡化。從1990到2035年，短短45年，中國就跨越各階段，成為超級老齡化社會。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老化得像中國這麼迅速。
再來說說少子化
自1991年開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連續24年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18。根據六普，2010年中國0~14歲的青少年佔總人口比例僅為16.6%，比十年前下降6.29個百分點，已經處於嚴重少子化水平。相對於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總和生育率意味著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數將萎縮36%，兩代人就萎縮60%。
很明顯就是很多農村的鄉村完小都空了，學校招不足學生。
「用工荒」
從2011年開始，農民工總量增速就呈現持續回落的趨勢。2010年至2014年，農民工總量增長速度分別為5.4%、4.4%、3.9%、2.4%、1.9%。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1月20日發布的數據，16~59歲的勞動年齡段人口在2014年減少了371萬人，降幅超過了2013年，這也是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連續第三年出現下降。
如果2016年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人口凈流入為零，那麼這些地方的服務業和製造業將會受到巨大打擊，城市經濟活動會得到萎縮。與用工荒相對的是提高農民工或者最低工資待遇，企業管理將更加人性化。某種程度上刺激了工業機器人的研發和投產使用。

首先要看劉易斯的模型是否適合中國現狀。

絕對的勞動力供給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但是當前不應該單純的從人口角度去考慮這一問題，更好的衡量標準應該是內生增長模型中常用的考慮技能知識之後的有效勞動，即A*L。所以考慮到勞動力的知識和技能結果，我認為中國的有效勞動確實已經達到了劉易斯拐點。未來要擺脫這一狀況，必須通過教育投入和專業技能的培訓，若實施得當，中國的人口紅利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接上面林龍的，隨著用工成本的增加，社會生產成本亦處於持續上升的階段，必然引起物價的上升，為了維持生活水平相對不變，勞方又會最求更高的收入，最終達到一個勞務成本和產品價值之間的臨界點，突破臨界點才能形成勞方資方對等談判的基本條件。

作為87年的孩子的我，我能說我附近的很多小夥伴一而再再而三的錯過社會發展的福利。農村與城市的極大的信息不對稱是農民年收入受限的一大鴻溝。 5年前這是多麼祥和而又絕望的大鎮，高中畢業又在外闖蕩三四年，看到了很多新奇的東西，但是回到家鄉根本感受不到那樣的商業氣氛。當時的感覺是當地消費跟不上！第一個讓農村活躍的催化劑是南方人在這裡開的第一家大型超市，先期墊付房租讓其蓋房，當時也是轟動一時，僱人銷售，在當時看來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當時日營業額在6000左右。由於店內裝修態度太挫。經營兩年轉手。下面就來了一大波浙商，一個套路先期墊付房租讓其蓋房，開成衣服大商場。做的服裝都是低端貨，主要是東西全又多。開始生意都好到碉堡！旺季日營業額超5萬，很正常。我們的百姓著實被浙商洗走大批銀子。
再之後，我家附近一個當時媳婦都難娶成的窮小伙，接盤親戚超市之後，苦心經營，不斷取經，歷時3年，終於建立一個鎮上第一個大超市，靠低價菜，做噱頭，瘋狂的積攢人氣。日營業額第一天超10萬，後期穩定在4--6萬！我當時覺得受不了鎮上的氣氛了，我覺的我是有多傻逼，我去了鄭州學小吃。沒去幾天，就被家人召回。接盤家裡生意，也就是去年，之前年收入4萬，今年遇到一個有相同志向的合作夥伴，年收入要上20萬。
同樣是去年認識了一個來這裡做服裝生意的小妹，初認識，看到僅僅100平小店，居然分6個部門，庫房，上貨，銷售，主管，總共才10個人。當時覺得碉堡，她在旺季開業的，日營業額在2萬左右。在諸多大型衣服店中異軍突起。由於多種原因接觸的比較多，她是縣城的，後來他給我介紹了收銀軟體，我才知道有此等神器。店面管理==，包括此地人消費能力分析……，今年，也就是前幾天第二個形象店開業，第三個店在裝修，多個超市求她合作………沒錢，有錢就答應她跟她一起做了。
前幾天，附近小超市，花30萬加盟縣城成熟的服裝店品牌，開個2000平的大超市，老闆也是沒辦法，錢是有，沒有經營架構跟理念是硬傷！開業第一天營業額20萬+
我今年得到的經驗是，田地肥沃的地方，人們都很閑散，商業不發達。田地貧瘠的地方，作坊型企業真多。左右貧富差距20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