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列寧在俄國立憲會議召開後對該會議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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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一直是贊成召開俄國立憲會議的，並猛烈抨擊臨時政府拖延立憲會議的召開：

我抨擊臨時政府，是因為它不但沒有確定近期召開立憲會議的日期，甚至根本沒有確定召開的日期，只是用些諾言來搪塞。我曾一再說明，沒有工兵代表蘇維埃，立憲會議的召開是沒有保證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人硬把一個觀點加在我的頭上，說我反對儘快召開立憲會議！！！
如果不是幾十年的政治鬥爭教會我把反對者的誠實看作罕見的例外，那我也許要把這種話叫作「夢話」了。
普列漢諾夫先生在他的報紙上把我的講話叫作「夢話」。真是好極了，普列漢諾夫先生！但是請看看，你自己在論戰中是多麼愚蠢、笨拙和遲鈍。假使我講了兩個鐘點的「夢話」，為什麼幾百個聽眾會聽得下去呢？其次，為什麼你的報紙竟用整欄篇幅來敘述這些「夢話」呢？這是你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列寧，1917年4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然而在俄國立憲會議召開後，列寧的態度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把全部政權交給立憲會議就等於和兇惡的資產階級妥協。俄國蘇維埃把勞動群眾的利益置於改換新裝的叛賣性妥協的利益之上。從切爾諾夫和策列鐵里這些過時人物的演說中，發出了一股陳腐發霉的臭味，他們仍舊在哼著令人厭倦的停止內戰的老調。
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關於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1918年1月6日〔19日〕）

很疑惑，不太清楚這一段歷史，不知道為什麼會產生這樣態度上的變化。

這個事件關係到政治哲學中的政治權威來源理論，基本爭論點和歷史事實現有答案已經展示得比較清楚了，我嘗試以一種布爾什維克主義理論體系內部視角，藉助其他流派的部分範疇和論述來回答。

形式民主制範圍內無產階級專政的危機

列寧對解散立憲會議事件的集中闡釋是《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一文，在文章標題，「選舉」對「專政」這對核心範疇已經被點明。文章第一部分主要講：

1.立憲會議選舉得票結果，布爾什維克黨贏了工業區，輸了非工業區；

2.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兩首都，布爾什維克黨取得過半數的明顯勝利；

3.但是，全國總得票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等）佔據了壓倒性優勢。

然後，布爾什維克把立憲會議解散了。

假設，我是說假設，現在要為布爾什維克辯護，一種思路是，因為立憲會議拒不批准土地、麵包、和平三大政策，如果我們不解散它，可想而知的後果就是布爾什維克同樣會被主要是兩首都地區的人民群眾拋棄，換下一個黨來執政，它要麼與我們一樣推翻立憲會議，要麼執行立憲會議的法令，繼續進行肯定會輸的戰爭，無論走哪條路，都還不如讓我們這樣有比較嚴密的組織，特別是有正確的路線圖的黨承擔這個責任並繼續領導革命。

這種思路的邏輯比較類似後來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簡單說就是權宜之計換誰都一樣，而我們自信能比其他競爭者做得更好。然而，這就等於犧牲了解散立憲會議行動在「應然」層面的合法性。列寧沒有走這條路，而是要論證，不必借口客觀形勢，這件事我們本來就做得對。

我們繼續看他怎樣說。

在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他寫道：

儘管那些自稱為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切爾諾夫分子、馬爾托夫分子、考茨基分子，龍格分子、麥克唐納分子等等之流）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平等」、「普選」、「民主」、「純粹民主」或「徹底民主」這些女神面前磕得頭破血流，城市和農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平等這一事實並未因此而消失。

這是在整個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不可避免的事實。

城市不可能和農村平等。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下，農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帶領農村。農村必然要跟城市走。問題僅僅在於，「城市」階級中的哪個階級能夠帶領農村，能夠擔當這個任務，以及城市對農村的領導採取什麼形式。

先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批判一番。然後在第五部分，他寫道：

只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只有作為他們現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才存在著幻想，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群眾能夠具備高度的覺悟、堅強的性格、敏銳的洞察力和廣闊的政治視野，單憑投票表決就可以決定或者不需要長期的鬥爭經驗就完全可以預先決定他們跟哪個階級或哪個政黨走。

這是幻想。這是考茨基之流、龍格之流、麥克唐納之流的書獃子和甜言蜜語的社會黨人所製造的甜蜜的神話。

又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批判一番。他在說什麼？

在資本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在形式民主（「普選」、「民主」、「純粹民主」、「徹底民主」）條件下，無法贏得投票。

更直白一點：無產階級贏不了民主選舉。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一般預設，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應該是絕大多數人，按普選民主少數服從多數應該是穩贏的。列寧分析了很多原因，比如落後國家人口結構、城鄉差距、無產階級缺少團結、政治訓練和鬥爭經驗、工人沒有文化領導權（「官僚和『知識界』瘋狂反抗」）等等，以及分析了為什麼不能等這些條件都具備後，再通過民主選舉建立專政。

總之，在原有的理論框架內，存在這樣一個兩難：只要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的，能夠贏得民主選舉的那個無產階級就無法出現，而只要無產階級贏得不了選舉，就沒法終結資本主義社會條件。

不過這些原因和分析其實都不重要。列寧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總在考慮「如果最壞的情況出現，我們怎麼贏」，這一簡單的問題意識貫穿他畢生的思考，寫作和實踐，只要抓住了這點，他的一切行動就都好理解。

在解散立憲會議這件事上，布爾什維克是怎麼贏的呢？

布爾什維克所以獲得了勝利，首先是由於他們得到了無產階級大多數人的擁護，其中包括無產階級最有覺悟、最堅決、最革命的部分即這個先進階級的真正先鋒隊的擁護。

……

其次，布爾什維克不僅有無產階級大多數人的擁護，不僅有在反對機會主義的頑強的長期鬥爭中經過鍛煉的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擁護，而且在兩個首都還有——如用軍事術語來說——強大的「突擊部隊」。在決定性時機和決定性地點在力量上佔壓倒優勢，這個取得軍事勝利的「規律」也是取得政治勝利的規律，特別是在殘酷的、激烈的、稱為革命的階級戰爭中取得政治勝利的規律。

第二個原因才是關鍵：在兩首都地區掌握了突擊部隊。這裡的「部隊」既是隱喻的，指「階級戰爭」中的無產階級，在真實歷史中也是字面含義的，如兩首都地區的衛戍部隊和武裝赤衛隊。

歷史事實證明，僅就純粹物質性力量對比，兩首都和核心區域「突擊部隊」的支持，別說滅區區一個立憲會議，在三年殘酷內戰中壓制全俄國其他地區以及協約國軍事干涉，都是可以做到的。實際上，列寧發動十月起義的要求，對解散立憲會議的決定，可行性計算的核心也正在這點——萬一世界革命沒有發生（果然沒有發生），我們也能堅持下來。

但是，通過武力（以及用不服從的方式，使生產部門、管理機關等組織癱瘓）而推翻民主選舉的結果，這正是暴政的經典形式啊，「巴黎戰勝法國，法國戰勝全歐洲」，兩首都戰勝全俄國，即使布爾什維克能做到，實際上也做到了，按照民主理論，這明顯是少數以暴力壓倒了多數，這一壓倒又有什麼合法性可言？

「多數不是等待到的，而是爭取過來的」

我們容易陷入一種常見的誤區：似乎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理論中，既然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建立在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征服基礎之上的，因而革命的階級和代表這一階級的政黨在推翻原有國家的時候，就不必考慮所謂合法性的問題（這一問題難道不也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強加給被統治者的一部分嗎？），而是直接使用暴力的手段奪取政權即可。

這種觀點儘管並不正確，但似乎可以找到大量文本依據：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第四節

還有比如：

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之所以說它不正確，是因為兩個原因：

從理論技術來說，即使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只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的一部分，最終解決它依靠的是暴力而非說服，是對統治階級進行「武器的批判」，但這不等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就要迴避對這一問題在理論和言說上進行批判與重構，否則就是放棄了意識形態領導權，放棄了「批判的武器」。即使是無產階級內部，也需要進行闡釋和說服，才能形成團結，動員足夠的力量去進行暴力革命，更不用說革命的成功還要依靠對小資產階級和其他「動搖者」的爭取。如果沒有形成一種邏輯上自洽的觀念和言說體系，這樣的團結和爭取都是不可能的。

插一句，這也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同於那種所謂「洗腦」的流俗看法和批評的地方。無論黨的成員，還是普通工人，或者其他社會成員，在（非極權主義條件的）現實生活中都不是任意擺弄的NPC，不可能領袖和上層怎麼說他們就怎麼信，以這種粗陋的方式看待革命理論（或者任何一種理論），無非是極度缺乏實在感，極度誇大了思想對於行動作用的表現。

更進一步，專政=依靠暴力（而非法律）的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依靠暴力（而非法律）的統治，那麼誰是無產階級，如何判斷，誰來判斷？如果按照一些批評者所說的那樣，先鋒隊自己給自己加冕為無產階級的代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進行暴力統治，就算完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話，那不啻於認為，「無產階級」這一概念是任意的，哪怕像朝鮮統治者那樣和無產階級沒有任何關係的集團也可以此自命，甚至，「無產階級」的所指是靠能指來確定的，被指定的對象從「自在的」到「自為的」，從質料到被賦予形式，就是通過這種任意的、決斷的欽定才得以實現。

這當然是混淆了施米特主義的政治決斷論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專政理論，把布爾什維克黨當作了施米特的決斷主體，或者「主權者」：

但是，當時的法學思想尚未被自然科學壓倒，所以他（霍布斯）在大量運用科學方法的同時，的確忽略了法律形式中固有的法律生活的特定真實。他所尋找的形式存在於具體的決斷之中，並且出自特定的權威。就決斷的獨立含義而言，決斷的主體具有脫離具體內容的獨立意義。在法律生活的現實中，至關重要的是由誰來決斷。

卡爾·施米特：《政治的神學——主權學說四論》，「二、主權問題作為法律形式和決斷問題」

而這顯然是與已經「被自然科學壓倒」了的馬克思主義中的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性論證完全不相容的：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意識。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拋開上述施米特主義的誤讀，我們就可以看出，列寧的公式「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指的是一種純粹的事實狀態，它本身不是一條「法律」，不具有規範性，或者說不能提供合法性問題的解答。

這一事實狀態在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等歷史中十分常見：武裝和半武裝的群眾以請願、示威的方式佔領立法機關，取締執政派別的組織，封閉他們的會議場所，查封其報紙等輿論工具，有時把他們關進監獄或直接送上斷頭台，於是「革命進入下一階段」，換上新的立法機關成員，頒布新憲法等等。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時空中，當然可以做到這些，不存在「技術上」的障礙，完全行得通。注意，我們在這裡要強調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具備實在性的人民（區別於「人民的名義」）的在場性，這一點是革命不同於政變、無產階級專政不同於其他專政的關鍵。

仍然在「行不行得通」這個實然層面來思考，如果我們把這個事實狀態蒙上一層「無知之幕」，也就是說，假如各方都沒有手持核武器、超人或者x戰警，大家教育水平差不多，組織能力差不多，信息資源和傳播手段等等都趨近於平均的話，誰能始終保持「在場性」，誰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多數人。

設想一個極端狀況，某個環境中多數人擁有絕對壓倒性的優勢，以至於少數一方儘管佔據統治地位，但推翻他們已經根本用不著暴力了——這就接近彼得格勒在十月起義中的狀況，或者是理想狀態下通過普選建立和維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情形（比如巴黎公社和革命時期的蘇維埃，某種意義上就是裝置化了的法國大革命中那些拿著長矛和火槍去解散立法機關的無套褲漢們，以便讓大家不必每天拿著長矛站在街上待命）。然而，這種情況在現實中不會真的發生，不限於彼得格勒的話，支持十月起義的人立刻就會變為極少數。

前面已經說過，列寧分析了為何無產階級（無知之幕下的多數人）在現實普選中拿不到多數，我們把種種原因都極端簡化地稱為社會結構因素。從一個純粹實踐的角度來看問題就在於，舊社會結構崩潰後它的影響還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獲得多數的支持，如何「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上組織社會主義」。列寧的回答是，多數不是靠等來的，而是靠爭取來的（列寧最喜歡的格言是拿破崙的「首先投入戰鬥，然後便見分曉」）：

無產階級為了要把大多數居民爭取過來，第一，應當推翻資產階級，把國家政權奪到自己手裡；第二，應當徹底粉碎舊的國家機構，建立蘇維埃政權，這樣一舉而摧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統治、威信和影響；第三，應當用革命手段、靠剝奪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經濟需要，以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影響。

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第四部分

一句話，要靠行動，並且最重要的是針對經濟領域問題的革命行動，來消除舊社會結構的影響，爭取到多數人。

民主制的失靈：公共空間的敗壞

到這裡，我們面臨的其實是這個問題：

（馬基雅維利：《論李維》，第十八章，標題）

剛才說到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結構因素和影響，對應於城邦的腐敗：

（同上）

這種敗壞的成因，如果按照傳統共和主義的理解，是私人/經濟領域的支配性關係進入到公共/政治領域，並在後者中佔據主導地位。馬基雅維利開出的藥方仍然是暴力，只有將原本同樣不屬於城邦政治關係的暴力因素引入到後者中，才能糾正經濟支配性對它的影響：

（同上）

從思想史的角度，的確可以認為馬基雅維利是近代暴力革命理論的開端者。但是時至一戰時期，問題早已不再是城邦里有幾個豪門大族，通過某些手工行業或初級金融業的世代霸權地位獲取大量財富與社會資源，藉此把持城邦的要職和政務，形成一大批家族的追隨者和個人黨羽這樣了。未被經濟支配性侵染和重構的政治性公共空間，幾乎已經不存在了：

重要的是社會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動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動只是從家庭中被排除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期待從它每個成員那裡得到的某種行為(behavior)，社會通過施加無數各式各樣的規則，使它的成員都「規範化」，排除任何自發的行動或特立獨行的成就。

……

隨著社會的興起，隨著家庭和家務活動進入公共領域，古老的政治和私人領域以及更晚近建立的私密空間不可抗拒地被吞噬的傾向，已經變成了社會這個新領域的典型特徵之一。

阿倫特：《人的境況》，第二章第三節

既然不再有外在於社會領域的獨立活動空間，私人領域已經成為了公共空間本身的結構，那麼當我們列出資本主義＝敗壞這個等式的時候，被敗壞的對象就不再僅僅是城邦的政體和法律（「形式」），而更是它的全體公民與生活（「質料」），上述馬基雅維利的暴力方案，在同一章里有明確的限定：

然而需要留意，我們在這裡講到的腐敗，尚未侵蝕他們的臣民，所以他們才能對自己的計劃抱有希望，並使這種計劃與希望相合。

馬基雅維利：《論李維》，第一卷第十八章

在馬基雅維利沒有明確指出方向的地方，列寧寫了《怎麼辦》，闡述了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原則。關於「民主集中制」理論，在此我試圖提出一個或許也算不上新穎的理解，即它是一種行動民主原則。依據這一原則，共同體內部的成員可以擁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可以組織派別和進行辯論，可以參與以簡單多數票產生的決策過程，也可以所謂用腳投票，保留退出和返回的自由，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一點，成員必須參與行動，不能空談，不能遊離於爭論和團體的決定，以及對決定的執行之外，否則既喪失成員資格，沒有不行動的自由。換言之，團體內部是以古典政治自由（「積極自由」）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相當於建立了一個僅限政治行動者參加的「國中之國」，或者用前面的話來說，「腐敗的城邦」（資本主義社會）里一個「自由的國家(stato,狀態)」。

革命家的組織應當包括的首先是並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因此，我說是革命家組織，我指的是社會民主黨人革命家）。既然這種組織的成員都有這種共同的特徵，那麼，工人同知識分子之間的任何區別也就應當完全消除，更不用說他們各種不同的職業之間的區別了。

列寧：《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第四章第三節

我們知道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古典城邦政治生活是非常吵鬧、不安靜、充滿動蕩的，這也很好理解，在每個成員都在過vita activa（積極生活）的地方，情況很難不是這樣。同樣的場景在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克黨中比比皆是，一言不合就撕逼簡直是這群人的基本存在方式。這種形象似乎與我們所習慣的「列寧主義政黨」嚴密科層制、無限忠誠和服從、超有執行力的印象相去甚遠。在一個警察國家的秘密狀態里，使一群人率先「恢復」（他們所認為的某種版本的）「真正的政治生活」，這樣做對革命將有什麼幫助呢？

只有這樣來建立組織，才能確保社會民主黨的戰鬥組織所必需的靈活性，即能夠立刻適應各種各樣迅速變化的鬥爭條件，善於「一方面在敵人把全部力量集中於一點的時候避免同這個占絕對優勢的敵人公開作戰，另一方面又利用這個敵人的遲鈍，在他最難料到的地點和時間攻其不備」。

列寧：《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第五章第三節

再次用極端簡單化的語言來概括，就是一種本真的公共空間的重建，會大大提升其成員的能動性。既然革命者在人數、資金、活動範圍、可用手段、一般社會基礎等各個存量資源的方面，都不可能與沙皇政府相提並論，那麼唯有增強其能動性，以己之長擊彼之短（所有科層制組織都不可能避免的僵化性），才有可能稍稍挽尊，保留一線勝利的希望。暴力的手段可以用來破壞敗壞的社會結構，卻無法更新敗壞的生活內容本身，唯有發端啟新，重新奠基一個共同體，才可能挽救公共空間的結構。

那麼，這種挽救的路徑，是否可看作先讓一部分人恢復vita activa，再逐漸將社會中其他人吸納進來，最終完成全社會的更新呢？並不是這樣。列寧極為清楚，布爾什維克黨並不存在於真空當中，每一個具體的事件和活動，都不得不在整體資本主義社會的既有框架內，以資本主義條件所允許的行動結構來展開，他並不熱衷於幻象和組建一個以德國社民黨發展路徑為代表的，存在於主流社會旁邊或地下的「平行國度」。

既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與公共空間被私人領域原則所支配這一過程一體兩面的，是經濟領域構成了公共行動的首要乃至唯一的新場域，財產作為社會關係早已不再是先於政治活動的、用來安置城邦人在從事政治時所必需維持的zoē（bare life,赤裸生命），而成了政治本身的奠基原則、核心關切和展開過程的場所，或者用波考克的話來說：

面對這一切，為商業辯護的人回答說，政治行動中的人格的統一性，只有在久遠的古代條件下才是可以想像的，這種條件如今已不可能存在；如果更細緻地觀察，它們甚至在當時好像也不存在。他們還說，通過生產和分配能力在歷史中的發展，使人類的潛力得以成長和多樣化，這才是社會中的人類人格的真實故事，專業化所導致的任何德行的喪失，都是經濟、文化和心理能力的增長所應付出的代價。

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歷史》，第二部分第六節

以及：

假如我們想像卡爾·馬克思向艾德蒙·柏克解釋說，他完全沒有看到一種財產關係體系正在取代另一種體系，「可怕的能量」是具有革命性的並且獲勝的資產階級的能量，那麼柏克想必會回敬說，馬克思也是個「博學機靈的思辨家」，他完全沒有看到擺脫了任何財產關係體系的人類能量的可悲景象。馬克思如果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全部人類能量從本質上說都參與到生產活動和新的財產關係的產生之中，柏克就會說，這種比較自由和比較樂觀的教條無法讓他釋然，因為他已經看到徹底而系統地變成了毀滅性力量的人類能量的景象。自他以後，有很多人都看到了這種景象，往往還有充分的理由。

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歷史》，第二部分第十節

那麼重置一個自律的政治空間的唯一途徑，最終就只是廢除經濟和社會領域（「資本主義條件」）吸納政治能動性（「可怕的能量」）的功能。由於能動性已經集中在經濟領域，按照馬克思的解釋，資本以剝奪剩餘勞動時間的方式積累了工人在經濟領域（「必然王國」）的行動，也就是，積累了權力，而這種異化（「敗壞」）了的權力的本質是必然性，因而廢除這一權力關係的方式就只有同樣來自必然王國的暴力。

至此，我們藉助了一些共和主義的範疇，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列寧的先鋒隊理論的意涵。

政治能動性的合法性：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合法性的問題。

這裡沒有必要再重複民主制本身的合法性爭議問題，這種爭議往往反而為專制提供了似是而非的論據。只要指出一點，即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有賴於公共空間的首先建立和維繫，民主主義原則不是先在於政治共同體創立的自然法，而是意圖為行動保留空間的政治共同體所必須予以奠定和維護的內部規則。但是，判斷共同體的邊界，應當由誰以怎樣的方式進行？

如果是由一個主權者在劃線，決定對誰採取民主，對誰進行專政，我們就又一次退回到了施米特主義。那麼，按照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以經濟地位的階級歸屬來確定成員資格，是否可行？也是不行的，因為一方面這樣也預設了一個在做決斷的主權者，另一方面，儘管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不承認政治是一個獨立的領域，但布爾什維克主義針對「經濟派」和「機會主義」的批判，即使不是從原則，也是從策略的角度，否定了決定論對政治行動的解釋路徑。從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上，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關於黨綱中黨員資格的爭論，也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向來持有工人階級、普通居民中運動的同情者，與先鋒隊或「政治行動者」不可直接等同的主張，不是以「職業」，而是以實際政治參與，來規定共同體成員資格。

但是，民主制下的立憲會議的選舉，難道不能被看作是一項為新共同體奠基的行動嗎，在其中以投票的行動表達自己意志的人，難道不是在進行立國之舉，從而宣告了自己在新共同體中的成員身份嗎？在憲法和法律創製之前，行動無需對外證成自身的合法性，只要足以在事實層面得以維繫，它就可以作為自身的目的，作為重建公共空間的努力而繼續存在下去。從這個角度，立憲會議選舉和十月起義的行動（或者「蘇維埃憲政」）二者可以視為在所根據的原則上平行乃至一定程度上對立的競爭性的奠基行動。

因此，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框架下需要澄清的，就是能夠與普選制民主原則對舉，並且至少可以在現實中贏得支持者的判斷的另一項原則。除去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無產階級的「昭昭天命」這種在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之外基本等於玄學的教義，能夠推翻普選原則的論證只能沿著這樣一個方向，即對於共同體的奠基而言，無產階級（至少是其中的多數）的支持可以給布爾什維克的東西，要比全體人民（的多數）可以給的東西更多。

看起來這不太可能，無產階級即使全體都支持布爾什維克，在數量上或許還敵不過全體人民里的某些少數。對於奠基行動原則而言，仍然只有一種東西可以平衡和抵銷人數上的差距：能動性。

「城市不可能和農村平等」，「農村必然跟隨城市走」，為什麼？因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業人口蘊含的能動性更高。首先，日常狀態下，在以異化勞動的扭曲形式所體現的政治行動中，工人比農民更「積極」，儘管這種「積極」遠非自願或自覺的；其次，在革命狀態下的勞動之外的政治行動（如十月起義）中，工人因其集中和對社會參與程度比農民更深、信息資源更有組織、與競爭中的各種政治綱領和黨派接觸機會更多等條件，表現出來的能動性也大大高於農民和其他居民。按照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觀點，儘管在舊社會結構的影響下，這種能動性並沒有直接、立即地形成高度明確和典型化的表現形式，比如自從二月革命到十月起義前夕，在蘇維埃中佔據多數的始終仍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比如十月起義中，更多工人和士兵支持布爾什維克也並非是以自己的行動，而是以自己的「不行動」，即不給臨時政府支持與保護，不去阻止佔領彼得格勒的行動等，但是即便如此，由他們構成主體成分的城市人口，也要比分散在遼闊國土上的農村人口，在政治行動中展示出了更高得多的能動性總量，後者中的很多人，可能除了作為個人投一次票外，就幾乎沒有其他參與政治的表現了。這種能動性賦予了城市工人區別於社會和經濟參與者的政治主體資格，而在現實力量對比的層面，一旦他們在蘇維埃和軍隊中佔據了多數，就指示著他們在政治上已經成熟，可以以之為基礎來甩掉舊體制最後的殘餘外殼：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力量都要比無產階級在人口總數中所佔的比重大得多。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控制著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中心和命脈，還因為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代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多數勞動者的真正利益。因此，甚至當無產階級占人口少數時（或者說當覺悟的和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占人口少數時），它也能推翻資產階級，然後從人數眾多的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中把許多同盟者吸引過來，因為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從來不會預先就表示擁護無產階級統治，不會懂得無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和任務，而只是根據自己以後的經驗才確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必然的、正確的和合乎規律的。

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第六部分

這種論述當然遠非是規範的，也很容易被等同於一種簡單粗暴的思路：最終的結果是我們贏了，所以我們的做法是合法的。這與列寧在《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中的論述措辭幾乎是差之毫厘，但對專政理論的自洽而言卻事關重大。之所以說奠基原則是為了贏得支持者的判斷，而不是「說服」支持者，是因為它先於邏輯推理得以展開的語境，必須靠自身的力量得到支撐確立自己——當然，更不是靠暴力壓服支持者，因為你都沒有支持者的時候，用什麼去掌握暴力？同樣，不是靠既有結構所形成的強力（「習慣性力量」）來裹挾或使他人屈服，因為革命狀態本身就是可供依靠的舊結構如果不是徹底崩潰，至少也是基本失效的情況。

確立奠基原則的力量來自於行動而非理性或意志，換言之，它產生於參與者的行動過程而非旁觀者非參與性的理性選擇。因而我們可以說，奠基原則是「生存論的」（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歷史的」），在人們作為行動者、參與者進入這個或那個論域，乃至先於它們的「元論域」之前，它們就缺少一個得以呈現其意義的場所。另一方面，它們又並非任意的和隨機的（「人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在革命的時空中也不是「決斷的」。站在事後的或外部的視角，評判者也是旁觀者而非參與者，因而上述提到的人們習慣於用後果主義來看待這一確立過程及其動員性、支撐性論述，就絲毫不足為怪了。重要的是我們要記住，在當時的語境下，人們必須以自己投身其中，某種程度上與作為主體的「自我」難以區分的政治行動，去支持和確立競爭著的各個奠基原則中的某一個。

沿著能動性程度區分的脈絡，我們可以找到在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的「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這對範疇，這一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人是城邦的動物」。從一種對公共生活的價值做內在承諾的立場出發，一個不參與政治的人就無法在城邦所提供的公共空間中實現自己的顯現，無法在自然生命之外獲得政治生命，無法說出她是「誰」，並且這種政治參與，不應被看作經濟和社會領域過程的延伸或補充，也不應受後者邏輯的支配：

除非公民有理由相信共享自治在本質上就是重要的，否則他們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共同善的意願可能受到政治參與的成本和收益之工具性算計的侵蝕。

桑德爾：《民主的不滿——美國在尋求一種公共哲學》

十九世紀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現代主流人權理論模糊了這一傳統的身份分野，使我們越來越習以為常地認為，只要在生物層面出生為一個人，就足以成為權利資格的主體，可以參與到公共事務的管理和共同生活之中去：

只有人權與主權的新的生命政治規定之問的聯繫，才使我們可能理解這一被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經常注意到的顯著事實：即每當天賦權利被宣布為不可剝奪和不能廢除的，普遍人權就被劃分為主動的權利和被動的權利。在他的《憲法初稿》(Préliminaires de la constitution)中，西耶斯已經說得很明確：

自然的公民權利是那些建立社會以保護它們的權利，而政治權利則是那些社會藉以建立的權利。為明確起見，最好把第一種權利稱為被動的權利。把第二種權利稱為主動的權利……一個國家的所有居民必須享有被動的公民的權利……不是所有的居民都是主動的公民。婦女——至少在目前情況下——兒童、外國人，還有那些根本不會對公共機構有所貢獻的人，對公共事物必定不會有積極的影響。(écrits politique，pp. 189—206)

上引那段朗朱內斯的話在界定了「主權國家的成員」之後這樣繼續說道：「兒童、瘋子、未成年人、婦女、那些被處以或者限制人身自由或者貶黜的懲罰的人(punition afflictive ou inflammante)……都不可能是公民。」(引自蘇威爾，「Le citoyen」，p. 105)

阿甘本：《生命政治與人權》

世界上第一個不分性別、財產、種族、文化等身份，賦予所有公民普選權的國家，就是1917年受到俄國革命影響的芬蘭，而深諳法國大革命史的俄國革命者們，自然對法國1789年選舉法和1791年憲法中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的概念爛熟於胸，儘管他們對誰更「積極」，誰更有潛能成為運動的動員對象和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觀念已經顛倒過來了，但顛倒過來的東西仍然是它本身，舊的框架保持了下來，正如我們可以看到布爾什維克的主張中，無論是自身成員資格，還是外部社會群體的劃分，都鮮明地帶有積極對消極二分的烙印。

歷史作為行動原則、黨的政治權威與其問題

我們看到政治能動性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被隱蔽地等同於政治主體資格，因而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專政理論中超過了形式民主制下的普選投票所能提供的合法性，成為奠基新共同體的起點。開頭提到的布爾什維克手中的「正確路線圖」，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就是能動性先鋒隊-爭取多數-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廢除資本主義社會條件-恢復消除了支配性的公共空間-人民管理國家-對物的管理取代對人的管理-「國家消亡」-共產主義社會。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當資本家已經消失，當階級已經不存在（即社會各個成員在同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差別）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國家才會消失，才有可能談自由」。只有在那個時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民主才開始消亡，道理很簡單：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醜惡的現象，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行為守則上反覆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服從，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實行強制的特殊機構。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五章第二節

這幅路線圖要比馬克思最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描繪的工人階級專政更曲折一些，在馬克思那裡，「專政」這一術語更多側重的是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針對資產階級的集中性力量（「國家機器」）用以自衛，以及打破公私領域界限，通過廢除私有制（「財產自由」）來根除資本主義社會條件的含義，對這種「典型的」專政，列寧曾有闡釋：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這種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別是因為存在著軍閥和官僚，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鄉次極詳盡地說明過（尤其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及其導言中）。但是，恰恰在馬克思發表這個意見的19世紀70年代，恰恰在英美兩國，恰恰這兩種機構沒有！（而現在，這兩種機構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有了。）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但是就連列寧自己，在十月起義甚至立憲會議之前，恐怕也沒有完全預料到，即使排除了舊社會結構中的集中性力量「機器」，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得不採取一種數量上少數對多數的形式：

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的鎮壓。實行鎮壓的特殊機構，特殊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性質的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相對來說，還是一件很容易、很簡單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起義流的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而且在實行鎮壓的同時，還把民主擴展到絕大多數居民身上，以致對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的需要就開始消失。自然，剝削者沒有極複雜的實行鎮壓的機器就鎮壓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鎮壓剝削者卻只需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即幾乎可以不要「機器」，不要特殊的機構，而只需要有簡單的武裝群眾的組織（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先在這裡提一下）。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五章第二節

以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解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國家機器的力量大大增強，資本主義對普通居民的吸附和異化加劇，特別是國際發展不平衡規律，使革命不得不爆發於俄國這種有條件產生出足夠力量的無產階級，卻沒有足夠資源用於在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日常生活方式上消融同化他們，也無力改造傳統社會結構所遺留下來的大量前資本主義受壓迫群眾（「既受資本主義的苦，也受資本主義不夠發展的苦」）的薄弱環節國家。因此黨、蘇維埃、兩首都地區和工業區，都被重構成反衝這一惡劣環境、加強無產階級集中型的另一種機器。

很明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路線圖行得通的關鍵，在於消除資本主義社會條件是可行的，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然的，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不但是迫在眉睫的，而且是必須自覺地去做，否則就會喪失現實可行性的。這裡的每一步匯總起來，就是從馬克思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所解決，在這裡完全無法展開來說了。但是它將我們引向了本文中最重要的那個問題，也就是政治權威來源的問題。

如果有人（其實是大多數人）不接受路線圖背後的理論，事情會怎樣？

上述一切合法性的論述的有效性端賴於此。並且，由於馬克思主義學說本身鮮明的生存論性質：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從1848年起，資本主義生產在德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正是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但是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在德國的現實中沒有現代的經濟關係。而當這種關係出現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進行公正無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鬥爭處於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

再加上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這一面向的格外強調，就不可能將希望寄托在以邏輯推理為手段的（「科學」的）說服之上，在政治上不可能依賴於「真理的自明性」。另一方面，如果在根基處依靠暴力，即使出於種種偶然性取得了政權，也將不可避免地墮落至個人專制統治。在這裡我們遇到的，終於是「必定會出現在革命中，是革命實踐本身固有的」絕對性問題：

絕對性在政治領域的功能始終如一，即需要它打破兩個惡性循環：一個惡性循環顯然是人類立法活動所固有的；而另一個惡性循環是petitio principii（原則訴求）所固有的，它伴隨每一次新開端而產生，從政治上說，此乃立國這一任務所固有的。

阿倫特：《論革命》，四、立國（一）：構建自由

兩個惡性循環分別是指法律和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困境，即著名的pouvoir constituant（制憲權）和pouvoir constitué（憲制權）命題。為突破這一困境，在對於權力的產生和維繫而言，說服和暴力都無法起作用的地方，絕對性所仰賴的是權威：

既然權威總是要求服從，它就常常被誤解為權力或暴力的某種形式。可是權威排除外在強制手段的使用，在使用強力的地方，權威本身就失敗了。另一方面，權威也與說服不相容，說服以平等為預設並通過論辯的程序來進行。而在運用論辯的地方，權威就不起作用了。與說服的平等主義秩序相反，權威秩序總是等級制的。如果權威根本上可定義的話，它必定既和暴力的強迫對立，也和經由論辯的說服對立（一方面命令，另一方面服從的權威關係，既不是基於共同理性，也不是基於命令者的權利；等級制本身是命令者和服從者共享的，雙方都認同等級制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在等級制之中他們彼此都有預先規定好的牢固地位）。

阿倫特：《過去與未來之間》，「何為權威？」

並且，權威與共同體的奠基和開端不可分割：

權威的詞源是augere，augere乃擴張和增長之意，它仰賴建城精神的活力，借之而得以擴大，增長和擴張那些祖先們奠定的基礎。

阿倫特：《論革命》，五、立國（二）：新秩序的時代

在馬克思那裡，我們幾乎找不到政治權威的對應物，因為馬克思認為自己的學說是「真理」（「科學」），並且工人階級將在實踐過程中趨近並最終成為（注意不是掌握）這一真理，可見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提出的"德國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因此革命實踐中的絕對性問題並不會出現，歷史本身就是工人階級行動的原則。除此之外，馬克思也並不面對奠基問題，因為對他而言，真正的「基礎」絕不在政治領域自身之中，而必須在經濟過程中尋找，因而工人階級的任務就不是去「奠定」某種新的政治共同體，而是在資本主義秩序崩潰的時候，基於舊結構內部已經形成了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的政權。

對於列寧來說，革命中的蘇維埃可以作為無產階級政治能動性的機關，卻完全不足以提供確保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學說基礎上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圖的穩定性，他的確迫切地需要一種政治權威。通過立憲會議來建國的路徑被否定了，蘇維埃可以並且應當變成「國家組織」，為無產階級權力提供行使的場所，然而國家註定是要消亡的，而且「立刻開始消亡」，蘇維埃並不能為新共同體提供絕對性。

政治權威只有黨可以提供。黨與工人之間既不是強迫，也不是平等地辯論和說服，而是領導的關係，換言之，是建立在一種雙方都認可的共享的等級秩序之上的。這種等級秩序則來自於黨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掌握和延續著作為行動原則的歷史的知識（或者更恰當地說，「精神」）。「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但是權威歸於黨。如果蘇維埃對應於羅馬的人民大會（Comitia Curiata），黨就是工人階級的元老院（Senatus），並且正如羅馬奠基的絕對性問題最終是在埃涅阿斯重建特洛伊的故事之中得以解決的，黨也是從第一國際時代到第二國際之後的工人運動與革命思想的傳統中（可見內戰後關於黨與工會關係的爭論，實質上這場爭論就是針對專政問題，「工人民主」vs「黨的權威」，托洛茨基提出黨的「革命歷史繼承權」）完成了自身的ab urbe condita（自建城以來）敘事：

人們，當他們從教會的監護中浮現出來，轉向了古代，而他們在一個世俗化了的世界中的第一步是被一種古代學問的復興所引導的。面對著奠基之謎——如何重新開始時間，在一個不為所動的時間連續統一體之中——他們自然地轉向了羅馬的奠基的故事，並從維吉爾那裡學到了這個西方歷史的起點已經是一個復-興(re-vival)了，特洛伊的再起。那不過可以告訴他們，奠基一個「新羅馬」的希望是一個幻覺：他們至多所能希望的，是重複遠古的奠基，並奠基「更新的羅馬」。先於這個第一次奠基的，它自身就是某種確切的過去的再起，無論什麼東西，是位於歷史之外的；是自然，其循環的永久可以從時間的向前行進，歷史的垂直的、線性的方向那裡提供一個避難所——一個閑暇的地方，otium——當人們厭倦了公民資格（根據定義，nec-otium(不-閑暇)）的忙碌的時候，但是自然自身的起源是沒有興趣的，因為它超出了行動的範圍。

阿倫特：《心智生活》，第二卷第四章，「16.自由的深淵與時代新秩序」

最後，我們終於可以說，布爾什維克黨解散了立憲會議，並不是專政與民主的衝突，也不是權威與民主的衝突，而是權威與權威之間的衝突。這是兩個元老院之間的戰爭，是埃涅阿斯離開蒂朵，是羅馬毀滅了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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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都知道，所有這一切都已化為廢墟。

布爾什維克黨的權威深深地紮根於歷史運動學說（「歷史規律/法」）的精神之中，後者歸根結底是否定任何穩定性的，「除了永恆變化著的、永恆運動著的物質及其運動和變化的規律以外,再沒有什麼永恆的東西了。」當馬克思歡呼「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的時候，他回歸了「歷史」這一辭彙的源頭（historein，「為了去說出它曾如何是而去查究」），呼應了荷馬的歷史學家-審判官，「歷史學家就是查究的人，他通過敘述它而審判它。」

但他同時宣告的，也是對歷史這一審判官本身的判決，是朝向歷史之外的自然的的籲求。專政本身，就是在世界沉淪的基本條件下，在政治領域中無凝結性原則所主宰的瞬時力量衝突的「永恆運動」之中，奠基行動所需要的政治權威的絕望卻終歸無效的替代品。「當人們厭倦了公民資格的忙碌的時候」，歷史的終結也就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夢魘般的終極大法官，邁著迫不及待的步伐提前到來：

現代思想被這些難題所縈繞，特別是對於理論和實踐的難題以及對所有達到一個有一半似乎可信的倫理理論的企圖。自從黑格爾和馬克思以來，這些問題已經被以歷史的觀點來看待並基於那個假設，即有人類進步這樣一種東西。最終地，我們將被留給這些問題中唯一的可選的替換物——我們要麼可以與黑格爾一起說：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將終極判斷留給成功(Success)，或者我們可以與康德一起主張人們的心智的自律性(autonomy)以及它們對於如其所是的或如其已經成為存在的(as they have come into being)事物的可能的獨立。

阿倫特：《心智生活》，第一卷第四章，「21.後記」

它判決律師烏里揚諾夫先生的案件敗訴。

列寧最後一篇發表的文章《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的兩段話，可以作為他的最後陳詞：

我覺得對這一問題應當這樣來回答：這裡問題的解決取決於許許多多的情況；整個說來，只有根據地球上絕大多數人口終於在資本主義本身的訓練和培養下起來鬥爭了這一點，才能預見到鬥爭的結局。

鬥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於如下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正是這個人口的大多數，最近幾年來非常迅速地捲入了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世界鬥爭的最終解決將會如何，是不可能有絲毫懷疑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

為何不再是歷史原則，而是「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成為了最終勝利的保證？

在他（奧古斯丁）論《上帝之城》的偉大著作中，他提到，但並沒有詳細說明，對一個真正的羅馬的或者維吉爾的政治哲學來說，什麼東西本可以成為存在論支柱。根據他，如我們所知，神將人創造為一種時間的生物，homo temporalis；時間和人是一起被創造的，並且這個時間性被那個事實所確認，即每個人不僅應把他的生命歸功於物種的增殖，而且應歸功於出生，作為某種完全地新的東西顯現於世界的時間連續統一體之中的一個新穎的生物的進入。人的創造的目的是使一個開端成為可能：「人被創造了而有了一個開端，在其之前沒有誰是」——「Initium…ergo ut esset, creatus est homo, ante quem nullus fuit.」正是開端的能力根植於誕生性(natality)之中，並且絕非在創造性之中，不是在一項天賦中，而是在那個事實中，即人類存在者們，新的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憑藉出生在世界中顯現。

阿倫特：《心智生活》，第二卷第四章，「16.自由的深淵與時代新秩序」

或許下次，應該換一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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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羅莎·盧森堡去世三年之後，利奧·約基希斯的後繼者保爾·列維（Paul Levi）擔任了斯巴達克聯盟的領導，出版了她1918年「只為你」而寫的關於俄國革命的評論，而當時並無出版的意圖。

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羅莎·盧森堡」

我們知道，其中是這樣寫的：

絕對公開的監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交換經驗就只限於新政府的官員的排他的圈子之內。腐化不可避免。（列寧語，見《通報》第36期）社會主義的實踐要求在幾個世紀以來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下已經退化的群眾在精神上徹底轉變。社會本能代替自私本能；群眾首創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難置於度外的理想主義，等等，等等。對於這一點，沒有人比列寧知道得更清楚，描繪得更透徹，也沒有人曾象他那樣堅持不懈地反覆強調，只不過他採取的手段完全錯了。命令，工廠監工的獨裁暴力，嚴酷的處罰，恐怖統治，這一切都是治標的辦法。達到再生的唯一途徑：公共生活本身的學校，不受限制的、最廣泛的民主，公共輿論。恐怖統治恰恰是敗壞道德的。

如果這一切都取消了，現實中還剩下什麼呢？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蘇維埃代表大會從三個月召開一次推遲到六個月！）不僅如此，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

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

然後，

對於俄共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這是非常尷尬的時刻」，列寧如寫下尖銳和偏激的回應也是可以被原諒的。而列寧卻寫道：「讓我們以一個古老的俄國寓言來回答：一隻鷹有時候飛得比雞還低，但是一隻雞永遠飛不到鷹那樣高。羅莎·盧森堡儘管有錯誤，但是她過去和現在仍然是一隻雄鷹。」

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羅莎·盧森堡」

謹以同一句格言，獻給一百年前凝視和掙扎在絕望之深淵的全體革命者們。

他們的觀點「屬於嚴肅地講授政治思想史的地方。」

列寧本人親自回答過這個問題。

讓我們先從極不重要但很能說明問題的一點談起。作者和考茨基（在他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里）一樣，重複著資產階級的謊言，似乎在俄國誰也沒有預見到蘇維埃的作用，似乎我和布爾什維克同克倫斯基展開鬥爭只是為了召開立憲會議。

這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其實早在1917年4月4日，即我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一天，我就提出了要蘇維埃共和國而不要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提綱」。在克倫斯基時代，我曾在報刊和會議上多次重申了這一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4月29日的代表會議的決議中曾莊嚴地正式宣布了這一要求。不願了解這一點，就是不願知道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真相。不願了解沒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比沒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前進了一步，而蘇維埃共和國則比後者前進了兩步，那就是漠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區別。

以社會主義者自居，但當問題在俄國提出了兩年之後，蘇維埃革命在俄國勝利了一年半之後，還看不見這種區別，這就是執迷不悟地甘願做「非社會主義集團輿論」的俘虜，也就是甘願做資產階級思想和政策的俘虜。

同這種人分裂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為決不能同傾向資產階級的人手攜手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對於象拉姆賽·麥克唐納或考茨基這樣一些人來說，把那些說明布爾什維克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以及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以前和以後對這一問題的提法的文件熟悉一下，也許是一種困難，但如果這些「領袖們」連這點小小的「困難」都不想克服，那麼，指望他們有決心有能力來克服當前社會主義革命鬥爭中大得無比的困難，豈不是笑話嗎？

充耳不聞比聾子還糟。

在列寧眼中，資本主義民主都是虛偽的，布爾什維克立憲會議，只是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爭取群眾，加強自身力量，為奪取政權做準備。

從他4月份回到俄國之後，目標始終只有一個，那就是奪取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從頭到尾都只是利用立憲會議，等政權到手了，這個工具也就沒用了。

所以答案很明確，列寧的態度是一貫的。

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布爾什維克取消了制憲會議，導致了全面內戰的爆發。

我只想反問兩個問題

保留制憲會議，是否可能通過無償沒收資本家全部資產的提案？
在任何情況下，資產階級是否可能在不武力反抗的情況下交出自己的全部資產？

=
如果你從情感上覺得「神聖」的民主被列寧玷污了的話，恩，看看這個

我問諸位一個問題。

拿破崙三世當選總統，乃至稱帝，都是民主選舉和公投的結果，試問對這兩個民主選舉的結果，你們是支持不支持？

如果不支持，那就不要在解散立憲會議的問題上雙標。

矛盾永遠都是存在的，在1918年那種德國人跑步前進的關頭，矛盾更是亟待解決的。如果不解決，大家都會完。布爾什維克從來都自稱工人政黨，實際上當然也為工人服務，為彼得堡和莫斯科服務，解散立憲會議是它的固有立場決定的。之後的餘糧收集制也是它的固有立場決定的。當時是戰時，是地方土豪紛紛建國的大洪水。

雨果說，大革命就是巴黎戰勝法國，法國戰勝歐洲。布爾什維克贏了海軍和大城市，這就夠了，彼得堡和莫斯科戰勝全俄國，當然是合理的。換到另外的議題上，我也同樣支持巴黎戰勝全法國，（自行補充）戰勝全美國，（自行補充）戰勝全中國。

當然，至於1922年之後，布爾什維克不再代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意志，而是成為誰都不代表、支配任何人、對所有人發動戰爭的利維坦，那是另一回事。

好了，我把兩邊都得罪完了，你們組團上吧。對歷史的立場，永遠是溫情和敬意。這點是不變的。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嗎？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
—— 《哥多林前書》

豈不知共產主義者要解散諸國嗎？若諸國終為你們解散，難道你們不配解散議會？豈不知我們要解放世界嗎？何況俄國的事呢？
—— 《莫斯科前書》

———————————— 神聖的分割線 ————————

在1953年，在東德工人階級反抗東德政府的暴動中，號稱辯證戲劇詩人的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目睹工人暴動被鎮壓之後，寫下了一首小詩，他寫道

6月17日發生了起義，
在斯大林大道散發傳單
宣稱人民已經喪失政府的信任
但可以贏回信任
前提是加倍努力
在這種情形下
這樣做是不是更容易一些
政府解散人民 然後再選一群人？

布萊希特在這首詩里表達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他疑惑面對群眾與先鋒隊，我們到底是該站在哪一邊？如果站在群眾這一邊，那麼我們應該讓烏爾布希特與東德政府一塊兒滾蛋。那麼東西德合併就要提前半個世紀上演；如果站在先鋒隊的立場上，我們就應該解散這些壞的人民，然後再選一群好的人民。而在一事件中如何行動，則完全取決於你站在什麼立場上，堅持什麼樣的觀念。而這也就是政治決斷的關鍵。而與這種負責任的政治決斷相配的，民主也絕不簡單意味著投票箱里的數字統計，它意味著人民有選舉他的政黨的自由，但政黨也有選擇他的人民的自由！

在面對布萊希特這個現實的問題，「臭名昭著」的後現代激進左翼哲學家齊澤克在《視差之見》中亦如此寫道：

我們應該勇敢承認，「解散人民，然後選一群人」，也就是說，把「油滑」的投機取巧的人民（惰性的「群氓」）轉化為清醒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的革命軀體，把經驗人的軀體轉化為歷史使命的真理之驅，是革命政黨的一項職責，甚至是根本職責。這可不容易，「解散人民，然後再選一群人「是最困難的事。

事實上，當列寧面對落後封建的俄國，面對那龐大數量的未接受任何文化教育的俄國農奴，面對那些還曾經叫沙皇小爸爸的愚夫愚婦時。他也應該明白俄國革命的首要任務，並不是讓人民去「自由」地選舉一個革命黨，（因為在一個文化十分落後的君主國里那是一個根本不可能的任務）而是需要革命黨來選舉適合的革命人民。而當政治革命先於文化革命爆發的時候，政治革命應該主動承擔文化革命的排頭兵的任務，他應該堅持擔起教育人民的責任，而不相反把國家的重擔直接丟給那些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的農奴身上。

正如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中所言，建立共和國的關鍵在於形成一種秩序。對於共和國的締造者而言，他面對的是一種非常狀態，因此執政者更需要運用非常手段，特別是刺激感官的措施，以從根本上破壞舊的秩序，並建立新的富有活力的秩序。特別是對於新共和國而言，馬基雅維利更是在書中題目註明道：若要建立新共和國，或撇開其古老制度對它進行徹底改造，就必須大權獨攬。

因此，在《論李維》的第九章中，馬基雅維利以羅馬的締造者羅慕路斯為榜樣對於新共和國建議道：

共和國的精明的締造者，意欲增進共同福祉而非一己之私利，不計個人存廢而為大家的祖國著想，就應當盡量大權獨攬。有人以非常手段治理國家或建構共和國，智者是不會給予責難的。行為使他蒙羞的，結果將給予寬宥，此為當然之理。如羅慕路斯所為，結果為善，行為總會得到寬宥。

而此正所謂「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因此，當列寧面對人民受到壞的風俗而作出錯誤的抉擇的時候，作為有志於建立新共和國的締造者的他，面對的首要問題，是效忠布爾什維克，還是效忠大多數的俄國農民？而在這一危機時刻，他若要立志把舊沙俄締造成新羅馬，他就不得不效仿羅慕路斯，走上吟兩句詩的道路。

顯然，在他面前確實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承擔破壞民主的惡名，但是卻為建立新共和國奠定下基礎。另外一條路，則是獲得了支持民主的虛名，但卻永久喪失了實現布爾什維克理想的可能性。

———————————— 沉思的分割線 ——————————

儘管面對改造歷史的重任，我們認為列寧實行一種暫時的專政手段，確實是一種必要的策略。特別對於落後的俄國而言，為了鞏固革命的政權，面對各派系的相互傾軋，建立共和的領導者就必須大權獨攬，並承擔破壞民主的惡名。

這正如恩格斯所說的：「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最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裡，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

然而隨後很多歷史問題的出現，仍然不禁值得我們去做更進一步思考，那就是為什麼隨後的蘇聯會逐漸變成一個腐朽不堪的官僚主義國家，為什麼一個曾經引發世界革命浪潮的國家會在意識形態的自我瓦解中不戰自敗。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法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爾都塞早已在半個世紀前，在其文章《馬基雅維利的孤獨》中給出了他的答案：

為了奠定一個新的國家，馬基雅維利說，這個人必須是「獨自一人」；他必須獨自一人締造出任何政治都必不可少的武裝力量，獨自一人頒布最初的法律，獨自一人奠定「基業」並維護它的安全。

這是國家的第一個環節，它必定是那個唯一的人的工作，這個人從一介平民一躍而為君主；因此，如果你願意這麼說的話，這是一個君主主義的、專政的環節。但這還夠不上一個充分條件。因為一個像這樣形成的國家脆弱得可怕。它經受著兩個危險：它的主人可能陷入暴政，而馬基雅維利對暴政的詛咒就像孟德斯鳩對專制主義的詛咒，因為暴政激發了人民的憎恨，從而導致君主的毀滅——它還可能在被派系之爭弄得四分五裂之後，任憑自己受到列強的凌辱。因此，一旦奠定了基業，最要緊的就是讓這個國家能夠長存下去。為使這一點成為可能，獨自一人奠定基業的君主，必須按照馬基雅維利的說法，「成為眾人」，建立一個法律體系，用它來保護人民反對貴族的暴行；還要建立一個「複合的」政府（他的說法），一個能夠代表國王、人民和貴族三方的政府。這是第二個環節，它意味著權力紮根於人民，準確地說，紮根於人民和貴族相互鬥爭的矛盾之中。令人惱火的是，馬基雅維利無視他的時代已經確立的真理，捍衛了一個觀念：各種情緒的衝突、赤貧和豪富的衝突——簡言之，階級鬥爭——是國家的鞏固和擴張所絕對不可缺少的。

顯然，如阿爾都塞所說的列寧僅僅只是完成了馬基雅維利的第一個步驟，即「君主主義的、專政的環節」，然而要想這個國家真正長久屹立，如此卻是遠遠不夠的。而為了避免這個國家被派系鬥爭搞得四分五裂，被專制主義激起民情亢奮。這個國家就必須要制定嚴格的法律體系，建立一個複合政府，並在相互監督之中保證政權的平穩過渡。換而言之，一個共和國離不開健全的法制系統。

然而可惜的是列寧並沒有做到，斯大林也沒有做到，以及之後的所有蘇聯的繼任者們也沒有做到。以至於這樣一個國家，一直算不上一個正常的共和國，只能算是一種由各派系組成，你我之間明爭暗鬥的政治團體組織而已。

對此，左翼學者盧克·馬奇對列寧的政治組織原則進行過深入的分析，他在《歐洲激進左翼政黨》一書中寫道：

（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是為秘密的軍事佔領而設計的。這也是「二戰期間」共產黨反法斯西戰爭勝利的主要因素。但是當民主集中制被用來作為黨的發展原則時（這並非其本初的設計目的），卻促進了極有凝聚力但極端內向型組織的發展，這種組織往往會形成僵化、極權主義的黨內權力平衡——「危急時刻依然怠惰」以及官僚主義。由於它們秘密地作出決定，然後自上而下強加給黨，決策反覆無常，同時也不能靈活地回應一直存在的社會和選舉機遇，不能為普通黨員提供充分的渠道進行政策輸入或提出意見，從而導致出現周期性的分裂和大清洗。
……
自60年代來，北歐新左翼採用了一種非教條、非列寧主義、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方法，這種方法必然要去拋棄民主集中制，而這對於提供更大的戰略和策略靈活性具有關鍵意義，從而使得北歐黨比其他許多共產黨更加平穩地渡過了蘇聯解體。
……
當然，那些最堅持民主集中制模式的共產黨，也是最不能對其外部環境做出回應的黨。法共傳統上被視為最教條、最意識形態的保守型共產黨——一個「極權主義官僚機構」。它與希臘和葡萄牙共產黨共同分享這一令人尷尬的榮譽。後者長期的非法處境令其意識形態發展完全固定化。托派政黨的一再分裂，既源於其對「正確學說」的列寧主義沉迷，也與其對民主集中的嚴格運用尤其相關。

正如盧克馬奇所說，歷史證明列寧的民主專政的組織原則只在戰爭時期等特殊時期發揮了高效率的作用，但對於和平建設時期這樣一種秘密集中的政治組織原則，對於國家的管理容易造成僵化、專斷的政治決策，對於一個國家的長久平穩發展恰恰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從這一點來說，可以說是蘇聯可謂是「成也列寧，敗也列寧！」

所以，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蘇聯成為我們應該學習的革命經驗的同時，也應該作為一個失敗的教訓引起我們的思考。那就是不僅要學會如何在非常狀態鞏固革命政權，更應該要學會如何依靠制度與法律建設來實現社會主義的長期平穩發展。

針對上面的「自由與獨立」先生的回復

特別提出

摘自Victor Serge: 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上面的那位先生（和我國的秦暉夫婦一樣）忘了一個根本的問題，亦即在十月革命的時候，俄國城市（特別是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個首都）的工人們也在佔領工廠。這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

立憲會議要把工廠「還給」資本家，這當然就是反革命。

謝邀，這叫塔基亞原則，屬革命厚黑學範疇，後來有個人在這方面的造詣超越了列寧，他叫做毛澤東。

首先，列寧在「俄國立憲會議」召開之後對立憲會議的反對態度，非常符合經典意義上的列寧主義，正如 @馬蒂厄所說：

「農村的選舉結果當然不能服從，服從了布爾什維克就是無產階級叛徒。」

——沒錯，第三國際的政治正確並不是一人一票普選，而是「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因此無論蘇聯還是新中國，其憲法、選舉法都明確城鄉選舉權不平等。

草案規定了城市和鄉村應選代表的不同的人口比例。條文規定省每80萬人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人，而工業城市則每10萬人就可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人。對省、市，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作了同樣性質的規定。城市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工人階級所在，是工業所在，這種城市和鄉村應選代表的不同人口比例的規定，正是反映著工人階級對於國家的領導作用，同時標誌著我們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方向。因此，這樣規定是完全符合於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實際情況的，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確的。

——鄧小平 1953年2月11日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草案的說明）

由於現在的各種具體條件，我國在選舉中……必須規定城市和鄉村選舉代表名額的不同的人口比例……現行的選舉制度是適合於我國目前時期的情況的，對於人民最便利……從這樣的選舉中產生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能夠充分代表人民的意志，所以這是具有高度民主性質的人民代表機關。

——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

從反對制憲會議/不承認農村的選舉結果，到蘇聯、新中國的城鄉選舉權明文不平等，應當說一脈相承的。

所以說列寧後來的態度很好解釋，問題是為什麼列寧一開始贊成召開俄國立憲會議？

因為裝民主派/溫和派/修正主義社民黨，用民主革命包裝共產革命是第三國際的傳統和拿手好戲

我們都知道TG稱自己建國前的歷史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明確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歷史是從建國後開始的。而列寧，也是借著民主革命的皮搞共產主義革命。

注意，在第三國際的語言中，「民主革命」就是專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按照官方話語，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從1840年到1949年統稱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近代民主革命）。其中，1840-1919年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其間所有的革命都是由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領導的。1919-1949年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其間的革命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可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區別的最根本標誌是領導階級是誰，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中。既然，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那麼是不是這個革命應該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呢？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指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說它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簡稱「民主革命」。

由於俄國的資產階級不起來革命，所以不像中國那樣有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上來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一方面列寧毫不諱言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在1905年撰寫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列寧說道：

民主革命的階級性質，……革命會加強資產階級的統治。這在目前的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

俄國經濟發展的程度（客觀條件）和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和客觀條件密切聯繫著的主觀條件），都使工人階級無法立即獲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無知的人，才能忽視當前的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具有民主主義情緒的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還格格不入，階級矛盾還沒有充分發展，無產者還沒有組織起來。……要實現這樣的組織任務，要廣泛進行這樣的社會主義教育，……

民主革命還決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革命決不是只有窮人才「關心」，民主革命的最深的根源在於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切身的需要和要求，……

另一方面他又主張借殼上市，借民主革命的殼奪權，再反過來跟同路人撕逼。

在1920年列寧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名字起得真好）中，列寧說到：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1914─1917年）。在「議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合法的議會活動使布爾什維克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
。。。
參加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不僅對革命無產階級沒有害處，反而會使它易於向落後群眾證明為什麼這種議會應該解散，易於把這種議會解散，易於促使資產階級議會制「在政治上過時」。
。。。
決不能只根據革命情緒來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須清醒而極為客觀地估計到本國的（和鄰國的以及一切國家的，即世界範圍內的）一切階級力量，並且要估計到歷次革命運動的經驗。僅僅靠咒罵議會機會主義，僅僅靠否認參加議會的必要，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難的、極其困難的任務的辦法。
。。。
把自己的急躁當作理論上的論據，這是何等天真幼稚！」（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

列寧雖然和社民黨決裂，但列寧始終主張要參加議會，要通過民主選舉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並伺機嘿嘿嘿）。

而毛主席更是裝民主派/溫和派/修正主義社民黨的集大成者。

比如，讚美美利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客羅斯福：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新華日報》1945年7月4日

比如，用十分羞恥的言辭讚美資產階級民主：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新華日報》1944年7月4日

這些黑材料後來被南周的笑蜀整理成《歷史的先聲》。。。

更重要的是，抗戰時期的中共，不僅是這麼說的，而且也是這麼做的。

政治上搞三三制，就算自己得票超過三分之一，也要主動讓出席位；經濟上搞減租減息，不搞土改，即調和地主和佃農的矛盾。如果說全盤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是修正主義，分田到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那麼席位一超過三分之一就主動放棄，連土改都不搞僅僅是減租減息，簡直就是。。。

再加上，抗戰勝利後，一度國共和談搞聯合政府。

我們作為後來人當然知道和談破裂，但是當時的人憑什麼斷言一共最後會堅持武裝鬥爭到底？尼泊爾的毛派不就和談成功放下武器了嗎？法共不是聽蘇聯的話放下武器了嗎？

所以，當時中國的托派批判毛共（修）的姿勢，嘖嘖，總覺得特別眼熟啊：

胡繩先生那篇文章讓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更加明白顯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觀。從那篇文章看來，中國革命任務是在：（一）解放農民，（二）發展自由資本主義。達到這目的的手段，則是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政治上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經濟上工人和資本家合作或協調，農民和地主妥協。這些手段，無須經過暴力和戰爭，可以靠和平談判實行出來。須待這個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實現之後，過了相當長時期，讓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讓無產階級積累力量，然後談得上社會主義革命。這最後一點，那篇文章雖然沒有說，但據《新民主主義論》看來，這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們代為補上，胡繩先生不會否認吧？

這個革命觀，在俄國大體是門雪維克派的革命觀。

——再論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觀（穆德（鄭超麟），《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再論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觀（穆德（鄭超麟），《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門雪維克」，就是「孟什維克」的另一種譯法。

說遠了，用一種比較好聽的說法總結，那就是：第三國際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將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理念上批判放棄暴力鬥爭搞議會民主的社民黨；實踐中在落後的殖民地或二等帝國主義國家偽裝為民主派，發動民主革命；奪權前好像是革命階段論者，一心一意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奪權後立刻主張不斷革命論，將民主革命平滑發展至社會主義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通過黨來實現）。

擴展閱讀：

日本共產黨變成社會民主黨了嗎？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026605/answer/100424402

馬克思主義有幾種派別？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311800/answer/126241167

如何讓評價基路伯的改開前農民選舉權不是工人的八分之一，是十六分之一的觀點？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637918

才疏學淺，沒有能力參加討論。不過《先知三部曲》的中譯本譯者序言正面回答了這個問題。譯者施用勤是個老托派，大家姑妄聽之吧。

原文標題: 《十月革命的暴力和不夠暴力》

解散立憲會議

　　當然，現在國內學界對十月革命的批評不僅僅局限於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夠暴力上，對十月革命的否定擴展到對布爾什維克黨、它的領袖列寧和它的策略上。在這方面最為人所垢病的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二是解散立憲會議。
　　前者說布爾什維克在它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多數後，才提出這個口號，足見它的陰險。這顯然是對相關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寧回國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克領袖主張支持臨時政府。在列寧回國後，使黨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後，它就一直堅決反對聯合政府，主張沒有資產階級代表的蘇維埃掌權。由於當時在俄國已經形成了雙重政權——一方面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資產階級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後組成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蘇維埃。當時列寧的立場是通過民主鬥爭爭取贏得蘇維埃的多數，即進行蘇維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反對臨時政府的鬥爭的口號。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這個口號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歷）舉行的統一社會民主黨全市代表會議上，就提到了這個口號：「我們給自己提出了明確的任務，即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不是今天的問題。我們知道，奪取政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取決於事件發展的速度。我們不說繞開蘇維埃奪取政權，因為它是整個革命民主派政體的代表制的形式。我們只應該力求在蘇維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數，用真正革命的內容去充實它，圍繞著我們的口號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說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托洛茨基剛剛回國不久，他還沒有加入布爾什維克，甚至還沒有與列寧商談他領導的區聯派組織與布爾什維克合併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口號在那時就是包括布爾什維克（以它為主）在內的蘇維埃左翼的口號了。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期間，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工人遊行隊伍就打出了這個口號。而在當時，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蘇維埃中占多數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意味著全部政權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對解散立憲會議的指責更為嚴厲，有學者撰寫長文，說布爾什維克以允諾召開立憲會議奪取了政權，一朝政權在手，在立憲會議選舉失敗後，不是順應民意交出政權，而是背信棄義地解散了立憲會議。還說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書的書名名不副實，因為十月革命並沒有發生什麼像樣的戰鬥（即不夠暴力），只不過是當時頻頻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觀點，蘇漢諾夫在其《革命札記》中就是這麼說的），而布爾什維克悍然解散立憲會議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這種說法只能表達作者對革命的蔑視和對立憲會議的尊崇，無論如何都不是當時親歷這兩個事件的人民、各階級、各政黨和各個國家對它的感受的真實寫照。
　　約翰·里德親歷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是符合實際的。事實是，自從布爾什維克成為彼得格勒的多數，托洛茨基成為它的主席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資產階級就一直惶惶不可終日，在他們千方百計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日益臨近時，他們的焦慮達到了極點。這在當時的報刊上都能反映出來。至於十月革命是否震撼，並不取決於奪取政權時是否進行了大規模的流血戰鬥，而取決於政權的性質是否發生了根本變化以及方針政策有無變化和變化的大小，更取決於它的後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無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將私人企業國有化，把土地分給農民，不僅退出帝國主義戰爭，而且還要公布各盟國與沙俄政府簽定的秘密條約。當初頌揚它是人類歷史上的新紀元，並不誇張。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為窮人的利益剝奪富人的政權；它完全不遵守外交遊戲規則，公布秘密條約，以揭露帝國主義戰爭是為了滿足各國資產階級的貪婪的胃口；它越過各交戰國政府直接向它們的人民呼籲，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內戰，以革命戰爭來消滅帝國主義戰爭。不僅是面臨被剝奪的俄國資產階級被這次「政變」所震撼，就是各交戰國的政府在面對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在厭戰的士兵中引起的反響時，能不膽戰心驚嗎？
　　筆者無意否認立憲會議即民主形式帶來的好處，也不否認斯大林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聯繫。但如上面那位學者那樣，說布爾什維克就是憑著許諾召開立憲會議才獲得政權，而得到政權後就過河拆橋，解散了立憲會議，則是筆者不能苟同的，這種說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說，十月革命的成功，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主要靠的並不是許諾立即召開立憲會議，而是要滿足人民群眾對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發發動二月的人民的口號。立憲會議是政黨的口號，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各政黨提出的口號和目標。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最早提出這個口號，是在1903年召開的第2次代表大會上，次年，社會革命黨也提出了同樣的口號。但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更為緊迫的是解決和平與土地的問題。在那時的俄國政黨中，惟一一個要認真地解決和平和土地這兩個問題的，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即使把立憲會議的口號看成與和平與土地一樣重要的口號，它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和平和土地一樣重要，那也不能據此指責布爾什維克背信棄義，因為它至少真正地落實了兩個口號，即和平與土地。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在它們執政的8個月的過程中，沒有為解決這三個問題中的一個採取過一項嚴肅的措施。
　　而且在立憲會議的問題上，應該受到指責的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時任臨時政府辦公廳主任的納博科夫說過，天真的人在理論上可以認為，召開立憲會議就是為了制定基本法，然後根據選舉結果把政權交到選出的多數黨，然後就自動解散，實際絕非如此。一語泄露天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也根本不想召開立憲會議。立憲會議在他們的手中，成了拒不解決和平與土地問題的擋箭牌。所有與群眾利益相關的措施，他們都說自己無權決定，推給立憲會議，而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措施，則立即拍板，也用不著等立憲會議了。群眾對他們的不滿，部分就是由此而來的。
　　立憲會議的選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民意，也是值得懷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會革命黨人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得到2100萬張選票，佔總票數的60%。但他們的票源主要是來自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在城市裡，他們的得票不僅大大落後於布爾什維克，還少於立憲民主黨。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表明，社會革命黨作為執政黨在2－10月間的表現，以及社會革命黨人任總理的政府在後來幾個月中的所作所為，已經使它聲譽掃地。工人階級和它的武裝——赤衛隊——對它深惡痛絕，軍隊的絕大多數也支持布爾什維克，在10月中旬，當布爾什維克成為全國各主要蘇維埃的多數時，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已經退出蘇維埃。一個僅靠農村人口龐大的基數而成為多數的黨，甚至支持它的農民也主要來自邊遠地區，而在城市和軍隊中都得不到支持的黨，在主要行政資源都來自城市的現代社會中，能組建一個什麼政府呢？肯定不會是該黨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強硬政府，而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政府。指望這個政府來解決和平和土地問題，肯定是不行的。一個執政幾個月的政黨，連它的基本綱領——把土地分給農民——都不能實施，甚至連為實施它的準備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給立憲會議。這樣的黨即使讓它再次組閣，它又能做什麼呢？在它過去為蘇維埃的多數派和執政黨的6個月中已經給出了答案。這個事實不會因為這個黨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獲得多數而改變。何況這個多數本身也是有疑問的。十月革命前，社會革命黨分裂為兩派，一個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另一個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政府官員克倫斯基、阿夫克森齊耶夫逮捕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實施社會革命黨的基本綱領——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由於立憲會議各黨派代表的名單還是在7、8月間定的，在9、10月間已經是水火不相容的左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交替出現在同一個黨的名單中，而且其中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佔全部社會革命黨代表的3/4，完全不能反映10月革命前後這兩派在群眾中的實際影響。因為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獲得70個席位，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只有16席，中派社會革命黨人36席，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都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一致，他們所得的全部選票也要少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變化的原因可能在於下面的事實，即十月革命後，電報郵局系統對蘇維埃政權的消極怠工，臨時政府被推翻、社會革命黨分裂的消息遲遲不能傳到外省，更不用說是邊遠地區了。大多數農民本來是想把票投給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在土地委員會工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卻把票投給了作為政府代表逮捕他們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

誰應該對一黨專政負責

　　當然，有人會說，如果立憲會議得到尊重，肯定能避免由一黨專政變成的斯大林個人專制制度，以及由此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其實，解散立憲會議並不意味著民主制的終結。在公認的民主國家中，解散議會和重新選舉之事也屢見不鮮。而當初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解散了立憲會議之後，再也沒有召開，確實也有客觀歷史原因。
　　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就應對此負一定的責任。
　　當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是蘇維埃的多數時，他們千方百計地不讓一個布爾什維克進入主席團，當布爾什維克已佔蘇維埃的1/3席位時，也是如此。當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佔了一半的席位後，在9月進行了主席團改選，結果是布爾什維克在主席團中成了多數，托洛茨基成為蘇維埃主席。當布爾什維克黨團建議按各黨派在蘇維埃的席位建立聯合主席團時，遭到從蘇維埃多數淪為少數的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斷然拒絕。策列鐵里說：「我們在6個月的時間裡領導彼得格勒蘇維埃，使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我們希望你們在你們現在準備佔據的位置上哪怕只維持這個時間的一半。」對一個他們認為連三個月都維持不了的黨派，他們當然不會認真對待，更不會以少數派的身份充當合作夥伴。實際上，在這種對對手的輕蔑和強硬的態度之後，隱藏著極度的失落和絕望。他們曾是蘇維埃絕大多數，他們還掌握著政權，在這種情況下，讓「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七月事件中已經被徹底消滅的布爾什維克打敗，留在他們心中的決不僅僅是苦澀。其實他們心裡早就明白，他們在蘇維埃中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們人為地拼湊一個「全俄民主會議」，籌備「預備議會」，就是為了繞開蘇維埃，這也表明他們實際上對靠民主鬥爭重新贏得多數沒有任何信心。
　　在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曾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提出聯合組建政府的建議，並與他們進行相關的談判。在談判中，被擊敗的少數卻對勝利的多數提出了根本不能接受的條件：列寧和托洛茨基不能加入聯合政府。這是連最溫和的布爾什維克都不能接受的，最最溫和的加米涅夫也說，沒有列寧和托洛茨基，就是「砍了黨的頭」。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也允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作為蘇維埃的少數在蘇維埃制度下有充分活動的自由。但由於曾經的多數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失敗，不願意承認政權的更迭是布爾什維克贏得蘇維埃的多數的必然結果，更不願意在蘇維埃中履行自己少數派的職責。他們把十月革命斥責為陰謀政變，不予承認。也就是說，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失去了在蘇維埃中的多數和對主席團的控制後，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使得在蘇維埃民主框架內的多黨合作與鬥爭失去了前提。在十月革命後，更是與「陰謀政變」直接對抗，進入戰爭狀態。雖然他們在作為執政黨的6個月里，沒有表現出任何魄力和果斷，但在失去了執政黨和多數的地位後，卻一反常態，立即行動起來。蘇維埃政權建立後面臨的怠工抵制，就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與資產階級一起組織的。新生的工農政權遭到了強有力的挑戰，不僅各部職員、郵局、電報局和鐵路工會不為新政權服務，政府部門連翻譯和繕寫員都找不到。後來他們參與和組織了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在內戰中，他們和資產階級一起組織白衛軍，不少人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反蘇維埃政權。在戰爭形勢下，禁止敵對政黨的存在，查封它們的報紙，應屬正常措施，並不能說明布爾什維克的暴虐。
　　在革命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布爾什維克並肩戰鬥，一起推翻了臨時政府，後來又與布爾什維克一起組成聯合政府。但在布爾什維克簽署了他們認為是賣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後，他們又走上了恐怖主義的老路，為了挑起與德國的戰爭，他們刺殺了德國駐俄大使米爾巴赫伯爵，同時發起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聯合的破裂和對它的鎮壓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就是這樣歷史地形成的，它並不完全是布爾什維克意志的產物。

所有列寧主義式的政黨有以下兩個性質：
主權性和暴力性。
第一，先鋒隊是一個主權性組織。這個主權性就是指先鋒隊只按照自己的意志（也就是按照組織章程產生的決議）辦事，它在主觀上、制度上不服從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命令、規定和法律。政治力量對比、社會矛盾尖銳程度等對先鋒隊政策的影響屬於客觀條件限制，這些因素是先鋒隊決策過程的研究客體。先鋒隊在某一時期進行合法活動或者遵守革命政權的憲法，也都只是先鋒隊在某一時期為自己制定的政治路線。歸根到底，先鋒隊的革命方向是它自己選擇的；什麼是正確、什麼錯誤，要做什麼、不要做什麼，都是它自己決定的。這一點本身還不足以導致必須實現先鋒隊專政，其他思想獨立的組織也可以說是主權性的組織，他們可以保持自己的思想和觀點，不附庸任何政權，但也不必去激烈對抗什麼政權，可以保持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甚至置身事外的態度。但是，先鋒隊除了「主權性」這個特點以外，還有「暴力性」這個特點。
第二，先鋒隊是一個暴力組織。先鋒隊專政理論是建立在暴力革
命這個原則基礎上的，這個先鋒隊就是要通過暴力革命手段推翻世界資產階級的統治，掌握政權實現社會主義制度。（按照我的觀點，先鋒隊的歷史任務就是進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推翻世界資產階級的統治，並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初步建設。在此之後，它就完成了歷史任務，沒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發展和如何實現共產主義，不屬於這個馬列主義革命先鋒隊的歷史任務。）因此暴力性當然是先鋒隊的內在特徵，它表現為先鋒隊是不擇手段的或者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直至暴力手段。
綜合以上兩個特徵，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先鋒隊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推行自己的意志和政策。當我們提起「先鋒隊要鎮壓反革命」的時候，總有人要質問「誰是反革命誰說了算？先鋒隊說誰是反革命，誰就是反革命？」可以明確的回答這些人：沒錯！主權性決定了先鋒隊只會自己的判斷認定誰是反革命，而暴力性決定了先鋒隊對自己認定的反革命將採取一切手段加以鎮壓。這樣的先鋒隊當然和政權的關係只能是：要麼政權完全服從它即先鋒隊專政；要麼政權的意志和先鋒隊的意志發生矛盾的時候，先鋒隊不惜一切手段迫使它服從甚至推翻它。換句話說，假設先鋒隊在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以後，不實行先鋒隊專政，而是實行其他政體（比如蘇維埃或者無產階級形式民主制度），那麼當這個政權的決定和先鋒隊的決定發生分歧的時候，先鋒隊同樣會不惜一切手段迫使它服從甚至推翻它。那麼，顯然這種方式不過是革命陣營的內耗，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此先鋒隊專政，是先鋒隊在世界革命過程中必然選擇的革命政權的政體形式。

當時在立憲會議佔優勢的社會革命黨，是代表農民尤其是富農的利益的，和布爾什維克在立場上是對立的，所以依我推測，列寧壓根就沒想和別人共享政權，可能本來還想搞個民主協商那樣的，但最終沒有得到多數支持，那麼槍在手，不聽我的就打，滿意嘛？有本事打贏我再說。

我覺得這就像是曹丕逼漢獻帝退位，結果曹丕推辭3次後，正準備登基，漢獻帝卻突然說"既然愛卿這麼說，朕也不強求，這事就這麼算了吧"，結果曹丕傻眼了，只好帶兵進宮廢了他。
正常禪位，漢獻帝去做了個山陽公，但他要是死活不允許估計就是滿門抄斬了。如果當時布爾什維克贏了選舉，其他黨派估計能當個民主黨派，但是因為贏了選舉被直接打成反革命了。

只能說布爾什維克錯盤了形勢，因為首都的支持誤以為全國都支持，結果禪位的戲碼變成了一出鬧劇，留下了讓人啼笑皆非的黑點。

謝邀；

其實我特別不願回答和蘇聯的歷史或政治有關的話題，回答這類問題不管說什麼都得罪人，因為對於蘇聯，絕大部分人都是立場先行的，親蘇的人不可能相信對蘇聯不利的言論，反蘇的人也絕不接受一點對蘇友善的言論；

看了看其他答主的回復，自由與獨立的回復相對最有價值，對事實描述最為清晰完整，不過從事實得出的結論過於偏激，我不能同意。至於其他某些答主習慣性Гавно沒什麼可看的；

先說事實過程，基本上如自由與獨立描述的一樣，簡單說就是十月革命後，立憲會議召開，會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對選舉信心爆棚，結果選舉結果社會革命黨эсеры獲得了40%，超過布爾什維克的25%，對選舉結果不滿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宣布制憲會議非法，直接武力干翻。嗯，事實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如果對此行為下一個評價的話，我的評價是「背信棄義」，自由與獨立君說列寧這屬於專制帝王的行為，這個我同意。但是如果說是「反民主、反人民」，我只同意前半句；

某些人可能就要生氣了，你說的神馬玩意？反民主難道還成了支持人民了嗎？簡直豈有此理！

我認為，某些事情需要放到歷史大背景里認真分析，對於歷史問題，需要站在多個角度綜合分析，不能只從一個角度去看，這樣結果就會片面，自由與獨立君就常犯這個錯誤；

對於1917年俄羅斯立憲會議選舉這件事，我們需要思考如下的問題：

為什麼投票之前列寧和布爾什維信心滿滿，認為自己一定會獲勝？

為什麼投票結果社會革命黨遠勝於布爾什維克？都誰在支持社會革命黨？誰支持布爾什維克？

布爾什維克是否有可能承認選舉結果，按照選舉執行？

或者：簡而言之，1917年的俄國社會究竟是個什麼情況？

以便於更好的理解，我還是把歷史平行到另一個時空的天朝吧，看看類似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繼發生，內戰處於爆發邊緣，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開始準備選舉了，這時候有S、B兩個黨，兩個黨的政策傾向如下：

S黨：關注三農問題，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加大農業補貼，村村通公路、互聯網和水電氣，鼓勵投資支持鄉鎮企業發展、鼓勵銀行對農業人口進行小額貸款，成立國家結構解決農村年輕人結婚難的問題，提倡傳統文化等等；

B黨：敞開土地供應，嚴格控制房價，加大城建投資力度，提高城鎮職工醫療養老各項保險，加強執法保護職工合法權益，限制食品和水電氣價格，加大力度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加強進出口貿易，加大軍費投資，提高軍隊待遇，宣傳文化與國際接軌等等；

然後選舉開始了，支持S黨的人多集中在中原、西南、西北等內陸省份，而支持B黨的人集中於長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大城市，以及，軍隊。由於內地人口遠多於發達地區，S黨獲勝，但是以天朝人的尿性，同時掌控了槍杆子和錢袋子的B黨自然不服，於是B黨宣布選舉非法，醞釀已久的內戰終於爆發了……

明白了吧？這就是1917年俄國面臨的困境，社會依然呈撕裂的狀態。經過兩次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各大城市和前線部隊深入民心，因為大城市的工人和前線部隊在4年戰爭中，對帝國政府和臨時政府都是嚴重抵觸的，政府政策和戰爭對他們的影響太大了，他們渴望結束這一切，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深合其心，於是大城市工人和士兵表現了對布爾什維克的狂熱的支持，這就給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造成了一個信心：我掌握的錢袋子和槍杆子，我深得民心，我就是正統，所謂其他黨派螻蟻而已，我肯定能在選舉中獲勝；

但是布爾什維克犯了一個錯誤，忽視了沉默的大多數，在選舉中，忽略沉默大多數的民眾是要犯致命的錯誤的（最近的例子可以看看希拉里），作為一個誕生於工業革命，主要成員是工人和士兵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選擇了「城市包圍農村」的路線，誤認為農民是愚昧的只會盲從，只要爭取了城市的民心即可獲勝；

但是選舉結果讓眩暈中的布爾什維克清醒了。的確，布爾什維克得到了彼得格勒45%，莫斯科48%，西北和中央工業發達地區53%，前線的北方集團軍56%，西部集團軍67%，波羅的海艦隊58%的選票，非常明顯，工人和軍隊的確都是支持布爾什維克的；

但是，在那些看上去非常「不重要」、「不起眼」的地方的選舉結果卻是：斯塔夫羅波爾90 %, 阿爾泰 86 %, 高加索集團軍 86 %, 托木斯克 85 %, 庫爾斯克%, 奔薩 82 %, 沃羅涅日80 %, 托博爾斯克78 %, 我羅各大75 %, 坦波夫71 %, 哈爾科夫71 %, 莫吉廖夫70 %, 阿爾漢格爾斯克69 %, 葉尼塞66 %, 西伯利亞64 %, 奧廖爾63 %, 外貝加爾61 %, 普斯科夫61 %, 羅馬尼亞集團軍59 %, 薩馬拉58 %, 維亞特卡57 %, 梁贊57 %, 外阿穆爾55 %, 下諾夫哥羅德54 %, 塔夫里53 %, 伊爾庫茨克53 %, 阿斯特拉罕52 %, 彼爾姆52 %, 薩拉托夫52 %, 赫爾松51 %等等地區的大多數選票都投給了社會革命黨，從烏克蘭到阿穆爾，幾乎所有的農業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都反對布爾什維克；

在這些窮苦老百姓、鄉巴佬、少數民族的眼裡，彼得格勒還是彼得堡沒有區別，皇宮裡住的是皇帝還是總統也沒有區別，西邊和德國佬打仗和我們也沒啥關係，在農民眼裡，你們布爾什維克是一幫子丘八和城裡的流氓們組成的，一個個都是瘋子，放著好日子不過天天群魔亂舞，整天就知道瞎折騰，既然現在讓我們鄉巴佬們決定誰住皇宮，那我們一定不能把官府交給這群瘋子們！

於是布爾什維克崩潰了，滿以為勝券在握卻輸的非常難看，明明看上去沒錢沒槍沒人心的社會革命黨人眼看就當權了，就算布爾什維克願意交權，工人和士兵也不願意交出唾手可得的政權，於是，本來就非常撕裂的俄國社會就更加撕裂了，站在內戰懸崖邊緣的俄國終於向前邁出了一步；

內戰是無法避免的嗎？是的，從20世紀初俄國各社會階層的撕裂程度越來越厲害了，斯托雷平改革雖然成績不明顯，卻讓廣大農民看到了希望，農民們希望斯托雷平式的人物再次掌權，繼續土地改革。西線士兵們經過了3年多的痛苦的戰爭之後，唯一的希望就是活下去，結束戰爭早點回家，誰能明確的支持結束戰爭就支持誰。而大城市的工人們自然支持打著「工人階級先鋒隊」旗號的布爾什維克們，各階層之間互相不信任，終於在1917年的革命和內戰中總爆發了；

俄羅斯的第一次民主革命失敗了，集權的蘇維埃政權建立起來了，70多年之後，紅旗落地，俄羅斯人認為打到了蘇聯，可以民主了，然後呢，葉利欽炮打白宮，休克療法經濟改革差點毀了國家，後來普京上台，慢慢的，俄羅斯的第二次民主革命又走向了失敗；

民主是什麼？人民自己當家做主。可是問題是每個人民都認為自己是對的，反對自己就是反對民主，嗯，這是民主么？不是，民主是一種妥協的態度，大家各讓一步，爭取利益的平衡，如果每個民眾都僅僅是想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麼民主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

不懂得妥協的民眾是沒有資格擁有民主的；

與資本主義用外敵欺騙民眾形成國家這一虛假概念類似，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不得不強調它的敵人，來完成意識形態上的障眼法，似乎在蘇聯人那裡，沒有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就活不下去了一樣，沒有反革命，革命就堅持不下去了一樣。這哪裡是什麼共產主義運動，明明只是比誰更革命的遊戲罷了。我們可以對比納粹主義與所謂的共產主義，就發現猶太人的地位，在蘇聯和它死後的擁護者這裡就叫做反革命。轉移仇恨，製造恐懼，蘇聯在此的手法和納粹德國並無差別。如果紙上論證出來的工人比農民更革命意味著工人的選票更有價值，那麽列寧式政黨永遠陷入個人獨裁的原理也是清晰的——領袖永遠比你更革命，更有革命意識，既然革命意識在蘇聯人那裡就是政治權利的來源。而在納粹那邊，他們的論證還顯得直接明瞭得多，只要你不是雅利安人，你就不是我們人民的範疇，比起所謂的工人階級，甚至血緣關係更使人有戰鬥力得多。

感謝邀請。

在讀完《國家與革命》和《震撼世界的十天》之後我對列寧的看法有了一點改觀，雖然大方向總不會變，但是我會嘗試著不那麼語氣激烈的談一談。就目前情況來看失敗了，果然我還是難以控制言辭，gg。

首先，把立憲會議抨擊為「偽立憲會議」甚至宣稱其「根本就沒有獲得十月革命之後的全國最高政權即蘇維埃的認可」不僅僅是一種荒謬的看法，更是對這段歷史的無知。至於這位先生在評論區用「列寧表態」來說明「代表不合法」「程序不合法」云云就更為可笑了——列寧什麼時候有權力去決定立憲會議的代表與程序了呢？試想一下，有這麼一個人——他不是人民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也不是「黨的一把手」(這位先生這麼說的，我就這麼用了)。但是他居然能夠決定立憲會議的代表是否合法，程序又該如何！

這得是哪兒來的專制皇帝吧？

首先，事實上不僅列寧，整個蘇維埃政權的態度都是發生了變化的。

立憲會議的選舉雖然時間是臨時政府草擬的，但是其決定就是另一回事了。

1917年10月27日 , 人民委員會通過決議 ,明確立憲會議選舉應在預定日期11月12日進行。
——姚海. 俄國革命中的立憲會議問題[J]. 史學集刊,2009,(01):64-73.

應該注意的是，這個11月12日是臨時政府決定的日期。那麼我們至少可以得出結論，立憲會議的確是得到了認可的，至少絕對談不上「偽立憲會議」。

但是核心問題在於，選舉的結果。

11月21日 ,在立憲會議選舉工作尚未完全結束的時候 ,列寧起草了關於召回立憲會議代表的法令並於當天得到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這個法令規定 , 「工兵代表蘇維埃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大會 , 有權決定城市杜馬、地方自治機關以及一切代表機構的重新選舉 ,立憲會議也不例外。蘇維埃根據有關選區半數以上選民的要求決定改選。 ……新當選的代表從當選時刻起代替以前選出的代表」。簡單地說 , 就是要由蘇維埃這樣一個代表性有一定限度的機構來改變普選產生的結果。據此 , 一些地方的蘇維埃撤換了已在普選中被選為立憲會議代表的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 , 如米留可夫、阿夫克森齊耶夫、郭茨等。但絕大多數地方蘇維埃並沒有利用這一權力 ,因此通過這個法令改變立憲會議代表構成的目的未能達到。
——姚海. 俄國革命中的立憲會議問題[J]. 史學集刊,2009,(01):64-73.

也就是說，列寧的確是想方設法想要影響立憲會議結果的。如果這個立憲會議在一開始就「代表不合法」「程序不合法」，列寧又何必這麼做呢？因此，事實上最關鍵的點，還在於選舉的結果。

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的態度也很好理解。

立憲會議擁有充分的民意基礎。在這個情況下，反對立憲會議，無異於自絕於人民。因此，也正如布爾什維克其他的口號——諸如和平、土地之類，立憲會議也自然是被強烈要求的。

更不用提臨時政府自身就對立憲會議一拖再拖，難道列寧還能表示「拖得好」「就該不召開」不成？

但是在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取得了政權之後——特別是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沒有撈到多數之後——這就很顯然是另一說了。前面已經說過，早在立憲會議選舉尚未完成的時候，列寧就想要通過蘇維埃來改變立憲會議選舉的結果。在此舉失敗之後，類似的努力也仍然在急需。最終，布爾什維克決定直接去改變立憲會議參會的成員。但是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自身內部也有反對的聲音。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林、李可夫等人（加米涅夫為首，其他人我不太肯定）普遍認為人民委員應該會停止對立憲會議的召開和活動進行控制。也正因此，事實上選舉出來的一百多個布爾什維克代表，其中也並非全部人都「十分可靠」。

接下來的事情嘛……11月23日，全俄立憲會議籌備委員會中所有的立憲民主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被捕。12月1日，人民委員會頒布決定，立憲民主黨被取締，同時立憲會議的代表必須登記，並且取得塔夫里達宮辦公室發的臨時證件。同月20日，人民委員會決定，立憲會議在1918年1月5日召開，代表不少於400名。

然而最終參與會議的410名代表(應該注意這些代表都應該是登記過，取得了「臨時證件」的，因此也談不上不合法)，其中有237人為社會革命黨人（不包括左派社會革命黨，該數字存在爭議，但是社會革命黨的多數是沒有疑問的）。儘管立憲民主黨——也就是「剝削者」在此時已經被實質上取締。當然，如果某些人打算把社會革命黨都算作「剝削者」的話，我也只能說這帽子真漂亮了。

左派社會革命黨為社會革命黨分裂出來的，其在當時與布爾什維克保持了同盟關係，並且支持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的舉動。在410名出席代表中，左派社會革命黨有30名代表。同時，左派社會革命黨在農民中有一定影響力，在工兵代表蘇維埃中也有不少席位。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左派社會革命黨選擇與布爾什維克決裂，其成員甚至轉而對列寧進行暗殺行動。

也就是說，即使布爾什維克採取了種種手段，也最終無法阻止一個事實——立憲會議中它撈不到多數。那麼其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把權力交給最廣大人民選舉出的立憲會議，另一個則是解散立憲會議以確保自己的權力，然後給它扣上一堆帽子。

列寧選擇了哪一種，結果是很顯然的了。

因此，總結一下吧。

十月革命之前，布爾什維克處於反對派位置。為了民心，自然需要宣布支持立憲會議，並且提出「沒有工兵代表蘇維埃，立憲會議的召開是沒有保證的，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樣一個口號，來呼籲人民支持自己。應該注意，這個口號決不意味著「蘇維埃」跟「立憲會議」是同一個東西。

但是很顯然，立憲會議的結果遠遠不能讓布爾什維克執掌政權。而列寧自然也不會心甘情願的交權，因此採取了一系列的控制手段。然而這些手段最終仍然沒有組織社會革命黨多數的事實，那麼為了其自身前途，列寧自然也就要宣布解散，然後給立憲會議扣上一堆帽子了。

這毫無疑問是反民主、反人民的罪惡手段。

為什麼要說「反人民」呢？

支持社會革命黨的以農民為主，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則主要是工人和士兵——但是在後者中，也不盡然。黑海艦隊、西南集團軍、高加索集團軍和羅馬尼亞集團軍中布爾什維克的得票率都相當難看，即使北方集團軍中，布爾什維克的得票也只是稍有優勢。

可以說，布爾什維克是站在絕大多數俄國人民的對立面的。

士兵支持布爾什維克，一個核心點在於布爾什維克許諾的「和平」。

但是站在今天，回顧歷史，「和平」何在呢？

不，布爾什維克何曾給俄國帶來和平？

從蘇俄國內當時的政治局勢來看,解散立憲會議不僅沒有消除合法性危機,反而加劇了合法性危機,主要表現為加劇了國內政治局勢的不穩定。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解散立憲會議是導致國內戰爭和國內戰爭後期的農民暴動的重要誘因。
——郝宇青. 解散立憲會議與俄共執政合法性危機[J]. 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4,(03):7-14.

再次質問一次——「和平」何在呢？

更不用提，即使是布爾什維克內部，關於立憲會議問題，也是有其他意見的——這點我在前文已經說了。

可以說，解散立憲會議本身不但站在了立憲民主黨與其支持者的對立面，站在了社會革命黨與其支持者的對立面，同時也站在了布爾什維克內部其它一部分反對派的對立面，還站在了自己支持者(被「和平」忽悠來的士兵)的對立面上。

這還不算反人民的話，什麼又叫反人民呢？當然，這個「反人民」應該結合文末的引用部分閱讀。

最後，本答案以什麼結尾好呢……來段「歷史的先聲」？（笑）

建立人民專制,即國家整個最高權力掌握在立法會議手裡,立法會議由人民代表組成,它是單一的議院。無論選舉立法會議或選舉各級地方自治機關時,凡年滿20歲的男女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選舉權;選舉時採取無記名投票;每個選民都有權被選人各級代議機關;議會任期兩年;人民代表的薪金照發。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堅信,只有推翻專制制度並召集由全民自由選舉的立法會議,才能完全、徹底、鞏固地實現上述這種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綱領

就這樣吧。

通過奮鬥，你將實現你的權利

社會革命黨宣

=====================分割線，回應與批判=====================

看到一位先生說要來給「您們」上一課，我還以為必有什麼高論。但是看下來，其言論卻可以說是荒謬的可以。

這位先生刻意強調所謂的「全體覺悟人民」，並且痛斥本人的「全體人民」是一個「混亂不堪的概念」。然而這不可笑嗎？

「全體人民」什麼時候成了一個混亂不堪的概念呢？！推開你的窗戶，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人，正是他們組成了「全體人民」啊！此事無關政治立場，無關意識形態，這只是一個最基本的客觀實在罷了！這有什麼「混亂不堪」呢？

而「全體覺悟人民」呢？這就是貴布爾什維克自我定義的了。說白了，認可你們的就是「覺悟人民」，至於那些不認可的……「保守」「民粹」「不自覺」等帽子，這位先生已經把這堆帽子扣給了俄國的廣大農民。當然了，這些農民不算無產階級的話，又該算什麼呢？當然，把他們開除「無產階級籍」，倒是布爾什維克們近百年前就做過的事情。今天再為我們展示一次，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如果連「全體人民」都成了混亂不堪的概念，那麼「全體覺悟人民」難道就「不混亂不堪」了不成？！

然後，我想提醒貴布爾什維克一下，工人也好，農民也好，他們都是人。

你們不能因為所謂的「先進性」就去否定農民，更不能因為自我標榜的「先進性」就強行以少數壓制多數！

再看看第二部分。嗯，「反革命」？

然後，這位先生便把「反革命罪證」擺了上來……慢著，這只不過是反對了布爾什維克而已，怎麼就成了「反革命」呢？難道社會革命黨必須要認可列寧的土地法令嗎？難道社會革命黨必須要認可列寧的和平法令嗎？

為什麼社會革命黨作為多數派，不能去推出自己的土地法令呢？！

貴布爾什維克的土地法令本就是根基於社會革命黨的，現在居然反過頭來斥責社會革命黨「反革命」，請問這臉皮是怎麼修鍊出來的呢？！

更何況貴布爾什維克有什麼資格代表「革命」呢？貴布爾什維克「革命」了，難道社會革命黨就不「革命」了嗎？！難道只有布爾什維克能「革命」不成？！

又到了第三部分，這位先生又對社會革命黨「不解決問題」「剝削」進行了怒斥。

那麼為了方便對比，我們來看看「革命」「真誠」的布爾什維克怎麼解決的吧！

「土地問題」——嗯……土地似乎是有了，餘糧徵集好不好啊？再過幾年直接集體農莊好不好啊？烏克蘭大饑荒好不好啊？

「和平問題」——嗯，布爾什維克果斷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然後別國1918年就結束了戰爭，布爾什維克直接多打四五年還不是美滋滋？可以說是非常核平了。

「民族獨立問題」——嗯，被布爾什維克吞併的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三國等等有話說。可以說是十分「民族獨立」了。

如果說五十步笑百步多少還能理解，這種百步笑五十步的行為簡直可以說是臉皮修鍊多年的成果了吧。

到了最後部分，這位先生的語文水平與歷史水平一併暴露無遺，真是十分讓人感慨萬分。

首先，我引用的文獻也只是說「從某種意義上」，後面跟的也是「重要誘因」。我沒有任何的斷章取義，而是直接把這文獻完整的擺了上來，可以說是仁至義盡。然而這位先生依然一口咬定我說的是「解散了神聖的立憲會議才帶來了毀滅性的內戰」，可以說是腦補他人觀點的極致代表。

再往後，這位先生開始長篇大論「白衛軍」如何如何，看起來十分有道理，但是真的如此嗎？

誰告訴你俄國內戰中，反布爾什維克的只有白衛軍呢？

只有白衛軍和紅軍對打的俄國內戰並不發生在本次元，只發生在這位先生和他同僚的平行時空。

早在1918年5月就已經開始有的，農民們自發組織——或者被社會革命黨組織起來的武裝——他們中一部分被稱作「綠軍」，另一些則不然，在這位先生看來，大概是不存在的。因為看這位先生的開頭部分，農民在這位先生看來並不陪和「革命」「進步」的工人享有一樣的人權。

而在坦波夫的農民起義中，坦波夫農民的告紅軍戰士書標題是什麼呢？

《在鬥爭中你將得到自己的權力》

最為經典的社會革命黨口號！在這位先生看來，這大概也是不存在的。

而在這最後，坦波夫農民起義那「立憲會議萬歲」的口號，大概也是不存在的吧？！

而1918年，社會革命黨人跟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共同召開會議反對布爾什維克，大概也是不存在的吧？

等等等等，諸如此類。

這位先生不敢直面這些歷史事實，因此也只能顧左右而言他，故意把話題轉移到「白衛軍」上。

但是事實上，就算「白衛軍」也從來都不是一個統一實體。這位先生將立憲民主黨斥為「敗犬」，卻忽視了立憲會議選舉後立憲民主黨組織的遊行被鎮壓，立憲民主黨被布爾什維克打壓取締的事實！

這和立憲會議又怎麼能說沒有關係呢？！

俄國內戰各方紛爭，絕不只有簡簡單單的，能夠一分為二的「紅軍」和「白衛軍」兩方。然而很顯然，這位先生——還有其他的一些人，不願意，也不敢直面這個事實。

==========二次更新==========

這位先生再次為我們展示其高深的發明他人觀點的能力，著實令人驚嘆。

首先，我承認工人的先進性與覺悟性。

但是那又如何呢？

這並不意味著工人比農民更高一級，也不意味著工人手裡一票頂兩票。

在「先進性」之後，我們更應該看到一點——那就是「平等性」。

反覆強調工人「先進」並不能為以少數壓過多數辯護。否則按照這個邏輯，在一個1%是工人，90+%是農民的國度，難道就應該因為所謂的「先進性」，就要剝奪農民的政治權利，將國家交給工人不成？

這怎麼看都太過荒謬。

我也從來都沒有讓無產者繳械投降，但是既然農民是多數，那麼農民為什麼非要跟著少數的腳步走呢？這少數又有什麼權力讓農民跟你走呢？

很顯然這位先生心中毫無「民主」二字！這位先生還妄稱要「把我往社會主義拉一拉」？不好意思。

這世界上任何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都應該清楚，在這「社會主義」之前，還有著「民主」！

再看看後文。

土地問題？臨時政府是臨時政府，當時一戰還在打，你打算讓臨時政府長出來三頭六臂？更別提臨時政府也並非一開始就是社會革命黨主導的謝謝。

更何況社會革命黨有意解決土地問題是黨綱明確確定的，否則你覺得投SRs的農民都是腦子有包？

繼續看後文。

國內戰爭爆出來的的百萬紅軍要不要吃糧？當然要啦。

那麼問題來了。

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的人是誰？

你自己造的孽，然後以此名正言順去剝削農民？

剛才這位先生一本正經怒斥社會革命黨是剝削者，現在看來，布爾什維克剝削農民不算剝削了？農民再次不是人系列？

至於吃人血饅頭的指控我是不會接受的。

人血饅頭我當然是不會吃的。真正在這裡吃人血饅頭的，正是在這裡以「工業化」之名，義正言辭為餓死數百萬烏克蘭農民的罪行辯護的你啊！

你前面說「工人馬上就要集體餓死了」

但是那被奪走餘糧，已經餓死的農民呢？

那三十年代烏克蘭已經餓死的數百萬農民呢？

可憐農民們啊。被布爾什維克重重剝削，餓死無數，居然還要被布爾什維克倒打一耙，扣上「支持剝削者」的帽子！

再看看和平問題。「革命」是什麼樣的革命呢？如果是貴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那麼即使是社會革命黨也是要反對的。

更何況貴布爾什維克成功的把太多人推向了對立面，以至於這「國內戰爭」打的有點久也有點大——甚至打到接近尾聲的時候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都造反了。

再看民族獨立問題。

說得好，「允許聯邦制就是進步」？這是什麼詭異的邏輯？說好的「獨立」怎麼變成了「聯邦」呢？

更何況高加索三國本就有的獨立，烏克蘭本就有的獨立，只需要保持就好了，又何苦閣下去「變成聯邦」呢？

最後，我也要告訴閣下一個殘酷的現實。

除非閣下覺得社會革命黨組織的反抗跟立憲民主黨人組織的反抗，其參與者都不是人，否則閣下前面那些白衛軍云云完全就是轉移話題偷換概念謝謝。

估計就是原來以為自信滿滿的能選個至少不落下風的結果，畢竟眼前看得到的工人士兵基本站在布爾什維克這邊，誰知道最後被農民選出這個結果，如果俄國工人數量眾多，倒沒準也能贏個半數把這個民主成果保留下來，這是當時俄國靠自身通往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所以列寧也不過一介政客而已，只不過農民的民粹主義上台俄國估計沒法工業化了。至於秩序危機，只要布爾什維克乖乖服從民主選舉的結果，社革可是有很高的支持度，只不過沒掌控城市無產階級和部分軍隊這些高戰鬥力的少數群體
俄國沒有工業孕育的足夠的無產階級基本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的土壤，布爾什維克落選就已經宣告俄國革命失敗了，只不過無產階級有著對農民強大的先進性，體現在掌控著工業中心資源和組織性上，在具有同等實力的資產階級被打爆的情況，最終還是成功打爆了落後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替代資產階級剝削農民的歷史地位實現工業化，在無產階級中分化出一部分精英建立一個奇葩的工人貴族國家。但和社會主義已經相去甚遠了，立憲會議被解散後布爾什維克對於社會主義唯一的意義就是幫助歐洲無產階級掌權的武器，然後再乖乖處（要達成這點必須讓歐洲革命主導，俄國只是輔助，並且成功）於歐洲的附屬地位進行工業化和民主化，這種成功幾率很低的最終自然也失敗了

立憲會議的問題，本質上來說是個民族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問題，得從根上講。

見我在另一個問題下的回答：
如何看待布爾什維克以蘇維埃的名義推翻臨時政府後，許諾進行普選，然後又出爾反爾推翻了自己組織的選舉？ - 知乎

蘇維埃的選舉問題，見這個回答：
知乎 - 與世界分享你的知識、經驗和見解

=======================搬運的分割線=====================

二月革命爆發，沙皇退位，群眾運動重建了1905年革命期間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取得了實際權力。那麼問題來了，俄國作為一個落後國家，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要建設社會主義，應該走怎麼個路線呢？有人認為，應該先進行民族民主革命，解決土地問題、立憲問題，先建成正常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另一些人認為，在落後國家這麼個玩法不靠譜，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必須靠無產階級來完成，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來完成各種改革任務。前者讀作少數（孟什維克）實際上是多數；後者讀作多數（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是少數。因此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在多數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操作下，把權力交給了臨時政府。

此時的臨時政府，其代表性是很成問題的，就是杜馬裡面幾個人拉起來的草台班子，完全是蘇維埃支持他，才能得以存在並順利運轉。所以二月革命後的俄國事實上處於「雙重政權」的狀態。臨時政府的法令要拿到蘇維埃來通過，才能在實際上得以執行。因此土地問題、憲法問題就顯得十分迫切。但是，本該執行民族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對這兩個問題卻遲遲沒有動作。

為什麼呢？當時俄國的政治局勢可簡述如下：立憲民主黨代表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代表農民，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代表工人。立憲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雖然組成了臨時政府，但是實際權力在工人組成的蘇維埃手裡。此時普選，對此兩黨、兩階級是不利的。社會革命黨號稱代表農民，但是因為毛子老農大字不識一個，此時還未參與到政治活動中。願意參政議政的都是地主富農這些有錢有文化的人，讓貧農去分他們的田地，肯定是不樂意的。所以，立憲會議和土地法令的問題一直拖延，臨時政府也風雨飄搖，連著換了四、五茬。

這時俄國唯一的由民選產生的、全國性的代表機構，就是蘇維埃。實際上的權力機關，也是蘇維埃。蘇維埃是什麼意思？俄語裡面就是代表會的意思，是群眾鬧革命的時候選出來的。二月革命後，各地都成立了蘇維埃，大夥一合計，選出代表到彼得格勒開了個會，就是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而此時的立憲會議，八字還沒一撇呢。也就是說，蘇維埃在二月革命後，很早就承擔了全國性代議機構和政權機構的職能。

蘇維埃逐漸接管政權，立憲會議卻一直難產，這兩個民選機構的關係如何界定？今後的前景如何？蘇維埃中的各黨派以社會主義革命為己任，是否要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背書呢？這就回到了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是階段革命，還是不斷革命。起初在蘇維埃中占多數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認為，革命要分兩步走，蘇維埃必須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府，並且在立憲會議產生後，將權力交出。布爾什維克則認為，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無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無產階級必須立即奪權，而蘇維埃，就是新的政權機構。列寧四月一回國就明確講：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革命期間，政治形勢迅速變化。一開始還是少數，不被人重視的布爾什維克，靠著「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迅速成長為多數。等到了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已成為俄羅斯第一大黨，手握60%的選票（649席中佔390席）。加上執政盟友左派社會革命黨（193席），席位佔到85%。列寧當機立斷，在代表大會召開當晚，就把冬宮給拿下來了。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了革命政府，這是俄羅斯土地上有史以來第一個民選政府。

無產階級奪權了，可是立憲會議怎麼辦呢？召開立憲會議是布爾什維克在起義前的承諾，雖然它現在事實上已經沒有用了，到底還得開啊。於是這麼一個已經過時的機構，在新的機構、新的國家組織取代了它之後，才在新機構的組織下開始選舉。也就是說立憲會議實際上已經胎死腹中，但是布爾什維克還是把它給生下來了。

可是這個選舉，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立憲會議的選舉全部採用比例代表制，選民對政黨投票，政黨根據得票數分配席位，確定議員。各黨派制憲會議代表的名單，是十月革命前就提出來的，臨時政府拖著沒選。可是到了十月革命後，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工人階級中，布爾什維克一家獨大，孟什維克的選民全部被布爾什維克吸引，基層組織全面崩潰；在農民中，廣大貧下中農被發動起來，社會革命黨發生了分裂，左派社會革命黨正式獨立出來，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土地政策，參加了蘇維埃政府。所以革命前確定的代表名單，就無法反應真實的政治力量對比了。革命前社會革命黨左派只有一名中央委員，因此該黨的提名名單上全是右派。革命期間的政治派別多如牛毛，普通農民根本搞不清楚其中關係，只知道要投社會革命黨分田地。所以社會革命黨靠著農民的支持，成了立憲會議的第一大黨，雖然他們並不同意被自己選民所強烈支持的布爾什維克式的土地綱領。

最終的選舉結果，布爾什維克在所有城鎮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當時的俄羅斯畢竟是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他們在715席中獲得175席；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在城市中被布爾什維克擊敗，分別僅得到15席和17 席；社會革命黨則橫掃農村地區，其中右派得到370席，左派有40席。

在農民蘇維埃中，則真實地反映了農村地區的政治局勢：左派社會革命黨在330名代表中佔195席，右派僅佔65席，布爾什維克37席（還有無政府人士2名）。如果社會革命黨的立憲會議代表照此比例分配席位（左3：右1），那麼蘇維埃政府的執政聯盟——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就能夠在立憲會議中取得多數（大約能拿到400-500席），帶領立憲會議通過蘇維埃的綱領，承認蘇維埃的權力，然後去做它該做的事——解散。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事實是布爾什維克輸掉了立憲會議選舉。立憲會議拒絕接受蘇維埃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蘇維埃說，那就請你們滾蛋吧。他們滾蛋以後，勝利召開了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

所以說，不是布爾什維克怕選舉，他們早已贏得了蘇維埃的選舉，沒有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贏得多數，就沒有十月革命。問題的核心在於，蘇維埃和立憲會議這兩個民選機構，哪個才是合法的政權組織形式呢？立憲會議本是民族民主革命的訴求。在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中，它還沒有召開，無產階級就取得了政權。等它召開的時候，它本身已經過時了，不可避免地和新的革命政權——蘇維埃發生了衝突。早在俄歷四月間，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還處於少數時，列寧就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通過蘇維埃奪取政權，將蘇維埃作為新的國家權力機構的政策是一以貫之的。蘇維埃這一新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由全體勞動者民主選出的代議機構。在20世紀的發達工業國家，工人階級占居民的多數，因此工人階級支持下的革命政黨，可以很容易地在革命權力機構和立憲會議中同時拿到多數。但是在落後的俄羅斯，人口的多數是農民。因此，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必須取得農民的支持，才能合法地獲得政權。在革命中，農民組織了自己的蘇維埃，與工人、士兵蘇維埃一道組成了全國性的代表機構，明確表達了自己對革命的支持。在大多數公民的支持下，新的政權機關既已形成，那麼舊的代表機構還有什麼意義呢？革命政府已經有了自己的代議機關，還要立憲會議有什麼用呢？新的機構一定要獲得舊機構的批准嗎？當年資產階級的新政府，顯然沒有經過國王的批准。立憲會議承認了蘇維埃當然更好，不承認，也沒有什麼卵用。

在理想的情況下，由立憲會議通過社會主義憲法，授權蘇維埃來管理國家。盧森堡曾做過這樣的嘗試，結果如何呢？資產階級當然不會坐等她們取得立憲會議多數，沒等大選開始，先把革命群眾突突了一輪。秩序井然的柏林還不能令他們滿意，專門躲到小城魏瑪召開了立憲會議。人們往往只論及布爾什維克將立憲會議武裝驅散，對資產階級為了確保立憲會議多數而進行的殘酷屠殺，卻隻字不提。與後者相比，布爾什維克的野蠻武力，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所以說，驅散立憲會議這個事，本身是個屁股問題。如果你只局限於資本主義的民主原則，自然會對布爾什維克起義和蘇維埃奪權的合法性產生質疑。如果你承認人民群眾革命造反，推翻舊制度的權力，沒準還要事後諸葛亮地對列寧同志發牢騷——立憲會議選舉，實在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馬後炮的分割線===============================

話雖這麼說，在當時的形勢下，對布爾什維克來說，召開立憲會議已是箭在鉉上，不得不發。不管能不能拿到多數，都必須召開：

1、政治信譽問題。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都先後食言，並相繼倒台，布爾什維克不能再食言了。

2、政治制高點問題。毫無疑問，立憲會議是俄國政治議題的制高點之一，掌握了這個制高點就掌握了主動。如果布爾什維克不開，有朝一日在內戰中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組織召開，恐怕更加被動。

3、難道布黨先召開、後驅散立憲會議不是自己打臉、把上述兩點全部推翻了嗎？

並不是。

對資產階級來說，他們只認立憲會議。但對布黨的根基——工農群眾來說，他們認的是蘇維埃。既然立憲會議拒絕通過《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要同工農自己選出的蘇維埃作對，在工農面前就將其反動本質暴露無遺。那麼對工農群眾來說，誰才是革命後的合法政權機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權機構，這個答案就更加明顯了。因此，雖然大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包括部分布爾什維克黨員）對驅散立憲會議表示十分遺憾，但對工農群眾來說，卻更加堅定了他們支持蘇維埃的決心。

謝邀， @安玲，這種鬼問題我就匿名答了，比起惡毒罵髒話在下自認遠遜各位左圈大佬。

惹不起，惹不起.jpg

先鋒隊的先進性和正確性是先驗的，不容置疑的，資產階級總是通過各種手段欺騙人民使之看起來比先鋒隊更受人民支持，也正因為如此，先鋒隊必須使用無產階級鐵拳無情地砸爛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狗頭，將人民帶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上來。

因此，反對先鋒隊戳破立憲會議畫皮的正義行為就是反對人民，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正義的蘇維埃會以人民的名義將這些逆賊處死，那些不服從蘇維埃命令偷奸耍滑的烏克蘭農民就是最好的榜樣。

Q.E.D.

是這個意思吧？

樓主可能想錯了，列寧對立憲會議的態度一直都是它可以參與政府建設，但絕不是最高政治機構，只能是個協調機構，工農兵蘇維埃才是最高政治機構，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好於議會制共和國，而且立憲民主黨在17年11月底就因為發動叛亂而被宣布為非法組織，這裡面的具體內容推薦你看蘇聯政治經濟體制70年一書

題主是質疑無產階級專政的合理性嗎？
還是說，你認為，無產階級應該在議會中和資產階級進行選舉，從而通過「合法」方式取得政權？

客觀說，列寧本人，包括他重用的斯大林，還有他授權捷爾任斯基成立的紅色恐怖組織「契卡」（後來的克格勃），能充分體現出俄式馬克思主義的風格，也就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

但值得玩味的是，被無數人唾罵的斯大林，在今天的俄羅斯，依然被東正教所承認，甚至斯大林快變成了聖徒。

這就是那個問題了，有人說群眾基礎。
俄羅斯從親手打死兒子的恐怖伊萬時期開始崛起，到涉嫌打死兒子的彼得大帝擴張，再到涉嫌謀殺親夫的葉卡捷琳娜達到頂峰。
沙俄一脈，似乎具有這樣的傳統——承認「暴君」的力量，只要他有真正的力量。
這就是他們即使施行了「紅色恐怖」，也仍然被緬懷的原因。

馬克思是德國人，其次才是猶太人。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源自德國甚至是普魯士的歐陸精神的影響。
就說馬克思自己，他因為喝酒打架的事也造成過很大的不良影響。這跟伏特加的俄國人倒是志同道合。
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的關係，這是西方自由主義並沒有正面解答的問題吧？

值得玩味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在馬克思的家鄉德國，誕生了極右的納粹政權。同樣的，希特勒也並不是完全通過選舉取得政權的。

最後再問一句，既然題主這麼喜歡議會鬥爭，那麼，美國選舉中的超級選舉人制度，以及超級代表制度，你怎麼評價呢？
你希望無產階級通過何種方式募集選舉經費？募捐嗎？
下圖是2016年美國大選募集經費的情況：

題主，你希望無產階級參加民主選舉，那麼，選舉經費的問題怎麼辦呢？
無產階級自己過日子都有壓力。

距離我當時的回答已經過去了幾天，現時的最高贊 @張舒遲引經據典，從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回答了這個問題，值得各位一觀，形成自己的世界觀。

我這篇回答僅僅增加了一些我的簡單註解，果不其然，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朋友如喪考妣，逮著我的回應就是一頓開火，至於對自己的答案的修正則更是暴露了自己的淺薄無知。結合這幾天各位知乎dalao們的回答，大家應該對他的回答有自己的看法。現在就集中地批駁他的一些奇思妙想。當然，必須大段大段地引用列寧的原文——這是為了正視聽，也是因為列寧同志自己的說法更具說服力了。@自由與獨立

先必須回應他提到的高爾基同志的雄文《從一月九號到一月五號》（《不合時宜的思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1版第259頁）。

我們必須先把原文拿出來，不然自由朋友就又有謠言的彈藥可以隨意射擊了。

（前面是說1905年帝俄時期。）

立憲會議相關的我不多言，大家的討論，不論左右，都有各自的共識。

我們專註於後面的槍殺工人，高爾基同志篤定的「《真理報》在撒謊」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先不對這個槍殺工人質疑（要是先質疑了怕是又有朋友要多嘴），我們要質疑這麼一點：為什麼高爾基同志這麼篤定組織遊行的不是資產者，這麼篤定遊行的是無產者自發的呢？說話是要有證據的，他的證據呢？大多數情況下誰在質疑誰就要舉證，是不是？上世紀末這個月發生的一件事情都是有視頻影象的，雙方都有自己的證據、資料。（為了答案安危我不對此事作任何評價，請不要借題發揮）高爾基同志的呢？前面說工人手無寸鐵，後面就說「他們很快就要互相干起來了」，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更重要的，這些東西的來源我們都無從得知，而且側面信息源是缺乏的。

也就是說，既然真理報在撒謊，那麼高爾基同志的工人證詞（不是流言）呢？他是從哪裡獲得的信息呢？如果當時的他難以提供，槍殺工人這樣的事情當時的外國媒體是一定會報道的，我們的側面證據呢？（當然，如果獨立鬥士能夠提供那是再好不過了，我們歡迎一切有理有據的質疑）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質疑：是不是工人的遊行就是神聖至高無上的了？是不是遊行就是絕對正確的？工人手上沒有「無產階級」的丹書鐵券，他們有好有壞，有進步有反動。譬如ISIS的自爆兒童，面對這樣的兒童我們該不該槍殺？不槍殺，讓他衝過來，會死更多的人。倘若是工人階級的少數人受蠱惑的遊行，那麼進行驅散，對少數煽動分子實行槍擊在那個歷史時期是再正常不過的。

——更多的言論見《列寧選集》第三版第四卷第41頁《致阿·馬·高爾基》。

……
您從痢疾和霍亂談起，而且一下子就發出一種不健康的怨恨：「博愛、平等」。這麼說來，好像這個被圍困的城市遭受貧窮、困苦和疾病，都是共產主義的過錯！！
……
您既不搞政治，也不觀察政治建設的工作，而是從事一種特殊職業。這種職業使您受到那些滿懷怨恨資產階級政治分子的包圍；這是些什麼都不了解、什麼都沒有忘記、什麼都沒有學到的人，在最好最難得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些彷徨迷茫、悲觀絕望、呻吟嘆息、死抱著舊偏見、惶恐不安、自己嚇唬自己的人。
……
您使自己處於這樣的地位，既不能直接觀察到工人和農民，即俄國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中的新事物；在這種地位上您只能觀察故都生活的片段，那裡工人的精華都到前線和農村去了，剩下的是多得不合比例的失去地位、沒有工作、專門「包圍」您的知識分子。勸您離開，您又執拗地拒絕。
……
今天看到的是無端打碎的玻璃，明天聽到的是槍聲和獄中的哀號聲，還有留在彼得格勒的非工人中最疲憊的人的片言隻語，然後是從知識分子，沒有首都的首都知識分子那裡得來的萬千印象……

接下來，我們再來回應自由可人兒的一些困惑。

我們倒過來先回答為什麼沒有鄙人自己的見解。

鄙人的見解與列寧一致，自然沒有什麼差別；在那個歷史時期，布爾什維克成功了，做的就是合理的——有些類似人存原理了（張舒遲先生對此有不同意見，可是如果要批駁可能就要另開一個回答了，如果獨立先生有興趣可以開一個問題然後在評論回復我，我倒是可以說說聊聊。當然，不會是您那種滿滿的全是戾氣卻全無乾貨、滿腔論點卻毫無論據、滿是嘲諷卻漏洞百出的回答）。鄙人唯一的見解就是很多人讀書讀少了。

再來看票倉被搶了這種可笑話。依靠，您看不看得懂呢？這裡說的不是選舉！是說力量的對比，立憲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同布爾什維克作鬥爭，各自的基本盤根本難以撼動，那麼中間搖擺的、要爭取的、要依靠的是誰？是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即使社革黨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階級的搖動性決定了他們在關鍵時刻會分化）！一系列歷史事實證明了在蘇俄內戰時期，農民階級確實出現了力量的轉移與分化（我想獨立先生可能又要碎催，要我拿出來事實了—— @啊的先生的答案里有）。

社革黨人是不是剝削者？上面那位先生的答案里也有（知道為什麼我過了幾天才來回答問題嗎？材料更多啊！我們的自由鬥士！）。

新舊國家機器——這裡的新舊似乎不是歷史年份差距，我想我們的自由朋友應該是高中靠數學拉分的，不然就這閱讀理解能力在江蘇（沒錯，答主是江蘇人）可能是上不了二本的。普選制再好是資產階級的普選制，捍衛的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在這個方面它是舊的。

至於後面那段貽笑大方的漢字堆疊僅僅能說明一點，至少您根本沒讀列寧同志的著作——哪怕是閱讀我節選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二次精彩爆笑更新，太可惜了，篇幅所限我們只能節選：

首先，我承認工人的先進性與覺悟性。……在「先進性」之後，我們更應該看到一點——那就是「平等性」。反覆強調工人「先進」並不能為以少數壓過多數辯護。

您知道沒有超階級的人權、沒有超階級的民主這樣一個血淋淋的事實嗎？在1917年的近五十年前我們的民主燈塔才剛剛廢除黑奴貿易制！1918年英國才實現真正的男性普選，而大陸東側的中國仍在動蕩不休！那麼，四萬萬人民算多數，為什麼能被日英等國的資產階級騎在頭上？廣大的黑奴算多數，為什麼也能被騎在頭上？（西方民主制度的陣痛！一些小挫折！）沒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沒有無產階級的抗爭，想要選舉多數勝少數？哪怕是明面上的工農的勝利？

否則按照這個邏輯，在一個1%是工人，90+%是農民的國度，難道就應該因為所謂的「先進性」，就要剝奪農民的政治權利，將國家交給工人不成？這怎麼看都太過荒謬。我也從來都沒有讓無產者繳械投降，但是既然農民是多數，那麼農民為什麼非要跟著少數的腳步走呢？這少數又有什麼權力讓農民跟你走呢？很顯然這位先生心中毫無「民主」二字！

一，工農聯盟。二，無產階級專政。三，先進性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歷史的。100個人拿著機關槍可能還真能打過拿著長刀的900個人，這就是「歷史的」。

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的人是誰？你自己造的孽，然後以此名正言順去剝削農民？剛才這位先生一本正經怒斥社會革命黨是剝削者，現在看來，布爾什維克剝削農民不算剝削了？農民再次不是人系列？真正在這裡吃人血饅頭的，正是在這裡以「工業化」之名，義正言辭為餓死數百萬烏克蘭農民的罪行辯護的你啊！

合著列寧同志特別喜歡打內戰。前面有答案回應了，不贅述。布爾什維克剝削農民，emm，實在話，你講斯大林時期我還真沒法接，因為工農剪刀差確實是存在的。但是列寧時期……您是不是要拿餘糧收集制說話？前面又有答案回應了，不贅述。

（後兩個問題都有高人回答，同樣的不贅述。）

最後，我也要告訴閣下一個殘酷的現實。除非閣下覺得社會革命黨組織的反抗跟立憲民主黨人組織的反抗，其參與者都不是人，否則閣下前面那些白衛軍云云完全就是轉移話題偷換概念謝謝。

雖然不是回應我的，但是我還是要說一句，人是有階級屬性的，是有反動進步之分的。反抗歷史潮流、讓俄國重新陷入內戰、讓外國干涉軍堂而皇之的介入的階級團體的反抗，碾碎了也好。

最後原諒我提一個問題，怎麼沒見您反駁列寧的話呢？您的滿滿信心呢？您的美妙邏輯呢？

==============以下原回答（在引用上做適當不影響答案的刪減）=============

《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里有一篇文章叫《 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 》，它寫於1919年12月16日，較為完整地回答了這裡很多答主的一些質疑和嘲諷。

我摘選一部分內容在下面（全文地址：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中國共產黨新聞-人民網 ——沒錯，人民網上有各種經典理論著作，神像擺放的還是很端正的）：

首先，列寧在此文中承認了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獲得總票數四分之一的布爾什維克勝利了，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聯合）並同它一起共獲得總票數四分之三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卻失敗了，怎麼會發生這種怪事呢？
……
　　現在的情況是，那些遭到失敗的人們，包括第二國際的所有擁護者，由於懷有瘋狂的政治仇恨，甚至不能嚴肅地提出布爾什維克為什麼會勝利這個極有意味的歷史的政治的問題。現在的情況是，只有從庸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觀點來看，這才是「怪事」，而上面這一問題的提出以及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將徹底揭穿這種民主派的無知和偏見。　　

簡明地，他直接回答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布爾什維克所以獲得了勝利，首先是由於他們得到了無產階級大多數人的擁護，其中包括無產階級最有覺悟、最堅決、最革命的部分即這個先進階級的真正先鋒隊的擁護。　

下面我們分幾個大方面來論述這個具體的問題，順便結合幾位答主的答案來闡述一下。

一、選票與工、農、兵

對有些人津津樂道的選票問題，我們看看列寧是怎麼回答的：

　　我們拿兩個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來看。在這兩個地方，選舉立憲會議時總共投了1765100票。其中：　　

　　社會革命黨人……………………218000票
　　布爾什維克………………………837000票
　　立憲民主黨人……………………5154000票　　

　　儘管那些自稱為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切爾諾夫分子、馬爾托夫分子、考茨基分子，龍格分子、麥克唐納分子等等之流）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平等」、「普選」、「民主」、「純粹民主」或「徹底民主」這些女神面前磕得頭破血流，城市和農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平等這一事實並未因此而消失。　　

　　這是在整個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不可避免的事實。　　

　　城市不可能和農村平等。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下，農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帶領農村。農村必然要跟城市走。問題僅僅在於，「城市」階級中的哪個階級能夠帶領農村，能夠擔當這個任務，以及城市對農村的領導採取什麼形式。　　

有位答主提出的論斷是正確的：帝俄末期城市和農村的分歧是巨大的。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農民群體的生產力在那個歷史時期是敵不過工人們的大工廠的，國家的經濟基礎、力量中心由於帝俄較充分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逐步的轉向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了，城市的力量比農村大。那麼依靠農民階級的力量一盤散沙的立憲民主黨人理所當然的難以打敗「先鋒黨」的掌握工人階級的布爾什維克。

因此，這段話就寫的相當赤裸裸：

　　在決定性時機和決定性地點在力量上佔壓倒優勢，這個取得軍事勝利的「規律」也是取得政治勝利的規律，特別是在殘酷的、激烈的、稱為革命的階級戰爭中取得政治勝利的規律。　　

　　首都或大工商業中心（這兩個概念在我們俄國是一致的，但並非在任何時候都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民的政治命運——自然，其條件是必須有足夠的地方力量、農村力量支持這些中心，哪怕這種支持並不是馬上得到的也好。　　

　　在兩個首都，在俄國的兩個最主要的工商業中心，布爾什維克的力量占決定性的壓倒優勢。在這裡，我們獲得的選票差不多比社會革命黨人多三倍。在這裡，我們獲得的選票比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加在一起的還要多。此外，我們的敵人已經四分五裂……　　

　　1917年10月至11月，我們把兩個首都奪取過來是有十分把握的，因為當時我們的力量佔壓倒優勢，政治上又有最充分的準備，無論是從集合、集中、訓練、考驗和鍛煉布爾什維克「軍隊」方面來說，或是從分化、削弱、拆散、瓦解「敵軍」方面來說，都是如此。　　

　　我們既然有十分把握能用迅速的、決定性的打擊奪取兩個首都，奪取整個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這兩個中心（無論從經濟上或從政治上講），我們就能夠不顧官僚和「知識界」瘋狂反抗，不顧怠工等等，而通過中央國家政權機關用事實向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證明，無產階級是他們唯一可靠的同盟者、朋友和領導者。　　

軍隊方面的論述也同樣支持了那位答主的論斷：

　可見，到1917年10月、11月，軍隊已有一半擁護布爾什維克。　　

　　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是不能獲得勝利的。　　

　　但是，由於我們在全部軍隊里擁有差不多半數的選票，所以我們在兩個首都附近乃至離兩個首都不很遠的各個方面軍中已佔壓倒的優勢。如果除開高加索方面軍不算，那麼布爾什維克一般說來比社會革命黨人佔優勢。拿北方面軍和西方面軍來說，布爾什維克得選票100萬以上，而社會革命黨人得42萬票。

　　可見，在軍隊方面，布爾什維克到1917年11月也有了政治上的「突擊部隊」，而這就保證了布爾什維克在決定性地點和決定性時機佔壓倒優勢。既然布爾什維克在北方面軍和西方面軍中已有巨大優勢，而在遠離中部地區的其餘方面軍中又有時間和可能把農民從社會革命黨方面爭取過來（這一點到下面再談），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軍隊方面對無產階級十月革命、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何反抗。　

二、「神聖」的立憲會議

另一位答主直接將推翻立憲會議視作反民主的罪惡行徑。

　　滿腦子小資產階級偏見的、忘掉了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精髓的第二國際「社會黨人」先生們，把國家政權當作一種聖物，當作一種偶像或者是正式投票產生的合力，當作「徹底民主」的絕對物（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說）。他們沒有看到國家政權不過是一個工具，各個階級可以而且應該利用（並應該善於利用）它來為自己的階級目的服務。　
……
　　機會主義者先生們，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內，嘲弄馬克思的學說，他們「教導」人民說：無產階級應當首先利用普選權爭得多數，然後根據這種多數人的投票表決來取得國家政權，最後在這個「徹底」（有些人說：「純粹」）民主的基礎上組織社會主義。

這段話直接回應了這位答主的指責。將立憲會議視作神聖不可侵犯是非常可笑的。對一個工人階級政黨而言，為什麼一定要在民意機關里留下那些剝削者呢？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里，沒有超階級的民主，與其在你的立憲會議里和剝削者與虎謀皮，不如推翻掉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新的國家機器。但是，那位答主有句話說的對，「立憲會議擁有充分的民意基礎。在這個情況下，反對立憲會議，無異於自絕於人民。」在這樣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的選擇當然是理所應當：因為民意是召開立憲會議，那麼如果能在立憲會議上爭取到多數，組織工人階級國家那就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如果不行，那麼推翻掉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機器建立自己的蘇維埃也是一條道路。

這種行為在解放戰爭前的國共和談就出現過。那樣的情況下，國共可能和平嗎？雙方都心知肚明。但是TG仍然要去重慶，一是推掉發動戰爭的莫須有的鍋，二是為了簽訂和約雙方共同建國的一絲可能——萬一成了呢？

後面一段話進一步解釋了這種「罪惡行徑」的實質：

　　第二國際的叛徒、蠢才和書獃子們永遠也不能理解的這個辯證法就在於：無產階級要是不把大多數居民爭取過來，就不能取得勝利。但是，如果把這種爭取工作局限於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條件下進行的選舉中獲得大多數選票，或者認為這種爭取工作只取決這一點，那就是愚不可及或是對工人的公然欺騙。無產階級為了要把大多數居民爭取過來，第一，應當推翻資產階級，把國家政權奪到自己手裡；第二，應當徹底粉碎舊的國家機構，建立蘇維埃政權，這樣一舉而摧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統治、威信和影響；第三，應當用革命手段、靠剝奪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經濟需要，以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影響。

三、反「人民」

可以說，解散立憲會議本身不但站在了立憲民主黨與其支持者的對立面，站在了社會革命黨與其支持者的對立面，同時也站在了布爾什維克內部其它一部分反對派的對立面，還站在了自己支持者(被「和平」忽悠來的士兵)的對立面上。

還是這位答主，他指出了解散立憲會議的反人民性質。前面的姑且不論，我們重點討論一番這個「站在了自己支持者(被「和平」忽悠來的士兵)的對立面上」這段。回答十分直接：

　　只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只有作為他們現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才存在著幻想，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群眾能夠具備高度的覺悟、堅強的性格、敏銳的洞察力和廣闊的政治視野，單憑投票表決就可以決定或者不需要長期的鬥爭經驗就完全可以預先決定他們跟哪個階級或哪個政黨走。　　

　　這是幻想。這是考茨基之流、龍格之流、麥克唐納之流的書獃子和甜言蜜語的社會黨人所製造的甜蜜的神話。　　

　　如果資本主義不是一方面使群眾必然處於飽經折磨、備受壓制、膽戰心驚、分離渙散（農村！）和愚昧無知的狀態，另一方面又把專事造謠欺騙、處處愚弄和蒙蔽工農等等的龐大機構交給資產階級，那麼資本主義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　　

　　因此，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引導勞動者擺脫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要小資產階級和半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預先決定「究竟是和工人階級在一起還是和資產階級在一起」這個極其複雜的政治問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非無產階級勞動階層發生動搖是必然的，他們必然要通過親身的實際經驗，才能對資產階級的領導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作出比較。

我們再引用一段：

　　在這方面，把1917年11月俄國立憲會議選舉同1917—1919年的兩年國內戰爭加以對照，能使我們獲得極大的教益。　　

　　請你們看一看，究竟哪些地區布爾什維克獲得的選票最少。首先是東烏拉爾地區和西伯利亞地區：投布爾什維克的選票分別佔12％和10％。其次是烏克蘭：投布爾什維克的選票佔10％。在其餘地區，投布爾什維克票的百分比最小的是大俄羅斯農業區，即伏爾加河流域黑土帶地區，但是在這個地區投給布爾什維克的選票佔16％。　　

　　我們看到，正是在1917年11月間布爾什維克得票百分比最小的地區，反革命活動、暴動以及反革命力量的組織最得勢。正是在這些地區，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政權支持了好多個月。　　

　　凡是無產階級影響最小的地區，小資產階級居民的動搖就表現得特別明顯：　　

　　起初，他們擁護布爾什維克，因為布爾什維克給了他們土地，而複員的士兵又給他們帶來了和平的消息。後來，他們反對布爾什維克，因為布爾什維克為了革命在國際範圍內的發展，為了保存俄國這個革命策源地，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傷害了」小資產階級最濃厚的情感即愛國主義感情。當布爾什維克表明將嚴格地不容違抗地要求農民按照固定價格把餘糧交給國家的時候，那些餘糧最多的地方的農民就特別討厭無產階級專政。於是烏拉爾、西伯利亞、烏克蘭的農民就倒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

　　再後，農民體驗了高爾察克統治區和鄧尼金統治區每個辦報人在每號白衛分子報紙上所鼓吹的高爾察克「民主」和鄧尼金「民主」，看到關於民主和「立憲會議」的言論，事實上不過是在掩蓋地主和資本家的專政罷了。　　

　　於是又開始重新轉向布爾什維主義，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後方的農民起義蓬勃發展起來。農民把紅軍當作解放者來歡迎。

換言之，所謂的「站在對立面」是一個十分狹隘的時期的士兵們的態度。

　　擁護「徹底」民主的人們不去仔細想想這個歷史事實的意義。他們過去和現在都給自己臆造出一種童話，彷彿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能夠「說服」大多數勞動者，並用投票表決的方式把他們牢牢地爭取過來。而現實證明，只有在長久的殘酷的鬥爭中，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沉痛經驗，才會使他們在比較了無產階級專政和資本家專政之後得出結論：前者比後者好。　　

　　在理論上，所有學過馬克思主義並願考慮19世紀各先進國家政治歷史經驗的社會黨人，都承認小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搖擺不定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動搖的經濟根源已被經濟科學十分清楚地揭示出來了，而這個經濟科學的種種道理又是第二國際社會黨人在報紙、傳單和小冊子上重複過千百萬次的。

我不用多加贅述，列寧直接回答了這位答主的激憤之詞。但是我想，在立場先行的前提下，雙方的意識形態都不相同，必然是難以互相說服的。

四、列寧的結語

　　把1917年11月立憲會議的選舉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從1917年10月至1919年12月的發展加以比較，就能作出一些有關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結論。現在讓我們試把其中主要的結論簡略敘述一下，或者至少提一提也好。　　

　　1．普選制是測量各個階級對自己任務的理解是否成熟的標尺。它表明各個階級想要怎樣完成自己的任務。這些任務的完成本身不是用投票表決所能達到的，而是要通過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直到進行國內戰爭才能達到的。　　

　　2．第二國際的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站在庸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觀點上，贊同它的偏見，以為投票表決能夠解決階級鬥爭的根本問題。　　

　　3．為了通過選舉和各黨派在議會中的鬥爭達到教育群眾的目的，參加資產階級的議會活動，對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來說是必要的。但是，把階級鬥爭局限於議會內的鬥爭，或者認為議會內的鬥爭是最高的、決定性的、支配著其餘一切鬥爭形式的鬥爭，那就是實際上倒向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　　

　　4．第二國際的一切代表人物和擁護者以及德國的所謂「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所有領袖，實際上正在這樣倒向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事實上卻在自己的宣傳中向無產階級灌輸這樣一種思想，即為了以後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應首先在形式上反映大多數居民的意志（也就是說，在資產階級議會裡取得多數選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人之類的腐朽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們根據這一前提所發出的反對「少數人專政」等等的一切號叫，只是說明這班領袖不理解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中實際上也是資產階級專政在統治，不理解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來摧毀這種專政的條件。　　

　　5．這種不理解特別表現在下面這點上：他們忘記了各資產階級政黨所以能統治下去，在極大程度上是靠它們對民眾的欺騙，靠資本的壓迫，以及在資本主義的本質這個問題上的自我欺騙。這種自我欺騙是各小資產階級政黨最顯著的特點，這些政黨通常總是想用多多少少隱蔽的階級調和的形式來代替階級鬥爭。　　

　　那些自稱為「社會黨人」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奴僕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說：「首先應當讓大多數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條件下，即在保存資本權力和資本壓迫的條件下——公開表示擁護無產階級政黨，只有那時，無產階級政黨才能並且應當奪取政權。」　　

　　我們說：「首先應當讓革命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摧毀資本壓迫，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那時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才能靠剝奪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需要，迅速博得這些群眾的同情和擁護。」相反的情況將是歷史上罕見的例外（象芬蘭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在這種例外的情形下，資產階級也可能發動國內戰爭=）。　　

　　6．或者換一種說法：　　

　　資產階級和它的應聲蟲即自稱為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說：「首先我們保證在保存私有制和資本壓迫（即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條件下承認平等或徹底民主這一原則，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爭取由大多數人來作出決定。」　　

　　我們則說：「首先是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奪取國家政權，破壞事實上不平等的柱石和基礎，然後由戰勝了剝削者的無產階級帶領所有勞動群眾去消滅階級，也就是去實現並非騙局的唯一的社會主義的平等。」　　

　　7．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除了無產階級，或除了無產階級中已認識到自己的革命任務並能為實現這些任務而鬥爭的那一部分人以外，還有人數眾多的沒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半小資產階級勞動者階層，他們跟資產階級走，跟資產階級民主派走（其中包括跟第二國際的「社會黨人」走），受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欺騙，因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者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沒有認識到靠剝奪剝削者來滿足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可能性。　　

　　這些被剝削勞動者階層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提供同盟者，無產階級先鋒隊和這些同盟者加在一起，就在居民中佔了可靠的多數，但是，無產階級只有用國家政權這樣的工具，即只有在推翻了資產階級並破壞了它的國家機構之後，才能爭取到這些同盟者。　　

　　8．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力量都要比無產階級在人口總數中所佔的比重大得多。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控制著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中心和命脈，還因為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代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多數勞動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當無產階級占人口少數時（或者說當覺悟的和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占人口少數時），它也能推翻資產階級，然後從人數眾多的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中把許多同盟者吸引過來，因為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從來不會預先就表示擁護無產階級統治，不會懂得無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和任務，而只是根據自己以後的經驗才確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必然的、正確的和合乎規律的。　　

　　9．最後，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總是有很廣大的小資產階級階層，他們必然在資本和勞動之間搖擺不定。無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勝利，首先應當正確地選擇對資產階級舉行決定性進攻的時機，並且要考慮到資產階級與它的小資產階級同盟者分道揚鑣或這種聯盟不穩固等情況。其次，無產階級應當在自己勝利之後利用小資產階級的這種搖擺來中立他們，阻止他們站到剝削者方面去，應當善於在小資產階級搖擺不定的情況下堅持一個相當時期，如此等等。　　

　　10．要使無產階級作好奪取勝利的準備，必要條件之一就是進行長期的、頑強的和無情的鬥爭，去反對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社會沙文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資產階級影響和思潮。這些影響和思潮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無產階級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中行動的。不進行這種鬥爭，不預先完全戰勝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就根本談不上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布爾什維主義沒有在1903—1917年預先學會戰勝孟什維克，即戰勝機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並把他們從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中毫不留情地驅逐出去，那麼它就不能在1917—1919年戰勝資產階級。　　

　　現在最危險的自我欺騙（有時簡直是愚弄工人），就是德國的「獨立黨人」領袖們和法國的龍格派等等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行動上在繼續推行那種舊的慣用的政策，即向機會主義作大大小小的讓步，對機會主義採取調和態度，百般迎合資產階級民主（即他們所說的「徹底民主」或「純粹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等等的偏見。

這段話我直接全文引用，因為實在是太過精到，講明白了上面一些答案、一些思潮的實質。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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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在我的評論區請好好說話，過分的直接刪掉。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沙俄參加世界大戰，戰爭把國家拖到崩潰，工業城市士兵組成的士兵蘇維埃要和平要麵包要退出這場愚蠢的戰爭。

列寧最激進的一切權利歸蘇維埃的政治主張切合了士兵們最普遍的訴求，布爾什維克成了這群急於退出戰爭士兵最直接的政治代言人。

於是士兵們覺得選舉優勢很大，一路高歌猛進獲得城市選舉的絕對勝利，卻發現沙俄依然沒徹底動員加入戰爭的各種邊區選舉反了過來，布爾什維克敗選，假如這個時候列寧選擇遵守民主選舉結果，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會第一個把列寧和他的黨掛路燈，重新選一個代表然後組織軍隊去乾死傻逼貴族們。

我一直覺得拿後續俄國內戰持續到20年代說布爾什維克沒有帶來和平是馬後炮，是一種很滑稽的辯論技巧而已，1917年臨時政府組織的一次西南方面對德奧攻勢全面潰敗後，士兵已經對政府能帶來和平感到絕望，臨時政府丟了軍隊控制權，士兵蘇維埃和各軍閥控制越來越多的士兵用武力支持自己政治觀點，內戰已經不是選票和討論可以阻止了。

如果非要打一個馬後炮，臨時政府建立後對軍隊擁有控制權時就該退出世界大戰，社會民主黨早該明白沙皇下台不是人民民主意識覺醒了而是1500萬俄軍死傷慘重，撤退下來傷殘士兵散播著戰爭的恐懼，世界大戰正動搖整個俄羅斯社會秩序的一切。為了英法承諾的利益繼續把人往前線火坑推，沒讀過書的人都會問克倫斯基你是不是傻？

最後的最後，我個人一直認為陰謀家是決定不了也創造不了歷史的，真是陰謀創造歷史這樣的話，一把手槍就改變世界了括弧笑

有些左翼分子的回答太有意思了，他們聲稱列寧這麼做是為了維持秩序，立憲會議是蘇俄內戰的根源？那蘇俄內戰是怎麼爆發的？蘇聯史的權威書籍《失敗的帝國》一書中很清楚地指出了蘇俄內戰的根源:
"被驅逐的立憲會議的各黨領袖為了躲避列寧的搜捕，逃往俄國各地。他們有的為了自己的私利想發動第二次政變推翻列寧，他們有的為了國家的民主進程不被列寧中斷。開始擴軍備戰，有的還聯繫了波蘭，英國，法國,德國等國的援助。"
這就很清楚了，列寧驅散合法的立憲會議才是內戰的根源。允許列寧動武，不許其他政黨來用武力回應？

因為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沒有被選上(儘管布爾什維克完全控制了媒體，布爾什維克仍然沒有獲得25%的選票，按照選舉結果，布爾什維克為第三大黨)，之後掌握兵權的列寧開始耍流氓了，取締合法的俄羅斯"立憲會議"，逮捕並屠殺勝選的俄羅斯立憲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人。
前幾年，中國一些論壇上的精神蘇聯人號稱列寧想要把遠東原本屬於中國的土地還給中國來證明列寧多麼偉大，實際上呢？你們的精神導師列寧在1918年在蘇俄內戰剛爆發時在黨內部的會議上就說出了下面的話:
"我想遠東的廣大的土地，包括海參崴等城市，是我們俄國的土地，我們有能力就佔領它！"
那為什麼列寧假意號稱要歸還沙俄吞併的中國領土呢？因為那時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根本對遠東地區沒有控制權。為什麼後來又不還了？列寧打贏了內戰，控制了俄國全境。
這個問題就和"立憲會議"問題一樣，形勢變了，對策就要變化。
那些鼓吹列寧如何偉大的人一直頌揚列寧如何正直，如何國際主義。
但是通過上述一系列的行動，包括先在1918年承認烏克蘭獨立，再在1920年大舉入侵烏克蘭的行為。我們可以分析出列寧是一個心狠手辣的聰明狡猾政客。他打著國際主義的旗號，表面上批判獨裁和沙文主義，實際上還保留不少俄國人特有的沙文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