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不是蘇俄)時期有一定規模的罷工嗎?

一個無聊的問題,蘇聯消滅了本國資本主義。是否也就是說不存在勞資矛盾。


下文摘自李星同志的《蘇聯左翼地下活動小史(1940--1990)》:

1962年新切爾卡茨克工人罷工和起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後蘇聯工人鬥爭中,領導者往往是那些與老一代托派有聯繫的新生代馬列主義者。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活動家,當屬1962年6月1-3日新切爾卡茨克工人罷工和起義的積極分子帕·西烏達。他是著名工人布爾什維克帕·西烏達的兒子,30年代中期,老西烏達被槍決,兒子和妻子在勞動營度過多年時光,與營內的托派朝夕相處。戰後小西烏達當了工人,並成為一場工人罷工和起義的參加者。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西烏達詳細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和經過。

  1962年蘇聯普通人的工資水平出現全國性的滑坡,這與赫魯曉夫當局的系列經濟錯誤有直接關係。5月末,1萬4千人的新切爾卡茨克電力機車製造廠鑄造車間貼出告示,宣布今後車間工人的工資將「有所調整」。工人們並未表現得很激動,從2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已承受了許多壓迫、恐嚇與欺騙,再多一次又怎樣?習慣啦!中央的官員們顯然也是這樣考慮的。

  但第二天(6月1日)全城市民都發現牛奶、肉和雞蛋的價格上漲了25%,再加上多少年無法改善的食品短缺現象,再加上斯大林時代就出現和存在至今的工人住宅極度緊張問題,看著這一切,許多職工腦袋裡的某根神經明顯發生了「過熱」。不過,形勢徹底爆炸還要「歸功」於廠長(蘇共州委成員):當他在車間里聽到大夥的怨言時,便輕鬆地回答說「沒有香腸吃可以吃乳酪餡餅嘛」(堪稱「何不食肉糜」的蘇聯幹部版)3。在場的金屬工人再也忍耐不住,立即拋下手中工作,並拉響工廠汽笛;全廠工人們衝出廠門,罷工和集會開始了。在集會上,有人提出堵鐵路,以便把罷工消息帶到北高加索鐵路的沿線各地(新市是北高加索鐵路樞紐站),群眾表示贊成;在被堵的鐵路線上,掛出了帶有經濟要求的口號--「我們要牛奶!我們要香腸!」「我們要房子!」,在被堵住的火車上,有人寫下標語「拿赫魯曉夫做香腸!」4。

  一群廠領導急忙出現,試圖向群眾「發表講話」,但立即被痛打,不得不逃跑;稍後,州委第一書記巴索夫再次試圖於廠行政樓陽台上向群眾發表講話,但也被雨點般石塊打沒了影;市公安局迅速派人趕到現場,但當人群向警察走去時,公安幹警閃電般跳上車「轉移陣地」去了。當晚,出現了第一批徒手進城的部隊。

  在當晚舉行的群眾集會上,「有人提出派代表去鄰近城市發動工人,有人提出佔領電報局,把罷工消息發送到全國各地」5;帕·西烏達在集會上發言指出奪取政權可能會立即導致對波茲南事件(波蘭)和匈牙利起義的血腥鎮壓在國內重演,所以「最好堅持罷工,加強組織性、堅定性和忍耐力」6;作為下一步的具體行動,他號召「全體工人制定出具體要求的清單,並於明天進行全城大遊行,把要求向市當局提出」。

  當天夜裡,工廠宿舍區一片騷動,根本沒人睡覺;街上是通宵集會,家家都在討論,有些工人把赫魯曉夫標準像一卷卷燒掉。政府有關部門也沒閑著:當時天氣極熱,有人把幾輛滿載瓶裝橘汁的卡車停在集會現場附近,然後「司機不見了」;有關部門在暗處擺好攝像器材,等著看工人打砸搶。讓特工們困惑的是,整整一夜,工人們連一瓶汽水也沒拿7。

  6月2日清晨,工廠已被全副武裝的內衛(即武警)部隊佔領,但工人們還是按期舉行了集會。集會群眾通過了「發動市內其他企業、舉行遊行」的決議。「數千人的遊行隊伍從廠區走向市中心,道路很長。一些工人和家屬前去其他工廠,號召他們支持罷工。很快,建築工人、石油機械製造廠工人和其他較小企業的職工都跑來參加遊行。隊伍中出現了紅旗、列寧像,群眾唱著十月革命前的戰鬥歌曲。大家都非常激動,被一種信念和力量衝擊著。……當我們走到鐵路橋頭時,大家看到橋樑已被坦克和武裝士兵封鎖了。隊伍停下了,沉默了。然後,我們一步步地走向橋頭,反覆高喊著』給工人階級讓路!』、』給工人階級讓路!』、』給工人階級讓路!』,坦克和士兵沒有開火,巨大的人流飛快地穿過警戒線,走向橋中心,我們更加激動了。更加雄壯的革命歌曲回蕩在我們和城市的上空」8。

  遊行隊伍到達市委大樓以後,也碰到了成群武裝士兵。當人們得知公安已秘密逮捕了一批「鬧事分子」後,就立即跑到市公安局試圖解救被抓工人;群眾情緒已白熱化,開始衝擊公安局大門,當人們逐漸湧入大樓內部的時侯,槍終於響了。先是短促的一梭子,然後便響成一片;「人群向後急步退去,只看見一個小夥子被人們高舉著快跑,那人的白襯衫上大塊的血水不斷滲出」9。與此同時市委大樓附近也開了槍。被害人遺體始終沒有交還家屬,死傷數字也被列為機密,當時蘇共內部傳達文件公布的數字是22人死亡,39人受傷。大逮捕開始了。一共7人被槍斃,包括西烏達在內至少105人被判刑。6月5日,《真理報》戲劇性地刊登了「新切爾卡茨克電力機車製造廠工人來信」,「信」中以「我們工人集體」名義表示「完全擁護黨中央加強農業建設的政策」(即食品全面漲價政策--譯者注),並發誓「以飽滿的鬥志為農業機械領域生產更多更好的配件」。這封所謂的工人來信,為鎮壓寫下了最後一筆。

  新切爾卡茨克起義,是工人階級對蘇聯官僚多年高壓政策進行的本能反擊;這之前和之後都發生過不少小規模的工人騷亂,但新切爾卡茨克事件的影響最大。監獄和勞改營的經歷沒有讓西烏達改變信仰,1990年被暗殺前夕,他曾作過一次總結性發言,他指出「……在20年代初,革命的方向逆轉了,沒有繼續前進。我們今天的努力目標不應該是什麼』新經濟政策時期』,更斷斷不能回到沙俄時代,而是要爭取社會對國家的全面控制,就像十月革命初期那樣。人民群眾要爭取把對國家的控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設法讓國家機關逐步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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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的蘇聯工人罷工運動 

 晚期蘇聯是個表面富足祥和、內里焦慮不安的社會。由於缺少起碼的政治自由,工人運動主要以罷工和地下小組的形式存在。因為食品短缺問題的惡化,1980年5月9日高爾基汽車製造廠工人舉行罷工,四名為首者被捕。1980年初明斯克無線電廠工人罷工以抗議工資下降,三人因此被捕。1980年3月,因為工資拖欠,明斯克拖拉機廠的兩個車間罷工,為首工人全部被捕。

  1980年10月,在一份名為《職工工資與勞動環境領域的不規範所引起的個別消極現象》的絕密文件中,蘇共中央書記處承認存在著「廠領導與職工之間的誤會和衝突,以及因此產生的停工和其他不健康行為」,「絕大多數(罷工)的起因是(管理幹部)破壞有關規定,變更工資水平和不定時發放工資和獎金,惡劣的勞動環境,以及(幹部)對人民群眾的申訴抱有輕率態度」12。據文件透露,在1980年,烏拉爾地區下伊塞特冶金廠57個工人因為獎金問題罷工(8月);立陶宛的阿立圖斯棉紡廠116個工人兩次罷工,反對工資下降(9月);發生罷工的還有奧爾忠尼啟則聯合製造企業、南烏拉爾機車製造托拉斯下屬企業156號建築修理隊等等。罷工區域包括烏克蘭、南方省份、高加索、中亞(阿什哈巴德)、愛沙尼亞;發生罷工的企業既有重工業,也有輕工業;儘管罷工的絕對人數並不很多,「1979年統計的拒絕工作事件約三百起,參加者共九千人」,但讓官僚們恐慌的是,罷工規模有上升趨勢:「有時罷工不限於一班工人,而是蔓延到下一組上班工人,1980年10月15日北方制鎳廠就出現了類似現象,在三天內120個工人連續罷工」13。官員們除了照例打打「提高警惕、增強教育、嚴格生產紀律」的官腔,也被迫再三申明「需要特別注意避免工業領域內延長工時和周日加班的決定」14。

「馬克思主義工人組」

  七十年代末,工業中心古比雪夫市出現了名為「馬克思主義工人組」的組織,它的核心是石油工程師阿·拉茲拉茨基。拉茲拉茨基秘密撰寫和出版了一系列小冊子,他認為蘇聯社會是「封建農奴制社會」,提出「打倒農奴專制!要無產階級專政!」15的口號。他的親密戰友是金屬工人伊薩也夫,後者於所在的鑄造車間領導了數次成功的經濟罷工,罷工時間從兩三個小時到最長的48小時不等,主要要求是向工人定期提供特製工作服、充足的清涼飲料等等16。小組堅持了5年的地下活動;1981年12月13日波蘭當局宣布軍管,開始鎮壓團結工會,12月15號啟動全蘇大搜捕,一切工人地下活動被徹底掃蕩。共有15個人因「馬克思主義工人組」一案被抓。伊薩也夫被特種精神病專家們「觀察」了一個月,拉茲拉茨基被「觀察」了兩個月;他們還算幸運,由於認識的人太多,由於拉茲拉茨基作為石油專家的名氣極大,國安部門沒有(像對付單個異端分子那樣)讓他們變成半瘋。

  很快,伊薩也夫被秘密判處10年勞改和流放,拉茲拉茨基被判12年勞改和流放;坐了六年牢之後,他們於80年代後期提前出獄。1989年拉茲拉茨基去世;直到今天,伊薩也夫仍以「無產階級專政黨」的名義在古比雪夫(今名薩馬拉)堅持活動。

  在長久的官僚專斷時代,成百上千的地下左翼活動家們來了又去了,一個個組織產生和消亡了,多數人的最終命運至今不為世人所知;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他們都是勇敢和忠於信念的人,在與那個似乎是千年王朝的蘇聯官僚專制機器的搏鬥中,他們確乎履行了馬克思的口號:「就算生命因此死去,也決不讓死亡繼續活著!」  


經濟性質的罷工,上面的顧倩先生說的就可以了,下面說幾個政治性的。
1956年喬治亞示威,發生在三月。其原因是人民相當懷念斯大林,反對赫魯曉夫的批判斯大林的行為。換言之,這次示威是懷念體制引發的。最終在3月9日到10日,人群被步槍與坦克驅散,大約有數百人傷亡。
1965年埃里溫示威,超過10萬人參加。其目的是要求蘇聯承認並且紀念亞美尼亞大屠殺,並且要求解決納希切萬問題。最終蘇聯解決了前者,建立了紀念館。
1968年紅場示威,目的是抗議蘇聯和其它國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釋放杜布切克。最終示威被粉碎,一些參加者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等地。
1972年立陶宛抗議(主要發生在考納斯)事件,起因是一位學生自焚以抗議蘇聯對立陶宛共和國的佔領,隨後成千上萬人參加——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共青團員。最終示威被鎮壓,數百人被逮捕。
以上示威的相當部分參加者都是工人,餘下的則是學生為主。很有趣。


搜新切爾卡斯克事件
蘇聯第一起出動軍警武力鎮壓罷工不是發生在斯大林時代,而是發生在精英們口中「解凍」的赫魯曉夫當政時期,工人為什麼要罷工,是反體制么?不是!是反對赫魯曉夫農業改革導致物價飛漲,工人是舉著列寧的畫像被赫魯曉夫鎮壓的。當然,索爾仁尼琴這類小清新最愛的反共神棍蠢蛋一如既往地選擇性無視。


系統地進行歸納匯總蘇聯各個時期的罷龔工,【覺得還可以的,收藏點贊加關注本號】

一、史達林時期的「活動」

1953——1954年的犯人大起義

40年代後期蘇聯全境的地下馬列小組如野火般蔓延開來,較為出名的有南方城市瓦洛尼什的「共產主義青年黨」,這主要因為它的成員中包括後來的著名詩人阿·瑞古林(回憶錄《黑石》的作者 )1。其他的小組就沒那麼走運了,從蘇聯官方材料中的隻言片語里,我們知道當時還存在過「列寧綱領派」、「列寧反對派」和「工人反對派」等「窮凶極惡的反蘇地下團伙」,但詳細情況至今被鎖在檔案庫中(與中國大陸自由派的宣傳相反,蘇聯解體後,多數國家檔案並未對公眾開放,有權借閱的僅限於少數學者,公布材料則需要government的許可--譯者注)。40年代末「列寧的事業」小組曾活躍一時,它的主要成員後來在集中營參加過1953——1954年的犯人大起義

——作者:阿·金澤爾;瓦·拉古金科 赤軍譯(略有刪節)

PS:這些地下的小組發生在斯大林時期的哦,要「地下」搞,意味著什麼,你懂的

二、赫魯曉夫時期的事件

1、1956年3月喬治亞示龔威事件

其原因是人民相當懷念斯大林,反對赫魯曉夫的批判斯大林的行為。換言之,這次示威是懷念體制引發的。最終在3月9日到10日,人群被步槍與坦克驅散,大約有數百人傷亡。

1956年3月5日,也就是斯大林去世三周年紀念日,喬治亞共和國首都第比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示龔威和急會。這是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會議上作了《關於個人迷信》報告後,在斯大林的故鄉引起的激烈反響。示龔威和急會是在哀悼斯大林和保衛斯大林的口號下進行的。開始,喬治亞黨和政府採取觀望的態度,大規模的示龔威和急會持續到3月9日,局勢越來越激烈。為了驅散示龔威的群眾,當局動員了軍隊並使用了武器。蘇聯當局一直封鎖這方面的消息。《勞動報》記者斯塔特尼科夫是這一事件的目擊者,他當時給自己報紙的主編寫的秘密信件記述了事件的過程,可以從中了解某些真相。

斯塔特尼科夫關於喬治亞事件經過——

致布爾科夫密信
(1956年3月12日)
致《勞動報》主編布爾科夫同志
給您寄去兩份文件的複製件:喬治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喬治亞共青團中央的告居民書和第比利斯衛戍司令的命令。
告居民書和命令從3月9日至3月10日24時用無線電每隔15~20分鐘(晝夜不停)用喬治亞語和俄語反覆播放。3月10日一早,全城就貼滿了這個命令。
這兩個文件的內容本身就促使人們認真思考!
那麼,喬治亞首府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為什麼要用大功率的擴音器用兩天時間向第比利斯居民播放告居民書?
為什麼需要發布命令通告實施軍隊巡邏制度?
我將力求較詳細地回答這些問題,也就是說,通過不公開的報道來敘述我本人親眼目睹的或從可靠消息來源(在場的共產黨員、新聞工作人員)得知的事件經過。
為了使事態的脈胳更加清楚,我將按照時間的順序敘述事件的發展過程。
3月5日上午10時左右,我正在勞動宮大廈附近(回記者站途中)。突然,傳來尖銳的持續不斷的汽車鳴笛聲(按汽車檢查監督機構的規定這是不允許的),隨即從街角轉出來一群人。是一批不戴帽子的大學生(約120~150人)。隊伍沿街道中央行進。最前面的一排人舉著斯大林的畫像和幾個花圈。隊伍的組織者不斷向駐足在人行道上的人群講話,號召他們脫下帽子向斯大林表示哀悼。也有人不時從隊伍中跑出來,走近停下的汽車,要求司機持續鳴笛。這一天,出現了幾支這樣的隊伍。這些隊伍都是去廣場給斯大林紀念碑獻花圈的。
第二天,這樣的情景又再次重現,但更加有組織。人數在增加,特別是在中午幾個學院下課以後。除斯大林的畫像外又增加了列寧的畫像,出現了掛有服喪綢帶的紅旗。
這天下午4時,黨中央召開了一次會議,我也參加了。請來了各部和報刊的領導工作人員與會(有70~80人)。喬治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姆扎瓦納澤同志宣布開會後,在簡要的講話中號召與會人員開展實際工作貫徹執行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然後,他宣告將傳達蘇共中央「關於個人崇拜」的信件。致歉後他隨之離開,讓中央書記姆切德利什維利同志代替他傳達文件。
讀畢文件,通報我們說,信件內容將傳達到所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沒有任何人提出問題,會議就此結束。
3月7日,國立斯大林大學的學生們一早就停止上課,前往市區街道。支持他們的有農學院、工學院和其他一些學校(在第比利斯共有19所高等學校)的學生。喬治亞的中學生也參加了大學生的行動。這裡應當指出,有幾批大學生強迫中學生上街,打斷了課業,並威脅校長們說,否則要打碎玻璃,毆龔打他們。所有這些人群的行動沒有受到任何人制止,他們在該市主要大道——魯斯塔韋利大道——向列寧廣場行進。大約在上午11時左右,在政府大廈附近,在汽車持續鳴笛聲中,這些人群齊聲大叫:「光榮屬於偉大的斯大林」、「光榮屬於領袖斯大林」。然後,他們繼續向列寧廣場移動,又在市蘇維埃大樓附近停留。一些人朗誦關於斯大林的詩,合唱頌揚斯大林的歌曲。
3月8日,遊行隊伍的數量增加了。出現載滿人的卡車。人們在車上舉著紅旗和列寧、斯大林的畫像在市內各處行駛、高喊「列寧—斯大林」、「光榮屬於斯大林」等口號。當然,誰也沒有分撥汽車給他們,但做法很簡單:人群擋住空車,爬上車廂,用毆打相威脅(如果司機不是喬治亞人)或者用喬治亞的民族感情來打動,迫使司機開車載他們在市內周遊。也發生這樣的事件,當一名司機拒絕開車時,這是在斯大林大橋上,流氓們把他從駕駛室拉出來,從橋上投入庫拉河。發生過幾位司機不聽從而被打的事件。
這一天氣氛已經十分緊張。大約下午3時左右,我在列寧廣場上的人群之中。某些策動者和挑唆者登上檢閱台,向彙集的人群提出種種建議。例如,當有一個人喊道:為什麼市裡沒有服喪的旗幟?市蘇維埃門前原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像的覆牆畫為什麼不掛出來?然後,有人就問:誰同意掛像,請舉手!人群中發出一陣喝采聲,並且大喊:我們要求立即把畫像掛上去。一批約幾十個人便奔向第比利斯市蘇維埃。他們找到管理員,找到那塊立即把畫像掛上去。一批約幾十個人便奔向第比利斯市蘇維埃。他們找到管理員,找到那塊覆牆畫,並從屋頂上,在人群嘈雜的讚揚聲中,把畫像掛到了大樓上。民警局工作人員有什麼反應呢?什麼反應也沒有。這些日子裡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和喬治亞人民的兒子——斯大林—朱加什維里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這個名字一再被提到,以強調突出自己的感情。
然後,檢閱台上的人又指著外高加索軍區司令部的大樓叫喊道:「喬治亞人!如果你們想掛列寧、斯大林的畫像,就去提出要求吧!」這就足夠了,人群當即湧向司令部。衛兵及時關上了鐵門。於是,人群開始砸門,大喊大叫,有幾個人在好事分子的讚許聲中從水管爬上陽台,掛起了兩幅服喪旗幟。人群在司令部門口喊叫了約一個小時。隨後,可能得到指示,士兵們從大樓頂上放下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大幅畫像。
而這時,從檢閱台上不斷傳下新的「要求」:全市服喪、裝上麥克風和擴音器、建議詩人和作家們對喬治亞人民講話。不僅如此,還建議要把當天來作客的朱德元帥請到這裡來(而且當即拼湊了一個代表團)。以後,台上又宣布,他們同他談過了,但他因病不能來。
傍晚,列寧廣場和紀念碑前都已安裝好了麥克風。成千人的人群可以清楚地聽到發言。挑唆者們控制了講台,更加不遺餘力地用民族主義和反蘇的演講煽動人們。事態遂按照敵對分子所設想的那樣發展起來。
發言者的姓名照例都不宣布,或者宣布一個假名字。這些「演說家」毫無顧忌地發表挑動性的演說,內容基本上都是沙文主義和反蘇性質的。茲舉出我所聽到的幾例如下。
一名發言者(在列寧廣場)用長篇演說曆數了斯大林的功績,最後總結說,自斯大林去世以後,原先取得的成就都在消失,國家,首先是喬治亞必將死亡。然後,從口袋中掏出黨證,號召為斯大林的事業而奮鬥,如果有需要也將獻出自己的生命。接著他在空中搖動著黨證,喊道:「誰願意宣誓,請舉起來」。空中閃爍著若干張黨證和幾十張團證。他們高喊著:「我們宣誓,我們宣誓!」
站在我身旁的民龔警局工作人員,有的表示憤慨,而有的則微笑而已。誰也不曾向講台移動半步去檢查這名挑唆者(也許他手中的黨證是偷來的)。但是,播下的挑撥的種子發出了反龔革命的芽。緊接著下一個發言者就表達得更加粗暴和更加直截了當。一個梳著塔爾齊髮型的壯漢,自稱是大學生,開始揮舞拳頭,漫罵了一通黨和zheng府領導之後,回顧了喬治亞反對外來敵人的鬥爭歷史,最後說:「有誰膽敢玷污對斯大林的光輝記憶,喬治亞人是不會原諒的。不準批評斯大林——我們的領袖。修正斯大林的觀點就是修正馬克思主義。他們將因攻擊斯大林而付出血的代價。 這名「演說家」贏得長時間的鼓掌。而這竟發生在喬治亞首都的中心廣場上!
誰也不曾試圖去制止這種胡鬧。突然,不遠處發生一起毆龔斗,有人大聲求救。原來是一群流氓毆打一個對此種情景出聲表示憤慨的人。靜察好不容易才把被害人搶了出來。

麥克風旁的發言繼續進行著。突然傳出用俄語講話的聲音。因為這時我站得較遠,沒有看清講話人的面孔。但是,喬治亞的口音告訴人們,講話的並不是俄羅斯人。這裡要聲明一句,為了小心起見,我沒有做記錄,只是努力記住講話內容。這一天,有一個帶照相機的人把相機對準講台,當即挨了一頓打,相機也被砸壞了。下面我根據記憶轉述這位老兄的發言(他是宣讀的):
「我是莫斯科一個學院(什麼學院,他沒有說)的大學生,代表莫斯科所有大學生向你們致以衷心的敬意,並告訴你們,他們緊緊地握住你們的手,並請求你們把開了頭的事情繼續進行下去。我們保證(這裡他特別提高了聲調)予以支援。和喬治亞人民一樣,我們也對中央那封矛頭指向領袖斯大林的信十分憤慨。寫這封信的目的是破壞各族人民的友誼,製造不和,把歷史拉向後退。誰也不會容許貶低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偉大的斯大林的功績。只有人民的敵人才會修正馬克思主義。」
這時有一個女人,為了進一步渲染氣氛,在台上喊道:
「請聽吧,喬治亞人!莫斯科有人支持我們。現在,不僅僅在喬治亞,而且在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和其他城市也在舉行群眾大會。我們宣誓,將為斯大林的事業而奮鬥!
當人們把青年詩人諾涅伊什維利抬上檢閱台時,響起了一片讚揚聲,掌聲四起。他朗誦了頌揚斯大林的詩。然後,他高聲喊道:「我也和你們在一起。」
這一天發言的還有喬治亞知識分子的其他代表人物:阿巴希澤、卡拉澤、博博希澤等詩人和作家。他們朗讀了在斯大林逝世之日寫的詩。
但這還不能使人群滿意。麥克風傳出這樣的聲音:「我們要求有關於斯大林的新的詩作,你們要表達這些歷史性日子的情緒。」
「我們等待院士詩人、斯大林獎獲得者約瑟夫·格里沙什維利的表演已經兩天了。為什麼他不來表演?當斯大林在世時,格里沙什維利拿到許多錢,而現在卻不想說一聲感謝嗎?這樣的詩人喬治亞人是不會原諒的。」
任何人上台發言都行,只要他表達出挑唆者們製造的情緒就行。甚至有這樣一個神父,他為喬治亞人的神聖事業——捍衛斯大林的名字——而祝福。
據說,在紀念碑(擺滿了花圈)附近,「演說」更加令人氣憤。
3月9日,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狂熱情緒發展到了極限。在街上遊盪的已不僅是青年,而且也有成年人。大多數勞動組合都停了工。小機關的職員都丟掉工作,走上街頭。某些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企業出現不上工的現象。簡單地說,城市的正常生活遭到明顯破壞。這就是為什麼黨中央(固然,已經很遲了)發出告市民書的原因。
從早晨起,公共交通的運行——電車、公共汽車、無軌電車——就受到干擾。數以十計的卡車裝滿了人,舉著旗幟和畫像在市內行駛。他們唱歌,高喊「列寧、斯大林」、「光榮屬於斯大林!」在市內的街道上出現了降半旗的做法,大樓的門前都掛上了列寧、斯大林像。前一天晚上,共和國報紙《共產黨人》和《東方曙光》的編輯部闖進一批不明身份的人,威脅說,如果不出版悼念專號就要把編輯部和印刷廠炸毀(此後兩個編輯都布置了警wei)。
3月9日,兩家報紙發表了社論《記念約?維?斯大林逝世三周年》,刊登了「列寧和斯大林在戈爾基(1922年)」的照片。報紙在第一版上登載消息說:「今天,3月9日,共和國各企業、機關、學校於中午1時召開紀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的群龔眾大會。」
我去參加了斯大林機車車輛修造廠的群眾大會。這是喬治亞最老的一家企業(原先是一些大的鐵路工場)。在工廠的院子里搭起了主席台,掛上了斯大林像。
廠工會主席達什涅利同志宣布開會。第一個發言的是廠長馬察別里澤同志。他的發言是按照《東方署光》的社論起草的。接著他通報說,工廠全體人員正在勝利地為實現黨的第20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奮鬥。兩個月的計劃超額完成了。講話結束時,馬察別里澤同志號召更加效地進行工作。
革新者、二十大代表、車工春布里澤同志、工廠最老的工人安塔澤同志、組長秋林同志、鉗工別捷納什維利同志和其他幾個人發了言,宣稱將要更加高效率地勞動,以斯大林命名的工廠集體將站在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戰士的最前列。
但是,無論是報告人,還是發言者,都隻字不提城裡發生的事,也不指責那些不光彩的挑唆者。我還漏了一點,市委和黨中央並沒有任何人參加會。其實,應當在會上發言,並向工人們說清,城裡的事純系一種挑釁。
然而,在共和國其他城市裡哀悼日一切正常。在哥里和庫塔伊西,全市的各處群眾大會是在黨組織領導下召開的,會後人群都散去了。
但是,在第比利斯,從一早起就到處在開大會。中午1時,喬治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姆扎瓦納澤同志在列寧廣場作了簡短的講話。最後他宣布,人們的「請願」會進行研究並得到回答。人們開始散去。但是姆扎瓦納澤走後,一名女的挑唆者向人群喊道:「停下來!今天內務部傳喚我去,叫我簽字保證不再發言。我問你們,這是為什麼?」人群於是又停留了下來。
晚上在斯大林紀念碑附近又擠滿了人。又講了許多奇談怪論。據說,有一個叫做別索?日根季的評論家發表了一篇民族主義的反蘇演說。宣讀了一份「請願書」。這份挑釁性的文件中有的條款說:不要閱讀「關於個人崇拜」的信,更換政府,等等。
乘卡車的人們表現得更加令人氣憤(事先把卡車號碼去掉了)。他們在街上行駛,並大叫:「光榮屬於斯大林,用鮮血捍衛斯大林!」
而且有的人在乘坐卡車和私人汽車行駛中,一面呼喊口號,一面做出各種激烈的姿勢——揮舞短刀和匕首,同時侮辱性地漫罵黨和蘇維埃領導人。
結果,到夜晚近11時(第比利斯時間),在郵電大樓(距黨中央200米處)附近發生了最可怕的事,而按照事態發展也是可以想見的。
這時許多機關已經布置了警衛。而黨中央大樓、政府大廈、司令部、報社和電報局則更是戒備森嚴。
23時45分,一大群人(原先在紀念碑附近的)湧向郵電大樓(其間距離不大、共約400米),並且高喊:「占龔領無線電台」、「占龔領電報局」。原來在此之前曾派出一批約10個人去發一個什麼樣的電報。放他們進大樓以後,把他們拘留了(為了查明身份),這事被紀念碑旁的人群獲悉。在挑唆者的號召下,一群人被派到那裡去解救被拘留者。通往大樓的道路自然被封鎖了。有人從後面向自動槍手射擊,一名士兵還被人捅了一刀。人群不斷進逼,不得不用槍托來擺脫人群。流氓們則動用了一切:拳頭、刀子、石塊、皮帶。向空中發出了警告性齊射,人群中則再次有人進行抵近射擊,破壞者繼續進逼不停。戰士們沒有別的辦法,他們的生命面臨威脅。於是不得不採取防衛措施。這之後人群才退散開來。
之後,動用坦克驅散了列寧廣場上的人群。魯斯塔維利大道和廣場上清除了閑人。許多人散去。人群仍然聚集在紀念碑附近。這裡不能採用同樣的緊急措施。挑唆者利用了紀念碑位於公園內而周圍有大量樹木這一條件。
敵對分子開始利用人們的民族感情進行挑唆。 他們喊道:「喬治亞人,有人已經為斯大林流了血。我們要繼續鬥爭,任何一個喬治亞人都不應離去。」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開來的部隊包圍了公園,呼籲人們散去。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嘲笑和侮辱的言詞。對一次再次的警告人群中有人揚起拳頭和小刀。結果到夜間3時左右推壓人群時,流氓們和挑唆者進行了反抗,向士兵發動攻擊,搶奪衝鋒槍,軍人中有人負傷。不得不再次動用武器。
這就是未及時加以取締的挑釁(看來是外國間諜和破壞分子策劃的)造成的後果。關於這一點即使用以下一件事也足以說明:一名受傷士兵的土耳其馬刀也被搶走。
在哥里也發生了挑釁事件。這天夜間(4時),哥里棉紡織聯合企業門口開來了幾輛卡車,載著從第比利斯來的「示威者」(從第比利斯到哥里乘車約需2小時)。這夥人闖入企業內部。挑唆者們開始喊叫:「你們還幹什麼活?第比利斯正在打內戰,俄羅斯人在殺人。」一部分工人跟隨挑唆者走了。他們在聯合企業的工人宿舍里把人們喊醒,強行拉上卡車。幾輛汽車載著聯合企業的工人開往第比利斯。早晨,企業領導不得不把不同班次的工人集中起來,才能使聯合企業的生產不致中斷。
3月10日早晨,第比利斯市貼出了命令(在某幾處被人撕去)。人們悄悄地相互走告夜間的事態,責怪政府和俄羅斯士兵。儘管在紀念碑附近成排站著衝鋒槍手,制止人群靠近,要求迅即離開,有些人不肯聽從。中午12時左右,橋上聚集起一大批人,並隨即沖向紀念碑。向空中發出的警告性齊射使人群冷靜了下來。這一天挑唆者還曾試圖奪占軍用倉庫。3月10日和11日,軍人在市內加強了巡邏。各級黨組織召開大會。各企業安排了夜間值班。
現在市內秩序已經恢復。部分破壞者和挑唆者已抓獲。各機關都工作如常。
自蘇聯維埃政權建立以來,在第比利斯這是第一次反蘇發動。1924年在喬治亞的某幾個區發生過孟什維克的冒險行動,但是那時在第比利斯則是平靜的。
這幾天的事件說明,我們,首先是情報部門,在這裡有所疏忽。敵人正是利用了最軟弱的地方——民族感情。沙文主義者浮到面上,開始猖狂行動。不排除有可能存在間諜指揮中心。因為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有人在組織策劃,有人曾仔細地制訂了行動計劃。
依我看來,這幾天應當暫停傳達「關於個人崇拜」的信件(黨中央約有150人在3月4日和6日得知了這封信)。因為5日和6日已經有了跡象——送花圈的遊行隊伍。允許裝麥克風已經是錯誤了,既然裝了,那黨的領導幹部(中央、市委、區委、)和所有黨的積極分子就絕對一步也不能離開麥克風,而且要自己安排發言,領導……正是利用缺乏領導之機,不光彩的人們就把事情推到反蘇行動的地步。
在第比利斯滋生泛濫著不少不工作而靠父母的錢過活的無業之徒。據說,這裡有好幾千名大學生畢業後不願去區里工作,他們終日無所事事、只知酗酒和滋事。實際上,挑唆者正是從這批人中搜羅追隨者來執行自己的冒險計劃。看來,現在不得不將對城市認真進行清查。
我早就在喬治亞居住,能說喬治亞語,熟悉喬治亞人民的風俗習慣。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正直的,忠誠的蘇維埃人。不管怎麼說,我很熟悉的人們都深感氣憤。他們說,「喬治亞在整個蘇聯丟了自己的臉。」年輕人中出現了一批沒有原則的流氓,他們可以為了自己的「朋友」和「夥伴」不惜去犯罪。在喬治亞,以前參加「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組織一度十分時髦。從最近的事態看,我怕挑唆者們可能會拼湊起類似的組織。
我相信,蘇共中央會查清一切情況,並做出相應的結論。
《勞動報》駐喬治亞共和國記者 斯塔特尼科夫
1956年3月12日
第比利斯市

思考:

為什麼這些反蘇的喬治亞人會出現? 為什麼能夠成功利用大家對斯大林的愛戴與同情,來煽動大家的狂熱情緒? 「不準批評斯大林——我們的領袖。修正斯大林的觀點就是修正馬克思主義」這種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歷史辯證法的觀點被一群人接納? 為什麼斯大林經常被作為叛龔亂分子旗號?

2、1962年「新切爾卡斯克流血事件」

(發生在赫魯曉夫時期,然而鍋並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背的,赫魯曉夫是一個有所變異的斯大林主義者,當然也可以說斯大林是一個有所變異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

新切爾卡斯克,是原蘇聯羅斯托夫州的一座城市,位於圖茲洛夫河與阿克塞河畔,有電力機車、礦山設備、化學和食品等工業。1962年6月初一場持續數日、震驚蘇聯最高層的工人罷工流血事件就爆發在這座城市。

1962年6月1日上午7點半左右,新切爾卡斯克電力機車製造廠鑄鋼車間的八九名工人聚在一起議論物價上漲,逐漸地,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了談論。車間主任見狀曾勸說他們去幹活,但激憤的工人們走出車間,來到工廠的小公園裡繼續談論物價上漲、生活難以為繼的情況。恰在此時,官撩作風嚴重的廠長庫羅奇金走過來,命令工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去。可工人們卻把他圍住,指責「車間勞動條件差」、「廠內缺乏安全技術保障」、「日常生活處境窘迫」、「工資太低」,特別是1962年初該廠又重新調整了職工們的計件工資定額,結果使工人們的工資下降了30%。一方面是工資下降,一方面是物價上漲,再加上工廠的勞動條件差、安全沒有保障
——該廠的繞線絕緣車間曾發生過200名工人中毒事件,所有這些使得工人們的情緒越來越激憤,而廠長蠻橫而冷漠的回應使得工人的情緒進一步升級,人群中開始叫罵起來。一看情勢不妙,廠長趕緊逃到厂部去了,工人們緊追其後擁向厂部。
隨後,工人們開始【打出要求增加肉類、牛奶供應和提高工資的標語牌】。上午11時30分,厂部大樓前的廣場上已經聚集了300~500人,要求廠長出來對話。中午12點,一列從薩拉托夫開往羅斯托夫的旅客列車被情緒激動的人們攔停下來,幾名工人爬上車頭,拉響了汽笛,召喚「更多的工人從工廠和附近的工人新村趕來聲援」。
此前,州委書記馬雅科夫、州執行委員會主席扎麥京、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伊萬諾夫、州國家安全局副局長拉扎列夫以及一批安全局工作人員陸續趕到了工廠,下午三四點鐘州委第一書記巴索夫也趕到了工廠,可領導們都躲進了厂部大樓。這時,厂部大樓前的廣場上已經聚集了四五千人,不少市民也參加了進來。但州委、市委領導「一直呆在厂部的廠長辦公室里,沒有走到工人中間去」。工人們衝進了厂部大樓,要求領導出來對話。下午16時30分,州委第一書記巴索夫通過擴音器發表講話,人群暫時安靜了下來。但他剛講了幾句就被叫嚷聲打斷:「我們早就看到了告人民書,我們又不是不識字。你說說看,我們往後該怎麼生活,工資定額降低,物價卻上漲了!」州執行委員會主席扎麥京試圖講話也被立即打斷,騷動的人群沖向麥克風,但電線被立即切斷了,「此後將近兩個小時中沒有採取整頓秩序的任何果斷措施」。

在向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報告了這一緊急事態後,晚上18~19時,【蘇聯官方開始動用精察維持工廠秩序】,但抵達工廠的一支200名靜察隊伍被擊潰逃離。20~21時,5輛滿載士兵的汽車和3輛裝甲運輸車駛向厂部大樓前的廣場。但軍隊的行動並不順暢,人群向汽車和裝甲車迎面跑去,擋住了去路,車輛被迫停下,以致「載有士兵的車輛在口哨聲、叫嚷聲和玩笑聲中調轉車頭返回」。此後,人群一直聚集到深夜。
到了後半夜,約凌晨3點,在軍龔 隊進行干預後,此前聚集的四五千人終於被擠出廠區,並逐漸散去。軍 龔人接管了工廠警衛,該市宣布宵禁,22名帶頭鬧事的人被逮捕,其中20名在審問後被釋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兩名帶頭鬧 事的人被關押在沙赫特市。平靜的局勢保持到了第二天早上7時左右。但到9時許,厂部附近又聚集了約5000人,廠區內有將近1000人,再度開始集龔會。與此同時,石油機器製造廠將近400名工人聲稱他們不能在槍口下工作,其中100人衝進第17號工廠廠區,受到了那裡工人的支持。9時50分,所有怠工的人離開了廠區,向新切爾卡斯克市區方向進發,越過了第一道坦克阻攔線,隊伍前面有人舉著列寧的畫像和鮮花。
在人群前往城裡的途中,北高加索軍區司令部採取了措施,在圖茲洛夫河橋上設置障礙。儘管橋上三個地方用坦克、汽車和士兵阻攔,憤怒的人群還是輕而易舉地通過了大橋,人群沿著莫斯科大街,繼續向市委所在地前進。沿途有不少市民(主要是青年人)加入示龔威者隊伍。「人群走近市委大樓後,一些最窮凶極惡的流氓和帶頭鬧事的人開始向大門和窗戶扔石塊和棍子,擊潰了警龔衛人員的抵抗,衝進建築物內部,砸窗戶,損壞傢具,扯下畫像燒毀,毆打室內的黨和蘇維埃工作人員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幾名流氓爬到陽台上,打出紅旗,掛出列寧畫像,以示挑釁。一些瘋狂參與胡作非為的人開始演講,要求降低食品價格、提高工資」,「一些流氓在襲擊時手中持有刀子和木棍。一名衝進大樓的犯罪分子撲向一名士兵,奪走了他的衝鋒槍並企圖對他開槍。這個時候,向進攻的犯罪分子開了槍,部分衝進來的人被逮捕,其餘的人逃了出去。試圖佔據國家安全局和警察分局大樓的人群沒有得逞以後開始撤退,再度前往市委大樓。在此之前,市委大樓內的流氓已經被趕出,由軍隊的一個分隊封鎖。人群再一次企圖搶奪士兵手中的武器。守衛市委大樓的軍人因此使用了武器。」

——引自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伊萬舒京寫於1962年6月7日的致蘇共中央的報告

當人們逐漸湧入大樓內部的時侯,槍終於響了。先是短促的一梭子,然後便響成一片;人群向後急步退去,只看見一個小夥子被人們高舉著快跑,那人的白襯衫上大塊的血水不斷滲出。與此同時市委大樓附近也開了槍。被害人遺體始終沒有交還家屬,死傷數字也被列為機密,當時蘇共內部傳達文件公布的數字是22人死亡,39人受傷。大逮捕開始了。一共7人被槍斃,包括西烏達在內至少105人被判刑。6月5日,《真理報》戲劇性地刊登了「新切爾卡茨克電力機車製造廠工人來信」,「信」中以「我們工人集體」名義表示「完全擁護黨中央加強農業建設的政策」(即食品全面漲價政策--譯者注),並發誓「以飽滿的鬥志為農業機械領域生產更多更好的配件」。這封所謂的工人來信,為鎮壓寫下了最後一筆。

  新切爾卡茨克起義,是工人階級對蘇聯官僚多年高壓政策進行的本能反擊;這之前和之後都發生過不少小規模的工人騷亂,但新切爾卡茨克事件的影響最大。監獄和勞改營的經歷沒有讓西烏達改變信仰,1990年被暗殺前夕,他曾作過一次總結性發言,他指出「……在20年代初,革命的方向逆轉了,沒有繼續前進。我們今天的努力目標不應該是什麼』新經濟政策時期』,更斷斷不能回到沙俄時代,而是要爭取社會對國家的全面控制,就像十月革命初期那樣。人民群眾要爭取把對國家的控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設法讓國家機關逐步消亡……」

——作者:阿·金澤爾;瓦·拉古金科 赤軍譯(略有刪節)

起源:物價上漲和工資降低是導致事件發生的主要的直接因素。此外,長期以來「車間勞動條件差」、「廠內缺乏安全技術保障」、「日常生活處境窘迫」等因素,特別是該廠廠長庫羅奇金的蠻橫態度直接刺激了工人們的情緒,導致了衝突加劇。

早在1957年初,赫魯曉夫就曾宣布:「要在今後三四年內,在肉類、牛奶和黃油按人口平均產量上趕上和超過美國。」在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在報告中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強調要讓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可僅過了半年多,人民等來的卻是1962年5月31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發布的提高肉類、肉類製品和食油價格的決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主要是由於赫魯曉夫所推行的一系列農業改革政策的失敗所導致的。比如,為了增加糧食產量,赫魯曉夫在沒有經過科學論證和實驗的前提下,就要求改變蘇聯一直沿用的草田輪作制,盲目擴大玉米種植面積,甚至要求蘇聯北部氣候寒冷地區也種植玉米。可玉米在生長和成熟期都需要長時間的光照和炎熱,結果導致蘇聯北部地區玉米大面積凍死。再比如,以搞政治運動的方式大規模開墾荒地,儘管在最初幾年使得播種面積和糧食收購量有所增加,但這種無視氣候、水土等自然條件和農作物生長客觀規律的盲目墾荒,嚴重地破壞了自然生態平衡。1960年三四月間的「黑風暴」使得新墾區受災耕地面積達到400公頃以上,伏爾加河、頓河、烏拉爾河下遊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積泥沙12500噸。一些地方的水庫由於泥沙淤積,五年內儲水量減少了85%。

最主要的是,一系列農業改革政策和措施並沒有從實質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縛,只是對這一模式作了細枝末節的修補。比如,在斯大林執政時期建立的集體農莊制度,使得農民不僅無權決定自己生產什麼,而且也無權決定自己的勞動產品如何分配,嚴重地扼殺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窒息了生產力的發展。然而,赫魯曉夫反而強化了集體農莊制度,他認為農業生產無法達到預期指標,主要原因在於莊員花在集體農莊里的勞動時間太少,花在自己宅旁園地里的勞動時間太多,於是採取強制性措施,認定宅旁園地是「資本主義的殘餘」在集市貿易市場上出售宅旁園地產品的集體農莊莊員是「投機倒把者」。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導致農莊集市貿易市場上出售的農副產品大大減少,市場價格隨之上漲。

與此同時,政府又推行了一項《關於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養牲畜的決定》,結果使1950年代依靠家庭副業逐漸增加的牲畜在短短几個月內化為烏有,幾乎完全遭屠宰,廣大居民自我保障的機制被摧毀,肉類和牛奶的價格勢必上漲。

3、其他

1988年3月4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法制委員會主席切布里科夫呈交給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一份「關於自1957年以來國內群龔眾騷亂資料」的絕密報告 ——

在新切爾卡斯克流血事件被鎮壓之後僅僅過了一年,1963年6月16日至18日在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州克里沃伊羅格市發生了又一起群體性流 血事件,「一名軍人在不清醒狀態下被扣押時對警察局工作人員進行反抗,而一群醉酒流氓進行挑 唆性行動」,在「是否鎮壓」一欄里清楚地標註著「是」。這起事件的「參加人數」為600人,鎮壓共造成4人死亡、15人受傷、41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同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紀念日,在亞塞拜然共和國勞姆蓋特市再次發生了群龔 體性事件,起因在於民眾「對於警察局工作人員和民兵九察隊員從參加慶祝遊行的個別公民手中收走印有斯大林畫像的明信片的行徑不滿」,事件共有800人參加,蘇聯證府同樣實施了鎮龔 壓,造成1人受傷、6人被追究刑事責任……這份檔案文件表明:1957~1988年蘇聯共發生24起群體性事件,其中蘇聯證府鎮龔壓11起。

三、勃涅日列夫時期的事件

1、1965亞美尼亞共和國首都埃里溫示葳

1965年4月24日,在蘇聯亞美尼亞共和國首都 埃里溫紀念大屠殺50周年時,爆發了激烈的騷龔亂。 原定舉行的紀念活動變為自發的示龔威遊行。 埃里溫一位計程車司機對一位美國來 訪者說,「如果紅軍招人對土耳其作戰, 我一定參加。」

2、1968年針對蘇聯入侵捷克斯諾伐克的示葳

1968年紅場示龔威,目的是抗議蘇聯和其它國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釋放杜布切克。最終示威被粉碎,一些參加者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等地。

而捷克人走上街頭示龔威,「再也不與蘇聯在一起」的條幅,爬上蘇軍的坦克,向蘇軍展示染有鮮血的國旗,抗議蘇聯對捷克的入侵。

3、1972年立陶宛抗議(主要發生在考納斯)事件

考納斯自由大道改造得更像歐洲的林蔭大道,而不再是前蘇聯式的大街。它的西端,聳立著維陶塔斯大帝雕像。1972年,在對面的公園裡,學生Romas Kalanta曾自焚以示對蘇聯佔領的抗議,隨後成千上萬人參加——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共青團員。最終示威被鎮龔壓,數百人被逮捕。

4、1976「防衛」號軍艦的起義

七十年代以及整個戰後蘇聯社會主義地下運動最激動人心的一頁,莫過於「防衛」號軍艦的起義。整個事件被蘇聯最高當局嚴格封鎖,以至連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也長期以為水兵們想逃往西方。實際情況完全相反。起義的靈魂人物--軍艦政委瓦·薩柏林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的計劃是以起義的方式在蘇聯引發一場政治各命,推翻斯大林修正主義特權階層。在秘 密軍龔事法 庭的供詞中,薩柏林說他希望以此「點燃光榮的列寧格勒,因為這座城市具有長久的革命傳統。"波將姆金"號軍艦起義是1905年革命的頂點,"阿芙樂爾"號軍艦打響了十月革命的第一聲炮響」。薩柏林以為他的行動可能掀起新的起義,並「最終解決俄國革命沒有完成的那些任務」。他的準備工作是從水兵政治課開始的,在課堂上薩柏林有計劃地向水兵們講述了工人、士兵和農民如何組織起來與官僚、資本家和地主鬥爭並最終進行十月革命的歷史進程;他著重闡述了列寧主義關於工兵農蘇維埃民主的思想。結果立竿見影:往常在類似課堂上發蔫打瞌睡的水兵對新內容表現了極大的興趣。「大家對他的評價都很高,我們始終非常信任他」,「防衛」號水兵維·巴拉代依回憶說。薩柏林與下屬的關係非常親密,他的政治課內容則引起了上級的不滿和警覺。
1976年10月8日,「防衛」號艦長普托寧被薩柏林的同志們關進底艙,薩柏林召集了水兵和軍官,給大家放映了著名的蘇聯電影「波將姆金號起義」,並解釋了自己的起義計劃:開向列寧格勒,向全市人民和全國播發無線電聲明,號召人民起來推龔翻蘇共政治局的特權統治。軍官們有一半(八人)表示反對,另一半表示贊成;水兵們則完全支持起義。許多年後,我們可能會覺得這場「起義」簡直是發瘋,但薩柏林絕非瘋子;他的計劃建築在對現實的清醒估計上:對統治階層的集體性不滿隨處可見,水兵乃至部分軍官的反應並非偶然,而是當時蘇聯人民政治心理的縮影。薩柏林是行動的人而非空談家,他看到了群眾的政治要求並試圖以起義為契機、發動列寧格勒的工人階級進一步擴大革命行動的範圍。
起義最後被鎮壓了,薩柏林被槍決,水兵和軍官們被處以刑期不等的徒刑。但左派的直接行動沒有因此中止,幾年後,亞姆什科夫小組甚至曾計劃佔領蘇聯中央電視台。

——作者:阿·金澤爾;瓦·拉古金科 赤軍譯(略有刪節)

四、戈爾巴喬夫時期煤礦工人罷龔工

煤礦工人第一次罷龔工高潮

戈爾巴喬夫時期煤礦工人第一次罷龔工高潮發生在 1989 年 7 月至 10 月期間。 罷龔工最先在茲巴斯的梅日杜列琴斯克爆發, 之後迅速波及到頓巴斯和沃爾庫塔等蘇聯主要煤田。梅日杜列琴斯克煤礦工人罷龔工帶動了 庫茲巴斯煤田所有煤礦舉行罷龔工,並向其它煤礦派出代表, 以爭取對罷龔工支持。 頓巴斯煤田和沃爾庫塔煤田也舉行了罷龔工, 並且提出了相似的要求, 掀起了第一次煤礦工人罷龔工高潮。 煤礦工人第一次罷龔工高潮不僅造成了 重大的經濟損失, 也削弱了 蘇共的威望。 在經濟影響方面, 煤礦工人罷龔工造成的經濟損失包括直接和間接損失,大約為數億盧布, 在具體數目上不同資料存在一定差異。在政治影響方面,煤礦工人罷工建立獨立礦工組織, 逐漸脫離官方工會的控制, 蘇共的政治合法性受到極大打擊, 使得蘇聯國內局勢更加緊張。美國學者大衛· 科茲和弗雷德· 威爾認為,「從 1989 年開始, 蘇聯也出現了自 1920 年以來的首次工人集體鬧事」, 罷龔工還「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混亂, 使得人們普遍認為, 秩序正日益混亂, 局勢正日益失控」。

煤礦工人第二次罷龔工高潮

1990年罷龔工產生巨大影響, 但持續時間較為短暫。儘管如此, 1990 年煤礦工人卻成為 1991 年煤礦工人第二次罷龔工高潮的預演。

煤礦工人第二次罷龔工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 經濟原因。 1990 年, 蘇聯經濟第一次出現負增長, 國內通貨膨脹嚴重, 政府財政緊張, 政府難以兌現 1989 年向煤礦工人許諾的諾言, 煤礦工人生活水平的不升反降。 第二, 政治原因。 在公開化和民主化的過程中, 反對派政治組織力量迅速壯大, 組織數量不斷增加。大眾媒體的社會動員能力是毋庸質疑的, 間接控制著煤礦工人罷龔工的走向。

煤礦工人第二次罷龔工高潮發生在 1991 年 3 月, 之後迅速在蘇聯全國蔓延開來, 其軌跡是: 3 月份是罷龔工的上升期, 4 月份是罷龔工的鼎盛期, 5 月份是罷工的平息期。由於參加罷龔工人數多、 罷龔工範圍廣, 煤礦工人第二次罷工的影響也更為深刻。 在經濟方面, 煤礦工人不僅使得蘇聯煤炭開採量迅速下降,而且還衝擊了電力、 冶金、 化工、 鋼鐵等下遊行業, 加重了蘇聯經濟的困難。在政治方面, 激進派利用煤礦工人罷工向戈爾巴喬夫施加政治壓力, 從而撈取政龔治資本。

教訓:

1、蘇聯民眾物質和精神訴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因而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極易引爆、釀成大事件。倘若蘇聯能夠正面而積極地回應民眾正當而合理的訴求,突破斯噠林模式的束縛和禁錮,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那麼,不僅類似事件會得以遏制,蘇聯黨和證府也會獲得蘇聯人民的擁護,蘇共亡讜蘇聯解體的命運就不會降臨。

2、沒有及時採取正確的方式進行溝通和解釋工作,以化解工人的情緒!

3、通過這些事件可以痛定思痛推進蘇聯政治體制改革,整頓各級領導幹部的工作作風,可是,蘇聯政府卻僅僅停留在對部分涉事基層官員的組織處理這一層面上(州一級的官員則沒有受到任何懲處,儘管他們同樣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而沒有利用這一事件來恢復社會主義國家正常的干龔群關係。長期的干龔群疏離甚至對立、仇視,只能日漸削弱這一政權的執政根基。

4、慎用暴力鎮龔壓與粗暴干涉他國內政。流血一旦發生,不僅使當事人及其親友年年歲歲難以排解心中的痛楚和陰影,而且也會損害為人民服務政黨的威信,貶低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的形象,而且這些黑鍋是要【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證讜組織長期背的 ̄へ ̄

系統地進行歸納匯總蘇聯各個時期的罷龔工,【覺得還可以的,收藏點贊,加關注本號】


 這封信件發出不久,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被蘇聯特供擊斃。

我從遙遠的墨西哥向蘇聯工人、集體農莊莊員、紅軍戰士和紅海軍戰士們致敬!斯大林集團將我驅逐到土耳其,資產階級又把我從這個國家逐往那個國家,最後,我才流落到墨西哥!
新愛的同志們!虛偽的斯大林式的出版物,早已在各種問題上用心險惡地欺騙你們了,其中也包括我和我的政治同道者們的問題。

你們沒有工人的出版物,你們只有官僚的出版物,這些出版物一貫對你們撒謊,使你們變得愚昧無知,保障那一幫寄生蟲特權者的統治。


一切大聲反對可恨的官僚政治的人,都被叫作「托洛茨基分子」、外國間諜、特務;昨天叫德國特務,今天叫英國和法國特務——並且一律遭到槍決。

在蘇聯,成千上萬革命戰士死在格別烏的槍口下,如同在世界上其它國家,尤其在西班牙一樣。


他們全都被描繪成法西斯走狗。你們不可相信下流的誹謗!這些人的罪過就在於他們保衛了工人和農民,使他們免受官僚們的壓迫和掠奪。


斯大林消滅了布爾什維主義全體老近衛軍,消滅了列寧的全體同志和助手,消滅了十月革命的全體戰士以及國內戰爭的全體英雄。

他將頂著該隱的惡名永遠遺臭史冊!
進行十月革命,是為了勞動人民,而不是為新寄生蟲的利益。

然而由於世界革命來得太遲,由於俄國工人,尤其是農民的疲憊和某種程度上的落後,蘇維埃共和國上空升起了一個反人民的、強暴的新寄生蟲集團,其頭子便是斯大林。


過去的布爾什維克黨成了這個集團的機器。曾經叫共產國際的那個世界組織,今天成了莫斯科寡頭政治手中的馴服工具。工農蘇維埃早已不復存在。

它們被腐敗的政治委員、書記和契卡人員取而代之。
然而,所幸的是,十月革命之後,國有化工業和集團化農業尚得以保存。工人蘇維埃還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建設更加幸福的社會。

無論在甚麼情況下,我們都不應當把這個基礎拱手交給世界資產階級。革命者有義務拚死守住工人階級的一切陣地,其中既包括民主權利,工資收入,也包括如生產數據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這種全人類的巨大成果。


誰不善於保衛過去的勝利,誰就不可能為奪取新的勝利而鬥爭。我們要全力以赴地捍衛蘇聯,使她免遭帝國主義仇敵的侵犯。

不過,只有人民能夠像當年懲治沙皇官僚和資產階級那樣,懲治斯大林官僚,十月革命的成果才會造福於人民。


要是蘇聯經濟是為人民謀福利的,要是官僚們不曾侵吞和白白浪費國家的大部分收入,要是他們沒有壓制人們在生活上的需求,那麼,蘇聯本來應該是一塊吸引全界勞動人民的巨大磁石,應該能保證不受侵犯。但是,殘暴無恥的斯大林制度使蘇聯失去了吸引力。

在同芬蘭打仗的時候,不僅芬蘭的農民,而且還有工人,大部分站在他們的資產階級一邊。

這並不奇怪:他們知道斯大林官僚們對鄰近的列寧格勒以及對整個蘇聯的工人所施行的聞所未聞的暴政。斯大林官僚們在國內嗜血成性,殘酷無情,在帝國主義敵人面前卻膽小如鼠,這樣,他們就成了蘇聯戰爭危險性的主要根源。
老布爾什維克黨和第三國際瓦解腐爛了。

正直的、先進的革命者在國外組建了第四國際,它在世界上多數國家已有了自己的分部。我是這個新共產國際的成員。我參加這項工作的時候,頭上仍然飄揚著過去那面旗幟。


在1917年和國內戰爭年代,我曾同你們的父兄一起站在這面旗幟下;我同列寧也正是在這面旗幟下建立了蘇維埃國家和紅軍。

第四國際的目標,是把十月革命傳播到全世界,同時清洗蘇聯那一幫官僚寄生蟲,使蘇聯獲得新生。

只有通過工人、農民、紅軍戰士和紅海軍戰士們起義,反對新的壓迫者和寄生蟲集團,才能達到這個目標。為了準備這樣的起義,應該有一個新的黨,一個由先進工人組成的誠實而大無畏的革命組織。

第四國際的任務就是要在蘇聯建立這樣一個黨。
先進的工人們,第一個站到馬克思和列寧的旗幟下來吧,這面旗幟如今已成了第四國際的旗幟。學會在斯大林的地下建立緊密團結的可靠的革命小組吧。

在這些小組之間建立起聯繫吧。事情雖然困難,但卻是可能的。
目前的戰爭將會越來越擴大,將會堆積起越來越多的廢墟,將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痛苦、絕望、抗議,導致全世界發生新的爆炸性革命。

世界革命必將重新喚起蘇聯工人群眾的勇氣和毅力,必將剷除斯大林集團的官僚堡壘。在這個時候,應當通過頑強不懈的革命工作做好準備。


事情關係到國家的命運,人民和我們子孫後代的未來。
打倒該隱斯大林及其佞黨!
打倒兇惡的官僚制度!
勞動者的堡壘蘇聯萬歲!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致以兄弟的敬禮!


列夫.托洛茨基
事先說明:斯大林的報刊當然會宣稱這封信是由「帝國主義的間諜們」轉遞到蘇聯的。

事先告訴你們,這是謊言。這封信將由為社會主義事業準備冒生命危險的最可靠的革命者們送往蘇聯。請你們抄下這封信,儘可能廣泛地傳播出去。


列.托
1940年4月25日

核心提示:2月28日,劉少奇的專列到達河南新鄉。一到新鄉,他就聽說不久前這裡發生了一起「反革命事件」:一個小工廠,100多名職工參加了罷工鬧事。對此事,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議論紛紛,不少同志氣憤地說,在我們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這些工人怎麼能像對待壓迫剝削他們的資本家那樣鬧事呢

本文摘自人民網 作者:馮曉蔚 :1957年劉少奇關於黨的群眾路線調研之行


劉少奇一貫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成為執政黨,他更加勤於調查研究,經常深入基層,了解情況,解決問題。特別是每當我國的社會生活發生新的變化時,他對調查研究工作就抓得更緊,常常是一年數次下去調查研究。

1957年2月至4月,他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地,用70多天時間,就群眾路線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沿途同各地幹部、群眾座談,並作了多次重要講話,引起了各級領導對如何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以及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視。


一次精心安排的調查活動


1957年2月中旬,劉少奇要外出調查,他交代說:「這次去的地方比較多,時間比較長,為了少給地方增加麻煩,我們自己帶生活用品,吃、住、開會都準備在火車上。


到地方上不要在生活上向人家提這樣那樣的要求。我們是去工作的,不是去給人家找麻煩的。」他還說:「要同鐵道部說好,我們的車在鐵路上運行時,不能影響其他客車、貨車的正常運輸;我們停車時要停在不常用的道岔子上。」


劉少奇這次外出調查研究,帶著一個調查組,他們是共青團中央的羅毅、張黎群,全國總工會的李修仁,教育部的徐方庭、邢堅,中央辦公廳的鄧力群。劉少奇還指示身邊工作人員也要儘可能地參加調查工作,更多地了解一些情況。

臨行前,劉少奇同調查組談話時指出:「現在有些地方發生了工人、農民、學生鬧事,我們要好好地研究一下,對那些鬧事群眾採取什麼政策,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策,勢必發生像波匈事件那樣的情況。


現在地主階級已經消滅,反革命已基本肅清,帝國主義也趕走了,因此,同敵人的矛盾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由於我們是執政黨,什麼事情辦不好群眾就怪在我們身上。群眾怪我們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我們有官僚主義,二是我們的政策有錯誤。」劉少奇還說:「調查組分頭調查,各有側重,集中彙報,交換意見,研究問題。」

2月18日,劉少奇率調查組乘火車離開北京。在從北京到保定的路上,劉少奇召集調查組、身邊工作人員和列車上的負責同志到餐車上開會,他親切地和每個人握手,對不熟悉的人還要問清姓名、籍貫。


大家都坐好後,劉少奇高興地說:「同志們,從現在起,我們就要在一起工作了,我相信大家一定能不分彼此,團結一致,共同做好各項工作。」因為握手時有個別同志叫他委員長,他就老話重提:「我有一點要求,請你們今後不要稱呼我的官銜,我也不稱呼你們的官銜,大家都稱同志,好不好?」大家齊聲回答:「好!」從此,火車就成了同志們的家,成了流動的辦公室。


邊調查邊解決問題


火車第一站停在當時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列車剛停穩,時任河北省委書記林鐵就趕來了,他一上車就開始彙報工作。林鐵說:「由於去年遭受了嚴重的旱澇災害,不少地區嚴重缺糧,請示中央給予支援。」

劉少奇關切地問:「你們大約需要多少斤糧食?」林鐵說:「我們反覆算過,有500億斤糧食就過得去了。」民以食為天,那麼多群眾缺少口糧是個大問題,解決不好會餓死人,會影響春耕生產。


當天深夜,劉少奇跟周恩來通了電話,要求國務院儘快調給河北省500億斤糧食。第二天下午,劉少奇來到河北省委大院,看望省委的同志,並告訴他們中央很快就會調給河北500億斤糧食,大家非常高興,說這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2月28日,劉少奇的專列到達河南新鄉。一到新鄉,他就聽說不久前這裡發生了一起「反革命事件」:一個小工廠,100多名職工參加了罷工鬧事。對此事,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議論紛紛,不少同志氣憤地說,在我們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這些工人怎麼能像對待壓迫剝削他們的資本家那樣鬧事呢?

劉少奇卻沉著冷靜、不急不躁,聽了有關領導對此事的詳細彙報後,他還是那樣,沒有立即表態。那幾天,陪同劉少奇下來的秘書劉振德發現,劉少奇除了多次找與此事相關的幹部、參與罷工鬧事者的代表及一部分群眾座談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之外,總是坐在椅子上或站在車窗前抽著煙,苦苦思索著。


有一天,他終於表態了,而且擲地有聲、振聾發聵:「這不是反革命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有一家國營小工廠,因為縮減了任務,上級領導在沒有徵求任何人意見的情況下,就決定調100多人到一個集體所有制的五金生產合作社去做工。工人們對這種做法本身就很有意見,加上在具體實施時又簡單粗暴,對工人不能一視同仁,以遠近親疏決定工人的去留;對由全民所有制轉為集體所有制後的工資、福利待遇等問題,又沒有妥善處理,使職工切身利益受到了損害;思想政治工作又不深入細緻地去做,就連黨團員、骨幹分子也想不通,牢騷滿腹,怨聲載道。


於是,工人們一氣之下一哄而起便鬧開了。
劉少奇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之後,終於對這件事下了結論。劉少奇對工作人員說:「你們議論這是反革命事件,就是因為沒有剝削和壓迫了,工人不該罷工鬧事?這樣看問題未免太簡單了。即使不存在剝削和壓迫,也還會產生新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中還存在著很多的官僚主義,還存在著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


我們是執政黨,如果我們不能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那麼就會逐步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們就有垮台的危險。比如對這100多名工人,如果我們採取穩妥而慎重的步驟,把該給大家講清楚的都講清楚,包括工資、福利待遇和工作性質等等問題,同時要秉公辦事,不分親疏,一律平等,要有的放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還要發揮黨團員的模範帶頭作用。我想,這樣做了,職工們一定會理解國家的難處,一定會顧全大局,服從調動的。


可我們的同志卻沒有這樣做,把人家的收入減少了,福利待遇變差了,工種改變了,你還不給人家講清楚,還採取強迫命令的高壓手段,這樣還不把矛盾激化了?!」
劉少奇雖然宣布要推翻這個案件的錯誤結論,但他並不認為「我的一句話就能使此案圓滿結束」。他告訴工作人員:「原來用簡單的辦法定了案,現在我們不能再用簡單的辦法結案。原來被定為『反革命』的一方,一直想不通,要求平反;現在參與定性的一方,也會想不通。他們也不是壞人,而是在複雜的人民內部矛盾面前不自覺地犯了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錯誤。


」解鈴還需系鈴人。於是,劉少奇把參與處理此案的幹部找來,做了深入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針對這些幹部怕背上犯了錯誤的包袱、再無法在這裡工作的顧慮,劉少奇首先耐心講了人民內部矛盾的複雜性和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嚴重後果

比如此案不予平反的後果,然後劉少奇又開導他們說:「能勇於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幹部,定會贏得群眾更大的信任,實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評,不會降低我們的威信,只有認真吸取了經驗教訓,將來我們才會把工作做得更好。」

劉少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思想工作和循循善誘的耐心開導,終於打消了這些同志的一切顧慮,他們圓滿地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職工群眾的理解和諒解,贏得了職工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這個問題很有趣


罷工的前提是要有工會站出來組織工人維護工人的權益,而這幫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的工會都跟政府和企業穿一條褲子,怎麼會組織工人罷工?


1946年沃爾庫塔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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