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冷戰開始，蘇聯是不是就註定失敗？
從蘇聯走向霸權主義，就註定了它的失敗。
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哪有不失敗的道理？
要知道，二戰結束後，各國遍地共產主義者，難道是沖著蘇聯的坦克大炮才嚮往共產主義的么？劍橋五傑難道是沖著蘇聯的軍事實力才給克格勃當間諜的？
蘇聯把堂堂正正的輸出革命變成了為自己建立傀儡國，硬生生把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變成了團結一小撮打擊大多數，妄圖通過短期的軍事勝利一勞永逸的解決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以及自己國內的國計民生問題，完全無視了核武器誕生後，維持一支大規模的常規軍隊已經成了一件性價比極低的事情，盲目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哪有不輸的道理？
不過，蘇聯這種畸形的發展，倒是在現代培養出了一批崇拜霸權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令人哭笑不得。
知乎上的共產主義者也多有這個毛病，不知是否屬於皈依者狂熱。他們總是不自覺的有一種幻覺，覺得革命就像遊戲打boss，打倒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各國，然後遊戲通關，共產主義社會就從天上掉下來了。然而事實是這樣么？英美各國群眾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么？恐怕即便是巔峰時的蘇聯，橫向對比時也沒有能力說這話。反倒是亞非拉地區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群眾是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幫助他們建立起工業，斬斷西歐各國吸血的觸手才是正路，而非是各國輸血給蘇聯就為了它能和北約拼個同歸於盡的。
他本該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聯盟，卻在二戰後赤潮遍地的情況下放棄世界革命；
他本該是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獲得自由和解放，卻放棄支持法共意共獲得政權；
他本該幫助階級兄弟，將赤旗插遍寰宇，卻出賣近在咫尺的希臘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敵人劃分勢力範圍，學著他的死敵開始搞霸權主義和地緣政治。
列寧建立他時，希望他成為全人類無產者的大本營，將世界從民族與資本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的革命根據地。
他代表的本不該是一個俄羅斯，一個民族亦或者是一個國家，而是全人類的蘇維埃，所有被壓迫者的希望的燈塔。
可在二戰後，在成為革命導師和半個世界的大哥的選擇題面前，他選擇了後者。
……
確切的說，在整個國家跑步進入帝國主義，滋養出官僚階級和背叛初代建立他的理想初衷的那一刻開始，他就註定了一定要失敗。
個人看法：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共運在蘇德戰爭爆發的那一刻，事實上就已經處於失敗的境地。此後完全是掛共產主義的羊頭、賣民族主義的狗肉。戰後的「共運」是靠著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才又續了幾十年。
蘇聯在成立之初並非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國際組織。所有信奉共產主義的國家都可以加入，理論上所有的國家在蘇聯內部都是平等的。然而自斯大林執政後，蘇聯從一個國際組織開始逐漸演變為新的俄羅斯帝國。蘇聯在衛國戰爭時期的動員靠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各位左棍可以思考下：既然你們一再宣稱階級矛盾大於民族矛盾。那麼為何當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家園遭受侵略時，需要靠煽動最為你們所不齒的民族主義才能激勵人心呢？）。戰後的東歐各國只是新俄羅斯帝國的附屬國，而非蘇聯的共產主義同志。
只是二戰後西方殖民體系完全崩潰，大批新興民族國家成立。而這些新興國家在獨立後，出於對舊日殖民者的仇恨與警惕，往往選擇傾向於沒有歷史舊賬的蘇聯。這才使得蘇聯及「共運」的聲勢一度再次壯大。然而亞非拉各國選擇蘇聯，完全是出於本國利益的考量。亞非拉各國的共產黨，普遍帶有民族主義色彩。這也就很好的解釋了之後中蘇、中越的分裂。
既然意識形態開始逐漸淪為形式，那麼冷戰就單純的變成了各大帝國之間實力的較量。而以俄羅斯一個帝國之力，自然也就無法與美、英、法、西德、日這幾大帝國（後期還要加上天朝）相抗衡了。那麼其失敗也就是只是時間問題了。某種程度上是的。
決定蘇聯命運的有兩個根本因素:
一個來自地緣環境，另一個就是共產主義客觀發展規律。
首先，地緣環境。
不論是沙俄、蘇聯還是俄羅斯，東歐平原上這個國家核心腹地的地緣環境用一個比喻就可以概括:
沒有護欄的嬰兒車。
除了東面人跡罕至的西伯利亞、北面的北冰洋，西、南方向無險可守、一覽無餘。
曾經入侵俄羅斯的外族有：佩齊涅格人、波洛伏齊人、哈扎爾人、蒙古韃靼人、土耳其人、波蘭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瑞典人等。
在中國中央電視台《大國崛起》的紀錄片中，有這樣一組數據：
公元800—1237年間，俄羅斯每4年擊退一次外來進攻；
公元1240—1462年間，222年里俄羅斯共擊退了200多次入侵，幾乎達到了每年1次的頻率；
公元1370—1895年間，525年里俄羅斯有329年在打仗，也就是說每3年中有2年在作戰。
因此，俄羅斯民族在常年對抗侵略的過程中除了練就「戰鬥民族」的天賦外，也形成了不斷擴張的民族本能。因為沒有屏障，只有不斷的擴展國土、建立緩衝地帶，才能給俄羅斯人帶來真正的安全感。無論是沙俄、蘇聯還是俄聯邦，這種危機意識幾乎左右了數百年的俄羅斯對外以特別是對待鄰國的政策。
這跟蘇聯的建立與解體又有什麼關係呢？
從莫斯科公國起，沙俄不斷擴張是自身安全的需要，同時也埋下了斯拉夫民族與周邊的矛盾。
十月革命後，面對海內外干涉、復辟勢力，蘇維埃政權要在俄羅斯立足，必然要選擇與沙俄類似的戰略。列寧的民族政策允許沙俄統治下的各民族獨立，但獨立後的各蘇維埃政權同樣面對來自歐洲的干涉。再加上沙俄時期各地區間形成的經濟互補性，因此最終以加盟共和國的形式完成了蘇聯的建立。
所以蘇聯得以建立，在於各個加盟共和國與俄羅斯的利益一致，即在外部干涉與內部資源失調下抱團以獲得安全與發展。
但是到了斯大林時代，不僅蘇聯內各加盟共和國失去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權，大國（大斯拉夫）沙文主義的影響還蔓延到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盟友身上。這背後的意識源頭還是自古以來「沒有護欄的嬰兒車」這種地緣環境所決定的。
冷戰的壓力更加強化了這種意識。
這就涉及到了第二點:共產主義的發展規律。
比起發達的西歐、美國，20世紀初的沙俄實際上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理論中並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但最終在列寧的領導下完成了封建農業國家向社會主義的跨越的歷史壯舉。優點在於調動社會資源迅速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轉型，但也伴隨的無可避免的挑戰。因為這種劇烈而成功的轉型毫無疑問讓新生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陷入到正值盛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面封鎖與敵視中。
所以，蘇聯自誕生之日起就不得不面對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外部壓力。
為了應對這種巨大的軍事政治壓力，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蘇聯內部就不得不犧牲各成員利益來遷就整體政治目標。經濟上就是以重工業為主犧牲農業、輕工業的計劃經濟體系、政治外交上就是強行推行大國沙文主義的老大哥作風、軍事上就是依託核力量竭力維持的軍力平衡。
可以說，自誕生之日特別是冷戰開始後，蘇聯就失去了正常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內外部環境，地緣、民族等因素又決定了其必然走向霸權的道路。
最終，面對資本主義世界轟轟烈烈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經濟全球化浪潮，無論是理論還是現實，在生產力發展上並沒有優勢的蘇聯就陷入到窮兵黷武的困境中。
這是與以生產力發展為理論出發點的共產主義相違背的。
由於綜合實力上相對於西方世界的絕對落後，高強度全面對抗下蘇聯力不從心，於是蘇聯內部對於改革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同時興起的還有各個加盟共和國被壓抑已久的民族主義。
蘇聯解體從來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西化改革惹的禍，而是長期外部壓力、內部疲乏下生產力發展滯後，矛盾積累而爆發的必然結果。地緣因素以及共同的理念決定了蘇聯的成立以求生存發展， 但最終在無可避免的絕對劣勢對抗下因為整體的霸權的訴求與成員間各自的利益相悖而分崩離析。
蘇聯是一次人類歷史上的宏大實驗，不能說成功，但確確實實驗證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給後人帶來無數寶貴的經驗與血的教訓。
作為新生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一國之力力扛經過三百多年發展正要進入巔峰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大半個世紀，客觀上也推動了資本主義內部的民主化變革以及亞非拉國家的解放運動，並在當今世界的政治思想、國際組織等領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回應一下評論區:
當蘇聯變成一個墮落的官僚國家後，它就已經開始走向失敗了。
然而，在蘇聯留下的諸多遺產在離開官僚的陰影后，依然在人類歷史上閃閃發光，諸如高等教育免費，醫療免費，住房分配，性解放和白絲女僕裝校服。
作為一個「國家」，蘇聯失敗了，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這完全背離了工人沒有祖國和解放全人類的初衷。
但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蘇聯作為一個幽靈依然存活著。
蘇聯，即蘇維埃聯盟。
蘇維埃是人民代表大會的俄語音譯。
常說「前」蘇聯，是因為 .....
更新:
我說想把他扔進古拉格是出於氣憤，並不代表我真的希望古拉格這種玩意應該存在。嚮往人類解放的共產主義制度不可能支持這種壓制人權的集中營(蘇聯早就不是那個真正意義上的超越國家的共產國際核心了，1924年之後實際上就已經開始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了)。實事求是的來說，那個答主應該被送到派出所教育教育。在文中不當使用古拉格是我的錯，抱歉。
不行了我真的是被氣炸了，我在知乎一定要掛一個人。
我跟他討論共產主義，他給我說私有制。好嘛，私有制也可以討論對不對？
然後他說：「你老婆不是你私有的？」
我：。。。。。。。
沒人看我也一定要把這傢伙掛出來。
然後：
嗯。。。
本來我是極其反感蘇聯禁錮人的自由權利的古拉格集中營的。
但是如果是用來關這種答主的話我真是希望把他扔進古拉格。
@BLACK槍騎兵 求掛
傳送門：從冷戰開始，蘇聯是不是就註定失敗？ - 天日昭昭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3773997/answer/276937837
最後：
就你也算是個園丁？啊？
蘇聯的解體，並不意味著共產主義的失敗，因為蘇聯的解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的失敗。
自赫魯曉夫時代以來，在冷戰的激烈化和國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蘇聯開始倒退回帝國主義（其實在斯大林時代的大俄羅斯主義抬頭可以算做一個端倪）。69年珍寶島衝突，人民日報刊發的《打倒新沙皇》雖然是帶有那個時代風格的聲討，卻說的一點沒錯——至勃烈日涅夫時代，蘇聯已經完全成為一個新帝國主義國家。
無論是斯大林的「一國率先建成社會主義」還是托洛茨基的「繼續革命」，都還能算作是共產主義理論範疇。而在1970年以後，蘇聯的所作所為完全偏離了前人的道路。
對內，蘇聯帝國致力於把國家打造成一台能夠適應核戰爭的總體戰機器，而不是致力於改善民生和探索社會主義制度。同時隨著體制的僵硬化，蘇聯的社會文化急劇衰落——「光明萬歲」、馬卡連柯和蘇霍姆林斯基、衛星升空和加加林的年代及當年的自豪感一去不返了。70年代後空洞化的國家文化帶來的最大惡果就是國家凝聚力的凋敝。
對外，蘇聯帝國輸出革命，但目的並不是推翻當地的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建立社會主義，而僅僅是為了與美國在全球範圍開展軍事爭霸。在安哥拉、在越南和柬埔寨、在阿富汗……泥足巨人一步步踏入「帝國墳場」。
在內，蘇聯的體制日趨僵化，過大的國防開支讓財政不堪重負。在外，蘇聯的軍事爭霸不斷遭遇失敗……最終，在四面楚歌下，蘇聯帝國被美帝國及西歐帝國所戰勝，紅色沙文主義帝國被自由資本主義帝國所戰勝，僅此而已。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矣。並沒有註定失敗。是蘇聯自己決策失誤導致失敗。
假如中蘇沒有鬧翻，提前二十年高速工業化的中國，會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提升到足以對抗。
假如蘇聯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沒有破產，資本主義國家裡面無數帶路黨也不會絕望。社會主義國家也能更團結。
那冷戰未必必勝，但至少未必會輸。
當然不是，但是那要求敵人蠢。
先不敗而後求勝，蘇聯的籌碼比西方列強要少得多，在沒有絕對的認知上的優勢，而且已經體現在技術和組織上，也就是類似皮薩羅那樣的勝利，否則什麼制度上的優勢最多只是一些方面的優勢而已。
這就好比問，知道了共產主義就能打敗國民黨了？當然不能。當年毛還是被批的命。
偶然裡面是必有必然，但偶然是前提。像毛一樣的人能有幾個？沒幾個。紅軍也是差點被滅掉的——雖然紅軍掛了，可能有別的什麼軍出現，把國民黨打死或者發生執政方式更替，但那都是偶然的。
但是這兒把蘇聯的失敗，一定要說成是必然，那當然也是比較那個啥了，只能說是「當前這一組織勝算很小」，當年中國紅軍的勝算，也是微乎其微的。
事實上，弱者方面能選擇的並不多，如果說國民黨還有控制能力低下而且有固有的軍閥分裂的問題的話，那麼西方列強針對蘇聯的空隙並不大，而戰後殖民地脫離控制也不能對蘇聯真的有本質性的幫助，這和他是不是霸權沒有任何的關係。
主義和理想的不同在於主義是要輔助一套實踐和實踐邏輯的，這個時候本身就會很多時候行為類似於另一種「主義」。
而最終是否偏離原本的主義，也未必表示這個組織就會死亡，沒有偏離不代表不會完蛋，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只要看，實行過程中是否走霸權容易活下去，和不走容易活下去，是軍備競賽容易活下去，還是不軍備競賽容易活下去。
很顯然，不走霸權，蘇聯肯定很快完蛋
不軍備競賽，估計60年代還沒過就被炸平了
不管你是啥主義，吃了原子彈，就都是石器時代，你有了原子彈，人家有常規兵力，就是能比你更好的證明他更會丟原子彈，而你不會，同時你還更容易被第一波核打擊毀滅大半，核反擊可能打不出去。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沒人想軍備競賽，但是一旦開始軍備競賽，那競賽本身就根本不是為了贏，而是為了保持當前的態勢。
所以軍備競賽不是一個組織能選擇的事情，別人開啟你不開啟，那就是玩完。
弱勢方可以先不開啟，但是那要求有別的敵人對自己的敵人吸引注意力，很顯然蘇聯沒這個條件。
所以必須先開啟，這樣還能打一個時間差，笨鳥先飛，這樣就能拖更長時間，等敵人犯錯誤。
但是很顯然，優勢方犯致命錯誤的可能性就是低一些，但是這仍然是弱者可能獲勝的最大機會。
不管是主義，武器還是別的什麼，都是為了生存，而生存就有個緊迫和優先程度——而這不是能挑挑揀揀的東西。
1v1狀態下，誰初始條件更弱，誰的勝算就越小，弱者硬拖等敵人犯錯，本身就是唯一機會了。
所以蘇聯如果做得好一點，就算拖到2018年
那我們覺得誰能贏呢？一樣還是美國。
————————
中國也是一樣的情況
任何強大的國家都有消亡的一天
歷史也告訴我們了
歷史上的霸主，如荷蘭，西班牙，英國等等
還是更遠的，如羅馬帝國，漢唐盛世，蒙古帝國
都消亡了
包括現在的美國，也不會永遠第一，永遠霸主地位的
但不要結果論，因為蘇聯消亡了就說他必定消亡
我很討厭歷史學家說這個觀點，只要一個國家滅亡了，就必定滅亡
這不一定
其實冷戰有一段時間，蘇聯是佔上風的
特別是中國打完朝鮮戰爭，
且中蘇聯手在越南戰爭坑美國的時候，
美國其實開始戰略性後退
蘇聯在70年代是佔上風的
具體蘇聯滅亡的原因不討論，但絕對不是註定滅亡
你覺得在1970年誰可以預見蘇聯滅亡？
沒有人吧
共產主義可以打天下，不可治天下。
這是熱力學第二定律和人出生時天然的差異性決定的。
所以蘇聯建立之前他註定成功。
蘇聯建成之後，他就註定毀滅。
和冷戰無關。
就好像日本和德國在二戰初被逼到處撩菜一樣。
說他走帝國主義路線成為蘇修才是他敗亡原因的，
你以為冷戰時的蘇聯，有的選嗎？
再提供一個角度吧。
第一個蘇維埃成立於1905年10月18日。
「以印刷工人要求縮短工時及增加工資的口號開始，爾後迅速蔓延到其他行業，並從彼得堡蔓延到外省，呈現出明顯的政治性質，這使社會民主黨地下組織的領袖們大為吃驚。工人們高喊著要求公民自由、提高工資、縮短工時等口號。隨著罷工的發展，誕生了俄國革命必然要誕生的機構：第一個「工人代表委員會」，或稱「工人蘇維埃」。蘇維埃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發明。相反，波格丹諾夫（Богданов）和克努尼揚茨一拉金（Кнунянц—Радин）領導的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就以懷疑的眼光看待蘇維埃，認為它是黨的對手。到11月的第一個星期（新曆第三個星期），當蘇維埃的力量和影響己處於高峰時，列寧才從斯德哥爾摩那邊發來指示，竭力說服他的信徒以更合作的態度靠攏蘇維埃。50個印刷廠的罷工工人構成了蘇維埃的核心，他們選出代表並指示他們成立委員會。不久，其他行業的代表也加入了。說來也似乎矛盾，蘇維埃這一概念本身卻是沙皇間接或無意中建議的：在經歷一月事變之後，沙皇曾任命杜馬代表施德洛夫斯基（Шидловский）領導一個委員會調查動亂的原因。委員會命令工人們選出他們的工廠代表，以便傾訴苦衷。10月中，罷工的工人遵循了這個先例。
蘇維埃立即取得令人驚異的權力。這是第一個由選舉產生的機構，它代表迄今被剝奪了公民權的工人階級。在一個極端蔑視人民民主代表制原則的政府統治下，第一個體現這一原則的制度勢必馬上在精神上使現存政府相形見絀。蘇維埃立即成為革命的頭等重要因素。」
——《武裝的先知》第五章
第一個蘇維埃只存在了不到五十天，但是當時它卻表現出了驚人的力量，組織起了勞動群眾，是無產階級選舉出來的鬥爭機關，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的公共權力機關，它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稱其為「工人政府」，它的出現是劃時代的。
那麼，回顧一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的聯盟嗎？
蘇聯要怎樣才能贏得冷戰呢？我想這一點是絕不可少的：
硬實力對比贏面不大，西方陣營體量（經濟和科技力）是蘇東的7倍多。不過小國耗死大國也是有很多方法的。
一是靠軟實力激化大國內部矛盾，瓦解大國凝聚力，使其實力削弱。——赫禿秘密報告直接廢掉了蘇聯軟實力。
二是微操強悍，在無數次的全方位對抗中取得更多勝率，從而積小勝為大勝，類似tg游擊戰。——熱衷大力出奇蹟的毛子，只有KGB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安德羅死的早，現在只能靠普大帝微操了。
三是憑藉落後國家人命便宜，發揮野蠻人優勢發動戰爭，最後拖垮大國。——朝鮮、越南、阿富汗，一個就夠。結果看美帝跳完自己也跳進去了。
四是靠不同文明周期運行造出的機遇期，我方上升期對上敵方衰落期，一波帶走。——國祚時間太短，蘇聯如果活到現在就可以對西方一波流了。
五是加強自身實力，爆人口攀科技，同時維持內部穩定，以待將來。——蘇聯沒有實現穩定的中央集權制，地方始終有分封制傾向，最終分封成功，解體。
只是想說註定思維太無聊了，不能光講地緣政治，容易天命論。個人奮鬥是很重要的。
蘇聯註定失敗，是在中國的「九評」之後註定的。
從九評之後，蘇聯徹底失去了領導國際共運的合法性。
從而淪為了一個只能以地緣政治以及軍事實力來維持其超級大國地位的意識形態二流國家。
徹底的為蘇聯釘上棺材板的是李根。
李根在發現了蘇聯在道德上的弱勢之後，以其驚人的對大是大非的敏感立場。
將蘇聯推向了徹底的失敗。
里根柏林牆演講【中英字幕】推倒這堵牆
冷戰開始蘇聯可是全面壓制美國的。
美國一度準備放棄德國 韓國和呆彎
蘇聯率先登月
蘇聯逐步控制了中東國家
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
70年代資本主義差不多要全線崩盤了
各種內亂，法國巴黎大罷工等等
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泥潭，人民對政府失去了信任，後面更是嬉皮士風潮，吸毒濫交艾滋病泛濫。
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為什麼能在美國總統排前三？當時的美國真的已經快崩潰了。
而當時的日本呢？正是赤潮時期，儼然要脫離資本主義陣營投入紅色陣營的節奏了。
好了，美國扛不住了，中美建交。翻盤
日本赤潮分子紛紛自殺
西歐開始穩定
幾次中東戰爭以色列逐漸站穩了
謝邀
赫魯雪夫的時候就要涼了
去美國嚷嚷我們一定會要消滅你們的制度本來是件好事，廚房辯論一下把蘇聯的女權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但你又對國內斯大林主義者宣戰，扭頭還對華交惡，跟歐洲的關係也不好。
瘋狗？瘋起來自己都咬？
當時，美國：人少錢多武器牛，蘇聯：人不多錢不多武器多，中國：錢少人多武器差。不管蘇聯是不是搞冷戰，把中國趕去美國那邊就是作死，因為美+中=人多+錢多+武器牛，完爆蘇聯的人不多+錢不多+武器多；反過來，中+蘇=人巨多+錢不多+武器多，對美國才略佔上風。
結論：蘇聯與中國為敵就是作死；美國與中蘇為敵是欠揍而已。
不是，十月革命時就註定了蘇聯的下場。
埋葬資本主義、埋葬美國就是唯心主義空想。不符合唯物主義。
鎮壓二月、十月革命功臣，更是證明換湯不換藥。
說的實事求是，也就是這麼回事。
這篇《政治遺囑》是普列漢諾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筆錄，又曲折而戲劇性地經過尼·尼熱戈羅多夫的秘密收藏，終於在《遺囑》所預言的蘇聯崩潰之後，於1999年11月30日俄國《獨立報》發表面世。
2000年第2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出版）翻譯出版了這篇《遺囑》，同時翻譯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熱戈羅多夫收藏《遺囑》經過的文章、俄羅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漢諾夫博物館館長亞·別列然斯基對《遺囑》作的鑒定、由普列漢諾夫的侄子謝·格·普列漢諾夫記錄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漢諾夫的密友、俄國勞動解放社成員，後為孟什維克，十月革命後脫離政治活動，從事普列漢諾夫遺著出版等工作）關於普列漢諾夫口授《遺囑》經過的回憶以及《獨立報》主編維·特列季亞科夫為發表《遺囑》寫的按語。
本文稿的所有注釋已被刪除，如要查核，可翻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
(格．瓦．普列漢諾夫最後的想法)
我，格奧爾吉．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將幾乎整個有意識的一生獻給了俄國和歐洲的革命運動，不僅目擊和參加了祖國矛盾衝突極為激烈的種種事件，而且依照許多人的看法是造成這些事件的直接禍首，在結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說出我對這些事件的態度。在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之後，四面八方對我的痛斥紛至沓來。
我雖然並不認為有必要分辯，但仍應指出，我的罪過並沒有像切爾諾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為的那麼大。正如不能因為人們濫玩火而責難普羅米修斯一樣，不應該因為列寧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來加強其錯誤的結論和有害的行動而責怪我。
我認為在開始敘述我最後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談兩點意見。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詞「我們」，因為我寫作時從來都是代表我的同志們的。在這個文件中一切都應使用單數第一人稱來寫，因為只應由我而不是別人來承擔因我的「叛逆」思想而應對歷史負的責任。
第二．我放棄了同布爾什維克作鬥爭(其原因下面將要談到)，因此，只要布爾什維克還掌權，我的遺囑就不應公布。
一、 簡單談談我自己
一個人走過的道路，他的活動及行為決定於既定的目標，又因其後天養成的品質及先天帶來的個性而變得光怪陸離．對我後天養成的品質不必再談，因為在我的著作中已經一目了然，而關於我的性格則應該簡單談一談。
我的性格複雜而矛盾，我的親人和朋友們往往因此受到傷害。我從母親身上獲得了強烈的正義感、書卷氣、對大自然的熱愛、謙虛和靦腆。不錯，我還在沃羅涅日軍事學校上一年級時很快就克服了靦腆——這要感謝尼古拉。從父親那裡我獲得了剛強和意志力、工作能力、榮譽感、義務和責任感、果斷和直率。我正是甴於複雜的性恪在論戰中往往很生硬．我在承認這一點的同時仍應再說一遍，我一貫尊重對手，從未超出文質彬彬、以禮相待的範圍，沒有像列寧那樣墮落得使用義大利農婦粗俗的罵人活．我嘲笑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他的觀點。因此我相信，我「侮辱過」的人都會寬容我
我把一生中的40多年獻給了革命事業，從一個熱中於巴枯寧思想的民粹派分子變成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辯證淪者。當年曾廣泛傳說，我脫離民粹派只是由於我不能接受把恐怖當作政治鬥爭的方法．並非如此。我曾認為可以把恐怖當作極端的手段．只要它是社會起爆劑的話。萬幸的是，我們的敵人中沒有一個人是在我的參與下或經我的同意而被殺害的，而這種情況當時是可能發生的——我在3年之中手槍和鐵拳套始終不離身。
我「背叛」民粹派另有原因：我很快就對以巴枯寧造反思想為基礎的民粹派意識形態感到失望。涅恰耶夫主義，巴枯寧主義的這一畸變形式，使我感到厭惡。民粹派逐漸傾心的布朗基主義也不能使我滿意．這一切加上其他種種情況迫使我於1880年初僑居國外。未必還需要證明的是，我脫離了民粹派，但並沒有像我狂熱的對手——一個不再是革命者的「革命者」，有著特卡喬夫世界觀的巴枯寧分子，不可救藥的列.吉霍米羅夫那樣出賣他們。但是脫離民粹派對我來說並不容易．我幾乎有3年一直在痛苦地沉思，心情難受，尋求妥協，與「土地平分社」的朋友們及僑居國外的民意派分子激烈爭論、與拉甫羅夫談話和通信。
拉甫羅夫過去曾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親密朋友．當時聲望異常高，他依靠積極地為革命工作，發表傳誦一時的文章、活躍地參與巴黎公社和笫一國際的活動、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而保持著威望。這一切加上微妙的私人關係，使我不得不傾聽他的意見，妨礙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起初我像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當年那樣試圖找到終極真理。所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沒有也不可能有終極真理。在現時為革命事業服務並為人民造福的，就是真理。
直到1883年年中我才徹底轉到馬克思的立場上，當時我開始切實勾畫出我第一部真正馬克思主義著作《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的思想輪廓．因此，我作為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資歷早已超過30年了。我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應歸功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茹爾·蓋得在這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並非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我同他在l880年底相識，此後相同的觀點和友情把我和他聯結在一起。
推敲得不夠的傳記作者將來在分析我馬克思主義時期的活動時會把這一時期劃分為3個階段。
他們說，第一階段(1880——1882年)普列漢諾夫是「心存疑慮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試圖了解馬克思的學說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運用於俄國的條件。
第二個階段(1883——1905年)普列漢諾夫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始終不渝地同批評馬克思的人作鬥爭，但並非總能獲勝(這是真的)。
第三個階段從1906年開始，在我譴責了莫斯科武裝起義後，普列漢諾夫逐漸滾入「灰心喪氣者」之列，越來越遠離積極的革命鬥爭。布爾什維克對第三階段的看法更加肯定——「他出賣了無產階級，轉到資產階級陣營中去了」。
我把這3個定語都放在引號之中，因為它們都與真相相去甚遠。對於第一個階段全都清楚．因為對沒有充分研究和理解了的東西是無法懷疑的。關於第二個和第三個階段我只說一點：全都錯了。我從來都不曾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不曾是灰心喪氣者。我始終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辨證論者，在每一個具體時間裡我支持社會民主黨中更接近於馬克思思想並贊同「勞動解放社」觀點的那個派別。我對馬克思理論的態度當然逐漸在發生變化——這毫不奇怪，即使是這一理論的創造者本人，有時也因條件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觀點。
但無論是我的觀點的演變，還是80年代初我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俄國革命運動中恐怖作用的評價上的意見分歧」，都不會妨礙我斷定：我過去和現在都是我的導師們忠實的追隨者。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個人一樣犯過不少錯誤，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諒的錯誤是犯在列寧身上。我對他的能力估計不足，沒有看清他真實的目標和對目標的狂熱追求，對他的最高綱領主義持寬容和嘲弄的態度。我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他，全面幫助他，從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來。
不僅如此，1903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上，當列寧同馬爾托夫爭論時我支持了列寧，因此終於導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生。當時我以為，我能夠逐漸軟化列寧的立場，在必要的方面影響馬爾托夫，從而維護黨的團結。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團結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切與列寧意見不合的看法都無權存在。列寧主張團結．但要在他的領導下，服從他的目標，採用他的策略和口號。布爾什維主義一旦產生．開始迅速壯大，部分是由於它的策略和口號對於不甚成熟的俄國無產階級有吸引力，部分是由於列寧異乎尋常地執著，有著驚人的工作能力。遺憾的是，已經無法糾正我的錯誤了。
切爾諾夫先生因此才斷言說，布爾什維克是我的孩子。維克多.阿德勒就我與列寧的「父子關係」開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據的。我的錯誤過去和未來都使俄國付出高昂的代價．這個錯誤對我本人來說也是致命的。毫無疑問，布爾什維克只要長期執政，將盡其所能抹黑我的名字，使人們將它遺忘。僥倖的是，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在俄國歷史上的地位。我不是普羅米修斯，不是斯賓諾莎，不是康德．不是黑格爾，也不是馬克思。我沒有送給人們火，也沒有創立新的哲學，新的社會學說。
但是我在教育俄國無產階級的事業中，在發展俄國社會思想的事業中畢竟做過一些事，因此我斗膽說，歷史和後人將對我作出好評。
二、 於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作為將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有機結合起來的嚴謹的學說，是人類思想極大的成就。19世紀上半葉末《共產黨宣言》的出現是必然的現象，從資本主義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時起對無產階級的剝削當時達到了從來沒有達到的程度。歐洲的社會思想在翻騰，革命接二連三地震撼了資產階級社會，但無產階級的運動仍然是自發的和無意識的。需要有一個人交給無產階級一個強大的武器——能使無產階級懂得自己的歷史作用、向他們指明前景的新的社會學說。歷史推出了這樣的人。
《共產黨宣言》在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的事業中，在社會進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資產階級懾於《共產黨宣言》鐵的邏輯和「共產主義的幽靈」，一方面向無產階級作出相當大的讓步，另一方面千方百計試圖破壞馬克思學說的名聲。因此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從來都比比皆是。從90年代末起這些批評者格外多了起來。但這些先生的批評不誠實，更不說有創造性了。他們起先有意地或出於不理解歪曲馬克思，後來又大度地加以「糾正」。對馬克思學說的各個組成部分都進行批評，但批評的矛頭最多地指向他的社會發展理論，尤其是《共產黨宣言》。這決不是偶然的，因為50年之後《共產黨宣言》的許多論點變得容易受到指責。
《共產黨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機工業時代是絕對正確的，但在使用電力後開始失去意義。l9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共產黨宣言》的結論有某些偏離(儘管不大)，而且這一點在宣言的作者們在世時就巳顯露出來，他們也是承認了的。而貫穿整個《共產黨宣言》的主要思想則止今仍然是正確的。這個思想是這樣的：物質生產的水平決定社會的階級結構、人們的思維方式、他們的世界觀、意識形態、他們的智力活動，等等。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取決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矛盾的大小，階級鬥爭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
批評馬克思的人以難得的同仇敵愾一再嘗試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但是很明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作鬥爭，並像其他任何一個階級一樣捍衛自身的利益．有權實行專政，更何況他們將成為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不可能是完全意義上的專政，而且只是在過渡時期為了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才需要專政。不管那些批評馬克思的先生說些什麼，提出了什麼樣的論據來，仍然應該承認，迄今為止社會基本上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在發展。無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儘管不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迅速，群眾的相對貧困化、甚至絕對貧困化在加劇，赤貧化、犯罪現象及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罪惡都在加劇。階級鬥爭即使有所緩和，那也只是暫時的。
生產過剩的危機表現得很明顯，難道巴黎公社、俄國l905年革命及至今仍在進行的世界大戰沒有證明馬克思是正確的嗎？不，批評家先生們，要一筆勾銷馬克思的社會學說為時尚早!當然．伯恩施坦先生、司徒盧威先生及其他批評家都有合理的內核，但這些內核消失在吹毛求疵的莠草之中．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破壞它的威信。這給革命運動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因為他們號召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達成妥協，放棄階級鬥爭，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中製造分裂，最終導致世界大戰，被引入歧途的德國無產階級積極支持德國資產階級和德國軍閥主義的經濟意圖和軍事意圖。
現在我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辯證論者要暫時來「批評一下」馬克思。在不放棄我以往寫過的一切的同時，我要說一些依布爾什維克看來不可原諒的「蠢活」。我以為許多年來置身於馬克思主義者行列之中的經歷使我有權這樣做。我為什麼把「批評一下」放在引號之中，下面就會清楚。最近幾個月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我反覆考慮了許多問題，終於決定把早就因其新意而使我激動，又因缺乏論證而使我惶惑的東西表述出來。
我認為，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其原因如下。
隨著高效能的複雜的電動新機器的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科學成就的運用，社會的階級結構將變得對無產階級不利，而且無產階級本身也將變成另一個樣子。那個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的無產階級的人數開始減少，而知識分子就其人數和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而言將躍居首位。目前還沒有人指出這一可能性，雖然客觀的統計資料表明，從20世紀初起知識分子的隊伍相對來說比工人隊伍增長得快，直到現在知識分子仍然只是資產階級的「奴僕」，社會中一個有著獨特歷史使命的特殊階層。
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階層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進的思想帶到群眾之中去。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我毫不懷疑在不久的將來知識分子將從資產階級的「奴僕」變成一個異常有影響的特殊階級，其人數將急劇增長，其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產力、研製新機器、新工藝和培養有很高學識的工人。
知識分子在生產過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導致階級矛盾的緩和。格外合乎知識分子心意的歷史社會哲學範疇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這些範疇都包含兩個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階級的一面。
如果後者，作為階級矛盾的功能，可能經受革命的飛躍並形成佔主導地位的觀念的話，那麼前者完全取決於物質生產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發展進化的。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知識分子正是這一面的體現者，而這一面的性質是全人類的，它將對社會各個階層發生有益的影響，緩和階級矛盾，發揮不斷增長的作用。
因此，物質進步的主要後果之一是上述範疇階級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類一面作用的增長。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價值觀及其幸福和權利的體系，在未來其範圍必然將擴大為對愛護一切生物及周圍自然界必要性的認識，而這也就是這一範疇全人類一面作用的發展和增強。
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知識分子人數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為了操縱複雜的機器，將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識，工人不再是機器的附屬物。勞動力價值，因而工人的工資必然要提高，因為這樣的工人的再生產將需要投入更多的經費。複雜的機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在這種情勢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這是什麼言論？是背離馬克思主義嗎? 絕對不是! 我相信，在事態發生這樣的變化時(如果這發生在馬克思生前)，馬克思本人也會立刻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的。
隨著生產力發生質變，將形成新的階級、新的生產關係，階級鬥爭將按新的方式進行，人道主義思想將深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社會即使實質上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將學會克服各種危機。人道主義思想和巨大的生產將抑制赤貧化過程。近來我有時甚至想，產生於歐洲文明條件下的馬克思的理論未必將成為普遍適用的觀點體系，因為世界的社會經濟發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進行。
結合上述一切來看，不能排除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先生的某些思想將不如我從前以為的那樣錯誤。但我請現在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稍安毋躁。因為這一切還不會馬上發生。馬克思使階級鬥爭成為自覺的鬥爭，他的名字還將長時間寫在革命者的旗幟上。
對馬克思的歷史功績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今天英國工人，儘管在打仗，生活得卻比上一世紀中葉的工人要好，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權利，這是馬克恩的功績! 明天的工人無疑將比今天的工人生活好得多，生活在一個更民主的社會裡，這是馬克思的功績！資本主義，甚至資本家本人也在向好的方面變化(只有布爾什維克看不到這一點)，連這一點也是馬克思的功績!
當代的資本家早就明白。同吃飽肚子、心滿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忍飢挨餓、怒氣沖沖的工人打交道要來得有利得多，部分由於這一點，部分由於其他的原因，我以為資本主義不會很快就被埋葬。我從馬克思逝世時起，尤其是本世紀初起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所作的觀察表明，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構，它對社會鬥爭作出反應，不斷變化、人道化，朝著接受和適應社會主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
既然如此，資本主義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況下，資本主義的未來令人欣羨。野蠻的民族資本主義，野蠻的國際資本主義，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主義資本主義，有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人道民主主義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演進可能出現的幾個階段。
我認為設有必要嘗試預言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具體特點，在這一階段中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可能長期並存，相互競爭，互
為補充．在此後資本主義可能自己會緩慢地、毫無痛苦地死亡，但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許幾百年。
這是否意味我放棄革命飛躍呢？完全不是！革命飛躍當然會有的。生產關係的任何質變，即使是不大的質變，就是一場小的革命。要是一切都如我所料，那麼新的革命者的口號應該是什麼呢?知識分子專政嗎?勞動者的政權——這才是不會失去意義、永遠正確的口號!靠勞動為生的人才應決定應該有什麼樣的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築。
這一口號我去年不止一次提出過，我把它理解為工人、農民或知識分子——一切珍視勞動者利益的有生力量的聯合。
喀琅施塔得，位於今天的俄羅斯聯邦聖彼得堡以西29公里處，彼得一世時期曾為彼得堡的海防要塞，建於1703年，從18世紀20年代起成為波羅的海艦隊的主要基地。
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喀琅施塔得水兵曾經是布爾什維克黨賴以贏得起義勝利的重要支柱，而在短短3年多時間之後的1921年2月，就發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反對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大規模武裝暴動。
暴動的真正原因
俄羅斯解密檔案表明：布爾什維克黨和新生蘇維埃政權所推行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以及這一政策在基層推行的過程中所採取的強制性暴力措施，激起了民眾的不滿和反抗。
蘇俄政府長期推行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已經激起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並最終釀成了政治危機。
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員會頒布法令，要求農民按照政府規定的數字交納農產品，交出全部餘糧和一部分口糧來支援紅軍和工人。為了落實這項法令，蘇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攜帶著武器的征糧隊，用軍事辦法徵集糧食和農產品。
可是，在這項法令的貫徹落實過程中卻出現了偏激和過火的行為，征糧隊常常無視農民們的懇求強行將農民們的種子糧和最基本的口糧也徵集了上來，特別是將為數相當多的中農甚至貧農當作富農給鎮壓或懲處了。這自然激起了農民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引爆了農民暴動的發生。
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大多數是來自南俄和烏克蘭農業區的年輕農民，他們或者通過休假的方式，或者通過書信的方式，始終跟故鄉農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阿格拉諾夫，在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被蘇俄政府鎮壓之後於1921年4月5日呈交給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團關於喀琅施塔得暴動調查結果的報告就證明了這一點：「如果說喀琅施塔得的起事起到了用武裝力量批判蘇維埃政權的作用，這是因為：第一，大部分水兵沒有中斷同農村的經常性聯繫，而他們的社會成分都屬於農民；第二，水兵常常趨向於武力，這就是武力；第三，共產主義組織災難性的崩潰。」
蘇俄政府應對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的措施
一方面，蘇俄政府對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採取嚴酷的鎮壓。1921年3月5日，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命令，恢復第七集團軍並且直屬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由圖哈切夫斯基同志任第七集團軍臨時指揮官，同時兼任高射炮兵團指揮」，「第七集團軍臨時指揮官應在最短的時間裡鎮壓喀琅施塔得的起義」。
3月17日，第七集團軍司令圖哈切夫斯基給南方、北方軍隊集群再次下達了關於強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南方軍隊集群司令今天應最終佔領城市，並在其中實行鐵的紀律」，「在協同下充分利用炮兵部隊進行城市中的巷戰」。也正是在這份命令中，圖哈切夫斯基命令用窒息性氣體和有毒氣體的炸彈發起進攻。
3月18日，南方軍隊集群參謀部發來密電報告，「整個喀琅施塔得被英勇的紅軍佔領了」，「兵變者革命委員會已逃亡芬蘭」。
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黨和蘇俄政府領導人也對這場軍人暴動以及此前或同時蘇俄境內此起彼伏的農民暴動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列寧寫於1922年的《俄國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揭示了蘇俄領導人這種深刻而痛苦反思的心路歷程：「我們在經濟進攻中走得太遠了，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足夠的基地；群眾已經感覺到的，我們當時還不能自覺地表述出來，但是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很快就認識到了，這就是：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如果我們不能實行退卻，即把任務限制在較容易完成的範圍內，那我們就有滅亡的危險。」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廢止廣大民眾所怨恨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改為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用糧食稅代替餘糧徵集制。糧食稅的稅額比餘糧徵集制低得多，農民有權把納稅後的餘糧拿到市場上去出售，用來交換必要的工業品和其他生產或生活物資。糧食稅的實行，極大地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種糧積極性，從而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並且從經濟上鞏固了工農聯盟，蘇俄的經濟得以逐漸恢復和發展，社會和政治也漸趨穩定。
1921年8月23日，駐坦波夫省蘇俄政府軍炮兵司令接到的下屬的一個炮兵旅旅長從因扎斯諾村發來的報告就證明了這一點：「1921年8月22日我部在同匪徒的戰鬥中共消耗了160枚榴霰彈、75枚爆破彈以及85枚毒氣彈。」
蘇俄時期為什麼會爆發農民群體性事件
1918年，在新生蘇維埃政權建立不到半年的時間裡，便爆發了農民暴動。俄羅斯解密檔案披露，1921年5月受命前往坦波夫省平定農民暴動的圖哈切夫斯基於1921年7月16日寫給列寧的一份有關坦波夫省農民暴動情況的報告中指出：「暴動的原因與整個俄羅斯聯邦的情況是一樣的，是對餘糧收集制不滿和地方糧食機關不講究方法、粗暴推行餘糧收集制。」圖哈切夫斯基這裡所說的「餘糧收集制」，是蘇俄政權在1917―1921年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所推行的一項政策，這個詞的確切譯法應該是「糧食攤派制」，而不是「餘糧收集制」。事實上，蘇俄政府派到農村去的一支支征糧隊在收集所謂農民的餘糧過程中，往往採取暴力手段強行徵集幾乎是農民手中的全部糧食，包括農民們活命用的口糧和來年播種用的種子糧在內，這自然激起了農民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引爆了農民暴動的發生。
坦波夫省農民暴動始於1918年初。為了從農民手中強行將糧食收繳上來，蘇俄政府組織了一支支「征糧隊」挺進坦波夫省境內，但是農民游擊隊同蘇俄政府派出的武裝征糧隊展開了武裝衝突。1920年農民暴動已經幾乎席捲了坦波夫全省，但是各支農民暴動隊伍還缺乏協同作戰的經驗，還停留在各自為戰的層次上。1920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小股農民游擊隊逐漸組建成三個統一指揮的游擊集團軍，宣告成立坦波夫游擊區民主共和國。除了農民游擊隊之外，還組建了內衛部隊、警察局、檢察院等機構，並且出版了起義者的報刊。暴動農民很快擁有了自己的大炮，1920年末至1921年初是坦波夫省暴動農民鼎盛時期，暴動者人數達到了30多個團。
1920年底至1921年春，蘇俄很多地區爆發了農民武裝暴動，烏克蘭、俄羅斯東南部、中部、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沿岸等地區先後爆發農民暴動。農民暴動的高潮發生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亞伊施姆一縣參加暴動的農民就達6萬多人，農民暴動波及了全國至少13個省份。
蘇俄政府如何平息農民暴動
近年來俄羅斯解密檔案文獻證明：蘇俄政府在平定坦波夫省農民暴動的過程中不止一次地動用了化學武器。1921年8月23日，駐坦波夫省蘇俄政府軍炮兵司令接到的下屬的一個炮兵旅旅長從因扎斯諾村發來的報告就證明了這一點：「1921年8月22日我部在同匪徒的戰鬥中共消耗了160枚榴霰彈、75枚爆破彈以及85枚毒氣彈。」
此類檔案文獻表明：蘇俄政府軍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持續動用毒氣，由此可見暴動的農民與蘇俄政府軍之間的鏖戰是何等的殘酷，農民的抗爭又是多麼的不屈和激昂！
一次次農民暴動不能不引起包括列寧在內的蘇俄領導人對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以及對待農民政策的深思。1921年3月列寧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廢止農民們怨恨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改為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從俄國小農佔優勢的客觀實際出發，實行向社會主義迂迴過渡的政策。
蘇聯時期的農民政策與蘇共亡黨、蘇聯解體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1924年列寧去世，新經濟政策逐漸被廢止，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又得以恢復。特別是斯大林認定蘇維埃制度不能長久地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聯合的社會化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之上，因此必須摒棄列寧生前所倡導推行的新經濟政策，必須將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集體農莊，使「各地區毫無例外地都布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要加速工業化，就亟需大量的資金。資金從哪裡來？
從廣大農民生產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中「擠」出來。可是農民們又不願意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意願交出糧食，於是將農民們趕進集體農莊便是一條捷徑。而集體農莊在用強制手段確保高效收繳糧食的同時，卻扼殺、遏止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既無權決定自己的生產內容，也不再是自己的勞動成果的主人，這從根本上窒息了生產力的發展。本來，在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入侵之前，蘇聯農村的這種危機就已經充分彰顯出來了，農民們破壞生產工具、大肆盜竊集體農莊財產，任憑糧食霉爛在地里也不去及時收割入倉，大幅度地削減播種面積，甚至爆發農民暴動。
如此種種都是農村危機的表現形式。二戰結束之後本來是蘇聯政府調整自己農村和農民政策的一個極好契機，可是蘇聯領導人和蘇聯政府卻認定，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洗禮和考驗的蘇聯的戰前各項政策是「正確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否則蘇聯又怎能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呢？
這樣一來，人們期盼的變革就無從談起，農民們的狀況和命運依舊。
完善的國家機器、高效的反應機制、嚴酷的懲罰措施是二戰結束後蘇聯難以釀成大規模農民暴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無論是戰爭結束之後的阿穆爾州馬爾斯基區阿諾索沃村出現的多起反蘇標語和反蘇傳單事件，還是集體農莊農民暴力襲擊城裡派來的征糧隊事件，抑或大規模的農民越境事件，其實質都是蘇聯的農村政策和農民政策不得人心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當人們的這種情緒淤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現實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社會認同度就會一降再降，直至這種模式最終壽終正寢。
因此，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絕非一日之功，而是長期以來一系列政策嚴重失誤卻又長期得不到及時調整等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1921：征糧隊催化糧食危機
1917年蘇聯政權建立之後，立刻出現了戰時糧食危機，來春演變成饑荒。1918年5月列寧向全國各地發出電報：「沒有糧食。紅色首都因饑荒而處於滅亡的邊緣……我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名義，要求你們毫不遲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為保住政權，打贏內外戰爭，從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蘇俄政府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其內容包含了禁止買賣糧食和餘糧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蘇聯人民委員會頒布法令，要求農民按照政府規定的數字交納農產品，交出全部餘糧和一部分口糧來支援紅軍和工人。為落實法令，蘇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攜帶武器的征糧隊，用軍事辦法徵集糧食和農產品。征糧隊常常將農民們的種子糧和最基本的口糧也徵集了上來，並將為數相當多的中農甚至貧農當作富農鎮壓或懲處了。這引發了農民階層對與蘇維埃政權的離心。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雖出於應急，卻被列寧等蘇聯領導人一度視為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1919年1月，列寧在回答歷史學家尼古拉·羅日科夫的信中稱：「……不應當搞貿易自由、向後退，而應當通過改善國家壟斷繼續向社會主義前進……」此後列寧強化了這一思想。
1920年底國內戰爭結束，戰時共產主義體制卻延續了下去，被徵收的農村對蘇維埃政權產生了抵觸情緒，轉化為不願意種糧或者儘可能少種糧、故意縮減耕地的不合作行動。
農業急劇萎縮，1920年的穀物總產量比戰爭前減少了一半，棉花產量僅為戰前的6%。1918年春已發端的糧食危機開始放大，最終在1921年釀成一場波及蘇聯17個省份的大饑荒。
本次大饑荒的起止時間目前尚存爭議。И.В.科切特科夫等俄羅斯學者認為「絕對飢餓」持續到1925年。俄羅斯歷史學副博士奧爾洛夫·弗拉基米羅維奇則得出結論說，一些地區饑荒持續了蘇聯政權的整個頭10年。
毒氣彈鎮壓農民
戰時共產主義制催化了饑荒，引發了波及全國多個省份的農民暴動。1920年底至1921年春，烏克蘭、俄羅斯東南部、中部、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沿岸先後都爆發了農民暴動，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亞伊施姆一縣參加暴動的農民就達6萬多人，參加坦波夫省農民暴動的有5萬多人。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糧食一度銷售到全俄與歐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國最富饒的省份之一。1917年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該地一直對餘糧徵集制消極抵制，並演變為公開的農民武裝暴動。而隨著蘇俄政府對坦波夫省暴動農民的鎮壓，該省的經濟也滑落到整個國家的倒數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淪落到養不活自己的境地。
為從農民手中強行收繳糧食，蘇俄政府組織了一支支「武裝征糧隊」在同一時間從四面八方進入坦波夫省境內。但是農民游擊隊反擊了這些官方的武裝征糧隊，有時候將征糧隊打得潰逃，甚或全殲征糧隊。
蘇俄政府還將肅反小分隊及紅軍部隊開到坦波夫省境內。農民暴動卻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捲坦波夫全省。當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農民游擊隊逐漸組建成三個統一指揮的游擊集團軍，宣告成立坦波夫游擊區民主共和國，仿效蘇聯組建了內衛部隊、警察局、檢察院等機構。
1920年末至1921年初，暴動者的人數達30多個團。1921年1月底，蘇聯政府對坦波夫省的暴動農民武裝實施一次大規模的戰役，卻未獲成功。不少農民和工人出身的紅軍士兵加入了暴動農民的隊伍，暴動蔓延到相鄰的沃羅涅日省和薩拉托夫省。
1921年5月19日蘇俄政府鎮壓農民暴動部隊司令員米·尼·圖哈切夫斯基發表《告前線紅軍將士書》，號召紅軍將士們對「勞動者階級的敵人」實施「勇敢而堅決的打擊」，「坦波夫的匪徒們註定要滅亡！」為徹底平定坦波夫農民暴動，蘇俄政府「反匪徒委員會」甚至於1921年6月21日決定建議圖哈切夫斯基可以動用毒氣攻擊「匪徒」，「要極其謹慎，在有充足的技術準備並且確保成功時可以使用」。1921年8月22日，一個駐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氣彈。
農民暴動期間，1921年2月28日爆發了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2.6萬名暴動水兵大多數來自農村，曾經在十月革命期間首先向冬宮開炮，此時卻因為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集權和「餘糧徵集制」再度起義。
大饑荒的燃眉現實，迫使蘇俄政府從1921年3月起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行過渡式的新經濟政策，用糧食稅替代餘糧徵集制，准許農民擁有剩餘糧食和進行貿易。新經濟政策形成對農民暴動的釜底抽薪。1921年9月，暴動最後平息。
死亡與國際救援
1920年代初的蘇俄饑荒發生了人吃人的悲劇。全俄第九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來自發生大饑荒的薩馬拉地區的農民代表布爾馬特諾夫在自己的大會發言中指出，當地因為饑荒而發生了人吃人事件。
會議休息期間，列寧找來薩馬拉省負責該省賑濟饑民委員會工作的領導人安東諾夫詢問：「你們省的農民代表布爾馬特諾夫講得很好，但是，安東諾夫同志，他說他們那裡發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東諾夫回答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志，情況不僅僅是這樣，人吃屍體的情況不僅僅只發生在那裡。」「人吃屍體？！」列寧驚詫地發問道，又立刻憤怒地指出：「武裝干涉者要為此受到懲處！」自然，他沒有提到武裝糧食徵集隊。
大饑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無定論。1986年出版的《蘇聯農民史》稱大饑荒共造成了100萬人死亡。蘇聯學者В.П.達尼洛夫則在《集體化前夕的蘇聯農民》一文中稱：此次饑荒的死難者「有520萬人」。
俄羅斯科學院俄國史研究所研究員季馬·費奧多羅維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為飢餓和疾病死去了500多萬人。
1920年代的蘇聯未完全對外部世界封閉，這次大饑荒處於國際視野之中。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初，蘇聯政府藉由作家高爾基發出呼籲，籲請國際社會伸出援助之手。
美國是最早作出回應的國家之一。 1921年7月26日，時任美國救濟署署長的胡佛給高爾基回復了一份電報，聲稱美國救濟署可以向蘇俄饑民提供必要的援助，條件是蘇聯政府必須釋放被關押在蘇俄監獄中的美國人。
同一天，美國方面通過無線電廣播向全世界播發了胡佛給高爾基的這封電報的內容。
1921年8月兩國達成協議，美國救濟署派員到蘇俄境內實施援助，蘇聯方面保證這些工作人員的行動自由和豁免權，蘇聯政府可以派遣代表參與救援；美國救濟署工作人員不得在蘇聯境內從事政治和商業活動。
美國救濟署在蘇俄境內的16個區開展救濟，從美國購買糧食運抵蘇俄境內，截至1922年7月共計運抵蘇聯72萬噸糧食等食品。美國救濟署還向饑民提供醫療幫助，並為蘇俄政府在國際市場代購糧食。
美國救濟署還發動國際援助機構向蘇俄居民直接郵寄食物包裹和物品包裹，此外還在蘇俄境內開設食堂和物資發放站。1922年7月胡佛給美國總統哈定的報告中說：美國救濟署工作人員在蘇俄境內共計開設了15700個食堂和物資發放站，向大約325萬名兒童和530萬名成年人提供了食物。
高爾基在一封給美國救濟署署長鬍佛的信中感激地指出：「……你們從死神那裡奪回了350萬名兒童和550萬名成年人……在我所了解的人類受難史上沒有任何行動就其規模和慷慨能夠與這次援助相提並論……?
1922年秋天蘇俄的饑荒嚴重程度開始緩解，至1923年2月美國救濟署工作人員及其在蘇俄境內招募的蘇俄方面工作人員的總數從1.6萬名減少到2000名。當年6月14日，經雙方簽訂協議，美國救濟署結束了歷時將近兩年的對蘇俄饑民的賑濟活動。
1928：「非常措施」催生集體化運動
1927年10月，蘇聯放棄過渡性的新經濟政策，開始實施以大工業化為核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之配合的是農業的集體化。由於保證城市和工業糧食供應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國家核定的低價收購糧食，農民對餘糧的擁有和貿易權再次面臨取締，公開的理由則是1927年的糧食收購量下跌。
1928年1月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亞考察，在邊疆區會議上提出將蘇聯《刑法》第107條運用於糧食收購工作，該條文內容為「通過採購、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場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價格者處以1年以下監禁並沒收全部或部分財產，或僅監禁」。以刑法用於糧食收購，對擁有餘糧者以投機罪名懲處，這一「非常措施」此後影響深遠。
與此同時，西伯利亞邊疆區黨委專門成立了一個機構「糧食收購三人特別小組」，「三人小組」是衍生於戰時的特殊機構，擁有不經審訊批准逮捕、判刑和處決犯人的權力，在蘇聯二三十年代各級政權中仍舊存在。此後蘇聯全國紛紛仿效，先後都成立了這種擁有極大權力的「三人小組」來統一領導各自的糧食收購工作。與「餘糧徵集制」相比，僅是強迫的手段由武力轉為刑罰而已。
「非常措施」的實行，再次激化了蘇維埃與農民階層的對立。1928年3月26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基謝廖夫的報告稱：「由於拿走了農民的糧食，最近農村中的反蘇維埃情緒進一步激化。」「在北高加索成立了若干三人小組以加強糧食收購……由於三人小組有逮捕權，所以它們就逮捕了沒有完成指令任務的農民……」
《蘇共中央通報》1991年第7期刊登的材料充分地揭示了當時農民們的反抗情緒，甚至一位貧農出身的村蘇維埃主席也反映說：「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際共產黨人發瘋了或者正在發瘋。……完全是在搶劫……1928年上半年蘇聯全國各地就爆發了150多起農民暴動事件，這些農民暴動事件是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參與之下被鎮壓的。聯共（布）中央內部出現了意見分歧，1928年春天分歧越來越嚴重，斯大林堅持認為產生糧食收購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富農囤糧不售，蓄意製造饑荒，是階級鬥爭的表現。
糧食收購危機還為斯大林提供了政策論據。斯大林認為，糧食收購危機表明用市場方法從富農那裡獲取糧食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蘇維埃制度不能長久地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聯合的社會化工業和個體小農經濟之上，他由此得出結論：必須把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集體農莊，使「各地區毫無例外地都布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如此方能確保國家工業的糧食需求。
布哈林等人不同意斯大林的觀點，認為產生糧食收購危機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國家用在工業上的投資過多，而對農業投資過少。另一方面，糧食價格又定得太低，挫傷了農民們的生產積極性。1929年4月，布哈林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理論受到批判，布哈林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集團，斯大林可以放開手腳實施其農業集體化了。
1930年1月5日聯共（布）中央通過的《關於集體化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確定要在五年計劃結束時基本消滅小農經濟。蘇聯全國各地各級黨和政府組織自上而下地推行全盤集體化，不能如期完成任務的地方幹部要受到撤職、開除黨籍的處置，而不願意立刻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則被斥之為「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准）富農分子」，並沒收土地。
《蘇聯1921—1945年不和諧現象與社會衝突簡析》
摘 要：蘇聯期望以革命集權手段建設一個沒有剝削、壓迫、人人自由平等的和諧新世界。事實上，蘇聯不同歷史階段都有一些嚴重的社會不和諧現象。它們或以積極顯性的方式出現，表現為政治緊張、社會摩擦等；或以消極隱蔽的方式出現，表現為人格分裂、政治清洗等。這些不和諧現象雖然表現各異，但都可以歸結為過度理想化的社會政治結構與社會現實的衝突。
蘇共和蘇聯的意識形態是要建設一個沒有剝削、壓迫、人人自由平等的和諧新世界。但事實上，蘇聯不同歷史階段都有一些嚴重的社會不和諧現象。這些不和諧或以積極顯性的方式出現，或以消極隱蔽的方式出現。不同歷史時期，兩類不和諧景象既交織在一起，又各有側重。
一、內戰結束初期的不和諧景象——生存危機與社會衝突
1920年底，蘇俄內戰基本結束，但「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不僅未被取消反而被俄共（布）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捷徑加以確認。蘇俄本已混亂的經濟雪上加霜，加之持續七年之久的戰爭破壞，工農業生產進一步萎縮，日常必需品極為匱乏，不滿情緒蔓延，社會衝突加劇。在這樣的背景下，饑荒、社會動蕩、暴亂成為期間最為突出的不和諧現象。
1.生存危機：饑荒蔓延、餓殍遍地
在戰爭破壞和極端政策的影響下，蘇俄農業播種面積逐年減少（1920年，蘇俄耕地面積不到戰前的93%）[1]，牲畜被大量宰殺，糧食產量連年下降（只有戰前的一半多）[1]，生活必需品匱乏。1920-1921年初，蘇俄開始出現饑荒的跡象。
如坦波夫省在1920-1921年間的糧食收成只能滿足四分之一的需求。1921年初，坦波夫省的征糧任務只完成一半，但卻已使超過一半的居民陷入飢餓。禍不單行，恰在此時蘇俄又發生了嚴重的旱災。1920-1921年整個冬天沒有下雪，而1921年蘇俄又經歷了一個乾旱的夏天。總而言之，戰亂、軍事共產主義、自然災害等綜合因素導致了1921-1922年的蘇俄大饑荒。饑荒波及30多個省，遍及伏爾加河流域、烏克蘭、北高加索等主要產糧區，約有3 350萬人受災。饑荒的嚴重程度觸目驚心。
如在巴什基爾地區有90%的居民成為饑民。而在極端悲慘的境況下，也曾發生人吃人的現象。蘇俄政府採取了募捐、調撥糧食、向國際社會求援等手段應對這次饑荒，但仍然有700-800萬人死於這次饑荒。其中一條值得我們警惕、反思的原因是，蘇俄出於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上的考量，對參與賑災的國內民間組織和外國機構極端不信任，設置了一些障礙，如解散了賑濟饑民委員會、逮捕流放其成員，取締東正教會的救災行動、沒收其財產、鎮壓其反抗等。這使蘇俄的救災工作多少受到一些負面影響。
2.社會衝突：農民暴動、士兵叛亂、市民抗議
蘇俄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早在實施之初就已經引起農民的不滿。據統計，僅1918年一年，就有245起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農民暴亂。內戰結束後，蘇俄經濟蕭條，工農業產量下降，日用品尤其是食品的供應出現危機。由此又進一步引起了農民和部分工人群眾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失望和不滿。首先是農民和征糧隊的衝突日益激烈，繼而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蘇俄各地出現了規模不等的農民暴亂[2]。
農民的情緒感染了一些農民出身的士兵，其最為嚴重的後果是引發了1921年2月的喀琅施塔得兵變。其次，食品供應不足等問題也引起了工人等城市居民的不滿和抗議，其矛盾的焦點是要求取消糧食專政等。典型的事件是1920年10月普梯洛夫工廠發生的工人騷亂。
二、新經濟政策時期的不和諧——顯性衝突與隱性問題並存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經濟危機和嚴重社會衝突引起蘇俄高層的重視，他們迅速判明原因，並於1921年3月始，逐步實施了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蘇俄經濟走向復甦，社會矛盾趨於緩和，從而為消除饑荒、暴亂等極端不和諧現象提供了經濟政治保障。
這些矛盾與問題集中表現為兩類相輔相成的不和諧景象，即一方面表現為頻發的經濟危機、時刻讓人繃緊神經的政治鬥爭、不時出現的罷工運動、不斷出現的農民暴力抗法事件等顯性問題和衝突，另一方面則是官僚集團陽奉陰違、農民和「耐普曼」消極怠工等隱性不和諧現象。
1.顯性不和諧：經濟危機、政治緊張、群體事件、暴力犯罪
期間，蘇俄最為突出的不和諧現象是頻現的經濟危機以及危機背後緊張的政治鬥爭，而與之相伴隨的則是群眾的不滿、抗議和不斷攀升的暴力事件。
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俄雖然通過市場的力量迅速恢復了經濟，但軍事共產主義式的經濟管理方式與市場之間始終存在不可彌合的矛盾。這導致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俄危機頻現。1923年發生工業品銷售危機；1926年到1927年出現了商品短缺危機；1924年春、1927年底到1928年春發生糧食收購危機。1929年，蘇俄糧食收購危機更趨嚴重。
經濟危機下的蘇俄失業嚴重，商品短缺，民生維艱。而蘇俄政府又以政治高壓的方式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這綜合導致了這一時期極為尖銳的社會矛盾與衝突。如國家保安局常任意逮捕商販[3]，政府強迫農民交售糧食，而農民則以各種方式予以對抗，社會衝突在1928年後加劇。1928年僅報刊就報道了近千起針對官方的暴力事件。
1923-1929年，蘇俄高層以社會經濟危機為背景，以新經濟政策的存廢為焦點爆發了多次公開的政治鬥爭。鬥爭的結果是反對派被施以政治迫害。這使全黨、全國瀰漫著恐怖氣氛。國際上，西方各國敵視蘇俄，不斷製造外交事件。
2.隱性不和諧：官僚主義泛濫、農民和耐普曼消極投資
首先，黨政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官僚主義日趨嚴重。1920年代，蘇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增加2倍多，超350萬，加之高度集權和命令主義的消極影響，導致文牘主義、因循拖沓的官僚作風日甚
其次，農民和耐普曼（即新經濟政策人，也就是個體工商業者和民營企業家）消極投資。由於行政干預泛濫、私人財產得不到有效保護等原因導致價值規律的引導、激勵作用被扭曲。這使「耐普曼」和富裕農民寧願把大量錢財用於揮霍性消費，也不願增加對農業和工商業的投資。
三、「大轉變」前後的不和諧——集權政治下的恐怖與兩次饑荒
所謂「大轉變」是指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從新經濟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轉變。在這前後，斯大林以極端措施解決社會矛盾，強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大一統。其措施雖有利於集中一切資源快速實現軍事工業化，但卻因此激發了一些社會矛盾，導致一系列長期為歷史學家所詬病的不和諧現象。
1.紅色恐怖：消滅富農運動和大清洗毒化社會空氣
「大轉變」前後，斯大林權力不受制約，乾綱獨斷。為推行超高速工業化和農業全盤集體化戰略，斯大林採用階級鬥爭和政治清洗的鐵腕掃除障礙因素。
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消滅富農運動和大清洗運動。兩次運動使蘇聯農民、黨政軍幹部、知識分子死傷無算。據1954年2月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關於鎮反人數的統計，1921-1954年2月，蘇聯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數為3 777 380人。其中絕大多數為「大轉變」前後的受難者。
1930-1940年有大約72萬人被判處死刑，這一數值是1921-1929年死刑數值的30多倍。政治恐怖氛圍毒化了社會空氣，逼供信、誘供、網羅罪名、告密成風，全社會噤若寒蟬。這是斯大林時期最為典型的不和諧現象，其人為因素顯而易見。
2.生存危機：死於大饑荒的人數巨大，社會衝突因此劇烈
第一次饑荒發生在1929-1934年。據統計，僅1932-1933年就有500-700萬人死於饑荒，重災區是白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饑荒全面爆發後，烏克蘭有200-300萬人餓死，哈薩克則損失約175萬。
第二次饑荒發生在1946年到1947年，有200萬人餓死[4]。
大饑荒背後則是基層幹部浮誇糧食產量和征糧隊的飛揚跋扈。蘇聯為完成糧食收購任務，由國家強力部門嚴密監控幹部們對相關政策的執行情況，對執行不力者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並予以撤職，甚或以「異己分子」、「敵對分子」的罪名給予嚴厲的處分。
這種高壓政策使多數幹部不敢講真話，為邀功紛紛浮誇糧食產量。
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征糧任務，政府派遣征糧隊強行徵收農民的糧食（甚至包括口糧和種子）。很多農民家的窗戶帶框被一起拆掉，造成房屋無法居住。征糧隊經常毆打、關押抵制征糧的農民，而農民則經常性的搶劫運糧車，以至當局不得不武裝押運糧食。
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蘇聯為建立東方戰線，多次以戰爭或軍事威脅的方式侵奪鄰國領土，如通過戰爭方式取得芬蘭的卡累利阿，通過政治和軍事壓力強取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地區、強並波羅的海三國。在東方，中蘇圍繞領土、邊界、主權問題摩擦不斷，其原因也在於蘇聯的霸權行徑。
四、小結
蘇聯1921-1945年間的不和諧現象雖然表現各異，但都可以歸結為過度理想化的社會政治結構和社會政治行為與社會現實的衝突。
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共追求社會大同的理想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浪漫主義在現實面前不斷碰壁，卻又不甘放棄。當障礙清除，以集權為特徵的社會政治結構得以確立之後，令人窒息的社會政治氛圍和人們長期被壓抑的經濟社會需要與體制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並成為蘇聯中後期一些不和諧現象的總根源。
參考文獻：
[1]沈志華.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上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95.
[2]徐元宮：蘇聯三次大饑荒真相——來自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的解密文獻[J].鳳凰周刊，2009（14）.
[3]伊·愛倫堡：人·歲月·生活：上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384.
[4]左鳳榮：從「制度為本」到「以人為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實質性突破[J].探索與爭鳴，2009（2）
據俄羅斯《絕密》雜誌報道，1985年12月，一架蘇聯客機被劫持到中國。在這起突發事件中，中方本著善意進行了妥善處理，從而使中蘇敵對關係得以緩解，使蘇聯客機的意外之旅變成最早的中蘇「破冰之旅」。
副駕駛劫持客機 1985年12月19日，蘇聯雅庫茨克民航局一架安-24型飛機開始執行第101/435航次飛行。當這架編號為「42845」的飛機接近赤塔上空時。只有機長、副駕駛、領航員和機上機械師呆在駕駛艙里，唯一一名女空姐則與乘客呆在客艙內。在飛機臨近赤塔時，副駕駛沙米利·阿利穆拉多夫明顯躁動起來。他看到領航員前往客艙，便尾隨出去，但他迅速又折回來，對還在駕駛艙的機械師謊稱「空姐有急事找你」，於是機械師起身離開，駕駛艙內只剩下機長和阿利穆拉多夫兩人。阿利穆拉多夫迅速關死艙門，然後用刀頂住正在操作的機長，厲聲要求改飛中國。
念及機上44名乘客的安危，機長決定將飛機開往中國海拉爾機場，並同時通知蘇聯地面調度，說飛機已被副駕駛劫持。事後有關方面才弄清楚，阿利穆拉多夫從民航學院畢業後，未能如願當上機長，一氣之下動了劫機的念頭。
迫降在野外 飛機被劫持後，被趕到客艙的領航員和機械師試圖用螺絲刀撬開駕駛艙門，但無濟於事。
在駕駛艙里，機長對副駕駛說：「把刀收起來，沙米利。飛機上的油料不夠我們飛到海拉爾，就在野外降落吧。」阿利穆拉多夫很清楚迫降有風險，副駕駛必須與機長同心協力才有成功的機會，於是他乖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憑藉多年飛行經驗，機長將飛機迫降在一座小村莊旁。
當飛機迫降後，地面上最先跑來的是一個男孩，接著又來了一名婦女，後來當地公社老書記也來了，最後出現的是一名中國警察。這位警察用棍子在飛機周圍的雪地上划出一個圈，然後告訴村民圈內是禁區。但蘇聯客機的出現還是令當地居民非常欣喜，他們熱情地拿出大衣和毯子，婦女們則跨過「分界線」，向從天而降的客人送上熱茶和肉食。心裡七上八下的蘇聯人放下心，一場「民間外交」開始了。
約一小時後，幾名中國官員來到現場，先把阿利穆拉多夫帶走，然後又派客車將其他乘客和機組人員接到海拉爾賓館入住，機長和領航員的手槍、地圖和文件則放在駕駛艙內。離開飛機前，中方人員請機長親自封好飛機艙門。
來華目的：旅遊 飛機進入中國後，中國有關部門迅速評估形勢，決定利用這一契機改善中蘇關係，中方迅速將事件經過通知了蘇聯駐華使館。12月20日，被安置在賓館裡的蘇聯乘客和機組人員接到一份有許多圖表的問卷，不過只須填定其中四項：姓氏、名字、父稱和來中國的目的。最後一個問題有點撓頭，因為除劫機者外，誰也沒想到會來中國。一個穿灰西裝的男子隨即建議填成「旅遊」，後來蘇方對這種友好姿態給予高度讚賞。
這群「遊客」受到中方熱情接待，女乘客安娜對中國美食讚嘆不已。不久，蘇聯客人又被送到哈爾濱，他們在那裡登上一架蘇聯民航客機，直飛赤塔。
蘇聯乘客們回國後，都接受了克格勃的刑事調查，他們都對中國人的熱情好客深表欽佩，都說這種冒險經歷做夢也沒有想到，今後會講給子孫後代聽。至於這次「旅遊」的組織者——阿利穆拉多夫，他被中國法院判處8年徒刑。安-24劫機事件得到妥善處理後，中蘇關係出現明顯轉暖的跡象。
摘自《上海譯報》
（作者:徐元宮）
不知道被誰邀請來答這個問題，那也要強答一波。
近期中毒了冷戰熱斗，就以TS為例說一下蘇聯和棋或者取勝的策略吧。括弧內為現實的策略。
首先，如果起手牌比較好，那麼可以開局政變義大利（支持意共及游擊隊取得政權，同時保證蘇南關係不破裂），並順勢進入法國。（支持法共）。
握住中國牌不放（以中蘇同盟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石，大力援助中國。）
封鎖牌如無必要把握不用（不要開啟柏林危機，如果整個西歐赤化美英可能真的要拚命。留下西德慢慢放血，畢竟如果意法都已在手其實歐洲大局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朝鮮戰爭能贏最好，不贏也沒事。別輸就行。（如有必要，駐軍朝鮮。把對峙前線推到三八線，逼美軍兩線對峙，而這兩線都離中蘇很近對美國則較遠）
必須佔領阿富汗。（儘早在阿富汗扶持親蘇政權，進一步爭取伊朗。）
把中東作為刷OP的倉庫，勢在必得！！！後期記分牌加OPEC刷分神器！（務必強勢介入中東，推進伊斯蘭世界世俗化（不是社會主義化！）嚴厲打擊原教旨主義，扶持親蘇政權）
蘇聯內部一定要注意農輕重的比例關係，建議中方將《論十大關係》翻譯成俄文贈送給蘇共中央委員及以上級別幹部。
美洲可以不統治但一定要不時給美國撓痒痒。junta和fidel還有阿連德一定要常用（暗中支持美洲反美運動）
非洲點數不多，可以像美洲一樣操作。（非洲同理，不一定要蘇聯自己出面，成本太高，可以通過法國和埃及，離得近）
通過越南叛亂牌介入東南亞。（此處應有中蘇合作，經略東南亞，澳大利亞是弱雞，還得靠美國，這樣美國已經n線作戰了）
印巴戰爭牌視情況打，總之巴基斯坦一定要保。（東南亞和巴基斯坦從兩個方向夾擊印度，再加上北面的中國，逼印度投靠美國）
暫時就想到這麼多，有反對意見的請評論。
共產國際的解散導致了世界革命的組織渙散，導致了各國共產黨的本位主義抬頭；在一些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發展為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本位利益矛盾，這種國家本位利益之間的矛盾發展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和內鬥，這樣各國共產黨的力量都受到了牽制、世界革命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因此世界革命不能進一步擴大；這導致了各國共產黨都事實上脫離了革命，脫離了革命，先鋒隊就無法通過革命鬥爭來甄別發展黨員、對黨員進行革命洗禮，這就導致了各國共產黨在組織上的渙散，先鋒隊就喪失了組織性；而沒有了先鋒隊的組織特徵，先鋒隊內部就不能通過嚴格的組織紀律性來克服自發性，這就進一步造成了黨在思想上的變質，喪失了革命性；最後沒有了革命的先鋒隊，也就沒有了先鋒隊專政，沒有了組織灌輸，社會主義國家群眾的自發性也就無法得到克服，最終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及群眾的思想意識都發生了傾向於這個世界還處於主流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改變。
「一國革命勝利後到世界革命勝利前，始終堅持世界共產黨的統一領導和社會主義國家形式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專政」是兩個密不可分的原則。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了一國革命勝利以後，於1918年建立了共產國際，即我們講的實現世界革命集中的世界共產黨，但是這個共產國際在1943年解散了，而沒有如「先鋒隊專政理論」中提出的在「一國革命勝利後到世界革命勝利前，始終堅持世界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最終導致了這次世界革命的失敗，而蘇聯、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都是這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都由於這個重大的錯誤最終失敗。推薦閱讀：
※沒有美國，也不使用核生化武器的話，全世界能戰勝冷戰時的蘇聯陣營嗎？
※蘇聯在冷戰期間為何沒能解決糧食問題？
※紅色警戒2系列的兵種現實里都有些什麼原型嗎？
※冷戰期間，日本在阻止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向美國本土滲透發揮過巨大的作用嗎？
※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深層原因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