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蘇聯能在經濟不佔優勢的情況下，成為世界的一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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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世界經濟。

1973年的世界經濟。

美帝富豪佔據了大部分的財富，而他們交稅很少
用索羅斯的話說，他秘書交的稅比他還高
額，或者是巴菲特？記不清哪位了
畢竟人家養了一大堆學法律的博士碩士，合法避稅你懂不懂？

換句話說，蘇聯其實經濟是美帝的三分之二的時候，能拿出來的用于軍事的資金就和美帝差不多了

冷戰本來就不公平，蘇聯滿目蒼痍的時候歐美開啟了冷戰，而蘇聯的盟友不是斯坦就是波蘭波蘭…

歐美是英法等一大片老牌發達國家

講真，能抗幾十年，很牛逼了

中國么，估計經濟是美帝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時候，就能抗衡美帝了····畢竟我們是原教旨資本主義，人家美帝是羅斯福改良過的資本主義

蘇聯的經濟從二戰結束後長期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以國家行為體計算，其國民生產總值一直僅次於美國。以對手美國為參照坐標的話，蘇聯的經濟總量、效率和結構確實遠不如美國，即使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國力鼎盛之時，蘇聯的經濟至多僅為美國的40～60%，直到80年代被日本超過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而此前的日本只是資本主義世界老二。蘇聯經濟之所以被詬病，是因為它的經濟政策、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效率實在是太低了，蘇聯的GDP只有數量，沒有質量（除了與軍事有關的工業外）。

蘇聯可以成為冷戰一極，主要有兩個支柱，第一是所擁有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即共產主義最終將消滅剝削，打倒剝削階級，達到共同富裕，最終實現全人類的解放這一思想武器，是蘇聯成為世界一極的根本支柱，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和信念力，是與美國競爭的精神內核，與西方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領域。美國人民以美利堅民族是上帝的最優秀的選民而自豪，代表了人類前進的新希望，上帝賦予了美國領導世界的使命，即所謂「天命昭昭」。俄國人也以斯拉夫民族而自豪，彌賽亞情節使俄國人以全世界的救世主自居，共產主義更是使蘇聯肩負了將世界從奴役與黑暗中拯救出來的使命。

第二是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全球布局的軍事戰略。首先是蘇聯軍力的鎮國之寶——陸基彈道導彈為基礎的三位一體的戰略核武庫，是蘇聯敢於美國較量的支柱，也是蘇聯成為世界兩極的核心支柱之一。美蘇恐怖的戰略核平衡，使蘇聯的戰略核武器使美國本土自建國以來遭遇了真真切切的危險，意味著美國不再絕對安全，隨時可以被另一歐亞大陸的強權所毀滅。其次是蘇聯的常規軍事力量在歐洲具有戰略優勢，東歐特別是東德蘇聯駐紮了強大的裝甲集群，兵峰已越過柏林，就如同一根刺一樣深入歐洲腹地，這在歷史上是少有的。假如開戰，一旦被蘇軍推進到大西洋岸邊，再想翻盤是極其困難的，這給西方留出的時間換空間的餘地小了很多。整個冷戰期間，西方的整體實力優越感被蘇聯軍事實力所對沖。當然，類似的還有駐蒙蘇軍給北京帶來的恐慌。

國家的強大，經濟只是其中一個考量，1898年美國的經濟就超過當年的老大英國，直到二次大戰後，才被推上世界的老大位子。日本上世紀70年代，經濟就是世界老二，如現在的中國，但影響力與老二的位子極不相稱。國家的強大是個綜合評估的結果，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的餘威，雖然經濟退後，政治影響力仍在，軍事力量也僅僅排在美國之後，又是安理會五國之一，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沒有一個霸主是可以被一次就推翻的。德國也是搞了英國兩次才把它徹底掀下去的。

美國繼承英國，成為世界第一。蘇聯繼承德國成為挑戰者。歷史不過是重演了一遍。

謝邀，蘇聯之所以成為世界一極。首先是因為意識形態。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號召力極強。全世界人民趨之若鶩。大有要干翻資本主義，完成共產主義革命的架勢。乃至讓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小弟，能喊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來。
這些意識形態上的優勢彌補了蘇聯經濟上的劣勢。成為那個資本主義世界裡最招人恨的存在。
所以，三年國內戰爭，沒幹翻蘇俄。而後蘇聯大搞計劃經濟，實力迅速增長，超越西歐。納粹德國看不下去了，發動二戰，發誓把蘇聯抹掉。然而它終於把自己抹掉了。
這是連番的勝利。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了蘇聯的代理人。無不以效法蘇聯為理想，以實現世界大同。這種態勢下，蘇聯怎麼可能不是一極？而蘇聯意識形態的褪色，導致的後果就是蘇聯瓦解。它因共產主義首義而興，因拋棄共產主義而亡。此後再也不是什麼超級大國了。

實際上，誰能扛起共產主義的大旗，意識形態上佔據攻勢地位，抵住資本主義世界的反撲。它就是超級大國。你想想中國吧，毛時代有什麼實力可言？就是因為堅持共產主義，干翻了各種侵略者，就成了「中美蘇」大三角。難得卡特總統抬舉，這全靠強勢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加持。

共產主義學堂：eziv587

蘇聯的一極來自其本身的武裝力量以及最重要的對世界局勢的干預能力。

6、70年代風起雲湧的第三國家獨立運動以及地區戰爭中，有非常明顯的蘇聯影子。這一干預能力甚至造成了即使軍事、經濟力量不如美蘇的中國，也可以成為影響世界的半極。

首先沒有意識形態什麼事，經濟強不強，是不是超級大國跟意識形態有啥關係？？？？意識形態又不能當飯吃。蘇聯怎麼餓死人的？

誰說蘇聯經濟不佔優勢的！！！說這話就是胡扯！！！！

蘇聯是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曾取得過巨大的成績，也曾犯下許多致命的錯誤。如今，蘇聯解體已有十餘年，蘇共也不復存在了。一切均已塵埃落定，也是到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時候了。

在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早期，沒有能處理好農業的問題，無疑是蘇共執政後期社會問題不斷的根源之一。

因此，分析蘇聯早期農業政策的利弊得失，有助於我們全面的了解蘇聯的歷史，把握蘇聯歷史的發展脈絡，對於我們今天的應該如何處理好「三農」問題，也頗有借鑒價值。

談到蘇聯的農業問題，不得不回顧一下沙俄的農業問題。在沙俄時期，俄國的農村基本上處在農村公社的狀態，農民對貴族存在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大部分農民都是農奴。1861年，俄國進行了農奴制改革，約2000萬的農奴擺脫了農奴依附地位。但是，這一改革並不是為了農民的利益而進行的，它是在沙皇政府在內憂外患之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

因此，這一次改革是不徹底的，在相當程度上是以犧牲的利益為代價的，在改革中，地主不僅保留了的土地，還利用「割地權」掠奪了大量的農民份地。在改革中，被地主割去的土地佔改革前農民份地的20％。與此同時，地主還從農民身上榨取了巨額的贖金。據統計，農民獲得的全部份地約值6.5億盧布，而農民交納的贖金到1905年已高達20億盧布，相當於地價的三倍，千家萬戶因此而負債纍纍，幾近於破產。

在20世紀初，又進行了旨在摧毀村社制度、扶植富農經濟的土地改革。這場改革的具體內容是允許農民退出村社，並取得一份份地，份地允許買賣。在1906～1915年期間，有200餘萬戶農民退出村社。其中大多數退社貧苦農民由於缺乏農具和資金，不得不把土地以低價出賣給富農。實際上，這場改革有利於富農和地主，改革變成了有權有勢的人對農民的掠奪。

通過這兩次改革，俄國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農奴制的改革，使得俄國的資本主義獲得了飛速的發展，並在20世紀初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至於斯托雷平改革則使俄國經濟在1907年－1914年獲得了很大的發展。這一時期，俄國成為「歐洲穀倉」、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出口國和第二大農業生產國。由於農業的拉動，這一時期，俄國資本投資總額從26億多盧布增長到51億盧布。1913年的鋼鐵產量、煤產量、國民收入等分別比1900年增長48％、121％、78.8％。2 可以說，這兩次改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了俄國工業和現代化的發展，但是這些成就都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而取得的。

由此，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俄國的現代化的模式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代價而取得的，俄國現代化的進程每向前一步，都伴隨著農民利益的進一步的被剝奪或犧牲，而這一種發展的模式，事實上也為蘇聯共產黨所繼承，因此，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第一個被考慮犧牲的便是農民的利益？歷史的發展往往具有某種內在的繼承性

因此，蘇聯共產黨很可能是在繼承了沙俄的這種發展模式而不自知。歷史的慣性，常令人感慨。

俄國在1914年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從而激化了國內的矛盾。1917年爆發了「二月革命」，不久又爆發了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上台執政。布爾什維克黨面臨的最大的一個問題之一便是農民問題，在其代表農民利益的盟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支持下，進行了土地改革。

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發。第二天便發布了《土地法令》。宣布廢除土地私有權，全部土地歸國家所有並交給農民使用。根據《土地法令》，1918年初又頒布了《土地社會化法令》。規定立即無償地廢除土地私有制，將所有土地變成全民財產並交給耕地的勞動者使用。土地法令的頒布和土地改革的實行，使貧、中農獲得了1.5億俄畝的土地和價值三億盧布的農具。3

但是，土地雖然分給了農民，但緊接而來的經濟困難和國內戰爭，卻迫使布爾什維克黨實行餘糧收集制。1918年5月，開始頒布法令強征農民餘糧，1919年1月11日又頒布了《關於在產糧省份收集歸國家支配的糧食和飼料》的法令，即著名的糧食收集法令。

規定未按規定期限交售糧食而又發現其儲備者予以沒收，嚴重窩藏糧食儲備者予以嚴懲，沒收其財產或逮捕法辦。在餘糧收集制的執行中，依靠暴力力量，大規模地組織工人征糧隊下鄉，強行徵收農民糧食，甚至連必要的口糧和種子糧也被徵集一空。名義上是付錢的，但當時紙幣大幅度貶值，一會兒就變成了不值錢的「花紙頭」了。

因此，餘糧收集制實際上是對農民強制性的無償的一種剝奪。4 餘糧收集製作為戰時共產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內戰結束後不久就被糧食稅制所取代，但它對斯大林時期的農業政策的制定，無論是方法的精神上，還是執行的辦法上，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1920年，國內戰爭基本結束。俄國農民反對餘糧收集制的情緒越來越強烈，許多地方都爆發了反對餘糧收集制的農民暴動。

1921年2月，爆發了客琅施塔得兵變，反對餘糧收集制。在此形勢下，布爾什維克黨不得不轉變政策，於1921年實行糧食稅制。糧食稅制規定取消餘糧收集制，在交納糧食稅後的糧食歸農民支配。後來又准許進行自由貿易等。糧食稅制極大的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俄國的農業有了很大的恢復。

但是作為新經濟政策的一部分，它在布爾什維克黨內也受到了爭議。這種爭議在列寧逝世後變得更加激烈。托洛茨基等「左派」吵吵嚷嚷，說不能犧牲工業和城市工人的利益來安撫農民，主張吞沒農業小生產而前進。「左派」還誇大農村富農的危險，挑起農村中的階級鬥爭。5 他們的主張雖然沒有被中央接受，但是當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被打倒之後，斯大林實際上是重新撿起了他們的理論，加以改頭換面的運用。

日後的蘇聯農村集體化的進程的激進程度甚至比反對派們所設想的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看來，以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換取工業的迅速發展，是俄國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特點，無論是沙皇俄國還是共產黨的蘇聯都概莫能外。

工農業之間的剪刀差問題是這一時期的重要問題。利用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來從農業中抽取資金，這種做法很早就出現了。1922年秋，一些機構便利用農業好轉的形勢，任意提高工業產品的價格，使工農業產品的價格日趨脫節。這種情況在1923年秋天達到頂點，據統計，工業品價格指數與總商品指數的比例，1922年8月1日為0.85，1923年10月1日上升為1.24；同時期內，農產品的價格指數與總商品指數的比例，卻從1.03下降到0.45。這種價格脫節現象，造成了農民商品經濟的萎縮和工業產品的銷售危機。

這就迫使當局採取有效措施，減小了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6 但這種錯誤並沒有完全得到糾正。1924年，反對派之一、蘇聯著名的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發表了《社會主義積累的基本規律》一文，提出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理論。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為，在俄國這樣一個生產力水平低下，小生產佔優勢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不能依靠掠奪殖民地，只能把小生產當作「殖民地」。

主張用超經濟強制的行政手段來積累資金，如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通過工業品價格以及鐵路運價等。還主張通過國家銀行的壟斷地位，向農民發放高利貸，發行貨幣等。他的這些觀點遭到布哈林的反對，並展開辯論。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隨著托洛茨基派的失敗而失敗，但他的這些理論卻未遭到徹底地批判，在蘇聯仍大有市場。

斯大林後來接過了這一套理論，以「貢稅論」的形式出現，他說：「他們（指農民）在購買工業品時還要因為價格較高而多付一些錢，這是第一；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多少要少得一些錢，這是第二。」7 這種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實質上是強制性地讓農民為工業化繳納「貢稅」。損害了農民地利益，也破壞了工農業的平衡發展，對蘇聯農業的發展，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消極影響。

農業集體化是繼剪刀差後，對農民的又一種剝奪方式。1927年底召開的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明確決定，黨在農村的基本任務是「把個體小農經濟聯合併改造為大規模集體經濟」，並指出這種過渡的基礎是進一步開展對富農的進攻。另一方面又說，這個過程應是「逐步的」，因為個體私有經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是整個農業的基礎」。8

到了1928年初，蘇聯發生糧食收購危機，斯大林認為這是富農反抗的結果，決定採取非常措施，強迫富裕農民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否則沒收糧食和生產工具並處以刑罰。這是違背新經濟政策的精神的。從此，新經濟政策被逐步取消。

同年夏，在各主要產糧區都開始大規模的組建集體農莊，並且出現了某些實行了集體化的村、鄉甚至區。斯大林以這些事例為典型，推廣到全國，要求在全國開展全盤集體化運動。1930年，黨中央又根據斯大林的要求通過了《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要求在幾年內實現全盤集體化。9

在中央的快速實現集體化的要求下，地方上往往以行政手段的方式，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激起農民的激烈反抗。在此情況下，斯大林不得不於1930年3月2日發表《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文章，對於過火行為予以批評。情況才有所緩和。但在同年秋，集體化運動又開展起來。

到1932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全國60％以上的農戶走上了集體化道路，建立了20多萬個集體農莊。這一年，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達到總播種面積的80％。

因此，聯共中央在1933年1月宣布：「把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大農業的軌道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10 集體農莊是用行政手段乃至暴力手段來方法，以剝奪農民的生產資料為代價實現的，在此過程中，還伴隨著大量的富農的被消滅。在1930年、1931年兩年里，共有60萬戶富農被剝奪財產，有24萬戶富農被強迫遷徙，被消滅的農戶總數約100－110萬戶。西伯利亞、烏拉爾、北方地區等人跡罕至的地方，出現了許多「富戶村」，實際上是變相的勞動集中營。11

而加入了集體農莊的農民的景況又如何呢？根據蘇聯勞動組合（集體農莊）標準章程第十一條規定，集體農莊在分配其實物收入時，首先應履行向國家交售物品的義務。

1933年，全國正式實行農副產品義務交售制，交售指標由國家統一規定。國家付給集體農莊的購糧款，還低於有些地區的生產成本。農民都變成了集體農莊的「莊員」，不僅被剝奪乾淨，還喪失了一些基本的自由：每年必須完成國家規定的「勞動日」，不然的話，輕則扣發口糧，重則追究法律責任。12

上世紀30年代，蘇聯實施身份證制度，農民沒有身份證，因而不可能隨意遷徙、流動。他們的選舉權也受到了限制，是國家的二等公民。13 集體農莊將農民盤剝的一無所有，又限制了農民的自由，農民的地位在實質上已接近於國家農奴。如果將擴大化了的消滅富農運動一併考慮的話，集體化可謂是一場大災難。

斯大林在與英國首相邱吉爾的一次談話中也承認，「集體化的政策是一場可怕的鬥爭」。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邱吉爾的談話中透露，集體化期間「富農」死亡人數達1000萬。14

這種制度，毫無效率可言，它使得蘇聯的農業直到上世紀50年代初還沒有達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15

在我看來，蘇聯推行農業集體化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為了便於用剪刀差從農業中抽取資金，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原始積累：二是為了確保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足夠的糧食和原材料。

從結果看，它的確是達到了目的。實行集體化後，再也沒有出現糧食收購危機。但是，它付出了農業生產率低下的代價。它保障了城市、工業和工人的需要，卻坑苦了農村、農業和農民。它促使了蘇聯工業的飛速發展，卻也埋下了產業結構失衡的隱憂。農業問題難以解決，也是蘇聯最終走向瓦解的重要原因。

蘇聯通過剪刀差和農業集體化，從農民身上抽取了了大量的資金，投入到工業發展中去。結果導致了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畸形發展，城市的繁榮發展和農村的停止落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城鄉二元對立結構。

城鄉二元體制的社會資源配置與發展的特徵是：以城市和市民為中心，把農村和農民僅僅作為外圍與補給線；以農村經濟剩餘補給城市各種社會保障與福利，實行工農產品剪刀差價格機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同時又對工商業實行官僚管制的政策。結果是農村、農業、農民只能維持簡單社會再生產，經濟和社會發展歷史性停滯不前。

而為了維持農民的生存，又往往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但不允許他們自由買賣和遷徙，這種土地制度可以說是一種福利制度，但同時也是對農民的桎梏。既不利於解放勞動力，又不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在一個城鄉二元對立結構嚴重的國家，是很難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長期安定的。蘇聯的解體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我們今天的中國，城鄉二元對立十分明顯。如何解決好這一問題，是關係到我國改革開放大業能否繼續進行下去的大事。在這方面，回顧一下蘇聯的農業政策問題，探討它的成敗得失，對於我們解決好這一問題，應當是大有幫助的。

1 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2002年6月新一版，第1－2頁。
2 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頁。
3 同1，第43頁，57頁。
4 同上，第73－76頁。
5 秦永立：《對蘇聯全盤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運動的再探索》，《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4年第二期。
6 同1，第138頁。
7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39頁。
8 吳於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第193頁
9 同上，第195頁
10 同上，第197頁
11 同1，第349頁。
12 葉書宗：《斯大林的集體農莊:農民繳納「貢稅」的勞動營》，《探索與爭鳴》，2004年第一期
13 鄭異凡：《蘇聯的土地政策及其農民問題》，《探索與爭鳴》，2004年第一期
14 溫·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四卷下部，第三分冊，第733－744頁
15 同13

西方學者眼中的蘇聯工業化(1928-1941年)

來自知網

作者
陳美玲

出版源
《吉林大學》 , 2013

摘要
通過對西方學者有關蘇聯工業化研究的部分代表性著作的解讀，本文介紹了1928—1941年蘇聯工業化的進程及其意義。

中文摘要西方學者眼中的蘇聯工業化（1928—1941年）

本文在借鑒國內外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從西方學者關於蘇聯工業化的部分代表性成果入手，試圖繼續充實國內蘇聯工業化研究的視角。西方學者將1928—1941年的蘇聯工業化分成四個階段，即「準備時期」（1927年12月—1929年11月）、「全面啟動時期」（1929年11月—1932年年底）、「三年好時期」（1934年—1936年年底）、「清洗時期」（1937年—1940年年底）。這是以 N?賈斯尼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學者的分期。他們運用具體數據描繪了蘇聯工業、農業、居民生活等方面的變化情況，進而在此基礎上對蘇聯工業化的影響進行評價。全文由緒論（第1章）、正文和結論三部分組成。

第2章是西方學者眼中的蘇聯工業化進程。1928—1941 年蘇聯工業化四個階段的劃分，本身就表明蘇聯工業化在這個歷史時段中波動發展的趨勢。應當說，西方學者是用懷疑的眼光審視蘇聯五年計劃所設定的目標。他們採用的方法與蘇聯學者的研究有很大的差異。

「準備時期」是蘇聯工業化的開始啟動時期，主要圍繞著解決經濟發展思路問題以及經濟發展的目標的確立。「全面啟動時期」農業生產下降，工業的增長率也下降了。「三年好時期」則是蘇聯經濟快速膨脹的時期，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清洗時期」蘇聯經濟增長速度減慢，但蘇聯的工業生產確實增長了。

第3章是西方學者對蘇聯工業化的正面評價。重工業是蘇聯工業化的優先方向，它前承帝俄工業化的遺產、繼續將其向前推進，並且在20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陷於「大蕭條」而出現衰退中顯示了蘇聯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因此，無論是增長速度，還是在工業體系的完善方面，蘇聯重工業的發展令人矚目。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恰好檢驗了蘇聯工業化結出的碩果。通過整理還發現，西方學者認識到蘇聯工業化對改善蘇聯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蘇聯國民教育水平的意義。以R．C．艾倫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衛國戰爭爆發前的五年計劃中，人均消費從整體上看是增長的，但是增長不連續、不平衡。同時，工業消費品和國民收入

也處於上升的趨勢。蘇聯教育事業的發展為其工業化提供了動力。蘇聯國民教育的「亮點」有三。一是推動普及化教育；二是蘇共黨員專家隊伍擴大；三是接受教育的蘇聯女性不斷增加。蘇聯與西方的技術交流、蘇聯本國科研力量的改進，都為蘇聯日後的技術獨立奠定了基礎。

第4章介紹了西方學者對蘇聯工業化的負面評價。西方學者從細節著手，對蘇聯工業化的資金積累、勞動力問題等進行了深入研究。代表性的觀點是：蘇聯工業化的資金積累損害了國內農民和消費者的利益；使用強制勞動；勞動條件差，諸如工人的待遇低、住房條件差等，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生產過程中存在嚴重的浪費現象，如產品質量差、原料丟失和摻假、資源消耗大等。西方學者的蘇聯工業化研究，為我們繼續深化對蘇聯工業化的認識、更客觀地看待這段歷史提供了不同於蘇聯學者的視角和數據。

第2章西方學者看蘇聯工業化進程

蘇聯學者多以五年計劃來劃分蘇聯工業化的階段。這與N﹒賈斯尼等人的分期有很大的不同。賈斯尼認為，蘇聯工業化準備時期的開始時間，幾乎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早1年（一年零一個季度之後批准了一五計劃），並且在一五計劃實行了大約1年後結束（只是它批准的幾個月之後）。

蘇聯工業化全面啟動時期的結束時間是1932年底，與一五計劃終止的時期一致，只是因為五年計劃提前9 個月結束。蘇聯工業化的三個好年時期排除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和最後一年。蘇聯工業化的大清洗時期始於1937年而不是1938年（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 2.1 蘇聯工業化的開始啟動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蘇聯經濟發展在經歷過「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兩個階段後，就進入了「準備時期」。

N﹒賈斯尼認為， 1927年12月蘇聯共產黨第15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是其開始標誌。蘇共15大標誌著蘇聯新經濟政策的結束，蘇聯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開始。此外，1928 年也被部分學者（如G．格羅斯曼）認為是蘇聯工業化的正式開始的時間。

雖然對於蘇聯必須實現工業化少有爭議，但是對於如何實現工業化則存在不同看法，蘇聯曾經發生過多次如何實現工業化的論戰。

重要的兩次論戰發生在1925-1927 年和 1928 年，分別涉及工業化的實現手段、工農業發展關係和工業化是否依賴國外經濟等問題。兩次爭論後，蘇聯確立了農業為工業提供資金、生產資料優先發展、主要依靠本國技術和資金的工業化原則。

在1928年後，通過兩次大的工業化論戰，蘇聯的經濟目標已經很清楚，格羅斯曼將其總結為重要性從重到輕的五個方面：①迅速工業化，保證國家實力快速增強；②保持強大的軍隊，保證社會主義政權的安全；③經濟上高度獨立，降低和世界其他國家（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

聯繫；④經濟國有化以保證政權對經濟的統治地位；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此外，在教育和醫療方面也有一些不太具體的目標。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蘇聯開始制定並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蘇聯學者指出：「確定和論證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速度和比例，是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尖銳的問題。這直接起因於五年計劃的特定目標——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農業的社會化和技術改造的方針。」 [2] 西方學者同樣注意到這個時期的蘇聯工業化需要解決經濟發展思路問題。它主要涉及發展速度和部門比例兩大要點。G﹒格羅斯曼、V﹒A﹒巴扎羅夫等人的研究較有代表性。格羅斯曼等人引用蘇聯的決議文件，運用數據統計，描述了蘇聯工業化的發展速度。文件方面，蘇共第15大宣布：國民經濟正進入這樣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中擴張率與之前的年份相比，一定會大幅減慢……以固定資本的增加為基礎的工業擴張（新的資本組成）從來不會以過去幾年工業復甦的相同速度繼續進行。蘇聯比資本主義國家有條件確保工業更快速地增長。實踐中，蘇聯經濟呈現高速發展的態勢。

其工業總產出在1926?1927 年上升了 17.2%（根據 1926?1927 年的價格），接下來的幾年又增加了19%。[3]

巴扎羅夫的統計證明：與1927年17%的增長率相比，大工業（包括木材）的產出在1928、1929年分別增加了22%和24%（根據1926?1927 年的價格）。[4]

人均產出也增加了（1928年、1929年分別是12%、13%）。格羅斯曼等人認為，應當降低經濟的發展速度，特別是降低工業的發展速度。

到1927年中期，在恢復到1913年的生產水平之後，每個人都希望減慢經濟發展率，尤其對於工業。預期的減慢被叫做「壓制曲線」（Extinguishing Curve），它是由格羅斯曼提出來的。

西方學者不僅考察蘇聯工業化的發展速度，而且極為重視其部門的比例問題。格羅斯曼強調經濟部門之間保持平衡的必要性。[5]

一五計劃的制定者確實有保持平衡的想法。由於工業產出指標不斷修改，各經濟部門保持平衡實在很難。

[1] [美]G．格羅斯曼．俄國和蘇聯的工業化[C] // [意]K．M．奇波拉主編．歐洲經濟史（第四卷——工業社會的興起，下冊）．商務印書館1989:114-115．

[2] 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周邦新等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三卷）[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14．

[3] Control Figur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SSR, 1929?30 [M]．Moscow：Gosplan USSR,1930,pp.422-423.
[4] National Economy of USSR,statistical handbook [M] ．Moscow：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1932:4.

[5] Towards an Appraisal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USSR[J] ．Planned Economy, 1927,(7):137.

這個計劃剛剛通過幾個月之後，就開始去修正它的指標。認為它設定的指標過於「溫和」，宣稱，「四年的五年計劃」。[1]

一五計劃最終草案中的所有指標都增加了很多，而最初設想的大工業增長率是增加2倍。從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比例上看，蘇聯的分配政策傾向於前者：大工業中心優先，產業工人優先。消費品的產出則明顯下降。西方學者還強調了斯大林工業化的政治色彩。[2]它在一定意義上有助於理解蘇聯片面追求工業高速度的問題。A﹒諾夫、A﹒多伊徹、L﹒塔克等人是這方面的主要代表。諾夫認為，面對蘇聯與西方的差距，斯大林只有用行政命令方式而不能完全依照經濟規律去推進工業化，才有可能使蘇聯在最短的時間內成為工業強國。[3]

同時，他還反對M﹒列文、S﹒科恩對布哈林方案的解釋。「布哈林方案在經濟上可行，在政治上不可行」。[4] A﹒多伊徹等人強調1928 年糧食收購，導致「激烈解決辦法」的產生。[5] A﹒格申克隆則將這個時期的經濟危機視為「一場絕無僅有的重大政治危機」。他解釋說，當時的經濟危機已經威脅到蘇維埃政權的存在，「正是在這種威脅的壓力之下，斯大林的思想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6]

2.2 蘇聯工業化的全面啟動 1929 年11 月7日，《真理報》刊載了斯大林的文章——《偉大轉折年》。蘇聯工業化從此進入全面啟動階段。

2.2.1 難以如期完成的工業指標鋼鐵產量是這一時期最為優先的指標。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個草案，制定了1932/1933 年的生鐵產出指標是800萬噸（最低綱領）和1 000萬噸（最高綱領）。[7]

1930 年的指令規定，1933年要生產1 700萬噸生鐵。[8]

但實際上，一年的產量只有710萬噸。[1]斯大林在 1932 年宣布：我們暫時接受五年計劃的指標，但我們的控制數字（年度計劃）會一年又一年地擴大五年計劃。我們也會有預備方案，它會導致五年計劃的深度擴大。[2] 政府設定的工業生產指標與其實際產量不一致。

實際上，從 1929/1930 到1932 年，鋼鐵產量只增加了2%。具體情況如下（單位：百萬噸）：[3] 年目標實現 1929?30 6.1 1931 8.8 1932 9.5 5.8（1930）5.6 5.9 2.2.2 投資這一時期的投資大幅上升。見表2.1。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1936年》，第384-385頁。轉引自N．賈斯尼：《蘇聯工業化，1928—1952 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89頁。

先看工業投資。在這一時期，蘇聯對社會化部門尤其是對重工業的投資迅速增長。1924—1925年，對重工業（包括電力）的固定投資總額是364百萬盧布，約佔社會化部門總投資的30%。到1928年，投資總額增加了將近4倍，所佔比例提高到35.4%。1928—1932年，蘇聯重工業的固定投資增長情況如下：[4]

1924/1925年到1928年，蘇聯重工業投資的增長率是300%，1928—1932年的這一增幅達到584%。1932年，重工業投資所佔比重接近總投資的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蘇聯重工業的發展和運輸系統的發展是緊密聯繫的。

1932年，五種工業產品——煤、石油、鋼鐵、木材、水泥——占鐵路總載重量的52%。[1]

西方學者主要從兩個方面評價蘇聯在這個時期的農業集體化。他們首先談到了蘇聯農民個體所承受的損失。1932年，超過200萬的農民房屋被集體化了。[2]

1931年春到1932、1933年春，農民擁有的牲畜數量減少了（百萬頭、百萬隻）：[3]6

西方學者並未否認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成績。表2.1顯示了有關投資情況的變動。R﹒C﹒艾倫曾指出，蘇聯工業上取得的成就與其農業集體化密不可分，因為集體化從土地上解放了人民，這加速了工業化。[4]他們還提到蘇聯集體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的建設，農業集體化確保了國家控制農產品供給和增加農產品收購量。當然，他們沒有忽視蘇聯農業總投資的不充分、農業消費品下降、成百上千的人死於飢餓等。

2.2.3 蘇聯工業增長速度再考查

根據T﹒霍奇曼的研究，蘇聯在這個時期的工業增長率從1928?1929年的20%，下降到1929?1930年的15.6%，1930年的最後一個季度和1931年達到18%。1932年增長率總計為5.2%。[1]

上述數字並未考慮產品質量問題，一旦考慮，1932年的工業生產比1931年還少。[2] 表2.2 部分工業品的產出，

*主要來源於《蘇聯工業，1957年》。機械的數據，以1939年美元的價格計算，來自A．格申克龍：《蘇聯機械產出的美元指數，1927?1928—1937年》。

鋼鐵的數據，以1939年美元的價格，來自A．格申克龍：《蘇聯的重工業：產出的美元指數，1927?1928—1937年》。

轉引自N．賈斯尼：《蘇聯工業化，1928—1952年》，第99頁。根據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VSNKh）的計劃，從1929?1930年到1932?1933年，工業產出要增加90%，在三年零一個季度中增長應超過100%。

[3]根據霍奇曼的統計，1928?1929到1932年，大工業（包括木材）的產出增長了40%。此外，這一時期的鋼產量幾乎停滯，建築材料的產出在最後階段下降得比較明顯（見表2.2中的水泥）。A﹒格申克隆也提供了類似證據：大工廠（電力、煤、鋼鐵、石油和機械）的產出指數顯示了增長率的下降，1930年是22%，1931年17%，1932年6%。[4]

再看輕工業。1930 年，蘇聯由於甜菜大豐收，其冰糖的產量翻倍（比 1929年增加了83.1%），塊糖的產量卻下降了59%。[1]1929年，塊糖的產量為冰糖產量的63.5%，1930 年這個比例下降了 14.3%。

塊糖的加工成本並不大，這種情況的出現只能說明忽視了消費者的需求。然而，當人們忍飢挨餓時，糖果的產量增長了5倍（1928年99 000噸，1932年511 000噸），[2]

而此時人們急需的卻是糧食。

2.3 蘇聯工業化中的好光景

1933 年以來，由於蘇聯政策的適當調整，加上氣候適宜、風調雨順，1934 —1936 年蘇聯經濟出現復甦的跡象，主要表現在工業生產繼續增長，農業生產有所恢復，投資處於可接受的水平等方面。

圖2.1 年度計劃的目標，1931—1933* （計劃的增長是與之前的年份作對比，百分比）

*《計劃經濟》，1930年，第12卷，第336-359頁；《財經立法的公告》，1932年，第1卷，第4-8頁；1933年，第4卷，第8-14頁。轉引自N．賈斯尼：《蘇聯工業化，1928—1952年》，第120頁。

從圖中可見：國家計劃的工業產出增長率的指標下降了，1931 年是 42%，1932 年是36%，1933年是16.5%。固定投資的指標從1932年的211億盧布下降到1933年的180億盧布，下降了14.2%。[1]

1933 年，蘇共中央全會和中央控制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國家在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工業年均增長率是 13%-14%，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是20%-21%[2]，

決定「主要強調的不是生產的數量增長，而是生產質量的改善和人均產出的增長。[3

]最後， 13%-14%這一指標還是被改成16.5%。蘇聯計劃的不切實際特徵並未被放棄，而只是推遲了。 2.3.2 投資 1934 年—1936 年底，蘇聯的投資繼續集中於工業尤其是生產資料上，相比之下，對消費資料的投資依然不足（見表2.3）。

反映類似趨勢的另一個事實是，當第17次黨代會（1934年1月-2月）感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將二五年計劃的目標定得太高的時候，1937 年消費資料產出的目標（從544.4億盧布到472億盧布）比生產資料目標（從484億盧布到455億盧布）減少得更多。

而且，對於消費資料工業和房屋的投資的目標一直沒有實現

2.3.3 工業

這一時期，蘇聯工業的增長非常明顯。不能排除官方數據的誇張成分：工業總產品增長了88%，其中生產資料增長了107%，消費資料增長了66%。[1]

經過加權計算後，T﹒霍奇曼得出增長了79%的結論。[2]

根據官方的數據，小型工業的生產只擴大了35%。[3]在霍奇曼涵蓋了所有工業的指數中，意味著三年中的增長接近70%，或者年度不少於20%的增長率。[4]部分工業品的產出如下：

*主要來源於《蘇聯工業，1957年》。肉、香煙、黃花煙的數據來自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1936年》，以及《1937年計劃》。

轉引自N．賈斯尼：《蘇聯工業化，1928—1952年》，第143頁。

表2.4顯示，鋼鐵產出在三年中增加了140%，電力增長了近200%，煤炭僅僅增加了66%，石油產出增加30%。食品製造的情況好一些。1933—1936年，糧食產量增長了200%。魚產品增長了23%。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蘇聯消費資料（非食品類）的生產情況較差。棉紡織的產出僅增加了16%（如果算上短襪、長襪、針織品、毛衣等商品，其增長接近於20%）；所有的增長都出現於1936年。鞋類產品的增長相對多一些。

2.4 蘇聯工業化中的停滯

2.4.1 蘇聯第三個五年計劃中的高指標蘇聯第三個五年計劃設定的指標依然很高（見圖2.2）。

其中，電力、水泥的指標尤其高。計劃執行中，只有電力和煤炭實現了30%左右。實際工資和實際個人收入不但沒有實現目標，反而下降了。

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目標與1938—1940年的實現情況（增長，百分比）* *這些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1942年目標，與1937年作對比。

轉引自N．賈斯尼：《蘇聯工業化，1928—1952年》，第186頁

第3章西方學者對蘇聯工業化的正面評價

西方學者對蘇聯工業化的正面評價主要集中在重工業成果突出、蘇聯人民生活改善以及國民教育水平提高三個主要方面。他們或者駁斥論點與其相左學者的觀點，或者贊同看法與其相近學者的觀點（包括蘇聯學者的研究）。

3.1 蘇聯重工業的發展

關於蘇聯各年的工業產量指數，如果以1937年為100，那麼1928—1940年的工業指數分別為37,43,53,57,58,61,70,83,99,100,104,111,116。[1]可見這一時期的蘇聯工業生產一直處於上升的趨勢。其中，重工業的增長尤其顯著。要想了解1928—1941 年蘇聯重工業所取得的進展，需要與帝俄的工業以及同時期發達國家的工業發展情況相比較。

3.1.1 與帝俄的比較與帝俄工業相比

1928—1941 年的蘇聯重工業的進展主要體現在高速度和齊全的工業體系兩個方面。就速度而言，從1928—1940 年，蘇聯整個工業增長了5.5 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6.9%，其中重工業增長了9倍，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1.2%。

而1860—1913年，俄國的工業產量年均增長率為5%，儘管 19世紀90年代俄國工業增長加快，但整個90年代的工業增長率僅達到7.5%。

[2]可見帝俄時期工業發展的速度落後於蘇聯時期。就工業體系來講，蘇聯在短時期內建立起了一個部門相當齊全的大工業體系，大大加強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帝俄時期，在各部門之間，建設的重點包括：煤炭、石油、以及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礦的開採，以及鋼鐵工業等

《蘇聯官方的數據比這個高，1928—1940年分別是：22,27,33,40,45,48,57,70,90,100,112,130,131. [英]B.R.米切爾編．賀力平譯．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歐洲卷1750—1993(第4版) [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440．

[2][美]格雷戈里．格羅斯曼．俄國和蘇聯的工業化[C] // [意]卡洛．M．奇波拉主編．歐洲經濟史[M]．（第四卷——工業社會的興起，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94．》

1.2 與同時期發達國家的比較與同時期的發達國家相比，蘇聯的重工業增長率也是驚人的。

就生鐵產出來講，1928年蘇聯的產量是3 282千噸，德國的產量是11 804千噸；1940年蘇聯的產量是14 902千噸，德國的產量是13 955千噸。可以看出，到1940年蘇聯的生鐵產量已經超過德國，就增長率來講，1928—1940 年，蘇聯生鐵產出的增長率是354%，相應的德國的增長率則是18.2%。[4]

同時，學者R．C．艾倫也在其著作中將蘇聯的發展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和亞洲國家的情況作了對比。就人均GDP 而言，與歐洲國家相比，1928—1940年蘇聯的增長速度與西歐和北歐基本

一致，明顯快於南歐和東歐；與亞洲國家相比，1928—1940 年蘇聯的增長速度與日本保持一致，明顯快於南韓的增長。[1]

蘇聯宣稱五年計劃獲得了成功，儘管官方宣稱確有誇大其詞的成分，但是，實際上卻也獲得了相當大的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不斷壯大。根據官方數據（儘管此數字令人生疑），蘇聯的工業產量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的比重由1929年的3.7%和 1913 年的俄國的2.6%攀升到1937 年的13.7%。[2]

例如發電量，蘇聯就由世界第十五位一躍上升至世界第三位。

在機器製造業、拖拉機、卡車，還有其他生產行業方面，蘇聯的產量也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3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所取得的驚人成就是在世界其他國家普遍遭受可怕的經濟衰退和存在大量失業的背景下取得的。

蘇聯重工業的發展在鞏固防禦能力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這對衛國戰爭的勝利具有重大意義。在 1937—1940 年間, 蘇聯軍工產品的增長速度是工業產品平均增長速度的3倍。

正是工業化進程使蘇聯遏制住了法西斯的侵略, 對蘇聯的命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甚至蘇聯的對手和象З．布熱津斯基那樣的西方世界的衛道士都承認現代化領域的「斯大林的驚人成就」。[4]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俄國在世界進步的軌道上沿著現代化道路前進, 不能把俄國和世界進步隔離開來。 [5] 3.2 蘇聯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少西方學者曾一度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勞動人口的生活水平基本保持不變，甚至有所下降。其原因主要在於斯大林主義關注的是強化權力，而不是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6]A﹒柏格森、J﹒G﹒查理曼等學者是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

蘇聯國內教育的發展

本研究時段內，蘇聯存在相當數量的文盲。學者梁贊諾夫斯基對其成因的解釋是：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期俄國識字率不到50%。而且，伴隨蘇聯政權的建立而出現的國內戰爭、饑荒、瘟疫和普遍的無組織狀態造成了識字人口的減少，以及全國農村教育水平的普遍下降。[2]

學者莫斯不僅提供了相似的解釋，而且給出了具體數據：1917—1937 年，在 9—49 歲的人口中，識字率從不到一半增加到3/4。[3]這顯然不利於蘇聯工業化的發展。但是，掃除文盲並非一蹴而就。它是一項長期工程，與蘇俄、蘇聯國民教育體制的發展有很大關係。新生蘇維埃政權成立伊始的主要任務是鞏固和加強自己的政權。其中的一項舉措是發展教育。

青少年教育受到特別關注。在1918年9月的法令中宣稱，帝俄時期的初級小學和中學要被自由的、雙向教育的、九年一貫制勞動中學取代，學校主要接收年齡在8—17歲之間的學生。此類新學校都是綜合技術學校。隨著國內戰爭結束和新經濟政策開始實施，蘇維埃政權的掃盲範圍擴大。1922年初，國家開始實施大規模的教育計劃，目的不僅在於為所有的兒童辦校，還在於在成年人中消除文盲。截止到1925年，政府建立了19 000多個「掃盲中心」，並且不遺餘力地堅持下去。蘇共15大則將掃除文盲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蘇聯國民教育體制更加完備。到1938年，四年制基礎教育學校網覆蓋整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為城市兒童提供的七年制高級學校也組建起來。四年制和七年制的學校成了蘇聯教育體系的基礎。十年制學校也大量出現了。在中等教育之上有

技術學校和其它特種學校，還有綜合高等院校。這些高校的數量一直在增加。蘇聯農村、城市開展的掃盲運動，在不斷克服困難中前進。到 1925 年，許多孩子仍未上學，在那些已經上學的人中，完成三年學業的還不到一半。列寧於1918 年提出的九年義務一貫制勞動學校仍然還是一個夢，因為只有很少比例的學校能夠提供一至五年級的初等教育。但是，蘇聯政府的努力仍然取得明顯的效果。梁贊諾夫斯基感嘆：「1926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年齡在十歲及十歲以上的識字人口佔蘇聯公民總人口的51%，1939年識字人口數佔蘇聯公民總人數的81.1%。

如果這個數字繼續增長，那麼在德國入侵時，蘇維埃總人口的85%應該都是有文化的。」[1]當然不能否認，蘇聯掃盲運動是在廣泛發動社會各界人士參與下進行的。普及教育為蘇聯工業化奠定了群眾基礎，在此基礎上繼續為國家培養高層次人才以適應工業化發展的需要。

斯大林指出：「為了把技術運用起來並得到充分利用, 就需要有掌握技術的人才, 就需要有能夠精通並十分內行地運用這種技術的幹部。沒有掌握技術的人才, 技術就是死的東西。有了掌握技術的人才, 技術就能夠而且一定會創造出奇蹟來」。[2]為此，他先後提出了三個口號，即「革命青年向科學大進軍」、「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

於是，蘇聯出現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技術教育發展的熱潮。學者莫斯提供如下數據：從1927—1928年到1932—1933年間，高等教育招生（往往是技術學院）增加了3倍，其中工人階級家庭出生的學生人數從總數1/4增加到了1/2。

在日後的蘇聯領導人中，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都曾在這一時期受到過各種高等技術培訓。西方學者對蘇聯、美國教育的對比研究表明，儘管蘇聯青年人接受高等技術教育的機會只有美國人的一半，但在科學和技術專業，蘇聯每年的畢業生卻是美國的2倍。

蘇聯每年培養出的工程、科學和應用科學人才是190 000 名，美國只有90 000名。[3]蘇聯的科研投資也很可觀。根據R. A.劉易斯的估計，1935年，蘇聯用於研究和開發的支出大約佔其國民收入的0.6％。美國同年的這一比例是0.35％。[4]

沒人從地緣角度來分析一下么？

有人的地方才有江湖，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最該去撕逼的地方。自古以來，亞歐大陸便以其巨大的體量和巨量的人口、經濟實力，牢牢把持著世界中心的名頭，自然也就是各位江湖大佬爭相撕逼的武鬥場。

蘇聯經濟實力確實不如美國，但是它佔盡地利啊！東達太平洋，西抵波羅的海，南至中東，北臨北冰洋，整個亞歐大陸全都在它的熊掌之下瑟瑟發抖，就連美國也在它的洲際核彈的威脅下惶惶不可終日。雖然經濟實力略遜一籌，軍事力量卻是旗鼓相當的。

而美國呢？孤懸海外，要對亞歐大陸施加影響必須要先跨過天塹一般的兩大洋。這也是它為什麼要不惜代價扶植西歐和日本的原因，因為失去了這兩個橋頭堡，它就無法在世界島上立足了。此消彼長之下，蘇聯自然就有了和美國叫板的底氣。

要知道，當時硬是集合全世界四大力量（美、歐、中、日），才把蘇聯給摁下去的噢！真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哈哈！

計劃經濟體算GDP怕不是石樂志。
你看工業產能也比看GDP靠譜啊。

哈哈，這個問題其實很有意思。

匈奴、蒙古人口不過中原一個縣？

為何能夠成為霸主？

這是一樣的，

蘇聯窮兵黷武而已

比較喪的是，

造了那麼多武器，

除了讓將軍、後勤們貪污，

最後又不敢開戰，

自己崩了，

堪稱史上最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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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經濟優勢從來都不是成為世界一極（權力中心）的必要條件，我的經濟實力跟你有什麼關係，我能一個星期佔了你的西德，你能說我不是一極？

而且一極的標準並不是特別高，96年的TG有實力連海峽都過不去，照樣是一極。

另外朝鮮幾十年來一直處於經濟崩潰狀態，雖然夠不上成為一極，但也不耽誤跟美日韓搞冷戰。

因為蘇聯的工業力量強大，而且重工業尤其的強。重工業強大的國家，往往軍事實力強。在工業的尖端技術上，蘇聯並沒有落後美國太多。

我們所認為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主要由輕工業製造的生活消費品構成。而輕工業屬於重工業的附屬產品，對國家的實力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影響，資本主義國家用來衡量國力的經濟指標只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體現。

工業化國家的硬實力往往體現在重工業上。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指標，也不能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評價體系去衡量。蘇聯的老百姓醫療、住房和教育都是免費的，但參與工業化的人口比例大。

人命在工業面前，就是一坨渣。GDP什麼的只對資本主義國家有意義，社會主義國家看看就算了，別太當真。

因為，蘇聯的生產資料是公有的，根本就不是為了「錢」而生產消費品。國有企業不追求利潤，你拿GDP去衡量它國家的實力？用鋼鐵產量都比GDP靠譜。

畢竟鋼鐵產量是馬上可以變為坦克、戰艦、飛機的東西。

我們看看1980年蘇聯的經濟：

蘇聯鋼產量：14800萬噸，美國10380萬噸，是美國的143%。

發電量發電量：蘇聯12950億度；美國24750億度，是美國的52%

石油產量：蘇聯60300萬噸；美國43000萬噸，是美國的140%

天然氣產量：蘇聯4060億立方米；美國6000億立方米，是美國的 67.7%

商品煤：蘇聯65300萬噸；美國78400萬噸，是美國的83.3%

家用轎車產量：蘇聯133萬輛；美國658萬輛；是美國的20.2%

塑料：蘇聯360萬噸，美國1386萬噸，蘇聯是美國的26%

化學纖維：蘇聯117.6萬噸，美國390萬噸，是美國的30%

化肥：蘇聯2480萬噸，美國2240萬噸，蘇聯是美國的111%

水泥：蘇聯12500萬噸美國7700萬噸，蘇聯是美國的162%

紡織品：蘇聯71億平米，美國40億平米，蘇聯是美國的178%

聯合收割機：蘇聯11.3萬台，美國3.18萬台蘇聯是美國的355%

拖拉機：蘇聯55.7萬台，美國27萬台，蘇聯是美國206%

糧食產量：蘇聯18910萬噸，美國26370萬噸，蘇聯是美國的71.7%

肉製品產量：蘇聯1500萬噸，美國2670萬噸，蘇聯是美國的56.2%

奶製品產量：蘇聯9060萬噸，美國5830萬噸，蘇聯是美國155.4%

棉花產量：蘇聯332萬噸，美國238萬噸，蘇聯是美國139.5%

捕魚量：蘇聯920萬噸，美國350萬噸，蘇聯是美國的262.9%

商船噸位（註冊噸位數）：蘇聯2226.2萬噸，美國1618.8萬噸，蘇聯是美國的137.5%

當時蘇聯經濟的體量不一定很大（各個統計口徑可能會有不小的差距），但蘇聯在二戰浩劫之後的恢復速度確實是驚人的。在蘇聯的大片土地幾乎被德軍夷為平地後，在損失兩千萬人口的情況下經濟迅速恢復，一直到赫魯曉夫時期，最高能夠達到百分之七，雖然沒有保持住。
當時正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全世界迅速發展的時期，以聯合國五常之一的中華民國為代表的一大批政權迅速成為紅色世界的一部分。蘇聯原子彈爆炸後，美國一度認為自己國內出了姦細，泄露了原子彈的機密技術。鬧得人心惶惶，並一度引發了麥卡錫主義的盛行，對蘇聯特務調查一直波及到了愛因斯坦和好萊塢。
蘇聯不僅有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還有著世界領先的科技和教育系統。蘇聯的科技在物理、數學、航天等方面一直領先世界。在物理方面朗道的名字到今天也和美國的費曼一樣閃閃發光，數學的教材在今天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到蘇聯解體前，蘇聯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大約要領先當時的中國二十到三十年。
其實蘇聯一度還是很強的，只不過他的解體掩蓋了當年的光芒。如果當年解體的不是蘇聯是美國，我們恐怕就要問「美國如此衰弱，是如何在冷戰中支撐了那麼多年？」了

經濟規模雖然不是最大，但也非常大，而且還要要考慮國家組織動員能力。

就像拳手，塊頭大很重要，別人輕易打不倒你，但個子並不小，還出拳快、出拳重、出拳狠，這是非常可怕的。

KGB和核武器就是蘇聯當年厲害的風向標，國家能力的快重狠幾個方面，你想想是不是這樣？

鵝，瀉藥
蘇維埃首先自己有一個「糧倉」，即烏克蘭，這個糧倉不遺餘力的為蘇維埃的經濟發展努力。
其次，他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努力開發高科技。
列寧在位時期的新經濟為蘇維埃的經濟打下基礎，也為後面的斯大林「五年計劃」創造條件。
斯大林在位時期，蘇聯著重發展重工業和軍工，導致蘇維埃成為一個政治(家長制)軍事大國，但不是個經濟大國。
後續的就不用我說了吧:)

蘇聯的強大更多的體現在其強大的精神感召力。1920年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真是罪惡滔天，壓榨殖民地，剝削無產階級，1929年的大蕭條更是讓很多人對資本主義制度失去信心。蘇聯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帶給很多人新的希望，加上蘇聯沒有殖民地的原罪，積極支持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所以得到資本主義國家左派的支持，得到廣大第三世界殖民地國家的支持。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大家認清蘇聯是比資本主義更貪婪更殘忍時，他所有的外部支持都沒有了。

你都列出來了呀，蘇聯在二戰剛結束時可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發達國家人口最多的國家，怎麼能說實力差呢

蘇聯有三件寶:

1.輸出革命。

當時資本主義危機多，社會矛盾突出，

貧富差距過大。類似蘇聯這種提出公有制，

新社會主義概念股大受世界股市市場追捧，

資本主義大家早見識過，人民想換種活法。

蘇聯的金盧布，軍火，黨組織和蘇式社主義等一起免費向全世界發放作革命孵化基地，

化身成功學大師免費教授各國，

很是獲得亞非拉等落後底層人民的歡迎，

大有世界革命不可阻擋趨勢，嚇壞資本主義列強，

資本主義小心肝是撲通撲通在心跳，

我擦，還有這種玩法？

2.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大。

蘇式體制是計劃經濟，如同吃了興奮劑般瘋狂出現

工業建設，國家建設，生活改善，Gdp 增長等顯明成就，

短時期內引全界矚目，當然是建立犧牲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基礎之上，

搜刮大資產階級財富為主要手段來重點突破。

向世界秀了一種新體制運營模式，

至於運營模式成本不可說。

3.軍國主義體制。

蘇聯打贏二戰，戰勝德國，地盤大增，小弟變多。

它集中社會資源投入軍事領域，大搞軍備競賽，

航母，核潛艇，導彈，航天等成績斐然，

一時之間，蘇聯成為世界一極，與美國並列。

毛熊時常四處收徒弟貼廣告，帶小弟出去開拓社會主義場子，

與第一霸主美帝陣營有時互相掄刀砍殺，什麼朝鮮，中東，非洲，越南，拉美等，

就是干，

震撼世界。

第二把交椅就交蘇聯坐，

毛熊喝多了伏特加更想坐上世界霸主寶座，多方開闢戰場，

脫光膀子，大喊一句：老子回去煉超級神功去，功成之日，一統江湖。

哪知毛熊內功修鍊出了大問題，在阿富汗遭美帝暗器偷襲等，

引發多舊傷複發，蘇聯大毛熊走火入魔

瘋了，分家大亂斗，蘇聯自己崩潰了，梟雄成為傳說。

美帝一看機會來了，給哥唱:只有資本主義門派才是最好的。

然後帶著小弟們將東歐，非洲，中東，拉美，掛著社會主義門派旗子場子又打又搶，

社股暴跌，資股上揚，

一夜之間，美帝回血功力大增，多處秀武力，阿富汗，中東等。

整個世界對這場大劇表示太吸引人了，

以後會演什麼超出人們想想力。

蘇美勝出成為地球兩極這個結果，和大自然里動物們憑藉個體力量自己各玩各的優勝劣汰出叢林之王不一樣，它的本質原因就藏在它的這個結果里————本來就是因為蘇美兩國在二戰前後的一連串陰謀勾搭，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做籠子唱紅白臉，逐漸從一個當初說好的利益團體里脫穎而出，黑掉當初說好一起富貴的玩家（英國），拆掉歐洲大陸（必須的），不給中國承諾的好處。張文木老師的書可以一讀，《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

民主是低效行政，集權效率高於民主。但。集權容錯率低於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