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日本二次輸出的漢字詞語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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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里有哪些日語借詞？ - 知乎
眾所周知在古代歷史上漢語傳入了日本，對日語造成了極為深刻的影響，而近代以來尤其是甲午之戰之後日語向漢語反向輸出了大量的詞語，比如「經濟」「政治」「文化」「哲學」「物理」「化學」等，日前在知乎上看到一篇關於日語的文章中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分之二都來自於日語，其中只有「中華」一詞是保持著一直的中國原生。日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不可謂不大，而直到如今日語的漢字辭彙還在源源不斷地進入漢語文化圈，比如「御姐」「萌」「暴走」「宅男」之類的詞。
而現如今，漢語詞難道就沒有對日語辭彙進行二次輸出嗎？
我在一年的日語學習過程中，見過一些詞比如說「自摸」「花椒鹽」「刀削麵」之類的辭彙再次進入日語，不過我覺得不夠典型，還有其他的對日語的二次輸出的辭彙嗎？

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首先釐定了「幾何」這個科學名稱，並創製了諸如「點」、「線」、「直線」、「平面」、「曲線」、「對角線」、「並行線」（平行線）、「直角」、「鈍角」、「三角」、「面積」、「體積」、「相似」、「外似」等等新辭彙，引入了西方科學的新概念；

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也創製了諸如「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分」、「約分」等等新詞。

1602年利瑪竇為李之藻印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撰寫的總論和各部分說明，釐定了「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洲」、「赤道」、「經線」、「緯線」等等一批地理術語，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中出現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地儀」、「地球儀」等天文地理術語。

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之藻合譯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名理探》就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

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於1623年譯著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二書，已經創製了諸如「原罪」、「採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球」、「大西洋」、「熱帶」等辭彙

在中國人士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鑒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釐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並傳入日本，被日本視為國際公法範本。

之後日本於1866年出版的《畢灑林氏萬國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國法論》採用中國《萬國公法》相同的法律辭彙術語達250餘例。

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製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

首次提出了「動產」、「不動產」的概念，稱「動產」為「能移動之產業」，「不動產」為「能傳授之產業」，並多次採用了「資本」這個詞，提出了「資本」的概念：「所謂資本者，不弟錢財已也，凡值錢之物，如舟車、房屋、鐵路及寶石之類，皆可謂之資本。」可當時「資本」一詞並未被國人採用，嚴復、梁啟超等均採用「母財」，後來才被傳到日本的所謂日源漢字「資本」所取代。［15］

《微積溯源》中釐定了變數、函數、微分、積分、係數、極大值、極小值等術語。《電學》釐定了電極、電線、電鐘、摩擦生電等。這些書籍都傳到日本，其中的漢語新詞也隨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語中去了。

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等書籍，釐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係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並傳往日本，為日本人所採用。

1844年美國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1860年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心算啟蒙》、《五大洲圖說》、《地理略說》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學揭要》、《西學樂法啟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學衛生論》、《熱學圖說》、《植物學》、《代數備旨》等。

1822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經將「使徒」、「鉛筆」、「消化」、「交換」、「審判」、「法律」、「水準」、「醫學」、「自然的」、「必要」、「新聞」、「風琴」、「演習」、「半徑線」、「精神」、「單位」、「行為」等辭彙與英語進行了對譯。

之後，1844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將「文法」、「新聞紙」（到現在日本的報紙還稱為「新聞紙」）、「金剛石」、「內閣」、「領事」、「碼」等等辭彙的漢英對譯，

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編纂的《英漢字典》將「直徑」、「本質」、「知識」、「機器」、「幹事」、「物質」、「平面」、「白金」、「偶然」、「教養」、「交際」、「天主」、「默示」、「同情」、「小說」等等辭彙的漢英對譯，

1869年間出版的由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將「園藝」、「侵犯」、「蛋白質」、「陽極」、「映像」、「副官」、「銀行」、「麥酒」、「公報」、「想像」、「碳酸」、「陰極」、「克服」、「保險」、「白旗」、「自由」、「文學」、「元帥」、「原罪」、「受難」、「原理」、「特權」、「宣傳」、「右翼」、「法則」、「記號」、「隨員」、「寒帶」、「熱帶」、「噸」、「戀愛」、「讀者」等等辭彙的漢英對譯，

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編纂《華英萃林韻府》將「電報」、「電池」、「光線」、「分子」、「民主之國」、「地質論」、「物理」、「光學」、「理論」、「動力」、「國會」、「會議」、「納稅」、「函數」、「微分學」、「代數曲線」、「沿海」、「羅盤」、「閃電」、「午線」、「拋物線」等等辭彙的漢英對譯［17］。這些辭典都東傳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的編纂所借鑒，為日本學習西方的思想、科技，創造新辭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中國人還自己開辦翻譯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海軍衙門、稅務總司、京師大學堂編譯館、上海的南洋公學、湖北官書局、北洋官書局等。據統計，僅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從1855年（咸豐三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近60年間，共有468部西方科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總論及雜著44部，天文氣象12部，數學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譯之書內容廣泛，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質地理、天文、航海、博物、醫、工藝、造船及水陸兵法等共180種。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學名詞，都是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最初定下來的。

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也證實：「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註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里去了。」［19］

事實完全可以證明，許多所謂的「日語外來詞」，都是「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產品」。即使沒有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照樣可以翻譯西方科學文獻，中國人照樣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照樣可以做實驗報告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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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摘錄，原作者不詳。

順便夾點私貨，可以看到上面的時間線從明朝末年直接跨到了鴉片戰爭，中間200年完全空白。這大清朝還真是阻礙人類進步的絆腳石啊

再附上另一個鏈接，別人給出了原文，最高票還在把一些出口轉內銷的東西當成所謂的和制漢語
如何看待《駁所謂〈離開了日本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說話〉的謬論》？ - sahwn wang 的回答

題主思考問題非常仔細，亦沒有簡單、線性地認為「漢字文化」的流動與演化只流於單向發生一途，首先感謝您能問出這樣的好問題。

其次，從近世（17-19世紀）東亞文化交流史（歷史上）看，日本的知識人也通過了大量漢籍的引進，「與時俱進」地「學習」與「研究」當時的中國（清朝）語。而此時的一大特色，其研究不再僅基於作為「學問經典」的「經史子集」，而一度擴展到了流行於當時明清兩代的「世俗小說」中——即「白話文」。

以其例，當舉生活在17-18世紀的長崎唐商翻譯岡島冠山所輯《唐話篡要》，如圖所示：

（鈴鹿文庫已將此寫本電子化，可移步：網址唐話纂要，一窺其貌）

但最後不得不與題主言明，學生僅在此地給出諸位思考此問題的一個角度。若要以當時日本出現了上述研究，就輕言斷定「中國向日本有過多次的辭彙輸出」，依然是非常「荒謬」的。首先，是「中國向日本輸出，還是日本從中國輸入」，或「『明清小說』中的『白話』以怎樣一個程度影響了日語的辭彙的構成」等問題，就能作為值得論攷的標題，論爭許久。這不單單牽涉到了史學中「思想史」的研究，還同樣需要社會史與文學史的助力。若題主有心有力，學生不才，於此地留兩本專著，希望能對您有所啟發：

1、奧村佳代子：《江戸時代の唐話に関する基礎研究》，関西大學出版部，2007
2、大庭脩：《江戸時代に於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學出版部，1995

有的, 自然科學類還是有一些詞是中國翻譯並出口到日本的, 雖然數量不及日本出口中國的多. 如化學, 蛋白質, 銀行等都是我們首先翻譯的.
陳力衛先生是研究近代中日概念交流的專家. 據此人著作, 近代日本"新漢語"的主要來源有三類. 其中第一類即借用已有漢語詞, 其中多數是西方名物譯名. 同時他也指出, 目前尚未發現韓國首先翻譯並在漢字文化圈通行的譯名.

一年前過來看這個帖子給自己答疑解惑，後來查詢了國內外教授的觀點，閱讀了超過十萬字的中日文獻，花了將近十四個月的時間試著回答自己心中疑問，全文主旨並不是中國向日本輸出的辭彙，但是關於歷史上中日辭彙交流過程，做出了詳細的介紹，而且高亮答主的回答基本上在本文中全部囊括，還增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能會有些答非所問，但希望能在中日辭彙語言交流方面給大家一個清晰的全貌，望見諒。

一．關於漢語中日本外來語的爭論

說起和制漢語可能會有不少人覺得陌生，但是說起一篇《離開了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講話》的帖子，想必大家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印象。這個幾年前在坊間流傳的帖子，犀利的標題博取了很多國人的眼球，之後又出現了一篇《駁所謂「離開了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講話」的謬論》的文章，算是一定程度上平息了這段風波。而自己作為日語學習者來講，也在日語學習的過程中也發現，日語中有相當數量的辭彙和漢語很像甚至是完全一樣。後來我又在日本的時候看到了《離開了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講話》的日本版本，在YouTube視頻網站上，一個叫宮脇淳子的學者在其所謂「歷史講座」中提到了這個事，據她所說現代漢語中有七到八成是來自日語。

其實在日本網路上，諸如此類「七成，八成」的言論也不少，無論是網民也好，學者也罷，噱頭和煽動成分居多，大多數出現在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言論中。但是從專業的角度去研究和闡述的文章卻非常缺失。與之相反，中國和韓國關於這個話題，研究成果頗多。其實不論是前兩篇帖子還是部分日本人的激進言論，都和和制漢語有著莫大的關係。

二．漢語和日語的淵源

先把爭論放一邊，首先來看一看日文和中文是怎樣一個關係。中文完全由漢字組成。日文則是由漢字（亦可稱之為真名），平假名，片假名三部分組成。而在很早之前日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唐朝末期，日本人從中國借來漢字用來標記日語的語音。後來日本人根據漢字的偏旁部首造出日文「片假名」，又採用漢字草體創造日文「平假名」，這就是日文的起源。

學習日語的人都知道，日語和漢語是完全不同的語言。漢語是「主謂賓」的語序結構，而日語則是「主賓謂」，即動詞在被修飾名詞的前面。日語被稱作「黏著語」，每個句子成分都需要助詞來提示。就世界語言體系上的分類來說，漢語屬於漢藏語系，而日語的語系歸屬尚有爭論（有觀點說日語漢語屬於阿爾泰語系，也有觀點說日語和朝鮮語（韓語）共同屬於一個新的語系）。所以說根本不屬於一個語言系統的漢語和日語，本來不可能有什麼共同點，但卻因為地理和歷史的關係，可以說日文文字系統是依靠漢字的基礎上建立的。

至此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概念，就是在近代之前，日本一直處於中華漢字圈中。儒家學說等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姑且不論，就文字語言領域，日文在極大程度上受到了漢字的影響。在隋唐時期，漢語典籍以及漢文化對當時的日本來說是很有吸引力和影響力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時代。而到了幕府末期和明治時代，情況就變得有些不同，東方世界開始陸續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這其中包括中國和日本。日本看到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戰敗並且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後來日本國內又發生了黑船事件，日本人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強大力量，便開始著手轉變以西方為師，至此為止，和制漢語就登上歷史的舞台。

三．和制漢語的概念以及文化意義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和制漢語是日本人根據古代漢語和日語的語法辭彙創造的「新漢語」。其背後有著極其重要的文化含義。和制漢語作為一個載體，連接著三個主體，就是中國，日本，還有西方世界。近代日本人為了翻譯西方傳來的新概念創造出了和制漢語，而後和制漢語又傳入中國。和制漢語的創造過程本身就可以看作一種西學文明的傳遞，就是西學東漸的過程。西方是源頭，日本早於中國。（雖然不能說在中國的西學東漸歷程完全是按照這個順序，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日本確實是先於中國完成了近代化，（其實中國真正的獨立自主發展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而且在甲午戰爭後，當時的中國確實通過日本的便利加快了西方文明的學習步伐，而和制漢語又在這方面起到了傳播西方文明的作用）

一個社會的語言文字，一定是適應於這個社會的發展以及知識認知體系的。處於閉關鎖國狀態的日本，社會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社會對知識的認知也是如此，當然也就沒有出現大量新辭彙的條件。19世紀的日本知識階層的少數人，僅僅是出於求知慾以及對外來知識文化的好奇，開始嘗試創造新詞（例如「蘭學」時期日本的知識界翻譯了很多荷蘭書籍）之後在1853年發生了黑船事件，日本被迫和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條約》，隨後日本結束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開始了明治維新，而這個時候日本人創造新詞的目的不僅僅是因為好奇和求知慾，更是處於學習西方學說的目的。

但是由於東方和西方的社會形態有很大的差別，知識體系更是完全不同（簡單的說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社會是處於處於「經」「史」「子」「集」的知識體系中，而西方則是處於經濟，政治，文化以及近代科學醫學，物理，天文等知識體系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新詞的創造和翻譯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環，大量的新詞就被創造出來。和制漢語作為社會變革的基礎環節，在構建日本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有意思的是就連「政治」「經濟」「文化」「哲學」「軍事」這樣的辭彙，也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才被創造的。可以說，和制漢語的出現不僅僅是新辭彙的擴充，更是在日本作為東方國家向近代國家體系演變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和制漢語的起源

日本在閉關鎖國的時期長期處於封閉狀態，只開設了長崎作為通商口岸，與荷蘭，中國通商。當時主管通商的日本官員要求荷蘭的通商人員定期提供關於外界的消息，日語稱之為「和蘭風説書」，作為了解西方的窗口。當時的日本知識階層通過荷蘭接觸西學，在日本興起了「蘭學」熱潮。就在這樣的背景下，1774年，日本學者杉田玄白翻譯出《解體新書》，成為日本第一部日本人自主翻譯的西學書籍。對於西洋的醫學書籍，自古以來，有很多醫學概念在中國和日本是沒有提及的，就算有手、足、腸、心臟、肝臟等基本概念，但是由於中醫和西醫的本質區別，像西方非常嚴格定義下來的專業術語在東方是沒有的。當時的杉田玄白為了翻譯《解體新書》，以漢學典籍為基礎，有適當對應的語言辭彙就用，沒有的話就「私立」，創造新詞。甚至為此還創造了很多新的漢字，例如「腺」「臎」等。之後通過這樣的方法，早期蘭學學者初步創造整理出了一批植物學，化學，軍事學，語言學等領域的專業術語。

五．和制漢語的創造和發展

經過幕府末期進入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開始向西方學習，明治維新第一代啟蒙家們，例如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福澤諭吉等人，繼承了蘭學學者的造詞法，開始大規模翻譯造詞。日本近代學者在翻譯西方概念的時候，大致用到了三種方法。

第一，他們參考16世紀的利瑪竇，徐光啟，以及19世紀來華的馬禮遜等人翻譯的漢文書籍，運用了其中很多辭彙直接去對譯西方的概念。例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刊行的《萬國公法》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像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就直接被拿到日本用了。

第二，對漢語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西方的概念，「生造」出了一大批辭彙，例如藝術，文化，文明，文學，封建，階級，國家，演說，民主，自由，經濟，社會等，這些辭彙雖然出自漢學典籍，但是其意義和近代概念大有不同，例如英文「economy」的對譯詞就是從「經世濟民」中拿來的，而中國古典中使用的"文化"本意原為"以文教化"，日本人就創造性地把「文化」作為了「culture」的對譯詞。

第三，新造漢語詞。例如：電話，個人，民族，宗教，科學，技術，哲學，美學，例如西周在翻譯英文「philosophy」的時候也是頗費苦心，他一開始聯繫中國宋明理學所講的"希賢、希聖"提出"希聖學"或"希哲學"的方案，後來才將"希哲學"的"希"字去掉簡化為"哲學"。

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和制漢語的具體範圍，這裡引用新潟産業大學比較文化學教授東京大學學術博士金光林的論文『近現代の中國語、韓國?朝鮮語における日本語の影響』，部分引用其中的辭彙來說明進入中國的和制日語的情況。

1.漢語典籍中有出處的辭彙：

文學,文化,文明,文法,分析,物理,演説,諷刺,學士,芸術,議決,具體,博士,保険,封建,方面,法律,法式,保障,表情,表象,意味,自由,住所,會計,階級,改造,革命,環境,課程,計畫,経理,経済,権利,検討,機械,機會,機関,規則,抗議,講義,故意,交際,交渉,構造,教育,教授,共和,労働,領會,流行,政治,社會,進歩,信用,支持,思想,自然,手段,主席,主食,運動,予算,遊撃,

2.日本人自造的意譯歐美語言的辭彙：

馬鈴薯、弁証法、美學、美術、美化、美感、微積分、傍証、物質、治外法権、蓄電池、直覚、調整、超短波、仲裁、抽象、代表、代理、代數、斷交、談判、斷定、瓦斯、脫黨、電業、電力、伝播、電報、伝票、電流、伝染病、電車、電信、導電線、動機、動員、導火線、動向、獨裁、獨佔、動脈、動脈硬化、動産、導體、液體、演繹、不動産、復員、概括、概念、概論、概算、學位、學期、學齢、劇場、現役、現実、現象、原則、下水道、議案、議員、議會、義務、技師、互恵、軍事、軍國主義、背景、配給、迫害、迫撃砲、博覧會、判斷、反動、反映、反革命、判決、反応、反射、反対、破産、併発症、偏見、批判、批評、否決、引渡、否認、否定、法學、法醫學、法人、法科、放射、保釈、放射線、保障、放送、法則、法廷、法定、方程式、表演、表決、一元論、醫學、意志、意識、意図、自治、自白、自発的、人為的、人格、人生観、蒸発、情報、條件、蒸気、靜脈、蒸留、科學、化學、解放、海事、改良、回収、潰瘍、改善、客観、幹部、関係、観念、管制、鑑定、借方、仮説、貸方、仮定、過渡、寡頭政治、刑法、警察、系統、経済學、結核、建築、企業、金額、金庫、帰納、交易、雇員、甲狀腺、公開、根本的、拘留、交流、光線、公証人、肯定、組合、腳本、局限、供給、共産主義、休戦、命題、免除、未知數、民主、目的、目的物、無機、入場券、冷蔵庫、瀝青、歴史、列車、論理學、領土、領域、領海、緑化、領空、流體、最後通牒、最恵國、催眠術、催涙弾、索引、算術、三角（法）、作用、左翼、成分、生物學、政府、請願、制裁、政策、生産力、政黨、制約、世界観、積極、専売、説明、社団、社會學、社交的、試験、新聞、信號、侵犯、進化、侵蝕、消防、消毒、商業、消費、商品、消化、消火器、消火栓、職員、消極、承認、而除去以上關於思想，觀念，法律，制度，科學，技術，醫療，藝術等相關的近代語言辭彙，當時的日本的啟蒙家們還創造了一系列造詞法，這裡列舉一些中國使用的造詞法例如：（以下均為日語）

(1)化???多元化大衆化　自動化　
(2) 式???速成式方程式　恆等式　　
(3) 炎???肺炎胃炎腸炎関節炎脳炎　
(4)力???生産力　消費力　原動力
(5) 性???可能性　現実性　必然性　
(6) 的???歴史的　大衆的　民族的　
(7) 界???文學界　芸術界　思想界　
(8) 型???新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9) 感???美感　好感　悪感　情感　　
(10)點???重點　要點　焦點　注意點　
(11)観???主観　客観　悲観　楽観　
(12)線???直線　曲線　拋物線　生命線
(13)率???効率　生産率　増長率　
(14)法???弁証法　帰納法　演繹法　
(15)度???進度　深度　広度　強度　
(16)品???作品　食品　芸術品　成品
(17)者???作者　読者　訳者　労働者
(18)作用???同化作用　異化作用　
(19)問題???人口問題　土地問題　
(20)時代???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21)社會???原始社會　奴隷社會　封建社會　
(22)主義???人文主義　人本主義　人道主義　
(23)階級???地主階級　資産階級　中産階級　

大概在明治20年（1888年）左右，現代日語的語言辭彙體系基本完成，至此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國力日漸強盛，先後廢除了幕府時代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重新奪回了國家主權，最終進入了近代化。

六.和制漢語進入中國

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此時的清政府才認識到，通過明治維新取得成功的日本已經今非昔比，自己只有學習西方才能自保，所以不得不加快學習西方的步伐。而日本作為中國一衣帶水的近邦，通過日本學習西學有文化，地理，還有經濟上的便利，所以清廷決定向日本派遣留學生。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13人的留學生，開始了中國留學生東渡日本的歷程，此後，中國留學生人數逐漸在增加，1899年增至200名，1902年達400名，1903年有1000名，1906年留學日本的學生有8000名。在此期間，清廷於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然後日俄戰爭中日本勝利更是使日本聲名大噪，都使得赴日留學生劇增。同時期也有像胡適等赴歐留學，但是在數量上來看，赴日留學生呈現壓倒態勢。從1896年清政府派遣留學生開始，赴日的人員有之後的維新派（梁啟超），革命派（包括黃興、鄒容、陳天華，據統計1905年~~1907年，同盟會全員379人中有354人是赴日留學生），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骨幹（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明、戴季陶、閻錫山、何應欽、白崇禧、蔡鍔等），五四運動以及共產主義信仰者（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周佛海、周恩來、董必武，魯迅等）以及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活動家（郭沫若、郁達夫、田漢等）。在這樣的赴日盛況下，留日的中國知識階層以日為師，自然形成了翻譯日本書籍的潮流。根據《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當時翻譯的書籍包括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法律，歷史，地理，產業，醫學，軍事，文學，藝術等，翻譯作品高達2600部。從清末民初再到五四運動這段時期，中國的各個文化啟蒙和政治團體的成員活躍在日本，他們樂於從日語轉譯的西方學說中來宣揚民主，科學等近代西方思想，啟發民智，也極力鼓動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在這一過程中，無形中形成了哲學，社會，科學以及一些抽象的和制漢語向中國的輸入和轉移。

這些人當中梁啟超對和制漢語有著很積極的態度，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亡命日本，隨後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改良派在海外的第一機關報《清議報》，《清議報》面向國內讀者，通過《清議報》，大量已被日本翻譯，諸如民主，科學，政治，經濟，自由，法律，哲學，美學等西方名詞、術語進入了中國。隨後的革命派中國同盟會，於1905年在東京創辦了《明報》。作為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傳陣地，《明報》也採用了大量和制漢語。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朱京偉的論文《《清議報》（1898~1901）中的二字日語借詞》和《《民報》（1905~1908）中的日語借詞》中，他分別在《清議報》和《民報》中抽取了1772個和1160個日語借詞作為研究對象，其數量不可謂不多。而根據天津外國語學院常曉宏教授在對魯迅平生的作品做的調查研究中發現，中日同形詞有3328個，被考證是日語借詞的有1335個。具體情況列表如下：

可以看出，在和制日語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中，從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改良派開始，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再到後來的五四運動中的左翼文人以及早期的馬克思共產主義的信仰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在清末民初時期，作為赴日的中國留學生直接帶著日文課本回到中國的現象也不可謂不普遍，從而形成了和制漢語大量進入中國的高潮。

對於這樣一個現象，清末的保守文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不難想像也有很多國人是抵制和抗拒的，例如中國近代思想家翻譯家嚴復。不同於梁啟超等人對和制漢語的積極態度，嚴復對於日譯的方式有著很大的質疑，他堅持翻譯西方學說一定要讀原著，領會其精要，然後再去翻譯。日本新名詞大量湧入中國，也引起了當時監管學部的大學士張之洞等人的強烈不滿，他於1904年在主持制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中，就公開反對濫用日本新名詞，明定「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

「古人云：文以載道。今日時勢，更兼有文藝載政之用。故國外論治論學，率以言語文字所行之遠近，驗權力教化所及之廣狹。除化學家製造家及一切專門之學，考有新物新法，因創為新字，自應各從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詞自不宜剿襲摻雜。日本各種名詞，其古雅確當者固多，然其與中國文辭不相宜者亦復不少。近日少年習氣，每喜於文字間襲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衝突、運動等字，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並非必需此字。而舍熟取生，徒令閱者解說參差，於辦事亦多窒礙。此等字樣，不勝枚舉，可以類推。其實此等名詞，在外國不過習俗沿用，並未嘗自以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同人，所有著述文辭，凡用漢文者，皆極雅馴，仍系取材於中國經史子集之內，從未闌入此等字樣。可見國外文體，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襲。大凡文字務求怪異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體既壞，士風因之。夫敘事述理，中國自由通用名詞，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國文法，或虛實字義倒裝，或敘說繁複曲折，令人費解，亦所當戒。儻中外文法，參用雜糅，久之必漸將中國文法字義盡行改變。恐中國之學術風教，即將隨之盡亡矣。此後官私文牘一切著述，均宜劉鑫檢點，切勿任意效顰，有乖文體，且徒貽外人姍笑，如課本日記考試文案內有此等字樣，定從擯斥。」

嚴復的態度和張之洞的言論都可以說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晚清時期保守文人對日語外來詞的抵制態度。有些日本新的構詞方法也並不是盡善盡美，甚至打破了傳統漢語的構詞規則，所以遭致中國文人的厭惡也不是不能理解。比如「改良」「改善」「革新」「糾正」等，中國舊的說法只有「改革」，其中「改」和「革」兩個動詞並列，是聯合結構，而「改良」「改善」「革新」「糾正」則是新出現的動補結構的構詞法，在當時的中國文人看來就很彆扭，當時號稱中國英語第一的辜銘鴻就曾公開反對國人使用「改良」，1915年在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他戲謔地說；「現在人說話用詞都不通，比如說「改良」就不通，過去我們都說從良，不說改良。你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麼，你要改良為娼嗎？」諸如此類的例子不甚枚舉，但是此時日制漢語已經大量進入中國，晚清的保守文人也無法阻擋。即使是晚清文人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對於日語外來詞，國學學者王國維就有著不一樣的見解，王國維便主張儘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譯語。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強調了借用日本譯語的可行性和便利之處：「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於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於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中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於新奇之語也；至於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

最終，以嚴復為代表的譯法始終還是沒有敵得過日本譯詞，他譯制的諸如計學----economy、天演----Evolution、群----society、玄學----metaphysical、理學----philosophy、母財----capital、自繇----freedom、善相感----sympathy等詞最終被大眾所淘汰。究其原因，首先，作為母語學者的嚴復和日本人，翻譯方式有很大的出入。嚴復多用單字去翻譯西方名詞，導致譯詞不夠精密，而日本人則大量採用雙字甚至三字，對於講求精密嚴謹的西方科學來說，後者則顯得更為合適。而且作為漢學大家的嚴復，在翻譯西學的時候給自己立了「信」「達」「雅」的標準，在儘可能做到精準，明確的翻譯的同時，又十分注意古雅，他也曾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他要求自己的翻譯富有美感，讀起來和諧並且鏗鏘有節奏，既要考慮準確，還要兼顧文氣，這給他帶來相當大的考驗。梁啟超也對嚴譯文體提出質疑，說嚴譯「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而作為外國人的日本人大可不必計較什麼古雅，翻譯的時候也不像嚴復遵守太多古漢語的造詞規則，反而是放開了手腳，創造出了大量淺顯易懂的日式漢語。無論晚晴保守文人如何不滿如何抵抗，和制日語還是憑藉巨大的便利性和突破傳統的實用性在中國紮下跟來，說到底，還是因為傳統漢語無法應對龐大的西方科學文化體系，要想依靠學習西學使自己不落後於世界潮流，從語言文字角度來講，傳統漢語非得變革不可。

七．和制漢語對近代漢語的影響

日本人對古漢語進行了改造和再利用創造出了和制漢語，之後又大量流入中國。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流入中國的和制漢語，使得近代漢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陳保生教授的總結，和制漢語對漢語文言文的影響中：

第一，單字表意的文言文出現了複音化現象。

第二，漢語出現複音化現象以後使得漢語的文句描述語義變得更為細緻。

第三，漢語從傳統的文言文表述方式中轉變為西方式的表達方式，漢語的句子變長。

如此這樣就有助於吸收西方各國的先進文化，理解西方思想，也就為中國近代化打下了基礎。再進一步分析來講，就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黃興濤教授《近代中國新名詞的研究與辭彙傳統的邊個問題》中研究表明，中國傳統古漢語向近現代漢語變革的過程中，傳統辭彙的變革有六個方面：

第一，雙音節、三音節乃至四音節詞空前增加（例如：雙音節詞有理論、自由、主義、宗教、統計、教育、科學、民族、民主、政治、文明、文化等，三音節詞有唯物論、世界觀、物理學等諸多現代學科名稱辭彙，四音節詞如心理作用、民族問題、原始時代、封建社會、人文主義、地主階級等）。

第二，前綴，後綴的詞綴化構詞法大大發展，更加自覺。（中國辭彙以前雖然也有諸如老---，洋---，---學等詞綴構詞法，但是很不發達，從日本吸收大量新名詞後，這種構詞法就成為一種語言上的自覺如：「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點」「觀」「線」「論」「率」「法」「問題」「主義」「時代」「階級」「作用」等後綴構詞法，其中或多或少中國也有使用，但是總的來講，這種系統的構詞法是來自日本）

第三，動補結構的新詞大量出現（擴大、加強、提高、改良、改善、革新、糾正等詞）。

第四，動詞的名詞化現象突出（例如教育，生產等）。

第五，出現一些從日本傳來的不太符合中國傳統組詞搭配習慣但生命力強的新詞（如見習、手續、取消、社會、經濟、具體、企業、肯定、直接、間接、直覺等）。

第六，在翻譯日語的過程中，中國人還創造出一些新的辭彙，像介詞關於、基於、對於、由於等詞；動詞動詞認為、成為、視為等詞，這些詞的使用，對於漢語的問題，句式的表述等也產生了相應的影響。

七.西學東漸和大國的興衰

西學東漸的歷程，顯然是日本率先領悟到了精髓。然而歷史就是會開玩笑，早在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西方文明在尋求文化擴張和交流的過程中，日本始終不被西方傳教士和商人所重視。16世紀初期開始，就有西方商人和外交官抵達中國，之後又有著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和湯若望，天主教傳教士龍華民，康熙皇帝的科學啟蒙老師南懷仁等人。根據王韜《泰西著述考》，由1552年至1674年，僅「著名」的傳教士就有92人，他們多數埋骨於中國。他們用漢文翻譯的西學書籍有二百一十種，大多是宗教和理科書籍。接著在1720年，隨著康熙頒布了禁教令，此後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傳教士都無法在中國活動，到了19世紀，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最早來華，他不但用中文翻譯了《聖經》，而且發刊了很多中文期刊。從鴉片戰爭開始，外國傳教士就開始在中國開設出版機構，翻譯出了大批的書籍。舉例來講有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博物新編》等書籍；1844年美國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後又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等書籍；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等書籍。不僅僅是出版行業，而後又在外國傳教士的主導下編纂了很多的英華詞典，例如：1822年馬禮遜（R.Morrison）的《華英字典》，1844年衛三畏（W.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1848年麥都思（W.H.Medhurst）的《英漢字典》，1869年羅存德（W.Lobscheid）的《英華字典》，1872年盧公明（J.Doolittle）的《華英萃林韻府》等。可以看出，從16世紀初到清末為止，西方傳教士帶著多種目的給中國帶來了西方的宗教，科學，文化等西方學說，幾代人費了不少功夫，使得西學漢譯也經歷了很長的一段歷史，但是有一個不得不注意的現象，就是到19世紀中期截止，西學東漸的歷程都是以西方傳教士為主導，而這一時期的漢語翻譯作品無一例外都是外籍傳教士口譯，中國人筆述的模式。早期西方人士因為通商，傳教，仰慕中國文化等原因來到中國，本以為能夠促成文化交流，互為通商，出乎意料的是，中國人從來不把中西的來往當做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以撫慰朝貢國的態度來接待這些西方人士，而當時大多數中國文人學士是不屑於去了解西學的。明神宗冊封利瑪竇，康熙冊封湯若望，歷史上不乏這類中國皇帝賞識外國學士的例子，但只是愛惜其「技藝」，並非站在文化平等的立場上給予禮遇。1739年，當時的工業第一強國英國派出使節馬戛爾尼到北京交涉，此時清政府對當時歐洲各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近代資本主義的歷史性進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國仍然視為「海夷」。他們不假思索地稱馬戛爾尼為「貢使」，稱他們帶來的禮品為「貢品」，要求他們遵從中國禮制。一系列交涉最終也無果於終。要知道當時英國已經在使用連發槍，火炮等近代熱武器，而中國卻還在使用火繩引爆的槍，清軍使用的刀槍弓箭也早就被西方棄用。但古老的中國卻逐步走向封閉，自認為「天朝上國」，夜郎自大。甚至鴉片戰爭之後還是稱西方人為「夷狄蠻人」，1858年清朝戰敗於英法聯軍後，簽訂的《天津條約》就有一條規定「凡歐洲人不得稱之為蠻夷」。國人自認為中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文化，也有誇耀世界的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天經地義的，萬世不變的。它盡善盡美，貫通古今，放諸四海而皆準。正因為如此，就算之後在鴉片戰爭中失敗，清廷在驚慌中發起了洋務運動，也僅僅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並沒有從心底認同西方文化，內心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到甲午中日戰爭清政府戰敗，國人才開始醒悟，但是此時已為時已晚，清廷搖搖欲墜，國不將國的時候，也就沒有人過多關注語言方面的問題了。清政府在戊戌以前沒有放開手腳去大規模自主的去翻譯西學書籍，漢學文人也沒有認識到革新改造文言文適應西方科學體系的重要性，反而讓善於學習的日本人搶了先機。一言以蔽之，中國天朝和文人的文化土壤過於肥沃，再加上安定的社會環境，遲遲沒有察覺世界的變革，對整個社會的知識仍然停留在傳統的「經史子集」的認識中，危機意識遠比不上日本人，在太平盛世並不會出現任何問題，但是到了時代變革的時候，由於這種積澱的歷史文化枷鎖過重，導致在近代化的歷程中比起日本方面總是顯得「笨手笨腳」的，錯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1907年的時候，搖搖欲墜的清政府也曾在學部設立過一個編訂名詞館的機構，專門編訂名詞，嚴復和王國維都是成員。但不久清朝就滅亡了，它所編訂的一些名詞，最後也沒公布出來，從而留下了歷史的遺憾。

九．日本的超越

再接著說日本，日本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相比中國短很多，18世紀開始在本島興起的蘭學，而後又轉為英學，到19世紀八十年代為止，在短短一百八十年間，完成了西方文化在日本的移植，促成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後來甚至提出「脫亞入歐」走向後期的帝國主義時代，不可不謂是東亞近代化的歷程中的典範和先導。日本的明治維新之所以會成功，一方面日本本身就是一艘小船，在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摒棄封建舊制，迅速轉以西方為師，當然要做的比中國快；另一方面，日本學習和模仿的能力幾乎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翻開日本的歷史，中國的影響幾乎佔據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比日本最早的史書還要早的歷史，日本學者都要考證中國的史書，對於中國的學習，甚至是語言文字，日本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只要有利於日本本國的發展，日本就拿來為自己所用。這裡列舉《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的中日近代化時間表作為參考：

雖然在接觸吸收西學文化方面中國佔有「天時」「地利」之便，但是終究沒有搶先推動近代化進程，最終在甲午中日戰爭中輸給了日本。本來想儘可能避免除了主題的比較，節約筆墨，但是一個社會的發展歷程中，無論是思想文化，還是語言文字，甚至是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相一致的。總而言之，從傳統漢語到社會變革，國人的保守思想都成為了走向新歷史的絆腳石。

10.回到和制漢語

最後回到和制漢語的問題，根據關西大學外國語研究教授沈國威教授的觀點，日本的造語歷程大概可以分為兩個時期：

1.蘭學學者的造語時期。

2.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的新造語時期。

與此同時中國的造語歷程也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開端（明末清初）

準備期（1807---1840）

發展期（1840---1860）

官方主導翻譯期（1860---1880）

停滯期（1880---1895）

和制日語導入期（1895---1919）

根據學界普遍的觀點，在中國的造語過程中，其中1，2，3為西方傳教士主導下的翻譯時期，4為清政府在洋務運動時期開設的翻譯機構翻譯時期。而在18世紀開始日本蘭學學者的造語過程中大量借鑒了中國1,2,3時期中國西方傳教士的譯語。據日本目白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陳力衛的研究表明，日本近代學者參考漢譯西學書籍有一下三個時期1.從16世紀中後期到19世紀初期，以利馬竇為首，來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們留下的著作。2.從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來到中國的1807年到19世紀末為止，西方傳教士翻譯的書作，3.清廷於1862年設立同文館等翻譯機構以後，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註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里去了。由此可見，西學新書在日本的利用不僅是通過中國渠道吸收西洋知識的一條途徑,而且給日語語彙里灌輸了近代概念的新鮮血液。最後就是1895年到1919年和制漢語大量輸入中國。

總結來講，在西學東漸的歷史過程中，作為中日近代化先導的翻譯界，從最開始就交織著複雜的文化互動，日本率先結出了成熟的能夠適應西方文明理念的近代語言體系，而後又對中國後期的社會變革以及各個政治階級的革命發展提供了支持。就語言方面來講，成熟的和制漢語體系，在突破傳統漢語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對西方理論體系的實用性和適應性方面，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11.自己的想法和今後的課題

（1）極端民族主義不可取

不論是少數日本人的激進言論，還是國人的反駁的帖子，只是從極端民族主義的或者非此即彼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但是其中真正了解和制漢語以及中日語言文字交流歷史的人少之又少。關於漢語中日語外來詞的數量問題，到現在還有不少的學者在做研究，精確的去下定義想必是很難的，況且關於創造權的問題，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麼簡單，更何況中日兩國自古以來就有文化交流的傳統，像學界提出的「回歸詞」等問題，發明權是你的還是我的，界限本來就是模糊的，更何況具體到每個人的看法和認同，但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隨著日語日文近代化的迅速實現，對中文漢語有著較大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並沒有被國人認識。而且可以說至今日語語言文字的發展，每年的創造力，相對於漢語中文仍然處於優勢地位，中文仍然處於被輸入的狀況。

（2）重視交流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

自己從這種極端民族對立的觀點作為出發點做研究，感受最深的卻是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相輔相成的依賴關係。同處於漢字文化圈的中日經歷了很長的交流借鑒歷史，近代以前是從漢字文化圈的中心中國向東亞以及東南亞各國輻射擴散，日語日文也在其中深受其益處，而在近代經過明治維新迅速成熟的日文開始反向向中國輸出，促進中國近代化文明傳播，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種不可或缺的依存關係。

（3）漢字文化圈的現狀

中日韓三國，中國是漢字的發源地，漢字是唯一的選擇。

日本從二戰後開始用片假名取代漢字標記外來語，可以說漢字的權重正在日本下降，如今日本的外來語已經自成一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漢字造詞遠遠不如片假名，甚至在日本有一種奇景就是一百年前對照英語翻譯的例如「浪漫」等詞到現在幾乎被棄用，取而代之是用假名標記的「ロマンチック」，似乎在現在日本人的眼裡，假名標記的外來語更加「洋氣」，所以造成了現在日本外來語的泛濫，漢字文化的流失。

最奇葩的要算韓國了，上世紀在朴正熙的主導下，韓國在所有場合廢棄漢字，全部改用韓文標記，留下了一大批幽靈一樣的用韓文標記的漢字詞。

這樣看來，漢字文化圈的熱度仍在消退，持續了一百多年的西學熱的中日乃至韓國，至今還能感受到這股熱流，漢字文化圈的文化，東方的文化弱勢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到頭。

維基百科：日語中的現代漢語借詞

是時候祭出這張圖了。
請忽視第一行中的統計謬誤。

按：貌似跑題了。並無具體的詞彙，只是數量統計而已。

中國特色的政治術語，二次輸出。

對於歐美來說，翻譯中國政治術語非常難。大家都能意會的東西，你倒是解釋給國際友人聽聽啊？

翻譯成日語就很有意思了：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つの中心」と「二つの基本點」

三嚴三實：「三厳三実」

改革開放：改革開放

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

社會主義法制：社會主義法制

愛國統一戰線：愛國統一戦線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富強民主文明調和の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體系

命運共同體：運命共同體

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関係

「無產階級專政」「無産階級獨裁」

怎麼樣，看的懂吧？

還有這個對照翻譯：

答主，化學一詞源於1855年王韜的創作，後刊於墨海書館的《六合叢談》一書中，日本原創的叫舍密，不謝

評論里有說西周的共和是古文的脫漏造成的，可能和如今的共和意義差距較大，特寫到答案里，免得誤導大家。

不過重點不是說這個，還是就漢語的自生性自創性講講…我們在這裡再提出一個疑問，如果說存在日創漢辭，有個疑問就是日本人為何會用漢字去翻譯新辭彙？難道是日本群眾致力於漢文化的發展壯大每次順便幫助我國搞些翻譯工作…如果沒有理解錯，這些漢字是作為日語的部分使用的，是用來完善日語內容的…一方面是我國對這些新辭彙的早期輸入，另就是存在日本以漢字規範去創造新的辭彙。為啥用漢字？為啥？因為漢字的自我創造力，因為漢字的有源，一個人民，你就明白說的是什麼了。人權，就是人民的權利。存在組合，存在聯想，存在創造…這就是如樂高一樣富有創造力的漢語。在日本人用漢語為工具創造辭彙的時候，更多是漢語為日語的查漏補缺，而不是日語反哺漢語的過程…如果沒有日本的創造，還是會出現一個差不多的辭彙，因為這是漢語規則的推演。不是人權就是民權，或者叫百姓權利…漢字是漢文化之本，更何況有靈魂的漢字…

當然說了這麼多，也說一個近期日本影響中國的例子，萌……玄宗曰…朕略萌…
不過這個字義已經漢語言化了…又可以組合排列創造，可以被我們隨便玩了……

而悲催的雅蠛蝶永遠不會被賦予漢語的靈魂，最終於漢語環境的命運可想…

我只提一下，共和源自周代共和執政…人民二字古來有之……而且意義已經非常接近今義……無腦言論還是要慎重理解……
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杜甫《柴門》

漢語主體結構有自創能力，不好這個辭彙可以拆著玩，不要，很好，包括我們上面提到的共和，共和二字都可以拆開去解讀，說是為日傳，簡直是匪夷所思，因為這個辭彙是中文原則下的合併，日文無法對其進行組合。

日傳漢語特點多為無意義的音譯，比如雅蠛蝶……

由於本身的語言本質的差異，互相影響的多數是名詞，成語……目前不可能有過多交流。一般流行的部分日文，也就是有趣而形成的網路語…另我國流行文化還較弱，這樣非主流傳播也很少見…

日語大部分麻將用語都是來自漢語，而且讀音不用日本漢字音，而是類似現代漢語的音譯。

我愛你

我就吐槽下，人家問的是「二次輸入」，一堆人都答非所問，寫了堆和制漢語的東西（雖然寫得不錯）

摺疊吧，我也沒回答問題

おジン**
看了一圈都沒人講這個。急得我喲。

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這是文天祥的過金陵驛，這裡的人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里的人民意思已經非常接近了。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杜甫這首詩里的宇宙雖然跟我們現在說的宇宙不同，至少可以說明宇宙不是日語輸入的。

目測有點答非所問了(ˇ?ˇ) ~~

字幕組？

問題就是偽問題！我以為根本就不存在日語反向向漢語輸入大量辭彙。日本人翻譯外來辭彙本來就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翻譯成所謂的和制漢語，另一種是直接音譯片假名了事。如果是第一種，實質可以說就是翻譯成了漢語。把philosophy翻譯成哲學，哲學這兩個字的內涵不是和日語契合，究其源泉是和漢語契合。可以說是日本人將其先翻譯成漢語，而明治時期日本人恰好能懂一部分漢語而已。也正因為實質上是把外語翻譯成了中文，所以中國人拿來即用毫無問題。
現在說的好像，中國借用了這麼多「日語」辭彙，有多虧欠日本人一樣。其實恰恰相反，是漢語的偉大幫助了日本人，更好的理解了這些外來辭彙。二戰之後日本人的漢語素養急劇下降，從此外來詞翻譯都是直接片假名表示。這種直接音譯的形式，對於抽象的名詞實質就是沒有翻譯。
把對苯二甲酸翻譯成テレフタル酸，他懂其中的含義么，把滌綸翻譯成ポリエステル，他知道這其實是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么。

看到日本學生學習化學那麼難，好想給他們傳播中國的元素名稱( ??? ? ??? )
→→→日本的元素周期表

那麼多片假名不要太慌( ??ω?? )「片假名記不全的小夥伴舉手」（圖源網路侵刪）

青椒肉絲

經濟觀察報公眾號發了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作者王彬彬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許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從大的方面說，有兩個時期的情形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國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貪婪地向中國學習，甚至是在與中國文化接觸後，大和民族才首次與文字遭遇，從此才學會了書寫。日語的「假名」（字母）不過是漢字的變體。而在近代，則是中國拚命地向日本學習。別的方面且不論，僅就語言文字方面說，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漢語的輸出國。日本「漢語」，沖擊著東亞各國的語言系統，當然也大量進入中國的漢語中，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輸入的漢語詞，被稱作日語「外來語」，這裡也借用這種稱謂。在「外來語」上加上引號，是為了與直接來自西方的外來語（如沙發、咖啡、邏輯等）相區別。因為這二者畢竟有些不同。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驚人的。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想到這一層，我的頭皮就有些發麻。

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幾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一書的《「黃金十年」》一文中，便寫道：

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辭彙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辭彙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按：指嚴復的翻譯）的大部分術語。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辭彙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辭彙，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辭彙，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雷頤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氣談到日語對漢語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漢字的圈套》一文，則在與雷頤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紹後，不無遺憾地寫道：

這真是個值得思索的問題，同樣一個西方科學術語，到了中國和日本，就被譯成兩種味道相去甚遠的詞，最後卻是以中譯失敗，日譯勝利而告終，這是為什麼或者換一種不太合理的問法：嚴復、梁啟超們為什麼沒有想到採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那種比較自由和通俗的意譯法？同樣，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為什麼沒有像二十年之後的大陸學者那樣，採用那種引經據典式的譯法這裡把梁啟超與嚴復相提並論有些不妥，但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經濟」原考》一文，是對「經濟」二字的漢語原意進行追溯，實際上也同樣涉及到日語「外來語」問題，因為「經濟」也是眾多日語「外來語」中的一個。而考古學家陳星燦先生的《考古學就在我們身邊》一文，倡議中國的考古學「建立自己的話語系統」，因為「所謂的國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從國外輸入的」，它們用來說明中國古代的情形或許並不很合適。陳先生所說的這些概念，雖然源自西方，但畢竟是日本人把它們譯成現在這樣的漢語詞的。對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發對翻譯過程的追問。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見到的涉及到日語「外來語」的文章中的幾篇。這些文章，也引發我對這一問題的興趣。

20年前，當我開始學習日語時，我發現日語中有那樣多的漢語詞，這令我有過短暫的驚奇；而後來，當我知道漢語中有那樣多的日語詞時，我卻不得不有持久的驚訝。

先是漢字和漢語辭彙進入日本，並造就了日本的書面語；當日本在近代與西方相遇後，便大量使用漢字和漢語詞去譯相應的西方名詞、術語；出自日本學人之手的這些譯語，在清末又潮水般湧入中國。——這個過程很複雜，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觸的資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強說出一個大概。

二

語言中的辭彙，有名詞、動詞、形容詞等數種區分。現代漢語中的所謂日語「外來語」，基本屬名詞類。但名詞本身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可見可感可觸的很具體的事物、場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類則表示一種抽象的意義，也就是所謂術語、概念，如政治、經濟、民主、自由、科學、文化等等。前者可稱之為具象名詞，後者可稱之為抽象名詞。

在日語「外來語」中，具象和抽象兩類名詞都有。具象名詞今天仍在使用的，可舉「電話」和「俱樂部」兩詞為例。「電話」是日本人生造的漢語詞，用來意譯英文的telephone.當初中國人對這個英文詞採取了音譯，譯作「德律風」。在一段時期內，「電話」和「德律風」兩種叫法通用。但後來，「德律風」這種叫法終於湮滅。關於這個譯名，我發現過一點有趣的資料。本世紀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紹興籍留學生曾聯名給家鄉寫回一封長信，其中詳細介紹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魯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說到「電話」時，特意注釋道：「以電氣傳達言語，中國人譯為』德律風』，不如電話之切。」於此亦可見日語輸入中國的途徑之一種。而「俱樂部」則是日本人對英文Club的音譯。這幾個漢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絕佳的選擇，所以在中國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譯具象名詞進入中國後，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國曾被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如今卻被「霍亂」取代。

具象名詞本身也許並不值得多談，我感興趣的是抽象名詞。但具象名詞與抽象名詞之間，有時並無明確的界限。有些名詞，在古漢語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義，傳入日本後，則被抽象化。

在與漢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卻有自己的語言系統。在原有的日語中，具象名詞很豐富，對種種具體事物都有很精確的命名，但抽象名詞卻極不發達。這也並不奇怪。當一個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時，是不可能有發達的抽象思維的，因而也就不會有大量的概念產生。只是在與漢語接觸後，漢語中眾多的抽象名詞才進入日本原有的語言中。漢語中的種種具象名詞，例如山、川、草、木、日、月、雲、霧，等等，雖也傳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發音來讀這些漢字，但像漢語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經濟、風流、文學這類抽象名詞，因日語中原本就沒有相應的詞與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漢語的發音來讀這些詞。在大和民族與漢語相遇時，漢語中的抽象名詞，在音、形、意三方面對他們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當日本與西方語言遭遇後，大量採用漢語抽象名詞去譯西方概念，例如，用「經濟」譯「economy」，用「自然」譯「nature」，用「文學」釋「literaure」。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知道這些被日本人用來譯西方的辭彙，原本是從中國輸入的，但我們更應該知道，這些漢語詞在傳入日本後，其中不少意義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抽象名詞從一個民族傳入另一個民族，不可能始終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發展階段相等的兩個民族間，也可能發生誤讀和誤解，何況當時的日本在文化發展階段上與中國如此懸殊。那一大批植根於中國文化中的抽象名詞被日本移植過去後，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紮根生長，就必然要與漢語原意發生某種程序的分離。日本現代學術界對這些漢語詞在古漢語中的原意以及傳入日本後的意義變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經濟」一詞，在古漢語中指「經世濟俗」、「治國平天下」，但傳入日本後，則意義變得狹窄起來，被專用來指財務經營、財政措施。再如「自然」這個詞，在古漢語中指不依賴人力，或人對之無能為力的現象，但在傳入日本後，卻具有了「偶然」、「萬一」、「意外」這幾種意思。

還有的詞，在漢語中原本只被用於一種很具象的場合，並不具有明顯的抽象意義，但在傳入日本後，詞義則漸漸向抽象的方向發展。例如，現代漢語中的「社會」這個詞，已是一個抽象名詞，是日語「外來語」中的一個。這是日本學人對西方「society」的翻譯。但「社會」在古漢語中，基本上是一個具象名詞，特指每年春秋兩季鄉村學塾舉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會。《辭海》上舉《東京夢華錄??秋社》中的一段話來說明這個詞：「八月秋社……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祗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這個詞傳入日本後，漸漸別有所指。據日本學者鈴木修次考證，在江戶末期，日本已將以教會為中心的教團、教派稱作「社會」，這就已經使這個詞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義。

三

對日本近代學人用漢語詞譯西文概念的過程，我一直很感興趣。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有種種權衡、取捨，有遲遲找不到一個合適譯語的苦惱，也有絞盡腦汁後終於「吟安」一個譯話的欣喜，當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個並不很合適的譯語時的遺憾。由於資料的限制，對這個過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斷定的是，日本近代學人在譯西文概念時，大體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仍是向中國學習。從時序上說，中國接觸西方文化遠比日本早。早在7世紀的時候，就有基督教僧侶來中國傳教。此後，13世紀的馬可??波羅，16世紀的利瑪竇，是廣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瑪竇的時候，西方漢譯的工作已開始。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傳教士莫里遜來到中國。他把《新約》譯成漢語，全版《新約》於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還編了一本漢英詞典，詞典第一卷於1817年印行，整部詞典四開本，共六卷，4595頁，於1823年出齊。傳教士與中國合作者所從事的西方漢譯的工作，尤其是漢英詞典的編纂，為近代日本學人翻譯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鑒。他們也許並沒有過多地襲用傳教士和中國合作者的譯法，但他們無疑會從這類西文東譯的先行者那裡得到不少啟發。日本現代學者在論及本國近代的翻譯工作時，往往不忘提及利瑪竇、徐光啟。莫里遜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參考。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詞、術語，正是當初在中國的傳教士和中國的合作者共同創造的譯法。對這類譯語進行全面的列舉是一件難事，但據日本學者考證，至少「數學」、「理論」、「銀行」、「保險」、「批評」、「電氣」這數例，屬日本近代學人對中國已有譯法的襲用。在人們談到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時，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內，這是不正確的。

第二種方式，是對漢語詞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作西文概念的譯語。通過這種方式產生的譯語很多。例如革命、藝術、文化、文明、文學、封建、階級、國家、演說、民主、自由、經濟、社會，等等，都屬這一類。上文說到，有些漢語詞輸入日本後，意義已自然而然地發生了變化，例如「經濟」、「社會」等。日本學人在選定這種漢語詞來譯「economy」、「society等相應的西文概念時，該不會有過多的猶豫。而更多的時候，日本學人必須對漢語詞的原意進行有意識的加工，才能為某個西文概念選定一個大體合適的譯語。將漢語詞的語意抽象化，是日本學人改造漢語詞意的一種途徑。例如」階級「一詞，漢語原意指台階和官位俸給的等級，不具多少抽象的意義，當日本學人把」階級「作為西文」class「的譯語後，便將這個詞大大抽象化另一種途徑則是將漢語詞的原意縮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來譯西文概念。例如」文學「這個詞，漢語原意十分寬泛，一切文字形態的書籍文獻，都屬」文學「之列，在漢唐，」文學「還是一種官職。而當日本學人用」文學「來譯西文的」literature「時，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義。還有一種途徑，便是對漢語詞僅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義，甚至賦予一種與漢語原意完全相反的意義。例如」民主「這個詞，漢語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當日本學人用以譯西文的」democracy「時，便令其表達了一種與漢語原意截然對立的意義。

第三種方式，是新造漢語詞。面對西文概念，在現有漢語辭彙中實在找不到相應的詞可作譯語時，日本學人便利用漢字組成新的詞。以這種方式產生的西文譯語也頗不少。在具象名詞中，上文所說的「電話」便屬這種類型。在抽象名詞中，個人、民族、宗教、科學、技術、哲學、美學等等，都屬日本學人生造的漢語詞。例如「哲學」一詞，為在西文東譯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西周所造，用以譯西文的「philosophy」：「美學」則為有「東洋盧梭」之譽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譯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幾種方式，日本現代學者都曾提到。但我還發現另一種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學人從漢籍中選取用作西文譯語的詞，在漢語中原本並不構成一個詞。例如「主義」這個詞，在古漢語中並不存在。日本現代學者在考證「主義」語源時，卻說「主義」一詞原為漢籍中所有，並舉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一語為證，意謂日本近代學人仍是從漢籍中找到「主義」這個現存的同去譯英文的詞尾「ism」。但太史公這句話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漢文帝，全句本意是說敢於犯顏強諫，致皇上於義。所謂「達主義」，不是說自己要堅持實現某種信念，而是說使主上抵達義的境界。在這句話中，「主義」根本不構成一個獨立的語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漢和詞典》中，也舉《太史公自序》中的這句話為「主義」一詞的漢文出典。日本近代學人有可能是將漢籍中的「主義」誤讀成一個詞，並作瞭望文生義的理解，再以譯西文的「ism」。不過，日本近代學人漢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們根本沒有誤解漢文，「主義」不過是他們新造的一個詞，與「以達主義」這種漢文中的「主義」無關。而誤解誤讀的，只是後來的考證者。

值得一說的是，今天在中日兩國被廣泛使用的那些作為西文譯語的名詞、概念，也並非一開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認的。在日本近代開始大量譯介西方著作的時候，往往同一個西文名詞、概念，有數種譯法，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數種譯法並存，而最終站住了腳的那種譯法，也是在與其他譯法的爭鬥中才存活下來的。例如，「literature」這個西文詞，一開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學」和「文學」兩種譯法，最後「文章學」被淘汰，「文學」被普遍認可。但直到本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岡崎義惠還對「文學」這一譯名表示疑義，他認為「文學」這一概念包含著詩文和詩文之學兩種意思，詞義曖昧不明，建議將「文學」這一說法廢棄，分別用「文藝」來指稱詩文，用「文藝學」來指稱詩文之學。當然，這種疑義大概已不可能動搖「文學」這個概念的地位再如「art」這個概念，一開始有「藝術」、「美術」、「文學技藝」等數種譯語並行，直到本世紀初年，「藝術」才最終戰勝其他譯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譯語的產生、定型，所經歷的過程十分艱難曲折。例如「個人」這個概念，今天在中日兩國被使用的頻率都很高。這是西文「individual」的譯語。漢語中原沒有「個人」這個詞，據日本現代學者考證，「個人」這個譯語的選取，本是對漢語「一個人」的省略。在一開始，也曾直接用「一個人」來譯「individual」，而且在很長時期內，這個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種譯法並存，「各殊之人身」、「獨一者」、「人」、「獨一個人」、「私人」等譯語都曾被使用，「個人」這種譯法並不是最早出現的，但卻最終獲勝。

四

1898年秋，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梁啟超，潛入日本軍艦大島號，亡命東瀛。海上的時光是漫長而無聊的。為打發無聊，並不通日文的梁啟超借來了一本日本作家東海散士所作的小說《佳人之奇遇》，翻開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詞外，竟滿紙都是漢字，甚至頗多「之乎者也」，令梁啟超能看懂個大概，並且能看起興趣來，同時也讓梁啟超悟到，用小說啟發民智，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是一種極好的方式。想到這一點，梁啟超一定很興奮。在橫濱住下後，他創辦了面向國內讀者的《清議報》，在創刊號上他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在這篇宣言式的文章後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漢譯連載；《佳人之奇遇》連載完之後，緊接著又開始連載日本作家野龍溪的小說《經國美談》的漢譯。——兩部小說的譯文，都出自並不通日文的梁啟超之手。

這個時候，大量的西方名詞、術語已進入日語中，被稱作「政治小說」的《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中，自然也不乏這類譯語。而並不通日文的梁啟超，在他的譯文中，對這些日本人的譯語，當然也就只能原樣照搬了，——而這，便是所謂日語「外來語」進入中國的開端。梁啟超在這樣做時，也許並沒有過多的疑慮，他很輕易地就把諸如民主、科學、政治、經濟、自由、法律、哲學、美學一類辭彙介紹給了中國讀者。這也就意味著，日語「外來語」被引進中國，是在一種不得已、不自覺的情形下開始的。

不過，梁啟超向國內譯介日本政治小說的同時，也就開始了雷頤先生《「黃金十年」》一文中所說的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十年」，舉國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已被譯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這時期被轉譯成漢語，甚至日本的中級教科書都被翻譯過來，用作教材。魯迅留日歸來，在師範任教時，就親自動手做過翻譯日本教科書和日籍教員講義的工作。構成現代漢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謂日語「外來語」，也就是在這時候大規模地進入了中國。

本來，洋務運動是要向西方學習，懂得西方，翻譯西方著作便顯得很必要。但一轉向以日本為師，人們學習西文的勢頭也就頓減。向日本學習，無非是希望通過學習日本間接地學習西方。那時朝野普遍認為，這樣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對這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中國近代第一譯家嚴復卻持堅決的反對態度。在發表於《外交報》上的《與（外交報）主人書》中，他寫道：

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於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今夫科學術藝，吾國之所嘗譯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為吾鄰諱也。彼之去故就新，為時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學術，於三十年勤苦僅得之日本，雖其盛有譯著，其名義可決其未安也，其考訂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學者群而趨之，世有無志而不好學如此者乎？侏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為，何以異此。

嚴復強調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學術，須直接讀原著。藉助翻譯已是萬不得已，藉助翻譯的翻譯，就隔塵更多，去真更遠他認為日本對西方概念的翻譯，多不準確，因此也不能無條件地借用，而往往堅持自己的譯法。例如，他反對「經濟」這個日本譯語，而代之以「計學」，並在《原富》卷首的「譯事例言」中說明了理由：「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為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為邦國天下生食為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眾，放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求必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愜，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他認為「經濟」一語，原意比西文「economy」寬泛，因此不宜作譯語。再例如，他拒絕借用日文譯語「社會」，而堅持把西文的「society」譯作「群」，將「社會學」譯作「群學」。此外，「capital」日譯「資本」，嚴譯「母財」：「evolution」日譯「進化」，嚴譯「天演」：「philosophy」日譯「哲學」，嚴譯「理學」：「metaphysics」日譯「形而上學」，嚴譯「玄學」……

但嚴復對日本譯語，也並非一概拒絕。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譯語的例子像是也不鮮見。對有的日本譯語，他也很首肯。例如，將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譯作「自由」，嚴復就毫無異義，並且說：「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此無成，殆無以易。」

五

在怎樣翻譯西方術語的問題上；當初在中國是有過爭議的。大體有三種觀點。一種主張儘可能有中國自己的譯法，反對無條件地借用日譯，嚴復可為這種觀點的代表。一種則主張儘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譯法。還有一種觀點，則主張對西文術語進行音譯。

王國維便主張儘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譯語。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他首先強調了新學語輸入之必要，在怎樣輸入的問題上，則表達了這樣幾種看法：

（一）他強調了借用日本譯語的可行性和便利之處：「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於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於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中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於新奇之語也；至於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無以創造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竊謂節取日人之譯語，有數便焉：因襲之易，不如創造之難，一也；兩國學術有交通之便，無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無二難，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評了嚴復抵制日譯，「自我作故」的態度，同時，對嚴復著力追求譯語的古雅也有非議：「侯官嚴氏，今日以創造學語名者也。嚴氏造語之工者固多，而其不當者亦復不少，茲筆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為』天演』也，Sympathy之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於進化，善相感之於同情，其對Evolution與Sympathy之本義，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國語之知識者，寧俟終朝而決哉！又西洋之新名詞，往往喜以不適當之古語表之，……如侯官嚴氏所擇之《名學》，古則古矣，其如意義之不能瞭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譯語，未必盡皆準確，如譯「idea」為「觀念」，譯「intuition」為「直觀」，就未能盡傳原意。但這也許是翻譯本身固有的局限，是無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確的日譯，比起中國人的譯法，仍然要合理些。兩害相權，還是應該借用日譯。

（四）他指出了日中兩國翻譯西文術語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雙字或雙字以上的片語去譯西文本語，而中國人則習慣用單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於此。」這其實還是在批評嚴復。用單字譯西文術語，正是嚴復的習慣，如「玄學」、「理學」、「計學」、「群學」都屬此類。

王國維畢竟是王國維。他說日本已有譯語並非隨意造作之詞，而是「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才最終確定，這頗合實情，同時也為中國人借用日譯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譯西文術語時，日本人慣用雙字和雙字以上的片語，因此比中國人的慣用單字更能精確地傳達原意，也真如老吏斷獄，一語中的。實際上，王國維這篇文章，已基本說明了為何日本譯語在中國全面獲勝而嚴復譯語則被淘汰殆盡。

在當時，還有一種很有影響的翻譯觀點，即主張對西方術語進行音譯，章士釗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實際上，有些西方術語，也曾以音譯的方式廣為流行，如「德謨克拉西」（民主）與「賽因斯」（科學）。在章士釗主編的《甲寅》上，西方術語多用音譯。就是嚴復，也有過音譯西方術語的成功嘗試，如將「LogiC」音譯成「邏輯」，據說便出自嚴復之手。「邏輯」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選擇得絕妙，所以能站住腳。對「Logic」，日本也有意譯和音譯兩種譯法，意譯作「論理」，但後來還是音譯更流行，而且「邏輯」這個漢語詞，也傳入了日本，在現代日本著作中，這兩個字也常出現，但注「logic」的日語譯音。在日本，「邏輯」一詞，是中、日、西三種文化的混血兒，即中國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這當然很耐人尋味，但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邏輯」這個音譯術語，似乎是嚴譯術語中最有生命力的，——這其中，一定有著某種值得探究的「邏輯」。

嚴復和日本學人都是用漢語譯西文。論西文水平，嚴複決不遜於那些日本近代學人。至於漢文，日本學人雖也都堪稱精通，但這畢竟是嚴復的母語，嚴復的漢文造詣，無疑遠在日本學人之上，但嚴復卻敗給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於漢語是嚴復的母語。因為是母語，所以對其語意有精細的體察和深切的理解，而這也就成為一種束縛，翻譯起來便被漢語原意牢牢限制。而對於日本學人來說，漢語再精通，也畢竟只是一種外語，對漢語他們決不會懷有嚴復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驅遣漢語。日本學人可以大膽地改造漢語原意，可以根據需要而賦予漢語新義，可以利用漢字生造新詞，甚至可以讓一個漢語詞來傳達與原意完全相反的意義。玩味那些日本學人的譯語，感到他們對漢字漢語真是揮灑自如，而嚴復卻難以達到他們這種程度。

嚴譯在與日本譯語的「生存競爭」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還在於王國維指出的過於古雅。「信、達。雅」是嚴復對譯文的三點要求。雅雖然放在最後，但嚴復在翻譯實踐中對譯文之美的重視卻並不在信與達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譯文必須是絕對的美文，讀起來和諧且鏗鏘，富於節奏感，而在翻譯西文術語時慣用單字，也正是譯文本身語感的需要。在翻譯西文術語時，嚴復也是嘔心瀝血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但由於嚴復是用先秦文體來翻譯的，在用漢語為西文術語「立名」時，就不能只考慮準確，還要兼顧文氣，要儘可能古雅，這就使嚴復的工作比日本學人要艱難得多。嚴復那些用古雅的單字譯出的西文術語，不能說都未能傳達原意，只是把原意傳達得很模糊。朦朧，不易讓人把握。而日本學人由於毋須考慮什麼文氣，也不追求用語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為了儘可能準確全面地傳達原意，他們可以用雙字或雙字以上的片語，而且在選擇譯語時也並不在意什麼雅與俗，這樣也就使譯語更明快更直白，讓人一見就懂，而且不知不覺地就用了起來，遇上這樣的競爭者，嚴復的譯語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遺棄

嚴復著力追求譯文之美，刻意講究「立名」之雅，是有著良苦用心的。當時，梁啟超也對嚴譯文體提出質疑，說嚴譯「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並且說：「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況此等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童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翻譯西文，既然意在啟蒙，就應該使譯文能為儘可能多的人閱讀，這樣，就應該努力追求譯文的通俗、流暢，易於領會，而不是像嚴復那樣做得恰恰相反。面對這種詰難，嚴復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原來，嚴復根本就沒有把學童一類淺學之人當作自己的讀者，他的譯文是給那些飽學的士大夫讀的。嚴復認為，改造那些飽讀古書而往往又頑固守舊者的思想，是最關鍵的事。這批人的思想改造過來了，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就會發生變化。而中國的讀書人都很講究文筆之美，嚴復要讓他們讀自己的書，首先就必須以一種美文來征服他們，對於那種本厭惡、排斥西學的人，則是給他們送上一枚糖衣炮彈。

嚴譯術語雖然敗給了日本人的譯語，但並不意味著嚴譯在整體上是失敗的，也不能說嚴復對譯文之美的追求是沒有道理的。今年，是嚴譯《天演論》出版100周年。100年前，當《大演論》問世時，在知識界引發了一場地震。人們奔走相告，爭相誦讀。許多人將其當作枕邊書，一讀再讀，愛不釋手。這首先也是與嚴復譯筆的優美分不開的。人們爭讀嚴復譯作，半是尋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學的守舊者，也禁不住將嚴譯當作美文來欣賞。由於中國的情形與日本不同，嚴復對譯文與日本學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啟超翻譯日本小說《佳人之奇遇》當作日語「外來語」輸入中國的開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這無論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每當我想到我們用以思考、演說、寫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營造時，我就尋思起這樣的問題：這一事實100年來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換句話說，假設當初沒有日本這樣一個近鄰，那也許在很長時期內，人們只能使用嚴譯概念，而通過嚴譯概念來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國問題，與通過日譯概念是否有差異？即便沒有日譯概念的輸入，嚴譯也許仍會被淘汰，會有人重新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適的譯語，但這與我們今天使用的日本譯語肯定絕大多數都會不同，而如果是這樣，這100年來中國人思考和談論問題的方式是否也會不同？最終，這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是否會與已有的完全一具體地說，當「政治」。「經濟」、「文化」、「革命」、「階級」、「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些概念換一種方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感受、理解，是否會隨著變化？

可以說，日語「外來語」的大量湧入，對100年來中國人的思維，對100年來的中國文化，對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肯定產生了影響。但用現代漢語在整體上思考這種影響，卻又很困難。因為本思考日語「外來語」的影響時，必須運用日語「外來語」，這便像是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這應該是擺在西方漢學家面前的一個極好的課題。

雖然不能在整體上談論日語「外來語」的影響，但在具體的例子還是可以舉出一些的。

關於中國古代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史學界數十年間爭論不休。但爭來爭去，實質都是概念之爭，分歧在對「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樣的歷史事實，有人認為能說明「資本主義」的萌芽，有人則認為不能。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之爭，也就歸結為什麼是「資本主義」之爭，而「資本」和「主義」這兩個詞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資本主義來譯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為。倘若「capitalism」被譯成另一個漢語詞，這場爭議是否還會發生？即使發生了，是否在表現方式上也會有所不同？

80年代以來，中國美學界有所謂「丑學」一說。「丑學」是相對「美學」而言的。「美學」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對西文「aesthetics」的翻譯。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學」，倘若一開始就沒有「美學」這種譯法，而譯成別種模樣，例如譯成「感性學」，那所謂「丑學」是否還能成立？

我們今天將短至數百字長至數百萬字的虛構性作品都稱為小說，只是有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之分。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這種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別，此外什麼也沒有說明。於是，有所謂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在審美的意義上是否有本質性差異的研究和爭論，有人說二者意味著不同的審美方式，有人則說二者的差別僅僅在字數上。其實，我們今天使用的「小說」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內逍遙在《小說神髓》中對英文「novel」的翻譯，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較長篇幅的作品，至於短小的作品，則用「shortstory」來表示。兩種不同的命名，就已經強調了二者並非一類。應該說，用「小說」來譯「novel」，未能全面地傳達出原意。如果我們不是將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稱作「小說」，而是分別有不同的稱謂，那我們對二者的認識是否會一開始就有所不同？而關於長篇與短篇的爭議，是否還會發生？

例子還可舉出許多。最後我想說：由於我們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們翻譯的，在中國與西方之間，也就永遠地隔著一個日本。

不知這說法，是否能成立？」

中日韓三國學生髮現所有中小學名稱乃至化學物理用詞都一模一樣，我們三個人當時都彼此驚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