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況下，人們稱洛陽是幾朝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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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是十三朝帝都，是中國建都最早，建都最久，建都最多的地方，是中華文明發源地，是佛道儒釋與三符三學的肇始點，地位遠在西安之前。在洛陽建都充斥於宋代之前的歷史，自宋之後政治中心才東移北京，這在《歷史鐘擺學》是不刊的論定。相比於前秦後秦後趙等五胡異族政權，在洛陽定都的朝代無一不是《二十四史》上記載的正統朝代，不僅兩周，東漢，魏晉，隋唐，就連傳統認為一直都於西安的西漢，開國之初也定都洛陽，而這並不在洛陽十三朝統計之內。相比於動輒用異族割據政權和末代避難充數堆積朝代數量的地方，這就體現了一種真正的氣度與歷史底蘊。

洛陽夏朝二里頭文化在學界還有爭議，因為未出土關於夏朝的記載，但二里頭文化代表了中國當時最先進的文明，這裡有最早的鼎，這裡有最早的青銅冶煉技術，這裡是王朝文明的發源地，用學者許宏的話來說就是」二里頭明月無雙，陶寺裴李崗群星環繞。」而偃師商城學界主流更是肯定，無論如何辯證，西亳始終在那裡，洛陽始終是商都，若對比西安周代鎬京出土禮器明顯少於洛陽甚至岐州而認為鎬京實際地位並不高的論派，可真不算是問題。至於西周洛陽地位看圖就好了～

某些磚家費盡心機把成周論證為宗周也不知道出於什麼心思～宗周那麼煌煌何必偷盜他人歷史。

還有的玩文字遊戲，抱著一兩篇論文與磚家死不撒手，可惜這麼多西周的王於成周大廟大室，也不知道患了什麼眼疾，均做不見。

唐太宗：崤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
唐高宗：兩京朕東西兩宅,來去不恆,卿宜善思修建。洛陽長安兩京都,朕東西之宅也。
唐玄宗：三秦九洛,咸曰帝京。

唐代自高宗開始到玄宗，包括武則天時期，均都洛陽，洛陽初唐的四十七年首都歲月正是在唐代最輝煌的百年當中，皇帝在洛時期近半。唐初到中期關中根本不適宜定都，隋末戰亂，在煬帝時期的五六千萬人口，到了太宗初僅剩二三百萬戶，太宗完全不必為糧食發愁，關中自給自足，因此順利實施關中本位制。但唐太宗又想定鼎中原，為了維護關中本位制，時降時升洛陽行政等級，甚是糾結。隨著國力的恢復，高宗時期，關中糧食難以支撐供應，而洛陽則「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全唐文》載唐高宗言：「長安府庫及倉,庶事空缺,皆籍洛京。」因此無論願不願意，政治的中心再次開始東移，關中本位制也順勢崩潰，至顯慶二年，東北邊警持續吃緊，咸亨總章達到高峰，高宗車駕順勢發東都洛陽，而檢索《資治通鑒》《舊唐書》等，未見」循皇后武氏之請「等關鍵字眼

顯慶三年皇太子不監國，長安制敕無可下者，畫敕畫諾均集東都，至此進入兩京並重時期。翻開《舊唐書》隨處可見高宗時期關中饑饉的記錄：「總章二年，諸州四十餘飢，關中尤甚。」「調露元年秋，關中飢。」「咸亨二年，關中飢乏。」「至永淳元年。關中飢乏」，在乾封之後，由於飢餓，高宗甚至放棄在長安籌備長達幾年的明堂修建工程，可見一斑。不僅高宗時期，一直到玄宗，飢餓一直是關中的主題，例如「景龍二年春，飢。」『三年三月，飢。""先天二年冬，京師、岐、隴、幽州飢"比比皆是，因此洛陽對於唐代的皇帝來說簡直就是極道樂土，唐代皇帝甚至落得個「逐食天子」的雅號。但到洛陽的道路也並不是一路順風，據史載高宗有兩次往東都，一次途中侍從餓死數百，另一次則為強盜所阻，不得不於獄中放出強盜頭領以求路途順利，帝王都如此，關中平頭百姓有時候到洛陽也是一種奢望。武則天時期沒什麼好說的，天下第一神都，凌蓋古今。唐中宗複位後，想再次回都洛陽，宰相李嶠與大臣宋之問均立表支持，後為韋皇后所沮（京兆乃韋氏根據地），雖非神都，但洛陽此時仍是帝都，恆彥范在一次上書中提及洛陽：「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雲胡僧慧范矯佛。。。「唐代筆記《朝野僉載》載：」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而在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大破契丹的記錄里也提到」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改執送京師。「後另有張九齡奏議秋收後行駕為證，明確此為洛陽。對於某地死抱的柏老白話文，則《舊唐書.安祿山傳》載「二十年，張守珪為幽州節度，祿山盜羊事覺，守珪剝坐。。。」二十年仍乃一盜羊之徒，何來十九年即領兵打仗？豈不謬論？另有不知如何作答，而再次推諉柏楊自有高見者，對此唯有呵呵呵呵呵呵，那中書令後面標註最高立法長，還真是另有考量而不是編白便閱呵呵（我一陝大朋友告訴我，他們老師甚至不讓他們讀柏楊的書，原來不僅僅是偏激。。。）傀儡書獃子辯無可辯無話可說就當我惡意抨擊吧，雖為白身但敢堅持正見，無愧學史之精要。嗯吶。
至於「筆者考慮張守珪其時對於天子駐所不甚了了，徑批「押送京師」，而入京師必過東都，自然且循天子所在，受審東都。」神論，實在無力吐槽，貞觀時期戰鴿系統已經極具發達，信馬亦可日行六百里，大唐國域驛站一千多所，擁有極其高效的信息系統，如上姑且不論，不談幽州走河東道入關中捷徑，關於往來的「狀」「表」「議」等文書也可置之不理，史載「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可突於。。。斬屈列及可突於等，傳首東都。」自二十二年六月到二十四年間，皇帝均在東都，開元二十二年知道，二十四年就不知道了？且堂堂幽州節度使若是連皇帝動向都不知道也是做到頭了！

我們且收錄一下唐代高宗後獻俘傳首的記錄：「高侃執突厥車鼻可汗。獻太廟。」「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左驍騎大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闕俟斥都曼。獻俘於東都。上御干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李績平高麗還。上令領高藏等俘囚。便道獻於昭陵。」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首領奉職。偽可汗泥熟匐為其部下所殺，傳首來降。」「「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獻之。」「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可突於。。。斬屈列及可突於等，傳首東都。」「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值時帝於洛陽，此京城亦為洛陽）我們可以發現獻俘傳首無一不是在皇帝所在地進行，非要生拉硬拽以此突出長安地位無異於沐猴而冠！再看《舊唐書》一則記錄：「乙卯夜，京兆人權梁山偽稱襄王男，自號光帝，與其黨權，屯營兵數百人，自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宮城構逆。至曉兵敗，斬梁山，傳首東都。」因帝王所在，發生於長安的謀逆尚且傳首東都，為何一個發生在幽州的小小的送敗將事件會被曲解為停留東都後送長安而完全不顧八月時差？難道為了去長安太廟宰了祭祖？可惜洛陽亦有太廟。
《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四》截圖：

《舊唐書.安祿山傳》截圖：

《新唐書》截圖：

有言通鑒成書於洛而行文曖昧，則《舊唐書》亦成書於洛，何不一概論之？
又《舊唐書》文獻來源淵博，但成書倉促，斑雜不堪，多處前後矛盾不一，此為唐史學者一致的認知，黃永年在陝大曾出過的《唐史史料學》中也花了大量篇幅論述，但竟有強自嘴硬者，發「《舊唐書》成書於五代，去唐未遠，書中於禮制等級相關之稱乎考究極嚴」之言，確實極嚴，一群活在中唐後長安光輝里的舊臣，能對光芒已逝的東都用褒詞幾許？
隋煬都洛本就無疑，不刊之論，至於《隋書》還真是未見言語嚴在哪裡，一個在唐初長安編輯的史書稱幾個京師看把某人給高興的，可惜上至隋書」幸長安」，下至《慈恩傳》帝都河洛不言其他，無不昭示正都地位。真是憾事。
僅以我們本題內容為例，檢索舊唐書全文，計三帝有「幸西京」，其中二帝內容如下：
《舊唐書.本紀七》「二年春正月丙申，護則天靈駕還京。」《舊唐書.志五》「二年，駕還京師，」《舊唐書.唐休璟傳》「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并州長史，」
《舊唐書．本紀九》「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還西京。」《舊唐書．玄宗諸子》「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為中書令。」
用某史霸之論，「幸」「還」「西京」「京師」這些標誌性差異辭彙竟在同一本書上同一件事件共用，可真是「考究極嚴」吶，不愧為」未嘗有影響禮制稱謂之甚」。類似記載甚多，若執著於史家一字，下乘自落而不知悔，請莫要一同拉低道友智商。
有唐一代，無論名稱如何更改，言及兩京必為洛陽長安，就連唐太宗時期褚遂良都曾言「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未見一以兩京代稱此二都外者。現僅檢索天寶改名後稱謂「兩京玄元廟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兩京崇玄學改為崇玄館」「敕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楊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候克複兩京」「郭子儀收復兩京」則未發現有指北都太原，甚至未有言及之，且迄今為止未曾見過以北京名號出現的太原墓志銘，某地若要自降身份去跟太原談及兩京，恕神都不與參合。另有言及「二京」一詞為對仗者，何不與太原共組對仗？且僅摘錄的天寶之後的二京文本，制敕佔半，朝廷文書，如無同等地位，何不與太原並稱二京？哪怕是史官個人主觀臆測，也是基於制敕只准洛陽長安二者而為之，若制敕提及太原准二都，豈有不書之禮？既為天寶後三都並峙，地位無差，任憑太原」鮮有駐蹕」，亦應點及，何至制敕文書無有見者？
對於史書中「以京師為西京。。。改東都為東京」某地史霸認為「以」長安是尊稱，「改」洛陽是加進，就更不能理解了，現再次隨手摘錄《舊唐書》同傳記載：「以左右萬騎營隸焉。」「桃林縣改為靈寶縣。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閱上可發現明明是正常的改名，為何到了別有用心的人嘴上就成了低人一等或高人一等？而在「以東宮內侍隸內侍省為署」「以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權劍南節度等使。」「以太原裴伷先為工部尚書」里「以」的意義甚至擺明是加進，為何再次視而不見，不斷意淫？至於「還」者，《冊府元龜》：「唐蘇定方為左驍衛大將軍顯慶五年討思結闕俟斤都曼俘還東都」《舊唐書》：「夏四月戊寅，車駕還東都」「秋七月癸卯，車駕還東都。」《新唐書》：「冬十月丙寅，還神都。乙酉，至自京師。」若以以上兩條都是自離宮而否之，則《新唐書》另載「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此高宗時期，太子於長安。
相對而言《全唐文》里的皇帝敕旨更加具有真實效應：
○幸長安制：
　　朕粵自鎬酆，省方瀍洛。屬九服寧晏，四時順成，殊徵龐殷，景福紛委。遂荷靈眷，登於介邱，先天成功，允答休佑。蓋敬天知命，不敢以寧也。我來於東。歲亦數稔，而西土蓍老，傒予多怨。況關輔之地，頃則有年，宜葉卜征之祥，式展時巡之義。可以今年閏九月十日取北路幸長安，所司準式，緣頓支供，一事已上，並用當處官物，不須科斂百姓。其遞運及行從官僚等，物從減省。所在公私，不得輒有進獻，宣布遐邇，知朕意焉。　

○改道幸長安制：
　　朕君臨區宇，子育黎元，每懷勤恤，不欲勞煩。而鎬京之地，陵寢所在，自展義河雒，已歷歲年，所以式遵卜征，有事時邁，抑惟常典，寧敢憚勞。將欲西巡，元取北路，今同州有暴水，浸於邑居，載懷憂惕，無忘鑒寐，且從南路幸長安，所司準式。　

○幸西京敕：
　　以前議西幸，屬歲不登，關輔之間，且欲無擾。今稼漸熟，漕運復多，而陵寢久違，蒸嘗永感。農隙順動，得非其時。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發東都，取南路。應緣頓所要，務從節減。所司明為條例，勿有煩勞。
對於有些史霸為了獨尊唐代歷史，一直強調洛陽只有武則天時期，和所謂的」駕幸」，除了《全唐文》，其他史料同樣有遺存，總有那麼幾個記載逃脫了美化和修改的魔掌，僅《舊唐書》《唐會要》就有「大足元年，從幸西京」「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戊申發東都幸京師甲子至陝州丁亥至京」「開元二十三年以來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發東都取南路」「開元元年一旦陋東都。而幸西都。。。」「其年，車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中宗將幸京師，又令李懷遠以本官知東都留守。」「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奐其能政」。。。《冊府元龜》還載高宗親敕：」閏九月庚申發東都幸京師「，還真不知道唐書初成時幾個駕幸呀，就連玄宗宰相大詩人張說也不得不感慨」皇輿久西幸，留鎮在東京。」開元二十四年之後玄宗回都長安，洛陽亦是首都，天寶年間旨兩京以東西並稱，在今天陝西和河南出土的唐代墓誌裡面，均是」天寶x載西京「」天寶x載東京」等稱呼，洛陽首都地位不容置疑，都此乃是天下大勢，非人力可輕移。在玄宗回都長安後，關東控制力量減弱，驚天彌禍安史之亂爆發，洛陽幾遭踐踏，再不復往日景象，但洛陽唐代宗廟的議論卻一直從代宗延續到武宗時期：「自建中至於會昌，議者不一」，甚至晚唐人趙元一在其《奉天錄》里，仍慣性呼洛陽為神都（天府神都,咸稱萬歲。）足見影響之深。

後梁後唐等函握兩京，一統北方，南方大部稱臣，這是前秦等未有的面積與威勢，後梁口握天憲，自有湯武非受命之基，倒是某地一方面抨擊人家得位不正一方面大倒新朝不以成敗論英雄口水，雙重標準玩的漂亮。後唐後晉雖為沙陀，但均高度漢化，都洛之朝無不歸教，後唐尊李唐為正朔，河北開元寺甚至獻李唐遺寶以尊正統，後晉雖有割讓燕雲之舉，但末帝石重貴不辱國體，至死不向契丹稱臣，與國殉節。以上均是二十四史記載正統朝代，如果這都不是正統，那真不知道異族大本營吹西魏，北周，前秦，後秦這些大部分時間四分之一中國的異族割據政權是怎麼好意思拉下臉了，當年異族屠戮秦中，如今不思悔改反行舔跪之道，真是令人大開眼界，足以寫一本《論六朝古都向十三朝胡都的大躍進》了，哈哈，六朝（zei）古都（du）名不虛傳。

塗改塗改，我懂～知乎也就這種好處了。。。哈哈

從小寫作文寫到家鄉都是，「洛陽，作為一個十三朝古都……」

一百年看上海
一千年看北京
三千年看西安
五千年看洛陽

洛陽為九朝古都，地位應該在長安北京之後，中國歷史自秦以來，前一半時間可以被稱作西安時代，後一半為北京時間。這在《歷代宅京記》與侯仁之教授的論述中已經成為共識。建都洛陽的朝代更多比較保守，國勢也衰弱，比如東周、東漢、西晉等。至於夏商是否在洛陽建都的問題，至今還疑點重重沒有定論，夏王朝的存在性依舊受到質疑，二里頭文化還不能被確切稱作夏文化，目前依舊被稱作為二里頭文化的一種先商或早商文化；偃師商城是否就是商初的西亳也極具疑惑，其與鄭州商城的關係至今仍在激烈爭論，畢竟它雖然略早於鄭州商城卻比鄭州商城小得多，故而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偃師商城並非西亳而是文獻中的桐宮。西周時洛陽雖有九鼎，確

實周人在東方建築的一座看押殷商遺民並協助豐鎬統治東夏的陪都。因此建都洛陽的王朝一般而言就是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武周)以及五代十國時的三個極短暫的割據政權，而後晉常不被人承認，故而九朝古都，名不虛傳。
至於唐代，且聽細細分解。所謂「盛唐年間唐皇在長安洛陽的時間基本平分洛陽甚至長於長安」的說法，我不清楚他們對於盛唐的年代界定到底是怎樣的？我們看看，高祖武德年間皇上從未去過洛陽，太宗貞觀年間累計東幸洛陽宮兩年，赫赫有名的貞觀之治二十餘年李世民基本都在長安及關中的其他行宮，這時的洛陽還不算陪都，只是洛陽宮，名分上和九成宮差不多。公元649年高宗李治登基，整個永徽年間高宗從未去過洛陽宮，號稱有「貞觀遺風」的永徽之治和洛陽沒有半毛錢關係。公元657年，顯慶二年時高宗首次東幸洛陽，這時才將洛陽升格為東都。據《資治通鑒》所載這次東幸是「循皇后武氏之請」（《資治通鑒》卷二百，唐紀十六，高宗顯慶二年-三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308頁），這說明唐高宗首次東幸洛陽很可能和武則天的攛掇有關，這也不難理解，武則天再次入宮已經犯了倫理綱常，她又成為皇后更是惹了長安的一干宗親世族，武皇后急切地希望高宗能和自己遠離長安是非之地的心情可以理解。而高宗將洛陽提拔到東都很有可能也有武則天的影響，也許武則天這時已經在為自己日後掌握大權營造個人政治根據地了。自公元657年高宗設東都起，到公元683年高宗駕崩於洛陽，26年中高宗九次往返於兩京之間，在洛陽總共駐蹕11年。綜上，高宗在位35年，其在洛陽一共11年，連三分之一都不到，而在設東都之前，高宗甚至從未去過洛陽，設東都之後，高宗駐蹕洛陽的時間也不比長安。然後有些人又說公元683年高宗駕崩到公元690年武則天稱帝建立武周這七年間中宗、睿宗都在洛陽登基，皇家從未回過長安。這一點熟悉唐代歷史的朋友應該再清楚不過，高宗駕崩後這七年朝政實際掌控在武太后和她的黨羽手中，中宗、睿宗兩次被廢足見他們的傀儡性質，而武太后又怎麼會允許兒子把朝廷遷離自己的勢力中心洛陽呢？所以，武太后早早地就開始了準備，在高宗駕崩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84年，唐睿宗文明元年她就改東都為神都，這就是為自己日後在洛陽稱帝創造輿論基礎，難道升東都為神都是李唐皇族願意的嗎？我們不清楚，接著看吧。公元705年，神龍元年爆發神龍政變，武則天退位，李唐復辟，唐中宗登基後立刻將洛陽的神都之號廢除，復稱東都，不久後朝廷也重新回到長安。某些人抓住大部分民眾對具體的歷史變遷不甚了解的事實，肆意吹噓「大唐神都」，這是有違歷史良心的，神都稱號，確實不僅僅武周在用，唐王朝在684年到690年這6年中也在用，可是這六年中的實際朝政在李唐皇族手中嗎？可以說，實際操政的李唐皇帝從未啟用過神都這個僭越京師地位的稱號。唐中宗、睿宗復辟後從未東臨過洛陽。至於公元712年登基的唐玄宗，其在位時的開元天寶年間才被公認為是盛唐時期，天寶年間玄宗從未去過洛陽，即便在開元年間，從713年到741年這29年中，玄宗在長安的時間也比洛陽長，尤其是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後，玄宗包括之後的李唐皇帝再沒有東幸洛陽，直到唐末昭宗被脅迫東遷洛陽。在長安的漕運被大大改善後，玄宗親言「自此不必東幸」，這也說明了相比長安，洛陽只是唐皇礙於關中的經濟運輸和臨制東夏的需要不得不駐蹕的場所。根據以上分析，我可以負責任地下一個結論：整個大唐王朝289年歷史中，只要國家大權實際掌握在李姓皇族手中，洛陽的地位必定低於京師長安。
唐代曾經設立過眾多都城，但是稱「京師」者，一般特指長安。如《舊唐書-地理志》「京師，故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至於《資治通鑒》中關於開元二十四年安祿山被解押到「京師」受審的記載，此時玄宗及百官當在東都洛陽，然「押送京師」當指押送長安，為何有此謬誤？筆者考慮張守珪其時對於天子駐所不甚了了，徑批「押送京師」，而入京師必過東都，自然且循天子所在，受審東都。《資治通鑒》里對於朝廷之行駐提及完備，毫無疏漏，同年（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玄宗即西返長安。柏楊先生在自己的白話版《資治通鑒》中有明確標註，先生對於開元二十四年之事不會不察，此事又關乎安祿山首次面聖，先生斷不會無故踵誤，其特意標註者，蓋有所考量，不知先生所慮之於筆者所思同否。至於質疑柏楊者，自然也有，此等治學之事豈無異議？然若一味猜疑乃至惡意貶損，引不知何名何姓高人言語攻擊公認大師，閃爍其詞，徑以無名而斥先賢，也不過潑婦罵街，徒增笑耳。請見下方截圖。

另外，我列舉一些唐史中記載「洛陽為京師」的其他出處，以供點評除邪。一、《資治通鑒》（神龍元年，公元705）：「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二、《資治通鑒》（神龍二年，公元706）：「武三思以敬暉、桓彥范、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為滑、洺、豫三州刺史。」三、《舊唐書》：「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雲胡僧慧范矯托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撓亂時政。」四、《唐會要》：「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為東西之兩宅。辟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官而嚴拱衛。取法元象，號為京師。」我們且看前三例，皆為唐中宗神龍年間之事，此時神龍政變嗣暮，武周祚終，李唐復辟，三例之事盡發於東都，於理不該稱東都為「京師」，然此時屆武周未遠，朝廷廟堂之中，猶秉武周之舊稱者，蓋非少數。如第三例，《舊唐書》成書於五代，去唐未遠，書中於禮制等級相關之稱乎考究極嚴，其於李唐之時而仍稱「京師」乎東都者，了無可尋，蓋此一例；但觀此例，截於范彥呈於中宗之奏摺，其中以「京師」言東都者，當舊臣因於舊稱而已。現舉《舊唐書》所載同期別文，以為對照：《舊唐書-卷七-本紀第七》（神龍二年，公元706）：「二月春正月丙申，護則天靈駕還京…………冬十月己卯，車駕還京師。戊戌，至自東都。」此例敘述中宗在神龍二年初下令護送武則天靈駕回到長安下葬乾陵，其中單獨稱「還京」，可見雖唐時有「兩京」並稱之說，然單指「京」者，除去武周唐末，當為長安；同年末中宗自東都回到京師長安，此處再次明確區別京師長安與東都洛陽，足見前面所舉之例三不過臣子循於舊稱而已。而所舉之一、二例，蓋同由所致，豈《通鑒》成書於洛陽之故乎？再觀例四齣於《會要》者，其並稱長安、洛陽二地而言京師，無異乎兩京同稱，豈由此便可言「東都亦京師」之論？太宗亦嘗言「兩京」云云，然貞觀年間東都未有，仍作洛陽宮，豈能由主上之文句而作「洛陽宮為京」之論？此等「兩京」之稱，並稱而求文章之律式，而利口舌之快或彰情意之勻，且申河洛之地位重要，僅此而已。至於太原者，宥於朝廷官設弗如長安、洛陽遠甚，天子亦鮮有駐蹕，故不常有三京並稱，詩文所現，舉李太白「天王三都，北都其一」句以關白諸位。
開元年間，長安稱京師，洛陽稱東都。而在天寶元年，唐玄宗加尊號，其後進行天下行政單位易名。《舊唐書-卷九-本紀第九》載：「二月丁亥，上加尊號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東都為東京，北都為北京，天下諸州改為郡，刺史改為太守。」據《舊唐書-地理志》所載：「天寶元年，以京師為西京……天寶元年，改東都為東京也……天寶元年，改北都為北京。」其中，將京師長安改為西京用「以」，而將東都、北都改為東京、北京用「改」，足以說明京師之名原本與西京同級，而東都、北都次之，此番玄宗為了慶賀加尊號，特地將東都洛陽與北都太原在名號上拔高到了與西京長安同等的地位，正是因為皇帝加了尊號，因此天下諸地也都換用了一個相比以往更加尊貴的名號，而京師長安卻也並沒有比「京師」更尊貴之稱，故而以為西京即可，自此之後，長安的京師地位卻也從未動搖。而肅宗至德二年（757）十二月，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原西京長安為中京。這樣，此時便擁有了五京：中京長安、西京鳳翔、南京蜀郡、北京太原、東京洛陽。由此觀之，在唐代，在某方位名詞後加「京」者，曾有很多處，但是除了長安以外，地位最尊崇、為都最長久的當然是東京洛陽與北京太原。
唐代皇帝前往長安洛陽有時並稱「幸」，此為常制，並不能說明都城地位的高低，只是史書中以「幸東都」為常見而已。天子所在，自為至尊，駕幸方所，但觀有唐之存，斷代史中並無明確之區別迴避。然而，如若專論「行幸」之事，則宋人《唐會要-卷二十七》足可一觀。此卷專作「行幸」之事，然而遍閱其文，除武周外，僅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敕，兩京行幸，緣頓所須」一句言及「幸長安」之事，並無單言「幸長安」之痕。其餘言及「幸洛陽」者，甚多，現陳列其下：「顯慶二年閏正月十四日，幸洛陽」、「開元五年正月十日，幸東都」、「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寶曆二年二月，將幸東都」。若夫《唐會要》之專篇，措辭用語當有專門之考究，而書成於宋，豈又受晚唐崇鎬抑洛之風乎？在汗牛充棟的唐代史籍中，唐皇從長安前往洛陽往往稱「至東都」，而從洛陽前往長安稱「還京師、還西京、歸自東都」，一個小小的「還」字，卻很能說明問題，無論《隋書》、《舊唐書》亦或《新唐書》、《通鑒》，其中除武周外天子自長安幸洛陽幾無「還」字所見，尤以各書本紀最為嚴苛。「還」字何意？由次及主、自偏歸正。我們且看兩例：一、《舊唐書-卷四-本紀第四》（顯慶二年冬十月，公元657）：「丁卯，手詔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員階品並准雍州。」而後又載（顯慶三年春正月，公元658）：「二月丁巳，車駕還京。」此例為高宗在顯慶二年冬來到洛陽提拔其為東都，第二年春又回到京師長安的記載。二、《舊唐書-卷八-本紀第八》（開元五年，公元717）：「二月甲戌，至自東都……冬十月丙申，車駕還京師。十一月辛卯，至自東都。」此例說明玄宗在開元五年年初自長安來到東都洛陽，在冬天回到京師長安，緊接著又在不到一個月後前往東都，此例很好地說明對於玄宗自長安前往洛陽與自洛陽前往長安這兩種不同行為，《舊唐書》編者有意採用不同的動詞以表明事實。自此觀之，在史書中，高宗與玄宗前往兩京時的用語基本一致，其中講究，明顯自得。那麼，難道「還」字的使用真的可以表明地位差別嗎？我們不妨再看一例。《舊唐書-卷四-本紀第四》（顯慶四年，公元659）：「閏十月戊寅，幸東都，皇太子監國。戊戌，至東都。」高宗在顯慶四年年末來到東都洛陽，而後又載（顯慶五年，660）：「三月丙午……己酉，講武於并州城西，上御飛閣，引群臣臨觀……夏四月戊寅，車駕還東都。」高宗在顯慶五年年初前往并州，在夏天回到東都洛陽。此例說明自除了長安以外的地方來到東都，也用「還」字，由此觀之，由地位之低下至尊貴處、由皇帝之鮮居至常居處，當用「還」字。當然，在武周時，這些都會有相應之變化以遷就統治者。
或言《舊唐書》因選材矛盾甚多、體系龐雜紛亂而詬其實者，確有所據。然其書紀事情節互有抵牾，未嘗有影響禮制稱謂之甚。或言編者所歷晚唐之世唯長安獨尊而輕洛陽，其承認《舊唐書》措辭彰長安京師位首之事乎？然此論亦為虛妄，無端臆測而已。譬如《隋書》之成於唐初，其編纂者尤歷煬帝大業之世，大業年間煬帝幾未駐乎長安，洛下一時風流橫肆，以至有學者以為此時隋朝已然遷都河洛；然觀《隋書-本紀》，亦類《舊唐書》，煬帝自東都赴京師尤獨稱「還」，且亦有「京師」、「東都」之別，其泥於禮制等級之稱似也甚矣！或言《隋書》之成於長安有謫損河洛之嫌，然《唐書》、《通鑒》未嘗不成於河洛？遍觀《隋書-本紀》，京師猶然國本社根，此不刊之論，看官若疑，徑察之。
再說後梁、後唐、後晉三朝。907年，梁王朱全忠篡唐稱帝，國號為梁，建都開封，並於公元909年至913年4年中遷都洛陽，後又還都開封。公元923年，李存勖滅後梁，定都洛陽，建立後唐，以洛陽為都一共13年，直至公元936年被石敬瑭引契丹兵滅亡。石敬瑭建立後晉，在公元937年、938年以洛陽為都2年，後遷都開封，於公元947年被契丹滅亡。凡此三朝，立國最久者不過十六載。且朱全忠脅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嗣又篡唐自立，豈有德哉？後唐李存勖本沙陀族人，而奉唐運乃終梁祚，一統中原，定宏基於後世，此可稱道之處，猶同前秦苻堅，一統北方而存基石於魏；然二者春秋待遇所別甚大者，蓋苻堅之時晉室猶存江左，後人奉為正朔，因由自此，而後唐之時唐室卻已損沒殆盡。後晉石敬瑭，「兒皇帝」遺恥笑於汗青，十六州決赤縣於北虜；其所遺毒之深，但見宋室之苦。故而當今眾多學者尤以後晉之為傀儡政權而側目，蓋其無德也已，尤無節氣可取，無怪乎短祚而終！了解了這三朝的大體情形，便可一窺所謂正史正統王朝之貌。以下引洛陽偃師學者牛致功在《西安建都十三朝》一文中關於我國歷史上所謂正統王朝界定的看法：「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到公元23年9月被農民軍所殺，共在位15年。既然王莽改朝換代，新朝當然是獨立一代。有人把它列入西漢是不妥當的，這是受了封建史家的影響。班固在《漢書》中把《王莽傳》列入書末，根本不把他當作皇帝看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把新朝列入《漢紀》，不視它為另一個朝代。班固、司馬光都是封建正統史學家，非劉姓而帝者都被他們視為篡位，不是正統。其實，王莽主要是後來失敗了；如果王莽不被東漢所代替，新朝必然是個正統朝代。後來的曹魏代東漢，李淵迫隋恭帝讓位、趙匡胤取後周而代之，都被司馬光認為是正統朝代，就是他們奪權成功了。我們應該尊重事實，不能再因襲「勝者帝王敗者賊」的傳統觀點，新朝是一個獨立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