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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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老師是一個完全自修成才的舊學學者，除去一切其他的內容，單憑《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諸子系年》等幾本歷史研究者不可不讀的著作，錢穆之於中國史學界的重要地位，就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一、史學思想
錢穆的史學思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尊重「文化的內在動力」的作用，也就是歷史發展的內在理路（Inner Logic）。在研究一個歷史問題的時候，是不能單純將目光局限在社會變化的層面，仍要注意文化層面的影響。比如我們在研究東漢光武政權的建立時，通過比較，看出當時並立群雄中，最注重文化發展和任用士大夫的就是漢光武帝。除去社會經濟層面，文化發展一樣在左右著歷史進程的進步。這些觀點的發源，都來源於注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錢穆老師。而這種思想文化內在動力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中國大陸這個被唯物史觀統治的地區，最迫切需求的東西。
除此之外，錢穆老師從未接受過現代的大學教育，甚至中學都沒有畢業，所以一直沒有全盤接受西方的史學研究思想。這在民國時期，是一股與五四潮流想逆的巨大力量。胡適、梁啟超主張的全盤西化政策，引入了西方的史學模式，否認中國傳統歷史研究方法，影響了一批後代文人，比如以李慎之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學者。錢穆老師的存在，一直在向後代文人傳達傳統思想的重要性，為「舊學」思想保留了無數璀璨精華。其實，隨著學術的進步，中國東方傳統歷史研究方法與西方模式的矛盾越來越少，完全可以並存。作為五四餘波中的時代逆流，是錢穆老師當年的不懈努力，才保存下來東西文化繼續碰撞融合的希望。這方面看，錢穆老師是一個承前接後的文人。
著作方面，單獨拿出《國史大綱》來說。這本書以教科書體例寫就，但說實在話，作為一本著名的「通史」著作，這並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書，但不妨礙其成為一本偉大的著作。之所以說它不是一個好的教科書，是因為其中內容講的太簡略，並不適合一門歷史初學者來讀，起不到史料積累的作用。但《國史大綱》之所以流傳於世，在於其中錢穆老師對當時諸多思想者史學觀點的總結提煉，書中諸多地方有對陳寅恪、呂思勉等專門學者觀點的討論，只是他本人並沒有明確指出。這是一本綜合性論集，想看透《國史大綱》，如果沒有一定的積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人無完人。錢穆老師的學問也有其問題，也有許多被探討批判的地方，這是每個學說必然會經歷的事情。對《國史大綱》的批判，可以從史料、邏輯的方面出發，我們批判一本著作的目的是「修繕」，讓學說逐漸完善，而不是「打倒」，讓其遺臭萬年。而單純地扣帽子，評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為。
一些曾經批評《國史大綱》的人，例如胡繩，在晚年都對自己曾經對《國史大綱》的指摘進行了反思。讀不出精華，應該先從自己身上反思。這種自視甚高的情況很多，有諸多學者評論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言之無物，我只能說，某些人眼中的言之無物，只是有眼無珠罷了。
我們不必討論錢穆老師在史學某一特定領域的貢獻，在知乎也沒有必要說那麼細。就單憑思想史觀、承前啟後、著作傳世這三點，就已經足以支撐錢穆老師的史學思想成就。
二、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創立於1949年，當時環境及其艱難窮困，錢穆老師為了籌集辦學資金四處奔走，幾乎沒有休息的日子，還幾次身陷險境，差點喪命。而新亞書院以宋明書院之講學精神，配以西洋大學的導師制度，所授知識貫通東西，不可不說是當時中國教育之奇葩。
新亞書院的幾位老師，如錢穆、張丕介、唐君毅、饒宗頤、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貫耳的名字，教出的學生更是有餘英時、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作為世界漢學的中心之一，構成歐洲、美國、台灣、香港四個核心的落腳點之一，享譽全球。可惜，本應執世界漢學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學，地位卻一日不如一日。
作為第一任校長的錢穆老師，能教書，亦能辦學。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響，可以說是有功無過。
三、為人處世
文人相輕，而錢穆老師卻從不輕視他人。錢穆老師修習學術的「雅量」，是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
辦學、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勢必經受社會的考驗，這考驗可能是質疑、批評、辱罵，可也能是讚揚、追捧、盲從，錢穆老師鼓勵後學懷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種批評質疑，這就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雅量」。這種為人處世的心態，一直是我個人從事學術中秉持之信念，並已經在知乎上有所述說。
但這種開放的態度，不同於接受一切的意見。當有些概念相左之時，錢穆老師依舊會堅持自己認為更可靠的觀點，並與對方理智探討。
他在《國史大綱》序言中寫下的幾句話，更是顯出其才氣磅礴、文筆勁悍的英姿。振聾發聵，乃一切史學研究者必熟記之訓誡。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
(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
(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這些話，值得每一個知乎史學討論者反覆誦讀。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對知乎亦如是。
提出一個觀點，不怕質疑，堅持真理的同時歡迎討論的「雅量」，對史學研究畢生抱持的溫情與敬意，是錢穆老師為人處世、學術立足的根本。
四、總結
所學尚淺，無法對錢穆老師做出什麼一句話的評論，就借引其得意門生余英時先生的話，來為本文之總結：
「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此言得之。
感謝閱讀。
錢穆：耐得住大寂寞 做一個傳統的中國人
文/鄒金燦
1938年，雲南蒙自，西南聯大文學院在此地落腳。日本并吞中國的野心，令戰爭席捲中華大地。敵我力量懸殊這一現實，使一群當時處於中國最頂層的知識人，感覺到中國可能有亡國之虞。
距此大約三百年前，滿人入關，明代學人目擊世變，開始思考如何存續中國固有的文化，於是後人記住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物。日軍侵華，令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之人，在困窘與恐懼中思考中國該何去何從。
錢穆就是其中一員。與他有同樣心情的，還有陳夢家。
錢、陳二人結緣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前，錢穆到燕京大學兼課，陳夢家恰好在燕大讀書，來選錢穆課，喜歡上了上古先秦史。盧溝橋事變後，北平學人紛紛南下避難，陳夢家來到清華大學教書，成了錢穆在西南聯大的同事。
陳夢家最初以新文學知名，是新月派詩人，引領一時風潮，後來專註於古文字學、古史學的研究。他與夫人趙蘿蕤的故事，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趙蘿蕤是燕京大學校花，追求者眾多，而她獨獨欣賞長衫落拓的美男子陳夢家，兩人終結連理。夫婦二人好交遊，在西南聯大時是教授們喜歡結交的人物，而他們又特別喜歡與錢穆過從。
一本石破天驚的書，就緣起於陳夢家與錢穆的閑聊。
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
一日，在錢穆住處旁邊的草坪上，陳夢家對錢穆說：「先生寫一本中國通史教科書吧。」對於這個建議，錢穆拒絕了，他認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後大可仿照趙翼《廿二史札記》的體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寫長篇來論述，至於那些所知不詳的則不涉及。
陳夢家反對，理由是錢穆這個想法只是為一己學術地位而計，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為全國大學青年計，亦未為時代急迫需要計。先成一教科書，國內受益者其數豈可衡量！」
錢穆認為陳夢家言之有理，但表態說此事還得再想想。
又一日，兩人依然在這片草地上聊天，陳夢家向錢穆確認此前的建議。錢穆採取「拖」字訣，認為此事體大，希望日後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慮撰寫通史之事。
陳夢家不同意，說：「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興趣廣，門路多，不知又有幾許題材湧上來，那肯盡拋卻來寫一教科書？不如今日生活不安，書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之，豈不駕輕就熟，而讀者亦易受益。」
錢穆終於被這位27歲同事的嚴肅建議打動，當即答允撰寫一本中國通史。陳夢家很高興，但擔心錢穆變卦，再次強調說：「先為全國青年祝賀，請先生不要改變今天的承諾！」
以上兩番談話，催生了《國史大綱》。這可能是錢穆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在此書出版之前，錢穆將書中引論發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中國古代專制黑暗」、「古代中國民無權、國無法」等說法，主張「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
文章一經刊布，立刻震動學界。
歷史學家、雲南大學教授李埏是錢穆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他回憶說，「大西門外有一個報紙零售攤，未終朝，報紙便被聯大史學系師生搶購一空。一些同學未能買到，只好借來照抄。下午，同學們開始三三兩兩地聚集小茶館裡或宿舍中，討論起來。此後數日，大家都在談論這篇文章。據聞，教授們也議論開了，有的讚許，有的反對，有的贊成某一部分而反對別的部分……聯大自播遷南來，學術討論之熱烈以此為最。」
陳寅恪很欣賞這篇文章，對前來昆明的史學家張其昀說，「最近這裡的報紙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讀。」張其昀問文章題目。陳寅恪答：「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
《國史大綱》並非猝然成書。抗戰爆發前，錢穆就已經在北大講授中國通史課。這門課起初由幾名教授各承擔一部分，後來變成錢穆一人獨力講授。史學家吳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讀書時上過錢穆的通史課，他回憶，錢穆上這門課時熱情飽滿，即使是在嚴寒的冬天，也經常擦拭額頭上的汗。
在西南聯大，錢穆隱居在雲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據多年的講義撰寫《國史大綱》。與此同時，他每周還要坐5個半小時的火車，從宜良去昆明，下車後再坐一個小時的人力車趕到西南聯大為學生上中國通史課。儘管如此奔波，他從不缺課，極少遲到。有次因為火車晚點一個小時，遲到了20分鐘，二百多名學生原地安靜等他到來——當時學校的常見情況是，如果鈴聲響後幾分鐘內老師還不來，學生就會離開課室。有學生問錢穆為何不提前一天來昆明，這樣就不用趕得那麼辛苦。錢穆說，寫作所需的書籍資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來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寫作。
錢穆的弟子嚴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說，「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錢穆的文筆，看《國史大綱》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節選）
著名的「溫情與敬意」論，就出自這裡。《國史大綱》出版後，錢穆在重慶等地進行了多場演講，闡揚傳統文化，激勵軍民抗戰士氣，聲譽日高。嚴耕望感嘆，「國家多難，書生報國，此為典範，更非一般史家所能並論。」
公元1232年，蒙古軍圍攻金國都城，42歲的金國孤臣元好問，親歷這一巨變，寫下千古絕唱《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其中有兩句詩是，「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意思是說，秋風不用吹拂我的華髮，在這個艱難的時勢里，正需要我這個人。國家蒙難，元好問決意修史，保存國家命脈。後來的《金史》，不少內容就根據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年，錢穆也與元好問寫「滄海橫流要此身」時一樣，都是42周歲。與元好問不同的是，錢穆除了著述之外，還反覆告訴當時的國人：中國必不亡，抗日戰爭必定取得勝利。
世道人心
在《國史大綱·引論》里，錢穆梳理了近世史學界的三種流派：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他這樣說「考訂派」：
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穫，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文中沒有點名，然而讀者一眼就能看出說的是胡適、傅斯年等新文化運動領袖主導的新考據派。這是當時史學界的主流學派，有著重視考據、主張專題研究、騖趨新材料等特點，同時鼓吹西化中國。
錢穆對這股學風的不滿，在抗戰爆發前就已表露出來。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他就寫道：「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污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件』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
在《論語新解》里，錢穆解讀孔子所說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者，不出兩義：一則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則專務章句訓詁，而忽於義理。」
都在強調著述要有益於世道人心。事實上，錢穆在治學上主張考據與義理並重，並不反對考據，他反對的是不以義理為歸宿的考據，「考據之終極，仍當以義理為歸宿，始知其所當考據之真意義，與真價值。」（1955年《新亞學報》創刊辭）
時賢對《國史大綱》有讚譽，自然也有不認同。該書付印後，史學家張其昀在重慶見到傅斯年，問傅對這本書的意見。傅斯年答：「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並表示：錢穆屢屢言及西方歐美，但他的這些知識盡從讀《東方雜誌》得來。張其昀問：「你既然不讀錢穆一個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詳細？」傅斯年不答。
此外，錢穆在書中表現出來的保守主義立場，也引起左傾學者的不滿。聞一多公開在報紙上罵他「冥頑不靈」，聯大左傾教授一時視錢穆為公敵。錢穆不以為意，在聞一多遇刺身亡後，還特意到其遇難之處憑弔。
學生也有反對。學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聯大學生，曾上過錢穆的課，他在《上學記》中回憶說，「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裡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麼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
這也是蔣夢麟的看法。蔣夢麟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1930－1945年在任），內戰後離開大陸。1960年代，錢穆赴美國講學，故人重逢。蔣夢麟說：「我已經讀你的《國史大綱》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書說古代的優點太多，說缺點很少。」錢穆反問：「書中所寫的優處，有沒有不妥當的地方？」蔣夢麟答：「沒有。」錢穆說：「既然沒有，那就無妨。如今國人喜歡批評中國舊傳統，卻絕口不提優點，我的書可以矯正這個偏頗。你覺得如何？」蔣夢麟點頭稱是。
這個回應，可說是錢穆關於《國史大綱》的夫子自道，也是他書生報國的用心所在。抗戰期間，甚少評論時政的他一改前轍，在報刊撰文論政。在1941年10月《思想與時代》月刊第3期上，他發表題為《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的文章說：「我國自辛亥革命前後，一輩淺薄躁進者流，誤解革命真義，妄謂中國傳統政治全無是處，盛誇西國政法，謂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種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懸絕。彼輩既對傳統政治一意蔑棄，勢必枝蔓牽引及於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之全部。於是有『打倒孔家店』、『廢止漢字』、『全盤西化』諸口號，相隨俱起。」矛頭指向了新文化運動。
抗戰期間，人在美國的胡適，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記里說：「這幾天讀張其昀君借給我看的《思想與時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極權的態度亦頗明顯。」
在一個求新的時代里，錢穆以峻絕之姿，為「舊中國」說話、批評主流學派，學界為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經被人視為主流學派的一員。
從中學教師到北大教授
起碼張君勱（1887－1969年，學者、政治家）是這樣認為的。
錢穆與張君勱相識於抗戰前，張君勱第一次見面就勸他：「你何必追隨胡適做考據，不如我們一起做政治活動，這樣對時局會有大的貢獻。」錢穆敬謝不敏：「我不是專門從事考據工作的，也不擅長做政治活動，恕難追隨。」
張君勱的誤解，可能代表了當時的人對錢穆的粗略印象，因為錢穆以考據成名。
1929年，顧頡剛回到家鄉蘇州，拜訪了時為蘇州中學國文教師的錢穆，借去了錢穆正在撰寫的《先秦諸子系年》手稿。回家讀了之後，顧頡剛認為，錢穆已經不適合再在中學教書了，便推薦他到中山大學任教。
命運轉折點來了。錢穆把消息告訴了蘇州中學的校長汪懋祖。汪懋祖說：「你到大學教書是遲早的事，而我還有一年就要離開蘇州中學，你能否與我共進退，再在這裡留教一年？」
錢穆聞言，決定先不離職，推辭了顧頡剛的推薦。但他和顧頡剛的緣分只是剛剛開始。1930年，顧頡剛主持編輯《燕京學報》，向錢穆約稿。錢穆寄去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
這篇文章以細密的考證，駁斥了康有為關於漢代學者劉歆偽造《毛詩》、《周禮》、《左傳》等古文經的說法，解決了今古文經長期以來的紛爭。當時的北平高校，都遵從康有為的學說，錢穆此文刊出後，各高校的經學課為之停開。
值得一說的是，顧頡剛相信康有為的說法，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無疑是向顧頡剛發難。然而顧頡剛非但將之刊發，還推薦錢穆到燕京大學做國文教師。這種胸懷，令晚年的錢穆回想起來，仍感佩不已。
1930，錢穆到燕京大學任國文講師，剛進學校，他就展現出了強烈的「中國意識」。有一次，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同事，錢穆以初來乍到的身份，向校長進言：我一向聽說，燕京大學是教會大學裡中國化程度最高的，現在看來是徒有其名，因為我一進校門就看到M樓、S樓，所謂的中國化在哪裡呢，建議改用中國名字。
滿座為之默然。後來，燕京大學專門召開校務會議討論這件事，最後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把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其他建築以此類推。至於校園裡那個景色秀麗的湖應該用哪個名字，大家爭論不休，最後錢穆定為「未名湖」——1949年後，燕京大學被撤銷，北京大學遷到燕大，自那以後，未名湖成為北大的代稱。
不久後，顧頡剛向當時的學界權威胡適寫信，推薦錢穆到北大任教：
聞孟真（傅斯年）有意請錢賓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噓。我也問過賓四，他也願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我能教之功課他也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無流弊也。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
由於《劉向歆父子年譜》聲震士林，再加上顧頡剛的推薦，1931年錢穆得以到北京大學歷史系正式任教，進入了當時的中國學術中心。以中學肄業生的學歷、中學教師的身份，進入中國最有名氣的學府並成為名教授，與其說錢穆創造了傳奇，不如說是他自身實力的自然展現。
1912年，17周歲的錢穆執教小學，開啟了一生的教學生涯。這位個頭不高、雙目炯炯有神的無錫人，少年時期就在讀書上展現出驚人的生命力。這股力量首先表現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讀《後漢書》時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國藩家書》來做，然而曾國藩教人讀書，務必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自己卻是隨意翻閱。經過這番反省，錢穆此後每看一本書，都要求自己必須通體閱讀完畢，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終生恪守。
在中學讀書時，他染上了吸煙的習慣。做了小學老師後，碰到課本有篇關於戒煙的文章，他跟學生說：「老師已經吸煙上癮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你們年紀還小，一定要戒煙。」下課後，他突然覺得這一堂課上得極其無聊，自己作為老師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學生做到？於是斷然戒煙，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離開大陸前夕才復吸。
在外部環境方面，錢穆可謂得天獨厚。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時，老師中就有後來的史學大家呂思勉。呂思勉很欣賞這位學生。一次考試，錢穆非常喜歡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題目，答起來忘乎所以，不覺考試時間已到，而他只做了這一條題。試卷一共有4道題，每題25分。交卷後，幾名同學偷看呂思勉改卷。按常規操作，老師改卷只需要給分，不需要加批語。然而改到錢穆的答卷時，呂思勉用鉛筆不斷地在試卷上寫批語，寫了一紙又一紙，最後嫌削筆麻煩，乾脆把鉛筆劈開兩半，讓鉛條可以隨手抽出，以便快速書寫。成績發布後，只答了一道題的錢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錢鍾書之父錢基博，也是從小學教員一直做到大學教授。他年長錢穆8歲，很賞識這位同宗，錢穆到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教，就是錢基博介紹的。錢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余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錢基博）。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嚴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師友相得，令錢穆的學問不斷精進，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氣。
他守舊嗎？
余幼孤失學，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識，開見解，首賴報章雜誌。適當新文化運動驟起，如言自秦以下為帝皇專制政治、為封建社會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頗見其不然。故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錢穆《國史新論》再版自序
這是錢穆83歲時在台灣寫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容易覺得這是一個守舊不前的人。事實上，在江南的成長階段，錢穆就非常關注國內最新的學術動態與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閱讀《新青年》。晚年回顧這段歷程，他慶幸自己通過關注最新潮流，卻更加下定決心重溫舊書，不被時代捲走。
他有激越的一面。在常州府中學堂肄業原因是參加學潮，當時他作為學生代表，反對學校的修身課，要求開設希臘文課，因反對無效而退學。對於革命，他是贊成的，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長辮。他曾告訴學生錢樹棠（1918－2014年，學者，抗戰時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錢穆），辛亥期間，他一度計劃在棉衣里塞入銀元，製成類似於盔甲的戰衣，去參加革命軍攻打南京的戰役。
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學生唐端正回憶，錢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極拳，呼吸深長，全套每次可打30分鐘，有一天在新亞上課，突然來了兩個青年流氓，在門口探頭探腦，還旁若無人地在課室內左右穿插。錢穆警告無效，怒了，「把長袍的兩隻闊袖拉起，露出兩隻結實的手臂，一個箭步就搶到那兩個阿飛的面前，擺出個攬雀尾的姿勢，把他們嚇得一溜煙跑了。」
從錢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來看，他如從軍，將會是個勇猛的士兵。
《國學概論》是錢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書，談到風頭最盛的新文化運動時，徵引胡適、陳獨秀、魯迅諸人的材料繁多，可見他對這場運動的關注程度。書中評價這場運動時，利弊並舉，語氣平和。對於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他說：「其書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
兩人相識於錢穆赴北平之前。胡適有次去蘇州中學做演講，因錢穆已在當地頗有名氣，東吳大學的教師陳天一叮囑胡適：到蘇州不要忘了見一見錢穆。那時錢穆正在寫《先秦諸子系年》，有兩本很生僻的討論《史記·六國年表》的書，他怎麼都找不到，於是當面向胡適詢問。不料胡適也答不上來。事後錢穆反省自己「書生不習世故」，初次見面就問生僻的書，無疑是在刁難對方，但因為這個問題積壓在心中已久，突然見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衝口而出。
這件事沒有妨礙胡適對錢穆的肯定。讀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後，胡適在日記里說：「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駁之。」1931年錢穆進入北大歷史系任教時，主持該系工作的正是胡適，其時是文學院院長。而胡適的高足傅斯年也認可這位學術新星。在北平，錢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的常客，有外國學者來史語所，傅斯年就安排錢穆坐在客人身旁，並向客人介紹說：這是《劉向歆父子年譜》的作者錢穆。
《先秦諸子系年》成稿後，陳寅恪譽稱「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更對楊樹達說，「錢賓四《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在此書出版之前，錢穆寫信給胡適，請他作序：「幸先生終賜卒讀，並世治諸子，精考核，非先生無以定吾書，倘蒙賜以一序，並為介紹於北平學術機關為之刊印，當不僅為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與胡適、傅斯年這些學界新領袖相得，歸功於錢穆深厚的考據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認為，「錢穆從一個中學教師，最後進入大學，先成為燕大的講師，接著在北大與新派領袖分庭抗禮，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幾種傑出著作能夠『預流』，在『預流』之餘，又能以堅實的學術證據提出更上一層的見解。」
有一年暑假，錢穆與經濟學家衛挺生見面。衛挺生問他曾到過哪個國家留學。錢穆稱，自己年幼失學，未能進國內的大學，更沒有出國的機會。衛挺生說：「我和你雖然是首次見面，但你的《論語要略》，我拿來在家教子誦讀，我們實在跟故交一樣，不要過謙。」錢穆再次強調自己所說的是實話。衛挺生不無驚嘆地說：「你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但《論語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編纂，表達如此新的觀點，難以想像！」
錢穆，這位在今日有著「儒宗」、「國學大師」等稱號的學人，從求學之初就關注時代動態，並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時說，「錢先生對於知識的態度，與中外一切現代史學家比，都毫不遜色。『五四』時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懷疑、批判、分析之類，他無一不具備。」
之所以會給人「守舊」的印象，是因為他並非「時代人物」。
傳統人物
錢穆對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傳統人物」，確切來說，是做一名中國傳統人物。
在北大，錢穆和胡適的課是最受學生歡迎的，其中一個吸引點就是兩人的觀點往往相反。比如，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錢穆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更重要的是，兩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截然不同，胡適批判傳統文化，錢穆則推揚傳統文化的價值。
他毫不客氣地表達對胡適的不認同。一次，商務印書館約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邀請錢穆合寫。錢穆拒絕了，明確告訴胡適：你我關於中國文學的意見迥異，如果各寫一本書讓讀者比對著來讀，那樣會對讀者有益，但合寫一本則不行。
大致來說，抗戰之前，錢穆還是與主流學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狀態。但在大潮流中做一個異類，他顯然感受到了壓力。在《師友雜憶》中，他這樣述說在北平的生活，「余前後5年購書逾5萬冊，當在20萬卷左右。歷年薪水所得，節衣縮食，盡耗在此。嘗告友人，一旦學校解聘，余亦擺一書攤，可不愁生活。」這「解聘」二字，雖是戲言，但也能讓人讀出一點味道來。
日本人全面侵華的槍聲響起，錢穆終於爆發，開始嚴厲批評新風氣。《國史大綱·引論》只是發端。
1964年，錢穆在新亞研究所談當時學風之弊：「中國人之所謂學術，則必當能超乎風氣潮流之上，而有其獨立存在、承先啟後之意義與價值。不能僅在風氣潮流中出現，僅隨風氣潮流而俱變，此則不得謂之真學術。康、章、胡三人，皆可謂中國近世『時代人物』而非『傳統人物』一好例。」
在「時代人物」與「傳統人物」之間，他選擇的是後者。
抗戰期間，他曾告誡弟子嚴耕望，「我們讀書人，立志總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專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說，「要存心與古人相比，不可與今人相較。今人只是一時的人，古人功業學說傳至今日，已非一時之人。以古人為標準，自能高瞻遠矚，力求精進不懈。」
1937年，錢穆發表《餘杭章氏學別記》一文，讚揚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為民族文化愛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發表《太炎論學述》，大意說，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學來統攝中國學術史，最近發現他這個做法終生不變，自己需要說出意見供讀者參考，並非有意指摘前賢：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學，僅如西方人抱一哲學觀點，乃依之以進退上下中國之全部學術史，立論怪誕，而影響不大。一因其文字詰屈，讀其書者不多。一因其縱觀博覽，所涉既廣，而民初以來讀書風氣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當時及身後，亦未有何力量。否則其為禍之烈，恐當尤駕乎其所深惡的後起新文化運動之上。而主持新文化運動者，亦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近世則群敬以為大師，或目以為怪人。然固無知其立論之怪……「儒不如釋」之一見，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當清末民初之際，學者菲薄傳統，競求一變以為快，太炎與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這位傳統人物，並不是存心想做具體哪個人的反對者。梁啟超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不滿意，也有同題著作。再加上錢氏對康有為的批評，人們往往容易認為他連帶貶抑梁啟超。實際上並非如此。
1910年，15周歲的錢穆讀了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為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所感染，於是發願深入中國歷史之中，尋找中國不亡的根據。在1964年的演講中，錢穆讚賞梁啟超在歐戰後批評西方文化的病痛，是「當時國人惟一大創見」，梁氏論中國傳統政治為「禮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異同，「更為深見卓識」。他更認為，梁啟超天資聰穎，如果活到七八十歲，「不知其學問思想又將達何境界。」還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遺恨，是赴北平時梁啟超已經去世，未能與他見上一面。
錢穆將梁啟超看作「中國現代傳統學術人物，非僅一時代人物」。他對梁的深情，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情。這種深情並未使他否認古代中國存在諸多問題，在抗戰時期他就說，「近百年來的中國，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態的階段。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難免的一種頓挫。又不幸而中國史上之一段頓挫時期，卻正與歐美人的一段極盛時期遭逢而平行。國內一般知識分子，激起愛國憂國的熱忱，震驚於西洋勢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對其本國傳統文化發生懷疑，乃至於輕蔑，而漸及於詛罵。」
類似這種對菲薄傳統風氣的深憂，遍見於錢穆抗戰後所著的書中。在20世紀的學人中，我們很難看到還有第二個學人，會像他這樣不厭其煩地勸人要多讀中國書、要做一個中國人。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爭議點所在。數十年來，常見的批評錢穆的聲音，有「守舊」、「頑固」、「為專制辯護」，客氣一點的，也認為他對新風氣有成見。
或者，還應該聽聽他人生中最後一次公開授課時所說的話。1986年6月，錢穆在素書樓結束了一生的教學生涯，媒體蜂擁而至，關注這位耆宿的告別杏壇之作。錢穆對在場的學生說：「或許再過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遺忘了。現在哪人再講梁任公？連胡適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這樣子，將無歷史可講。譬如說陳寅恪，當年在北平哪個青年讀書人不知道，但現在又誰知道得他呢？求新求變，那真是值得驚心動魄的。」
爭議聲中，這位老人的溫厚與深憂，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學建校25周年，余英時發表演講，梳理近代以來的風氣：「在西方，例如英國有保守黨，它並不以『保守』為可恥。但在中國我卻未碰過人會稱自己為保守黨。中國人如果對舊東西有些留戀，說話時就總帶幾分抱歉的意思；雖然他心裡並不是真的抱歉，因他總覺得保守、落伍是說不出口的。只有前進、創新、革命這才是真正價值的所在。所以中國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進，實在不成比例，更無法互相制衡。這是因為中國沒有一個現狀可以給保守者說話的餘地。」
在「求新求變」這一時代洪流中，錢穆發出了一位橫而不流者的最強音。
何處是中國？
1949年4月，江蘇無錫。
江南大學教授諸祖耿在無錫車站送別朋友錢穆。錢穆是應廣州華僑大學邀請，赴穗任教。他告訴諸祖耿，一個月後回無錫。倆人都沒有想過，這會是他們此生的訣別。話別諸祖耿後，錢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師呂思勉，然後乘船赴廣州。
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變的風潮，將當年新風潮的領導者胡適和傅斯年，震蕩出中國大陸。
錢穆沒有兌現跟諸祖耿說的話，他隨華僑大學遷去了香港，看著滿街流離失所、無處問學的青年，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條件下，與唐君毅等人創辦了新亞書院以及新亞研究所，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在香港，他牽掛大陸的家人，一心想將他們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們選擇了拒絕。
錢穆決意不回大陸。在顛沛流離中，他的新亞書院逐漸有了名氣。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導下，新亞書院與聯合書院、崇基書院合併，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這個名字是錢穆定的，他將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為中文大學，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與校方的矛盾很快顯現，他無法認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問題上的處理方法，而校方也對他的建議多不採納。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務確實影響著述，最終他離開了新亞。為示抗議，他選擇了辭職而不是退休，為此失去了一筆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難民潮湧起，這塊彈丸之地變得不安起來。錢穆決定移居台灣。這時候，猝逝於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於1962年的胡適，沒能看見故園「文革」的發生。
抗戰勝利後，錢穆就淡出學術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聯大完成歷史使命，北大、清華、南開各自復校北平。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職務，其時不在昆明的聯大同事都接到了聘書，錢穆卻沒有等來聘請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選擇留在昆明，任教於五華書院，同時到雲南大學兼課。當時西南聯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僅有兩人，其中一個是劉文典。劉文典是出了名的「癮君子」，除了在雲南大學上課外，整天都待在家裡吸鴉片，極少見外人。聽說錢穆在昆明，卻馬上出門，步行到其住處暢談——所有認識劉文典的人，都對他這個舉動十分驚訝。
然而錢穆沒在昆明待多久，就因為胃病複發回到了家鄉，在無錫新成立的江南大學做文學院院長——那是1948年，也在這一年，胡適、傅斯年主持評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確定了81名院士名單，錢穆落選。
嚴耕望說，以錢穆當時的成就與名氣，卻未能入選首屆院士，令中研院被譏為「諸子皆出王官」。關於落選的原因，嚴耕望分析說，「蓋自抗戰之前，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代表之新考證學派聲勢最盛，無疑為史學主流。唯物論一派亦有相當吸引力。先生（錢穆）雖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為學林所重，由小學中學教員十餘年中躋身大學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歸，故與考證派分道揚鑣，隱然成為獨樹一幟孤軍奮鬥的新學派。而先生性剛，從不考慮周圍環境，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勇決氣概，故與考證派主流巨子之間關係並不和諧。」
有意思的是，學界巨公不歡迎錢穆，卻欣賞錢門弟子，嚴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賞識下進入史語所。1958年胡適到台灣出任「中研院」院長後，嚴耕望鼓起勇氣向胡適寫了長信，建議他選錢穆為院士，以洗脫「中研院」排斥異己的形象。
胡適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適去世，錢穆都未能成為院士。根據嚴耕望的委婉說法，是由於院內「少數有力人士」的阻撓，導致錢穆並未通過。余英時曾說，「中研院」領導層中，還是胡適對錢穆的成見最淺。1967年，「中研院」內部終於對錢穆成為院士一事沒有異議了，嚴耕望去找錢穆簽名，不料遭到拒絕，「先生拒絕提名，相當憤慨地說：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無奈之下，嚴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銷提名。
到了1968年，在嚴耕望的爭取下，錢穆終於同意提名，成為院士，接近全票通過。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晚到了20年的頭銜，也僅比弟子嚴耕望早兩年。
1958年元旦，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被視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標誌性文本。文章刊發前，張君勱等人邀請錢穆簽名。篤信「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清代學者章學誠語）的錢穆，拒絕了這個簽名。自此之後，他與新儒家漸行漸遠。
據余英時回憶，1964年錢穆辭去新亞書院的職務時，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補助，以撰寫《朱子新學案》，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學社這項補助一向只針對學術機構，不針對個人。這時新亞方面希望錢穆也辭去研究所所長的職務。錢穆不得不以個人名義申請這項補助，在楊聯陞的幫助下才獲通過。
錢穆在新亞時期的學生葉龍說，錢穆的離開，與新亞內部一些人喜歡拉幫結派、排斥異己有關，走的時候並不開心。
台灣這個地方也未能讓他安度晚年。1986年，錢穆在素書樓上最後一課時告誡學生：「你們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接下來幾年，他陷入了「素書樓風波」中，當時的台北「立法委員」陳水扁與台北市議員周伯倫，指責他居住在素書樓是「非法佔用公產」，逼他遷出。
儘管「非法佔用」說法並不屬實，但錢穆決然於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書樓。兩個月後，他撒手人寰。余英時認為，「他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個世界的。」
「我們應該用眼睛照亮這社會」
葉龍告訴我，錢穆先生相處起來很和氣，但非常有威嚴。有一次他請錢穆改文章，錢穆提出意見，他隨口說了些反對的話，錢穆馬上就不改了——認為他所持的並不是虛心請教的態度。這令葉龍極其後悔，數十年後談起此事，仍懊惱不已。
這符合錢穆某些時候的峻厲形象。
《朱子語類》里記載了朱子這番話：「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
1930年代，錢穆撰文介紹近百年幾個儒者的讀書主張，談到陳澧（1810－1882年，字蘭甫，清末廣東大儒，著有《東塾讀書記》等書）的讀書方法時，他認為陳澧只是看到了時人的病，開出來的藥方卻「溫和有餘，峻厲不足」，不能振聾發聵。這個「峻厲」的主張，可與朱子的「慷慨奮發」互相發明。
錢樹棠在抗戰期間曾求學於遷到四川的齊魯大學，入國學研究所追隨錢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師的民族意識極強，曾對他說：「中國人自己的鐵路，為什麼車站站牌上，中國字下面偏要註上英文拼音？汪偽漢奸政府將它一律取消，這一點卻做得痛快。只是他們將來會不會註上日文，這可難說了。」一次，美國教會派人來到齊魯大學調查情況，錢穆負責接見，向美國人介紹情況時，他把時間一律講成「民國某年」。美國人問：民國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錢穆嚴肅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厲、處世溫煦，並存於錢穆身上。在葉龍的記憶中，錢穆很能剋制自己的情緒，評議他人時，口不出惡言，比如他對於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不聘請他這件事，其實是有意見的，但多年相處，也只聽他不經意地提過一兩次。
在西南聯大時，經常有人向錢穆請教。學生對這位老師，先是敬畏，熟悉後變成敬愛。每逢周末，學生成群結隊去錢穆宿舍問學。由於地方小，來的人往往是一批出來，另一批再進去。
這些前來請教的人各式各樣：西南聯大的學生，其他大學的學生，銀行、報館、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年過50歲的人……對於他們，錢穆沒有絲毫疲倦厭煩的神態，一一耐心作答。學生李埏不解，說：「有的人只是慕名而來，只是瞻仰先生風采的，為何也耐心作答？」錢穆舉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帶兵打仗時，18歲的張載帶著兵書求見，范仲淹勸他讀《中庸》，張載記取這番話，後來成了一代儒宗。錢穆告訴李埏：「孔子說，『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寧願失言，也不肯失人。」
嚴耕望1941年來到齊魯大學追隨錢穆，報到的第一天，錢穆領他到住處，對起居飲食、鋪床疊被、整理書物等一切瑣事都耐心指點，並且一天里來其房間五六次，對這位學生關懷備至。50年後，嚴耕望回憶起這個場景，仍然不禁涕淚橫流。
1957年，錢穆在新亞學生的畢業典禮上致辭說：「我們當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們應該用眼睛照亮這社會，光明是從我們每個人的眼中發出去的。」
到了台灣後，這位老人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學教授龔鵬程告訴我，他接觸錢穆時，錢先生已是暮年，溫訥謹厚，沒有盛年氣象，但仍能讓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長者。他聽嚴耕望這些錢門老學生說，錢穆早年是很能跟學生玩在一起的，他們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龔鵬程說，「錢先生回台灣演講，在淡江大學禮堂倒塌被砸之後，身體肯定是受損了（註：1952年，錢穆在台灣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演講時，屋頂水泥大塊砸落，傷重入院）。晚年樓居為常。古人云筋力之減，皆稱新來懶上樓，錢先生則是罕得下樓出門。問學者都在客廳中見。政界人物來，亦不接待，任其隨席聽講而已。對我輩，因非真正弟子，較客氣，多稱兄。於我則稱龔先生，我稱他錢老師或先生。怡然藹然，論學若話家常，大關節處卻極敬肅，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評價師友均極見分寸。許多成名學者，恃老賣老，動輒狂言罵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蘇州耦園。錢穆的幼女錢輝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與我在此地相見。對於錢家來說，耦園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1939年夏，錢穆從雲南來到香港，將《國史大綱》書稿交給出版家王雲五，囑咐他儘快交付商務印書館出版。匆匆出書，這不符合錢穆的慣例。《先秦諸子系年》從啟動寫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花了5年。但戰爭局勢的不明朗，讓他不能不將《國史大綱》儘快出版。
交了書稿後，錢穆到了上海，在戰火中潛回蘇州探望母親。此時他的妻子也從北平回到蘇州。錢穆變換姓名，隱居在耦園，一邊侍奉母親，一邊寫《史記地名考》。錢穆的子女們回憶，父親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書房裡，他們每次經過書房門口，都要放輕腳步，小心翼翼。
錢輝1941年出生後，錢穆已離開蘇州到了成都——戰時齊魯大學遷去成都，聘顧頡剛主持國學研究所的工作，顧頡剛邀請錢穆共事。直到1948年，錢穆回到無錫的江南大學任教時，才與蘇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後他就離開了大陸。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見面。
對於錢輝及其哥哥姐姐來說，父親是陌生的。她直言並不十分了解父親的學問，父親對她的最大影響，是讓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關切後輩這一點上，她與父親有相似處。與她見面時，我因為身體不適，遲到了半個小時。分別後，她發信息過來問我身體好轉了沒有，如果沒有，就應該考慮看醫生。
在耦園，錢輝一再向我聲言，她不是在接受採訪，而是來見朋友。園子幽靜，園外的環境也不熱鬧。我乘坐計程車過來，下車後還要走數百米的路才能到達。錢穆一家當年的住處是在城曲草堂，有兩層樓，書房門口約10米處有一座假山。滿園的蟋蟀聲令我感覺到，如果不是因為遊客以及導遊，此處至今還是絕佳的讀書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這是前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評價錢穆的話。錢氏治學如此，生活也如此。為了專註於撰寫《國史大綱》，他住在雲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陳寅恪來拜訪，不無玩笑地說：「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
隱居岩泉寺後，就是隱居蘇州耦園。當時這裡是廢園，門口只有一條路通往市區，人跡罕至。晚年的錢穆回憶起在宜良以及耦園這兩年的隱居時光，充滿了深情，「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
顧頡剛的故居就在耦園附近，離開耦園後錢輝還特意帶我路經此地。分別時，錢輝看著馬路上穿梭不絕的車輛與行人，對我說：「我小的時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認識的人，這一次在這條路上見到了，以後還能在這條路上經常見到。現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個地方都未必能經常見到了。」
太史公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在人海與時間的磨洗下，個人往往迅速湮沒，死後還為後人紀念的，無疑是「倜儻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錢穆誕辰120周年，「我們沒有做什麼紀念活動，對他的最好紀念，就是讀他的書。」錢輝對我說。
集大成者
1931年，錢偉長投考清華大學，中文科目的試題是《夢遊清華園》，他用這個題目做了一篇賦（賦是韻文，特點是善於鋪陳，多用典故），得了滿分，閱卷老師不能改動一個字。同時他也考了歷史，考試題目的要求是：寫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數、解釋人是誰。應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滿分。
錢偉長能有遠超同儕的文史功力，歸功於與四叔錢穆對他的熏陶。
抗戰前，李埏入讀北京師範大學，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錢穆過來兼課，同學歡呼雀躍，奔走相告。由於擔心沒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個小時去教室，然而此時前十幾排座位已經坐滿了人。課室是當時學校最大的，能容納二百人，來聽課的人擠了個水泄不通。在上大學前，李埏已經讀過《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背過不少秦漢文章。當時他自以為還有點基礎，不料聽了錢穆的幾節課下來，不禁爽然若失，「我簡直是一張白紙啊！過去的讀書，那算是什麼讀書呢？過去知道的東西，只不過是一小堆雜亂無章的故事而已。」
從這些側面，可以窺見錢穆的功力。錢穆曾說，「我自7歲起，無一日不讀書。我今年93歲了，10年前眼睛看不見了，但仍每日求有所聞。我腦子裡心嚮往之的，可說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從《論語》學孔子為人千萬中之一二而已。別人反對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願做一孔子《論語》中所謂的小人。」
世人常稱道錢穆讀書之勤、著述之豐，然而他的天分同樣不容忽略。龔鵬程認為，錢穆先生天資過人，「他注《公孫龍子》只花了7天，寫《莊子纂箋》也只費了兩個月，這都不是普通人能辦到的事。錢先生給人的印象是苦學成名，他也從不炫耀自己的才華，其實如此捷才，可謂並世無兩。」就連徐復觀在批評錢穆的史學時，也說：「錢先生天資太高，個性太強。」
錢穆讚揚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誡學生，讀書人要有大氣魄。他的治學也跟朱子一樣，博涉經史子集四部。我問龔鵬程，「錢穆先生桃李滿天下，你認為他的治學方法沒有嗣音。在你的評價體系里，一個學者需要符合哪些條件，才算是繼承了錢先生的學問？」龔鵬程的回答是：
錢先生方面廣大，弟子們皆僅得其一偏，如余英時、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學術史，嚴耕望是歷史地理。先秦諸子學及宋明理學方面卻沒什麼學生做。
這又還不是領域的問題，而是道與史之分。大家都說錢先生是史學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歷來都說道家出於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談古今之變，重史跡而不重道。錢先生言史，是關涉其信仰、價值、意義的，也就是道之問題。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學術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們所談多只是跡，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時，論朱子亦僅貼合著宋朝政治立論，是更黏著於跡。此乃方向上之異趨也。當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論天人之際的大作，但問題意識仍是史跡的，想說明所謂「軸心時代」的古今變遷而已，與錢先生畢竟不同調。
換言之，繼承錢先生之學，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廣大通達。方法跟考據一點關係都沒有。關於錢先生之通博，可補說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學為錢先生作壽，成立錢賓四先生講座時，余先生致詞，謂自己、全漢昇、金耀基這3位都做過中大新亞書院院長，可是3個人加起來，仍僅得錢先生之一半。頌揚得體，一時稱之，因這也是實話。
一個倔強的靈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錢穆時曾說，「從結識錢先生以後，我總覺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說很少有可以談話的人了，他與當代的政治社會氣候固不相侔，與當代的學術知識氣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許源於他的心態。「余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以後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華文化，或作中西比較，其開始轉機，則自當為《思想與時代》撰文始。是則餘一人生平學問思想，先後轉折一大要點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張其昀的文章里，錢穆這樣說自己治學的變化。
提倡復興中華文化、進行中西文化比較，也跟他的「溫情與敬意」一樣，成了爭議所在。
1989年，錢穆去香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40周年慶典，其間極其興奮地告訴夫人胡美琦：「我今天發明了中國古人『天人合一觀』的偉大。回家後，我要寫篇大文章了。」
那時錢穆已不能執筆寫作，需要胡美琦幫忙。剛開始時，胡美琦以為這是他的「老生常談」，怕影響他身體，就沒有辦這件事。在錢穆的堅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筆錄，寫下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他所說的這個貢獻，就是「天人合一觀」。
這是錢穆一生最後的手筆。他認為，在中國古人的思想中，天命與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開談，「人生最大目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於天命遠近為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後代人亦與此不遠，這可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所在。」錢穆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錢穆的身體狀況就已經不如人意。史學家許倬雲拜訪錢穆後，對金耀基說，「一位歷史巨人正在隱入歷史。」在生命最後兩年里，錢穆的身體已不允許他聚神寫作。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書樓前三天寫成的。其後錢穆仍然希望對文章進行增訂，他認為，「這將是我晚年最後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願。1990年8月30日，錢穆謝世。這一天，颱風襲擊台北，龔鵬程在風雨中悼念錢穆，「他不是就史論史，或考古證史的人。他是通過對歷史的省察與討論，來申述他從孔子、孟子、朱子那裡學來的價值理想，並用這種價值來期許我們這個社會，探索中國文化的出路。此乃錢先生苦心孤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錢先生根本是寂寞無助的。作為史學家的錢穆，人無異辭，都承認他的地位；但論到錢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時，爭論就多了……他一生在對抗時代，在平衡他所認為的時代偏差。但他的主張，在整個學界都是孤獨的。」
如今，距離錢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時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嗎？龔鵬程說：「時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錢先生認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騖新向西，不能歸根返本；一在個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體分析上，釋判東西、評價優劣，或多可商；對人心的哲理性解說，也不及宋明理學家或當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錯的。可惜現世仍與這個方向背道而馳。」
我問：「一方面，錢穆先生不被考據派認可。另一方面，大陸時期不乏與他文化立場相近的學人，比如柳詒徵、錢基博、陳寅恪等先生，但錢先生不會與他們形成流派或陣營。導致他孤獨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黨，小人則黨矣。不黨，當然就孤獨，而且是本質地孤獨。你說的柳詒徵、陳寅恪、錢基博，其實也都是孤獨的。他們也黨不起來。可是現代是個群眾結黨而斗的時代，不能黨同伐異，自然就不能號召群眾、鼓動風潮。再則是方向的問題。現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及黨政官僚體制裹脅著人，趨向毀滅地球、毀滅人性的方向走。錢先生他們是看著『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而大聲呼籲示警，或自傷也將與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龔鵬程說，「這一小撮人豈能阻擋時代的巨輪？過去，他們也都幾乎被碾成了齏粉呢！」
再過一百年之後，人們會如何評價錢穆先生呢？
龔鵬程答：「往者已矣，來者不可知。未來錢先生也可能會被超越，漸不重要。但無論如何，人們應當會記得一個倔強的靈魂，曾在這般黑暗的時代護衛著文化命脈。」
（參考文獻：《錢賓四先生全集》，聯經出版社；《治史三書》，嚴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錢穆與中國文化》，余英時著，上海遠東出版社；《多情懷酒伴》，龔鵬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王汎森著，復旦大學出版社；《國學宗師錢穆》，陳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錢穆紀念文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
談下我的看法，90年代以前，在大陸是被遠遠低估了，最近十五二十年，又有些被高估了。
首先我們要把賓四先生作為歷史學者和開創新亞書院一脈的文化傳承者分開來看，在香港這種文化沙漠保留如此火種，培養出余英時這種優秀的學生，這等功績是怎麼說也不為過的。
不過光論錢穆先生的史學來看，我不贊成現在這種人人談起國史就首推《國史大綱》的風氣，說實話此書主旨思想上的創新性和獨特性恐怕大於在史學本身上的意義，就拿上面很多人複製的那段開篇語來說「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這段話基本已經成為歷史愛好者的標配了。彷彿不入此派就無從談史，除此一家別無分號一樣。錢穆先生的這種觀點在當時五四時期那種過分遺古，文化自卑時期確實有他獨特的作用，也是無可爭議的少數派，也正是因為此，他在大陸建國後也一直受到一些詬病。但是如果盡信此說，而過分貶低了當時那種衝決網羅，疑古一派的貢獻，恐怕又走入了另一種極端。
總的來說，錢先生的學說得也由此，敗也由此，當時過分的政治打壓和政治風氣壓低了對他的評價，卻也積累了極大的反彈勢能，培養了現今愛好者們的逆反心理，不過過猶不及，過高的吹捧恐怕也不合作者本意，錢先生的觀點是不變的，變得只有時代的要求和人心而已。是我們選擇了自己喜歡相信的觀點，而不是這種觀點突然高明了起來！
1、
錢穆先生非常厲害。論思想，近百年來，恐怕只有康有為可與之抗衡。
先生不懂西學，這不是他的局限，恰是他的長處。懂了西學，中學的造詣決不可能達到那個高度。
余英時在今天海內外漢學界、史學界很受推崇。我以為，在史學上，余英時不及錢穆。在思想上，錢穆更是甩余英時幾條街。——這個會有爭議，正常，熊十力還罵馮友蘭什麼都不懂呢。
錢穆是很正統的儒家，比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牟宗三、唐君毅他們都正統。
以上是個人觀點，不參與爭論。其實談個人態度，對大家並不會有太多啟發，因此，下面說點具體的——該怎樣讀錢穆的書。
錢穆先生的書，應該做引子看。或者說，是走向中國傳統學問的指南針。
要了解宋明理學，錢穆的書只是入門，還得上溯到黃全兩學案。
要了解孔子，不能只讀《論語新解》，還要讀朱熹。
《國史大綱》可以單獨讀，但畢竟是教案，讀完還得讀正史。
《先秦諸子系年》單獨讀就不行了，要先對先秦史非常熟悉才讀得。
不說錢穆，近百年來所有講國學的書，最好的也是起到引子的作用，能有這個作用就很不錯了。
讀錢穆著作，關鍵不是要記住他說了些什麼，更不是從他那裡得到什麼史料。這些全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窺見錢穆先生做學問的方法，和思想。（不過，這個主要還是天賦，學不來的。）
余英時去哈佛後，方法論上和錢穆分道揚鑣，走了不同的路子，其實已經無從比較了。
只把錢穆的著作當教材讀，實在是買櫝還珠了。
還有一點，就是從錢穆著作中，找到治學的方法和取向。譬如說，治理學，就從錢穆上溯到二程、朱熹、王守仁、戴震等。治史學，就從錢穆上溯到劉知幾、杜佑、章學誠等。
錢穆的珍貴之處在於，他，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傳統學問的一個活標本，也是唯一的。其他人要麼水平不夠；要麼夾帶了西學，駁雜不純了。余英時挽錢穆聯里說：一生為故國招魂。正是如此。
上網以來，一直看到大家提及錢穆便推崇有加，想我這一野路子還不是文科的大學生，看到錢穆地位如此之高，第一想法必當是反省自己，是不是你哪裡沒注意到？可是很多年了，我發覺我還是認為錢穆的看法是那樣。後來來到知乎，點開該問題，看到 @王路、 @張家瑋等，都在給大家說錢穆的好處，想想還是不要說啦，會被噴得很慘的，直到昨兒個看到 @紅茶魔術貓的如何評價《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紅茶魔術貓的回答，還是決定過來妄談一番。
這個時代的悲哀是，對一切沒有看過的書及其內容，沒有保持沉默。
民國有沒有大師？有的，但錢穆算不得頂級，在我看來民國最能說的上大師的人之一，也姓錢，他叫做錢基博，他有個更出名的兒子，名曰「錢鍾書」，錢氏父子和錢穆在《國學概論》上的趣事，大家可以看看。無錫錢氏主要有兩支：七尺場錢氏（錢基博、錢鍾書、錢鍾韓等）、七房橋錢氏（錢穆、錢偉長、錢易等）；錢學森是杭州錢氏……當然這些錢氏名人都是吳越王錢鏐後人，同宗但不同支。
好了，不扯別人了，這裡只說錢穆的一些其他事情，具體談論書籍這裡就不細談了，比如如何評價《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紅茶魔術貓的回答，大家可以點開閱讀便知。
錢穆是一個學者，一個學問家，卻不是思想家、不是史學大師。
錢穆作為民國時期為數不多堅持傳統文化的學者，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正因為如此也有著錢穆的弊端。無疑的是，就像 @王路說的那樣，錢穆的底子非常深厚，這一點我承認，但是問題在於，態度太過峻直，有些好為大言，看他的書，著眼於小處，頗有意思，但往往大處不敢苟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錢穆給自己的定位就是這樣，這往往導致了他問題的局限性。
止庵有言：
這一層亦見於《中國史學名著》。書中線索清晰，說是打通之作也不為過，然而其所特別標舉的「寫歷史的精神」、「寫史人的義法」或「史書背後的史情和史意」，又似乎不甚是個道理。尤其過分高抬《春秋》，姑且講真為孔子所作，孟子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只是說說而已；錢穆則據此立論：「時代的雜亂，一經歷史嚴肅之裁判，試問又哪得不懼？孔子以前的亂臣賊子早已死了，哪會有懼？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歷史上的亂臣賊子，則自將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懼。」不啻「像煞有介事」，誰能拿這當真呢。從前胡適曾說錢穆「未脫理學家習氣」，我不知道確切所指，大約這也算得一例。
私以為極為到位。
讀錢穆書，《國史大綱》當讀，而且應當在初涉歷史時細讀，因為此書成於抗戰時期，故而多褒揚而少貶低，故而不會像先讀了五四時期其他人的著作、或者先讀了西方史觀下的著作、或者像先讀了柏某人的那一堆廢紙一樣，一味貶低國史，事實上錢穆的那段話已經說得很對了：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然後說說錢穆的《湖上閑思錄》，這書沒多少學術價值，卻是錢穆心得所在，可以閑暇時候隨手翻閱，記在心裡，這就像我上頭說的，錢穆於小處著手極佳。
再扯一下，有人提及錢穆去台灣是為了避禍的問題，事實上錢穆的兒子錢遜是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女兒錢易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易，侄子錢偉長是中國近代力學之父，都在大陸，也沒有被迫害。
順便再來一波仇恨， @王路的答案下面一堆黑康有為的，你們讀過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么？哦，對了，就像我上頭說的，這個時代的悲哀是，對一切沒有看過的書及其內容，沒有保持沉默。拿私德當水平都是特別low的，也就是說的你們這群人。
再拉第二波仇恨，順道罵一罵余英時。
余英時曾深夜騎摩托見國民黨總統，卻連其恩師錢穆葬禮也不參加。余英時的《談魯迅與周作人》說周作人當漢奸「是中共地下黨奉命促成的」，這是哪門子歷史學家啊？
再說和郭沫若的事，余英時談到郭沫若就酸溜溜的，但他十輩子都達不到郭的水平，寫文章誣陷郭沫若結果被扒皮篡改原文。（說句題外話，那篇《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 ，網傳載於《郭沫若文選》第12卷第765頁，請問誰見過至少有十幾卷，每本厚薄在七八百頁的《郭沫若文選》？錢穆的錢穆《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可是找得到的……）
最後預告：近日無聊，打算將鄙人對季羨林、陳寅恪等人的看法盡數奉上，讀了心中不舒服者，不妨早先取關。
如果說錢穆先生最讓我佩服的東西，那應當還是這段話，諸位當謹記：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刪答案。有些新答案看了太氣人。徐和葉的答案多少靠譜。
至於有些拿著史景遷黃仁宇當寶貝、連他媽的陳寅恪季羨林余英時都敢噴的，閉嘴。
我自己的答案？嘿嘿。
「老叫花的偷雞摸狗拳如何？」樓上正解略少。既然那麼崇拜錢穆先生，為何總是拿著他幾本通俗歷史著作和中國古代思想史入門書大吹特吹呢？搞得好像都讀得多懂似的。——總算還有一位談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朋友。這就好像誇武松英雄了得而不稱讚其豪情武藝，單單誇其酒量雄人而已。
錢穆最大的學問所在，在於依託乾嘉樸學考據的路子治史，進而試圖無限接近本真地還原古代社會和古人思想觀念，最後達到抽象中華民族共同精神、挖掘民族傳統中寶貴財富的目的。他的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理論，都絕非僅僅依據主觀分析，而是用綜合音韻、訓詁、互見發明的考據手段得出的。這才是錢穆最偉大的地方。他思想上也許對中國古代的認識過於理想化和溫情脈脈了一點，但治學的方法和許多考據成果無疑是珍貴的。然而，這些方法和成果現在已經被遺忘了，證據就是：樓上這麼多熱愛錢穆先生的朋友，沒幾個讀過《中國歷代學術思想史論叢》、《史記地名考》的，甚至不讀《論語新解》等較淺易的書。《國史大綱》什麼的，不過是九牛一毛的成果，是皮毛之學，遠不足以拿來管窺先生的學問。
望諸君勉之，既然喜歡，不妨多讀。有興趣，再細談。
陳寅恪先生在為王國維先生所撰紀念碑碑文中曾這樣寫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今天我們讀錢穆的著作，評價錢穆先生的學術人生，也應該有這樣的態度。此即陳寅恪所謂「了解之同情」，亦即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序言中所說的「溫情與敬意」。惟其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走近錢先生，了解錢先生，藉以獲得學術教益。
確實，作為史學家的錢穆，有其疏漏之處，流傳較廣的《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樣書更像是通俗讀物而擔不起歷史專著的名頭。而學術味道濃一些的著作，則更像是經學家所為，而跳出了史學的範疇，所以會有人認為錢穆更像一個經學家而非史學家，然而作為經學家的錢穆顯然也是不太夠格的。
因此，這種簡單的標籤式的解讀不僅無益於我們把握錢穆先生的學術人生，反而將它過分簡單化狹隘化了，畢竟，無論是史學還是經學，錢穆都算不得頂尖。
但是，作為古今東西的歷史夾縫中的學者，錢穆的價值體現，或許並不僅在於那些林林總總的考據引證，而更在於「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學術旨趣，在於大變革之際的堅守。讀錢穆之書，常有「原來歷史可以這麼讀」「原來歷史不是那麼回事」的感慨。可以說，錢穆在大潮流之外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而其本人則為之此生孜求。
這是我最崇敬錢穆先生的地方。
套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他是一位有情懷的人文學者，這種深厚純摯的溫情與敬意，植根於他對我民族文化歷史的深刻了解，植根於他對這片土地上幾千年文明的深沉熱愛，也出於他對我民族之過去、現在、未來的洞察、思考和信心。這種心態和關懷，是錢穆先生高出於一般學者的地方，也是他留給今天的人們最富有價值的財富。
前面的答案中一再提到《國史大綱》前言，其情懷所系，不正是這一價值追求嘛~謝邀。
朱學勤先生寫過一段，在我看來，對錢穆先生評價很到位。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那樣的書名，未及開卷，就讓人體味到儒家的生命觀照，是那樣親切自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則發育於師友。兩種生命皆不偏廢。
學者需錢穆的學術專著，一般讀者僅錢穆回憶錄即可獲益匪淺。錢穆以研究中國文化史著稱，他的回憶錄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國近代文化變遷的可信註解。
錢穆沒有讀過大學。但是他在蘇、錫、常度過的小學、中學生涯，同學中有劉半農、陳天華、瞿秋白，教師中有呂思勉等，一時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劍橋的博士都羨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鄉省親，當時聲望已不在呂思勉之下，呂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學講演，錢穆恭敬從命。一代國學大師，與當年的師長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學生自居。他諄諄告戒那些年輕的校友：
此為學校四十年前一老師長，帶領其四十年前一老學生，命其在此講演。房屋建築物質方面已大變，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對老師生，則情緒如昨，照樣在諸君之目前。此誠在學校歷史上一稀遘難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學生之講辭，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師長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講辭，深望在場四十年後之新學生記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師長教正。學校百年樹人，其精神即在此。
錢穆在學問上與新文化運動分道揚鑣，但是他公正地感謝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堅人物提攜了他。顧頡剛回蘇州探親，發現了錢穆的才華，推薦他進燕京大學任教。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是中學教師，一步登上了大學講台。後來，他與胡適失和，但並不影響胡適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這些回憶，反過來該能糾正一些時令學人對新文化運動及其人物批評過盛?
我喜歡錢穆的原因只是喜歡那一套錢穆豎排版繁體字的全集怎麼辦
雖然我們從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卻沒有學到西學精神的精粹，倒是學了一手工具。中國文化又因為胡適之先生們提倡的五四，課堂連最基本的四書五經也不教。古人所云基本只知而不能行。 不同時代學問一定都是與時俱進的，穆先生的學問正是我們這一代所匱乏的承上啟下的學問。 我個人身邊有不同宗教信仰，學術流派的朋友師長，我對他們尊敬的前提就是：對自己所持立論有足夠深厚的堆積，有著彌實的基礎。學問到了後期通大於異，千萬別認為賓四先生是那種隨便一讀書就成大師的天才（參學籥），也不是那種隨便立論的人（參宋明理學概論）。
我是來吐槽的。
前一段時間讀了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覺得還挺好玩的。近日就買了本《湖上閑思錄》讀讀，讀完之後發現槽點太多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舉一個例子
《湖上閑思錄》中第四篇文章「理與氣」的第二段。
我們只須從生物進化的常識為據，一切生命，直從最低的原形蟲，乃至植物動物，那一個機體不從生命意志演變而來呢？就人而論，人身全體，全從一個生命意志的本原上演出。因生命要有視之用，始創出了目之體。因生命要有聽之用，始創出了耳之體。因生命要有行之用，始創出了足之體。後來生命又要有持捉之用，才從四足演化出兩手。生命只是一個用，人身乃是一個體，並不是有了人身之體始有生命之用，實在是先有了生命之用乃創演出人身之體來。
錢先生您說的完全不是生物進化的常識啊。生物沒有高低之分啊，只有複雜與簡單啊。生物只是在適應環境啊。進化更不是靠什麼生命意志啊，完全是隨機的自然選擇啊。
錢先生不懂西學其實倒也沒什麼，畢竟那個時代的人對西學沒有什麼詳盡的了解也是正常，但關鍵是不懂就不要裝懂嘛。
錢先生對中學的了解令人敬佩，但是西學嘛，還是交給方舟子吧。
中西學比較這種事情就更不適合錢先生了。要不哪天讓方舟子逮著了，錢老先生晚節不保啊！！！
哦，對了，方舟子貌似對不能和他對罵的人沒有興趣。
先生的許多書尚未讀過，亦或是未讀完。但學生以為此亦不妨礙回答此問題。
本題所引最多的話似是《國史大綱》序的部分。我只怕有說說而已的人，有不理解此「溫情與敬意」，或是不理解先生「溫情與敬意」的人。
若真能理解此處，絕不會說出「迂腐」，亦絕不會說「孟子言『亂臣賊子懼』只是說說而已」，亦不會贊同。此序當是先生不易之論。
先生對「考慮，辭章，義理不可偏廢」十分贊同。對只知科學只有考慮的問題亦不是沒有說過，如今學生卻要問諸位一句：「義理何在？辭章何在？」
一位知友曾說，如今會治理學者甚少。其原意蓋不可曉，我則以為所謂治理學不唯讀書，亦當身體力行，不能束書不讀，更不能不知「致良知」。不能不求造道極致，亦不能不查切身時病。
言先生學術者，果能略知此處么？
余英時言先生是一位開放的學者。先生自然不會知錯不改，所謂「留面子」一類的話，真不知從講起？是小先生么？是不屑表達么？亦或是真不願多說么？所謂不願多說，果真不是看低了先生么？
讀《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後說得話。
此文，亦不能廢江河。
順帶一提，學生以為知乎上似有不少人對前人沒有尊重。至於朱晦庵，王陽明之類的人物亦是如此。
不求贊同，只願不妄言，不侮辱。
或者換句話，請閉嘴。
我只接連買且看過錢穆的《人生十論》和《秦漢史》這兩本書。只是,錢穆先生的書 我看的太少，尚不能完整的評價其人。不過尚可分享一下看過這兩本書後的感受：
以我常年、多門類、大範圍的閱讀經驗來分析，錢穆先生和他同輩的學者們一樣，都具有極高的古典文學素養。當他在寫一件小事，一個觀點的時候，可以一瞬間在腦中快速翻閱經史子集 詩詞歌賦…尋出一個恰當的典故或詞句，且以最恰當的方式使用之。
綜合的說，看此兩書的時候，有種看「大家小書」系列的感覺呢^_^~就是那種「厚積薄發」的感覺~
（一直希望自己也能像他們一樣得心應手的運用文字呢~！）
我的評價就是以上這些了^_^
順便說明一下，因為本人並非文史專業的，只是愛看書。主要還是在圖書館借閱的為主，買書時則有一些嚴格的標準（因為藏書已經太多，有更多錢換大房子之前只能盡量少買）~所以，凡是05年以後買的書，都是精挑細選——我覺得非常值得一讀再讀——的書了^_^
補充一個剛剛發生的故事。
一個師兄論文答辯，中間有一段涉及軍機處，然後他引用了一段《國史大綱》里的評價。
然後……被罵了回來
————————————————————錢穆是個繼承了清代樸學基礎的不錯的理學傳人。
如果把錢穆放到今天，他的學科大抵應該叫國學。拿錢穆的東西做做傳統思想研究還好。
然而居然有一群外行拿錢穆的東西作為討論歷史的論據。
呵呵。呵呵。呵呵。
重要的事情講三遍。
錢穆從來就不是個歷史學家，只是靠著國學的歷史底子寫了幾本歷史普及讀本。除了思想史界以外，我從未見過歷史學界有人引用錢穆寫的東西。
拿錢穆捧中國古代的和黑少數民族的可以消停了。討論歷史請引用具體領域研究者寫的東西，不要看外行寫的東西。
錢穆是我最喜歡的歷史學家。
他在那個民族否定的年代肯定中華文化，並客觀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提出中華文化與制度上的合理性與優越點，而我們在而今的重拾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才發現他的執著與堅定，中國立政權，必然要植根於中國的歷史與特點，毛懂的這點做了領袖，錢知道這點成為了大師。
對於錢在台灣的一些爭議，從來都不是因為學術觀點被質疑，而是政治上對蔣介石的支持，後來台灣民主化反蔣思潮興起，人們開始詬病錢穆的立場。但站在錢穆的角度，蔣支持國學，給錢穆辦學上的支持，自然要回以客氣。歷史學家對於完美的政體從來沒有執著，態度自然超脫一些。錢離開大陸，更體現出他的睿智。錢穆更是細緻的人，對於自己的藏書手稿非常重視，才不會出現陳寅恪那樣資料丟失的情況。評價一個學者，要評價他的代表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和《國史大綱》明顯是屬於普及之作，看了這兩本書就來噴錢穆是非常狂妄的，就好像讀了《治史三書》而根本不知道《唐代交通圖考》的存在，就來評價嚴耕望的學術地位一樣。
奠定他在學術界地位的是《先秦諸子系年》，可能還有後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朱子新學案》。《先秦諸子系年》在史學界是很拿得出手的著作，就憑這本書，說他是史學大師絕無過譽。何況他還培養出了余英時。
想快速了解錢穆的史學造詣，不妨讀讀余英時的《一生為故國招魂》和《猶憶風吹水上麟》。作為對題主的回答我只說一句。煩請所有回答者：
少亂放大話。什麼「民國學者水平就那樣了」，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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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想，還是多說兩句
過去的學者的文字，我們今天看，有時候是看內容，也有很多時候，只是看他們的方法、體系、學識。
舉兩人為例
錢大昕。錢甚至被稱清代考據第一，雖然誇張，但可見其功力，以其居清代考據之巔峰，當無異議。其論著，今人固多引用，其名至今不衰，但是如果讀他的著作和文集，稍有了解的讀者恐怕都能增補訂正。是他的水平其實沒那麼高？不是的。是我們更聰明更有功力呢？更未必然。只是我們今天還能踩在錢大昕之後至今為止的百年來的學者的肩上而已。（更鮮明的例子也在高郵二王段玉裁身上）
再說錢穆。錢穆可貴在哪裡？著作的學術成果確實是一方面，一些著作的結論如今仍有活力。（舉一例，也是本題大多忽視的一方面，歷史地理學。辛德勇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第一篇文仍有引用錢穆說以參考）但是要注意到，從清代到今天，錢穆是一位異峰獨起的學者——不是人人都能一以貫之圓融自如的駕馭通史（大家可能會想到國史大綱，其實國史大綱只是表徵之一）而會通專門史的。這是尤其難能可貴的。小子後生，學問淺薄，不敢說是前無來者，但敢說後來難繼。（余英時雖通，但如我一友所論，其實不甚精，特別是沒有制度史的根基，是為大忌。當代學者中我雖然喜歡余，卻也不必誨言）具體到微觀，以錢穆先秦諸子系年來說，錢穆的考證，也莫不是立足於大方面而不汲汲於無關宏旨的小細節，（開篇考孔子生卒年有自我闡述，不過此例不必舉，一提即可。案邊無書，也未能詳為舉例）然後勾勒出戰國史一幅宏大的圖卷。不過，這也並不是沒人做到。更難得的在於，翻檢其全集，會發現他的論著，主題雖異，精神一致，且能提出許多啟發性觀念。如他的中國史學名著，雖然是講課稿潤飾而來，但是只有錢穆，能通過對幾部史學著作的描寫，比較詳盡的寫出中國史學史的面貌（作為講課稿改寫的書，已經相當詳盡了），其後胡寶國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史，於此亦有所得，（有文章，其中也有批評語）說實話，我認為像這才是真正應該好好學習的。（陳寅恪亦如是。其方法史識，確實不同凡響。且近讀劉浦江談陳寅恪文，評價亦篤）
「著作等身」
在台灣交換的時候，幾次去錢穆故居做志工。
故居的工作人員在二樓樓廊右邊把先生的著作（同個出版社）疊起來後做了一個高度表，
像我親眼看到才震撼，一生努力長的身高都沒有先生的著作疊起來高。
上過錢穆先生弟子的課，她說：
「所有古人思想都是在大環境小環境下的產物。我最佩服錢先生的就是這裡，他能夠將心比心，借著少少兩條數據推論出其人思想內容，且說的半點也沒錯。只有進入一個人的全副身心裡，才可以了解一個人，可以在沒有數據下、沒人討論的地方有講論的空間。」
評價錢穆，也應當將心比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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