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評價朱熹這個人?我認為他的過遠超過他的功,甚至罪大惡極。?
本來孔子是個很豪邁,思想境界相當深高、寬廣的人,在他的影響下,中國人有著特殊且無與倫比的創造力。但就在此人出現後,從此中國人的思想完全禁錮在他的《四書章句集注》里,孔老聖人的經典被這個批註一下,被那個批註一下,結果注來注去,都是自己的觀點,很多都不是孔子原話的真正含義,後人完全活在各種注里,花盡心思研究這些注,漸漸喪失了個人獨立、自由思考的能力,影響至今、至深,實乃罪大惡極!
「一種學問,總要和人之生命、生活發生關係。凡講學的成為一種口號或一集團,則即變為一種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義與生命。」
儒學根本,實在是與生命、生活脫不開,若要捨棄生命、生活談儒學,不過是胡言亂語。
若說弊病,實不在朱子時,自孔子時已有之。學者不能將生命、生活與學問視之為一,自然生種種弊病,不必怪罪前賢往聖。
今日要論孟子、荀子是非,要論漢宋是非,要論朱陸是非,不妨先問自家是非。自家是非最易知,亦最難知。意必固我,能免乎哉?
讀書再多,不能踐仁行義,也只是自欺欺人。遍讀群經,未必是君子;不識一字,亦可為正人。
「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不能與自家生命、生活打成一片,終究可嘆。若以此自傲,亦可謂「假寇兵,資盜糧」,弗思甚矣。
晚安。
遠早於《四書集注》的 十三經里的《論語、孟子註疏》取的並不是晦庵的注,何來禁錮人思想從他的注書開始?注論孟的人多如牛毛,鍋可不能給他背啊。
自古聖人非虛名,禮教禁錮人不是儒學本身的原因,而是統治者將它變成了工具。同理,元明清(特別是明清)八股害人,非是晦庵的學說本身會禁錮人思想,而是統治者想禁錮人思想,然後拿《四書集注》當工具而已。
題主甚至不用讀完晦庵的某本書,只選讀隨意幾行,都不會得出這種結論。
朱熹的歷史與價值
——陳來教授接受法國戴鶴白教授的採訪
戴鶴白(以下僅簡稱戴):陳教授您好!今年是朱熹誕生880周年,中國北京、福建等地,都將舉辦關於朱熹的討論會和紀念他的活動。我今天要提的問題都是圍繞這個在西方既很出名又很陌生的中國宋代哲學家。您對朱熹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您認為在中國的哲學史中,朱熹佔有什麼樣的地位?
陳來(以下簡稱陳):我覺得在中國哲學史上,有兩個人的地位最重要。第一個當然是孔子,孔子對夏商周,一直到春秋的文化,對早期中國文化作了一個總結,並把這種總結上升到哲學的高度,這是第一個貢獻。孔子,他通過這種總結和哲學的提高,開創了儒家這個哲學學派,這個學派成為中華文化的主要部分,影響了後來兩千五百年的整個中國文化。朱熹比孔子差不多晚一千五百年,他是中國文化史上另一個集大成者,他的作用可以說和孔子幾乎相當。那個時代,一方面,他總結了孔子以來儒學的發展,所以他也具有總結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有了一個提高,這個提高是新的——面對佛教文化的進入和佛教文化對儒家文化的衝擊——他要重建儒學的思想和哲學基礎,比如說:宇宙論、心性論、修養功夫,他要做一個重建,這些成就都是集大成式的。所以,孔子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集大成的人物,而朱熹則是孔子以後的第二個。朱熹的思想,從十二世紀以後,一直影響到十九世紀。元明清,從南宋末期到元明清三個朝代,都是以朱熹的思想為正統,當然它也受到很多的批評和挑戰,但我想這沒有關係。另外,如果從整個東亞看,韓國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還受到朱熹思想的影響。日本也有幾個世紀,特別是十七、十八世紀,朱子學的影響比較大。所以,我想,朱熹的影響和孔子一樣,一方面在中國發生這麼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東亞的思想和文化歷史上,也有這樣重要的地位。
戴:您把他放在第一還是第二的位置上?
陳:第一是孔子,第二是朱熹。
戴:那麼後代,明代的王陽明,您認為他的地位沒有朱熹這麼高?
陳:我覺得(陽明)沒有這麼高。因為他的時代比較晚了,已經到了十六世紀初,這期間差了五百年。有個笑話,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有很多人喜歡做這樣的事,歐洲是,美國也是。就是看在過去的一千年里,因為現在要進入新的世紀,看看過去的一千年里,有哪些影響世界的人物。在這個list里,有朱熹,但沒有提到王陽明。王陽明沒有這麼重要,時代不同了,因為他們差了五百年。
(中有省略,與本問題相差太遠)
戴:朱熹的思想在近代受到很多人的排斥,是因為他代表正統。那麼,在現代呢?你認為朱熹的思想在現代有什麼樣的地位呢?有沒有很多人研究他?您認為,現在的儒學復興是一種表面的現象,還是真實的內容?
陳:不,我覺得不是表面的。現在中國人的心情是真實的,希望文化有一個復興。但一個新的復興是不容易的,需要有新的朱熹出現,新的二程出現,新的思想家出現。在二十世紀,已經有一些新的儒家思想家,比如說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這些都是二十世紀新的儒家哲學家。二十一世紀應該有新一代的儒家思想家,因為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他們繼承儒家的思想著作,都是在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寫的。到了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整個主流文化是批判儒家文化的,批林批孔。在這個半個世紀里沒有出現新的儒家思想家。現在呢!雖然大家,老百姓也好,知識分子也好,雖然他們對傳統文化有興趣,雖然對傳統文化有興趣,也希望了解學習。儒學確實是在復興,但是這種復興還是在文化上的復興,還不是哲學上的復興。所以現在有小孩子念《三字經》、念《論語》,這表明文化在復興。但真正完全的復興,須要有新的思想家的出現,比如像熊十力、馮友蘭那樣的人,二十一世紀儒家的復興才能真真正正地發展起來。所以這個復興真的是真的,但現在才剛剛起步。
戴:現在中國社會,可以說有一個大的「運轉」,甚至有人說是一種「復辟」。那麼,現在對朱熹的恢復、平反,剛才說他受到批評,這是不是反映社會的整個運轉?
陳:這個社會變化很大,特別是從毛的時代過來,我們到了後毛時代。從鄧開始一直到今天,整個社會結構變化很大。大家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對文化的理解也產生了變化。如我剛剛講的,人民一般來講,對於他們自己的傳統文化越來越有興趣。但是也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對文化傳統持一個批判的態度,特別是學習現代文學的學者,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比較深的學者,比如說北京大學有些學者。他們仍然是對朱熹,甚至對孔子這樣的人持批評態度,這樣的人還不少。但是,我想,雖然這些人還在,但是這個情況正在變化,他們的力量越來越小了,同情傳統文化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在這裡面還會有爭論,還會有人寫文章批評朱熹,但是我想這個形勢已經改變了。如果你看未來二三十年,朱熹的地位會越來越高才對。
戴:我最近在法國翻譯了朱熹「戊申封事」寫給皇帝的公報,他直接或間接地批評了孝宗皇帝的一些缺點。那麼這種方式您認為在南宋時期是普遍的嗎?那是朱熹個人的勇氣是非常突出的,還是一般文人都具有的?
陳:封事,這個事情在南宋是普遍的。如果你沒有機會和皇帝當面表達你的意見,你就可以寫封事,來表達你的政見。我想就朱熹而言,對他來講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什麼呢?因為孝宗皇帝不太喜歡他,特別不太喜歡他講的東西。他明明知道孝宗皇帝不喜歡他講的東西,他還要講,這就是勇氣。因為在「戊申封事」之前,他在春天的時候到杭州去,路上就有人和他講,說你這次去,不要再講正心誠意。因為他以前每次都是講《大學》,正心誠意,格物。這是什麼意思呢?讓皇帝加強自己的修養,看看皇帝的心正不正?他就是說皇帝的心不正,因為你的心不正,所以容易受到小人的影響,所以他講的這套東西皇帝不愛聽。三十幾歲他就講這個,三十三四歲,他見皇帝,就講這些東西,格物致知,就是說你陛下你要正心誠意。所以在戊申年去見皇帝的時候,有人就勸他說你講的東西是皇上最不喜歡聽的,你這次就別講了吧!他說,我怎麼能不講呢?不講就是欺騙皇帝,我要把我真正的想法講出來,如果我不講,就是欺騙,因此他就接著講。當時可能覺得講的不夠吧!回來在冬天就寫了這封封事。在這個之前,十年前,庚子年,他又有庚子封事,當然他那時講的具體的東西比較多,但也是一貫。所以我想,當時的士大夫批評皇帝並不奇怪,但朱熹是一個代表,因為他講的都是皇帝不愛聽的,明明知道皇帝不愛聽,他還要講。我想,孝宗皇帝還算是不錯的,因為他的封事送到皇帝那裡時,已經是夜裡,皇帝還要起來把燈點亮,還要一篇篇看。看完之後雖然沒有那麼高興吧,我想還是有點感動,心想這個老頭,這位老臣,他還是為朝廷,為皇帝著想,所以還是受到一點感動吧!你覺得呢?
戴:我覺得是這樣的。朱熹的晚年,最後五年,即在慶元那個時候,他的學說被禁止了,甚至的儒家的著作都被禁止了,因此就有人將其稱為「封建時期的文化大革命」。
陳:這個我想不能說是「文化大革命」,因為它的所有的方式都不一樣。文化革命,如果從它的方式來說呢!它是從群眾開始,動員老百姓,來反對領導幹部、當權派,它的動員的形式是這樣的。不是皇帝下一個決定,或者像今天一樣,比如說今天的中央政治局下一個決定。它是在大學,讓紅衛兵起來造反,讓廠里的工人起來造反,讓學生造校長的反,一級一級往上,它是這種形式,動員的方式是這樣的。這個是在古代是根本想不到的方式。另外,從鬥爭的性質來講,文化革命是兩個政治集團,是毛跟劉的鬥爭,都是跟毛相當的領導地位。朱熹,沒有這種政治權力,他只是一個給皇帝講書的大儒,他只有道德的象徵、知識的象徵。所以說是不一樣的鬥爭,文化革命是兩個高層的政治集團的鬥爭,而皇帝和朱熹則不是。皇權的結構到底是不同的,因為在古代,皇帝還有這個權力,說不要趙汝愚就不要他了。而毛沒有這種權力,他不能說不要劉就不要劉了。所以他找到一些其他的辦法,把全國人民召集,反對劉,然後把劉打倒。另外,這主要不是皇帝和趙汝愚的矛盾,而是韓侂胄集團和趙汝愚集團的矛盾,這是不一樣的。另外,文化革命的社會影響很廣,因為毛有一套改造社會的方案,他要按著這套方案改造中國,所以所有的幹部都到五七幹校,學生都到農村去。他按照整個改造社會的計划去實現,這個跟還是不一樣,它是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但是朱熹受到這個影響,朱熹受到趙汝愚他們鬥爭的影響。
戴:他自己是沒有受到迫害的,他的學生是受到迫害。
陳:他也算是受到了的,因為罷了他的官,等於沒有工資了。說朱熹罪大惡極的能先了解一下朱熹有哪些書,有哪些思想,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針對什麼樣的事情說了什麼樣的話再說好不?動不動就說誰誰誰罪大惡極誰誰誰如何如何,你是只知道高中教材的高中生么?
如果一定要認為朱熹的四書集注禁錮了中國人的思想,那為什麼不把四書集注讀一下再來判斷呢?
朱子何罪之有?把責任全推到朱子身上,要朱子負責,那自己的責任呢?這就是自己不行,卻怪祖先無能,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不用過分責怪朱熹,中國自宋開始的落後,本身也是孔子局限性所致,孔子萬萬當不起你的誇讚。孔子是一個道德至上主義者,他鄙視甚至無視物質生產,鄙視普通民眾。樊遲問種莊稼的事,他說不如老農。然後他表達了他的觀點-----「想學農學的是小人!只要君主領會了仁義道德,四方的民眾都會來歸附,還種啥莊稼啊?」(焉用稼)。
在孔子的這種思想下,不用說研究自然事物,實用技術的人都被深深的鄙視了。 孔子的想法如果推而廣之,神農氏,有巢氏,燧人氏這些古代聖王,其實都是小人。當然,古人既不敢得罪孔子,也不敢褻瀆聖王,他們避而不談這種問題。中國的科技之所以落後,也許就有孔子思想的影響。
然而,孔子只是一個有點名氣的普通人,他阻止不了別人學稼,他的思想被推到統治地位,才是阻礙科學技術前進的原因。
社會學的思想上也是這樣,孔子的思想如果不被推到最高位置,就不會壓制其他思想。
朱熹豈能擔這個責任?這個責任是歷史形成的,還是得由歷史上的全體知識階層負責。
友情提示,以下為個人觀點且非常偏激:
中國千古罪人兩位:董仲舒、朱熹。
董仲舒:罪不在「獨尊儒術」,而在「廢黜百家」。從根源上導致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倒退和禁錮。尚且不提其「公羊治獄」「天人感應」「三綱六紀」。
朱熹:單就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朱熹確實理學大師。但其在奏疏中曾言:「凡有獄誦,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理學大師,以理殺人。「存天理,滅人慾」。其罪更甚於董仲舒。
有人說,他們無罪,罪過的是那些過度解讀以及利用他們思想的人。且考慮一下他們的短期貢獻和歷史局限性吧。
不,若容他們的思想,請更容我偏激一回:Shame on me, but blame on them.
但事已至此,是英雄或罪人又如何呢。我們連更近的歷史都無法正視。
去年看《近思錄》,一看就愛不釋手,大半年下來看了幾十遍。對治自己的習氣,力量很強大。感恩朱子!
這鍋朱熹表示不背。
子孫後代混的不好就怪祖宗咯?那豈不是現在我們人人都要自危了?朱熹說我走自己的路,關爾等甚事?書寫的不好可以不看嘛!看了也沒說要你就此唯命是從啊,自己不會推陳出新嗎?中國人近代打倒孔家店,現在又要反朱熹,能不能做點實際的?有本事自己寫部書也來影響一下後世怎麼樣?這事兒要怪就怪朱熹學問太廣大,被人利用了。
朱熹作為一個新儒學的一個集大成者,他的學術成就是相當高的。我在沒有讀過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前,老實講讀四書是不容易把握其中很多概念的具體含義的。比如什麼是仁,論語里出現最多的概念,但是它每一次出現都不是一次定義式的出現,而是一次特定範圍的描述。朱熹第一次系統的把儒學的很多概念進行了理性定義。這種定義可能縮小了儒學的範圍。但是它在縮小範圍的同時,加深了儒學中一些學問的深度。這個貢獻是非常巨大的。就好像西方有了系統科學一樣,因為朱熹的系統性讓儒學呈現出一種理性思維的一面。當然,他也是站在北宋五子的肩膀之上完成了這一歷史性的開創。最後確立成官學,並非朱熹的願望。同時,在朱熹一生過程中,他的思想也並沒有成為主流。後來因他帶來的思想禁錮並不是他造成的,而是帝國統治者的選擇。所以說朱熹罪大惡極是偏頗的。和朱熹的理學相比,王陽明的心學顯然少了幾分嚴謹,多了幾分中庸靈氣。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儒學發展的蓬勃現象。每一種思想剛開始孕育的時候總是混沌的,經過後人不斷的發展,才呈現出越來越清晰的脈絡。在這種發展過程中,當然會導致一些學問的忽略,或丟失或曲解。當我們看待儒學的時候,當然不光只看朱熹的儒學,也看王陽明的心學,也看孔孟的儒學,在這樣整體的認知下,我們才可以看出每一個發展儒學的個體怎樣貢獻出了這樣一個儒學整體。
他的功遠大於過~說白了沒有把人慾里接近獸慾甚至已經是獸慾的那些客觀現象具體化描述~~~所以很容易被後人180°對立面誤讀,或者過分解讀~造成別人覺得誤解朱熹的觀點。
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說的未免可笑了
時代的需要,不能拿現在的眼光看當時的事
同意。 尤其他的孟子升格運動,改變了整個中國學術思想史,如果升的是荀子,難道中國會是後來那副鬼模樣?!
什麼東西宗教化之後都這樣。。。目前也就看著飛面神教沒這樣(#滑稽)
那如果明太祖姓程那二程就會被批鬥啦?
朱熹哭暈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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