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喀琅施塔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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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喀琅施塔得事件是壓死「戰時共產主義」這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解決了白匪們的威脅之後，餘糧收集制已經佔有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八十，超過1913年稅收的一倍，成為農民肩頭沉重的負擔。從而導致了20年代初期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不為推翻蘇維埃政權，只為了減輕賦稅和負擔）。在叛亂還未被平息的1921年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立即廢除戰時共產主義的決定，用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

第二點，喀琅施塔得事件給黨內派系林立問題畫上了句號，黨內部無休無止的派系爭鬥也與當時的爛攤子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由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工人反對派引起的關於「超工業化」以及「工會國家化」（黨委完全撤出工業體系，將工業管理權交給工會）不但激怒了列寧為首的老革命家們，內部互相傾軋也在不斷削弱這個新生黨的威信與力量。所以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中通過了《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
「今後禁止黨團和派系的存在，從現在起，對於繼續從事派系鬥爭的黨員，中委會可以採取任何懲罰措施直至直接開除出黨」（這是列寧的提案）。
從那時以後，黨應該只有一個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

第三點，這是托洛茨基的一次重大失敗，喀琅施塔得事件引發的後果標誌著托洛茨基「超工業化」理論的破產，在政治層面，第十次代表大會中新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托洛茨基倚重的三人（列斯廷斯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以及謝列布里亞科夫）全部沒有入選，從那時開始，托洛茨基已經無法控制書記處做出任何決定，也失去了在組織局中佔有的大多數的優勢

俄國革命本身就是很複雜的現象，它不是依靠單一的革命力量，相反是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立憲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裹挾在一起，形成一股奇特的革命力量。但站在歷史前台的布爾什維克卻是這股力量中最弱勢的一支，這種矛盾一直貫穿在蘇俄建政的歷史進程中。
十月革命前後，俄國出現了遍地蘇維埃，遍地委員會的混亂局面，這些勢力都具有極強的政治獨立性。如孟什維克控制的全俄鐵路工委會等。
喀朗斯塔德兵變反映了當時這種歷史現象的最後一次掙扎。

關於@安拉的問題我簡單回答一下。

羅曼諾夫王朝倒台後，俄國最現實的問題是：誰是俄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哪個最高權利機關可以來組建政府？
最基本的答案就是：帝俄剩下的國家杜馬。和在其基礎上建立的臨時政府。
但很多被排斥在杜馬之外的革命黨和在杜馬中沒有勢力的左翼政黨就不答應了，比如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人。
所以1905年革命的遺產蘇維埃再次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但蘇維埃里的勢力太多啦……
有布爾什維克（影響力只在幾個大城市）
有孟什維克（控制了全俄大量的工會，布爾斯維克1917年在工人中的控制力太小）
有中間路線的區聯派（在彼得格勒的軍人和工人中有極大的影響力，托洛茨基就是區聯派啊）
有左翼社會革命黨人（農民中的大黨）
所以列寧也只能說「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你搞「一切權力歸布爾什維克」，玩不轉啊。
列寧偉大之處，在於隨時勢而動，聯繫了左派，再清理了左派，最後才有了蘇聯。

聽聽托洛茨基同志是怎麼說的吧：

托洛茨基談喀朗施塔得水兵叛亂3篇

草創不久的工人政權，曾與哥薩克、農民乃至某些工人（烏拉爾的著名白軍「工人團」9！）頻繁衝突。交惡的根源，是工人（消費者）與農民（生產者、供糧者）的矛盾。貧窮匱乏的鉗制下，工人階級也曾內部分裂彼此敵對10；敵視程度視各群體與鄉村紐帶的強弱而定，紅軍同樣受到鄉村影響。內戰年間，我們多次被迫繳械某些動搖團隊。「新經濟政策」減弱了工農摩擦，但遠談不上消滅矛盾。同時，新路線使富農再生，於三十年代初再度促發農村內戰。「無產城市」和「小資鄉村」的關係史上，水兵叛亂只是段插曲。只有把握革命歲月的階級搏殺總體進程，才可理解這一插曲的含義。與內戰年間小資產階級的諸多運動及暴動相比，水兵叛亂的唯一差異是較大的境外回聲。

要塞社革黨徒的根基是水兵與警備隊的鄉間子弟。無政府派人頭最雜：少量與列寧派同聲同氣的革命者（茹克、壬列茲尼科夫）、比左翼社革黨徒還迷糊的城市小資（占本派多數）。兵代會主席是個黨外人士兼「無政府主義同情者」，實為庸庸文員；過去他向皇上鞠躬，如今沖革命敬禮。孟派缺席、社革黨「左傾」與小業主們的無政府色彩，統統得益於艦隊階級實踐的尖銳鋒芒和無產水兵的壓倒影響。
水兵們曾書寫耀眼的革命詩篇，但內戰改變了一切。要塞和艦隊的老兵有系統地奔赴新戰場。……1917-1918年間，水兵的覺悟遠高於紅軍整體水平，構成首批紅色部隊和許多外省蘇維埃的骨幹。留守後方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班傢伙，卻敗壞得一無是處；總體上講，他們的思想水平遠低於紅軍的平均高度。

當彼得格勒的饑荒日甚一日，政治局多次討論能否向庫存尚豐的水兵借筆「內債」。首都的工人代表卻告訴我們：「甭做好夢。他們把布料、煤塊和麵包弄去黑市。如今要塞裡頭儘是些王八羔子」。苦澀的事實，與後來人一相情願的粉飾頗有出入。
補充一點：部分怕打仗而打算越境回國（拉托維亞、愛沙尼亞）的原波羅的海水兵，以「志願軍」名義進駐艦隊。他們骨子裡厭惡工人政權，並於叛亂中痛快發泄了內心的恨意。

只有腦殼空空的笨伯，會以為馬家軍或水兵叛亂體現著「無政府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抽象鬥爭。究其本質，上述運動是小資農民的政治掙扎。小資產者想擺脫資本重壓，但抗拒工人專政。限於自身的社會地位，小資產階級說不清——也沒法說清——自己需要何種秩序。因此，他們輕易地變換旗幟（無政府主義、民粹派或「綠林」），以掩飾混亂的要求與期望。

拋去華麗口號與虛偽標籤，便能察覺那場暴動只是小商品生產者的武力示威：社會革命的艱辛和工人專政的嚴峻激起的反動逆流。讓有產自由派和社革黨緊抓不放的著名口號「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反映了這一逆流的本質。資本的某些優秀代理明白一件事17：代表會喪失先鋒黨政治領導的後果，是工人政府的死亡。孟派和社革黨統領工代會的實踐—— 不必說德奧社民黨控制蘇維埃的經驗——已證明了上述論點。社革黨和無政府派領導的兵代會只有一個功能：充當工人專政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過渡階梯。無論暴亂參加者有哪些個人「理想」，他們扮演不了其它角色。結論：水兵之亂帶有反革命特徵。

民主和社會主義是基本原則，而革命的水兵對此加以捍衛，就算是我們的領袖列寧和托洛茨基有時也會犯嚴重的錯誤，誰背棄了無產階級民主、獨立工會、世界革命和計劃經濟，誰就背叛了革命。

這次事件其實已經體現出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俄國社會湧現出的各種矛盾，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矛盾，勞動人民與資本家的矛盾都是當時社會主要矛盾。這次事件是一些俄國人民群眾以及許多水兵對於新生蘇維埃政權的戰時共產主義以及由全俄肅反委員會所發動的「紅色恐怖」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的不滿所引起的，這次事件也使列寧以及蘇維埃政權轉變政策，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而新經濟政策也使整個俄國社會的狀況逐漸好轉，使俄國慢慢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可以參考《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馬赫諾運動、喀琅施塔得起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列寧主義問題》。

本來只是聲援市民，沒想到官僚粗暴對待，遂升級為軍事抵抗，最後遭致不幸。
我不認為水兵有多高尚，他們開頭只是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