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儒家治國還是法家好，抑或黃老？

12-25

漢初時期用的是黃老，很富強。秦國用的是法家，一統六國，後來就一直是儒家了。但我看來儒家只是很利於統治者，對整體社會並無多大更好的地方，望賜教。

謝邀！首先，我要糾正一種觀點，即先秦沒有所謂後來的九家區別。法家這種後起的稱謂根本在先秦沒有認可。唯一見到先秦首次開始用類似後來家的講法的是韓非子的《顯學》篇（儒分八派，墨有三家）。在荀子之前，可信的幾篇講評先秦諸子學說的文獻《屍子·廣澤》、《荀子·解蔽》、《荀子·天論》是一人獨成一家，《莊子·天下》或以兩人一家或以一人一家，唯有《荀子·非十二子》篇是以二人一派相論。可是問題是，《荀子非十二子》舉出很多人是不是一派的，這個也沒有定論，只能是說他們在某一問題上的某一看法相近。可是，先秦思想哪裡只有這麼一個問題，你假設有兩個問題，每個問題有兩種見解。立馬就有四個不同思想的人出現，更何況先秦的問題常常超越兩解。所以說，先秦思想，諸子（不是後人）自己來看，任何人都是一家也就是一家。但是後來記敘的時候，如若人人都舉一家，那麼也太繁瑣了。後來只能撮其要旨，差不多同的並做一家（司馬談《六家要旨》）。這樣的好處自然不必說，首先是在大體上能把握，其次等於間接知道了治書的門徑，最後後人檢閱起來也很方便（後面也流行起來可作為佐證）。可是老是這麼講，卻會抹殺了人對先秦思想流變的理解（相較而言，只會認為先秦的各家學說是嚴格界限的，是門檻很高，出主入奴的）也會讓人看問題的時候，停留在相對較淺的一層而在也不深入下去。
這是我先要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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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來說說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首先儒家是什麼？題主能夠講清楚么？如果你將儒家學說認為成道德理論，那麼我想說，原題這種利於統治的說法實在太過於偏見。道德這種東西，本來就是跳脫一家的看法。即使你把儒家創始人看成孔子，你也不能忽視，仁義禮智信的講法不是從孔子之後開始的，《尚書·洪範》、《尚書皋陶謨》早已經開始強調道德的重要性。簡言之，你認為一個不講道德，不誠信，不仁義，好逸惡勞，貪嗔痴恨的人在社會上能夠活得很好么？老畢一句話已經被人罵死了。把道德看成政治之後的東西，以後少講。所謂的政治，是依照當前環境和社會基礎選擇的勢能最低的一種社會管理方式。道德是先於政治存在，政治的統治也必須依照道德律來做事（至少不會違反此律到嚴重的地步，否則接下來是管理方式的失敗和重組。）
其次再來談法家是什麼？你認為商鞅、申不害、慎到、韓非子就是法家？我在開頭就先說過了，先秦是沒有法家這種稱法的。其次，周朝及周朝的各個諸侯國也是用法治國的。秦朝為什麼起得來？是因為他搞改革，他搞的是社會管理制度上的變革。這不是信所謂法家的結果，還有當時所有的環境加起來導致的結果。打個比方，你原先用手開墾，後面用鋤頭開墾，你覺得是哪一種更加方法會推廣？皇帝又不是傻子，非要別人來說才搞？先秦搞得厲害的那叫改革家，不是法家。
孔子搞過改革（任司寇），商鞅和申不害搞過改革，吳起也搞過改革（硬要分家，這人是兵家）而歷史在這群改革家面前的回答都是驚奇地一致，國家經過改革，一派新面貌，欣欣向上。為什麼，歷史發展，舊的東西已經不適應了，那麼就要變革，只有變革才能跟的上歷史的發展。秦國六國里堅持搞改革最久的，也是搞改革最大的，如果它不統一天下，這才叫天理難容！
最後在來談黃老問題。我還是先問，你知道黃老是什麼？有人肯定會說黃帝和老子。從某些方面說是的。但是也有人提出來，黃是黃石公（給張良授書的那個），或者說老是老萊子的。當然這裡不從這個名字上爭論，這裡討論以「因為學說託名黃帝老子而稱」的黃老。那麼我就想問，確保真的讀過史記了嗎？漢初蕭何律大體因照秦律不進行過多改變，後來的蕭規曹隨，秦朝設立的挾書律，一直到漢惠帝才除。可見漢初治民，是依舊法不過大改革（如果改革，請參wg）。這是第一點，漢朝不廢法。其次，在給你強調一點，黃老和單純的要廢盡仁義道德的老派是不一樣的兩個概念。黃老很明顯的一點是儒道的合流（參考《黃帝四經·經法》、《黃帝四經·十大經》《文子》《淮南子·原道》《本經》各篇）什麼叫儒道合流？兩家觀點相互整合之後形成既具備這家特點也具備那家特點的新學說，儘管這種新學說是包著舊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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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完這三點之後，我最後來解題。（我的解題需要題主你自己參透，我不點破）
我很贊成一個觀點，先秦兩漢的子學是一脈相承的，換言之，先秦到東漢末意味著思想的自我選擇和自我融合。先秦出了那麼多流派，那麼多名著，這就像是青藏高原上流出來的小溪，到了秦初出現一次小型的匯流（《荀子》討論諸家的學說的篇章、《呂氏春秋》的編纂）而後是幾個主要思想體系的融匯和再分裂的過程，一直到東漢末諸子的才算是出現了一次大融合（王充《論衡》仲長統《昌言》荀悅《申鑒》等）在這個過程中，以董仲舒為代表實現了陰陽家和儒家的融合（其實包含後來所謂的法家）以賈誼為代表的實現了儒家和法家的融合，而後接下來出現的司馬談《六家要旨》是體現了對諸子幾大思想體系的綜流，直至漢末，這些先秦思想（注意是先秦）已經是或批判或宣揚的融匯貫通。然而，這時候我們興起了道教，傳來了佛教，更遑論漢代出現的新思想。這就像長江，到了上海的入海口還有支流不斷匯入。
與之對應的歷史，荀子呂不韋代表了秦的統一開始，董仲舒、賈誼代表了漢代由休養生息開始轉變國策，司馬談六家要旨的出現更是武帝年份里那些輝煌時候。漢末諸子則代表了漢代結束，而新思想新風潮和這些總結思想一起，進入三國兩晉南北朝。
一條河裡需要的，不是某一條支流，而是這個流域里，所有能夠奔騰向前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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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寄語那些看法只停留在題主問題層面的人，歷史遠遠比你現在所看見的要複雜。

漢朝初期是黃老之學，大家別以為就是道家的煉丹啥的，那是以後，管仲啥的就是黃老之學！但是呢，儒家啊法家啊縱橫家啊墨家啊等等等大家也都能存在，都有當官的，那個是張倉吧我記得？修訂九章算術，連數學模型都弄出來可以建模了···算是黃老為主，百家爭鳴

優點就是和現在的美帝差不多，法律沒規定的你隨便搞

缺點就是民間巨賈違法亂紀

竇太后的弟弟還是呂后的弟弟來著？沒和姐姐認親之前就被賣到煤礦里挖煤，九死一生才逃出來和姐姐相認

哇塞，

這漢朝先進的，直逼工業革命時候的我大英和後來的大美帝啊！

而且，像是郅都啊張湯啊寧成啊等等，就代表了美帝的聯邦調查局的胡佛的角色

有事沒事兒殺幾個豪強

那時候漢代官員到了一個地方，啥也不幹，先殺一波豪強，然後大治

（後來儒家大興，儒家大師們到了一個地方，先殺一波當地喜歡訴訟的，話說豪強對付你還用訴訟？然而儒家畢竟是跪舔上層的學說··，然後也就安靜了，我記得包黑子就干過這事兒）

要是就這麼下去，我估計隋唐時候步入資本主義沒啥問題

但是呢，這樣對皇帝不友善

漢文帝就有過被馬驚了，想殺人，結果大臣說，人家按法律只能這樣那樣，最後按法律判的

這皇帝很不爽啊

於是漢武帝就琢磨這，這諸子百家，還是儒家最貼心

是吧，我想艹皇太后還是想上兒媳婦兒，是想三從四德還是想貞潔烈女，這些儒家大師們都能給我造出來理由和借口啊，我想幹啥幹啥啊

於是罷黜百家

但是呢

從孔丘誅少正卯就知道，儒家辯論不過別人的話，一旦當權，是會殺人的···

於是剩下的百家死的死跑的跑··

逐漸就消亡了

法家換個皮還能活，縱橫家墨家陰陽家····都沒了，連不招誰不惹誰的農家和醫家等偏門的都被滅了····

本來戰國時候都心臟多大胃多大了，結果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了···

你喵的你玩人文科學的來管我們自然科學是啥意思？？

---------到了宋代儒家大興的時候，可還能找得到別的任何一家？---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於是呢，在漢元帝之後，儒家大興，可以在一個地方長時間當官了，門閥世家就產生了，胡佛們也都被殺了·····中國就陷入了一個無解的循環，一直到洋大人的大炮轟開了國門

然後老郭出使歐洲，我大清的理學大師們，對老郭說，這洋人啊，從來沒受過聖人教誨，這些儒家的經典，你一定要讓樣人們學習啊········說完摸了摸頭上的辮子，瞬間感覺自己離孔聖人更近了呢··

不過儒家典籍提前五百年傳到西方，這歐洲就沒大航海了···

哥倫布剛準備下海，就聽見：祖宗之法不可變，然後咔嚓一刀·······

哥白尼剛說這地球啊是圍著太陽···然後和儒家大師們辯論，。輕鬆贏了儒學大師們，然而不久儒家大師們當了官，就給哥白尼扣了個罪名給砍了···

任何思想都是由統治者提供解釋權的。所謂用什麼，不過是這個思想好找理由罷了。

黃老講無為是沒錯的。但問題是誰無為？皇帝無為固然是為了修養生息。但無為同時也是說給老百姓的，你們別造反。

法家就是比較赤裸裸的，到了劉邦的時候已經臭大街了。但是法家讓皇帝當的非常爽，你要是劉邦怎麼樣才能保留秦的集權制度，又不被罵暴君呢？沒錯，黃老。。。咱們無為，原來怎樣現在還怎樣好不好啊？等秦制穩定了，漢武帝就覺著自己也要無為很麻煩，就改儒家了。

你看道家好不好全看誰有解釋權。

儒家就不好嘛？朱子說存天理滅人慾，一直被罵到現在，可是那些達官貴人的人慾就不該滅一滅嗎？

如果存天理滅人慾也有正面意義，為什麼當時成了老百姓的加鎖？因為解釋權不是老百姓啊。。。

同樣王陽明提出心即是理，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是聖人，是朱子的反面，被認為是有人文主義那種反禁慾的意思。按說老百姓就應該釋放了吧，結果呢？

王陽明的理論成了達官貴人縱慾的理論基礎，老百姓照樣必須老老實實的。為什麼？因為解釋權不在老百姓手裡。

所以說，問題不在於用什麼治天下，問題在於誰掌握思想的解釋權。

在那種以xxx治天下的國家，思想從來都是為政權洗地的，你以為是先有思想理論，然後又政策出台？實際上是政權先有想法，然後再考慮如何用，思想理論解釋更合適。

任何以思想理論治天下的，都毫無意外的是獨裁專制的。思想都是用來洗地的，政權也絕不會真的以老百姓的利益為重，這話是用來騙老百姓的。

有一個固定的思想來指導的國家，一定是官僚集團控制的政府，他不可能真的為了人民服務。

儒法黃老的發生基礎是傳統中國的精耕小農熟人社會，而現代中國趨向個人主義、市場經濟已不可扭轉，所以都不適用了。
不需要再在這些上面轉悠了，作為用，都已經失效了，儒學的核心精神，是中國兩千多年文明的凝結，但也需要進行批判與揚棄，但在用的方面，需要先全面借鑒希臘羅馬，然後再進行批判吸收。只在儒法黃老的如何治國上面打轉轉是完全沒有出路的。私權神聖、個人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大勢所趨，而我們的傳統中完全沒有。承認自己不行，低下頭來認真學習借鑒，才是真的勇士直面人生的正確態度，再向從沒乘浮浮於海的祖宗們那裡討要他們根本就沒想過的問題秘方，那是抱殘守缺，那是推卸自己的責任。

當然是黃老道家了。民諺說：治世道，亂世佛，由治到亂是儒家。歷史上凡是黃老思想抬頭的時候，都是中國最富強的時代。原因很簡單，黃老道家主張無為而治，主張因循而治（遵循萬民的天性治國），一方面最大限度限制了公權力，一方面最大限度調動了萬民積極性。正如黃老巨著&<&<呂氏春秋&>&>所說：「無能，所以用眾能也；無智，所以用眾智也；無為，所以用眾為也。」

黃老道家的清凈無為和因循而治，表現在族群治理和地方治理上，就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這一點在姜太公治齊和楊增新治疆上有突出成就。

黃老道家治國除了清凈無為和因循而治，還有兩大秘密武器，這就是雜采和法治。和法家禁絕百家、儒家攻乎異端不同，黃老道家將無為而治擴展到思想文化領域，對諸子百家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並且雜采百家長處，為我所用，以至於後世把許多黃老道家著作誤認為是雜家。

至於法治，也許有人說：道家也講法治，你沒昏了頭吧，對的，道家也講法治，而且比法家的法治更符合現代法治的內涵，不過這主要是黃老道家的主張，這個學派有一個著名的命題：「道生法」。這一主張不但說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來源，也為道家治國鋪平了道路，此後道家在齊國、呂不韋時期的秦國、文景之治時期都大顯身手，並取得了成功。

根據道生法的主張，法律本身可分為有道之法和無道之法，有道之法天下大治，無道之法「法令滋彰盜賊蜂起」，正如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說：「法者,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黃老道家巨著《淮南子》也說：「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

啰嗦一下，

黃老道家治國絕不追求小國寡民，那是老莊派的主張，相反，大一統是黃老道家首先提出來的。

還有，中庸本意是「叩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問題是世界上未知的東西太多了，你怎麼知道你把握的兩端正好是事物本來的兩個極端？你又怎麼知道你選擇的哪個位置是兩個端子中間最好的位置呢？所以只有我無為而民自化，靠萬民的自化不斷試錯，才能找到最佳生產方式。

至於黃老道家為什麼被儒家取代，原因很簡單，黃老道家主張清凈無為，束縛了統治者的手腳，所以他們一旦時機成熟，就要擁抱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儒家。
創建於 2016-08-15作者保留權利

我看社會主義革命真的是白革了，這些上古的諸子百家在工業革命面前，擺明都是廢物。

《道家絕學：歷史上的道家如何治國安邦？》

作者：故園籬笆來源：「藏經小築國學社」微信公眾號

小編閑扯：古代黃老道家絕學與人君南面帝王術

「人君南面術」即是古代帝王的專有教材，為什麼稱為「人君南面術」？這就牽涉到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的問題。中國地處北半球中緯度和低緯度地區，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古人建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這種朝向的房子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迎風。由於房屋都是南向，輩分高的人一般住在正中，面向南方，輩分低的人自然就要面向北方，「以南為尊」的習慣因此而形成。

《易經·說卦傳》稱：「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春秋繁露》說：「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人君南面術與先秦兩漢的黃老道家有密切關係。《漢書·藝文志》指出：「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乃人君南面之術也」。人君南面術從古至今並未形成一個系統的學科，但它在宮廷歷史中無所不在，大人物深入研究卻閉口不說，從不將心得秘密輕易示人。今天呆萌小編推薦「故園籬笆」的關於「道家治國安邦」的學術文章，希望對傳統文化愛好者和道家絕學研究者有所啟迪。

因為各種原因，許多人認為，道家是一種出世的學說，重點是對現實的批判和超越，而不是對現實的建構，所以在治國方面，既不能與儒墨名法一決高下，更不能與後世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憲政主義、民族主義等相提並論，即使在歷史上曾經輝煌過一時，也不過是臨時的急救措施，無法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種觀點如此流行，以至於我們百度「道家出世」詞條，可以搜索到相關結果約2，600，000個，在谷歌學術搜索中輸入「道家出世」詞條，差不多會找到約2，830條結果。而如果百度「道家治國」詞條，可找到相關結果約2，740，000個，在谷歌學術搜索中輸入「道家治國」詞條，可找到結果約2，900條。由此可見，認為道家出世不適宜治國的觀點非常流行，幾乎和道家可以治國的觀點旗鼓相當。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現在我就道家治國的現實可能性、道家治國的目標、道家治國的策略和手段、道家治國的效果、違背道家治國原則的危害以及道家治國的前途分別加以論述，來證明道家治國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值得我們追求的。

　一、道家治國的現實可能性

　　很多人之所以認為道家不能治國，是因為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道家的代表人物就是老子和莊子，而老子和莊子主張無為自化，逍遙處世，遠離現實政治，有隱逸和出世的傾向，無法適應複雜的現實世界，所以不是理想的治國理論。其實這種說法對道家和老莊的理解都狹隘化了。首先，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其它諸子百家一樣，都起源於春秋戰國。面對當時禮崩樂壞的局面，諸子百家思考的都是如何重建社會秩序的問題，作為當時很有影響的思想流派，道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即使出世傾向最顯著的莊子，也曾經講過一大堆治國的道理。正像漢初學者司馬談所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我們怎麼能把道家單單摘出來，把它歸到出世的行列中去呢？其次，從道家的來源來看，很多人認為道家學者來自隱者，但是，漢代學者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歷史上，確有許多道家學者出自史官，如老子、司馬淡等人。可見，道家的來源至少有史官和隱士兩個渠道（其實還有一些出自王侯和其他官吏，如魏牟、關尹、劉安、呂不韋等）。其中史官一系總結了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自然關注的多是安邦治國之道。決不可因為曾有隱士加入道家，就把道家的其它來源掩蓋了；第三、道家不僅僅以老莊為代表，它還包括黃老學派、楊朱學派兩個派別，這三個派別都對如何治國有一整套理論，尤其是黃老道家，直接以經世致用為己任，首先提出了法、術、勢、利、力等概念，把學術和現實緊密地結合了起來，使先秦學術擺脫了理想主義和道德主義的窠臼，開始走上了現實主義的道路，並在治國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應用；至於老莊派和楊朱派，雖然不直接以治國安邦為己任，但他們一個開創了政治不服從的傳統，一個開創了個人主義的傳統，而政治不服從和個人主義，都是構建現代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精神；第四，春秋戰國時期，雖然道家三個派別均已出現，但道家這個詞當時並不存在，直到西漢前期，史家司馬淡才首次對其進行了命名，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顯然，他這裡所指的道家基本上就是主要以治國安邦為己任的黃老道家；第四，從道家的發展歷史來看，春秋戰國乃至秦漢時期，雖然老莊派、楊朱派都有一定的影響，但真正唱主角的，還是講究經世致用安邦治國的黃老派，在春秋戰國乃至後來的兩漢時期，黃老派不但是道家學派中的正統，而且在諸子百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著作最豐，在戰國晚期甚至形成了「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當時，不但出現了慎到、田駢、接子、環淵、彭蒙、宋磝、尹文、太史儋等許多著名的黃老學者，而且還有《管子》、《鶚冠子》、《呂氏春秋》、《文子》、《黃帝帛書》、《雜黃帝》等一系列討論治國理論的輝煌巨著問世，根據漢代學者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記載，到了漢朝時期，道家共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雖然比儒家「五十家」少了17家，但又比儒家的「八百三十六篇」多了127篇，而且《漢書·藝文志》記載的道家書籍，多是依託上古聖君名相，討論治國安邦之道的，比起儒家，可以說入世更深更近，只是後來，漢武帝「獨尊儒家」，入世的黃老派才逐漸衰敗，人才大量流失，著作大多亡佚（《漢書·藝文志》記載的道家書籍留存至今的不到15%），到魏晉玄學興起，老莊派取代黃老派成為道家正統，加上後來道教（道教一開始也是入世的）處處模仿出世的佛教，才讓許多人誤認為道家不問世事，只求內心超越，具有隱逸和出世的特點；最後，從道家治國的實踐來看，不管是齊威王治下的齊國還是呂不韋執政時期的秦國，以及後來的文景之治，道家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為了國家的正統思想後，黃老道家的治國思想並沒有完全消失。大多數時候，統治者像漢宣帝說的那樣，是「霸王道雜用之」。即有時是「外儒內法」，有時是「外用儒術，內用黃老」，每當君權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部分限制時，黃老道家就會復活，並帶來經濟文化上的繁榮（因為統治者的無為而治僅限於經濟和文化），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這樣的明君，都曾註解過《道德經》，「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兩宋時期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今天改革開放的成就，都與黃老思想有密切關係，因此民間有「治世道，亂世佛，由治到亂是儒家」的說法。

二、道家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

　　既然道家治國是可能的，那麼它的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又是什麼呢？這些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有沒有可行性呢？考慮到道家的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經常存在背離的情況，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先來看老莊派的社會理想。老子認為，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小邦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以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後來莊子全盤繼承了這一思想，他認為理想的社會是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顯然，這種思想是以原始社會的那種蒙昧狀態為藍本的，所以後來受到了司馬遷的批判，認為這種社會理想「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是要民眾閉目塞聽，既有違人性，也有違道家無為而治的原則，沒有多少可行性。到了魏晉時期，這種社會理想經陶淵明改造，就成了除儒家大同社會外，中國人最嚮往的理想社會--桃花源。雖然其中也有很多空想成分，但和大同社會不同，桃花源畢竟真實存在過，而且非常類似於現代美國的源頭--五月花號船公社，是一個完全的「我無為而民自化」的民眾自治社會，除了不具有開放性之外，其它方面和現代社會並無所悖。而且這種社會理想和老子的小邦寡民莊子的至德之世一樣，不乏聯邦自治、虛君共和、生態和諧等現代社會的因子。即使撇開這種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的現代價值，單論其封閉和蒙昧的特點，也並非一無是處，比如，民國初年的新疆總督楊增新，就是通過一系列非常手段，有意維持新疆的封閉和蒙昧，使得民國初年的新疆，摒除了內地革命風潮的衝擊，在險象環生的境況下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並維持了一方安寧，正像楊增新本人所說：「共和實草昧初開，羞稱五霸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邊疆有桃源勝境，祖率南回北維，渾噩長為太古氏」。

　　也許是流傳的過程中多次增刪的緣故，也許是為了向現實社會妥協的緣故，和過於高蹈的社會理想不同，老莊派的治國目標更加契合實際，比如莊子的治國目標，則是「典法無更，偏令無出」、「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螤斛不敢入於四境......諸侯無二心」，民眾休養生息，「老弱孤寡......皆有以養」，顯然這些治國目標比起他們的社會理想，要務實的多。如果把這些治國目標和黃老派的治國目標和社會理想加以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兩者並沒有太大區別。比如《文子》和《淮南子》都曾借黃帝之治，說明了自己的治國目標，其中《文子》說：「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民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暗，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鄰。」而《淮南子》則說：「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節器而無尤，法令明而不暗，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侯之國莫不獻其貢職」，另一個儒道會通的西漢學者陸賈，則認為理想的社會和治國目標是「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如果剔除其中的神話色彩和少數誇張成分，顯然，他們的治國目標和老莊派基本一致，都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實現的。當然，這不過是治國的最高目標，除此之外，老子還對各種目標進行了評判，他認為，治國的最高目標是「太上，下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其次是「親而譽之」，再其次是「畏之」，最差的是「侮之」；深受黃老思想影響的司馬遷則繼承了老子的思想，他認為治國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同時，在批駁老子小邦寡民思想和總結黃老思想的基礎上，司馬遷提出，治國的最高目標是「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這樣無須「政教發征期會」，就能形成「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的社會秩序，而且這種社會秩序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驗」，這不禁令人想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一千多年後，否定儒家君子之治推崇道家至人之治的明代學者李贄，在自己執政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和司馬遷幾乎一樣的主張，他認為「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於己；因乎人者，恆順於民。」所以「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願」、「各從所好，各騁所長」，自由競爭的社會，才是治國的最高目標。而這和現代社會追求的目標應該沒有什麼兩樣。

　　除此之外，黃老道家著作《呂氏春秋》和《鶡冠子》還分別提出了「公天下」和「四海一家」的社會理想，而明清啟蒙學者傅山則提出了「匹夫賤民賓士天下」的主張，也極具現代意義。

三、道家治國的策略和手段

　　很多人認為，道家治國的策略和手段，無非就是那個不切實際神秘叨叨的「無為而治」，事實上，「無為而治」只是「反其道而用之」，而且也正因為是「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而道家的其他治國策略和手段，被人們忽視了。其實，即使不以治國為己任主要致力於超越和批判的老莊派，根據司馬遷的總結，其治國策略和手段也並非單一的「無為而治」，而是「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即包括「清靜無為」和「自化自正」兩種治國手段，其中清靜就是不折騰或者少折騰，無為就是不干預或者少干預，另外，老子的「無為」還有「為無為」的含義在裡頭，什麼是「為無為」呢？根據老子「為學日增為道日損」、「輔萬物自然而不敢為」、「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的說法，並聯繫到現實政治，所謂的「為無為」，就是通過寬刑簡政放開搞活等手段，不斷對公權力進行自我約束，最後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至於自化自正，在老子眼中，它是自賓，自均，自化，自定，自正，自富，自朴等的總稱，即通過萬民的自為自治，形成某種健康的自然的社會秩序。這和現代自組織化理論不謀而合，而與儒家的教化、法家的被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顯然，「清靜無為」和「自化自正」這兩種治國手段合起來，就是「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正像《呂氏春秋》所說：「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事，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而這一切又和奧地利學派的自然秩序理論極為相似，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東京作《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演講，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的反問道：「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而深受英國自由主義影響的晚清學者嚴復曾反覆強調：「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為而無不為』」「治國宜聽民之自由、自化」、「治國宜順自然，聽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

　　黃老派的治國策略和手段，除了「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外，還有「因循」、「雜采」、「法術勢」等。其中「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在黃老派那裡被改造為「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虛靜之術，因此也有了更強的主動性，反映在現實中就是寬刑簡政休養生息以及君無為臣有為的一整套治國方案，集中反映了中華政治文化的精華；至於黃老道家治國的核心策略和手段--「因循」，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曾在自己的著作《慎子·因循》中下過明確的定義：「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管子》中對此說得更具體：「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為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象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而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對「因循」的全面概括對我們精當地把握其內涵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這些古人的說法雖然不盡相同，但他們普遍都認為萬物和萬民都是自為的，因循就是不違背萬物和萬民的本性，隨著萬物和萬民的自為「與時遷移，應物變化」，靠萬物和萬民的自化無為而無不為；聯想到王弼「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的說法，應該說，因循不過是道法自然的另一種說法而已。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因循守舊，而在黃老道家的治國實踐中，因循表現為因俗簡禮，尊重人性。關於黃老道家的「雜采」，《呂氏春秋·用眾》也有明確地說明：「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司馬淡也認為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才能無為無不為。也就是說，黃老道家治國，力圖超出門戶之見，取長補短、「集腋成襲」、兼容並包。所以很多道家著作都被後人列入雜家的行列，不過黃老道家的「雜采」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始終以道家思想為主幹的，正如胡適所說：「雜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雜家的新名。」至於黃老道家的「法、術、勢」等治國策略和手段，雖然後來成為了君主專制的手段，但它們本身是中性的，君主可用，民眾也一樣可用，尤其是今天，法術勢已經不是君主的專利，而是民眾維護自己的權益的必備工具。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早在戰國初期，由於現實政治的需要，黃老道家就確立了「道生法」的原則，不但說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來源，而且為道家思想治理國家鋪平了道路，比如《黃老帛書》中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廢。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後來，慎到等人繼續在這一領域耕耘，以致於後世的學者以道法家來稱呼他們；戰國後期，鶚冠子等人又對立法問題進行探索，使這一問題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而黃老道家的這些觀點，又都被當時的法家所吸收和借鑒，成為秦國崛起和統一全國的指導思想。但是，法家強調依法治國，僅僅是把法律作為君主專制的工具，而「道生法」的理念，則被他們架空和懸置起來，以致於惡法橫行，民怨沸騰，最終導致了秦王朝的滅亡。西漢王朝建立後，統治者認真吸取了前朝的經驗教訓，重新啟用黃老道家治國。他們一面全盤接受前朝的法律制度，並任用循吏來嚴格執行這些制度，堅持了依法治國的原則；另一面又回到了「道生法」的立場，不斷用道的原則修正前朝的法律，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終於造就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盛世--文景之治。後來，黃老道家巨著--《淮南子》在總結這一段歷史的時候說：「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法籍禮儀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而這就直接觸及到了現代社會的靈魂--憲政，所以胡適本人對《淮南子》極為欣賞，認為《淮南子》中蘊含有「虛君的共和主義原則」和「眾智眾力的民治主義原則」。

最後再來看楊朱的治國手段和策略，根據古代典籍記載，楊朱的治國手段和策略主要是「為我」，具體含義是「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一毛不拔，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似乎有一點西方學者筆下的經濟理性人的特徵，但又不完全一樣，至少它比大公無私治理天下更務實一些，而且，根據計算機模擬的結果，即使多個企業進行囚徒困境博弈，也能自化出抱團取暖互相合作的秩序來，這說明楊朱的「為我」完全能行得通。

四、道家治國的案例和效果以及違背道家治國原則的後果

　　1、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姜太公輔佐周武王滅商後，因功封於齊，被後世稱為姜齊。姜太公到任後，沒有強行推行姬周文化，也沒有強行推行重農政策，而是因俗簡禮，聽民自化，結果把一片鹽鹼地的齊國打造成了數一數二的強國，後來黃老道家的一部巨著便以《太公》命名（已經佚失），而鄰近的魯國強行推行周禮，造成了大規模的叛亂，三年後才在周天子和齊國的幫助下鎮壓下去，但從此埋下了魯國衰落的的病根。到了戰國時期，權臣田氏取代姜太公後裔成為齊國國主，後人稱之為「田齊」。因為田氏原為陳國公族，與道家創始人老子一樣同為陳國貴族，而陳姓乃黃帝之後，姜齊則是炎帝之後，為了給自己的篡權行為正名，減輕政權更迭造成的震蕩，田氏便大張旗鼓地宣揚黃帝代替炎帝的歷史傳說，來表明田氏代齊的合理性。同時田氏順應齊國的治理傳統和民俗民氣，以「清靜」「因循」、「雜采」為核心的黃老學說作為治國思想，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田氏進一步創建了「稷下學宮」，以延攬各國人才，並為其治國實踐提供諮詢服務，於是諸子百家蜂擁而來，學術思想空前繁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百家爭鳴」的景象。黃老學者充分利用了這些有利條件，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道家學派思想，並雜采其他學派思想精髓，形成了以道家為靈魂兼容並包的稷下黃老思想，並一度成為稷下學宮中的主流學派。當時，不但出現了慎到、田駢、接子、環淵、彭蒙、宋磝、尹文、太史儋等許多著名的黃老學者，而且還有《管子》、《蜎子》、《接子》、《田子》、《黃帝君臣》、《雜黃帝》等一系列的著作問世，遠非其他學派能比，所以蒙文通先生有「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說法。與此同時，齊國民富國強，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數一數二的強國，據《戰國策》所說，當時「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蘇秦路過齊國時，曾記載：「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氣揚。」而山東淄博地區現存的田齊王陵，也為這些記載提供了文物上的佐證，這些陵墓是田齊的六君王墓，墓冢東西排列，綿延相連，封冢高聳，氣勢雄偉，狀若山丘。考古勘探知，在四王冢和二王冢的周圍，分布著有封的大墓30座，探出無封的大墓74座，小型墓葬300餘座；大型墓葬的面積一般在400平方米左右，最大者有2000平方米，墓葬形制以「甲」字型居多。僅四王冢正北600米見方範圍內就探出大墓25座，且分布有序，它們應是齊王近臣及僕人的陪葬墓。於此證明四王冢和二王冢周圍分布著方圓4000-5000平方米的陪葬墓區。此陵雖未正式挖掘，但據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誌》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崗，一所二墳。晉永田齊王陵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彩、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此文中的齊桓公非春秋時期的公子小白，而是稷下學宮的創始人--田齊時的齊桓公田午，這時還未到威宣盛世之時，但當時齊國的強盛也可見一斑。

　　2、西漢文景之治。秦人統一中國後，由於歷史的慣性，繼續奉行嚴酷的法家思想，法家雖然強調依法治國，但僅僅是把法律作為君主專制的工具，而黃老道家「道生法」的理念，則被他們架空和懸置起來，以致於無道之法橫行，民怨沸騰，最終導致秦朝二世而亡。西漢建立後，基於歷史教訓，統治者迫切需要尋找新的治國策略，同時，由於秦末農民戰爭和四年楚漢之爭，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社會迫切需要通過休養生息來恢復社會生機，另外，當時天子、諸侯、軍功階層三權分立，天子無法獨斷專行，使得道家清靜無為的治國策略受到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的丞相曹參從稷下黃老學派的發源地--齊地，找到了黃老思想的星火，並將其引向全國，成為了當時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面對嚴峻的形勢，他們一面全盤接受前朝的法律制度，並任用循吏來嚴格執行這些制度，堅持了依法治國的原則；另一面又回到了依道生法的立場，不斷用道的原則修正前朝的法律，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終於造就了一個前所有為的盛世--文景之治。關於這個盛世，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對此有生動地描述，他說：「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經濟如此繁盛，民眾如此自由（私人也可以自由發行貨幣），司馬遷還空前絕後地討論了經濟運行規律和企業家的精神。同時，由於統治者採取了黃老道家清靜無為、兼容並包的政策，使得整個國家的思想界開始活躍起來，儒墨名法陰陽等諸子百家重新興起，百家爭鳴的局面重新形成，此時，儒家有酈食其、陸賈、叔孫通、賈誼、轅固生、董仲舒等人物，縱橫家有酈食其、枚乘、主父偃等人物，陰陽家有張蒼、公孫臣等人物，法家有晁錯、韓安國等，道家則有蓋公、曹參、黃生、司馬談等人。他們互相辯難，同時又吸收對方思想，使得思想界出現了融合的景象，在此基礎上，不但舊有典籍不斷發現，而且還出現了《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等包羅萬象的思想歷史巨著。其次，整個國家的文化藝術也開始繁榮，除了京城，還形成了以淮南國、梁國等代表的文化藝術中心，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曾說：「（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傳《易》者有丁寬，以授田王孫，田授施仇，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學。又有羊勝，公孫詭，韓安國，各以辯智著稱。吳敗，吳客又皆游梁；司馬相如亦嘗游梁，皆詞賦高手，天下文學之盛，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以《漢書》記載為限，見於《儒林傳》而出身於「梁」的學者，就有梁國人丁寬、項生、焦延壽、陳翁生、戴德、戴聖、橋仁、楊榮、周慶，梁國碭人田王孫、魯賜等。可見這一地區文化積累之豐足，學術滋養之醇厚。因此後人於是多以「梁苑」作為歷史文化勝跡的典型。而馬王堆漢墓的發掘，為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此墓共出土珍貴文物3000多件，絕大多數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種漆器，製作精緻，紋飾華麗，光澤如新。珍貴的是一號墓的大量絲織品，保護完好。品種眾多，有絹、綺、羅、紗、錦等。有一件素紗襌衣，輕若煙霧，薄如蟬翼，該衣長1.28米，且有長袖，重量僅49克，織造技巧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奪。出土的帛畫，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描寫當時現實生活的大型作品。還有彩俑、樂器、兵器、印章、帛書等珍品。而三號墓出土的帛書共有28種，計十二萬餘字，其中的《五十二病方》，經考證，比《黃帝內經》（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可能還要早，書中記載了52種疾病，還提到了100多種疾病的名稱，共載方280多個，所用藥物計240多個。這些珍貴文物充分證明了文景之治的盛況。

　　3、楊增新治疆。楊增新(1864-1928）字鼎臣，號藎臣，雲南蒙自縣莫別村人，清光緒十四年進士。清末歷任甘肅中衛、謂源、平遠知縣，河州知州；新疆陸軍學堂總辦、阿克蘇道尹、鎮迪道尹兼提法使等職。他於1894年擔任河州知州時，「河湟事變」剛被清廷重兵鎮壓下去，局勢還不穩定；河州民生凋蔽、田園荒蕪。楊增新親督兵丁一面穩定局勢，一面招撫流民恢復生產，又冒著違反朝廷禁令之罪名，減免百姓的賦稅，使社會形勢逐漸穩定。接著他又捐出他的俸祿，重修了久已廢棄的風林書院，增設了龍泉、愛蓮書院，並延聘名師任教。使河州地區數年間人才輩出，文化大興。楊增新也因此聲譽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頌其德。民國初年，中央歷來援助新疆的協響斷絕，革命黨人和少數民族中的不軌之徒不斷鬧事，阿勒泰地區準備仿效外蒙獨立，蘇聯紅白兩軍的戰亂禍及新疆，楊增新以道家思想治疆，因勢利導，寬刑簡政，保境安民，休養生息，不但維護了中國的統一，還把新疆建設成了當時的桃花源。同時，楊增新指派礦務督辦到陝西延長油廠學習後在獨子山開採石油，又派道尹李溶到北京、天津等地考察紡織業後創建新疆模範羊毛紡織廠，民國9年在迪化創建無線電台和興辦哈蒙學校，12年又創辦俄文法政學校，14年在迪化創辦軍民紡織公司，包爾漢和格米林肯創辦汽車公司，製造出第一台新疆汽車，修築了迪塔、迪吐等公路，幾年間，先後開鑿阿克蘇、莎車等十幾條水渠數百公里，開墾天山南北綠州農田數十萬畝。經過發展經濟、懲治貪污、裁減軍費，全省財政金融收支日趨平衡，為新疆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時美國探險家拉德摩爾在《中國邊疆》評價楊增新時說：「辛亥革命後，新疆政權落在一個很有經驗的中國官員手裡，他善於平衡當地各個民族間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長期的穩定。後來他與蘇聯簽定了通商協定，有效地抗衡了英帝國勢力在新疆的拓展。」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在《亞洲腹地探險八年》評價楊增新是「差不多是過去時代的最後一個代表者，具有高度的中國偉大的舊道德、傲氣和愛國心。他唯一的夢想是中國的統一。」至今新疆各族民眾還在懷念這位偉大的楊將軍，在塔里木最感人的場面之一，就是各民族的古稀老人們一提到「老將軍」時的那種發自內心的愛戴、懷念之情。

　　4、里根治國。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世界各國經典名著中，被譯成外國文字的，除了《聖經》就是《道德經》的外文版本最多，在Google網站上，檢索到的Taoism（天道思想，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條目還要多。老子的天道思想不僅被看作是中國人的精神財富，更被看成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是人類最早的自由先聲。美國自由主義者羅斯巴德和包雅士都認為老子與道家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義者」。英美古典自由主義者多數認為，老子的思想與自由主義思想不謀而合。美國前總統里根在1987年國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道德經》中的名句：「治大國，若烹小鮮」，當時的美國內困於經濟低迷，外厄於赤色強敵和伊朗人質事件，國力大減，國威大衰，人民對國家的前途也感到十分迷惘。作為演員出身的里根，沒有從事具體商業活動的經驗，也不掌握精深的經濟理論，更沒有涉足國際事務的背景。然而，里根卻奇蹟般地迅速扭轉了美國經濟乃至國運的頹勢，降低了一度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經濟也出現了朝鮮戰爭以來最高的增長率。在國際政治領域，里根更是憑藉自己執著的信念和美國的實力取得了歷時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的勝利，使得世界範圍內的極權主義陣營土崩瓦解。里根在治國上的成就是怎麼做到的呢？最近美國有本新書名為《里根之道》，探討了里根的成就與天道思想的關聯。作者認為，里根是個懂得天道的人。他把天道看作是自然法，看作是一套關於個人自由與權利的客觀真理與客觀價值，視天道為一切道德判斷的源泉。他信賴每個普通人身上的天分、潛能，並為其發揮創造最大限度的有利條件。1984年，里根總統在訪問上海復旦大學所作的演講一再突出了他與老子的天道思想的根本共識：「我們相信每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嚴。這個制度是建立在對每個人的特殊天賦和才幹、每個人自主、自立的權利格外珍視基礎之上的。美國的憲法為什麼如此特別：因為這是人民給統治者立下的、以防範統治者為目的的憲法，不是統治者領導下為防範人民所立下的憲法。」、「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它就是問題」，而這些與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等理念無一不符。這說明，道家思想既是跨時代的，也是跨國界的。不同的是，與老子天道思想一致的古典自由主義是美國的立國之本，是其制度的神髓，並轉化為憲政民主體制，雖政策層面偶有偏離，也無傷國本。而在中國老子天道思想只是在社稷在深受暴政荼毒之後的急救包，天道思想最多停留在政策層面（黃老之術），沒有制度性的保障，一旦病情有所好轉，老子的天道哲學便被拋到九霄雲外。所以，美國的強盛持續不衰，而中國歷史上的強盛時期曇花一現。

　　無論老莊派還是黃老派，都要求政府清凈無為，最大限度地約束政府的公權力，這樣才能有良好的治國效果。然而，公權力總是掌握在具體的個人手中，免不了治國平天下的衝動，以及各種利益和慾望的干擾，所以公權力總有擴張的傾向，一旦失去約束，就會釀成大禍。秦朝消滅六國後，不知自我約束休養生息，還繼續強化無道之法，不斷濫用民力，修長城、伐匈奴、征嶺南，最終二世而亡；西漢中期，隨著七國之亂的平息，推恩令的實施，以及軍功階層的衰落，漢武帝皇權獨大，再也不能容忍黃老道家對自己的約束，外施仁義內多欲的他轉而獨尊儒術，開始以仁政的名義擴張公權力，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破壞法治、摧毀民營經濟，全國人口半數死在他手裡，幸虧晚年改弦易張，否則就是秦始皇第二；隋煬帝在位期間一改自己父親小心謹慎的政策，開始修建大運河，營造東都洛陽城，開拓疆土暢通絲綢之路，推動大建設，開創科舉，親征吐谷渾，三征高句麗等，最後落了個國破家亡的下場；北宋王安石變法，本義是為了「摧抑兼并、均濟貧乏」，但該政策卻給了官員擴張公權力謀取私利的方便，於是均輸法成為各地價格動蕩的罪魁，青苗法則導致強迫借款，並且借款利息高過市場，除了中飽私囊者之外，朝廷與農民雙輸。政策大面積扭曲的結果是，豪強固然受到打擊，弱勢群體更加弱勢，雖然朝廷財政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錢糧充盈。但與此同時，民眾叫苦不迭。與明朝時張居正簡政放權的改革不可同日而語；明清時期朝廷實行禁海政策，除了官家組織的鄭和航海，不準民間航海經商，於是宋元時期高度發達的航海業衰落，不但造成沿海一帶「倭寇」橫行，還讓西方殖民者趁虛而入，中國從此失去了制海權；清末洋務派看到了西方列強堅船利炮以及背後強大的工業基礎，不是放開對民間工商業的限制，而是加強國家壟斷，搞了一個官辦的洋務運動，而日本明治維新除了政府示範，在工商上完全任民自化，結果甲午一戰，勝負立顯；戊戌變法，不是放開民權，而是完全靠少數所謂的開明派官員發號施令，在短短100天內發布了上諭一百多件，上下怨聲載道，最後失敗；抗日戰爭時期，由於一時顧及不上，加上國際交通阻滯，外貨來源告斷，淪陷區人口、資金大量向內地轉移，軍需民用消費量大增，所以內地民族工商業迅速發展，堪稱我國民族工商業的又一個黃金時代。1939年後，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以前迫不得已的無為而治結束，國民政府開始對經濟進行全面干涉，國有企業（即官僚資本）的四處擴張，從1942年起民族工業開始走下坡路。新設立工廠數減少，而且規模越來越小；到1946年底，遷川工廠聯合會的390家會員廠中僅存100家，而開工者只20家。民營工商業受到沉重打擊，國營資本也不爭氣。1942年後，國統區的國營資本儘管不斷膨脹，但效率和效益卻極差。資源委員會154個所轄企業的財務報告顯示，抗戰期間28%的企業虧損，25%的企業利潤低於5%。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偽產業，加上收購的民營資產，國民政府實際控制的資產已佔國家全部資產的近90%。但這些資產的經營狀況極不健康，隨著內戰的進行，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成為民國政府失敗的重要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開始還告誡自己不要四面出擊，在一定程度上約束著自己的公權力，但不久國家開始控制一切，尤其是大躍進期間，完全違背了道家清靜無為的執政理念，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大饑荒。中國如此，西方也一樣，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後導致了1929年大危機和大蕭條，事後美國實行羅斯福新政，強力干預經濟，結果危機遲遲無法過去，直到二戰爆發才得以擺脫危機，戰後美國更是以凱恩斯主義為救命稻草，不斷大規模地干預經濟，結果造成了長期的滯漲現象，直到里根執政才得以緩解，到了柯林頓執政期間，美國政府又一次錯誤地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並為了博取名聲，不顧自由市場規則，開始以「仁政」的名義對「窮人」進行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結果釀成了至今還在蔓延的金融危機。可見，違背了道家治國的原則，無一不造成嚴重的後果。

五、結論

　　總而言之，與很多人的想像不同，道家治國並不是一句空話。按照道家的原則治國，社會文化就能繁榮，否則就後患無窮。正因為這樣，改革開放初期，香港金庸先生就對鄧小平說：「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是盼望國家領導人『清靜無為』。共產黨人當然不能『無為』，要『有為』。但領導人心境清靜一些、工作清靜一些，還是好的。」鄧小平當時也認同這種看法，說：「擔任領導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慮沒有成熟，不斷有新的主意出來，往往要全國大亂。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壞事的。領導人寧靜和平，對國家有好處，對社會發展有好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也基本上暗合了黃老道家的執政理念，並造就了此後幾十年持續的經濟增長，社會文化也有了初步繁榮，但許多問題同時也出現了，為此，美國學者鄧正萊認為，回歸道家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必然選擇。為此需要信奉和拓展老子的思想而回到本國的自由傳統，並借鑒香港--自己國家的特區的自由發展經驗，同時從自己的傳統和西方中獲得教益。其實，道家治國理論不僅對中國社會轉型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對西方世界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們知道，現代社會的精髓是對公權力的制度性約束，即憲政，但是公權力擴張卻無孔不入，即使現在西方許多民主國家，雖然不能隨意侵犯公民自由，也不能隨便加稅和削減福利，但公權力卻找到了另一個擴張方向，那就是肆意擴大財政赤字，造成卯吃寅糧的嚴重問題，所以繼續限制公權力，開展新公民運動，成了許多西方國家的不二選擇，而在對公權力的約束方面，還有比道家的無為而治更徹底的嗎？同時，所謂的新公民運動，不是和民自化的理念有很多相合之處嗎？所以道家「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等治國理念，至今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

參考文獻（此處省略20篇）

法家太嚴苛，時間久了民眾無法承受，所以暴秦才二世而亡。而道家太消極，無為而治只適合小國寡民的烏托邦社會，漢初雖然尊黃老而富強，但整天被匈奴欺負厚禮和親仍阻止不了匈奴入寇殺掠百姓。只有儒家講中庸之道，王道霸道兼用，既不過於剛暴，又不過於柔懦，最符合中國人的心理素質。

【養驢之道】
①不能讓牠吃飽；
②不能讓牠看清楚方向；
③不能讓牠知道主人殺死過多少頭驢；
④蒙上牠的眼睛讓牠邊拉磨邊做夢；
⑤要培養牠愛家思想，奉獻精神，讓牠踏踏實實死心塌地拉到死翹翹為止。

民主憲政，市場經濟法治化，這才是真正的路啊。。。你們想的這些，早早就在100年前的先賢們想過的了

綜合運用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讀〈封建論〉呈郭老》

建議讀太祖大作，關於前朝歷代政治，用苗阜的話概括都是解放前。解放前的政治，沒有比毛太祖更懂的了。太祖怎麼說，你就怎麼信。

在中國，上馬取天下，下馬治天下。攻守異勢，靜噪不同。不管什麼術都是統治者鉗制人民思想，便於自己取天下或守天下的工具。漢初用黃老，不與民爭利，有利於休養生息。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為加強中央集權。本朝「獨尊『馬』術」為證明自己奪取天下的合法性，近些年四處建「孔子學院」，也是因為儒術更適合做精神警察。當然被裡子用法家，被面子用儒家基於同樣實用主義原則。對習慣於「見廟就燒香，見神就下跪」的民族而言，「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是很容易產生共鳴的。
同理，在一個多山的國度里，習慣於「地有高低不平，人分三六九等」「一山容不得二虎」思維方式的人，是很難理解地球對面三分之二國土面積為平原上生活的人所說的那種平等觀念。華盛頓就根本不須知道老子是誰，但他懂得「功成身退」之道。卡耐基、洛克菲勒、比爾.蓋茨、巴菲特......等人沒有到「孔子學院」接受"再教育",照樣懂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道理。

比較而言，黃老無為而治，儒家有為而治；學黃老學不好就成無政府主義，學儒家學不好就僵化。不是兩個層次的東西啊。

漢初要休養生息用黃老，秦朝要一統武林，用法家。可能優勢不同吧，就像斯巴達一樣，純軍事化管理每個人都是戰士，固然厲害，但是否能長治久安，很值得懷疑。至於現在，無論單純的哪一家，或者馬克思？我都很懷疑。如果你說的是治國，即國家體制，那我沒資格回答。不太懂。要是說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或者精神上的東西，或許可以民眾自主選擇與培養吧。

試問儒墨道法講的究竟是什麼？

1. 無論是儒墨道法還是中國其他哪派政治哲學，都是在用自己的學說捍衛君權，民主思想在中國古代根本不存在。

2.儒墨道法的核心思想是什麼，儒家講孝仁，墨家兼愛，道家無為，法家權術勢？有哪一個是govern.ment做到了的？

究極結果，必為儒家。每個人自覺（我）約束自己，無需別人限制你的自由，是不是很像燈塔國？

法家強調規則，忽略（別說絕對的）人性自由，但有章可循，是不是也像燈塔國？釣個魚都要規定很細緻，什麼樣的可以拿走，什麼樣的必須放生。

但凡事不能絕對而言，絕對了必然會顧此失彼。因此，我們選擇了偏向儒家，兼顧一定的法家（並在逐步完善中）的方式。

本質上，儒釋道法等等這些家，也都是互相包含的關係，只不過是比例不同。

從千年歷史來看，儒家的毛病在於貪腐，依賴人性自我約束的結果就是這樣，人性的貪婪總會在那裡存在，而且還很明目張胆。

在看目前強調的2條：1、和諧社會；2、依法治國；是不是覺得這又是在和稀泥？和諧要儒家，依法要法家。兼而有之，不可極端，且要以過程的角度來看待持續的進步在哪裡。

究極目標是夢想，又沿用到了今天，必然有其合理性。且當前下又在逐步完善法家的思想（手段），作為配合。

所以在看幾百年之後，依舊是儒家作為目標，法家作為手段。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順勢而用。

《易經》曰：柔之為道，不利遠者。

黃老之術，尚柔，為陰，故宜處內。儒家，尚剛，為陽，故宜處外。

內為陰，外為陽。天之道也。中國古人明天道以立人道。此之謂也。

故建國之初，宜用黃老之術；國力開始強盛階段，宜用儒家；國力衰弱階段，宜用法家。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講得很清楚，先秦的學術討論的核心是「道」，而「道」指的是「君人南面之術」。
也就是說，先秦的各種學說，都是圍繞著「國君應該怎麼治理國家」這個話題展開的。
儒也好，道也好，只是個名目，其實質很多地方是相通的。西漢離戰國只有幾十年，很多東西，尤其思想文化上還繼續戰國的脈絡，很多問題是相似的。

先秦有組織的學派，只有儒、墨。其他都是零散的」子「，而不是」家「。法家、道家的說法都是後起的，後來人對歷史的總結，不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簡單來講，不存在哪個好哪個不好。治理方式是執政者個人理念的經驗的產物，採取什麼名義，都是現實的考量。而這個名義只是名義，並不代表什麼。同一個名義下可以找到很多具體不同的施政措施。
借用一句台詞，大人，只看厲害。小孩，才分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