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盤尼西林在民國時期真的是像電視劇里那樣被嚴加管制嗎?


會不會嚴加管制暫且不論,要得到肯定不容易。不過,高票答案說「整個抗戰時期,應該沒有中國人知道青黴素,也即盤尼西林的存在。」這就有點兒不知所云了,隨便在網上搜索就能找到如下一些資料:

2004年10月25日 《南京晨報》上有一篇《中國第一支青黴素南京露真容》的報道:

(網圖,侵刪)

這支青黴素陳列在南農新建的校史館內一個乾燥陰冷的玻璃櫃中,櫃中共有四個試管,裡面均裝有粉劑。據工作人員介紹,其中那支系著紅絲帶的試管裝的便是國內青黴素的「鼻祖」。南農有關專家分析,這支試管比當時做實驗的常用試管要短一截,可能是研製者當年用來取樣留存下來的粉劑。

據了解,這支青黴素的主人便是曾在上世紀80年代初擔任南農校長的傑出微生物學家樊慶笙。1940年,樊慶笙前往美國留學。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歸心似箭的樊慶笙衝破日軍層層封鎖,毅然回到祖國,隨身便帶著剛在美國問世不久的盤尼西林(青黴素)菌種。在當時,這一試管黃色的粉末比黃金還要貴重!盤尼西林起源於1929年,英國的微生物學家弗萊明發現青黴菌代謝物有噬菌現象。1943年秋季,美國人研究盤尼西林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它的發明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樊慶笙覺得苦難的中國更需要它,回國前他四處奔波,向美國醫藥助華會求助,終於成功搜集到研製盤尼西林的儀器、設備、試劑和溶劑,並設法搞到了三支寶貴的菌種。1944年,第一批5萬單位/瓶的盤尼西林在國內面世,立即投放到抗戰前線。戰亂中的中國成為世界上率先製造出盤尼西林的七個國家之一,這一令人矚目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關注。

2010年11月24日的《合肥晚報》有一篇《中國第一支青黴素產於何處?》:

……

盧夏老師的解釋令人大跌眼鏡,他說裡面保管的不是青黴素,青黴素氧化後確實會變色,但這個試管里的確實不是青黴素,那些黑色的粉末其實是沙土,而在沙土裡面,才掩藏著我們肉眼看不到的青黴素的菌種。看似骯髒的沙土,其實是保存菌種最好的「棉被」。人們把一些乾淨的沙土全面殺毒,土裡沒了營養也沒了其他菌,然後再把青黴素的菌種接種在土裡,這樣可以保存很多年。要用到菌種時,再把它接種出來,然後繁殖複製。確切地說,這應該是一支保存著國內最早青黴素菌種的玻璃沙土管。

這篇文章中提到盤尼西林的國產也是在1944年底。

中國現代醫學病毒學家湯飛凡在《吾國自製青黴素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寫道:

民國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處文獻會之某次周會內,曾由魏曦技正報告:關於Abraham, Chain和Florey諸氏在Lancet雜誌上,所發表對於青黴素或盤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據稱青黴素,既無毒質,且具充分殺菌效能,對於戰爭必有莫大貢獻。因此引起吾人深切之注意,同時以青黴素既系黴菌所產之物,則其製造,自屬生物學製品範圍之內,是以吾人深欲一為試探。

民國三十年應該是1944年(打錯了,是1941年,謝謝指正)。也就是說,國際上有關青黴素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青黴素應用於臨床的報道至少在1941年就見諸文獻,並非被「英美兩國政府當做最高機密」對待。

再看《中華醫史雜誌》(2001,31(3):184-188)有一篇《20世紀40年代我國的青黴素研製工作》記載:

1944年10月,由美國援助的500x100000牛津單位的青黴素運抵我國,為了能合理使用這批藥品,衛生署會商軍醫屬成立了管理分配委員會,足見對這批為數不多的青黴素的重視。

所以,至少在1945年8月鬼子投降前,盤尼西林應該用在抗戰中了,也並非「只向英美軍隊供應」。


感謝評論里的朋友指出原答案的諸多錯誤,

二戰期間,中國人並非不知道青黴素的存在,農業微生物學家樊慶笙1944年1月從美國帶回了菌株,開始了我國對青黴素的研究。

說美國人將青黴素藥品化的研製過程高度機密,也不恰當。只是初期產量低,遠遠滿足不了戰爭需要,美國政府和軍方,嚴格控制青黴素的使用。

@蠟筆小強 原答案中的信息主要來自吳軍博士所著的《文明之光》第四冊 第二十九章 「從1到N的創新」

-------------------以下原回答————————————

盤尼西林,也就是青黴素,在國產抗戰劇里經常被提及,動不動就「我地下黨千辛萬苦搞來幾支,救了某人的命」。實際上在真實歷史中,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更談不上「嚴加管制」,因為整個抗戰時期,應該沒有中國人知道青黴素,也即盤尼西林的存在。這不過是劇情演繹罷了。

真實的情況是,1928年,英國醫生弗萊明在一個極偶然的情況下,發現了青黴素,也只是發現而已,以當時的科技水平和工業能力,根本無法量產和藥品化,弗萊明持續研究了10多年,也沒有搞定,最後不得不放棄對青黴素的研究。(按照弗萊明的培養方法,一升培養液能得到2單位青黴素,而現在一支注射針劑可以達到60-80萬單位……)

直到1938年,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弗洛里和他的同事錢恩才重新注意到弗萊明9年前發表的關於青黴素的論文(1929年弗萊明發表了《關於黴菌培養的殺菌作用》)。正是有了這兩位科學家及一大批人的傑出工作,青黴素才真正開始走向藥品化。一方面弗洛里來到美國,爭取美國政府、科研機構和製藥企業的支持(最開始人們對這個玩意不太感興趣,主要是藥理作用沒搞清楚且極難獲得),一方面錢恩留在英國繼續進行青黴素的藥理研究。

經過弗洛里等一大批科學家、美國政府機構、製藥商的努力,攻克一個個技術難關,同時錢恩等科學家也弄清楚了青黴素的藥理作用,到1944年1月,輝瑞製藥建成了第一個青黴素工廠,當年就生產了1.66萬億單位青黴素,到1945年,產量已經達到6.8萬億單位……為盟軍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提供了重要的醫療保障。

青黴素作為重要的戰爭物資,它的整個研發生產過程,一直被英美兩國政府當做最高機密,當初被要求全部用於戰場,且只向英美軍隊供應。不亞於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甚至一開始兩國民眾都不知道有這種「救命葯」的存在,而青黴素(盤尼西林)進入中國,那時二戰已經接近尾聲了。


這是我小學五年級語文閱讀里學的一篇文章。

-----------------------全文如下---------------

標題《一隻盤尼西林》

1948年5月,在東渡黃河後的一天,毛澤東乘吉普車,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車翻山越嶺,在山路上艱難爬行著。

當車行到平山縣大路上的一個村頭附近,大家發現離吉普車不遠處路邊草叢中好像有幾個人。

車子駛近以後才發現,原來是個八九歲的小女孩躺在路邊茅草上,身邊坐著一個30多歲的農村婦女,一圈人正圍著她們在著急。

當車子從她們身邊駛過時,車上的人看清那女孩子身上蓋著一件破衣裳,身下鋪著茅草,雙眼緊閉,臉色蠟黃,已陷入昏迷,奄奄一息了。

孩子的娘坐在地上,撫摸著孩子的小腦袋,悲痛地呼喚著孩子的名字。周圍的人同情地看著這對母女,都沒有什麼好辦法。

「停車!」毛澤東突然叫道。

司機周西林把車剎住,毛澤東第一個跳下車,大步走到孩子身邊,蹲下來摸摸孩子的手和額頭,問:孩子怎麼了?

「病啦!請過中醫看過,但病越來越重」女人淚流滿面。

看來病得不輕,多長時間了?」

「三四天了,起頭輕,越來越重。」孩子的娘擦了擦眼淚,聲音顫抖地說。

「怎麼到這村來啦?」毛澤東著急而關切地問。

「打算再去找個醫生,可這孩子快不行了。」說著孩子的娘又哭了起來。

是啊,在這深山僻壤,窮人有病,一無醫,二無葯,三無錢,多少人不都是這樣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死去。這時,毛澤東猛地回頭,朝車上看望著他自己的朱仲麗醫生,大家看到他的眼圈泛紅。

「我在這裡。」朱仲麗醫生在毛澤東身邊說,長期跟隨毛澤東的經歷,使她明白了毛澤東的想法和意圖。

快給這孩子看病。」朱醫生用聽診器聽,又量體溫,然後問孩子發病的過程。

「有救嗎?」毛澤東問。

「可能有救,是肺炎。」朱醫生答。

「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澤東頓時放開聲音。

「可這葯……」

「沒藥了?」毛澤東又顯出緊張擔心的神色。

「有是有……只剩一支了。」

「什麼葯?」主席又問。

「盤尼西林,一般要連續用7次,每次一隻。當年主席去重慶談判時,宋慶齡送了7隻給您,已經用了6隻,只剩下1隻了。「

「那就快用。」主席催。

「這是美國葯,買不到,最後這一隻你病的時候我都沒捨得用,除非不到萬不得已……」

毛澤東對朱醫生的猶豫有些不耐煩,他生氣地說:「現在已經萬不得已,人命要緊,你馬上給孩子注射!「

朱醫生將那支珍藏很久沒捨得用的盤尼西林用給了生病的孩子。接著,又注射了兩支別的葯。然後給孩子擦了擦臉,用紗布緊緊扎住耳朵上的動脈。

朱醫生打過針,用水壺喂那孩子水。那時候抗生素是很稀有的,所以很顯特效。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抬起眼皮,輕悠悠地叫了一聲:「娘」!

那女人獃獃地睜大了眼,淚水嘩嘩地往下流。忽然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對著毛澤東哭叫著:「菩薩啊,救命的菩薩啊!」

毛澤東兩眼淚花迷離,淚水在眼眶裡打轉,他忙轉身吩咐朱醫生:你用後面那輛車送這母女回家吧。再觀察一下,孩子沒事了你再回來。

回到車裡的毛澤東眼圈泛紅:「也不知道那孩子將來會怎麼樣?農民缺醫少葯,鬧個病跑幾十里看不上醫生。這些醫生住在城市裡,吃著農民種的糧食,還看不起農民!如果我們掌權,要想個法子讓醫生到農村去,為農民醫病。吃了農民種的糧就該為農民治病么!」


不會是盤尼西林,應該是磺胺。
再多說兩句,我們現在聞之色變的癌症啊糖尿病啊心臟病啊,在前科學時代根本就不當回事。那時候最可怕的疾病是感染,從皮膚破口到死亡,往往一兩天的時間,藥石毫無辦法,甚至發展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損傷」的禁忌來預防感染的發生。
這時候,補充醫學的大神們在哪裡?別說抗生素了,連磺胺也沒發明出來啊。


不請自來,如果你所特指的是二戰期間那就是的。

首先說結論:在我國能自行生產前之前,價格確實上天了。

具體可以參見一篇新聞《她只能活七小時》】[美]保羅?舍恩斯坦本市新聞編輯。特摘錄如下:

「找到青黴素並非易事。因為這個被醫學界譽為「創造奇蹟」的奇葯是如此的稀少,以致幾乎不能得到它。即使是軍方,也只能得到他們所需的一小部分。」

至於中國國內的盤尼西林(青黴素)能夠自己生產始於1944年,是由樊慶笙先生在1944年不顧生命危險,帶著菌種回到國內後生產的。

 當時進口盤尼西林價格昂貴,有一兩黃金一支盤尼西林的說法(民國時,二、三兩黃金能買套北京四合院),一般老百姓用不起,樊慶笙想,只有儘快實現規模化的批量生產,才能讓國產的盤尼西林造福普通老百姓。

至於是不是管制,看看自產之前的價格還有美帝自己都不夠用就知道了。


當然,黃金價格。不然咋有走私盤尼西林的大案!

中國青黴素之父樊慶笙:炮火中帶菌種回國(圖)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4-21/6084531.shtml

  中國的青黴素髮明人
  樊慶笙 出生於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故鄉在常熟,1940年留美,1944年歷經曲折回國,並在當年發明了青黴素,由此中國成為世界上能夠研製盤尼西林的七個國家之一。
  盤尼西林是一種高效、低毒的重要抗生素,如今已廣泛運用於臨床醫學。在中國,第一批盤尼西林製劑是由樊慶笙研製的,並將其命名為青黴素。
  目前,樊慶笙個人的部分檔案資料被收錄到江蘇省檔案館,他的女兒樊真美和樊真寧在捐贈檔案時,講述了父親留學美國時,為拯救抗戰中的傷病員,冒著生命危險,突破日軍層層封鎖,飛越駝峰航線,將盤尼西林菌種帶回中國的曲折經歷。
  歷史雖已遠去,但那段經歷,卻依舊驚心動魄。
  貧寒學子的曲折人生
  窮不能奪志 小職員家走出優秀大學生,赴美深造
  樊慶笙出生於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故鄉在常熟,他的青少年時期目睹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看到積弱積貧的中國受到列強欺凌,自小確立了發奮讀書,科學救國的志向。
  記者在檔案資料中看到,樊慶笙生於小職員之家,家境貧寒,人口眾多,入不敷出,他從小聰明過人,1929年在蘇州萃英中學畢業,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森林系讀書,第一年的學費是父親借來的,進校以後,他年年獲得獎學金資助,順利完成學業。1933年,樊慶笙畢業時獲得金陵大學最高獎項——金鑰匙獎,並留校任教。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寇大舉進攻,平津相繼淪陷。檔案資料記載,當時沿海各大城市高校紛紛西遷內地,金陵大學也西遷到了成都。1938年,樊慶笙與青梅竹馬的周珊珍戀愛結婚。
  1940年夏,洛氏基金會給金大農學院一個留美名額,因僧多粥少,校方難以安排,於是,院里將一份獎學金分給三人,時間由三年改成一年,目標是碩士,學成後回校執教。樊慶笙由於工作勤奮,被院方作為首選三人之一。就這樣,他暫別了身懷六甲的妻子,去美國留學,而當時周珊珍腹中的孩子,便是樊真美。
  樊真美告訴揚子晚報記者,四歲前,自己都沒有見過父親,父親留美的經歷以及研製青黴素的經歷很少對人提起,在他生命晚期,妹妹問起來,他才將這些經歷告訴孩子們,揚子晚報記者也由此聽到了他完整且曲折的故事。
  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進修一年後,一位細菌系的導師看中了他的才華和勤奮,主動資助60美元幫助他攻讀博士學位,兩年後獲得博士學位。
  在校期間,樊慶笙幾乎每天都在實驗室和圖書館度過,閱讀大量的科技文獻資料,練就了精湛的實驗技術,並積累了廣博的知識。
  樊真美告訴揚子晚報記者,父親到美國後改行攻讀《細菌學》,1943年他獲得博士學位後,為了爭取實踐機會,他去美國南部的西格蘭姆研究所工作,對方提供的待遇優厚,使他的生活為此大為改善。
  早有報國心 同胞國內抗戰,他要帶著設備回國去
  就在這時,微生物學界發生了一件轟動世界的大事——盤尼西林在美國研製成功,並投入臨床使用和生產,這種神奇的藥劑應用,挽救了二戰中成千上萬傷病員的生命。
  樊慶笙敏銳地想到,中國人民正在艱苦抗戰,前方將士天天流血,中國太需要盤尼西林了。他意識到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契機,必須趕快把盤尼西林移植到中國去,報效祖國。此時的他雖然有研究所待遇優厚的工作,卻依舊歸心似箭,無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海上交通被阻斷,歸國艱難,他心急如焚。
  樊真美告訴記者,恰在此時,美國組建了一個援華機構——美國醫藥助華會,此機構決定在昆明援建一個包括裝備、人員、技術在內的輸血救傷的血庫,用以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血庫的設備和凍乾血漿的製備技術在當時都處於醫學進展的最前沿。因為缺少細菌學的檢驗人才,醫藥助華會便給樊慶笙發了一封信,邀請他參加。
  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既可以隨醫療隊回國參加抗日,同時又可以把盤尼西林的生產技術帶回國。於是,樊慶笙毅然辭掉研究所的工作,去往紐約應聘。他向醫藥助華會會長Van Slyke坦陳了自己想進行盤尼西林研製的想法,對方表示理解和支持。於是,他請求幫助採購研製盤尼西林所需的儀器、設備、試劑和溶劑,特別希望設法提供菌種。該機構備齊了他所需要的所有東西,並搞到兩支極其珍貴的菌種,加上威斯康星大學又贈送的一支,他共帶回國三支盤尼西林菌種沙土管,後來都用於生產盤尼西林藥劑。
  不久,樊慶笙被聘為「華人血庫」檢驗主任。為此他還專門去紐約中央醫院學習血液的檢驗技術和製作凍乾血漿的技術,同時去圖書館廣泛收集有關盤尼西林的最新科技資料,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華人血庫」試運行期間,得到了中國留學生、華僑、美國友好人士的幫助,共采血1157份,採得血液製成57份乾血漿準備帶到中國。1944年1月,機構組成員攜帶美國捐贈的設備200餘箱,準備啟程回國。
  曲折回國路 在日寇炮火中飛越喜馬拉雅,他回來了
  在樊真美寫的《父親與我們》回憶錄中,記者看到,樊慶笙回國前,先寫信將歸期信息告訴了同窗好友裘維番先生。結果,那艘船前往中國的途中,遭遇日軍攻擊被炸沉,裘先生得知這個不幸消息後,不敢告訴樊慶笙遠在成都的妻子,一個人默默承受下來。
  然而,沒想到,半年後樊慶笙竟奇蹟般地出現在昆明。也是在此時,4歲的樊真美第一次見到父親。樊真美告訴記者,二戰期間,交戰雙方的諜報活動很厲害,大概是日本人獲悉了船上有美國醫藥助華會援助的醫學專家和援華設備,特別是掌握製造盤尼西林秘密的專家,而當時盤尼西林在日本還不能製造,因此千方百計設法阻擊。美方接到情報後,放了個煙幕彈,臨時通知樊慶笙等一行醫療隊,在紐約附近的一個軍港,上了另一艘美軍的運輸船,才躲過一劫。
  然而,死裡逃生這才算第一步。樊慶笙的小女兒樊真寧告訴記者,父親病重時,曾談起回國路途艱難。當船離開巴拿馬運河進入太平洋後,遭到日本軍艦和飛機的圍追堵截和轟炸,不時有炸彈在船的周圍爆炸,掀起數丈巨浪。此時,樊慶笙在前艙甲板上的救護站工作,一遇到警報時,他戴上鋼盔、穿上救生背心,戴上防毒面具到前艙甲板值崗,但是船還是遭到了破壞,只得返回巴拿馬。
  樊慶笙對小女兒說,當時為了避免日本潛艇襲擊,只能繞道紐西蘭及澳大利亞南部海域,進入印度洋,歷經五個月到達印度孟買。之後換乘火車經加爾各答到達利多,再搭乘美軍運輸飛機,沿著當時全世界最危險的,隨時可能機毀人亡的「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終於在1944年6月到達昆明。揚子晚報記者在相關的史料上發現,駝峰航線是當時美國開闢援助中國唯一的空中通道,從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間,美軍在駝峰航線上墜毀的飛機就有500多架,機組人員犧牲超過1500人。
  了解這些背景後,兩姐妹感嘆,父親為報效祖國,參加抗日工作的歸國之路,時刻充滿了生命危險,而在他看來,隨身攜帶的三支盤尼西林菌種沙土管,比生命還可貴。
  戰火中的偉大實驗
  研製中國第一批盤尼西林
  樊慶笙給定的名字:青黴素
  記者從資料中了解到,從美國歸來的醫療隊將血庫建在昆明的昆華醫院內,樊慶笙作為檢驗主任,負責檢驗血液,製造血漿,生產的血漿專供正在為打通滇緬公路浴血奮戰的戰士。
  在血庫的南面,隔著昆明湖就是當時中央衛生署防疫處,處長湯非凡是有名的細菌、病毒專家,當時他正在領導一個小組進行盤尼西林的研製,從印度輾轉弄來了兩支菌種,但缺少新技術和儀器設備。一種使命的巧合,樊慶笙與他認識,雙方一拍即合決定合作。樊慶笙不僅有儀器、設備,還帶來了新技術和菌種,這使盤尼西林的研製進度大大加快。
  史料顯示,樊慶笙用在美國學得的基礎理論知識和最新試驗方法,帶領助手朱既明不分日夜進行研製,終於在當年(1944年)研製成功第一批5萬單位的盤尼西林試劑,經過臨床使用效果很好,由此中國成為世界上能夠研製盤尼西林的七個國家(美國、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和中國)之一。
  當時進口盤尼西林價格昂貴,有一兩黃金一支盤尼西林的說法,一般老百姓用不起,樊慶笙想,只有儘快實現規模化的批量生產,才能讓國產的盤尼西林造福普通老百姓。
  抗戰勝利之後,樊慶笙受聘衛生署上海生化實驗處任技正,負責青黴素菌種選育及發酵條件的研究。他每周往返滬寧兩地,忙於青黴素生產中最關鍵的環節——青黴素菌種的篩選和培育,為青黴素的批量生產打好基礎。要使青黴素早日投入批量生產,樊真美告訴記者,當時父親寫信給在美國留學的李揚漢先生,托他回國時帶回新一代菌種,研製的盤尼西林效力又有了提高。1948年,樊慶笙在上海生化試驗處籌建盤尼西林廠,準備進行工業化生產。
  史料記載,盤尼西林研製成功並大規模生產之後,樊慶笙考慮應該定個中文名字,便於中國廣大百姓能夠接受,於是,他取名青黴素。為何會取這個名字呢?樊慶笙在晚年曾向外孫女楊帆說起過起名依據:一是形態上,這種霉株泛青黃色,所以取其「青」;二是,英文中詞尾「-in」生物學上常翻譯為「素」,如「vitamin」翻譯成維生素。兩者合一,定名為「青黴素」。從此,這個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樊慶笙揭開了中國生產抗生素的歷史,是我國青黴素引進、研製、定名、生產的先驅。樊真美告訴記者,父親是一個潛心做事,不張揚的人,家人對他一生所傾注的事業和抱負難知詳情,也因為歷史原因,直到1998年樊慶笙去世,幾十年來不為人知。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08年第10期

盤尼西林走私案

文 易明佳


  1951年9月13日下午,台北。
  市郊南側隱藏於重重綠蔭中的一幢帶著濃厚神秘色彩的日本式花園洋房內,「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正在披閱一份絕密文件。
  一年前,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政府派出了由彭德懷為統帥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援助朝鮮人民抗擊美國侵略者。正為不知如何對付大陸正義之師準備解放台灣而焦灼不已的蔣介石聞訊大喜,他憑著自己多年來歷練的豐富政治經驗敏感地察覺到,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共方面的出兵,對於中共軍隊武裝解決台灣問題顯然起到了一種滯緩作用。而在當時,儘管美國政府已經派遣海軍第七艦隊來到了台灣海峽,但蔣介石不能保證之後美國肯定會把這一政策長期持續下去。因此,他認為,台灣方面有必要向美國表示出一種超常的友好,同時,也必須申明自己一方對當前世界形勢的態度和立場。於是,蔣介石就向美國方面提出:為支持美國對於「韓戰」的政策和聯合國的相關決議,台灣願意派遣精銳軍隊前往朝鮮參與作戰。不料,美國出於對朝作戰全盤形勢和整個世界潮流態勢的發展考慮,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
  蔣介石理解美國方面的用心,很快就調整了策略,放棄了出兵朝鮮的企圖,改為對大陸派遣特務實施收集情報、蓄意破壞等活動。這一策略的具體主持者,是主管台灣情報政治工作的蔣經國。蔣大公子所倚重的,自然是由毛人鳳主持的「國防部保密局」。而從1951年初開始,蔣經國就開始頻頻與毛人鳳見面,密議對大陸進行特務破壞活動。毛人鳳對蔣氏父子絕對忠誠,也很善於領會蔣氏父子的心思,憑著自己過人的精力全力落實蔣介石的意圖。
  這天,毛人鳳正在審閱一份由「保密局」特工專家策劃的一個代號為「901」的絕密級行動計劃。從理論上來說,這個方案如果實施成功,能夠起到不亞於一個兵團的作戰力量。當時,在「保密局」,凡是由毛人鳳親自拍板的行動計劃,都被下屬認為有絕對把握。這種計劃一旦批准,通常就會上報給蔣經國,最後呈現在蔣介石的案頭。
  二十天後,「保密局」特務許驤璋受命主持執行「901」計劃,從台北飛赴香港。稍事停頓後,許驤璋在一個雨夜偷偷上了日本一條名喚「九富丸」的漁輪,三天後抵達當時還被國民黨軍隊控制著的一江山島。1951年10月下旬的一個傍晚,化裝成漁民的許驤璋搭乘一條浙江漁船抵達上海定海橋。至此,許驤璋完成了他從台灣潛赴大陸目的地的行程,搖身一變,以西藥掮客的身份混進了大上海的茫茫人群中。
  許驤璋,江蘇無錫人氏,出身於一個商人家庭,抗日戰爭爆發那年他正在上海讀大學二年級。跟當時中國許許多多熱血青年一樣,遊行集會、募捐獻血,只覺得滿腔的愛國熱情無處迸發。這時,剛從「復興社特務處」改為「軍統局」的特工專家為這些熱血青年設計了一條「救國之路」,從他們中百里挑一遴選出適合從事特工工作的優秀分子,招收進「軍統局」,送到了首期特工訓練班接受特工訓練。戴笠對這件事特別重視,三分之二的學員都是他親自面試之後拍板的。許驤璋就是戴笠親自選中的一位學員。
  許驤璋從「軍統」特訓班畢業後,就被派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在特訓班他學的是情報,但到了上海他有時還客串著搞搞暗殺、設置定時炸彈等屬於行動特工的活兒,對付的是日本憲兵隊、特高課和汪偽「76號」特工總部,所以立了幾次功。當然,也被日本人和漢奸列入了需要重點對付的特別危險分子的秘密名單。許驤璋算得上是一員福將,他在上海潛伏多年,竟然從來沒有暴露過。抗戰結束後,許驤璋本來估計是可以到「軍統局」總部當個什麼官員的,因為戴笠接見他時曾經表示過這層意思。但他的官運有問題,戴笠這話說了不到一個月就死了,這樣,許驤璋就被鄭介民、毛人鳳晾在一旁。後來,他們總算想起這位當年的地下工作有功之臣來了,給了他一個中校軍銜,仍打發他去了上海,專搞經濟情報。
  用許驤璋自己對自己的評價來說,叫做「金子總是要發光的」,他在上海竟然又干出了一番名堂,弄到了幾份很有價值的國際經濟情報。據說其中有一條被蔣介石提供給美國,換得了一個師的美援裝備,當然這些裝備後來都被林彪、羅榮桓的第四野戰軍繳獲過去了。但是,許驤璋的名字因此而被蔣介石記了下來。這次,毛人鳳準備實施「901」計劃,蔣介石親自點名說讓「那個姓許的無錫人」去上海走一趟。
  現在,許驤璋終於重新踏上了上海這塊熟悉的土地。根據事先安排,他先去找住在黃浦區浙江中路上的一個名叫孔愛芳的28歲的女子。
  孔愛芳是上海本地人,出身於一個西醫家庭,其父早歿,所以家境不佳。孔愛芳在18歲時離家出走,被汪偽「76號」特工總部的一個姓姚的漢奸頭目作為外妾養著,身邊有傭人、保鏢、車夫,日子過得很是滋潤。姚先生在「76號」分管上海郊區諸縣的情報工作,這自然就被納入了「軍統」派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的視線。於是,孔愛芳就被內定為「工作對象」,「軍統」上海特區頭頭命許驤璋採取「一對一」的手段把孔愛芳拿下後控制在手裡。
  許驤璋先收買了孔愛芳的傭人,通過傭人又軟硬兼施地控制了車夫和保鏢。這三位並不知道許驤璋的「軍統」特工身份,只道是一個花花公子,看上了頗有幾分姿色的孔愛芳,也就樂呵呵地接受了賄賂。哪知,許驤璋乾的活兒是從孔愛芳那裡獲取「76號」的情報。所以,當後來事情終於敗露,日本憲兵隊的警車呼嘯而至時,這三位甚至還以為人家東洋先生找錯了地方。孔愛芳卻因為不在家而逃過了一劫,她的姚先生因此吃了些苦頭,後來還是汪精衛發了話才留了一條性命,逃往香港去做生意了。
  孔愛芳脫險後,走投無路,找許驤璋求助。但許驤璋沒有上峰發話是不能收留她的,於是就給了一筆錢讓她自找生路。女人若是記起仇來那是很要命的事兒,孔愛芳從此就一直記著這件事。儘管她感恩於許驤璋當時給過她一筆錢鈔,但不能原諒許驤璋是此事肇因。所以,後來她嫁給滬上一個有點名氣的資本家做了小老婆後,可以對許驤璋客客氣氣,仗義疏財,但堅決拒絕許驤璋有時想逢場作戲的念頭。這樣,許驤璋和孔愛芳之間就屬於那種保持著距離但又可以互相說說私話的關係。
  這次,許驤璋就是基於這種情況設計了一個方案,讓孔愛芳稀里糊塗地協助「保密局」執行「901」計劃。
  根據潛伏在上海的特務調查,孔愛芳在解放後的生活每況愈下。上海解放前夕,她那資本家老公瞞著她變賣了產業,攜著大老婆和子女悄然逃往海外,沒有給孔愛芳留下一文錢,只有她住的一套小洋房因為當初是她的產權而算是她的財產了。孔愛芳靈機一動把小洋房出租,用一部分租金在浙江中路租了一個住處,剩下的就作為生活費打發了。孔愛芳是一個不甘寂寞的女人,很喜歡跳舞,差不多天天去「百樂門」,不久就搭識了一個比她小兩歲的名叫甘祖強的小白臉。兩人這時已經同居了半年。
  許驤璋的登門使孔愛芳深感意外,這倒不是他的特務身份。許驤璋從來沒有對孔愛芳暴露過自己的特務身份,多年前的那樁「76號」案子,事後對孔愛芳的解釋也是「受朋友之託」,他對外的身份是生意場上的掮客或者洋行的買辦。問題是,自1949年春天江南地區行將解放始,許驤璋就跟孔愛芳中斷了聯繫,孔愛芳一直以為他已經失蹤了。現在冷不防突然冒了出來,許驤璋對她的解釋是,自己去廣州那邊發展了,現在混得還可以,這次來滬考察商機,打算住一段時間,因為惦記著她,好不容易打聽到了她,馬上過來探望。說著,許驤璋就拿出了事先準備好的禮品:高級化妝品、時尚服裝、皮鞋,還有幾筒香煙,都是舶來品。香煙是送給甘祖強的,因為這個小白臉也是「保密局」的「901」計劃中的一枚棋子。
  當時,上海灘能夠享用舶來品的人已經不多,因為中國大陸已經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共同經濟封鎖,中斷了貿易。所以,海外商品成了罕見之物,誰擁有那就不但具有一種享用之優,還代表著一份心理上的虛榮。因此,許驤璋的這些禮品極受孔愛芳、甘祖強這對同居者的歡迎,也就很容易地贏得了兩人的信任。


  隨後,許驤璋就跟甘祖強套起了近乎,對孔愛芳倒反而冷淡了。
  甘祖強的出身並不高貴,他的老爸是給一位英國在滬經商的老闆當聽差的。正是由於這一點,甘祖強從小就從老爸那裡學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語,漸漸還知道了外國貴族的一些做派。這樣,當他成年後,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具有高貴門第背景、自小就在國外生活的華僑子弟,就不是一樁很犯難的事情了。他那副白臉小生的面容和經常從事「勃克新」(英語Boxing:拳擊)活動而形成的體魄,要想吃軟飯那就是上天特賜給他的福分了,對付孔愛芳那樣的女人,自然就是小菜一碟了。但是,他跟孔愛芳的交往卻是看走了眼,他以為對方很有錢,尋思靠在孔愛芳身上揮霍一番不成問題,哪知同居了方才知道孔愛芳只有一套小洋房,暗嘆自己眼力不濟之餘又動起了另一番腦筋。這個腦筋後來在他落網後交代出來,是想把孔愛芳的那套洋房騙賣後捲款玩消失。
  不過,這是一個需要時間的計劃,火候到了方才能把洋房的產權憑證騙到手,所以,甘祖強眼下就得捺著性子討好孔愛芳。他是吃軟飯的老手了,討好女人倒是很從容,但就是缺乏實力,沒有裝扮如他對孔愛芳所說的自己是華僑子弟的經濟基礎。為此,他已經悄然背了若干債務。甘祖強以前吃軟飯時曾經跟在人家後面接觸過生意方面的事兒,他自己空閑時偶爾也做做掮客。所以,他盤算著最好先弄點掮客生意來做做,以解決眼前的經濟拮据問題。
  許驤璋的出現、許驤璋對甘祖強說的一番話,使甘祖強很感興趣。許驤璋跟甘祖強喝了幾次酒後,基本上已經摸清了對方的路數,這跟潛伏在上海的特務奉命調查到的情況差不多。於是對甘祖強說我在上海有一個好友,聽說在經營西藥方面很有路子,如果老弟有興趣的話,我倒是可以介紹你們兩人認識一下的,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甘祖強一聽,尋思這真是正想瞌睡有人送枕頭來了,於是馬上連聲說好,謝聲不迭。
  這樣,「保密局」潛伏在上海的特務仇學武就出場了。仇學武年歲比許驤璋大幾歲,但參加「軍統」卻是抗戰結束後的事兒了。他原是「國軍」的中尉政工人員,抗戰結束後裁減部隊政工人員,戴笠正好擇優錄取從中挑選了一批,進行特務技能訓練。當時,給仇學武當教官的那批人已經屬於許驤璋當年在「軍統」特訓班當學員時的學弟了,所以,若按武林規矩來論的話,許驤璋應該是仇學武的師叔了。這次,根據台灣方面的指令,讓仇學武擔任許驤璋在滬執行「901」計劃的助手,這對仇學武而言自然不得不生髮出一絲受寵若驚之感,尋思一定得好好表現一番,努力完成使命,給自己創造一條升官發財之道。
  說到這裡,我們應當讓「901」計劃的內容曝光了。要說這個計劃內容,先要從「二戰」時最為風靡的一種西藥盤尼西林說起。盤尼西林是英文的音譯,中文的準確表述是「青黴素」。
  青黴素的發現開創了人類征服病菌的一條嶄新的道路,之後科學家又據此生產了其他抗生素,一直到今天還在不斷研製著這個黴素那個黴素。
  1945年,弗萊明、弗洛里和錢恩因「發現青黴素及其臨床效用」而共同榮獲了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在英美政府的鼓勵下,藥品製造商進入了這個領域,很快就解決了批量生產青黴素的方法。這種珍貴的新葯一出現,馬上就被公眾認為是「神奇救命葯」。由於產量低且成本高,最初兩三年間青黴素只是留給戰爭傷員使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青黴素的價格大幅度下降,接著,英國、美國政府相繼宣布解除青黴素出口的禁令,青黴素才以緩慢的速度和極少的數量流入英美以外的國家的黑市。對於全世界的需求量而言,這些流出的青黴素的數量顯然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價格仍然高不可攀,令人咋舌。1946年上海西藥黑市場上黃牛推出的盤尼西林的等重價格甚至一度超過了黃金。
  隨著中國大陸諸多城市相繼獲得解放,從事黑市走私盤尼西林的主兒們都聞風而遁。走私盤尼西林的主要渠道——香港、澳門那邊的口子也已被封閉,因此,盤尼西林在黑市場上基本消失了。人民政府衛生管理機構則由於西方國家的禁運而無法從海外採購到盤尼西林,所以,醫院、醫藥商店也是無此葯可賣。當時的蘇聯已經能夠自己生產盤尼西林,根據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的協議,蘇聯能向中國出口一些盤尼西林。但是,這些進口的盤尼西林相對中國的需求量而言,簡直是微乎其微。尤其是當時中國大陸還在進行追擊國民黨殘餘軍隊和剿匪戰爭,軍隊對於盤尼西林的需求量很大。因此,盤尼西林是當時中國最為缺乏的西藥。
  鑒於這種情況,毛澤東主席在1949年對蘇聯進行訪問時,與斯大林談到了請蘇聯政府援建製造包括盤尼西林在內的一些西藥的藥廠。蘇聯政府將該項目列入了對新中國首批援建的項目。三年後,中國終於能夠自己生產盤尼西林了,上市時的藥名改為正規的名稱——青黴素。
  

1951年,當時的情況是中國尚未能夠自己生產盤尼西林,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大批官兵負傷。不難想像,盤尼西林對於當時的志願軍是多麼缺乏。
  台灣「保密局」的特工專家就是基於這種形勢背景,策划了「901」計劃:將一種由美國間諜機構研製的無色無味且通常葯檢手段無法檢測出的毒藥混入盤尼西林針劑藥粉內,將這些盤尼西林作為走私貨偷偷運往上海,物色一個蒙在鼓裡的局外人作為貨主接收貨物;安排另一名局外人對此事進行舉報,從而使中共方面安排力量截獲這批走私藥品;中共方面獲得這批中國大陸特別急需的藥品後,肯定會檢驗,但憑大陸葯檢部門目前的檢測水平是不可能發現這些盤尼西林針劑中混入了毒藥的,所以會作出這是正常的盤尼西林針劑的檢測結論。這樣,這批藥品就不會被銷毀,根據大陸目前對於盤尼西林的缺貨狀況,自然也不可能送往醫院或者西藥房作為商品出售,而會將其放到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提供給正在朝鮮作戰的志願軍了。那些負傷的志願軍官兵在使用這種特殊的盤尼西林之後,初時跟使用正宗產品沒有什麼兩樣,傷口也能痊癒,身體也沒有什麼反應。但是,過了大約半年之後,美國專家研製的慢性毒藥就開始發揮作用了,它能夠使人的內臟在沒有知覺的情況下漸漸地腐爛,然後有一天就突然死亡了。更為可怕的是,即使死亡之後對屍體進行解剖,也無法查出這是毒藥在起作用。
  許驤璋物色的接收這批特殊走私貨的「蒙在鼓裡」的主兒,就是「花花公子」甘祖強,讓助手仇學武去做具體工作,而他本人要做的是把孔愛芳「培養」成一個舉報者,讓她去舉報甘祖強。鑒於孔愛芳與甘祖強的同居關係,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是有一定難度的,所以必須得由許驤璋這個老牌情報特工親自策划了。
  之後幾天,仇學武和甘祖強打得火熱,已經具體談到了關於走私這批盤尼西林的問題。甘祖強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表示非常願意跟仇學武合作,不過,資金卻是一個問題。據仇學武說,這批盤尼西林的數量大約在3000盒,需要一筆巨款才能買到手。而走私貨物的規矩甘祖強也是知道的,向來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因此,甘祖強就對仇學武說了這個問題,表示自己拿不出哪怕是百分之一的資金。
  仇學武怎麼說?他當然不能大包大攬地說你拿不出不要緊,由我來拿就是。如果這樣說了,那就容易露餡,因為能夠拿出這筆巨款的人,是不可能看中甘祖強這樣的角色並將其選為合作對象的。仇學武的說法是由許驤璋事先傳授過的。他說,老弟你拿不出百分之一,不瞞你說,老兄我連百分之零點五也拿不出。不過沒有關係,這筆資金是由別人出的,我不過是他的代理人罷了,我一個人可能忙不過來,再說也沒有經驗,從來沒有做過這種活兒,聽說老弟你以前曾經走私過五金產品,所以想請你跟我合作一把,反正有好處大家平分就是了。什麼叫哥們兒?這就叫哥們兒,還是鐵的!
  談話進行到這一步,就該暫且打住告一段落了,一下子談得太深了,容易嚇著人家,甘祖強不過才26歲一個青年哩。又過了兩天,仇學武再次跟甘祖強見面,這回就談深了:老弟啊,我跟人家投資方說了,投資方的意思是這種事兒在舊社會就屬於犯法,現在新社會那就更加不用說了,咱跟甘祖強初次結識,憑什麼這樣相信人家?
  甘祖強一聽就急了,這不是不帶我了嗎?於是就急赤白臉地打斷仇學武的話要求一定帶上他一起做,並說他眼下是如何如何需要獲得發財的機會,說到動情處,甚至落了眼淚。這,完全在許驤璋的預料之中,這就是專業特工的水平了。仇學武見時機成熟就說:老弟啊,我沒想到你對這件事抱有如此濃厚的興趣,這份積極性真是令人感動。這樣吧,我給你向人家投資方再說說看,盡量替你爭取到這個機會吧。
  當天晚上,仇學武到甘祖強下榻的浙江中路孔愛芳住所來了,「正好」許驤璋也來看孔愛芳。甘祖強自然要避著那二位,於是就把仇學武扯到房間里去說話了。仇學武對甘祖強說,人家投資方的意思是:既然如此,那就讓你老弟交納一筆保證金表示誠意吧。你可以放心,這筆保證金不是投資,不會拿去作為本錢的,不管這次買賣做得成與不成,事後都會一文不少還給你的。甘祖強一聽就來了勁兒,問保證金需要交多少。仇學武說不能少於1000萬元吧(註:舊幣,相當於新版人民幣1000元)。當時物價低廉,1000萬元不是一個小數額,甘祖強聽了頓時臉有難色。仇學武說你如果覺得為難,那也有一個辦法,可以用同等價值的東西作抵押的。甘祖強先是一喜,然後就苦著臉只是搖頭,暗忖我的所謂華僑身份那是編造的,我家裡最值錢的東西大概就是老爸那台十七燈舊收音機,拿到電器行去恐怕也賣不了1000萬元保證金的百分之一哩,我有什麼東西抵押?
  仇學武對於甘祖強的神色不讀也懂,因為事先「保密局」早已調查得清清楚楚,如果眼前這小子真拿得出1000萬元保證金的話,大概特工專家也不會將其作為工作對象了呢。他沒有對甘祖強說拿什麼東西抵押,只是微笑著,用那種像是很和藹、客氣的眼光看著對方。甘祖強當然不笨,他既然一心要往這個套套里鑽,那自會想出主意來的。片刻,他就打定主意,對仇學武說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現在跟我同居的阿姐的一套洋房的房契悄悄借用一下。
  用犯罪心理學來分析,甘祖強的這個選擇屬於偶然中的必然。之前他就有過把孔愛芳的那套小洋房偷偷賣掉後捲款玩消失的念頭。只是要做成此事,得請孔愛芳本人親自出場。當時上海灘的房屋產權憑證還延續解放前的舊憑證,如果房子是自己出資建造的,那就憑出資人與營造商的合約在房子造好後向工部局申領房契;如果房子是通過買賣所得,那就由房屋轉讓人約請兩名中間人作證當場立下房屋出讓契約。解放後,市民如果要買賣房屋,還是按照舊規矩辦。這對於甘祖強想把孔愛芳的洋房騙賣是一個難題,你即使拿到了孔愛芳當初買進房子時的房契也沒用,因為必須讓孔愛芳親自到場簽名畫押才行,這需要他耗費時間對孔愛芳下水磨工夫,火候不到別撒網,否則準會把鳥兒驚飛了。而眼下的抵押就不同了,甘祖強只要把孔愛芳的房契偷偷拿到手,交給仇學武,就算完成抵押了,完事後再拿回來悄然放回原處就是。
  甘祖強得意揚揚地對仇學武說了說,仇學武說這事我不表態,你自個兒看著辦吧。甘祖強說那就這樣定了,你等我的消息就是!
  這番密議,自然落到了由許驤璋在外屋暗示下對甘祖強和仇學武的鬼鬼祟祟之舉產生了好奇加懷疑之心從而進行偷聽的孔愛芳的耳朵里,真箇是又驚又惱,自然要作出一番反應。
  可是,孔愛芳作出的反應卻讓許驤璋大失所望!


孔愛芳跟比她小兩歲的同居者甘祖強的關係,屬於情人關係。她是一個喜歡享受奉承的女人,也就是上海人所說的「吃花」的女人。這裡的「吃」是滬語「喜歡」的意思,「花」用於此間作滬語「甜言蜜語」理解。而甘祖強恰恰就是這類男人中的佼佼者。因此,孔愛芳很喜歡甘祖強,她為自己設定的終極目標是要和甘祖強結為夫妻。
  孔愛芳偷聽到了甘祖強跟仇學武的密議後,最初當然是惱火,尋思自己對他這樣好了,而他竟然還要瞞著自己偷拿房契去做非法生意。但惱過之後沒幾分鐘就產生了另外的念頭,她轉念一想:甘祖強對我還是不錯的,他這樣做也是為了掙錢,平時他一直說的要掙大錢供我享受,看來這就是為了實現他的諾言啊。如此一想,孔愛芳的火氣就消失了。本來,她是準備要對許驤璋訴說一番的,就是這一轉念,她打消了訴說的念頭,若無其事地把話題扯到了其他方面。
  許驤璋觀察人的心理自有一套獨特功夫,當下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對方的心思,便很是有些失望。不過,他也並不沮喪,一個合格的特工,當然得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否則這活兒還怎麼干?當晚,許驤璋沒有作出什麼反應,甚至想也沒想過,一直到仇學武和甘祖強結束談話開口告辭,他臉上也沒有什麼異樣神情顯露出來。
  為防止給甘祖強留下一個這是一起「連檔模子」之局,許驤璋沒有和仇學武一起離開,他是在仇學武告辭後一個多小時才離開的。離開後就去了外白渡橋畔的一家咖啡館,那裡,仇學武已經在等著他了。許驤璋對仇學武說了孔愛芳的反應,仇學武說如此看來這件事有問題了,要麼我乾脆另外叫人舉報這樁案子算了?
  干特務工作也是講究資歷的,而且似乎比其他行當還要講究,因此,對於仇學武這樣的行業後輩,許驤璋其實是看不上眼的。於是,他就對仇學武說,如何執行計劃,上峰是有一套具體方案的,方案是「最高組織」(指「保密局」)的專家制訂的,通常,必須按照專家制訂的方案執行計劃,這樣,即使失敗了,回去述職時也有個說法,不至於受到處分。他見仇學武的臉上露出似乎懷疑的神情,便又說:我知道你是想說難道專家能夠預料到一切,包括眼下孔愛芳對此的態度?我告訴你,專家不是神仙,他們不可能預料一切情況,但是,專家是會考慮到意外情況的,所以通常在交待行動方案時會給你總的思路,如果發生意外,只要按照他們的思路軌跡考慮解決方法,一般來說也是很有效果的。這件事,接下來怎麼做,讓我考慮後再作決定。你那裡,就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仍舊和甘祖強那小子談下去。注意,甘祖強其人比孔愛芳要重要得多,你可得牢牢抓住,千萬不能放手。
  許驤璋按照「保密局」的特工專家制定的思路考慮下來,想到了另外一個措施:那甘祖強是一個喜好玩弄女人的「花花公子」,那何不就在這上面做做文章,弄一個漂亮女人去勾引他,然後讓孔愛芳知曉此事。女人的吃醋心決定她決不會聽之任之,何愁她不上鉤?
  主意打定,許驤璋就約見仇學武,如此這般說了說,讓仇學武去執行。
  仇學武作為「保密局」的潛伏特務,還擔負著發展新特務的使命,他的工作積極性還是蠻高的,這一年多時間裡已經發展了11名新特務,有的已經接受過實戰考驗,比如散發反動傳單、散布擾亂人心的謠言之類。此時他決定從發展的新特務中挑選一名女性去執行勾引甘祖強的使命。
  這個女特務名叫柳傳麗,22歲,未婚,初中畢業,在一家私立醫院當護士。這個姑娘長得頗有幾分姿色,反應敏捷,口齒伶俐,據仇學武向許驤璋介紹,乃一個「有頭腦的人」。柳傳麗的頭腦在於懂得記住仇恨,她的父親是上海灘的一個惡霸,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鎮壓了。柳傳麗把這件事作為與共產黨結下了深仇大恨的人生頭等大事對待,從此就一心一意留意著如何報仇。還真讓她給撞上了,仇學武的老婆患了闌尾炎住院開刀,正好柳傳麗是位護士。仇學武一下子就看準了這個小護士。於是,在老婆痊癒出院後,他也生了「病」,私立醫院好說話,只要付錢,想住院就住院,還能指定病房、床位,仇學武當然躺在他老婆躺過的那張床上。等到他出院時,柳傳麗已經宣過誓了。
  這次,仇學武讓柳傳麗去勾引甘祖強,生怕嚇著對方,就說這是來自台灣「國防部保密局」的指令,如果照著實施了,就算是立下了功勞,日後……柳傳麗打斷說功勞不功勞我無所謂,我要的是報仇!仇學武便改口說你要為你老爹報仇,那這一步棋子真是再好不過了,你這步棋子一走通,下面的全盤計劃就都能暢通了,對共產黨的破壞作用那是大得沒法說的,看報紙吧。
  柳傳麗於是接受了指派,經仇學武的介紹認識了甘祖強。
  仇學武故意安排了一個在舞廳「偶然」遇到柳傳麗的機會。柳傳麗是有備而來,刻意打扮了一番,又施出了那份在舊社會私立醫院受過特殊訓練的護士小姐的嫵媚,馬上使甘祖強產生了非分之想。甘祖強對於女人,一是圖色,二是圖財,能夠「雙圖」當然最好。對於孔愛芳,他圖的就是那套洋房。此刻對於眼前這個護士小姐,他就圖色了。
  甘祖強跟柳傳麗結識之後,次日就給她打了電話,約她到國際飯店吃飯。柳傳麗應約而至。這是仇學武預先對柳傳麗關照過的,讓她不要堅持拒絕,因為那樁使命的時間有點緊迫,一擺架子就要耽擱了。不過也不能主動,一主動可能會引起甘祖強的懷疑。柳傳麗都一一做到了,她跟甘祖強在公平路上一家私營旅館裡開了房間。開房間時,還特意跟旅館的服務員鬧了一點小糾紛,好讓接下來的事情好做一點。
  所謂「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許驤璋悄然對孔愛芳所說的:我聽仇學武說,甘祖強好像交了一位漂亮的女朋友,是個22歲的護士小姐。他故意說得漫不經心,但對於孔愛芳而言,幾乎等同於在耳畔爆了一個「二踢腳」。她馬上盯著追問,許驤璋吞吞吐吐了好一陣,才答應向仇學武打聽後再告知。
  打聽的結果就涉及了公平路上的那家私營旅館,孔愛芳當即前往詢問。旅館服務員對柳傳麗的惱火還沒有消,正好添油加醋說了一番。
  女人在感情問題上有時很容易走極端,孔愛芳也不能免俗,回到住所,正好許驤璋也來了,她便哭哭啼啼地把情況訴說了一番,說要給甘祖強顏色看。許驤璋假裝勸說,但說出的話語卻不乏火上澆油之嫌。孔愛芳在男女方面畢竟是老手了,她這時的頭腦顯得出奇的冷靜,得出的結論也就有些冷。就像當初她認為許驤璋有負於她而從此不能發生上床之類的事情一樣,她同樣也認為甘祖強既然跟那小護士私通了,那她姓孔的也就別指望能夠跟他結婚,這場交往也就不過是一場遊戲,此刻差不多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候了。不過,她畢竟對甘祖強傾注了一份難得的真心,所以,就這樣分手似乎過於便宜他了。於是,孔愛芳的心裡就產生了報復的念頭。
  怎樣報復?孔愛芳反覆考慮下來,覺得只有抓住前幾天偷聽到的那樁準備走私盤尼西林的事兒做文章。反正做不成夫妻了,那就乾脆得罪到底,送佛送到西天,寫一封舉報信把甘祖強弄到監牢里去算了。至於人民政府會判處甘祖強什麼刑罰,那就看他小子的造化了,以孔愛芳此刻的心態,當然最好是槍斃。
  別看孔愛芳不過是一個小市民式的俗女人,她倒還是有心機的,決定之後,她沒有對許驤璋透露,因為她考慮到走私盤尼西林之事跟仇學武也有關係,到時候人民政府少不了也要請仇學武進去吃免費飯,而仇學武是許驤璋的朋友,讓許驤璋知道了透露了風聲,這事兒就黃了。
  孔愛芳另外還考慮到了一個問題,她得先讓甘祖強有機會把這件事進行下去,使他能夠輕而易舉地偷拿到她的房契。於是,她就對甘祖強謊稱要和幾位小姐妹一起去普陀山燒香,問甘祖強是否有興趣一起去。甘祖強正為沒有機會下手偷拿房契而犯愁,此刻孔愛芳把機會主動送上來了,哪有推出去的道理?自然找了一個理由婉拒了。
  孔愛芳去徐家匯的一個小姐妹那裡住了五天,回來後一檢查,房契已經不在了,便知道甘祖強已經開始行動了。後來知道,甘祖強是在孔愛芳離開的當天下午就從街頭請了一位鎖匠來開了鎖,偷拿了房契交給了仇學武。
  孔愛芳於是就寫了一封舉報信,生怕寄丟了,決定親自送往華東軍政委員會去。
  孔愛芳不知應當向哪位領導同志舉報此事,就在信封上寫了「上海市華東軍政委員會 領導同志 收」。解放初期時,華東軍政委員會的每個領導每天都不知要收到多少封人民來信,通常就交由華東軍政委員會秘書處分管信訪的人員去處理。本來,孔愛芳把信函交給接待人員就行了。但是,她出於謹慎,擔心這封函件沒有受到重視,於是就對接待人員說她要把信函直接交到哪位領導的手中。這一要求當然是無法滿足的,孔愛芳一見人家搖頭,就擺出了一副不見到領導決不罷休的架勢,聲稱要在接待室一直待下去。這樣,工作人員就要問一下究竟是為何事而要直接向領導投遞該函。孔愛芳說是為舉報走私藥品事,那個接待人員一聽「藥品」兩字,立馬就說那你把這信函送到上海市衛生局去吧,衛生局局長崔義田同志還兼著華東軍政委員會的衛生處處長,交給崔局長沒錯。
  孔愛芳於是就去了上海市衛生局。她未能見到局長崔義田,但是,接待她的工作人員答應一定把信函交給崔義田局長。工作人員沒有蒙人,確實是把孔愛芳的這封信函交給了崔義田局長。
  崔義田看了舉報信函,認為這件事應當由公安部門去處理,於是就把信直接轉給了上海市公安局揚帆局長。揚帆收到後,批轉到了刑事偵查處。當時,這種不著邊的舉報信函幾乎每天都會飛往公安局,有時一天幾十封甚至上百封也是有的,大部分查著查著就沒法查下去了,工作量之大、警力之緊是可想而知的。刑偵處的領導看了孔愛芳的這封未具舉報人姓名和住址的匿名信函,暗忖別又是一個查不下去的線索啊,但工作是要做一下的,於是就喚來一位從部隊轉業過來的名叫羅清山的刑警,讓他先去初步查摸一下這封舉報信函內容的真偽。
  羅清山是解放戰爭前期入伍的山東籍小夥子,上海戰役時他在宋時輪的第三野戰軍第九兵團政治部保衛部當保衛幹事。中共方面接管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宣告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後不久,為充實公安力量,他奉命和其他一批部隊同志就地轉業,當了人民警察。羅清山沒有什麼突出的聰明才智,但是小夥子非常踏實,尋思既然到了這個崗位上,那就得把工作做好,而要在大上海做好公安工作。看來先得把上海灘的道路摸熟,還要把上海話學好。這兩樁事情說說容易,真要做成功那還是蠻犯難的。但是,羅清山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最終還是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到接受這一使命的時候,小夥子已經把上海灘的每條大街小巷都摸排得了如指掌,一口上海話也說得幾可亂真,不知道的人還真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哩。
  羅清山接受任務後,想了一陣,尋思要了解舉報信內容的真假,有兩個途徑:一是去找信中所說的那兩個有名有姓但是不知住址的被舉報走私藥品的主兒甘祖強和仇學武,二是找到那個匿名的舉報者。這兩條途徑的相同之處是對方都沒有住址,不同之處是前者有姓名,後者連姓名也沒有。那麼,走哪條途徑呢?羅清山想先去找那個匿名舉報人,這樣做儘管難些,但是找到後接觸時沒有「打草驚蛇」之慮,而且找到了舉報人也等於是找到了被舉報人甘祖強和仇學武。
  怎樣才能找到那個匿名舉報人呢?羅清山想,舉報信是從上海市衛生局轉過來的,那就先去那裡了解一下情況。這封信的信封上沒有貼郵票,也沒有蓋郵戳,說明不是通過郵局郵寄的,那就很有可能是寫信人直接上市衛生局遞交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運氣就來了。
  運氣倒還真讓羅清山撞著了,他去上海市衛生局一打聽,信訪接待的工作人員根據信封上的編號查到了收下這封信函的登記,那上面竟然有孔愛芳當時自報的姓名和地址。羅清山真是喜從天降,抄下後就去走訪。小夥子多生了一個心眼兒,他沒有直接上孔愛芳的住處,而是先去了管段派出所,向分管的戶籍警了解是否有孔愛芳這樣一個住戶。戶籍警查了一下,說有孔愛芳這麼一個住戶,不過報的是臨時戶口,她的固定戶口是在閘北區,她那臨時戶口本上還掛著一個人,是個男子,名叫甘祖強。
  羅清山這下樂了,別說天上掉下餡餅只是童話故事中的情節,看來現實生活中也有啊。如此看來,這封信的內容十有八九倒是屬實的,因為舉報人和被舉報人是住在一個門口裡的,那事兒通常就不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了。出於慎重,還是先請示領導再說吧,看這活兒怎樣往下派。
  刑偵處領導聽了羅清山的彙報,說小羅你這樣做很好,是得先研究一下看怎麼往下查,這事兒估計是確鑿的呢,那就得立案了。活兒還是你干,給你增派一個助手,讓小袁和你一起查吧。
  小袁名叫袁蒙一,比羅清山小兩歲,他是革命烈士後代,其父是中共地下黨的情報人員,抗戰勝利前一年在蘇州被捕,拒絕吐露機密出賣同志,英勇不屈,光榮犧牲。上海解放時,袁蒙一正由其經商的伯父供養著讀高中,其父當年的上級隨軍進滬後在市公安局當部門領導,前往他家慰問,袁蒙一堅決要求輟學參加工作,於是就進了公安局當了一名刑警。
  羅清山和袁蒙一兩人經過一番商議後,決定通過派出所安排悄悄跟舉報人孔愛芳接觸。當天下午,派出所戶籍警請居委會幹部打探到甘祖強不在時,就把孔愛芳請到了居委會幹部的家裡接受刑警的調查。
  孔愛芳對於刑警找上門來感到吃驚,甚至有些緊張,但很快就平靜下來,承認是她寫的舉報信,然後又把情況陳述了一遍。可能出於謹慎,也可能根本是一種無意識,她隻字未提許驤璋。這樣,當時的陳述筆錄里就沒有許驤璋的記錄,警方根本不知道還有許驤璋這樣一個其實更值得懷疑的人物。
  事先,領導已經把策略向羅清山兩人作過交待了:如果舉報情況屬實,那就要求孔愛芳嚴格保密,穩住甘祖強,對走私藥品情況予以密切監視,讓他們把藥品偷運進來,到時候來一個人贓俱獲。
  當下,袁蒙一就把要求對孔愛芳說了,希望她能配合政府做好這件事。孔愛芳說沒有問題,但她也有一個要求希望政府滿足。孔愛芳的要求是:我的房契已經被甘祖強作為信用擔保抵押在人家手裡了,希望到時候政府能夠發還。袁蒙一說這事沒有問題,肯定會還給你的。孔愛芳於是很高興地點頭,表示絕對沒有問題,一定配合警察同志把這件事做好。
  其實,孔愛芳的舉動沒有逃出許驤璋的視線,說老實話,他最擔心的就是孔愛芳不舉報,再有就是舉報後不被警方重視,現在事情發展的軌跡是沿著「保密局」特工專家事先設定的方向走的,所以他就放心了。為防止發生意外,許驤璋就不再去孔愛芳那裡,還關照仇學武也用不露面的隱秘的方式跟甘祖強聯繫。
  為防止夜長夢多,許驤璋要求仇學武立刻執行「走私」行動。貨是現成的,那是3000盒盤尼西林針劑粉末,每盒12瓶,可供救治二三千名傷病員。這批貨,在許驤璋離開台灣的差不多同一時間,就運到了當時還被國民黨軍隊控制著的大陳島,然後通過「保密局」的秘密地下運輸渠道偽裝成海貨運至上海附近的海域,乘夜晚黑幕的掩護避開解放軍海軍巡邏艇的巡查,就在海上和前來接貨的「保密局」潛伏特務辦理了交接手續,由潛伏特務運至浦東高橋鎮一位不是特務身份的百姓朋友家裡存放著。保管這批特殊貨物的潛伏特務得到的指令是,根據指定的暗號發放這批貨物。
  羅清山、袁蒙一對孔愛芳調查後的第三天,許驤璋決定開始行動。他先讓仇學武給甘祖強寫了一封信,說貨物已經運到,目前藏於浦東高橋鎮某處,這兩天準備提貨。寫這封信的用意其實是要使警方知道這批貨密藏於何處,好讓警方採取行動。因為警方肯定已經通過郵局控制了甘祖強的通信,寫給他的信函他本人還沒閱讀到時,警方已經拍照取證了。事實也確實如此。刑警看了這封信函的內容後,當即前往高橋鎮秘密摸排,在川沙警方的協助下對存放貨物之處布置了秘密監控。
  許驤璋下達指令後,就通知仇學武趕緊躲避,連甘祖強也得躲起來,免得他被捕後亂咬亂攀使警方產生懷疑,使衛生管理部門對這批盤尼西林也產生懷疑,從而壞了毛人鳳的大計。
  又過了一天,仇學武按照許驤璋的安排,去十六鋪碼頭臨時雇了一輛卡車,寫了一紙條子,用暗號通知高橋方面發貨。這時,羅清山和袁蒙一兩人在高橋鎮已經守候一天一夜了,此刻見有人前來提貨,在川沙縣公安局的幾位便衣民警的協助下將來人連車帶貨給查扣了。
  保管貨物的人也給逮進了局子,他當然就咬出了那位利用他的不知是潛伏特務身份的朋友,警方馬上行動。那個名叫丁根寶的特務接到仇學武的通知早躲避出去了,但因為想著家裡還有點事情沒有交待,晚上返回來處理,結果就落網了。不過,丁根寶的被捕跟許驤璋執行的計劃沒有更多的關係,所以,警方對於敵特的陰謀還不可能知情,只是將其作為走私刑事犯罪涉嫌人來看待。由於案值巨大,所以將其押解到了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關押著。
  而羅清山、袁蒙一回過頭來想捉拿甘祖強時,孔愛芳說甘祖強已經三天沒有回來過了,也沒有留下過什麼話,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這樣,這個案子就辦得有點像夾生飯了。不過,案子是破獲了,兩個年輕的刑警還是受到了表揚。因為活兒還沒有幹完,所以,一邊準備寫結案報告,一邊對甘祖強和仇學武作了布控安排,保證在布控點只要露面就能抓獲,然後,就跟市衛生局聯繫鑒定查獲的走私藥品的鑒定。衛生局葯檢部門對於藥品的鑒定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結案報告中要寫清楚查獲的是什麼藥品,真貨還是假貨,抑或是有毒假藥,等等;都要有一個權威說法,以便對走私案犯進行定罪量刑。
  前面說過,這批「盤尼西林」針劑中混入的毒藥是中國大陸當時所使用的檢測手段無法檢測的,這樣,這批藥品在經過抽檢後就被認為是正宗的盤尼西林。
  消息上報給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那邊的專家正為籌措有效安全的消炎藥品支援抗美援朝而大傷腦筋,聽說警方查獲了3000盒盤尼西林,就有人把腦筋動到了這上面。一個專家寫了一份建議書,送到了主持工作的衛生局長崔義田那裡。
  崔義田是科班出身,他早年就讀於遼寧醫學院,1938年參加新四軍,先後擔任新四軍後方醫院院長、新四軍江南指揮部軍醫處處長、蘇北指揮部軍醫處處長、新四軍衛生部副部長、部長併兼任山東軍區衛生部部長、華東軍區和華東野戰軍衛生部部長、第三野戰軍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建國後官至國家衛生部副部長、中華醫學會副會長。崔義田對於那3000盒求之不得的盤尼西林自然也有心動之意,如果運往朝鮮前線,那是可以拯救數以千計的志願軍傷員的生命的。這樣,他在收到專家的建議函後,就召集相關人員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經過討論後,決定從這批查獲的盤尼西林中隨機抽取樣品,送往北京國家衛生部去作了檢測,看結果如何再作決定。
  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的決定跟警方已經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了,警方這時要做的是結案了。
  但這時卻發生了一個意外!

  許驤璋在警方查扣藏於浦東高橋鎮上的那3000盒盤尼西林之後,暗暗長噓了一口氣,尋思這樁活兒總算幹完了。至此,他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藥品已經到了共產黨手裡,是否會運送朝鮮前線去給志願軍野戰醫院使用,那就不是他能起什麼作用的了,於是,他就想按照事先上峰所交待的,返回台北去向「保密局」交差。是否立得上功那要看造化,但此行總算沒有出事,得以平安返回台灣,那可算是喜事一樁了。
  但是,就在許驤璋準備動身的時候,「保密局」本部通過地下電台向他下達了一條指令,讓他「暫緩回返,留滬代行視察潛伏組織情況,物色優秀分子上報局部作備選全能特工之用」。許驤璋差點要破口大罵,這不是要老子涉險嗎?潛伏的主兒中哪個萬一已經變節了的話,正等著台灣來人登門好作為向共產黨邀功求賞的資本,他姓許的豈不正是自投羅網嗎?但沒有回絕的理由,他只好先留下來再作計議了。
  許驤璋的留下,仇學武是不知道的。仇學武與許驤璋的助手關係,從完成「901」計劃開始已經結束了,根據特務工作的紀律,他和許驤璋就不能再見面或者聯繫了。仇學武這時想到了一個問題:許驤璋完事後回台灣了,我還在大陸待著,「走私盤尼西林」這樁活兒雖已幹完,但共產黨公安局的活兒還沒有完哩,他們還在偵緝甘祖強,通過甘祖強就能找到我。要想擺脫這個風險,看來只有切斷線索。眼下,跟甘祖強和孔愛芳的脫離還不能算是真正完整的切斷,要真正切斷,看來只有殺人滅口了。殺誰?最好是把甘祖強和孔愛芳一起解決掉,但甘祖強目前在哪裡他不清楚,孔愛芳倒是清楚的,還在浙江中路那裡住著,那就先解決這個女人吧。至於甘祖強,有了他的下落再下手。
  派誰下手?想來想去還是那個小護士柳傳麗似乎最為合適了。於是,仇學武就指派另一個特務名叫裘富貴的去浙江中路那裡打聽孔愛芳的下落。打聽的結果是孔愛芳上一天患了急性闌尾炎,連夜被送到第一人民醫院去了。仇學武尋思在醫院那就更容易下手了,柳傳麗又是做護士的,熟悉醫院情況,讓她下手再好不過。
  可是,柳傳麗卻不肯執行這個使命,因為她之前奉命勾引甘祖強,仇學武對她說過會發生登上報紙的破壞事件,但她一直等到現在也沒見報上刊登什麼事件,所以,她那大小姐脾氣就發作了,無論仇學武軟硬兼施,威脅利誘,她一口咬定不幹了,除非仇學武馬上做一樁轟動上海灘的大事件出來,讓她看著共產黨受損害出出氣,倒還可以考慮考慮。柳傳麗把話說到這一步,仇學武也就拿她沒有辦法。畢竟這個使命並非台灣的指令,而是他為了保全自己而自作主張決定的,他不可能因此而對柳傳麗採取紀律制裁。況且,一制裁柳傳麗,他就多了一份暴露的可能性。
  這樣,仇學武就只好另外選擇執行對象,尋思一事不煩二主,乾脆就叫裘富貴去執行算了。
  裘富貴33歲,他是蘇北人,出身地主,當過還鄉團小頭目,親手殺過七八名民兵和解放軍家屬,用「血債累累」來評判算不上冤枉他。淮海戰役結束前,他見「國軍」敗局已定,便逃來上海,改名換姓開了一家水果店鋪。正好他跟仇學武的老婆是同鄉,買賣時間稍長就跟仇學武夫婦認識了。仇學武在跟其接觸中也就漸漸覺察到裘富貴對共產黨似有刻骨仇恨,尋思多半不是一個善主兒,悄悄讓老婆以探親為名回鄉打聽,公安局門口的牆上貼著裘富貴的照片正張榜通緝著呢。仇學武馬上就把裘富貴拉到了手下,成為一個死心塌地的骨幹分子。
  裘富貴沒有柳傳麗那樣的大小姐脾氣,也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本,仇學武讓他幹什麼就幹什麼,只求有一天老蔣反攻大陸成功。當下,聽了仇學武一番話語,就馬上點頭說願意去第一人民醫院謀殺孔愛芳。
  但是,裘富貴並不是一個稱職的殺手,儘管他親手製造了七八條人命案。仇學武給了他一件白大褂,讓他冒充醫生晚上潛進病房,往正熟睡著的孔愛芳的心窩插上一把尖刀,當場了結就是。但裘富貴尋思萬一孔愛芳挨了刀還不死,當場叫嚷,或者他剛挨到病床前她就叫起來了,那怎麼辦?所以,他就自作主張地修改了行動方案。他向街頭兜售老鼠藥的小販買了老鼠藥,煮了一鍋雞湯摻了進去。然後,把雞湯拿到了醫院,卻又不敢直接送進病房。於是就「假裝」在樓下碰到了一個病人家屬,說他有急事不上去了,煩請人家幫個忙把雞湯送到幾病區幾病床那裡。解放初期,社會人際關係很是融洽,助人為樂比本分事還本分,那個家屬很是熱心,馬上樂呵呵地辦了。
  可是,出乎裘富貴意料的是,他事先打聽准了的孔愛芳的病床已經發生了變化,醫院已經給孔愛芳換了一個病床。這樣,這鍋摻老鼠藥的雞湯就送給了原先她那個床位的病人。這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先生,也是患了闌尾炎來動手術的。上一天有個鄰居來看他,說過要熬湯給他加強營養的,所以就以為這是鄰居送來的營養湯。他當下也不生疑,正好趕上開飯的當兒,就乘熱喝了些肉湯,吃了點雞肉。
  不到兩小時,老鼠藥就發作了。好在是在醫院裡,醫生馬上搶救,老先生喝得也不算多,所以倒是沒有喪生。醫院方面當然馬上報警,上海市公安局北四川路公安分局派員前來調查,因為涉及人命,所以很是重視。不過,偵查員是盯著老先生的社會關係查找線索的,所以不可能查出什麼來。而孔愛芳對此根本就沒有想過是怎麼一回事,只將其當做一件病房新聞告訴前來探望她的親朋好友。
  這件事發生後的第三天,羅清山和袁蒙一來向孔愛芳打聽是否有甘祖強的消息。孔愛芳跟兩位刑警打過好幾次交道了,覺得很熟了,所以把這樁病房新聞告訴羅清山、袁蒙一。
  羅清山、袁蒙一當時聽了也就聽了,按照警察內部的規矩,凡是已經有其他同事在調查的案子,別人是不宜議論和去猜測什麼的。但是,兩人回到市局後作訪查記錄時,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這一節,就議論起來。因為之前兩人曾去過一次醫院,那是聽戶籍警說孔愛芳住院的消息後,他們是去慰問這個協助破案有功的舉報人的。當時,孔愛芳躺在正好是這次中毒的老先生現在躺的病床。於是,他們就考慮到投毒事件是否是針對孔愛芳的?
  羅清山向刑偵處領導彙報了這一想法,認為有必要去北四川路分局走一趟,了解一下他們對投毒案件的偵查情況。刑偵處領導贊同羅清山的想法,出具了介紹信讓馬上去調查。
  向北四川路分局調查的結果使羅清山、袁蒙一對投毒案件產生了更深的懷疑,他們決定跟孔愛芳再次接觸,看是否能夠了解到與那起走私案件更多相關的情況。
  這時,孔愛芳正好出院了,她的一位親戚把她接到家裡去休養。於是,兩位刑警就去了孔愛芳的親戚家對孔愛芳進行調查。
  這樣,終於提到了一個之前從來沒有提及過的、事實上刑警也從未想到過的問題:甘祖強和仇學武是如何認識的?
  孔愛芳對於警方懷疑「毒雞湯事件」可能是針對她的這點是認同的,於是就頗有些驚慌,她同時也就意識到當初的舉報似乎不是自己所想像的那麼輕鬆,看來,不僅僅是一個讓甘祖強吃點苦頭的問題,同時還涉及了其他人,人家心痛那些巨額資金,所以對她恨之入骨,想來要她性命了。這樣,孔愛芳就想努力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對警方說清楚,好讓刑警儘快查明情況,抓獲所有涉案人員。只有這樣,她才能太平了。於是,她在陳述甘祖強與仇學武的相識時就說到了許驤璋其人。刑警對於突然新冒出的這個男子很感興趣,反覆詢問了許驤璋歷史上和此次忽然露面的種種細節。
  兩位刑警返回市局向刑偵處領導彙報了調查到的情況,領導想了一下,拿出了一本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內部印刷的小冊子,上面有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開始一直到上海解放這段時間裡警方能夠收集到的所有曾在上海灘活動過的國民黨「軍統」、「中統」、「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國防部保密局」、上海市警察局等各部門大大小小的特務分子的名單,讓袁蒙一、羅清山翻翻,看上面是否有許驤璋這樣一個名字。
  結果,上面果然有許驤璋其人,還有他的簡歷,最後註明是「目前下落不明,有特務被捕後供稱已逃台」。
  刑偵處方面沒有想到查刑事案子竟然查出了一個有點資歷的「軍統」特務來,不禁愕然,於是當即同政治保衛處聯繫。政保處已經接到國家公安部轉來的情報,說據內線密報,有一名許驤璋者於1951年10月離開台北前往浙江省被蔣方佔領的島嶼,疑擬潛赴大陸從事破壞活動。上海市公安局在接到這份情報後已經布置了密查,但一直沒有查到許驤璋的消息。此刻竟然被刑偵處查了出來,自是興奮不已。
  羅清山、袁蒙一被請至政保處介紹「盤尼西林走私案」偵查情況,幾位經驗豐富的老偵查員聽著聽著就覺得似乎不對頭。他們這些人善於從政治破壞角度來考慮案情,因為這事涉及到「軍統」資深特務許驤璋,所以就對這起案件產生了懷疑,因為孔愛芳說得很明白:她是因為吃醋而決定舉報甘祖強要讓他吃官司的。而使孔愛芳吃醋的關鍵一節——前往公平路旅館捉姦一舉,是由許驤璋提供的消息,這就有理由懷疑此事可能是由許驤璋策劃的。許驤璋一手介紹仇學武跟甘祖強搞盤尼西林走私,一手又使孔愛芳去捉姦,最後導致孔愛芳憤而舉報走私案,這情節就很是值得懷疑了。
  案情直接彙報到了揚帆局長那裡,揚帆聽說查獲的盤尼西林抽檢樣品送往北京複檢,如果未發現問題那就有可能支援抗美援朝戰場醫院去了,便馬上致電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詢問送京檢測情況。那邊回答說北京的檢測結果剛到,說送檢盤尼西林沒有發現問題,明天崔義田局長準備在例行局務會上提出討論將該批藥品支援朝鮮前線問題。揚帆暗噓一口氣,當下便直接掛通了崔義田的電話,說明了情況。崔義田聽得暗自心驚,說那我們這邊馬上封存這批藥品。揚帆說不管我們是否偵破該案,對這批藥品的檢測還是要求有一個確鑿的定論的,崔局長你看有什麼更權威的檢測方法嗎?崔義田說要麼就請蘇聯方面協助檢測,我們馬上給國家衛生部打報告送檢吧。
  上海市公安局政治保衛處當即決定對該案進行立案偵查,當晚即成立了專案偵查組。鑒於刑偵處刑警羅清山、袁蒙一對案件進行了先期偵查,熟悉案情,故將兩人臨時調來參加專案工作。
  專案組對案情進行分析後,認為刑警先前懷疑醫院發生的「毒雞湯事件」可能是針對孔愛芳的殺人滅口行動是有道理的,按照這個思路,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方案:讓孔愛芳返回其浙江中路的住處居住,敵特方面見她返回了,可能還會繼續採取謀殺行動,警方來一個晝夜守候,嚴密保護,屆時對敵特分子現場捉拿,再順藤摸瓜追查包括許驤璋在內的其他敵特。
  這個方案馬上得到了實施,孔愛芳很樂意配合警方,很平靜地返回了浙江中路住處。警方安排了若干名便衣警察分班輪流秘密蹲守。
  可是,蹲守進行了整整一個星期,敵特分子竟然沒有任何行動。專案組深覺納悶,難道這事兒哪個環節沒有考慮周到,在某處弄砸了?


  專案組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議,再三研究如何進行下一步偵查工作,最後決定在浙江中路孔愛芳住所這邊繼續秘密蹲守,那是針對甘祖強的。而另外也需要伸出一個偵查觸角,那是針對把甘祖強拉下水的仇學武的。
  專案人員分析,從孔愛芳的陳述來看,那個仇學武是許驤璋介紹給甘祖強認識的,而甘祖強和那個他不知姓名的小女人(即護士柳傳麗)在公平路那家旅館通姦的消息,據許驤璋對孔愛芳說也是那個仇學武提供的。這樣看來,仇學武在這個案子中承擔著重要環節作用。因此,這個傢伙一定是受許驤璋指揮的一個得力幹將。現在有必要尋找此人的線索,如果能將其拿下,其意義遠比甘祖強落網來得大。
  那麼,怎樣了解仇學武的線索呢?專案人員想到了在「走私案」中落網的丁根寶。
  專案組特地約了市局預審處的一位精於訊問的高手前往第二看守所提審丁根寶。丁根寶在被捕後已經由羅清山、袁蒙一訊問過兩次,幾天後被批捕前又由預審承辦員提審了一次。他三供不離一辭:他只是接受了「朋友」仇學武之託,把對方的一票貨物介紹給高橋鎮上的一位好友處去存放,他沒有收受任何好處,也不知道那是一票什麼貨物。至於仇學武是什麼角色,他只知道是做生意的,他跟仇學武是在兩三年前一次去蘇州的火車上相識的,以後有時有來往,但沒有做過任何不法之事。總之,丁寶根反覆向承辦員表明的是一個意思:他絕對是一個守法良民!

現在,這個「守法良民」重新出現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提審室里,又一次接受訊問。這回,承辦員不問其他情況,單是盯著仇學武的情況反覆追問。應該說,這種訊問其實也並沒有什麼新的內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前三次訊問丁寶根的是年輕刑警羅清山、袁蒙一和預審處的兩位普通警員,這次訊問的卻是有著「政保行家」之稱的專案組長以及當時上海市公安局很有名氣的一名預審高手,兩人沒有使出那套凶聲惡氣、拍桌摔凳的敲山震虎架勢,只是跟丁寶根和顏悅色地交談。說也奇怪,談著談著,不知怎麼就觸動了丁寶根的神經,竟然主動交代了自己的潛伏特務身份,還交代了仇學武是發展他的上家,也是他的上司。
  丁寶根交代的內容其實是預料之中的,並不特別地引起訊問者的興趣,他們的興趣是仇學武的下落或者活動情況。但是,丁寶根對此卻是一無所知,儘管他想迷途知返,立功贖罪,可真的是力不從心。因為仇學武在將其發展為特務後,除了這次要讓他藏匿貨物,再未跟他有過聯繫。
  專案組最後還是將獲取線索的希望寄託於尋找甘祖強上。這回擴大了搜尋範圍,不但繼續在孔愛芳家附近蹲守,還決定抽調警力分別對甘祖強的父母、親戚朋友等進行廣泛的尋找。
  專案組一共抽調了30餘名警員進行搜尋工作,連續忙碌了一周,竟然未能查摸到任何線索。
  這時,北京傳來了國家衛生部的消息:盤尼西林注射針劑粉末請蘇聯權威醫學機構進行檢測,發現其中含有一種不明成分的化學物質,這種化學物質如果進入人體後,將會導致死亡;目前,還沒有發現能夠消除該有毒化學物質的藥品。
  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馬上作出決定,將警方查獲的那批盤尼西林針劑藥品全部銷毀。
  至此,儘管警方還不知道台灣「保密局」的「901」計劃,但對於敵特分子製造該案的用意已經非常明了,警方於是將此案劃定為必須偵查的重要政治性案件。揚帆局長下令給專案組增派人手,儘快偵破案件,捕獲敵特分子。
  陣容擴大了的專案組舉行了案情分析會,出於慎重,會議將案情重新分析梳理了一遍,尋找是否有線索遺漏點,或者偵查方向選擇上出現過偏差,最後肯定了之前包括羅清山和袁蒙一兩名年輕刑警所做過的全部工作。這樣,問題似乎就應當朝甘祖強究竟是否還在上海或者是否還活著這方面去考慮了。專案人員根據已經掌握的甘祖強的社會關係、社交能力、生活習慣喜好和性格等分析下來,認為甘祖強如果是為了避風頭,那就不會離開上海前往外地,因為他在外地沒有任何可以落腳的社會關係;那就還剩一個可能,他也許已經被仇學武為滅口而殺害了。
  因此,偵查工作還得從尋找仇學武的下落開始調查。之前,專案組早已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義向全市所有分局、派出所對「仇學武」其人發出了協查通知,反饋情況都是「本轄區查無此人」。這樣,看來仇學武是使用了化名或者別名在上海進行的戶籍登記,也有可能「仇學武」這個姓名是其特務身份的化名。看來,從正規戶籍登記渠道是無法查到此人的,那就只有考慮從其他方面獲取線索了。
  一位複姓完顏的專案組偵查員提出了一個建議:是否從孔愛芳那次去公平路旅館捉姦這方面去找找線索?畢竟那件事中是新揳入了一個人的,儘管刑警已經去過旅館,沒有摸排到那個跟甘祖強通姦的女人的姓名、住址之類的任何線索,但還沒有跟捉姦人孔愛芳通過氣,現在是否可以跟孔愛芳通氣,看是否能夠獲得意外線索?
  這個建議獲得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贊同。專案組指派刑警羅清山、袁蒙一和提建議的完顏同志負責向孔愛芳進行新的調查。
  三人跟孔愛芳聊下來獲得了一個之前沒有掌握的細節:孔愛芳聽許驤璋說到那個跟甘祖強通姦的小女人時,曾提及過對方是從事醫務工作的,好像是個護士小姐。
  專案組於是馬上前往各區查找具有孔愛芳所說年齡、容貌、體形特徵的護士或者藥劑員。當時,上海各區根據1950年7月上海市政府發布的《上海市區人民政府試行組織規程(草案)》,規定區人民政府按主管業務,分設秘書室及民政、工商、文教、衛生各科,區政府衛生科已經完成了對本區內的各公私醫院、診所、藥房從業人員的登記,能夠拿出完整的附有近照的簡歷。偵查員就在各區衛生科仔細翻閱這些資料,當天就在嵩山區、北站區、徐匯區、靜安區查到了五名符合查尋對象特徵的女性。
  這五份檔案材料被偵查員借走,拿到市局集中後,羅清山、袁蒙一和完顏又拿著悄然前往孔愛芳住處所在的派出所,請戶籍警把孔愛芳請來辨認,結果孔愛芳一下子就認出了嵩山區「博愛私立醫院」的外科護士柳傳麗。
  出於慎重,偵查員又請公平路旅館的服務員對這五張照片予以辨認,三個服務員在單獨辨認的條件下不約而同地確認了柳傳麗。
  專案組長終於噓了一口氣:找到柳傳麗了,離找到仇學武也不遠了吧?
  十幾名偵查員化裝後輪流在柳傳麗家周圍和博愛私立醫院內外進行秘密監控,密切注意著柳傳麗的動態。最初兩天,沒有什麼發現,柳傳麗上班下班醫院家裡兩點一線踩得很准,回家後也沒有往外面跑,也沒有跟外界通什麼電話。到了第三天,專案組的運氣來了——甘祖強竟然前往博愛私立醫院找柳傳麗了!
  那是下午三時許,一位化裝成病人在醫院裡面等候就診的偵查員發現從外面來了一個臉孔似熟的男子,凝神一想:這不是在照片上見識過多次的正在追捕的那個甘祖強嗎?他不露聲色,冷靜地注視著甘祖強,只見他進了外科護士室,跟柳傳麗說話。說些什麼當然無法知曉,甚至因為生怕打草驚蛇連兩人的神情也是通過玻璃窗戶的反射才勉強看見的。
  幾分鐘後,甘祖強離開了。那個偵查員馬上跟蹤,一直到了醫院外面遠遠地給另一個偵查員打了交接暗號,將甘祖強交給了對方。另一偵查員繼續跟蹤,但遺憾的是最後竟然跟丟了。當時,甘祖強去了附近一家咖啡館。偵查員見他上了二樓,尋思只要守住門口,你就走不了。於是就在咖啡館緊鄰的一家煙紙店打電話報告情況,要求增派人手。十幾分鐘後,專案組長派來的兩名增援偵查員就趕到了。可是,當其中一位上樓去查看時,上面已經沒有甘祖強了。
  原來,這家咖啡館有一道後門,是跟一家百貨公司直通的。甘祖強上樓後可能忽然改變主意不想喝咖啡了,於是就下樓去了百貨公司。而他就百貨公司也沒待久,轉了轉就離開了,所以,當偵查員發現咖啡館有門通百貨公司馬上趕過去查看時,已經不見甘祖強的人影了。
  那個脫梢的偵查員自然挨了領導批評,但此事畢竟是給了眾人一個鼓舞,因為甘祖強誠如之前分析的,沒有離開上海,而且還在跟柳傳麗來往,那就有希望摸排仇學武和許驤璋的下落了。
  接下來,好事果然出現了——當天晚上,柳傳麗竟然跟久未露面的仇學武見面了!
  柳傳麗當天下班後跟前兩天一樣,乘坐電車回家。在她家周圍執行監視任務的那三個偵查員以為她跟前兩天一樣,不會出門了。哪知,9時05分,柳傳麗忽然出門了。偵查員馬上跟了上去。這天是陰曆初五,後來知道,陰曆逢五是柳傳麗和仇學武約定的見面日,時間和地點在上次見面時會約定的。這天柳傳麗就是去跟仇學武見面的,她儘管拒絕執行謀殺孔愛芳的使命,但仇學武還是覺得這是一塊好料,所以沒有另眼看待,還是將其作為最忠誠可靠的部下來對待的。確實,在某些方面,比如色相,柳傳麗是能夠起到目前仇學武這邊所有特務中誰也無法替代的作用的。
  這天,仇學武和柳傳麗的見面地點是在外白渡橋畔黃浦路上離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僅咫尺之距的原「利查飯店」底樓的咖啡廳。受過正規特工訓練的仇學武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進行了化裝,因此,出現在偵查員眼裡的是一個年過六旬鬚髮皆白了的老頭,還戴了一副眼鏡,佝著腰背,拄著拐杖。這樣,偵查員就沒有認出這就是在照片上見到過的仇學武。
  不過,不管是誰,只要跟柳傳麗見過面的,那就得跟蹤。這回,偵查員跟蹤成功了,一小時後,當兩個目標分手時,有人盯上了仇學武,一直盯到其下榻的地方——北四川路區的一家旅社。
  可是,當天深夜警方對該旅社進行突擊檢查時,仇學武已經不翼而飛了!


  事後得知,仇學武這是施出了其在特工訓練班學到的反偵查手段。他在執行完「901」計劃後,知道警方肯定在對其實施偵緝,於是就玩了消失,躲到了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的一個位於長寧區的只有他知道的隱秘住處,那是他以化名租居的一個小小的亭子間。平時,他基本上不出門,埋頭看書,房東還以為這個房客是一個搞學問的知識分子。在需要跟柳傳麗等定期會面的下屬見面時,仇學武就提前出門,在見面處附近找家旅館,用假證件住進去,當場付清房費。到了約定的時間,從旅館出去,見面後再返回旅館。不管是否有人跟蹤,都必須在幾分鐘內立刻離開旅館。反正他已經預付了房費,所以不必辦理結賬什麼的。
  這天,那個跟蹤的偵查員跟蹤到旅館後,仇學武倒是沒有發現已經被盯上,但是他還得立馬離開。當然,他離開前還得化下裝,就是這一伎倆,使守候在旅館對面的偵查員竟然觀察失誤,使目標得以順利脫梢。
  深夜突擊檢查失利後,專案組當即舉行新的案情分析會。當時還不能確認仇學武的突然離開旅館是否是發現了被跟蹤,所以需要著重進行分析。最後,大多數人認為從仇學武事先向旅館付清了房費並對服務台說過「隨時可能有事離店,不辦理退房手續了」這一點來判斷,多半這是他玩弄的一個反偵查手段。既然如此,那就繼續對柳傳麗進行監視,這個女人身上系著甘祖強和仇學武兩條線,盯著她沒錯的。
  於是,專案組繼續布置對柳傳麗進行監視,接受前面脫梢的教訓,這回安排了足夠的警力,還配備了掛民用牌照的摩托車。
  甘祖強為何又想到了柳傳麗呢?那是為了孔愛芳的那套小洋房。甘祖強把孔愛芳的小洋房房契偷出去交給仇學武作抵押後,不久仇學武就還給他了。他卻沒有放回孔愛芳的原處。現在他遊盪在外,手頭很緊,就想起了這份房契,盤算要把那套洋房賣了。甘祖強把房契給房屋買賣經紀人看過,謊稱是其表妹的,諮詢如何由他代理轉讓。經紀人看了房契後說,根據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頒布的關於私房買賣的相關規定,為充分體現男女平等精神,房契註明系婦女產權的,辦理轉讓手續時必須由其本人到場簽字。你手頭的這份房契上面註明著產權人為「女性」,所以,必須把她本人請到現場親自簽名的。
  甘祖強於是就動起了作假的腦筋:房契上只寫了姓名、性別,沒有寫明年齡,也沒有照片,那我只要辦一個假戶口本,請一個女人出面去賣房,就行了嘛!
  請誰出面?甘祖強想了幾個跟他比較投機的女人,覺得都不妥,不是富婆不稀罕金錢的,就是一直拮据而過於貪婪的,而且是否能夠把戲演得天衣無縫還難說。想來想去,腦子裡就轉到了柳傳麗,這個小女人倒是頗有些膽識的,那天去公平路旅館開房間,明明是軋姘頭,放在別的女人身上只怕膽戰心驚了,她不但若無其事,還敢跟人家服務員吵架。而且,甘祖強覺得跟柳傳麗交往下來,這個小女人並不貪婪,經濟上是不窮不富。行了,就她吧!
  這樣,甘祖強就去柳傳麗供職的醫院找她了。那天柳傳麗正在忙,他把這事兒稍稍說了兩句,自然不可能說是孔愛芳的,只是佯稱是其表妹的,但人家已經去了香港,現在來信要求把房子賣了,他去找過經紀人了,經紀人說必須產權人本人到場,當然,實在到不了場的也可以叫個人來替代一下,不就亮亮相簽個名嘛,簡單得很。他給表妹去函告知此事,表妹回信說她同意這樣做,願意花相當於房價百分之一的價格請人代替到場做這筆買賣。他於是想到了柳傳麗,覺得她是肯也有能力幫這個忙的,現在特地過來問她是否願意。
  柳傳麗沒有接到過仇學武讓她不要跟甘祖強接觸的通知,大概仇學武也不會想到甘祖強在擁有一個逃犯身份的時候竟然還動著騙賣別人房產的腦筋,所以疏忽了。這樣,柳傳麗就很爽快地點了頭。
  要命的是,初五那天晚上柳傳麗去跟仇學武例行見面時,竟然沒有提及甘祖強曾經去醫院找過她這一節,這樣,滅頂之災就成為不可避免。
  柳傳麗其實還是喜歡金錢的,只不過之前跟甘祖強廝混時,為了讓甘祖強迅速上鉤,所以都是她掏錢的時候多,而她掏的則是仇學武給的活動經費。活動沒了,經費也沒了,現在她靠的是當護士的那點薪水,對於一個愛打扮的年輕姑娘來說,這點錢當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柳傳麗很想掙甘祖強所說的那筆出場費,這幾天一直在等著甘祖強來約她。
  甘祖強這幾天沒有出現,是因為他正在地下市場偷偷找人偽造戶口本和刻孔愛芳的印章。這活兒在解放前可以公開做,如今人民政府手下就只好隱蔽再隱蔽了,一旦發現那是要吃官司的。因此,甘祖強折騰了四五天才完成此事。可是,當他往醫院打電話想跟柳傳麗聯繫時,接聽電話的護士卻說柳傳麗不知由於什麼原因已經兩天沒有上班了。
  柳傳麗遭遇什麼情況了呢?原來,仇學武發現情況似乎不對頭。那天,仇學武去「保密局」規定的最新聯繫密點察看是否有什麼指示。所謂「聯繫密點」,是人民公園內的一株大樹,這株大樹伸展出的眾多根枝中有一個特別粗大的,距主幹大約一尺處的南側株干如果有一道逆向刀痕,那就說明海外有新的指示了,仇學武得在次日上午10時至11時在人民公園後門口手持一張當天的《解放日報》等候有人前來聯繫,一直等到聯繫人出現為止。
  這天下午4時許,仇學武去人民公園密點查看時發現了聯絡暗號,便知道海外有指示了。人處於劣勢的狀態時,往往容易朝好的方面去考慮,仇學武此刻就是這樣的,他尋思可能是那批盤尼西林被共產黨查獲後已經通過了檢測,運往朝鮮前線去救治傷員了。如此,大功就算已經告成,根據許驤璋最初交待執行「901」計劃時的許諾,多半是要把他調往台灣「保密局」本部機關去了。
  仇學武於是便很高興,心境大順。離開人民公園往回返時,忽然心血來潮,想跟柳傳麗見個面,一起吃頓飯,聊聊天,也算是放鬆放鬆。於是,仇學武就攔了輛計程車前往博愛私立醫院。這天上海有重要外賓來,封鎖了部分道路,當計程車趕到醫院時,柳傳麗正好下班。這當兒,就顯出仇學武的特工水平來了,他坐在行駛著的轎車裡,正好遠遠看見柳傳麗從醫院大門出來。醫院斜對面有一所小學,這時候也正是放學的時候,一群小學生從校門內湧出來,計程車就稍稍停了停。這時,仇學武發現有兩個原本站在醫院隔壁小店鋪櫃檯前買香煙什麼的路人忽然停止交易,一個步行一個推起一旁的自行車,馬上尾隨柳傳麗而去!
  仇學武冷不防暗吃一驚。不過他還想驗證一下,他是知道柳傳麗下班回家時所乘電車的站點的,於是就讓司機繞道前往電車站。正好跟柳傳麗迎面而遇,發現先前那兩個「路人」果然在後面跟蹤。
  仇學武確認柳傳麗確實已經受到了公安人員的監視,心裡暗噓了一口氣,好險啊!看來得讓柳傳麗注意提防,可是怎樣通知她呢?
  前面是紅燈,計程車停下時,一個發廣告的少年從車窗縫裡塞進來一紙推銷舊書的廣告,仇學武一看之後,心裡便有了主意,他讓司機把車開往四川路橋郵電局。在郵局,仇學武買了個信封,寫上柳傳麗的地址姓名,把廣告塞進去,封了口貼上郵票後投進了郵箱。這是一封報警信,根據他將柳傳麗發展為特務時的交待,如果需要報警,他會在給她寄送的郵件或者東西的包裝上落款「包金金」的偽名。她看到這三個字,那就需要特別引起注意了。
  次日柳傳麗下班後,收到了這封已經經過警方秘密檢查的信件,仇學武的伎倆當然未能逃過偵查員的判斷。只是,使專案組領導感到奇怪的是,這封不知寄自何人的報警信是依據什麼而發現情勢不對而要向柳傳麗報警的?
  柳傳麗收到報警信後,大吃一驚。她畢竟不過是一個22歲的姑娘,又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特工訓練,讓她在這種情況下發揮什麼主觀能動性作出什麼妥善的反應當然是不大可能的。她採取的對付方式是:裝病不出門,以不變應萬變。
  這樣,柳傳麗就不再上班。警方則還是按照既定方針密切予以監視。甘祖強打往醫院找柳傳麗的電話內容當時就被警方監聽到了,聽甘祖強自稱是「柳傳麗的朋友,上幾天去醫院找過她的」,就馬上知道那是甘祖強了。專案組一分析,料定甘祖強可能會去柳傳麗家,於是決定在甘祖強去柳傳麗家時,採取行動,將兩人一併抓捕。
  專案組的判斷是準確的,當天晚上,甘祖強叫了一輛三輪車,鬼鬼祟祟地前往柳傳麗家。他當然還是為了把孔愛芳那套小洋房騙賣之事,但柳傳麗這時已經決定閉門不出實施蠢人避險了,所以沒有答應,說過些日子再說。甘祖強只好告辭。柳傳麗送他出門,結果被警方悄然逮個正著。
  柳傳麗、甘祖強一進局子就痛哭流涕作了交代,沒有任何隱瞞。這樣,第一人民醫院的那起投毒案件的情況大致上也就清楚了,果然是針對孔愛芳的。
  這下,專案組可就忙了,當即馬上舉行會議分析案情,連夜作出了一個決定:把柳傳麗放回家去,讓她還是裝病閉門不出,警方布置力量監視著等候仇學武的出現。

仇學武會上柳傳麗家來找柳傳麗?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這個特務沒有這麼嫩,這種特工行業的低級錯誤他是不可能犯的。但是,專案組從柳傳麗和甘祖強供稱的內容發現,仇學武精於化裝,據說曾在特工訓練班的化裝比賽中獲得過第一名。這樣,從特工心理學來說,這種角色往往就容易使用自己的特長,尤其是在非常階段。因此,專案組認為仇學武很有可能會化裝後悄然來到柳傳麗家附近前來察看動靜,看警方是否解除了對柳傳麗的監視。警方就是要在仇學武不管化裝成什麼樣子的角色出現在柳傳麗家周圍時,採取行動將其拿獲。
  基於這個考慮,專案組就把柳傳麗放回家,指示她閉門不出,但是每天必須不定時地在窗口露露面,也可以到門口坐坐,以向外界展示她的存在。
  仇學武果然化裝出現了。這回,他化裝成一個銀髮飄飄的老太太,雇了一輛黃包車拉著慢慢地從柳傳麗家門前經過。專案組已經在柳傳麗家周圍布置了十幾人,附近的路口連汽車、摩托車也已經準備好了,只要目標出現志在必得。因此,這輛黃包車就未能逃過監視者的視線,偵查員放其過了這段馬路後,突然將黃包車攔進了旁邊一條小弄堂,仇學武就這樣落網了。
  仇學武雖然接受過反審訊的特工訓練,但是他知道這是無用的,自己保命要緊,他對共產黨的政策是有過研究的,於是一進審訊室就大叫要立功贖罪。問他可以立什麼功,他說願意配合政府把台北派來的高級特務許驤璋抓獲。
  原來,仇學武這時已經跟許驤璋重新恢復了聯繫。那天,他在人民公園接到暗號形式的密令後,次日他就順利地跟「海外來客」見了面。這個海外來客不是別人,就是許驤璋。許驤璋受命視察上海潛伏特務組織、考察優秀分子後,縱有千般不願,也是無可奈何,只好乖乖執行。其實,所謂的「視察上海潛伏組織」,不過是通過地下電台給了他幾個特務的姓名和聯絡方式,讓他跟這幾個潛伏特務分別見面,了解他們潛伏期間的活動情況,包括發展了多少新特務,其中如果有潛在特工素質的,那可以上報總部,讓上層考慮作為全能特工培養的候選人才。許驤璋獲得的名單中,有仇學武,所以,許驤璋就重新跟仇學武見面了。他當然不會說自己根本沒有離開過上海,就騙稱已經返台述職,此番接受新的使命前來上海。
  仇學武聽說許驤璋已經回過台灣,當然要問一下對於他作為助手執行「901」計劃後上峰的評價,打聽是否有希望調往台灣。許驤璋是搞情報出身,瞎騙一套謊話不成問題,當下說得仇學武看到的只是一片輝煌,伸手就可摘取似的。這樣,當許驤璋讓他推薦優秀分子時,仇學武就推薦了柳傳麗。但他沒有透露柳傳麗已經被警方監視了,以防許驤璋怪他無能。
  許驤璋聯絡的那幾個潛伏特務,一個已經被捕,兩個無法聯繫,估計不是被捕就是已經洗手不幹了,另外三個聯繫上的,只有仇學武算是干出點名堂了。這樣,他就想跟仇學武推薦了「優秀分子」柳傳麗見見面,當面考察一番,返回台灣也好有一個交待。他把意思一說,仇學武就只有硬著頭皮想跟柳傳麗聯繫了。誠如專案組所估料的,他仗著自己精於化裝術,尋思先去柳傳麗家附近察看一下情況,再看如何跟柳傳麗聯繫。不想,這一出動,就掉落進了警方的羅網。
  現在,仇學武要立功,就把跟許驤璋約定的次日晚上在淮海路一家飯館見面的秘密交代了。專案組當即查看地形,制訂方案,全組出動,還增派警力把守外圍。許驤璋插翅難飛,只有落網的份兒了。
  許驤璋落網後,交代了奉命執行「901」計劃的情況和上海那幾個潛伏特務的聯絡方式。這樣,警方在圓滿偵破「901」案件之際,還順帶破獲了幾起特務潛伏案件。


青黴素不是嚴加管制,也不是貴的問題。
不錯,青黴素剛出來的時候的確很貴,一克青黴素等於1黃金的是真事而不是笑話,因為弗萊明一直沒找到批量生產青黴素的方法。
但是隨著時代發展,1942年,美國製藥企業已經開始試著工業化生產青黴素,到1943年,美國製藥企業才發現青黴素的大規模生產方法,到1944年,青黴素已經普遍用於美英軍隊。
當然,中國第一支青黴素也是這一年投產的,雖然只有5萬單位一瓶,產量也不是很高。
所以,青黴素按道理在1944年以前可能只有很少量的流入中國,所以是稀少,也就是到哪裡去買的問題。(當時外國人都不一定能弄到很多的青黴素,何況兵荒馬亂的民國。)
所以答主不如問問老蔣怎麼之前一直沒搞磺胺……
最後,上個世紀初,只需要10萬個單位的青黴素就能保證繼續活蹦亂跳,如今100萬個單位都可能止不住。
我懷疑下個世紀可能到200萬個單位。


謝邀。不是本專業人士,偶爾看過一些材料。

1,徐丁丁,抗日戰爭時期中央防疫處的青黴素試製,《中國科技史雜誌》,2013年第三期:「1941 年,遠遷至中國雲南省的國民政府中央防疫處工作人員,在看到英國學者發表有關青黴素的製取和臨床應用方面的成果後,敏銳地發現這種新葯的潛在價值。在著名微生物學家湯飛凡的帶領下,根據能夠獲得的資料中提供的方法,開始了中國自己的青黴素研究。雖然條件艱苦、設備簡陋,但實

驗人員通過參考文獻和自製設備、改進技術流程等方法,進行了完整的試製工作,並於1944 年製得一批可用於臨床試驗的青黴素粗製品,但產品量少,無法在臨床治療體現太多的實際價值。

2,北京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內部出版,《金寶善文集》,1991年北京:「衛生署之能自制的,只有中央防疫處和在蘭州的生物製品製造所製造的各種血清、抗毒素、疫苗、痘苗和一些獸醫防治用的疫苗、血清等」所列的歷年量產藥品中,未見青黴素。

3,有文獻(張昌紹. 青黴素治療學[M]. 重慶: 中華醫學會售書部,1944. 12.)提到「吾國青黴素之產量,因戰時設備簡陋,昆明中央防疫處,(1945年)已有少量之出品。其價五萬單位為國幣二萬元。

4,《金寶善文集》提到「衛生署再三請求,(聯合國救濟總署)撥發了一套陳舊的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西方根本不會給中國自製西藥的機會)

5,根據內政部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與地方軍隊藥品撥發單(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2(2)41,雲南省檔案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檔案M116),均未見清單中有青黴素,比較重要的要藥品,除血清和疫苗外,是奎寧和嗎啡。

民國時期老百姓基本沒錢看病,例如魯南蘇北黑熱病流行的時候,往往是二十幾個人湊在一起,一人出一份錢,然後抽籤,抽中籤的人去進城看病,剩下的人等死。

一種新事物剛出現的時候,被誇張和神話是常有的情況,例如1945年美國出現了盤尼西林藥糖和盤尼西林冰激凌之類的東西,在國內的報紙上也當做新聞報道。


康導的作品一向是嚴謹的,可憐我譯哥穿越了兩部電視劇都為磺胺折騰的夠嗆


我記得說TG衛生部長傅連璋包里有一支,是備著給中央領導救命的,什麼年代忘了,好像是陝北


看了上面的回答,想起了小學學的課文《陳毅市長》,裡面講的中國不能生產盤尼西林。難道又是忽悠我?


盤尼西林什麼時間也不是嚴加管制。真正的難題是:很多時間你去藥店買不到,只能去黑市買。


搞學問呢一定要查一手資料,沒有一手資料也要找可靠的二手資料。三手,四手資料裡面私貨太多了。青黴素在中國的歷史應該看牛亞華2001年在《中華醫史雜誌》上發表的 《20世紀40年代我國的青黴素研製工作》原始雜誌拿不到,醫學集郵網站給了全文。轉一個來在下面。 這個文章是被PubMed醫學資料庫引用的。文章沒提「樊慶笙」,雖不能說他沒有貢獻,但是湯飛凡、盧錦漢、黃有為等人的貢獻更為明確。

《20世紀40年代我國的青黴素研製工作》
牛亞華
《中華醫史雜誌》2001年31卷(3):184-188頁.

青黴素、原子彈和雷達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科學技術上最偉大的三項發明。由於青黴素在治療各種感染性疾病中的卓越療效,1945年,對青黴素髮現做出重要貢獻的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 1881一1955)、弗洛里(Howard Walter Florey ,1898一1968)、錢恩(Ernst Chain 1906一1979)分享了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從20世紀40年代起,抗生素就成為科學探索的新領域,並迅速發展起了龐大的抗生素工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國科學家緊跟世界抗生素研究潮流,積極開展抗生素的研究,在某些方面還進入世界前沿領域。尤其是40年代對青黴素的研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1.我國研製青黴素的先驅工作
早在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就發現了青黴素的抑菌作用,並證明它對實驗動物無毒性。但由於青黴素對熱不穩定,效力短暫,而弗萊明的化學知識又不足以克服這些困難,因而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11年後英國病理學家弗洛里和化學家錢恩在探討殺菌物時,注意到了弗萊明的工作,1940年他們利用弗萊明提供的菌種,從培養液中提取出了青黴素粗品,經過毒性等一系列生物學試驗,肯定了青黴素的價值,1941年進行10例臨床試驗。他們的研究論文「化學制療劑青黴素」和「對青黴素的進一步觀察」分別發表於1940年和1941年的《柳葉刀》雜誌。就是後一篇論文引起了中國科學家的極大興趣,開始了對青黴素的研製工作。
1941年,已遷往昆明的中央防疫實驗處,在著名微生物學家湯飛凡的領導下,為抗戰生產急需的血清和疫苗。在緊張的工作之餘,湯飛凡和他的同事們堅持閱讀世界各國的學術期刊、雜誌和書籍,每周在湯飛凡家中舉行一次讀書會,交流世界微生物學的發展情況,正是通過這樣的文獻討論會,拉開了我國研製青黴素的序幕。湯飛凡先生在「吾國自製青黴素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寫道:「民國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處文獻會之某次周會內,曾由魏曦技士報告:關於Abraham, Chain和Florey諸氏在Lancet雜誌上,所發表對於青黴素或盤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據稱青黴素,既無毒質,且具充分殺菌效能,對於戰爭必有莫大貢獻。因此引起吾人深切之注意,同時以青黴素既系黴菌所產之物,則其製造,自屬生物學製品範圍之內,是以吾人深欲一為試探。」亞伯拉罕(Abraham EP)等人的文章發表於1941年8月16日,而魏曦在同年秋季,即文章剛剛發表就作了介紹,這篇論文是當時國際上有關青黴素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青黴素應用於臨床的最早的報道,當時國際科學界對青黴素研究工作的反應並未見諸報刊雜誌,我國科學家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及時捕捉到了醫藥科研領域這一最新信息,並立即著手開展這項工作。
製造青黴素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能產生青黴素的青黴菌,中央防疫處的工作人員受雲南霉豆腐製作方法的啟發,考慮到黴菌在自然界分布極廣,他們就利用閑暇時間從鞋靴、舊衣、水果、古錢及其它一切可能之處收集黴菌。無論在何處發現立即取來塗布到Sabouraud或Czapek-Dox培養基上,如此繼續一二次之後,通常即可得到純種黴菌。分離菌種的工作從1941年冬一直進行到1944年春,經過上百次試驗,共獲得帚狀黴菌40餘株,能產抗生素的有11株,其中又以盧錦漢和湯飛凡得自肉渣培養基中及鞋油上者(昆字第22及56號)為最佳。
就在我國科學家致力於分離菌種的同時,瀰漫在戰爭硝煙之中的英國已無法繼續進行青黴素的研製工作,弗洛里等人於1941年8月不得不攜帶菌種來美國訪問、遊說,終於獲得了美國北部地區研究所的支持,得以繼續開展青黴素研製工作。美國陸軍醫院的一些患敗血症、心內膜炎和心包炎等當時被認為是「絕症」的傷病員,試用青黴素後竟獲痊癒。於是青黴素被喻為「神葯」,轟動了醫學界。
最初生產青黴素是在2夸脫((1夸脫=1.14升)的牛奶瓶中進行的,採用固體培養技術,產量極低,每毫升只有2個單位,因為青黴素的化學結構未明了,只知道含有碳氫氧三個元素,稍後又發現含有氮和硫。那時認為檢驗用的標準品純度已達90,其實只有3。但由於青黴素療效卓越,青黴素的生產也就成為美、英科學家、企業家和政府研究或關注的重點,經過選菌、改造發酵工藝等一系列技術改進,青黴素的產量和質量迅速提高,很快轉變成了工廠化的大批量生產。
儘管美國的青黴素研製工作日新月異,但這些消息很難傳入我國。一方面當時我國處於敵人的封鎖之下,我國科學界與國外的聯繫中斷,更主要的是,美、英兩國的青黴素生產尚處於發韌期,嚴守機密,生產和使用均受控于軍方。因而想獲得有關情報並非易事。就是在資料非常缺乏的情況下,我國科學家研製青黴素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
1944年春,湯飛凡和黃有為利用應邀到印度調查公共衛生及生物製品情況的機會,攜歸謀自英美之青黴菌9種,與國內分離的菌種一併研究。此時,中防處獲得英國紅十字會捐贈的一批研究經費,研究工作步入正軌。菌種分離後,即進入培養程序。他們選定了液體培養基,但受條件所限,只能用玻璃瓶作培養皿,每瓶盛液體培養基200餘公撮(1公撮=1毫升),接種後,在室溫24一25℃培養2一3天,培養基表面即長滿黴菌,4-5天黴菌顏色變青,有時會有金黃色滴狀水珠,愈多愈佳,培養5一6天,即可將培養液取出冷藏,以待提煉,每次只能培養100一200瓶。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青毒素效價並不高,最高時每公撮不過20-30牛津單位。後來他們找到一種在液體中也能生長的菌種,以期改進培養方法,晝夜用打氣機輪流向大立瓶內打氣,屢經試驗,由於空氣不足均未獲成功。
接下來就是提煉,他們的方法是,首先將冷藏保存的培養液調節至p H 2. 0然後加入醋酸戊酯(當時稱香蕉精),不斷輕搖,含有青黴素的醋酸戊酯即浮於表面,與下層菌液分離後,用pH 7. 0的蒸餾水提取數次,再經木炭脫色,氯仿再提煉,最後溶於水中,提煉即告完成。青黴素的提取工藝並不複雜,但昆明的中防處設備極其簡陋,試劑和藥品匱乏,遇到了不少困難。首先是缺乏提煉用的醋酸戊酯,無法進行提煉工作,幸承美軍贈送了幾磅,珍惜使用,才使提煉工作初步完成。提取液須檢定效價後才能進行下一步的工作,但當時沒有檢定用的標準品,不得不用美軍醫院使用的Pfelzzer藥廠生產的十萬單位青黴素一瓶作標準品。青黴素製品必須乾燥保存才不致喪失效力。由於青黴素對熱極不穩定,須冷凍乾燥。雖然凍干設備在歐美較大的實驗室已普及,但在中國卻極為匱缺。冷凍乾燥分為化學和物理法兩種,當時只能選擇較為節省的化學乾燥法,但乾燥劑卻成了問題,僅有從印度帶回的幾磅硫酸鈣CaS04),不足時用石膏粉補充。至於乾燥設備,全由他們自行設計。設計工作由黃有為承擔,畫出圖紙後委託昆湖電廠機械廠製作,真空表由普通水銀氣壓表代替。具體操作過程是將青黴素提取液分裝若干安瓶,冰凍後,將安瓶與乾燥器上的橡膠管連接,冰鹽浴保持安瓶溫度在一21℃以下,抽氣24小時後即得到乾燥品。
1944年9月5日,我國自行研製青黴素成功,第一批出品僅5瓶,每瓶5000單位。其中兩瓶送往重慶,兩瓶分送英、美兩國鑒定,均獲好評。餘下一瓶他們自己保存,據說至今仍珍藏於中國醫學科學院抗生素研究所。關於第一批自產青黴素的效價問題,文獻有2. 5萬單位/支和5萬單位/支兩種說法,但均沒有說明根據。湯飛凡本人對此有十分明確的記述:「即以單位而言,吾人檢定為五千單位,而屈浦上校(Col Tripp)在重慶歌樂山中央衛生實驗院查驗結果,則為四千九百五十單位,後更獲英國牛津大學及美國Wisconsin大學之報告,均予吾人甚善之鼓勵,是又為吾人未敢預料者也」由此判斷,前兩種提法均不準確。
第二批青黴素即進行了臨床試驗,由惠滇醫院姚漢平醫生選出外科創傷後血中毒症,已治療無望的病例數人,注射自製的青黴素後,均痊癒,以後又在昆華醫院進行臨床試驗,效果甚佳,且無不良反應。
1944年,中國研製成功青黴素之時,美國又有20多家廠商加盟青黴素生產,產量已由1943年底的僅能治療2萬8千人,增加到能治療200萬人。即便如此,青黴素也還遠遠滿足不了需要,如當時Lancet雜誌就介紹用含活青黴菌的紗布包紮化膿性感染的淺度創傷患者,並認為在青黴素尚未普及之前,不失為一種好方法。在我國尚未有使用青黴素治療的臨床觀察報告。1944年10月,由美國援助的500X100,000牛津單位的青黴素運抵我國,為了能合理使用這批藥品,衛生署會商軍醫署成立了管理分配委員會。足見對這批為數不多的青黴素的重視,從委員會的組成看,這批藥品可能主要供軍方使用。這大概是首批由中國政府直接控制使用的青黴素。單就我國青黴素尚極其短缺這一情況而言,我國青黴素的試製成功,在當時是有非常重要意義的。
對於中央防疫處的工作,世界著名胚胎化學家李約瑟博士曾給予高度讚揚。李約瑟任英國駐華大使館科技參贊、中英科學合作館主任期間,於1944年考查了昆明,目睹了中央防疫處的工作情況,並將所見所聞發表於英國的《自然》雜誌。他說:「在昆明地區的另一處是國立中央防疫處,由中國最有才幹的細菌學家湯飛凡醫生主持,並有黃有為醫生和一大批工作人員協助。去年這裡生產了500萬支傷寒疫苗。這個研究所還生產天花、白喉疫苗、破傷風類毒素和許多其他用品,包括診斷傷寒的肥達氏試驗和診斷梅毒的康氏試驗所需的抗原。正在生產斑疹傷寒疫苗,並有一試驗小工廠生產青黴素。湯醫生是英國和美國的細菌學家、免疫學家和熱帶病專家所熟知的。儘管缺乏自來水,他們的工廠仍保持高標準的潔凈。在培養裝瓶和檢驗部門還有一個效率極高的系統。……在好幾個月里,僅有的一個鍋爐還漏水,很不安全,每晚用完後都要修補,就是靠這台鍋爐進行所有的消毒,供應蒸餾水等。幸虧未曾發生事故。用特別設計的方法重新利用瓊脂是這個所的典型傳統,在沒有被魚過分破壞之前,透析是在湖裡的一個木筏里進行的,後來用很有限的材料在陸地上裝配了一個透析槽。」這段文字除讚譽之外,當時設備簡陋,物品短缺,以及中國科學家艱苦創業的精神也躍然紙上,藉此不難想像科學家們為研製青黴素所付出的艱辛。
我國最早的青黴素研製工作是由湯飛凡主持和領導的,參加這項工作的有黃有為(技士)、朱既明(技士)及中華血庫的范靜生。其中朱既明的工作尤為出色,湯飛凡稱:「尤以朱君為個中翹楚,大部分工作類多朱君所為」。當時正在美國進修的童村博士也多方收集有關青黴素生產的資料,並與中防處「恆常互相通信」,使國內的研究人員「獲益之處,亦復不少」。他們的工作篳路藍縷,邁出了我國研製抗生素的第一步。
2.工業化生產的肇始
在昆明期間,受條件所限,大批量生產青黴素的願望沒能實現,但由於有了良好的研究基礎,終於得到美國醫藥助華會的援助,得以擴充設備。抗戰勝利後,中央防疫處遷回北京天壇原址,在廢墟上重建實驗室,單獨開建了青黴素製造室,1947年元旦落成。
新增建的青黴素製造室安裝了美國醫藥助華會捐贈的設備,包括發酵、提煉以至冷凍真空乾燥等器具,較為完備,做試驗和研究都適宜。但是這套設備從訂購至運抵北京歷時三載,在此期間,美國的青黴素生產工藝和設備已屢經改進,單就發酵的效價就已從100單位/毫升增加到了1000單位/毫升以上。這套設備顯然已顯陳舊。無論怎樣,這也是中國當時僅有的抗生素生產設備,其規模相當於一個示範廠或中試車間。青黴素室的工作初由童村主持,成員有馬譽澄(副技師)、劉璞(技術員)、黃大瑸(技術員)、徐尚志(技術員)、李連盛(專員)、王茂林(技術生)、王正華(技術生)。1948年4月童村因公去滬,工作由馬譽澄主持,同年8月馬譽澄受世界衛生組織資助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進修青黴素製造,工作由劉璞接替。
設備一經安裝好後,立即進行調試,最初發酵液效價每公撮只有100單位,儘管如此1947年5月還是對其生產的青黴素做了廣告。為了提高青黴素產量,青黴素室的工作人員又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在機械設備方面,首先改裝了培養罐,1948年1月改裝完畢,主要是加快了攪拌器速度,使發酵液效價猛增至每公撮400單位。接著加裝了大冷藏室,溫度保持在零度,夏季提煉可避免效價損失;改造了乾燥箱,使容量加大,每次可乾燥1000瓶;改善了分裝手續,利用了自動分裝器。在研究工作方面,試驗用棉花子渣代替玉米漿做發酵原料成功,並在培養基內加入甲苯醋酸使產量增加一倍,發酵液效價達每公撮750單位。周產10萬單位的青黴素500-1000瓶。由於當時青黴素屬短缺藥品,天壇中防處的產品售價又較進口青黴素低,因而供不應求,1948年全年共生產20萬單位青黴素11338瓶,售出10143瓶取得這樣的成績非常不容易。
青黴素工業在40年代可謂高新技術產業。美、英等國的青黴素工業之所以能迅速發展,有賴於其領先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在舊中國,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生產青黴素這一新興工業產品必然會遇到許多困難。
首先是電力供給問題。戰後的北京,電力嚴重不足,供電時有間斷,而且從不預先通知,青黴素如在發酵和提煉之中,停電半小時,產量就會銳減,受此影響,在建廠之初,生產一直不能正常進行。後幾經周折才與北平電車公司與冀北電力公司商定共同供電,架設專線後,生產方能正常運轉。
原料和試劑也是一大問題,當時用的培養基主要成分是玉米漿。玉米漿在美國是澱粉業和葡萄糖業的副產品,價格極廉。我國沒有這樣的工業,只好從美國進口濃縮品。僅運費一項就相當可觀,加之申請外匯十分困難,運輸時間曠日持久,顯然不能滿足生產需要。其它如乳糖,醋酸戊酯 ,氯仿等原料和試劑在國內均不易購得,即便購得,往往以劣充好,無法使用。
此外,機械設備的安裝、修理、改進等,隨處都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困難,有些困難是歐美國家已解決的,在我國又重複遭遇,更多的則是歐美先進國家不可能發生的困難。尤其人才的缺乏,是短期無法解決的難題。當年主持青黴素生產工作的童村對此深有感觸,他曾撰寫「青黴素製造中的實際問題」一文論述當時面臨的種種困難和問題。此文道出了建立新工業與落後的工業基礎之間的不諧調,也指出了當時我國青黴素生產中的潛在危險,即一切仰賴舶來。
依靠舶來品大量生產青黴素,既不經濟,也不是長遠之計。為扭轉這種狀況,他們作了種種努力。首先從原料入手,積極尋求國產代用品,他們提出了理想代用品的幾個條件應是:價廉易得,易於處理且使用便利,更重要的是效果要和玉米漿相伯仲。根據這幾個條件,他們先後試驗過豆類及其它富有蛋白質的植物類浸劑,但均不理想。遍查文獻也未發現有與玉米漿相媲美的。1947年童村建議用棉籽餅代替玉米漿,並著手試驗,1948年春實驗取得了滿意的結果。他們所用材料購自北京市上,常年可買到,原本是榨出棉花籽油後剩餘的殘渣,為薄片或餅狀,農民用來肥田,價格很低廉。他們先將棉子餅用胃蛋白酶消化後,用消化液製成培養基,用Q176號橄欖型青黴菌培養,得到每毫升培養液產生500 -600單位青黴素的結果,與使用玉米漿的產量沒有差別。此外用棉子餅生產的青黴素比玉米漿生產的色澤淺得多,對於提煉和脫色更為有利。這項研究成果為我國50年代工業化生產青黴素解決了原料問題。在此基礎上,張為申等人又直接用棉子餅的水浸出液培養青黴菌,產量提高到每毫升2000單位,超過國外水平。
青黴素水提液經冷凍乾燥後製得的成品為黃色無定形粉末,中央防疫處青黴素廠生產的就是這種產品,該產品不耐熱,需冷藏保存,由於當時產量很少,每一單位都用到了病人身上,故無需結晶精製,但工業化生產必須製成結晶。在國際上,1943年Wintersteiner和Abraham曾先後分別製得苄青黴素和戊烯青黴素晶體,1945年確認了G ,F等各型青黴素的存在,為結晶方法奠定了基礎。其後幾經改進,應用到工業生產中,但實用的生產方法都被作為「商業秘密」而不公開發表,文獻上的方法不切合實用,因而我國科學家只能從頭摸索。
要獲得青黴素結晶,必須具備四項主要技術條件:1.溶液里的青黴素濃度一定要相當高;2 .G型青黴素的成分一定要很大;3.結晶反應劑一定要採用對青黴素破壞作用最小的鹽類;4.結晶反應一定要在無水或充分脫水的狀態下進行。實用的工業方法一定還要能在提煉濃縮液中直接結晶,使用安全而價廉的溶媒,有最高可能的收得率才符合生產要求。根據這幾項原則,馬譽澄和劉璞1949年12月在北京試驗成功直接從提煉液里使青黴素鉀鹽結晶的方法,並於1950年1月向漢口某軍區衛生報作了報道。馬譽澄等的方法是用醋酸鉀的乙醇飽和溶液使青黴素鉀鹽自提取液結晶,這一方法後經許多科學工作者的努力,效果大大提高。
避免發酵過程中雜菌污染問題是青黴素生產成敗的關鍵,牽涉到純菌接種,空氣消毒和機械裝備等方面。童村和沈義等運用臨床上追溯傳染病細菌傳染途徑的方法,將發酵液染菌的原因歸納為四個方面:種子帶菌;滅菌不徹底;設備滲漏;空氣過濾系統未能完全濾除空氣中的雜菌。
針對這些污染原因,他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採取相應的防止措施,降低了發酵染菌率。
由於上述三方面問題的解決,50年代初順利地進行了青黴素的中間工廠試驗。1953年5月1日,我國自行設計、建設的第一座生產抗生素的專業工廠——上海第三製藥廠正式投產,標誌著我國抗生素工業已初步建立。
20世紀40年代,我國的所謂醫藥工業,一般為加工製劑,鮮有製造原料者。青黴素則是從原始材料做起的基本生產工業,其生產綜合了多種學科和技術,其建設和管理是細緻而繁難的,必須依靠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才能運營。因而青黴素工業化生產的實現,是我國醫藥現代化的里程碑。40年代我國研製青黴素的工作,為我國青黴素工業化生產奠定了基礎,在青黴素工業化生產的推動下,我國的抗生素工業得到迅速發展。40年代參與青黴素研製工作的科學工作者有許多成為我國醫藥科技界的精英和醫藥工業界的領導者,他們對我國醫藥科研和醫藥工業的貢獻功不可沒,在我國醫藥工業史上應佔有重要地位。
回顧我國研製青黴素的歷史,還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我國開始研製青黴素正值戰爭年代,信息不暢,物質條件極其艱苦,但我國科學家並未因此放棄研究工作,他們不懈努力,在掌握了國際最新研究動態後,立即著手獨立研究。在向工業化生產邁進時,他們既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又堅持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進行改良性研究,最終發展起適合我國國情的青黴素工業。可以說青黴素的研製和工業化生產的成功實現,是吸收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自行研究與開發相結合的一個成功範例,其模式對於當今醫藥科技及其工業的發展仍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發意義。


不是管制,是貴!非常貴!即使是解放之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還是這樣。

我有個叔叔,小時候得肺炎,我父親回憶,當時一支青黴素的價格是什麼,一顆金戒指!不是現在那種輕飄飄的戒指,是老人戴手上那種傳統的金戒指,打一次就是一枚金戒指。


只是太貴,買不起而已,千辛萬苦指的是砍價


建議編輯可以改成磺胺


答主敢去百度一下湯飛凡嗎?亂放厥詞之前能不能好好學習?


推薦閱讀:

越王勾踐如果最後沒滅掉吳國,那麼他的忍辱負重還有意義嗎?
蘇聯有什麼鎮國神器嗎?
如何評價喀琅施塔得事件?
現在的蒙古國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建立的蒙古帝國萎縮成的嗎?
為什麼我感覺台灣人的名字比內地人的更文藝、書卷氣、雅一些?

TAG:歷史 | 藥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