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五四運動割斷了中國文化傳統」的說法？

12-25

我看了幾個回答，似乎沒人提到白話文運動
私以為白話文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先頭陣地，是決定新文化運動乃至五四運動成敗的關鍵

白話文運動之前，中文有兩套語言系統，一套是政治/文化精英階層有能力使用的文言/書面語，另一套是普通民眾所使用的白話/口頭語，精英階層既懂文言文又懂白話文，但底層人民是不懂文言文的，占絕大多數人口的無權無勢的社會底層人民文盲率極高，基本不會書寫和閱讀（請注意一點，在古代不是識字就能閱讀書寫，因為就算你識字，書上寫的東西也和平時聽到的不一樣，還是沒法理解）

這兩套語言系統使社會階級自下而上流動的渠道異常狹窄——除了起義，就是科舉——只有通過漫長的學習和記憶，參加科舉考試，才能證明你熟練掌握了文言文的語言系統，你才有機會進入上一層的社會，這樣有助於維護中央集權的權威性和統治力，也有助於維繫傳統

所以不難理解，在20世紀初，胡適和魯迅們為什麼要異常急切猛烈地用白話文和「新文學」，去取代文言文和「舊文學」——因為民主科學離不開教育的推廣，而教育的推廣離不開閱讀和書寫
讓絕大多數人學會閱讀和書寫無非只有兩條路，一是讓絕大多數人們學習10幾年文言文，背誦大量典籍，全民普及文言文；二是進行文學革命，將白話文納入書寫體系，這樣一來只要讓普通人識字，就自然而然能夠書寫和閱讀了
很顯然，前者在經濟條件落後、教育資源有限的舊中國是不現實的，那麼就只能走後一條路，這樣中國的下一代才有廣泛受教育的的可能

在我看來文言文系統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消失之後，中國的一整套文化系統日漸式微也就成了必然，這儘管令人遺憾，但也可以說是歷史的選擇

（我感覺意思還沒有說盡，今天先睡了明天再補充一點）

Boom!!!
接招吧五四青年!!!

不破不立。五四的主題是科學與民主，是對舊思想的批判和推翻，這是在所難免的，對舊文化破壞是肯定有的。
另一方面很多五四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一些有著很深厚舊學功底的人，就像魏晉時期看似鮮廉寡恥不合禮教的那批人其實是最尊崇禮教的，當古舊的東西到了阻礙社會進步和促進腐化的時候，作為最了解舊文化的他們不惜做出改變，甚至是到了「矯枉必先過正」程度，所以才會對舊文化有所破環。

若說隔斷傳統文化，文革有過之而無不及啊。這個又題外了。

應該是是五四運動劣化了中國文化傳統，去菁存蕪，導致今天國人一談到文化傳統只能想到愚孝、裹小腳、跪拜之類的東西，想不到其他東西了

五四的主要問題是知識分子得集體自卑，對自己文化不分青紅皂白得屠宰。
說是要破舊立新，結果所謂舊文化破得太過，新文化又立得不好。
這也是辜鴻鳴先生悲痛的地方。
如果說從立新方面來看的話，情況到中共上台之後才好轉。

傳統剛出道的時候都很前衛、新銳。

挑戰權力、主流的五四已經成為傳統的一部分，割裂從何說起？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新評價，一些大陸學人日益趨同胡適的觀點，把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截然分開，認為前者是對後者的一種政治上的干擾，前者的民族主義傾向打亂了中國追隨世界文明主流的節奏，使中國偏離了現代化的正確道路。甚至，新文化運動本身也受到了質疑：

「不妨問問『新不容舊』的新文化播下了什麼樣的文化基因。90個年頭過去，今天在紀念它的歷史成績的同時，亦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檢討它給20世紀社會、文化、政治帶來的負面影響。」 (邵建《新文化到底播下了什麼樣的文化基因》)

中國傳統文化最強大的基因莫過於「君為臣綱」，強權代表真理、忠君就是愛國，這屬於專制的文化基因。今天，檢討新文化運動的負面作用固然政治正確，但若把後來走的一些彎路也歸罪於這場運動，那不如說這個地球沒有人類比較好，環境絕對保護得好。

試問：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的政治專制少了嗎？大規模反抗只是迫於要被餓死，不得不來回更換主子，窮折騰。如果脫離具體歷史情境，連「窮折騰」都要全盤否定，那人類為追求正義所付出的血淚都是浪費，都站在原地等死好了，反正人總歸都會死去。

與新文化運動給國人帶來的民主與科學相比，其負面作用實在是有限得不值一提。拯救了億萬生靈的青黴素尚且有負面作用，何況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文化運動！

錢玄同激烈得要廢除漢字。被專制了多年，國人的耳朵一向不大好使，而現實又那麼黑暗，那麼令人絕望，說點過頭話，至少能振聾發聵，起到反思傳統文化的作用，這很了不起。

魯迅先生對反現代文明的惡勢力的憤怒一以貫之，所謂「只要對於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不過是激憤之言，針對的也只是思想，而非肉體的消滅。邵建先生居然認為「這魯迅還要把主張文言的人拉出去槍斃兩次」，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對魯迅的評價也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所謂「一個都不饒恕」，要結合具體的歷史環境來分析，掐頭去尾的話，世上的文豪都該回爐。如果和「俯首甘為孺子牛」以及對幫閑文人的鄙視結合起來看，「一個都不饒恕」又有什麼不好理解的呢？

自由和自由的敵人，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交鋒，從來就是針鋒相對。連自由的皮都沒有，在那裡奢談寬容的毛，也不覺得可笑？胡適一輩子都在反抗專制，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他說「魯迅是我們的人」才是寬容的本來面目：條條大路通羅馬，激進與否，只是態度和方法的區別，目的是一樣的。

「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德先生和賽先生」，即便放到今天，亦不無教育或現實意義。追求自由民主與國家統一、中華民族的團結，本身並不矛盾，運用得當，後者還會為前者提供強大的推力。

五四運動的激烈手段不無檢討之處，但一個沒有任何經驗的團體，除了一腔為國為民的熱血，一無所有，要求他們按照我們事後理解的理性行事，是否有馬後炮之嫌？

在全民認同自由、民主、科學、法治的今天，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好方式，莫過於拿出五四的勇氣，繼續新文化運動的指向，積極融入現代文明的體系。

（原載《東方早報》，略有修改）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讀到胡大濕的這首詩，我想死的心情也有了。就算去學個農學種種玉米番茄，也比學歐美文學要好啊。

至於你們說的什麼很深厚的舊學功底.......我只想引用偉大詩人張邦昌的名句——

大炮猛兮轟尼瑪！

轉自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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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思想對西方科學衝擊的杜亞泉回應方式
作者：任元彪

近代以來，所有非西方社會都不得不面對西方科學的強力衝擊。面對這種衝擊時，所有非西方文明社會一般都會出現以下三種反應：保守主義的全面固守傳統，徹底排斥西方科技；折衷主義的固守傳統價值，接受西方實用技術；激進主義的徹底放棄傳統，完全接受西方科技和文化。對應於這三種回應方式，在日本分別有「尊王攘夷（Sonnoujouyi）」、「和魂洋才」、「脫亞入歐」等辭彙，在中國則有「夷夏大防」、「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等。人們對現代日本早期（1700-1900）科學家類型轉換和變化的研究分析，也顯示了這三種不同回應方式的存在和作用。例如，佐佐木力（SASAKI Chikara,2001/2002）教授就指出：在西方科學的衝擊下日本的傳統型學者以東亞知識為特色、蘭學造就的混合型學者以醫學或軍事科技知識為特色、西式學者則以現代西方科學和技術知識為特色。
除了以上三種同日本等其他非西方文明社會共同的回應方式外，中國人還做出了另外一種具有獨特性的回應方式。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杜亞泉回應方式。這種獨特的回應方式的存在不僅表現了中國文化的特質，而且揭示了科學的地域性，揭示了科學與其所處社會的文化和哲學之間的聯繫。

一、近代中國重要的科學啟蒙者杜亞泉

杜亞泉，原名杜煒孫，字秋帆，1873年11月3日生於浙江紹興。1889年中秀才，甲午戰敗後放棄科舉轉學數學。1898年任紹興中西學堂算學教員，同時自習理、化、動、植、礦各科，自己購置儀器進行實驗研究，已能順暢翻譯日文。1900年創辦亞泉學館和《亞泉雜誌》。1903年任過理化博物教員，1904-1932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負責主持自然科學書籍的翻譯和編撰工作。其中的1911-1920年期間兼任《東方雜誌》主編。1933年去世。
作為一位科學編譯家，杜亞泉為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非常傑出的貢獻。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創辦第一份完全由中國人創辦的科學期刊《亞泉雜誌》和領導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自然科學書籍翻譯和編撰工作。《亞泉雜誌》在引進傳播科學知識方面有多項重要貢獻：將化學元素周期律首次介紹到中國；及時介紹了氬、氨、鐳、釙等新化學元素的發現和和化學領域的其他新成就；首創的化學元素中文名稱許多沿用至今；對化學分析方法、實驗方法、以及數學、物理、生物等其他學科知識的介紹也很有成績。著名中國現代化學史家袁翰青(1956:pp.288-292)在《中國化學史論文集》中列舉的30餘篇中國近代重要化學文獻中有4篇是《亞泉雜誌》的論文。杜亞泉不僅是雜誌的主編而且是這些論文的作者或譯者。
在科學傳播方面成就更大的工作是從1904年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開始，主持商務印書館自然科學書籍的翻譯和編撰工作長達29年。根據各種資料(賈平安，1982:p.59)計算，在他領導期間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數、理、化、生等各自然科學學科的教科書和一般自然科學書籍都約佔同期整個中國全部出版數量總和的45%上下。其中由他本人校訂的十之八九，翻譯的約20種、編著約40種，許多再版，「廣為流行」（謝振聲,1988:pp.10）。他主編的《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等自然科學工具書「尤為科學界空前巨著」(東方雜誌編輯部,1934:p.303)，這些中國早期重要的自然科學工具書，至今仍為國內各大圖書館所收藏。
因此，杜亞泉去世時便被尊為「中國科學界的先驅」、「功業彪炳的前輩」，得到「中國科學發達史中，先生應該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東方雜誌編輯部,1934:p.304)的評價。至少承認「國內科學教育漸見發展，所藉以為推進之工具者，杜亞泉先生所編各種理化博物教科書，其重要者也」(張梓生,1934:p.43)。後來的科學史家們一再肯定杜亞泉「對於我國20世紀前期的科學發展，起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肯定在介紹西方科學方面「徐壽先生之後，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杜亞泉先生要算是成績卓著的人物之一了」(袁翰青,1982)。在近代中國科學史上，杜亞泉具有光輝的形象和崇高的地位。
與洋務派人士接受的只是「船堅炮利」不同，杜亞泉對西方科學的接受是全面的接受。他不再限於技術引進而是大量引進科學知識並成績卓著只能部分說明這一判斷，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在《亞泉雜誌》創刊宣言中所表述的「科技救國」思想。在這一了解他思想的重要文獻中，杜亞泉說以科學為基礎的各種技術才是決定政治的根本(亞泉雜誌,1900：p.I)：「航海之術興，而內治外交之政一變；軍械之學興，而兵政一變；蒸氣電力之機興，而工商之政一變；鉛字石印之法興，士風日開，而學政亦不得不變……」。這一科學和技術決定政治和社會其他方面的嶄新觀點，批判了把政治和意識形態凌駕於社會其他方面的傳統觀念，也是對當時「中體西用」的一種有力駁斥和回擊。
總之，杜亞泉是一位成就卓然的科學傳播者，一位重要的科學啟蒙家。

二、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者杜亞泉

與科學史上的杜亞泉形象相反，思想文化史上的杜亞泉始則是一幅落後於時代的封建衛道士形象。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杜亞泉是新文化運動對立面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陳獨秀的《新青年》剛一創刊，杜亞泉便常以「傖父」、「高勞」等為筆名，在他主編的《東方雜誌》上針鋒相對地發表了一系列闡述東西文化差異和新舊思想衝突的論文，並最終引發與陳獨秀直接點名與其爭論。這不僅使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具有重要影響的《東方雜誌》成為與《新青年》唱對台戲的幾乎唯一的學術論壇，而且使杜亞泉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與陳獨秀等人進行理論爭論的最主要人物。也就是說，杜亞泉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中國最重要的科學啟蒙運動的重要的批判者。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除了去世時他的生前好友或他提攜的後輩在訃告、悼文中為他有所開脫乃至辯解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等《新青年》人物的主要批判者，作為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立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杜亞泉在近現中國思想文化史中一直被看成是一個完全守舊的落伍者。毛後中國開放多年以後也至多只是承認杜亞泉在辛亥革命前對科學傳播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但辛亥革命後就只是守舊人士的代表人物了。
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前，杜亞泉便作為一個同五四新文化運動具有對立立場的思想文化人物出現了。1911年，杜亞泉接手原來並不起眼的時事新聞性期刊《東方雜誌》，「始擴大篇幅，多載政治、經濟、哲學、科學論著，一新面目，行銷激增」 (章錫琛,1934:p.413)，使之很快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重要思想文化論壇。杜亞泉在隨後任主編的9年間在該刊以多個筆名發表各種文章近300篇，除去其中的時事新聞性文章和科普短文外，還有100多篇思想理論論文及譯文。任主編後的第一期上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武昌起義7-8個月之前）要求在專制集權和無政府主義之間尋找平衡(杜亞泉,1911)，就已表現出與後來《新青年》的激進色彩完全不同的調和氣質。第2、3期接連發表論東西方差異的兩篇譯文。
1913年2、3、4、5月的第9卷第8、9、10、11期分別發表的「吾人將以何法治療社會之疾病乎」、「論中國社會之心理」、「論社會變動之趨勢與吾人處事之方針」、「現代文明之弱點」等論文，已明確反對激變，主張漸變，並且中國和西方之間已被給予了精神與物質、靜與動、和平與競爭的區別。1914年就第一次世界大戰發表「大戰爭之所感」一文，認為中國人死於貧窮、疾病、災難而歐洲人則死於戰爭，東西文明各有各的問題(傖父,1914)。《新青年》剛創刊，杜亞泉就發表「論思想戰」(傖父,1915a)及隨後的「再論新舊思想之衝突」 (傖父,1916a)、「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 (傖父,1916b)、「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 (傖父,1917)等論文，明確主張東西文明各有所長，應互為補充，互相調和。
《新青年》同陳獨秀進入北京大學並迅速聚集起胡適、魯迅、李大釗等一大批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加盟後名聲大振，銷量激增，印行數量很快與《東方雜誌》相當。新思潮在北京大學並隨後在全國各大、中學校激蕩，強烈影響整個社會。面對激烈動蕩，主張漸變與調和的杜亞泉發表文章，直接批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導致的局面。他說這是在亡國，是源於政治上的強權主義、教育上的實用主義和中國思想界的破產，而解救危局的辦法「決不能希望於自外輸入之西洋文明，而當希望於己國固有之文明」。(傖父,1918:p.6)對於這種用中國文化去統一整合破碎的西方物質文明的主張，對於早就與《新青年》針鋒相對的《東方雜誌》和杜亞泉，主張徹底消滅中國文化並且已經在當時中國社會贏得巨大影響的《新青年》和陳獨秀實在無法容忍。於是，陳獨秀在1918年9月和1919年初先後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等文。杜亞泉也有「答新青年雜誌記者之質問」、「新舊思想之折衷」、「何謂新思想」等文回答陳獨秀的指責，仍然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堅持對中國文明的維護和對西方文明的批判。
如果說作為科學傳播者和啟蒙家的杜亞泉表現的是杜亞泉對西方科學衝擊所做的正面回應，那麼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者的杜亞泉表現的無疑是杜亞泉對西方科學衝擊做出的反面回應。他說「科學僅為發達經濟之手段」（傖父，1917:p.2），缺少靜的文明那種身心安閑，因為在以競爭為常態的動的文明中它只能使人更加疲憊和導致殺戮。他批評「科學勃興，物質主義大熾」（傖父，1917:p.4）。批評科學興盛助長了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強權主義和物慾主義，結果是「除競爭權利、尋求奢侈以外，無復有生活的意義」（傖父，1918:p.3）。並且科學威力實在太大，而「苟目的已誤，則手段愈高，危險亦愈甚」。因此他要用中國傳統文明去「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者」（傖父，1916b:p.1）。

三、內在統一的杜亞泉

科學啟蒙者與啟蒙運動批判者這兩種完全相反的角色同集於杜亞泉一人之身！然而，科學啟蒙者與啟蒙運動批判者這兩個看起來相互矛盾、不能共存的角色在杜亞泉那裡其實是內在統一的。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分析說明。
第一，作為啟蒙運動的批判者，杜亞泉所批判的不是科學而是以陳獨秀等人為代表的科學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等人要求對超越「船堅炮利」的技術層次和具體科學層次去學習西方科學，把握科學精神，把科學作為文化中的根本要素，用於支配社會和人生的各個方面。這就遠遠勝過了洋務運動和「中體西用」所支配的各種折衷主義，把對西方科學的吸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然而，陳獨秀等人並不理解的是，科學精神和科學原則是靠科學方法來保證的，而科學方法本身則置身於具體的科學知識體系建立過程之中，依靠獲取科學知識的實踐去保證。因此，他們這種離開具體科學的科學精神在杜亞泉看來就只能是空中樓閣，所謂科學就也必然面目全非了。杜亞泉在論戰前後都一直在為傳播科學知識而努力工作，他是當時最懂科學知識和傳播科學知識最有成就的人物了。在他看來，陳獨秀等人那麼激烈地高喊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其實正源於他們並不理解科學，「知識蒙昧，感情熱烈」必然會讓人「逞意氣」（傖父，1916a:p.3）。
第二，作為啟蒙運動的批判者，杜亞泉所批判的不是啟蒙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做法。19世紀末在紹興中西學堂任算學教員時就因「提倡新思想」而與人發生衝突並導致最終離校（蔡元培,1934）。20世紀初發表文章闡述進化論思想（亞泉，1905a），批判封建道德，宣傳「平等」、「博愛」（亞泉，1905b）。主編《東方雜誌》後，呼籲「改變吾國人之心理」和「社會之風俗」，改變「人民根性」（高勞，1913:pp.3-4）的啟蒙要求就更是經常出現在他的文章中了。他認為：「欲挽救將來之國勢，不如造成未來之國民」（傖父，1915b:p.9），「不徒改革其國體，且當改革其人心」（高勞，1917:p.3）。正如林毓生指出的，「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方式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林毓生，1988:p.45-51），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糟糕局面使杜亞泉、陳獨秀及其他知識分子都更加著力於啟蒙。然而，在如何啟蒙的問題上杜亞泉與陳獨秀等人卻是根本對立的。杜亞泉認為，要改變人民的觀念「必以國民教育為前提。此治本之策，非經數十年之陶鑄不為功」（高勞，1916:p.3）。而陳獨秀等人卻激進地搞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運動。顯然，主張漸變的杜亞泉相信這種激進做法只能適得其反。因此，他批評這些激進者「表面上為革新之先鋒，而淺嘗浮慕，宗旨恆不堅定，或轉為守舊之傀儡」（傖父，1916 a）。
第三，作為激進主義的批判者，杜亞泉反對的不是批判傳統文化而是不加分析地全部整體消滅傳統文化和新文化運動中只搞舊文化破壞不搞新文化建設。如前所述，杜亞泉原本也是宣傳新文化的啟蒙者和傳統文化的批判者。但他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不破不立」、「以破代立」。他說：「新屋既築，舊屋自廢；新衣既制，舊衣自棄」（傖父，1919:p4），重點應該放在建設而不是破壞上面。然而，由於激進派對科學文化的內涵不夠了解和不實際的急迫心態，不知道如何建設，因此便只進行破壞了。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沒有了新文化的建設只有對傳統文化的破壞，並最終走向了一條徹底消滅傳統文化之路，或者說形成了一種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1988）。而杜亞泉為傳統文化辯護正是想要對這種過激行為進行糾正。從最後的結果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作為的確不在民主和科學，而在於反舊禮教、倡白話文和疑古史舊書。因此，杜亞泉去世時便有人為他辯護：「雖提倡精神文明，發揚東方思想，因此與五四時期的《新青年》雜誌，曾有過一次論戰，但是先生始終沒有放棄科學的立場。其對於人生觀社會觀，始終以理智支配慾望，為最高的理想，以使西方科學與東方傳統文化結合，為最後的目標。所以從思想方面說，先生實不失為中國啟蒙時期的一個典型學者」（東方雜誌編輯部，1934:p.304）。

四、結論：杜亞泉回應方式的意義

第一，杜亞泉對西方科學衝擊所做的回應，是一種完全獨特的回應方式。從宣傳「科技救國」思想和批判封建倫理道德進行科學啟蒙到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看到杜亞泉既推崇科學又強調人文、既接受西方現代觀念又珍惜東方傳統文化價值、既批判傳統文化又維護它的存在價值、既學習西方現代文化又批判其不足與弊端。這既不同於保守主義的全面固守傳統徹底排斥西方科技，也不同於激進主義的徹底放棄傳統完全接受西方科技，還不同於折衷主義的固守傳統價值卻接受西方實用技術。說它不同於保守主義，是因為它接受西方科技並且批判封建倫理和傳統價值。說它不同於激進主義，是因為它對傳統的批判不是那種不加分析的簡單全盤否定，對科學的接受也不是沒有思考和缺少消化的囫圇吞棗。說它不同於折衷主義，是因為它對科學的接受並沒有限定在實用技術層次或具體科學層次而對傳統的保留並不是不加批判的保留。總體上說，杜亞泉承認西方現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優劣之分，但只是相對的。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文化相對主義。
第二，杜亞泉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的回應方式不僅是獨特的而且是有代表性的。是在引進西方科學的過程中最具中國文化特質的一種反應方式。因為這種獨特性不是像折衷主義那樣要求把科學限制在某些部分，不是想打折扣，而是如杜亞泉早在與《新青年》論戰之前就反覆闡述的要用接續主義、調和主義、漸進主義方法來將科學引進中國文化。接續主義是說舊業與新業要接續方可成，因為社會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有機過程，不可機械分裂割斷；調和主義是說只有採用調和方法，綜合和融合新舊事物中的有利因素，「接續」這一有機發展才成為可能；漸進主義是說用接續主義和調和主義方法實現由舊文化到新文化的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驟然冒進。接續、調和、漸進，這些都正反映出以強調和諧、中庸和有機觀的中國文化之特質。因此，從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到梁漱溟等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人物都有類似的文化相對主義思想，而且激進派領袖陳獨秀、胡適等人在晚年也都承認容忍而不是極端地徹底排斥對立面才是自由主義的根本要義。
第三，如果說面對西方科學衝擊時非西方文明社會出現的共同回應方式表明了科學的全球性，那麼反映中國文化特質的杜亞泉回應方式的存在則表明了科學的地域性的存在。五四時期陳獨秀等人的科學觀屬於實證主義的。庫恩以後，人們應該更能看得出杜亞泉文化相對主義的價值了。我同意中村哲夫 (Koutoku Shusui,2001)對相似的梁啟超文化相對主義的稱讚。但是我必須申明：把杜亞泉面對西方科學衝擊時那種中國特質的回應方式說成是相對主義的，並不是沒有問題。在此，請允許我引用耶胡達·埃爾卡納（Yehuda Elkana, 1981）在其「知識人類學的嘗試性綱領(A Programmatic Attempt at an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中提出的看法：
第一，大多數人在大多數問題上都同時是實在論和相對主義的（雙層思維(two-tier-thinking)）；
第二，在文化背景之外探求人類的普遍性是沒有意義的；
第三，至少存在另外一種理性，即技巧理性（metic reason或cunning reason）；
第四，只要我們意識到不可能找到歷史變革的充分和必要條件，就可以對變革的必要條件加以理性分析；為此，必須懂得所有知識都遵循史詩劇（epic theatre）和戲劇劇（dramatic theatre）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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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有區別的，把二者聯在一起說，並不合適。

正值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之際，一場救亡運動（五四運動）打斷了它。救亡壓倒了啟蒙---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 知乎，我自己的回答里，有簡單的分析。

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搞個刊物，高談闊論一些文化問題，這些刊物還沒有多少人看。要說他們有多大影響，實在是過甚其辭。

而五四運動，則是一個大眾的愛國主義運動，這種運動發生過不少次了，從拒俄運動到抵制美貨、保路運動等。這次有大量學生參與，算是一個新特點。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沒多少聯繫。把它們綁在一起，非常不合適。

所以要問也是新文化運動隔斷了中國文化傳統嗎?

確實，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是白話文、新文體、簡化字一類。這些確實帶來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某些變化。

但要說隔斷，未免言過其辭。畢竟文化本來就是因時而變的，中國歷史上文字等的大變動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雖然這些變化確實帶來了一些現代人對於傳統如文言文的疏遠。但這種變動帶來的好處也顯而易見，文字變得易學，知識普及變得更容易。

說這是割裂。我不能同意。

真正給中國文化傳統帶來最大打擊的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激進，最反傳統的一系後來把控了政權。

這一派系要打倒孔家店，用一種近乎徹底的態度攻擊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他們看來，過去的中國那些文化幾乎毫無價值。

在當時這一派並沒有多少影響，因為大眾普遍並沒有這麼極端。

但是架不住人家掌握了政權。

這種思想發展到極端，就是文革期間全面徹底的對儒家和孔子的攻擊，所謂批林批孔。我看過那個時代的教科書和一些小冊子，孔子被各種惡毒辱罵。

其他的中國一些傳統教派和民間信仰，這樣植根於中國土地上的文化傳統，也被當成封建迷信，地主階級傳統而嚴厲打擊。

傳統中國文化和思想中確實存在著各種問題，但是一股腦全部打倒。完全否定傳統文化，不會帶來更好的世界，反而帶來的一個嚴酷鬥爭，六親不認的恐怖世界。

個人認為首先還是要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分開，一為教授們搞的思想啟蒙運動，一為學生們搞的打砸搶燒，呃，救亡圖存運動。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很有討論的必要的，五四運動對傳統文化其實沒那麼大影響，或者說，五四運動本身就沒有多大影響力。。。

可對比下大陸與台灣，都受到了五四運動的影響，台灣在傳統文化方面比我們繼承的好。大陸破四舊，文革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強度更甚。

五四運動割斷了中國文化傳統，這一觀點是很不正確的。
我一直認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一段偉大的思想啟蒙時期，它使我們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進步，這實際上有利於傳統文化的保存和進一步的發展。至於它對傳統文化的隔斷作用，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真正隔斷傳統文化的，是市場經濟大潮，是反右和十年文革，甚至是宋/明的兩次亡國。

我略覺奇怪的是，看了這麼多回答，為什麼沒有人界定一下「中國文化傳統」究竟是什麼意思？涉及哪些領域？對社會生活和普通人的思維行動的影響如何體現？如果五四運動有所謂「割斷」，指向的是傳統文化的那些領域，還是全面割斷？

所謂文化，總應該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和點滴細微之處，如果僅僅考慮以城市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能夠對傳統文化起到割斷的作用，實在是高估它了——它沒有政治力量撐腰，也沒有經濟利益背書，不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問題沒有定義清楚就開始熱烈討論，多少讓人聯想魯迅的那篇《扁》。

要談割斷，真正能夠當此稱謂的，還是那獨夫民賊策動的反智運動和破壞人倫底線的十年瘋狂吧。以這些超乎人類想像的運動持續之久，波及之廣，破壞之深，在它們面前，不惟「文化」，連人性都要守不住了。倘若那個農村小學教員真正受到了一點點新文化德、賽的熏陶，稍稍能夠理解一點，而不是僅僅以其作為宣傳的魅惑和權術的玩物，結果也不至於這麼震古爍今——歪樓了。我的意思是，討論什麼東西，最好先明確「此話怎講」，再談「何以見得」。

文化傳統已經成了拖累社會的毒瘤，應該割斷。
至於辜老先生拖著一根辮子在民國招搖，他延續了滿民族的文化傳統，可這實在算不上中國的文化傳統。如果哭老先生說的有理，現在的清宮戲就真是在延續中國的文化傳統了。

五四運動不僅割裂了中國傳統文化，而且阻礙了當時真正推進和平民主的腳步。二十世紀的兩次大的學生*運*動，都無疑阻礙了和平民主的腳步。

要正確解讀「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首先要搞清楚「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出發點。

首先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待傳統文化的出發點，與儒家特別是宋、明以來把「三綱五常」作為社會最高道德的標準是對立的，但它並不反對其他非正統學派，對明、清之際的一些啟蒙學派更是非常推崇，比如在晚明時期出現的種種革新思想。

梁啟超認為中國人的第一個缺點是「奴隸性」，甘於忍受暴君異族的統治，不敢起來反抗；第二個缺點是一盤散沙，不團結，只重私德，不重功德；第三個缺點是「民智低下」、「智慧不開」，依賴成性，遇事退縮，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1]改變這一局面的核心就是對中華文化進行一次重新評價，這也是梁啟超、魯迅、胡適們竭力在做的事。

其次，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反對孔子個人，也並不否認儒學的歷史地位，只是認為儒教已不適於現代生活。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講，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割裂傳統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要求重新全面評價傳統文化，正確地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來看這種方針，都沒有問題。同時，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重要事實，即「五四」前夕的一切衰朽與反動的社會勢力在民族與國家處於危亡之際，依然維護「獨尊儒術」、「尊孔讀經」的舊傳統，繼續利用傳統文化作為武器來反對新事物，抵制社會變革，只會加深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

怎樣理解五四反傳統？五四運動不能簡單理解為反孔，反傳統。五四運動不是和傳統文化徹底決裂。吳虞、易白沙、陳獨秀、李大釗，包括魯迅胡適，他們沒有反對過傳統文化本身，他們所批判的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否認傳統文明，沒有一個人不承認孔子是偉人。

打倒孔家店這句口號值得深思。這其中的問題是孔家店是誰開的？是孔子開的嗎？顯然不是，孔家店是後人開的，裡面賣的是孔子牌的商品，孔子是他們的商標，這個始作俑者應該是董仲舒。所以五四先賢門所批判的是這個商標。比如三綱五常，《論語》里可沒有三綱五常。

五四先賢們的做法有些地方確實走向了偏激，以至於有些知識分子認為改造國民性的核心方案，就是毀滅中華文化。陳獨秀說，要拯救中國，只有「置之死地而後生」，打倒孔家店，把舊文化一把火燒個精光。所以陳獨秀「泣涕陳詞」，寄希望於「活潑之青年……奮智能，力排陳腐朽敗這以去」。[2]

陳獨秀他們質疑的是這些聖賢思想是否還適合於今天，現在來看，他們所批判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被歷朝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塑造起來的這個孔子的偶像。孔子是一個符號。尊孔不是手段，是目的。傳統文化再好，也必須經過揚棄，必須經過批判才能繼承。

綜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質是對傳統文化的一次再評價，不是全盤否定，所以也談不上什麼割裂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註：這是本人論文里的節選，稍作修改，語言上可能有點正式。

[1] 梁啟超《新民說》

[2] 陳獨秀《敬告青年》

樓上的嫩的回答都好長好專業…！

中國文化不只是「士大夫」文化，也有「民俗」文化，他們都是傳統文化。我們今天說的傳統文化是「士大夫文化」和有代表性的個別「民俗文化」

五四運動是推廣一種新的文化，既非「士大夫」文化，也非「民俗」文化。

簡單的說…就是…五四運動希圖創造一種能夠融通社會各個階級的文化。出發點是天真可愛的。這樣的文化雖然可以為所有人所共享，但是也難免因大眾化而造成的：粗糙，過分通俗，無可傳承性，甚至低俗，的特點。

五四運動只是提出了一個概念，真正使五四式文化佔領高地的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因為只有強行打破階級才能為「無階級文化」創造土壤。

同時五四提出的文化主張，顯而易見，是不寬容，不具有包容性的。廢除白話文，破除舊思想，甚至有廢除中醫(那會兒西醫才發明抗生素不久，魯迅對中醫的厭惡多半是因為他學的是西醫)甚至廢除漢字(胡適)。

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四為起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產生了所謂的斷代。

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社會將會重新產生社會階級的劃分，文化也必然會重新成為各個階級所特有的一種階級屬性。所以，會重新產生「新士大夫」文化和「新民俗文化」。

真正值得傳承的優秀中國傳統文化將會被撿起和繼續。

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互通，而不是強行的破舊立新。

以同樣經歷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的港、台，為什麼和大陸迥然不同。分辨立斷

人們說他們，五四豎子、文革小兒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毀掉了，這真是太糟糕了。

然而我說五四運動是好的，文革小將破四舊也是好的，這對於發揚中國傳統思想是件大好事，好在去偽存真。世界上最討厭的莫過於「偽」，因為它要做的是詆毀和糟踐「真」，封建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將孔子為代表的一眾先賢樹立為不可質疑、不可討論的「聖人」，壟斷「聖人」的解釋權，進而歪曲聖人，用歪曲的理論壓迫奴役他人，假先賢之名行這難道不是最糟糕的嗎？

兩千年封建統治，道德成了道德、仁義成了仁義，真真假假已經是難以辨別的，尊崇先賢，十有八九成了尊崇小人。辜鴻銘說，自己的辮子在頭上，而眾人的辮子在心裡，想必這種真偽的區別，老頭是瞭然的，但他一人無力扭轉。不管五四「豎子」了不瞭然，但真正做到去偽存真的是這幫熱血的年輕人。

將那一眾「聖人」都打倒，才能破除迷信，才能回到本真。其實又有什麼好擔心的，真金不怕火，真正的思想是不會被打倒的，能被打倒的都不是真的。這不正是老子說的：「絕聖去智，民利百倍」么？距離老子說這句話已有兩千年之久了，終於有人做了，這場運動浩浩湯湯近百年了，仍然沒有到盡頭，如今竭盡全力詆毀五四運動、文革的人，試問你們是真的在乎先賢的思想，還是另有其他齷齪的目的？

1921年6月16日，胡適在給《吳虞文錄》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店」。此後，這一口號在新文化運動中廣泛流傳使用，衍成「打倒孔家店」。其實際含義是要打倒孔子、儒學、後儒和禮教。

五四運動是一個救亡圖存的運動，當時的中國已經危及到主權尊嚴不保的地步，山東問題只是一個導火索而已。人永遠改不了急功近利的共性，總是妄圖一步登天。推翻了清王朝，卻在短期內改變不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窘境，中國的知識分子非常著急同時又非常自卑，以至於自我否定與邯鄲學步。正如一個長期堅守某個量化策略的人忍受不住大盤暴漲自己獨虧，在一次大幅回撤中倒下，死在黎明之前。
共和還是立憲的問題暫且不談，骯髒之處不能太多。中國人為了儘快追趕西方列強的腳步，不惜瘋狂地否定傳承千年的文化甚至鼓吹全盤西化，其實可以理解，但是這種行為在當時乃至今日的遺毒是很深的。當時中國迫切需要改變、需要希望，五四運動在中國的現代化國家進程中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但正所謂「是葯三分毒」，沒有任何變革可以是十全十美的，必須辯證地看待。如今我們已經發展到一定水平了，就要開始反思會清除五四運動的遺毒。這點其實英國人做的最好，打仗要靠丘吉爾，仗打完了要搞經濟建設了，就要讓丘吉爾下台。中國沒有遵循這一規律，新中國穩固後正是以發展經濟為核心的時代，卻依舊以軍政人士為主導，結果就不多說了。

要趕高鐵，先不多說了。請看看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揚棄比較好的日本，乃至於見到日本經濟騰飛後認真研究背後原理的歐美，如今在政治上都有「以德治國」的影子。中國人不笨，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斷層與中國市場經濟起步階段的混亂密切相關。最近幾十年中國人在努力重新把自己的傳統文化找回來，無論是公眾教育還是家庭教育。我們積極向日本等國學習，尤其是很多企業家積極地向日本企業家「取經」，把我們曾經丟掉的老祖宗的東西「請回來」。由於這本就是我們的東西，因此也復興的比較快，這在企業界較為明顯。

PS：為何台灣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要比大陸好？因為大陸對文化進行了二次破壞，險些革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