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质人类学角度介绍下上古百越、苗蛮、东夷等族群的产生演变过程？

上古百越、苗蛮、东夷和华夏的族群是如何迁徙的？是否是同一族源分化出来？后来重新相遇交流之后是怎么融合的？当代中国人（或说东亚几国的人）血统上大概有多少比例继承以上族群？另，求一些介绍相关内容的书籍。

按照吉林大学人类学系的划分方法，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中国境内的黄种人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
古华北类型：基本对应长城沿线的考古学文化（夏家店下层等）
古西北类型：对应仰韶边缘的一些小范围相关文化，如齐家文化等，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其后裔为西戎
古中原类型：对应仰韶系和大汶口系（东夷），是华夏主要先民的类型
峡江类型：三峡一带，可能对应巴族的祖先
古华南类型：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对应百越的祖先
古东北类型：长相颇似因纽特人、古亚细亚语系居民等，贝加尔以东、渤海以北的东北亚地区

这些民族的祖先为O系人类（Y染色体SNP），O系分化出O1、O2、O3，汉藏语系为O3，百越-南岛为O1，扶余、三韩、三苗为O2
这三支分别沿东中西三条路北上中原，中路的O2系北上一直到达东北，东路的O1系沿海路北上一直到达山东，西路的O3沿西部山区缓慢北上，占据四川、黄土高原，并顺黄河东下，拦腰将O2截为三苗和扶余两段，同时与山东的O1混合形成东夷。在北方，O3、O2、N混合形成红山系诸文化。
这些迁徙结束的时候，炎黄时代开始了

今天的中国人，Y染色体SNP大约有50%-60%的O3,10%的O1,10%的C(早于O的古亚洲人），少量的O2、N，以及更少量的Q、P、R

在中国人血统中仰韶系（汉藏语系正统）占优势，东夷系和红山系因为本身是混合族群，所以占多少比例不可考，百越系占比不会超过O1占比

朱泓关于全国新石器时代人骨类型的划分法，混淆了地域划分和人种类型的关系，试图以地域类型取代人种类型，制造了更多的歧义和误导，却遇到多数学者的质疑，例如：古东北类型是北亚人种还是北极人种、混血过渡人种？为什么古中原类型可以包含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这两种不同的人种？可朱泓似乎刻意采取了含糊的表述，暴露出其伪学者本质。因此，中国科学院考古学界以人种类型为基础，对全国新石器时代人骨类型的划分法更为科学。但是，朱泓不得不承认：在中原地区，以当今北方汉族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形成时间显然要在汉代以后，考古出土于山东广饶五村遗址和济宁潘庙遗址的两份汉墓古人骨就是实证。

通过研究五村墓地的周代-汉代居民头骨发现他们的体质虽与同地区的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居民之间有二、三千年的时间间隔，但两者在体质形态上是基本延续的，且在其些细节特征上趋近现代华北地区类型。显而易见，海岱居民与古中原居民属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并且大汶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能混淆在一起。因此，古中原类型以黄河中游陕西、山西、河南为核心，还包括周围部分地区，和仰韶文化分布区相符合，但是海岱地区根本不属于中原，更不能混淆在一起。

大约在距今 7000～6000 年前，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具有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高、中等偏低眶型、阔鼻型、较扁平的面部、上齿槽突颌及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羌夏集团有关。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居民比仰韶文化居民在颅高和面高上更高一些，鼻型稍窄，中高眶型、正颌、身高稍高，与传说中的华夷集团有关。

根据大汶口文化北阡遗址（山东青岛市即墨市金口镇，距今7000年）出土的颅骨的初步观察和测量，发现北阡遗址颅骨较多地表现出亚洲蒙古人种的形态学特征，而且更接近东亚人种，是中国已知出现最早的东亚类型，牙齿形态基本上属于中国型。早期学者研究认为另一部分大汶口遗址鲁西南西夏侯组、野店组属于类波体质类型。这种特殊的体质类型，比东亚类型更加高壮，是山东大汉最早的由来。不过有些学者对此有异议，认为大汶口-西夏侯组居民的体质主要体现为新石器时代蒙古人种的华北类型，较接近现代的东亚类型。

山东诸城呈子新石器时代墓地的人类学材料，其中包括呈子一期（大汶口文化） 的女性头骨一期和呈子二期（龙山文化）头骨五具（男三、女二具）。根据形态测量学的考察,，如果除去枕部畸形因素，呈子一期和二期的头骨与山东境内其它地点的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头骨都本质上是共同体质类型的，特别是呈子二期的头骨，它们不仅与属于同一地理区域时代更早居民的头骨有共同的种系类型,，而且与现代中国人（华北）的颅骨学特征之间，比同其它地区的蒙古人种头骨类型有更明显接近的联系。这个结论和笔者对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头骨形态学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类型的看法是一致的。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乃至近代，在体质人类学上是连续的关系而不具人种类型的取代性质。

通过对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距今5500年）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的61具成年头骨进行测量形态学研究，山东地区的其他古代人群，包括新石器时代和青铜铁器时代的古代遗址的人群。大部分都属于东亚类型。这次研究结果与广饶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相符合。显而易见，大汶口文化广饶人群对于山东乃至华北地区东亚人种体质的形成具有遗传学上的基因贡献。

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一种新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早先的各个文化区，这就是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发明快轮制陶技术和占卜，以黑陶灰陶为主，全取代了仰韶彩陶文化，在陕西山西河南龙山文化中得到普通应用，占卜巫术活动较为盛行。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覆盖了中原及南北地区。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磨光黑陶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

我们汉族的父系主体就是龙山文化先民O3系后裔，是东方农业文明的扩张结果。单独看O3，各地汉族中至少60%-70%来自龙山文化，对比2004年的《evolution and migr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ferred from chinese Y-chromosome evidence》一文的数据，可以肯定，中国各地的汉族，从东北到广东，从东南的客家到西北兰州，其主体就和5000年的龙山文化先民无异，如今的汉族，就是龙山文化先民的直系后代，在汉族中父系的O3一直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5000年一直没有变化。

羌语应该是周人古羌语的活化石，可以作为考究对象。羌语属于多音节语，无声调语，黏着语，羌语的语法结构是类似阿尔泰语系类型的，和现代汉语差别非常大。汉语是孤立语或分析语，有丰富的声调系统，确实源于东夷语言结构。如果影响周人语言的是东夷商语，那么商族人的语言才是现代汉语的根源，单音节，多声调，孤立语，与现代汉语相似的语法结构，这些种种现代汉语的特征肯定不是从古羌语继承过来，那么只有从商语继承过来汉语是周人语言和商人语言的综合体，汉语从周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大量的古老的词汇和同源词，但是从商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特殊的语言结构。汉语的“单音节孤立语"特征，源于东夷语。汉语是汉藏语系里最独特的语言，虽然与藏缅语有一些同源词，但是在音调和语法结构上与藏缅语有根本区别，分为两个不同的语支：汉语系与藏缅语系。汉语之所以单有独成了一个语支，是因为东夷语言是上古汉语的底层。藏缅语属于多音节语、无声调语、黏着语。东夷语言才是现代汉语的根源：单音节、多声调、孤立分析语。

典型龙山文化发掘出两千块骨刻文，被证实是商代甲骨文的主源头。甲骨文属于表象文字，决定汉语成为典型的“单音节孤立语，第一，是因为象形文字不表音，不体现原始藏缅语通过语音变化表现复杂的语法现象，第二，因为东夷的语言可能本身是分析语，他们形成的原始象形文字系统体现自身的分析语特征，因而原始汉语在书写过程和以文本为工具的传播过程中也强化了它的分析语倾向的演变。

1959年陕西蓝田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询簋》铭文始出现“华夷”一词：“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今余令汝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毚夷、师苓侧新囗、华夷、由囗夷、囗夷、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秦夷、西门夷、华夷、京夷等可能是周初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华”、“秦”和“夷”无疑是同祖同源，虽然是姬周统治之下的夷民，所谓“夏君夷民”，但这恰好证明华夷同族、华出自夷。姬周入侵中原夺权后，分封了同姓诸侯国，统称为夏族。当初东方诸国因与姬周存在着矛盾冲突，被称为华夷。但因东方经济文化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周室被迫采取和亲措施，全面接受东方农业文明，建立礼乐制度，获得东方诸国的广泛认同。东方异姓诸国虽是出自于商代，由于归顺周王室而获得封爵，统称华族集团，但当时东方另一些部族，由于拒绝承认周王室的天下共主，被称为东夷。到春秋时期，随着华夏两族的融合与形成，东夷渐渐融入了华夏，便成为华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春秋时期华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仍然分裂混战数百年。秦人出自于东夷少昊赢姓后裔，终结了动乱分裂、自相残杀的战国时代，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汉朝开创人刘邦作为徐夷后裔，祭祀蚩尤为战神，为汉族大一统做出决定性的历史贡献。汉朝继秦的统一之后，开创了大一统的局 面，继承和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二十世纪初考古出土的秦公簋内有长篇铭文：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獶（夏）。“保业厥秦，虩事蛮夏”的意思是说兴国强国乃秦国之基业，以威震蛮夏。蛮夏是指姬周及其同姓诸侯国（獶族集团）

《夷夏先后说》以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论据内容为起点，分别从历史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进行了反复论证，系统地证明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史学文献中的夷族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西来，传播了游牧文化。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历史，形成独特东亚民族文化传统。

从历史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方面综合考证分析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夷夏混合而成。夷为东亚土著，夏后来居上，夷夏转化是中国上古史上的关键。夷夏同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祖先，少数民族与汉族可以相互转化，因而血脉相连密不可分。同时，中国文化是本土起源的定居农业夷文化与外来游牧夏文化反复混合形成的复合文化，先秦时期华夏文明是”夷夏交织，夷根夏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由夷夏混合而成。

参考文献：《山东龙山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夷夏东西说》《夷夏先后说》《中国文明本土东部起源说新证》《论汉族主体源于东夷》《汉语主体源于东夷》等等国家正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