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為何自殺？
在滿清皇帝被馮玉祥驅逐出宮之後，王國維投金水河而死。造成他死亡的原因是什麼？內因？外因？
其實王國維並不像很多人想的是極端保守之人。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在思想上屬於維新派，以新學（西學）為尚，研究叔本華的哲學且很有理解。後期才轉變成政治上的遺老派，回味古學，研究歷史。
辛亥之後他受到羅振玉影響，隨後者東渡日本，開始研究舊學。試圖將存亡之業寄予文化。與其說王氏是殉清，不如殉舊文化。
或許大多數人看來中國舊文化傳統是腐朽沒落，有礙現代化和啟蒙性。但是許多舊文人心中，那是生活之境，生存之根，文化斷層與他們便是文化消亡，這種對文化的感情，同樣可以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我們從中看到的應該是反思，反思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文明發展的狀況，而不是一味偏見於個人，雖然中國近代史是被政治籠罩著的，但有時不妨懸置起政治，或許能看到新的一面。關於王國維所謂「殉國」之事，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詳細的記載，僅供參考。大體如下：
羅振玉並不經常到宮裡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裡 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 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後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 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後來在日本的幾年 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 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後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據了王國 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羅、王二家後來做了親家，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 羅振玉並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 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後，不知 是由於一件什麼事情引的頭①，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後來不知又用了什麼手段再三地去逼迫 王國維，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昆 明湖自盡了。
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 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 的「遺折」，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 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溥亻斤即日前往莫 綴，賞給陀羅經被並洋二千元……」。羅振玉於是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裡 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 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其實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 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後來，我成為了我不理解的人（關於自殺的解釋在後面，前文鋪墊較多）
下午從單位回來，找出半年前單位給發的生日蛋糕卡，騎車數公里，買了寫麵包，配上我討厭的煮速食麵當晚餐。
以前的我，是個熱愛生活的人，有蛋糕票的福利？買去啊。
但是，5月份發的票，直到前幾天聽說過了元旦會過期作廢，我才一直遲疑著，準備抽個時間去領寫麵包回來。
夏天科室里發綠豆和冰糖，也是一樣，等到我去領的時候，夏天眼看就要過完了，糧油店老闆表示：以為不會有人來領了呢，本來包裝好的東西，怕壞，又倒回大袋子里了。
我以前絕不是這樣的人，也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如此不積極地對待生活。
當我拋開所謂的「常識」，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時候，我發現，生活是我的敵人，我應該想辦法戰勝它。
百度告訴我，顧城也是這麼認為滴，有詩為證：你們都到生活里去了，生活里人口眾多。我也到生活里去，然後又出來，在邊上站著。我對你們說那不太好，我去過，可是你們不信。
剛才重新搜索這句詩的時候，看到豆瓣上說，我們都是生活的孩子。對此我想說，是的，但是，有些人並不屬於生活，所以一旦有一天覺醒出自我，就必然會到生活之外，比如我，或者顧城這樣的人。
這不是我不喜歡生活，不知道生活里有很多美好，而是，「自我」的存在，和我的期望不符合，我無法像大多數人那樣，向生活妥協，依附於生活——生活對於我，只能是牢籠，是敵人，除非我具備了戰勝它的方法。
顧城說，命運不是風，來回吹，命運是大地，走到哪裡，你都在命運中。
對此我評論說，一個沒有看到命運的知識分子，必定是十分局限的，比如昨天看了連岳一篇關於利他行為的文章，我想說，他說的很有道理，我很贊同，但是他說錯了很多，因為對於他並不了解的利他行為，宗教行為，他一概歸結為利己動機——這顯然是片面的。
但是，在他的世界觀里，這就足夠，因為，如果人生的首要標準是「幸福」，那麼，它並不排斥無知，知識並不會直接導致幸福。
這一點，普希金說的尤其好，有詩為證：沒有幸福，只有自由與平靜。
這就是知識和自由的終點——沒有幸福，只有冰冷的宿命。
以前我不理解，為什麼那麼多詩人、作家都自殺，我總覺得：好可惜呀，好多人年紀輕輕的就死了，生活中還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呀，難道他們都不眷顧嗎？
後來我有了自己的答案；眷戀又如何呢？天命不由人。
我自始至終都熱愛生活中的美好，熱愛生命，但是，天下這麼大，卻沒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是個願賭服輸的人，不會低頭苟活，所以，正如王國維沉塘自盡之後，陳寅恪的評價：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爾。
有不理解的，可能會問，怎麼就思想不自由了，難道有人敲著你的腦袋不准你想什麼嗎？
實際上我很願意耐心地解釋一下，情況是這個樣子滴：思想是需要有「活著的人」做載體的，換句話說，要想自由思想，至少得有個基本溫飽的人。
但是，請注意，但是之後才是重點——但是這並不是說明，思想必須有「健康」或「物質」做前提，一定會被健康或物質限制。
請注意，這才是各位先賢自殺的主因：因為思想遠遠比「健康」或「物質」重要的多，所以，當健康和基本生活受到威脅的時候，思想沒有了合格的載體，只好選擇毀滅，來避免隨著載體一起淪落。
我曾經這樣補充羅曼·羅蘭關於天才的論述：天才就像是冬蟲夏草，作為草，也就是普通人的「我」已經死了，雖然現在我的外表仍是和大家一樣的毛毛蟲，一樣要吃飯要睡覺的人，但是，那個和你一樣在生活里的「我」已經死了，現在你看到的，是一些才華，寄生在我的軀殼裡。
天才總是痛苦的，因為這軀殼實在太過有限，而才華自身，又不能獨立於軀殼而「存在」於世界上。
福樓拜說，當你以文藝決定一生，你就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
這就是天才共有的悲劇宿命：想平凡而幸福，卻不可得。
我覺得還可以把天才的自殺論述的更清楚一點：「才華」彷彿是自己有生命的，它必須有基本物質基礎，才有可能發揮出來。這個物質基礎就是有才人物的軀體。但是請注意，你永遠不可能真正威脅到「才華」的存在本身，因為那是永恆的東西，獨立於每個人的意志和軀體而存在。
你頂多可以威脅到那個軀殼，然後，那個軀殼殘留的人格會感到異常痛苦，只能死去。
或者，如傅雷那樣，軀殼和內在的才華已經融為一體，不需要感到什麼痛苦，他的個人人格和才華，一起捨棄了這個軀殼，平和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當然，離開的僅僅是軀殼和這個具體的人，事實上，永恆的東西，已經通過著作，以及他們一生的言行，「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句詞，也見於陳寅恪給王國維寫的悼念文字。
陳寅恪其實也是這樣一個人，曼德拉也是。他們沒有自殺，不是因為怕死，而是因為基本生存沒有收到威脅。
歷史，從來都是由我這種人創造的。
很多像我這樣的人，都提出過理想社會。但是，對於柏拉圖的理想國，問題實在太嚴重，王小波就很明確地指出，那樣的理想實踐起來，必然會淪為赤裸裸的恐怖主義。
哈耶克也有過自己的設想，提出了「個人貨幣」的理想社會。
我沒有具體了解過經濟學原理，所以，只能暫且認為，那和無政府主義，可能有類似的地方。
今天，我提出一個理想社會的標準，那就是：一個人人都願賭服輸的社會。
每個人都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都是一個為自己負責的人，那樣的話，社會肯定會更美好。
這個狀態的前提，就是盡量不設任何狹隘的前提。
比如，既不假設人性本善，也不假設人性本惡，而是實事求是地以「人性可以很善，也可以很惡」作為前提。
這樣的人，比如我，是這麼做事情的：我選擇相信你，那麼，我就做好了被你傷害的準備——我允許人性是充滿罪惡的。那麼這樣一來，我的期望值變得很低，即使我費勁心思幫你，最後被你殘忍殺害，我也毫無怨言——我願賭服輸，我會為「相信你」以及「幫助你」承擔所有後果。
我永遠不會對你說「我對你如此，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
我永遠用生命捍衛著你作惡的權利。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當作惡可以被寬恕的時候，善良才成為可能。
但是請記住，讓你更善良，從來不是我的目的。
恰似克里希那穆提所言，我什麼都不希望。
因為人類這個物種，一旦有希望，就會有傾向，希望你變好，就難以「允許」你作惡。
所以，做這種「毀滅希望」的傻事的，只可能是我這樣的，命中注定的人。
讓·保羅·薩特年輕時就說：我註定成為英傑，我死後會葬在國家牛逼的公墓，人們會為我選好位置，在巴黎，在外省，都會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心廣場和花園，但是，即使在最樂觀的時候，我也看不到自己。
各位讀者，可能我再怎麼說，你也不會明白：這就是所謂天才的生活狀態——只有你完全不在乎名利的時候，你才能擁有它們。就連你的生命本身，也不是屬於你「自己」的，它只屬於命運之神。
北島的詩《生活》只有一個字：網。
另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致命運之神》說：我已像神一樣生活過了，我不復有更高的要求。
百度對此評論說，身負天命的詩人，沐浴著神明的光輝，接過神賜予的豎琴，為不幸和盲目無知的人們彈撥出曲曲憂悒的哀歌。詩人的歌化作了溫暖柔和的縷縷青光，灑向睏乏蒼白的人間。儘管芸芸眾生中還無人感知這縷縷光明中飽含著詩人的多少愛和柔情，儘管陰間的寂寞將是詩人最後的故鄉和歸宿…
對此我補充說，這些「儘管」都不要緊，因為命運如此，本無公道。
荷爾德林後來精神失常，他的追隨者，中國的海子，卧軌自殺。
以前我不理解，為什麼要選擇卧軌這樣慘烈的方式，後來我大概想通了：我在這無知的芸芸眾生之間，已經經受了太多的誤解和傷害，我決定把這軀殼也毀掉，不給你們繼續誤解的機會——奉上神壇，也是誤解。
同樣，有詩為證：
春天，十個海子全部復活，
春天，十個海子低低地怒吼…
乃們這些愚蠢的人類，最終會發現天才的價值，但是，海子早已碎屍萬段，海明威也已經腦漿迸裂，梵高帶著肚子上的搶眼，莫泊桑帶著梅毒螺旋體，屍體早已經涼透。
這樣的宿命，說實話，我真的不喜歡。
然後，我看到了一個叫奧修的印度人。
他也不喜歡這樣的宿命，於是拚命反抗，最後，同樣沒什麼好下場。
順應天命者悲 抗逆天命者死。
面對命運，你我又能做什麼？
所以到頭來，還是加繆給出的結論比較好吧：人生本來就是荒謬的，所以，人必須是幸福的，否則，生命就沒有了意義。
我不知道加繆是如何寫出《局外人》這樣的小說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就是那麼樣的一個局外人，在生活之外，在世界之外。
今天是平安夜，我獨自坐在冰冷的屋裡。
我試著向外求助，希望有一個可以暫時讓我停歇的地方——我很害怕提出請求，因為我真的無法承受失望。
但是，我仍舊是失望了，所以，呵呵，就這樣了。
梵高有一個特別愛他關心他想幫助他的弟弟，但是這並不足以提供給他一個可以停歇的地方。
親情、友情似乎都無力留住天才飛速消逝的生命，那麼，只有愛情能做到了么？
我不知道，也不敢期望。
還是繼續等天上掉桃花運下來吧，拿命去等，願賭服輸。
貼一段很久寫的文章，為靜安投湖有感
讀到王國維自盡後有人寫予的輓聯：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靜安公死於國民革命軍北伐正盛之時，死時留下的「五十之年，祗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言令人尋思。先生所謂「再辱」究竟是指什麼！自然，他是前清遺老，至死都留著小辮子，他不參與政治活動，對於辛亥革命更持排斥態度，可他並非不懂西學，他的外文甚好，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就用叔本華的思想來研究紅樓夢，他似乎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學者。在學術領域，他成就斐然，任何研究古文字的人，殷商制度的人，宋元戲曲的人，紅樓夢的人都無法繞開了他。先生之死，有人說乃殉清而死，有人說乃殉文化而死，有人說乃殉中國而死，更有甚者說先生殉債而死等等，可究竟有誰能真正知道1927年6月2日上午，先生獨自一人徘徊於頤和園時的心情？
一直堅信自古以來的中國學者，都未曾沒有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然而身處一個絕望的時代，身邊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民族，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去改變這一切，即使「躲進小樓成一統」，可若某日忽然發現小樓外面的世界已不再熟悉，那份儒者抱負已不知從何下手，由此帶來的蒼涼究有幾人能夠體會。
每個人都會死，但並非每個人都真正活過。曾以為自殺是對社會的逃避，對責任的放棄，近日乃悟這種想法幾其幼稚！陸秀夫負幼主跳崖，陳天華蹈海，梁巨川與王靜安公自沉，他們豈是被死亡打敗，恰恰相反，他們擊敗了死亡。
葉德輝被殺對他有心理陰影，和羅振玉失和也是一個原因。更主要是對民初憲政失敗，國民黨北伐後所必然引起的極權政治和以俄為師後建立的黨國體制來勢洶洶感到驚恐。參考早年說過的話中國「以共和始以共產終」。
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近百年來關於他的死因有種種解釋，至今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第一種觀點認為王國維之死是為清室殉節，執此說法的是羅振玉與一批滿清遺老。羅振玉在《海寧王忠愨公傳》中寫道，在1924年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時，王國維早有死志：「乃十月值宮門之變，公援主辱臣死之義，欲自沉神武門御河者再，皆不過。及車駕幸日使館，明年春幸天津，公奉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掌教之聘，以國學授諸生。然公眷戀行朝，今年夏世益急，公憂益切，乃卒以五月三日自沉頤和園之昆明湖以死。」
第二種觀點認為，王國維之死源於與羅振玉交惡。王國維死前，二人因子女經濟問題發生齟齬，使長期的信任與友誼隨之破裂。王國維如果最初不能得到羅振玉的賞識和拔擢，如果沒有羅振玉長期的支持與合作，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學術成就。他對羅振玉一直心存感激。據王國維的女兒回憶：「家父在自殺之前，曾將與羅振玉來往信件都燒掉，家母相勸慰不果。家父生平從不發脾氣，從不與人爭。」課件與摯友斷交，王國維內心是十分痛苦的。因此有人斷言：「這次不幸的事件，完全是由羅振玉造成的。」
第三種觀點則是將王國維之死歸因於當時政治局勢的丕變，即由國共兩黨共同策動的北伐戰爭。1926年6月，廣東革命政府誓師北伐，其後北伐軍勢如破竹，先後攻佔武漢、南昌、上海。北洋軍閥政府的倒台已經指日可待。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葉德輝在湖南被殺，章炳麟的家產在浙江被抄沒，消息在北京知識界引發了震動。清華同人中，梁啟超計划出走，吳宓等亦惶惶不可終日。以清室南書房行走的身份和腦後一條始終不肯減去的髮辮，王國維感到大禍將至。他在最後一次見到學生薑亮夫時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在他的遺書中亦有「五十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等句。1927年6月北伐軍攻佔鄭州，攻佔當日，《世界日報》刊出《戲擬黨軍到北京後被捕的人物》，其中即有王國維的名字。當日晚王國維寫下遺囑，次日即赴頤和園自沉。這些都足以證明他的死源於恐懼在即將發生的政治變亂中「受辱」，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陳寅恪對王國維的死卻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解釋。他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指出，王國維所殉的是一種中國文化「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陳寅恪的觀點可以在王國維的著作中得到印證。王國維論及殷周之際的歷史變革時寫道，「一姓一家之興亡」只是其表，「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殷周之鼎革如此，晚晴之興廢何獨不然。因此，對於王國維而言，忠於清室僅只是表，忠於中國傳統的制度與文化才是其里。
比較起來，那種把王國維之死歸因於「羅、王交惡」或「羅振玉逼債」之類的說法，便更是「委瑣齷齪之說」。這些說法極大地貶低了王國維的思想境界，把他從一個「知力之最高者」重新變回了他所深惡的「俗子」。王國維把自己視為中國文化「所寄」之人，即與中國文化擁有同一生命。王國維相信，某種文化必須借某些個別的天才人物予以維繫，與此同時，這些個別的天才亦以這種文化的存亡絕續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王國維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說：「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然而一旦這種祝禱和期待落空，一旦他發現這種文化和學術即將滅亡，那麼這些「學術所寄之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與之同歸於盡」。這就牽涉到第二點：在當時王國維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國文化的前途？王國維萬年對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前途，都抱著十分悲觀的想法。在那篇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里，王國維頗有些危言聳聽地預告「歐美之文化不十年間將剗滅以盡。予且見歐美數萬里之大陸將空無居人」。不但歐美文化即將滅亡，「凡以歐美之文化為文化，或己之文化力不足以敵歐美之文化者，並將隨之俱進也。」在王國維看來，中國文化的命運就是如此。讓王維感到心痛的是，如果說歐美文化的敗亡是自食其果，那麼「中國且學歐美人之破壞文化，以自破壞其文化」，而對這種前途，王國維悲觀地宣告：「世界最後之日將近矣。」
抱著這種悲觀絕望的情感，當北伐的烈焰熊熊燃燒起來的時候，王國維真切地看到了這種「最後之日」的降臨。葉德輝、章炳麟等都是他嚴重的中國文化「所寄」之人，當這些人或被殺，或被抄家，紛紛罹難之際，王國維看到的是中國文化的「劫竟變窮」。既然天不佑中國，既然中國文化與學術即將毀滅，生命於他便失去了任何價值與意義。他恐懼北平城破時受辱，他說「我受不得一點辱」，這固然是在守護個體的尊嚴，但對內心把中國道德文化視為最高之理想，把自己視為這種文化的寄命之人的王國維而言，他守護的何嘗不是中國文化與學術的尊嚴。在這種形勢下，王國維毅然做出「舉身赴清池」的選擇就不難理解了。在當時，只有陳寅恪能夠理解王國維的選擇，只有他能夠認識王國維這一選擇背後的文化意義，因為和王國維一樣，他把自己視為中國文化「所寄」之人。所不同的者，與一度幻想東方道德文化可以拯救人類文明的王國維相比，他顯得更加冷靜。他清醒地看到這種文化所憑依的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已經遭到破壞，已經不可挽回地解體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於是這種文化便很難擺脫自己的悲劇命運。果然不出所料，在大約四十年後，中國文化又遭遇了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規模的浩劫。在這場浩劫中，同樣為「此文化精神凝聚之人」的陳寅恪，便不能不「與之而同盡」了。
——節選自《傳統的幻象：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 羅鋼
陳寅恪曾經寫過一個碑文基本上說明了原因，「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其核心，王國維對這個時代失望，認為自己鍾愛的學問得不到發展，每況愈下，從而傷心之至。陳寅恪作為王國維的至交也算是知道其中真諦。
1929年夏，清華國學院停辦，該院師生為紀念這位傑出的學者，募款修造了這座紀念碑。碑文是陳寅恪教授所撰，語意深長， 為一時之傑作。其文曰：
海寧王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成懷恩不 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 其念，金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 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 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 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 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 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 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 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 千萬祀，與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碑式為梁思成所擬。閩縣林志鈞（宰平）書丹，郭縣馬衡 篆額。
按照王國維的看法，孫文勾結俄國顛覆政權。對於王國維這種人接受民國五族共和已經不容易了，竟然還要接受勾結外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這簡直是侮辱。所以他的死應該和反感蘇俄體制有關係。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處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前提：
人是靠精神活著的，所以人高於動物。
人越是文明程度高，越靠精神活著。
人越老，就越戒除和斷絕以前的習慣，這種習慣包括文化，包括行為，包括思想，包括信仰，等等……
膽子太小的人不敢自殺（死都不敢死），膽子太大的人不會自殺（死都不怕還怕活嘛），中間的會（自殺）
自殺的人一般在自殺前會有離奇舉動。
一般事實：
王國維是史學大家，飽讀古書經典，溥儀帝師，舊時代高級官員以及高級知識分子，信仰在當時看來也是偏於保守和瀕舊。
每年王國維都會去天津晉見今已退位的皇上。
時北伐軍已即將進入河北，北伐軍向來比較」革 命「，沿路砍了不少人的頭，其中包括一些大儒，比如說葉德輝。這些人是和王國維有接觸的，這讓王國維感到很痛苦，覺得自己也有可能會被北伐君所殺或所辱。期間有人勸他退避國外，他也常常去找吳宓或者陳寅恪去商議應對之策，但是王總是躊躇不定，」只是在居所里流淚「
自殺之前日上午，王國維還參加了學生的畢業典禮，期間表現，一切如常，還找學生說話，笑容依然。自殺之日，參加會議，參與討論下學期招生事宜。隨後還找人借錢。
結論：
王國維的好友陳寅恪所評價，王國維之死，非死於所謂逼債，所謂其妻紅杏出牆，而是因為他殉葬於文化。
當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的時候，他所表現的是理想和世界觀的崩塌，這對一個以精神和文明為支柱的舊王朝的知識分子來說是十分慘痛的。
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文人是來守護中華的文脈的，而現在脈已經斷了。
而且，」新「的大軍正在轟轟隆隆的襲來，即將打入京門，所以他才選擇了自殺，就像他遺書裡面寫的，」義無再辱「。
從微觀的角度來講，王國維最後的時日非常符合一個要去自殺的人的」正常表現「
長期的抑鬱，加近來的壓力，加多種不良刺激（舊儒的慘死，借錢、紅杏出牆什麼的，雖然不是導致自殺的直接或者根本原因，但是無風不起浪，對王老先生的不良刺激，卻必然是有的）……
One thing lead to another....
於是王國維自沉也是說的通的。
摘自《國學大師之死》同道
王國維遺書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16字意味深長。
王國維生於光緒三年，父親王乃譽也是讀書人，喜歡畫畫，能臨摹錢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國起義時，棄儒從商。他曾在日記中寫過對王國維的培養計劃：讀經書、考秀才、中進士，經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國維天資聰穎，16歲就中了秀才，之後到杭州敷文書院進學準備應考。
王國維自己有選擇地讀書是在16歲時，他在杭州以自己積攢的零用錢買了《漢書》的前四冊，愛不釋手，以究經史大義為樂，對八股時文不是特別上心。1893年、1897年兩次鄉試均名落孫山，非常灰心。如果在以前，他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另外就是選擇坐館教書或者當師爺去，他的父親就曾經在浙江溧陽當過幕僚。
但是這是一個列強入侵、朝政腐朽、思潮湧動的時代。
甲午戰爭之前，西學的影響僅限於國內沿海的幾個大商埠，中國的幾大書院都沒有西學的痕迹，科舉考試製度尚未被觸動，大多數的讀書人仍在四書五經的氛圍中。戰後，西學在國內陡然興盛，日本成為學習的樣板，學新學、救國家的風氣使許多人在傳統科舉考試的道路之外多了一個選擇——留學。20世紀頭十年中留日學生總數即達5萬人以上。
王國維順著社會潮流學習新學，但也像當時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有一種人生目標被顛覆和理想實現途徑被阻斷之感。就是在這種苦悶的情緒中，王國維接觸到了悲觀主義哲學。可是隨著他對西學思想的深入了解，逐漸產生了厭倦之情，認為西學的根本精神在於「競爭」和「貪」，中國人本以中庸為貴，但由於對西方的盲目學習而導致「紀綱掃地，爭奪相扔，財政窮蹩，國幾不國」。可以看出，傳統的「三綱六紀」執行得好壞，是王國維評判朝政的標準，他對於西學救國的主張是持批判態度的。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避居日本5年，回國後發現，社會風氣日見敗壞。他曾做《論政時疏》說：「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獨治也，故設官以佐之，而又慮君與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對代表著周孔統治之道的清朝體制念念不忘，而對西方人的立憲、共和，則認為是由貪心不足而造成的畫蛇添足。他寄望於廢帝溥儀能勵精圖治、重振朝綱，但是天下共和大勢浩浩蕩蕩，已無可挽回，溥儀自己也旦夕不保，這使得王國維思想上陷於絕望。
1917年，張勳復辟。王國維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滅。
1923年，王國維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個時候溥儀已經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內依然保持皇家體制，稱朕稱詔敕，保持君臨天下的態度。跟隨他的人，依然稱陛下，稱皇帝，不改忠義之心。王國維進入清廷南書房，屬於特恩直拔。由一個秀才榮升為「帝師」，欣然從之並深感溥儀的知遇之恩。
1924年，馮玉祥率軍「逼宮」，溥儀先藏於日本公館，後又移居天津張園，苟安一時。此時王國維已是受過溥儀冊封的命臣，對於革命軍撕毀民國優待皇室的條件非常憤怒，引為奇恥大辱，便約羅振玉、柯蓼園同沉神武門御河，後因家人極力阻攔、嚴密看守未果。
既然沒有死成，王國維在心理上便覺得名節有虧，遺書中說「只欠一死」，應當是指此次自殺行動，而「欠」字則代表名節有污，必當贖回。
蘇珊·桑塔格說：「他帶著所有殘篇斷簡、他的抗議態度、他的沉思和夢想、他的無盡的憂鬱，和他向下望的雙眼，將在最後審判面前，對他所佔據的全部位置和一直到死對精神生活的捍衛，作出辯護。」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陳演恪的說法，我沒有深刻的理解過當時史實，僅僅是內心覺得，文化的理想主義者，在看著自己傾注心血且在自己心中高於一切的事物面臨一種衰落和凋亡的時候，不願看到他的墮落而做出的一種選擇吧。
被陳寅恪發揮的太多了。實際原因不外乎以下幾個，清帝被逐，與羅振玉關係破碎，家庭悲劇，以及對可能到來的北伐的恐懼。
大清沒了，國家禮崩樂壞，大家在乾的都是禽獸的事。國家已經沒有希望，而自己一個人克己復禮太孤獨，就死球了。
你說他是奴才？在正統讀書人眼裡，只要尊行孔孟之道，就是華夏；那幫搞神馬新文化的，才是蠻夷。
王國維死亡原因眾說紛紜，殉清一說只是其中一說，未成定論。題主此問已有預設，即認定其為殉清而死。我建議修改問題。
溥儀的說法是王國維一直受到羅振玉資助，之間錢財往來比較混亂，後來不知什麼關係，羅振玉與王國維發生矛盾，羅要求王還錢。內務府大臣托王國維變賣一些字畫，王國維就托羅振玉，結果羅振玉賣了以後把錢留下，並且說王國維還欠他一千多元。
內務府催促王國維拿字畫賣的錢來，王國維又要不到羅振玉的錢，感到非常恥辱和尷尬，被迫投水自殺。
遺老們的說法更被普通大眾接受，說是王國維為大清而殉死了。
王國維是溥儀信任的少數臣子之一，因此對溥儀有知恩圖報的思想。他自尊心比較強，當時的局勢比較動蕩，北洋對小朝廷的羞辱已經過去，國民黨北伐又即將成功，北京政局非常慌亂，誰都知道即將來臨一場不小的動蕩。
當時的國民黨，在這些人眼中是激進，野蠻，混亂的，是李自成黃巢一類的東西。他們即將攻克全豫，距離溥儀退位至此已經十餘年，國家混戰不斷，自甲午戰爭以來，動蕩更甚，無休無止。很多有識之士對現實世界的期待破滅，要麼轉而沉淪，鑽營拍馬為斂財機器，禍國殃民。要麼絕望陷入毒癮酒癮的糾纏，在貧民窟中了卻殘生。
當時也是西方文化動搖東方文化基礎的時代，不少有影響力的媒體都宣稱漢字拉丁化，甚至廢除漢字，白話文運動新思想運動更是普遍，每每被主流知識分子所接受，宣揚。這對沉醉國學的王國維來說應該是無法接受的，他並不是守舊之人，對外國思想文化也有了解，甚至勸說溥儀留洋增加見識。可顛覆中國文化，徹底否認，是使他痛苦的事情。
我比較信溥儀的說法，是因為經濟糾紛自殺。其實是一個奇妙的故事。。。
1. 陳寅恪給他的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 先生之論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生於1877死於1927。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大敗。1895年馬關條約。1898年，變法失敗。 然後大家試圖挽救國家，羅振玉辦了農學會。王從家鄉到上海參與了維新派的時務報。後來他又去了羅振玉的東文學社。 等等，他是致力於文筆救國的維新派人士。心中裝有家國。但是又不問世事。 所以，國家貧困衰弱，思想之不自由是他選擇自殺的一個因素吧。
2. 下面這個我具體年份記得不太清楚了，大概闡述一下。 大兒子的離世，第二任妻子憤而出走，羅振玉的咄咄相逼。 這些個人因素，也是他投湖的一個因素吧。
我看過很多種說法，個人認為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山莊背影一文中的表述最為中肯，先生贊同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不是死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而是死於一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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