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有没有自己的史诗？
我在问汉民族有没有自己的史诗，两位朋友说没有……为啥？
没有文字的野蛮民族，常常用口授的方法流传自己的历史。口授的故事往往是押韵的，流传中故事就会变化，加进很多神奇的情节，这就是史诗了。汉民族可能很早有这类东西吧。不然司马迁怎么知道三皇五帝，大禹治水的事情呢？后来既然有了真的历史，还搞什么史诗。就好像你天天发微信，手写信件的能力当然退化了。
汉族是有史诗的。
即《黑暗传》。雏形有可能诞生于唐代，明代可能存在木刻本，一直保存在丧鼓仪式之中。由胡崇峻于1982年在神农架发现，90年代整理出版，在中外神话界早已知名。可以在道客88或豆瓣上免费查阅这本汉语第一史诗全文。
神农架在巫山。巫山又称靈山，在中国神话及史前史中有重要地位，是沟通天地之所在，也是神农氏活动地域之一、华夏与苗蛮融合地带之一。《黑暗传》以七言诗体为主，可见其成文较晚，是后期道教的产物，不像其他原生文明史诗均在西元前成文。
神农架地区还保留了其他汉族史诗。
通俗意义上大家所认为的汉族无史诗的原因如下：
一、古华夏族融合进程较早发生。与北非、西亚、南亚、南欧等地区不同，东亚地区中原民族大融合进程上古即相当成熟，即汉族之前身——华夏族。与此相比，这个进程欧洲至今尚未完成，现在还停留在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阶段。单一民族有利于保存神话，因为神话是史前史、“一家之言”。而中国上古神话在民族大融合中面目全非，目前可明显发现至少存在三个谱系：帝俊、炎黄、祝融。想象一下整个欧洲神话——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凯尔特神话、日耳曼神话被揉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首先神系会混乱，这要看谁的祖先更厉害，更要看谁的子孙更厉害，炎黄之所以能排挤帝俊、收纳祝融，道理在此。然而要明目张胆地僭越也绝非易事。由于中国上古东、西、南三集团综合实力基本均衡，结果是被征服民族与征服民族之神话谁也吃不掉谁，从龙的形象中可以看出（这与包容的中国式思维也有关系）。总之，民族过早融合使得汉族神话过早失去了清晰的谱系，很难捋清——这个进程尽管在秦汉有所努力，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可见，神话的融合要迟于民族的融合。想象一下如果整个欧洲统一，千百年后会不会出现欧洲神话？宙斯、奥丁谁是主神？其实这个过程一直在悄悄进行，希腊神话吸收了西亚、北非神话，基督教神话吸收了希腊神话，星期二Tuesday、星期四thursday即北欧神话中战神之日、雷神之日。万年之后有无地球史诗？
二、汉字特点使得史诗较难记录。原始史诗是口头文学，是长篇的背诵。而汉字力求简洁。汉字和汉语当然同源，却又是两个系统——在中国，书面语和口头语是不一样的。殷商时代的人绝不会像甲骨文那样说话，汉唐时代的人也不会像文言文那样说话。所以，中国的原始史诗较难像其他古文明一样转换为文字，只能长期以口头传播。转换成文字的都很短，比如《诗经》、《楚辞》中有一些史诗，天命玄鸟和履迹生民是很著名的。所以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汉族没有长篇史诗？”其中语言与文字的差异就是一个重要而简单的原因。《黑暗传》之所以在七言诗成熟之后才诞生，就不难理解了；而它的真正源头一定更早。
三、文化精英对神话传统态度所致。一方面神话难以转化为书面文字，另一方面，又有一件“天大”的大事。西元前11世纪，周人推翻了殷商和殷商人的“上帝”，一神教被拜天教（姑且以此名之）代替，中国成为“天下”。拜天教天人合一的特征更加明显，对天（自然）的信仰与对人（祖先）的信仰合一，本质上是个哲学范畴，不是宗教范畴，或者说是超越宗教的范畴，因为“天”既是非人格的，又是通人性的（这又涉及到另一个大问题——中国有没有宗教？那些说没有的，或者把道教甚至所谓儒教当成中国最早、最大宗教的，根本不知道中国殷商时代是以上帝为至尊的一神教，更不知道中国有凌驾一切、延续了三千年的“拜天教”）——无论如何，自西周起，中国从神话时代、英雄时代进入了圣贤时代，人们逐渐不信神了（由于天的概念过于先进，又被天子垄断，后来还是被外来宗教填补了空虚）。周人当然有自己的原始神话（如《诗经 大雅 生民》），然而他们很理性，把殷商的神要么打压要么收编（据一个意大利学者的研究，殷商的上帝传到西亚，犹太人吸收了这个概念，正式接受一神教，亦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同时极力推广“道德”的天和“道德”的人。到了孔子，虽然对上古神话颇为了解，却对之刻意采取回避改造态度，“不语怪力乱神”；如果有人偏要问，他便尽量往理性的方面去解释，比如著名的“夔一足”和“黄帝四面”两件公案。明明是殷商之雷神“夔”只有一条腿（闪电打到地上，大多是一条。也有说是袋鼠的），他却说夔是一个贤人，治理天下只要他一个就够了；明明是黄帝有四张脸（象征四方，加上中方便是五方），他却说是黄帝派人治理四方。在这样的导向下，神明几乎全被纳入理性的历史系统中了。最厉害的是司马迁，他是要写历史的，虽然炎黄大战等神话被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但他的视角无疑是历史，他觉得不像历史的全都略去。他四处周游采风，一定听闻过不少口头史诗。古代的文化精英们很少重视神话，认为不值一提。要么像庄子，为了佐证自己的思想；要么像刘歆，为了助力国家的统治。说到刘歆，他使得《山海经》这部光耀千古的中华三经（易经、诗经、山海经）重新获得短暂的官方重视，居功至伟。《山海经》一书，直到现在才有人开始真正意识到它的价值。但可惜它是散文，不是史诗。总之，由于精英不加重视，没有在先秦、两汉这最关键也许是最后的关头帮助保存传播史诗（只保存了只言片语），历经天灾人祸，史诗在民间更易散佚。《黑暗传》能流传至今，当属奇迹。
四、史书传统盖过了史诗传统。从《山海经》发散开来，可以看见中国古代散文与韵文功能的分化。华夏是以历史为信仰的民族，历史是很发达的，何以没有长篇史诗呢？原来，这个功能让位与散文了。韵文逐渐用来歌咏情感。从《诗经》可以看出，尽管孔子编诗，排序有其匠心，然而实际上自古至今人们就喜欢“风”超过了“雅”，喜欢“雅”超过了“颂”，所以诗歌被称为“风雅”，史诗功能浓郁的颂被敬而远之。古典诗歌是抒情诗一统江湖，史诗、叙事诗凤毛麟角。其根本原因，还是长度的关系。人们不爱去编辑承载历史的诗歌，而将此重任交给了散文。官方与文人高度重视史书，至今蔚然已是二十四史，全人类没有这么干的。如果这是史诗，其长度又该如何？
最近朱大可的新作《华夏上古神系》也对此问题有所论述，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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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里的《生民》《公刘》《玄鸟》《长发》都可以算是史诗吧，只是长度不够，问题是咱们老祖宗就喜欢这种短的，长篇诗作也就《离骚》《孔雀东南飞》比较长。
洋气加成，看到是西方的自觉就跪着听了
这个问题的回答，整体上拉低了知乎的水平，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有的答案直接鄙视史诗，有的还把史诗和所谓的”汉民族史书“去比。
照着这个逻辑，西方也可以用微积分和中国古代数学去比了。
回答问题的正确姿势，首先要搞清楚问题的内容，那就是：什么是史诗！
很少答案给出恰当的定义。有些甚至连什么是史诗都不清楚，就鄙视之。将无知者无畏发扬到了极致。
以下观点来自饶宗颐先生。
史诗epic，来源于希腊文,
拉丁文写作epicus，含有”对话“的意思，”narrated in a good style“,用雄伟的风格说出的文体。
也可以说是一种"赋"，也可以说成是叙事诗。（见清水茂：赋与叙事诗）
史诗需要有如下特点：
1 必须是口口相传的(oral)
2 必须与宗教信仰结合
3 描述了一个民族的各种典礼，如荷马史诗中对各种祭祀过程不厌其烦的描写。
4 对于战争有着极其详尽的描写。
5 要有大量的歌颂神明的赞歌，并且尽量的突出英雄人物。
汉民族古代应该有自己的史诗，但是我们古代有史官一职，史官的习惯是记言语与纪事
是分离的。看尚书就明白，纪事则是那种偏重时间日期的风格，而且要做到“极简”，比如春秋。
对于事态的描写多采用省略的手段，从殷商甲骨文看，省略是古代汉语的一种常见的修辞特征。所以每对神话进行故事性的描写。
至于诗经中的周南等章，描写了祖先的功绩，其实已经有了史诗的影子。但是诗经的周南等篇
的体裁是“雅颂”，所以不是史诗的叙述形式。中国文字的不通俗，也阻碍了史诗的流传。
而且中国史家，作史主张“尚简，用晦”，所以详尽的文体不受欢迎(还记得“逸马斃犬于道”的故事否？)
直到唐朝，才有了通俗的“变文”，衍生为弹词。每句7字。与世界各国的史诗已经很相近了，但是出现太晚，传说神话已经定型，没有发展成史诗。这也是中国文学体裁由繁到简的例子。
所以在文化没那么发达的少数民族，反而把自己的史诗保存了下来：
比如西藏的格萨尔王传
瑶族的密洛陀，有80多万行，不必印度的差。
再重申一遍，史诗是口头文学，将先民的想象，神话和事迹代代相传。而我国汉族是书面文学开始就占统治地位，由于书写的速度远慢于口头传播，所以风格变成与史诗相反的简约记叙。这也造成了先民中口头传播可以成为史诗的内容的失传。
下面是维基对史诗的定义
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
Albert Lord和Milman Parry主张经典的史诗基本上是口传形式流传的。在文字尚未出现时，史诗最初是纯口述式记录的，在传达过程中，听众聆听史诗后，会用口述形式将史诗世代相传，随着时间而增添情节，最后被整理、加工，以文字记载成为一部统一的作品。这类史诗的代表有荷马的史诗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另一种为文学作家以特定的观念目的有意识地编写而成的“文学史诗”，这类史诗的代表有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
epyllion是另一种篇幅简短的史诗，字源来自古希腊文?π?λλιον，意思是“小的史诗”。epyllion一词在十九世纪开始被使用，其叙述的
内容通常是浪漫或神话的主题，经典的epyllion例子包括《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中关于Nisus和Euryalus的故事。另外，epyllion亦
指一些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特别是那些受奥维德影响的作品。
而且史诗的作用并不像某些答案里那么简单,以下是一篇学术文章，讨论了史诗的部分作用
在世界各地，有相当数量的史诗具有在特定人群内建构和表达认同的功能，于是，史诗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了史诗叙事语词所传递的直接信息，它与群体认同、社会核心价值、
行为规范等许多超越了史诗文本的意蕴密切关联。史诗作为特定群体自我辨识的承载物，以超级故事的形态宣示了特定社区或地区或族群存在的合法性与话语权。这些故事也因为将神话与历史糅合起来而显得格外宏大、神圣与崇高，同时给认同行为及结果提供基础。在不同的演述传统里，史诗产生的认同辐射范畴大小各异，力度强弱有别，呈现出个体认同、社区或区域认同、民族认同等不同表现形式。
自亚里士多德起，史诗在西方诗学理论里长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一种以史诗为尺度之一的文类等级秩序逐步得以确立，其标志便是许多学者都将更多的目光投注到史诗上，并各显其能地广泛谈论史诗问题，如史诗与历史的关系、史诗的社会文化价值、史诗的艺术结构和手法等等。
史诗认同功能论析
朝戈金 冯文开
有文化的都写字，没文化的才唱诗。
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居多，叙事诗本来就少。另外中国诗歌的起源，诗经，是有编纂的民间小调，宫廷音乐等组成的，不具备记述历史的特征，而我们最早的史传文学《春秋》又是由散文写成，不具备诗的特征。有意思的是，编纂诗经和春秋的据说都是孔子，他老人家自动把这两个事分开了，他的徒子徒孙们也就没再往一块捏合。
另外，司马迁的史记被评价为无韵之离骚，我觉得这个份量，真是完全够了。
在中国，历史记载很早就成为严肃系统的工作。就像考试写作文你写诗上去，八成会被老师请家长。
领导让你写党史，你弄个小苹果版的，领导不削你才怪。
平森第一次在知乎胡扯，手机处女答好紧张……我不懂规矩哎，诸君打脸要轻 请勿血战～
先贴上@竹取姬朋友的回答
“
贴一段钱钟书的《谈中国诗》，也提到了中国诗没有史诗这一现象，但是并没有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只是解释为中国人“流毒无穷地聪明”。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
下面是我的回答：
仅“在中国学术史上…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宾四先生语）的唐代，中国人就编纂完成了梁书 陈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晋书 南史 北史 八部正史，创作了五万多首诗和两万篇各式文章。
到了八世纪 唐末，地球另一端高贵的昂科鲁萨克逊人才刚完成了传奇的《贝奥武夫》（写在纸面上大约是此后一百年），这部“欧洲文学三大英雄史诗”中最早的史诗。
史诗这种高大上的东西，还是留给不发达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前辈们（绝无贬义）去写比较好，原因前面得赞高的几位答主已经讲清楚了，我一直觉得汉人真不适合搞这个。
对了，既然提到《百喻经》，不妨乱弹几句。百喻经对小乘佛教多有批判，所以其成书很难早于公元五世纪，当时中国人也很难掌握“没有下两层的三层楼”这种牛叉的建筑技艺，只能去造一百几十米高的永宁寺塔这种踏实点的建筑，所以中国人确实聪明，绝不至于流毒到印度三哥那程度。
非要说中国当年不搞“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嘛，也不正确，因为有个五世纪的悬空寺还在那摆着呢。
由此看来 虽然都姓钱，但有些中国学人的逻辑还真是够简陋的～
汉族自古以来就有官方修历史的习惯，从先秦起就从未断绝，官方史诗都清楚记载四千年前发生的事了，哪里用得着野史去扛记载历史的大任。
欧洲十字军东征前自己历史都不知道，都是自己牛逼只够吹，我们祖上就很阔。不明觉厉就信了，其实阿Q精神存在每一个没有底气的民族和世界中
贴一段钱钟书的《谈中国诗》，也提到了中国诗没有史诗这一现象，但是并没有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只是解释为中国人“流毒无穷地聪明”。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中国没有史诗，并且说《诗经》中没有。
《诗经》中确实有啊。《大雅》的 《文王》《大明》《公刘》《緜》《皇矣》等等均是。这些篇章追述周民族的起源，周代先祖的功业，记叙重大的历史事件，篇幅都非常长。又《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诸篇，记叙商民族的起源，商代帝王的功业等等。虽然每篇不长，但加在一起篇幅也不短了。这还只是随手举之，《小雅》《大雅》和《颂》的长篇叙事诗非常多，远超过以上数目。若与西方史诗相比附的话，相类似的为数也不算少。
今天一般认为，《诗经》的成书过程大体先由地方采诗进献，再由乐官编辑而成。于是从《诗》中现有篇章可以推想，其实在地方上流传的长篇历史叙事诗实际上更多、更复杂，《诗》中的只是选取的一部分而已。有很多可能后来就亡佚不传了。我们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要啥史诗，要啥手表
近代西方文明碾压几乎全世界。国势强势文化文明自然也就让落后特别是不发达的地区觉得人家好有型好帅的感觉。然后西方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这类作品就瞬间在许多国人眼里变得高大上了，捎带着我们的史记等史书好像土气似的。对强大的向往是人之常情。我们很早就有史书了，记述完整严谨，还要史诗干嘛，况且诗经刻画列国诸侯国土民情，也能算史诗性质吧。
外一篇：西方信史自1582年起
————论中国为何要采用孔子纪年法
在没有写此书之前，我对历史是深信不疑的，然而当我真的需要一个严格而真实的历史时，才发现是如此之难！因此，我的中国及世界各国《社会形态演化时间表》的制定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除了那些能被直接应用的真实历史之外，我不得不采用世界各国文学家及历史学家们的“浪漫历史”。尤其让我感到可笑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及我国采用的所谓“公历纪年（亦称西元，格利高历）”竟然是一个十分不严谨的历史产物，内心不由感到历史竟是如此的荒唐！因此，相信您看了本文之后，就会认识到我把中国历史推到一万年前及采用孔子纪年是相当正确的，下面就让本人拨开历史的迷雾为您解读一下历史的真相吧！
一、编年史才是信史
中国有官方编年史和民间野史之分，准确的官方编年史是从公元前841年的周厉王共和元年开始的，这是准确的官方记载，中国历史从此虽然有朝代更替，但是对历史的记载从没有间断过。因此，从公元前841年至今的中国历史是完全可信的，这是中国的信史时代。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由于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因此被称为准信史时代、传说时代及神话时代。在信史时代，有许多民间学者也编撰了一些具有史书性质的书，这些被官方称为野史，其实很多的野史是比较真实的，但大多不被学者所采用，与此相应的是官方的编年史则被称为正史。
中国编年史的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是与中国完善的历法及地理环境有关，首先，从黄帝开始中国的天文学就异常发达，到夏朝时的夏历开始，历法就相当的完善了，这是中国能建立准确的编年史的外在条件。其次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国家的稳定与统一是农业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是中国历史记载如此准确的内在原因。总之历法在中国是一个关系王朝能否稳定存在的大问题，因此中国的各个王朝无一不是极其重视历法及历史记载。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的历法纪年及历史记载相当的混乱：首先，西方不是天文学发源地，他们的天文学比较落后，西方历史上使用的儒略历法是来自于古巴比仑和古希腊。其次，16世纪之前的西方各王朝走马灯似地转换，他们每建立一个新王朝，往往就要毁灭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烧前朝的图书馆和杀害异端。第三，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字，整个西方世界一直没有建立起象中国汉字那样的统一文化，其文字的传承性极差，即使是一百年前的书后人难以识别，更不要说千年前的文字了。第四，古代的欧洲、阿拉伯地区及印度没有甲骨，没有竹简，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术，只有羊皮卷，这如何记载那些百万字的所谓古希腊哲学家的巨著呢？相比之下，《易经》、《老子》和《论语》三大民族经典却都只有五千字。在没有良好文字介质的情况下，再加上保存、战争等原因，西方其实根本没什么真正的古典著作留传下来，那些所谓的古书不过是16世纪后的一些伪书而已。因此，西方历史上很难建立出以统一语言文字和统一时间次序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信史——编年史来。
西方在16世纪之前一直使用儒略历法在西方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乱。西方历史上开始建立比较严谨的历法是在16世纪后期，罗马教皇格雷果里正式下令和组织教会中的学者们进行了比较准确和统一的历法推算和测定，并于1582年在西方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规定了基督教所有教区内的统一历法时间，这就是格里高利历。因此西方的历年次序理念和其准确历法的产生是相当的晚。准确的历法是编年史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西方的历史的准确性是极差的，这是由其文化和生存环境决定的。
研究后的结果是：西方的信史只能从公历1582年算起！这完全出乎的的我意料之外！在此之前我总是以为西方的历史是相当的准确的。因为在历史课本上西方的历史年代是相当准确的，而且十分久远，反而是中国在公元841年前的历史都有一个“约”字,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没有编年史的西方信史只可追溯到1582年！信史只有500年，同样西方文明史只有2500年，而中华文明史有10000年，信史则至少也有3000年，这就是在本书的《社会形态演化时间表》中为什么要在有关1582年前的西方历史和中国公元前841年的历史都要加一个“约”字的原因。
有准确历法才有编年史，有编年史才有信史；西方无准确历法，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编年史，故西方文艺复兴前无信史！西方的历史大都是在参考阿拉伯与中国的历史后按照自己的需要编出的“浪漫史”！其真实性与中国的编年史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考古形式的西方信史
西方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中国准确纪年的历史惊讶无比，因为中国的历史超过了西方经书记载的洪荒时代。因为按照《圣经·创世纪》等篇章制定的犹太历法，从天主创世到十六世纪的人类历史一共才“五千五百五十年”。这样中国经典对既有的西方知识体系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圣经》和神学上的很多基本的知识变得不容易确定了。可以说，中国古代经典及其纪年汇入欧洲思想谱系，给大部都信神、宗教情节严重的西方人造成的惊愕和恐慌是中国人所不能想象的。这就是当时的西方人为什么大造伪书和当今极力贬低中国历史的原因所在。
治学态度严谨的西方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前的历史大都做模糊的简单介绍，如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1776年），美国的历史学者汤普森（公元1869——1941年）等。汤普森就在自己的《历史著作史》一书中对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著作做了考证和介绍，根据他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残篇残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会的杜撰本。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这是完全符合西方的真实历史的。
但是西方更多却是一些生性浪漫的人，他们非常善于说书，会凭空创造一个西方的浪漫历史。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公元1737——1793年）那样，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几乎凭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因此，西方历史大都是“故事”。
然而中国历史学界和哲学界不知是何种原因，他们在编撰西方的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大多都将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书或者思想史著作当成为了“信史”，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编篡的“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编撰的历史书和思想史专著还要“可信”。
这是中国的学者没有注意到西方没有编年史吗？我想应是其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代儒家文化已衰落，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已是弱势文化，这导致了中国人话语权的丧失。第二，中国政治经济的落后西方，导致国人严重的崇洋媚外心理情节。第三，传统满清民族压迫而遗留下来的民族奴性（详见本书《理学之辱》一文），使民族精神难振！因此中国史学界、文化界的精英们才宁可信西方人的说书，也不信自己祖宗的口口相传和文字记载。
其实，西方社会真正开始进行所谓“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这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上卷 P 3 商务印书馆）。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但这种考古形式的“信史”是不能与中国的编年史相提并论的。
但正是在西方浪漫史及所谓“信史”研究的直接刺激下，中国的官方开始编撰自己的浪漫信史——夏商周断代史工程。这说明世界上的史学家们都很幽默，但更有趣的却是西方人，他们自己在搞所谓的信史，却大声质疑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干什么！其目的是相当明确：西方人是要把中国踢出文明古国之列！打击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自信心，让中国人永远落后。
西方人用他们的天才创作了西方社会的浪漫信史；中国官方用“夏商周断代史工程”创作了那一历史时段的浪漫信史！我想我应向他们学习，我也创作一个中国的社会形态演化史，来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我《社会形态演化时间表》是严肃的，因为它还有个“约”字！
中国及世界《社会形态演化时间表》：略，详细请见前文。
三、耶稣纪年法不如孔子纪年法
现在西方、中国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公历纪年，也就是以耶教耶稣的诞生日为公元元年，在此之前的称公元前，在此之后的称公元后。但事实的真相却是相当的有趣，因为对耶稣的历史记载却只有两条。一条见于《马太福音》，另一条见于《路加福音》，这两条史料恰恰又是不一致的。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出生在古犹太阿罗王死去那年，则耶稣应该出生在今天所谓“公元前”第四年。而根据《路加福音》，则耶稣出生在罗马帝国人口普查那一年，则应是公元第六年或第七年的事。也就是说，耶稣诞生日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历史记载。其实耶稣诞生日是在公元六世纪初时才出现的，是由希腊正教修道士狄奥尼西杜撰出来的。在后来西方文艺复兴时，经宗教改革后，在1582年的新历——格里高利历，才被确定为公元元年。这无疑是历史的错误，但可悲的是却被中国奉为了真理。
反观中国的历法却是无比的悠久，在伏羲时有“大山历法”、黄帝时有“调历”、少昊帝时有“太昊太初历”之说，到夏朝时出现了精准的夏历，它成为中国使用最久的历法，其后中国纪年，虽有波动但都是以夏历为准，如汉武帝的“太初历”。以夏历和甲子纪年为工具，中国从公元前841年进入了精确的编年史时代。
从清末西方耶稣纪年法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就有强烈的呼声要以黄帝纪年或用孔子纪年，如康有为等，这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但是在建国以后，传统文化彻底没落，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作为“四旧”的夏历都要被改称“农历”。夏历虽然被改了名字，但它仍艰难地生存下来，它与中医成为传统文化仅存的硕果。
其实，有中国编年史的作为强大的后盾，采用孔子纪年法是最为合理的，其精确性是远远强于用耶稣纪年法的！但采用黄帝纪年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在黄帝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编年史。
对孔子与耶稣这两种纪年法的选择就好象有两个标尺，一个非常的精确，而一个用得人多些，我们该用哪一个呢？毫无疑问，我们当用精确的，这就是我们要选择孔子纪年法的原因所在。
中国人是应当选择孔子纪年法和夏历的，它不仅仅是精确纪年的问题，其实还有振兴传统文化的问题。具体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精确性上，如前所述，以中国编年史为后盾，孔子纪年法无比精准。
第二，科学性上，夏历是阴阳历，而不只是阴历或阳历，是兼顾太阳和月亮运行规律的历法，因此夏历最符合自然规律的历法形式，其科学性在各种历法中最高的，与人类生活结合最紧密，对社会的指导作用最大。
第三，文化上，中国是文化至上主义国家，民族是文化意义的汉族，中国文化是应建立在圣贤文化的基础上的。相比之下，耶稣是宗教人士，而不是文化名人，使用耶稣纪元使中国的宗教色彩一下子浓重起来，这几年圣诞节兴起就是明证。使用孔子纪年，可以明确地告诉国人，中国要坚定地恢复圣贤教育，重回圣贤国度。
第四，政治上，中国历朝历代无不重视“正朔”问题，《易经》首句“元亨利贞”就说明中国人是极其重视“元”的问题，如元朝也正是取此句之意建立的国号。使用“西元”，已是自居人下，已把正朔让于它人！民族自信心已失！
第五，传统上，历法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如阴阳、五行、干支等，这些理论渗透在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在。甚至是我们的语言、行为、思维、生活习惯及民族节日都离不开我们的历法，如春节、清明节、仲秋节等。
任何文化都是即有精华也是有缺陷的，如果传统历法的缺陷是可以克服的，为什么不是去纠正而是全盘抛弃呢？以民族历法的精华为核心来吸纳其他历法的精华而再建立一个完美的孔子纪年，让中华文明传之久远，不是最正确的作法吗？
如果实行孔子纪年法，不仅要继承传统历法的精华，如二十四节气，还一定要吸取耶稣纪年的优点，如星期的设置。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中国人的文化特点可把第六天定为文化休息日，让人们有时间从事各人的爱好，从事休闲体育文化活动；按照世界其他民族宗教情节较浓的心理，把第七天定为宗教礼拜日，把它从耶教扩大到所有的宗教，让所有的信教群众都能在心灵上得到慰藉。
我们可以把孔子纪年称新公元，简称公元，而耶稣纪年则称旧公元或称西元，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二者通行并存，但最终是要废止旧公元的。在需要并行时，可写作“孔元／西元”，如2559／2008年或2559.3.4／2008.4.9；一般情况下就只写孔子纪年，如2559年3月4日。
请国人记住：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信典最多最实和最古远的唯一国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文明都不能够相比的，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所有的伪史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中国的编年史！
（注1：在文章中使用的仍是耶稣纪年，这是由我国的法律所规定的；文章的最后加注孔子纪年，这是我神圣的职责所在。注2：本文主要参考百度贴吧之《关于西方历史的真假问题》，作者不详。网址：贴吧404 。）
游吟诗人经典篇目《武二郎传》，”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
章回小说的确就是汉语文学现存的最接近史诗的东西。
当老祖宗几千年来留下的高质量书籍多到几乎任何一个类别常人穷尽一生都难以通读完一遍的时候，哪怕是把选择范围大大缩小，只是找出一本大家公认的史诗，仍然是不可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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